画画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画画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含蓄；山水；意境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18-02

一、山水画的宁静

中国山水画给人的感觉是宁静而不缺乏活力，淡雅而不缺乏张力。中国画追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中国人从心灵深处渴望心灵的安静。我们希望在山水画中远离尘世的喧嚣，找到心灵的驿站。

（一）山水画是文人陶冶性情的途径

1、画家修身养性是为了追求心灵的安静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艺术的功用，就在于以审美的感化力量使社会性的礼教规范在个体心灵中得以建立，通过艺术内容（质）与形式（文）的“尽善尽美”，培养出“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也就是说，中国人理想的性格中有安静的一面，只有学习了艺术、文学，才能有礼、有道德。有静的一面才能在“记忆规则”中体现理性价值，体现社会伦理意义的彰显。而不是西方的“技艺性生产”需要把握事物规律的那种理性知识。

2、山水画中的善

山水画是以山、水、院落、石头、树木、人物为主要题材的画，追求的是尽善尽美。山、水、院、亭都体现出一种自然地和谐的美，可游、可居、可观。

西方风景画画论的“规则知识”是求真的工具，规则需要不断修订完善以利于把握客观本质。所以，西方画论崇发现、创造；中国画论尚修养、继承。①

（二）山水画的诗意追求

中国山水画题材除了山水以外，植物多以梅、竹、松、枯木为多，寒石、雪景都有它们自己人格色彩，体现出画家对诗意的追求。

西方画家多以写实的风景为主，不会特意强调诗情画意。

（三）中国山水画强调“意境”

中国称西方为风景画的画为山水画。山水寄托了中国人的情感、哲学及民族意识，中国的山水画已成为一种国家的民族的灵魂象征。

中国山水画强调的是“师自然，源心境”。 中国文人习惯在画中表达内心的情感——喜、怒、哀、乐，并将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把对客观事物在主观印象中的感觉，加以提炼、概括，以“写实”的笔刻画出来，这个“写实”是讲究内心的“实”，而表现在画面中是一种“虚”，是一种“心境”。也就是把客观之境和主观之情结合在一起。客观之境表现的是画家的情绪、情感。

而西方画家重科学、讲理性，在画中突出的是比例、个性、色彩、光线的明暗等。

（四）山水画的墨与色

在中国山水画中，据载，文人作画占据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笔墨丹青，隋唐以后，论画作画则成了文人必不可少的修养。他们的山水画作品在色彩的运用上，和民间画家大胆的鲜艳色彩不同，有一种深沉哲学趣味及知识分子细腻视觉感觉和情感体验，是溶文学、书法、山水画于一体的水墨样式的山水画。

虽然中国的山水画也有色彩比较丰富的青绿山水，但文人画还是以水墨山水为主，色彩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五色令人目盲”，虽然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到清代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色墨交融”，如王原祁的色彩论。但在色彩的运用上依然追求朴素、淡雅、柔和的色调。即使有色彩之处、也是以宁静、淡雅的色调为主。而西方风景画家在色彩的运用上要大胆的多。色彩丰富是西画的主要特征。

二、中国人的审美特点

（一）中国人欣赏的“味”、“逸”

在某一幅作品中我们很难明显看到画家自己情绪的影子。中国人以含蓄、内敛、感性、情感不外露为代表，追寻一种“似花非花，似梦非梦”的境界。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是文人画的成熟的代表时期。这个时期的文人是为了逃避现实，隐藏在山水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自己的情感以山水画形式表现出来只能是含蓄的。有没有“味”成为山水画有没有“意境”的重要衡量标准。

“味”。就是画面里那种渗透文人士大夫的清高、旷达、超脱、飘逸的诗化人生体验。

孔新苗在《中西美术比较》一书中提出古典山水画品评的主要标准是： 1、将画家的人品修养与作品的艺术质量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品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高尚人品的文人才能画出有好的优秀作品。

2、把不拘形似但又不失“形似”的“得之自然”、“出于法度之外”（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作为山水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形神要统一。在艺术上苏辙反对空的形似，主张画时既要写形又传神，形神兼备，而又自然天成。

