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篇(2)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篇(3)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篇(4)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程锡麟、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篇(5)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性别;民族;身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异即使不是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女性主义从而自上世纪开始就成为显学,但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女性主义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头衔出现,而是出现过无数有不同前缀的女性主义,好比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等,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性主义更适宜称为Feminist Theories。这种复数的女权主义的现象,表现了女性主义学术界对差异的强调。女性主义本身是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论,随着社会运动目标以及策略的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做出调整,同时在和其他理论的对话中,女性主义研究也不断吸收其他理论成果,因此可以预见“以女性主义作为后缀的名词还面临无限扩大的可能。”[1]近年来女性主义的一个较为新锐的发展方向则是和后殖民主义的合流、碰撞、互相对话形成的独特的论述空间,即后殖民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声音,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焦点,已经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一支――黑人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这一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批评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创作(好比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妇女活动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分裂印度》获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罗奖,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兰・德塞(其《失落的遗产》2006年英国布克奖,2007年美国的国家图书批评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随着这一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它改变了整个女性主义理论的走向,它填补了女性主义的某些空白,当然也补充了后殖民理论性别视角的缺失。[3]

既然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该理论在海内外的发展进行详尽的梳理。

一、大陆研究

大陆学界近年来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无论译介还是评论还是文本批评实践方面成果颇丰。但是对于80年代后登上舞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派别的关注却并不是很多。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现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性的著作中对该流派的关注。笔者把国内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论读本和女性主义读本综合来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该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绍过简。其中值得一提的则是2008年任一鸣教授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中单列一章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国内研究难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关于后殖民女作家创作的最新资料。

其次,理论译介。当代西方文论在国内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译介方面。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经做了译介,而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在西方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派别在国内的译介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在理论译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罗钢和刘象愚合编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收集到的几篇最关键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该论文集出版于1999年,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过是90年代初,从时间上来说很难全面反映该理论发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该理论的最多还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国期刊网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个别的华裔文学、亚裔文学。这些文章都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对该理论的应用性进行了检验,可以说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时大同小异,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则是所用到的理论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罗钢和刘象愚这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几篇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圣经”。

第四,国内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专门对该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罗钢《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都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论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相关硕博论文有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南京大学98历史博士论文);王淑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四川大学2006博士论文)。相对而言这几篇论文体现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分支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献都是较新的一手资料,对黑人女性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可以说这为我们进行后殖民女性主义总体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导向。

这些论文及研究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该理论的兴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论文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义这一分支已经做出相对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从共时关系横向上如何把握整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批评体系,如何和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评结合则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义相对于其他女性主义论述发展较晚,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引介尚属起步阶段,但可以预见,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论述将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对大量涌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著作,海外许多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这场涉及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帝国关系的讨论,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性论文,对我们了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发展概况和理论来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汉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麦克道威尔(Deborah E.McDowell)郑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张晓虹、简英英、邱贵芬等。整体来看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大量的文论汇编中。其中将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隶属于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的仅仅作为一个章节进行综合研究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编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较视野:种族,性别,阶级的影响》,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编的《女性主义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编写的《解殖的女性主义:种族,性别与帝国的建构》Uma Narayan编写的《错位的文化:身份,传统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导读》,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去殖民化理论,实践共同体》。在这些汇编中收录了比较全面的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论文,她们从各个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讨论,例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概念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对话问题,以及该理论的文学批评术语问题,尤其是大多都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现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创作进行的讨论,这就为我们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方向:紧密结合当地政治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她们认为性别歧视并非女性问题的唯一根源,必须将种族压迫、殖民结构及帝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纳入抗争范围,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义者存在明显的种族及国别优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第三世界女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总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化》,1995年麦克道威尔出版《变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和理论》一书标志了黑人女性主义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上的新发展,提出除了要关注政治意图外还需要注意到文学再现中的复杂表现。[5]而在前面列举的这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论文合集前面编者都写了长篇的导论,这些导论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莫汉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序言中探讨关于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问题的联合,进一步寻求动态关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认为女性问题应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经济利益及性别中来探讨,性别歧视不是问题的核心,殖民压迫、种族歧视等族群政治才是问题的关键。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义导读》的导言可以说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从整体上进行理论建构的经典文献。她们详细回顾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密切结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实际斗争以及文化现象,从六个方面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然后明确的提出当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种族问题,所以这个理论就有被讨论的必要。并意识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争议,但是这并不能遮盖她们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讨论的态度。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学研究结合,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个女性主义的文本》以及她在《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中对印度当代小说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还有如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张小虹称周蕾是继斯皮瓦克、郑明河之后美国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仅分析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倾向,还对大众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对《末代皇帝》的解读;还有邱贵芬的《仲介台湾/女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台湾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探讨如何建构新的台湾文学史,以及对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作别开生面的解读;郑明河则是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越南的电影作品,可以说这些著作对我们研究文学/文化产品具有较好的启发。