3、最高格调的逸品之画同次之的神品之画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味”。也就是画面里那种渗透文人士大夫的清高、旷达、洒脱、飘逸的诗化人生体验。 就是画既要耐人寻味，还要有自己的感觉和风格，而这种风格就是表现出画家人生体验的一种笔触、情怀，或清高或洒脱或飘逸。

而“逸”，“作为中国画论对审美心态、创作趣味和画面手法的重要品评概念，集中代表了中国古典画论的运思空间比较于西方美术理论的迥异之维。”②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逸”就是强调创作自由，无法而法，任由性情自然充分表现。有自己的个性。

（二）中国人喜欢的“雅趣”

中国山水画的风格不仅讲究独特，还强调“雅趣”，也就是无“俗趣”。而“雅”就是不俗。

篇(2)

初中海，号一道，斋号弘堂，一九五六年生于山东，现为『一道北京画馆（初中海艺术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初中海山水书法工作室导师，黄宾虹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国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出版有绘画专集《一道山水》《初中海画集》《初中海画册》《一道焦墨山水》和《大道至简――一道山水》《大道有形――一道焦墨山水》，书法专集《初中海书法集》、《初中海草书千字文》。出版理论著作《一道论画》《一道论焦墨》《一道论焦墨要旨论略》《大道・大雅・黄宾虹》《一道论道初中海教学论稿》。

绘画与书法作品和理论文章先后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画观察》《国画家》《美术报》《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信息报》《收藏》《中国收藏》等几十家专业媒体和主流杂志作专题发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等众多栏目多次予以专题采访报道。

对于当下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许多有识之士都有一个“通感”，就是不耐看，禁不起仔细打量和端详，缺乏可读性。对此我认为症结有二：一是格调低，二是笔墨差。感慨之余，我对症下药开出八字“药方”―― 正本清源，贴近文脉。

初中海的焦墨山水，让我眼前一亮，画得有“意思”，很有他自己的个性。元人黄大痴说： “画不过意思而已。”这话说得非常朴实也很有内涵。一个“意（意思）”字道出了中国画最本质的艺术特征，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精神特性的追求。唐人张b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宋代的郭若虚说： “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黄修复讲究“情高”、“格逸”，大米主张“山水心匠”，小米强调“心画”，清初的苦瓜和尚说：“夫画者，从于心也者”，说的都是英雄所见略同的话。中国山水画，它不是大自然山水的“照相机”式的“再现”，而是画家“胸中丘壑”的笔墨“表现”。清人唐志契在他的《绘事微言》中有一段话： “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适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准绳也;笔之所在，如丰神秀逸，韵致清婉，此士大夫趣味也。”讲“笔”，“士大夫趣味”，正是初中海焦墨山水的“意”之所在。

一提到焦墨，让人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我前面所提及的张b了。他在当时很擅长画山水和松石，画史称： “张员外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旷古绝今，未之有也”，只可惜我们这些后人没有眼福，他的画迹只是见于文字记载却没有流传下来。他尤其擅于画松树，据说可以“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 ，一为枯枝，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这种枯枝，应该是焦渴之墨。北宋人画山水，也是“多用焦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范宽。南宋的马远，也喜欢用焦墨画树石。元明时期，“元四家”中的倪云林爱用渴笔淡墨，丰神秀逸，有一种红尘散仙的潇洒。其后有新安画派，其中以最为黄宾虹所称道的梅花古衲渐江、垢道人程邃为代表，这一派的许多画家都喜欢用焦墨。黄宾虹晚年画了许多非常精彩的焦墨山水。初中海的焦墨山水，从黄宾虹起步，一路上行，追溯古法，甚至于远古时期古老的彩陶上漆黑的纹饰，他都有一番苦心的揣摩和思索。他的画儿，有“本”有“源”，可以说是本固源远，所以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艺术成就，独树一帜于当代画坛。