相对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无论是原创性文论的写作还是整体评价以及应用等。我们从而可以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该理论,并将理论与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切实结合,并引发我们对该理论本身的进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论遗产影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思考,以及作为一个有统一称呼的理论派别其核心思想与目标是什么,其理论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论的异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点又是什么等等。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社会运动与文学批评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义势必会呈现更多的理论维度,开创更有价值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伊瑞格瑞.性别差异[A].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72.

[2] 周乐诗.笔尖上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4.

[3]Sexuality and Sexual Politics: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for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Russo, Lourdes Torres,199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39.

篇(6)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双性同体

 

“双性同体”一词，从柏拉图开始，就被赋予超越性别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柏拉图从神话起源上理解，人类最初就是双性同体，宙斯把人类分成男女不同性别的个体，所以人类渴望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荣格认为，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双性同体，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敢和女性的温柔细致。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先驱、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沿用“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理论，并将它视作文学创作的理想境界。

一．“双性同体”观的形成和发展

伍尔夫在她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及：“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伍尔夫认为，人类的大脑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性格特征，“双性同体”既是两性关系的最佳状态文学艺术论文，也是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因此她推断，莎士比亚就是双性同体的，济慈、斯特恩、考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普鲁斯特更是十足的双性同体，没准女性气质稍多一点。相对于单一性别的大脑，双性同体的大脑更易于引发共鸣，它能够不受妨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富于创造力、清晰、不断裂。[1]

在评论界，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自问世以来便遭到一些女性主义作家的反对。美国女性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其代表专著《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指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并非一个女性主义的观点，只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是她逃避现实，压抑愤怒，讨好男性的一种手段。[2]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艾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也提出，“双性同体”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设理论，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退却与和解。[3] 尽管争议不断，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超越性别特征的一种创作理论，挑战了男性霸权文化，解构了性别二元对立，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这既是引导女性反抗性别歧视、走出性别困境的一种策略，同时也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二“双性同体”观在《奥兰多》中的体现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在《奥兰多》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的一部最具夸张特色的小说，它集传记、史记、小说为一体，打破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以性别突变、时空穿越等特征，记录了主人公奥兰多从16世纪的男性到20世纪的女性的转变过程。[4] 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让奥兰多身兼两性特征，洞悉两性奥秘。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英俊富有，既有女王宠幸，又不乏名媛追捧。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美丽高贵，俨然淑女典范中国。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旋即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奥兰多遵从现实世界的常规，一次次面临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

初为女性的奥兰多在返回英格兰的海船上，长裙曳地，光彩照人。不仅船长为之倾倒，就连一个水手也险些因为惊艳而跌入海中。奥兰多在体会到身为女性的愉悦甜蜜时，也感受到顺从、贞洁，衣着优雅是女性必须坚守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变为女性后的她再不能拔剑刺穿某人的身体，再不能统领军队，也再不能佩戴象征英勇的勋章。她惟一能做的是给老爷端茶倒水，察言观色。

随着女性体验的增加和女性意识的增强，奥兰多逐渐觉察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女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即使她作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得以与艾迪生、蒲伯、斯威夫特等文化名流交往。这些大名鼎鼎的才子诗人们也送诗过来请她过目，征求她的意见文学艺术论文，但绝不表示他们由衷地尊重她、欣赏她。她很清楚“聪明男人只是陪她们玩玩儿，奉承她们，哄她们开心”。[5] 奥兰多曾经对身为男子非常自豪，可如今的她却看不起所谓的男子气概。她甚至对文人圈子的虚伪倒了胃口，尽管她必须得继续尊重他们的作品。性别的改变不仅让奥兰多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而且让她官司缠身。根据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这基本上与被宣判死亡是同一回事，因此她曾经享有的头衔、宅邸和财产都将与她分离。法律在不能确定她的性别以前，只允许她隐姓埋名，暂居乡间。可见，女性已经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了，即便是作为文人雅士们的女恩主，奥兰多也概莫能外。《女性简史》的作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毫不吝惜地告诫女性：“当人们再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再无必要。”女性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享受的特权，奥兰多百思难解。在她看来，她本身并没有改变，只不过选择了女性的服装，流露出女性的气质。为何曾经由她随意塑造的世界仅仅因为服装、性别的改变使她举步维艰？伍尔夫的一段关于服装功能的言论多少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能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即不是我们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们；我们可以把它们缝制成手臂或胸脯的形状，而它们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塑造我们的心、我们的脑、我们的语言……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女若是穿同样的衣服，对世界或许就有同样的看法了。[5]

通过以上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在父权社会中，男子是自信的、僭越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第一性，是社会的中心和决定力量；而女子是谦恭的、顺从的，因为她们是社会的第二性，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依附于男子的“他者”。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不管奥兰多如何努力、挣扎，都不能摆脱身为女性所遭受的的束缚与歧视，就连伍尔夫本人也难逃此宿命。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给家中的男孩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名校，可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识。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父亲不是过早去世，她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丰赡的作品。他会扼杀我的生命，不能写作……[6]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文学艺术论文，20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被要求成为孝顺的女儿、隐忍的妻子、贤良的母亲。总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性文化霸权无情地剥夺了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和同等智慧的机会，女性丧失了话语权，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写作。奥兰多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由于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种种困惑，她的长诗《大橡树》的创作也多次被迫中断。熟知两性心理的她轮番发现两性都有可悲的缺陷，仿佛她本人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正当奥兰多陷入两难境地之时，换装成为她自我解脱的新出路。柔美的长裙，阳刚的马裤，或者是分不清男女的中国袍子，奥兰多通过频繁易装获得了只穿一类服装的常人无法想象的双重收获，她游刃有余地在双性之间自由转化，轮番享受两性的爱恋。

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从一性向另一性摇摆的情况，往往只是服装显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内里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我们姑且撇开一般，仅仅注意它在奥兰多这个特例中产生的奇特作用。”[5] 借助换装实现双性同体的奥兰多由于汲取了双性营养，兼具双性特质，理智与情感在她的头脑中自由平等地交融。因此柯勒律治说，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1]

拥有双性气质的奥兰多终于完成了饱含其毕生心血的诗作《大橡树》，由于诗中充满了对真理、自然和人性的关注而大获成功。完整的双重人格不仅完善了其创作才能，也使其收获幸福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奥兰多的丈夫谢尔同样也是双性同体，两人初次见面时就彼此吸引中国。由于深谙异性的心理，他们能相互心领神会，交流默契。两种性别特质没有孰优孰劣，而是对立统一地在一个人身上体现。[7]

三“双性同体”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小说《奥兰多》蕴含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双性同体”的优越性，呼唤两性之间的包容性。尽管在父权社会，男女两性地位悬殊，女性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很难与男性抗衡，但伍尔夫一直在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她试图通过奥兰多这个双性同体的人物来探索一条重建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4] 双性同体的奥兰多无疑是伍尔夫创造的一个完美人物，伍尔夫正是通过描述奥兰多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表明自己所期待的两性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虽然这种通过淡化性别意识而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完美构思，在有缺损的男性中心社会结构中，只能是一种幻想。[8] 但是，“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给男女两性提供了大致相当的经济地位，加上共同的自然界所构成的大体近似的心理和外部环境，必然使男女两性在精神上和品质上日益接近。当今的世界已是男女两性互相沟通、对话的时代了。”[9]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无疑是具有辩证精神和发展眼光的，在当时的父权社会尤其难能可贵。伍尔夫肯定男女两性的差异，但反对夸大差异。在她看来，双性的心灵让人类社会更和谐、更平等。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文学艺术论文，女性才能得以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人的自由和尊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忽视，不排斥，也不抹杀任一性，而是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统一。

结语

综上所述，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解决两性冲突、促进两性平等的理论依据，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双性同体”虽然是一种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带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而且，“双性同体”的人物作为社会的“第三性”，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容易导致人物解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但是，伍尔夫通过“双性同体”人物的塑造，不仅颠覆了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还规避了女性走向分离主义的立场。虽然伍尔夫运用的是女性的视角，但思考的却是双性的问题，即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没有停留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这个矛盾层次上，而是走向男女二元对立的统一。[10] 因此，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必将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对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5、90.