关于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我总是强调一点，它是通过笔墨来表现自然，而绝对不是通过自然表现笔墨。笔墨，对于中国画，特别是写意绘画而言，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完全可以说一幅绘画的笔墨韵味，正是中国画有别于西方绘画的独一无二的“标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初中海的焦墨山水对于长期以来只是更多地关注“画什么”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怎么画”的当代画坛而言，确实是一座风景殊胜的高峰。自古以来，以书入画就是中国画范畴内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命题。唐代的张彦远是第一个率先提出并大力肯定这个命题的人物，他说：“书画一理，画着必知书，明八法而通六法，乃笔势笔趣之转运。”而后，从北宋苏轼、文同、米芾等这些大文人们参与绘画开始大力倡导，到元初的赵孟\大张旗鼓地高举“书画同源”的旗帜，再到清代咸丰同治以后，碑派书法大兴，出现了一大批以书入画的画家，比如当时非常有名气的赵之谦、何绍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名家。这些人都是功力极其深厚的书法家，在绘画创作中都使用了苍劲古朴的金石笔法，达到了一种老而弥辣而又格外耐人寻味的笔墨境界。以书入画，画含书趣，脱略形似，抒写心性，讲究笔墨情趣，追求神韵，画重内美，这就是初中海焦墨山水的“殊胜”之处，其“士大夫趣味”之所在。他能够以自己几十年的书法功力，用饱含着书法意趣的笔法在画面上一笔一笔地“写”出来，那么老辣、那么遒媚、那么沉着、那么凝重、那么古拙的繁富而又千变万化的线条，通过笔线之间虚的和实的、疏的和密的，疾的和涩的、奇的和正的等等诸多方面的对比、铺陈，构造出自己的“心象”山水。大家都清楚，“骨法用笔”是绘画六法中的第二要法，中国绘画艺术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开始，线型艺术便为最主要的艺术语言，这个艺术规律沿着历史的长河一直到今天也依然没有过时。初中海焦墨山水中的书法意味浓郁的线条，非常有特色。只用焦墨，不用水，但是他的线条却能够呈现出浓、黑、枯、干、竭这些丰富的墨色变化，呈现着一种干裂秋风润含春泽的笔墨审美，体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正如黄宾虹所说的“国画民族性，非笔墨之中无所见”，这样的笔墨在当代画坛来讲是很少见的。

“艺必以道为归”，道技一体，以道御艺，是中国画最本质的艺术特质。中国画的笔墨，绝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它体现着一个画家的生命境界和他的人生气象，体现着一个画家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脉的守护与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的中国画最缺的是什么？是文化;现在的画家最缺的是什么？是学养。中国画博大精深，是一门综合性特别强的艺术门类，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要想让自己的艺术之树常青，就必须要培养、塑造自己的文化品格，“贴近文脉”是每一位有志向的画家所必须要做足的“功课”。

篇(3)

关键词：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

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篇(4)

2012年美国政府要求在美国的孔子学院要申请资格，同时终止中方教师的工作资格，包括志愿者。所有人都比较吃惊，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说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等在美国办学不需要特殊的申请。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就是德国、法国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究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是没有多少相似度的。美国政府的举动恰好说明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厢情愿的开放是比较幼稚的。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强势文化的介入是引起混乱的最大原因。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西方的介入，运用他们的经济及政治上的手段，甚至可以说主导了中国艺术市场本身的发展轨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在媒体报导还是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成为我们对于艺术的主要判断标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开放的态度加上对外来文化的好奇，使西方很多画家在中国都耳熟能详，并且用他们的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甚至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获得更大的市场，我们可以摒弃传统的价值观。于是，各种各样求奇、求怪，所谓“标新立异”的作品出现了。所幸的是，随着西方文化最终目的的显现，我们认识到“狼外婆”的真实面目，尤其是美国政府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控制，更应该让我们清醒。在我们经济能力弱，宣传平台建设不强的情况下，而西方文化占据强势地位的时候，西方人并不在乎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本身。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中国已经开始繁荣和强大后，对于我们进行文化的传播就设置种种障碍。我们理解他们的恐惧，毕竟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会带来无限的混乱，文化可以和而不同的存在，但不能出现强硬的嫁接，艺术市场也是这样。不过，艺术市场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我们就得认清混乱的根源，而不可以再火上浇油，否则对混乱的控制就会失控，占有强势地位的文化势力就会从中渔利。所以对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的文化解读，其实是想从根本的文化思想方面去理解中国书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理清它的市场脉络，最终使市场的发展能促进艺术的存在和繁荣。这应该是作为书画艺术市场研究者们的文化理想，也是我个人孜孜不倦的文化追求。

首先，我们还是要充满文化自信，不必对目前西方艺术思想的侵入而大惊小怪，更不用对西方艺术思潮的传播有紧张恐惧，相信我们的文化经历了5000多年的风霜，这些混乱和冲突都是表面的存在，在底层还是沉静和平稳的文化肌体。同时，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对于我们自身文化来说，也未必是坏事。表面上的风浪，可以促使底层的水流运动，乃至交换营养，更能促进文化个体的繁荣和发展。因此，任何文化要想健康的存在和发展，不可能一直躲在温室里，一定要面对外来文化的融入和竞争，只要把根深植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无论环境怎么恶劣，甚至是漫天大火，不也有春风吹又生的时刻吗？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的混乱是因为它固有的文化属性跟崭新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冲突，我们不需要危言耸听，听信某些媒体的蛊惑，它们的目的不过是想让我们产生恐惧，然后做出不理智的决策，我们要相信中国艺术市场也已经发展了近千年，它的文化属性历史之长、生命力之强，足使得中国书画市场日久弥新。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可能根本不算问题。原因很简单，传统经济的土壤势必使得人们对于市场，对于经济持一种漠视的态度。那时候的人们更满足于自给自足。所谓的交换也是限于以物易物，并不涉及利润的追逐。具体到对艺术的态度而言，与今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天也大相径庭。艺术在当时的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很是低调，甚至许多人认为，被称作画家是一件不很光彩的事。画画也好，作诗也罢，不过是日常工作、生活之后的一种消遣，一种各人情感的抒发，并不以此为荣耀。于是在这样一种态度中，我们的书画艺术市场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到繁荣再到调整这样一个周而复返的过程。 想起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只能这样活。对于中国书画艺术市场而言这样的话同样适用。其实，在文化语境下，我们认为书画仅仅是一种传道的工具。所以，当陆师道向文徵明拜师学艺时，旁人大惑不解，说到：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为什么还要去拜一个画画的为老师呢？陆师道的回答淡定而深远：“子言之误，夫文先生以艺藏道者也。自吾见文先生，无适而非师也者。

”“以艺藏道”是中国艺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性格。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式。道统思想的确立导致了中国主流文人群体对于书画艺术的漠视。这种漠视不是轻视，而是不以为重但又不可或缺。正如颜之推对于书法、绘画、音乐等所谓“杂艺”的看法那样，“兼通几门，有益无害，但不可专精，以免受其累。