[2]Elaine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63

[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2

[4]何亚惠.“双性同体”――伍尔夫的女性创作意识[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1）：45-50.

[5]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 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23、107、108.

[6]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日记选[M]. 戴红珍 宋炳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17.

[7]彭瑶.超越性别：《奥兰多》的女性主义思想[J]. 名作欣赏，2006，（2）: 94-97.

[8]杨玉珍.双性同体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2002（1）：83-86.

[9]孙少先.女性主义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38.

[10]刘静.《远航》与《奥兰多》：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到双性同体理想的实现[J]. 绥化学院学报，2009（2）：90-92.

篇(7)

一战之后，德国结束了威廉帝国的统治，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美国大众文化入侵，从而在德国出现了大范围的“美国化”现象，即“美国主义”（Amerikanismus）。美国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在德国新的国家形式和一会民主开始发展。在经济上的表现非常明显，自1924年以来，德国便是美国经济上的“小伙伴（Juniorpartner）”。美国的生产方式，如标准化（Standardisierung）、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规模化生产（Massenproduktion）为德国企业接受，亨利·福特的自传《Mein Leben und Werk》称为魏玛共和国稳定时期的“圣经”，福特的装配线技术、泰勒的效率模式被德国企业接受，另外美国援助德国有道威斯计划，这些被称为是美元阳光（Schein der Dollarsonne）。而文化美国主义的表现便是大众文化的普及。文化主体不再是以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众文化倍受青睐，爵士乐，好莱坞电影，歌舞剧（Revue），体育运动，群集比赛，赛车运动等等。

二、德国美国主义中心——柏林

20世纪20年代，柏林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享有盛名。柏林以美国的大都市为蓝本发展自己，成为了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城市，是工业化和西方文明的象征。而柏林作为魏玛共和国的首都，吸引着德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蜂拥而至，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这个时候从慕尼黑来到柏林。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少传统的限制，它乐于接受一切新奇的事物，这是一个移民城市，它敞开大门，兼容并蓄，这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凡是新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生长之地。在柏林这个城市里，人们尽情享受着自由与艺术的繁荣。格鲁皮乌斯曾在回忆录中说柏林就像一个“沸腾的锅”，科学研究、流行音乐、有声电影、新女性、性解放、脱衣舞，无奇不有，与此同时，柏林成为为“腐败”的代名词，夜生活闻名遐迩，又臭名昭著，是欧洲的娱乐中心。

20年代的柏林是欢乐的，一片歌舞升平。最能代表当时时代风格的当然属来自美国的查理·卓别林。查理·卓别林的黑白电影风靡全世界，他是当时最卓越的艺术家。来自美国的叫做Revue的轻歌剧，美国的舞蹈查尔斯顿舞（Charleston）代表了20年代的柏林。美国的Tiller Girls的大腿舞，Samwooding的乐队，Paul Whitemann的巡回演出，黑人女歌手、舞蹈家Josephine Baker风靡一时。受美国的影响，德国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本土剧作家，如Erik Charell，Hermann Haller，James Klein。美国拳击手Bob Fitzmmons， Paul Demsy的英雄事迹让剧作家布莱希特着迷，他甚至想写一部以拳击手Paul Samson-K?rner的剧本。1930年，德国人Max Schmeling在纽约称为第一个获得拳击重量级世界冠军的德国人。

三、对以柏林为中心的美国主义批判

对现代化的批判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整个德国文化的发展，但是在魏玛时期美国主义和文化批评之间的分歧达到了第一次。美国主义影响下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集中化、同一化，出现艺术品位降低、粗俗化、庸俗化的倾向，对美国主义的批判的声音越演越烈。文学作品中，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荒原狼》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柏林的故事，书中强烈表达对现代但却堕落的美国主义的批判，书中大量地运用了德国20世纪前的“不朽”的人来对抗美国主义，比如文学巨匠歌德的作品和莫扎特的音乐。托马斯·曼1924年的作品《魔山》也是对美国主义的批判，他笔下虚拟的魔山其实是柏林的写照：“表面上红光满面，实则弊病丛生”。

四、女性作家对以柏林为代表的美国主义批判

文化是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基础。但是在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中，与威廉帝国相比，共和国道德滑坡。女作家Annete Kolb和Isolde Kurz的作品以处于帝国和共和国转折时期的女性为主角。Annete Kolb是翻译家和随笔作家，1917年流亡到了瑞士。她在魏玛时期写的小说《Exemplar》获得了Fontane奖和Gerhart-Hauptmann奖，这部小说的女主人Mariclee是一个可怜的德国人。她在英国的贵族和上流社会生活了两个月后，期待着遇见一个优秀的样品男，后来她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男子，也结婚了。但是她却没有要求，占有这个男人。最后她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孤独地活着。Annete Kolb的同名小说，也叫《Daphne Herbst》，是以Herbst一家为例，描述了走下坡路的帝国和堕落的贵族社会。最终以女主角的死亡为结局，女主角的死亡不仅意味着贵族社会的死亡，也意味着德国人没有能力去接受真实的改变。小说 《Schaukel》表达了放弃，也是以女主角的死亡作为结局。女作家Annete Kolb的小说是很好的社会小说，这些出于帝国和共和国转折期的女性在德国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是和传统作品中以死亡作为最后的出路。同时期的另外一名女作家Isolde Kurz在魏玛时期的作品《Vanadis： Der Schicksalsweg einer Frau》是一部关于爱，激情和的教育小说。女主角Vanadis和一个父亲式的朋友结婚，却没有和他睡在一起，最后为了维护婚姻女主角自我放弃。此时，在美国主义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牺牲，死亡，命运已经不再是理想类型。

20世纪20年代末，女性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主角已经是现代化影响下的“新女性”，有自信，目标明确， 魏玛时期柏林女记者兼女作家 Gabriele Tergit便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她的职业是记者，她总是描述媒体的运作，她写作的范围也仅限于柏林的新闻业。从1925年以来她便在柏林日报上写法庭报告和文艺评论而出名，Tergit的报告评论的都是底层人名日常生活的毁灭，有失业者，争吵的房客，作伪证的，笨拙的骗子，不要脸的妇女等。Tergit的作品发生地点大多数在Moabit，在那儿贫穷和生长，工作和辛劳掠夺了人们的力量，酗酒的人的不幸，缺少分享幸福的方法，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这些人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在最好的情况下法律都不能解决。

Tergit的处女作小说，也是当时的畅销书《K?sebier erobert den Kurfürstendamm》也体现了对以柏林为代表的美国主义[第 一提供写作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的批判。这本书中讲述了草根歌手K?sebier如何一夜成名的故事，也就是歌手K?sebier的市场化。小说中描述了读者不易了解到的媒体业，从每天的报纸的产生，到找寻主题，到政治和经济依赖，从记者的压力到女主角K?sebier的成功压力。在这里，每个人，编辑、出版商、律师、银行家都追寻成功和钱，人性没有一点位置，人仅仅是机器的组成部分，仅个人的死亡会让这部机器陷入短暂的停顿，然后继续运转。这部小说也不是前面所提到的以女性命运为主题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是新女性，即职业女性，女人有着和男人一样的能力，性对于她们来说也是获得成功的途径。小说批判了美国主义影响下对人性的忽视。

五、结语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结束了美国主义的神话，但是美国主义带来的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体现了魏玛时期妇女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方面地位的提高，这无疑有益于德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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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ergit Gabriele： Blüten der Zwanziger Jahre. Gerichtsreportagen und Feuilletons 1923-1933.Hrsg.v. Jens Brüning. Berlin 1984.

[9] Tergit Gabriele： K?sebier erobert den Kurfürstendamm. Roman （1931） Frankfurt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