”否则就会如刘岳那样，“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

&rd quo;另外，从中国绘画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对于绘画的一种随意乃至漠视的态度。比如郭熙的作品在宋神宗时候，因为皇帝对他的画十分喜爱，所以皇宫内到处都是他的画，民间自然更是贵重。可是到了新皇帝的时候，皇帝改了口味，郭熙的画就被陆续摘下了墙，被人随便处理，乃至被拿来当抹布擦拭几案。后来，当郭熙的儿子做官以后，花重金收自己父亲的画作，整理自己父亲的文集和画论，想来也是不希望世人知道郭熙，仅仅是因为他是个画家吧。 就是这样的观点和认识，别说艺术市场比较平缓的发展，就是混乱也掀不起什么大的浪头来，当然，也不可能混乱。因此，只要这种广泛的文化基础还很坚实，我们对艺术市场的混乱就没有必要太惊慌。毕竟慌乱中做出的决定往往是错误，还是要安静下来，仔细揣摩之后再下结论为佳。 其次，抛开文化交流过程中引起的冲突本身不谈，单从整个世界发展的进程来看，经济发展逐渐成了世界的主流思想，人们对于商业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实际的工作指导，经济全球化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科技的力量成为决定的力量，没有科技，人类的所有雄心壮志就只能是幻想，不能离开土地的限制，是一种能力的局限。现在，依赖于科技，人类可以离开地球，远至月球去寻求世界，那么，人类的文化就必然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什么，似乎并不是一个可以预期和预见的过程，但科技和经济是这一切可能的基础，没有科技我们无法探索太空，没有经济基础，我们无法进行科技研究。科技和经济是我们当今时代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部分，甚至我们以之取代文化本身，这也是值得理解的。 只是理解并不等同于肯定。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现在都面临经济和精神，物质和人性的冲突，西方社会出现一些极端的发泄方式，比如打人发泄情绪，追求彻底的隔裂社会，都体现了这种冲突的存在。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是中庸之道，努力在调和着这种矛盾，艺术方式是其中之一，所谓的“游于艺”的思想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因此艺术市场的发展总是保持一个平稳的阶段。但今天，我们面临一个要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时代，经济和物质成为判断好坏的标准，就艺术市场而言，价格和市场成了艺术价值的体现，意大利一个艺术家的粪便都可以拍卖到25万美金，被博物馆收藏。这样的思想一旦冲击中国尚在平稳发展的艺术市场，则艺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当然会激化，艺术市场的混乱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可以说，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遇到的文化样式开始多姿多彩，那么艺术形式的变化也就可以理解，并且这种多种样式的存在，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缩影，不可能不混乱，要想再单一品种，单一模式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孔子说，以今之道，反古之世，灾及其身者也。只是最终选择文化，还是选择经济，还是要考验我们这代人的智慧的。

之三，甚至抛开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引起的冲突不谈，我们讨论艺术市场中个体存在的种种变化，也能发现艺术市场的混乱是一种可以理解，但需要整治的情况。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书画艺术市场的繁荣已经至少有三四个轮回了，宋、明、清三个朝代中期都有过类似今天的艺术市场混乱，只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市场没有面临今天我们遇到的文化冲突，但经济大发展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其本质却是一样。令人不免有些担忧的是，每次艺术市场的大混乱之后，每一个王朝都开始由盛及衰，其中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书画艺术代表着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么一旦书画艺术市场出现了混乱，说到底还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混乱，人心不古，道德追求腐化堕落。而任由这样的情况发展，社会的稳定就会遇到挑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应该出现一种艺术家负责艺术创作，艺术经纪人来经营市场的良性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画廊、拍卖公司等艺术中介机构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是中国书画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途径。这并不是空谈，它是有一定的基础并且未来也一定会是光明的。基础在于：

1. 中国艺术家大多数都有自己固定的生活来源。他们或是大学教师，或供职于画院、美协等机构。这样一来，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这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非常重要。使得他们在市场环境中能够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更为重要的是，稳定的工作使得艺术家有了社会身份，即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在如今的艺术市场中是一个重要的价格筹码。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许多画家，当然包括艺术中介机构在内更看中的是画家的社会身份，而不是说画家这样的身份。

篇(5)

关键词：武星宽；绘画；被设计；艺术性

设计是一个西化的专业名词，设计就是设想、运筹、计划与预算，它是人类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在绘画中谈及较多的都为“构图”，狭义上讲：构图是艺术家为表现一定的思想、意境、情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运用审美的原则安排和处理形象、符号的位置关系，使其组成有说服力的艺术整体。中国画论里称之为“经营位置”“章法”“布局”等等，都是指构图。其中“布局”这个提法比较妥当。因为“构图”略含平面的意思，而“布局”的“局”则是泛指一定范围内的一个整体，“布”就是对这个整体的安排、布置。因此，构图必须要从整个局面出发，最终也是企求达到整个局面符合表达意图的协调统一。此上种种在笔者看来都为传统绘画画要精髓，而对于武星宽老师的绘画作品则称其为“设计”更为合理，也更为贴切。

一、画面的“布局”是精心设计的

气势磅礴、刚柔并存、动静结合，空旷中空灵、坚定中刚硬的《祥云吉地》（图1）、《云走天籁》（图2）都展现了其设计独具匠心的一面。在构图上都采用黄金分割比例，恰到好处地安排了刚与柔、动与静的分割方式，给人呈现了大山石沉稳的厚重感，两幅作品比较而言，《祥云吉地》采用飞舞灵动的笔发展现了蒙古大草原上行云跑马气象，当盯着飞云静看时总觉得有种快要盯不住的感觉，那种情景也许只有去过大草原的人才会设身处地的感受过，我是去过大草原的为此当我再看武老师的这幅画时，能深刻地感受到画中的意境。在耳边仿佛听到腾格尔先生的《蒙古人》和《天堂》的情景。那些黑白相生、浓淡相宜是飞云笔墨里流露着武老师对家乡熟悉景象的再提纯再提炼与再设计。《云走天籁》的画面中表现的是更为安静、和风细雨、轻柔的高山顶上的行云，应用二次叠加黄金比构图方式使得高山紧贴着雨云，苍劲有力的大笔刷山石有种线面体三位一体的视觉感受，这种手法在设计中才是真正施展的技法技巧但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没有人觉得生硬倒觉得气势恢宏，彰显着西北的独特地貌特征。在笔者看来与五代著名山水画家荆浩的《匡庐图》可媲美，一线天、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极强。

当再去赏析他的《绘苍姿丽态》图3、《禅风浩气走千山》图4时，为他那用干练的点、线、面元素所塑造的层次繁多，多而不杂所感染；点的大小相生，线的粗细有致、曲直兼顾，面的虚实交替、浓淡对比、黑白有致，笔触的干湿浓淡恰到好处，感觉就是与生俱来的那种浑然一体的大自然景象的再现。在画面中透露着武老师对画面布局的独具匠心、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的那种北方蒙古民族骨子里才有的坚定、豪放、刚毅。乍一看这就是一幅意象化的平面肌理构成设计作品。那些均衡变化、多样统一；对比呼应、虚实相生；节奏韵律、错落有致；遮挡含蓄、隐喻隐现；整体联系、比例协调的形式语言原理和形式美要素的表现应用在此得以完美展现。原来归结在设计专业上的美学法则在此得到了由衷的释放，忽然懂了好多，原来国画也可以被设计。

二、画面的“设色”更是精心设计的

视觉艺术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是形，二是色，就像人的两条腿。相比较之下，色彩对观众来说往往是第一位的，因为它是很诱人的感官手段，情绪性重，对画面的整体气氛有统领作用。因此，色彩是绘画表现的重要手段，是绘画形式语言的主要表现因素之一，也是打动观众的第一魅力所在。[3]我们应该看过工笔重彩中的绚烂的色彩晕染、西方风景油画中的五彩斑斓的色彩堆积、山东杨家埠重用原色的年画、陕西凤翔用色对比强烈彩绘泥塑……但是武星宽老师的泼墨重彩绘画还是另类的。武老师在其绘画中表现的最为绝佳的是色彩的对比关系。在色彩构成课程中对色彩的对比表现归纳为：色相、明度、纯度、冷暖、补色、面积等。而武老师在作品中重用的是其色相、明度、纯度、冷暖、面积的综合强对比。通过纯色在强度上的充分对比，同时纯色等量并列，色彩相得益彰，更加强烈。在视觉张力的最大化上达到极致。通过冷暖色两端的高明度纯色中选择用色（较多作品采用红与蓝色）表达相互的争奇斗艳、彰显那种旷达的蒙古民族气质

气节，在牡丹花的表现中尤为突出。武老师曾提到：“我更爱画野牡丹。”也许他提及到的野牡丹是针对“国色天香”绘画系列，代表富贵的、唯美的、娇色的牡丹花。虽然武老师画作中起名为《娇丹宗容》图5、《娇容露红颜》图6，但是在笔者看来在武老师笔下的娇容已是时下女青年的形象展现，具有红色娘子军的风范。不再是朝廷后宫的佳丽。在色彩强对比的表现下展现着那种与他人不一样的傲骨情节。有着一种性格的存在，豪放、豁达，有种口直心快、不拘小节、雷厉风行的爽朗劲。这种性格便是蒙古民族气节里特有的，不需修饰、不需强求，这也许就是蒙古民族的淳朴、本真，在武老师的绘画作品中一览无余。而这种风格的展现不是所有蒙古族绘画家都能表达的出来的，它需要更多的民族情结、民族情感、生活阅历、思维提炼、技法展现以及绘画之前的再设计，而恰恰这些才更是武老师所特有的，也许只有武老师才能够完美驾驭。

三、画面的“意境”是情感 与景物的高度融合生成的，同样也是精心设计的

意境，是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及其所诱发出的艺术联想的总和，而对物象的具体营造与构成方式则是创造这种典型性和诱发艺术联想的契机。人的思维当凝练到一点上全神贯注时，就会出现条理细微的、逻辑严密的专注这个点，那么这时产生的意象便是具有设计性逻辑思维的。而这种设计性的逻辑思维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情绪之后的，思念、回忆、愿望、憧憬……便是绘画家在绘画之前进行思胸中之竹的动力所在，这也便是设计性逻辑思维的前奏。武老师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对家乡的千山万水有着母亲般的感情，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画作中，多体现蒙古的大山以及草原，《月映敖包》图7、《醉游漠北高原》图8，便是及好的例证。《月映敖包》乍一看就是平面设计作品，线面体的最完美结合。凝练厚重的天空、皎洁的明月、宁静的敖包，顿时间那种草原人家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抽象的“具象化”视觉画面不需要讲、不需要解释谁都看的懂。在宁静中或思乡或向往的心理一时间拉近了作品与赏析者的距离。给离家游子的那种温情、给向往者那种亲近在这里融合了，融合的就好像在现场——你就在那里！《醉游漠北高原》其画名中就有着一种被设计的韵味，酒醉中都还念着漠北高原。难到清醒的时候就没有吗，我想清醒的时候是倍加的一种情怀！再看画面那舞动的流云、相互交谈的山峰好像在述说着那里唯有的故事，整幅画面就是“动与情”。我被感染了、我被感动了！因为这是武老师精心设计的动人场景、是武老师对家乡山水、云地真情实感的体现。这种真情的流露是本真的，不需要装饰的，也没有必要掩饰。情到动时自外露，这便是艺术的境界。

“小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从“大艺术”中分离出来，沿着实用主义道路形成了“设计”。而今在人文意识的形态下又开始有了融合的趋势，艺术的发展也许本身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人们在研究时做了相对的区分罢了。而设计的理念尤其是那些形式美学的理念更是艺术美学中相同的美学精髓。如何应用、用于何处也许这是更多的艺术家、设计师所研究的重点所在。而在这里，无疑武老师已经走出了一条道路，并且已经获得了可喜成果，在这里为他喝彩，愿他另类的“被设计了的绘画”作品再放异彩！

【参考文献】

[1]刘黎明.谈中国动画的民族艺术特色[j].戏剧之家，2010（03）

[2]何国清.由“中国学派”动画势微说起[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04）

[3]潘鲁生.美哉，中国动画—从本土形象中寻找动画形象[j].设计艺术，2005（01）

[4]邢丹.当代动画艺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解读[d].上海：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04

篇(6)

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时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不同的社会思潮。所谓艺术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不过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艺术中的一般表现而已。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与其他民族的艺术相比，这些不同流派又都显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比较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同西方艺术、西方美学的异同，并不一定非要分一个什么高低优劣。这其间不存在什么高低优劣。正因为存在着差异，人和艺术才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艺术作为艺术，它的价值也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西方艺术的特点，也正如中国艺术的特点，同时也就是它们各自的优点。如果一种特点得不到发展，它就会消失而不成其为特点。没有特点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