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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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2.谢鹏，刘洪，丁宜.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J].金融博览，2009（11）

篇(2)

关键词：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对策

内部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其基础是企业内部分工；其核心是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式、措施及程序。它是现代企事业单位在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控制机制。小企业是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和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建立和完善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与大中型企业同等重要的意义。然而，许多小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非常突出，进而影响了小企业的经济效益，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

一、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内部控制成为摆设

很大一部分小企业家都是依靠机遇和冒险精神开始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而国有小企业的领导很大部分都是由行政部门调过来的，他们往往不太重视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缺乏了解，内控意识不强，认为内部控制的建设和管理会制约企业的发展。虽然也有企业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没有认识到其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业务的拓展，原先完善的内控已不再适应企业的发展，当其出现问题时没有及时加以纠正。甚至有的企业在不了解其自身情况的前提下，照搬其他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把建立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定位在应付上级部门检查上，不能很好地落实执行，形同虚设。

（二）不相容职位没有分离，岗位设置缺乏牵制

在小企业中，由于企业规模小，企业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尽可能少用人，用能人，经常出现一个人来承担多项工作，这其中就出现很多不相容职务于一身的情况。开票、收钱、填凭证、审核、记账都由一个人来完成，从表象上看似乎步骤减少了，时间节省了，成本下降了，殊不知，这种违规操作既不能真正提高企业效率，还可能导致企业资金流失，滋生贪污舞弊行为，给企业的资产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三）内部审计弱化，外部监督不足

小企业内部通常没有建立相应的内部审计机构，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企业的负责人“家长式”、“一言谈”的工作作风，认为该机构的职责就是找“茬”，因此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很难公平、公正的开展工作，无法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而小企业的外部信息使用者主要集中在政府、金融机构和税务等部门，由于其信息使用者较少，因此外部监督的力度和次数都明显不足。这就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私设“小金库”现象普遍，坐支现金，账证、账实、账表不符，违规违纪，弄虚作假现象严重。

（四）风险控制非常薄弱

我国许多小企业对于来自外部的风险机会没有控制，对于2008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很少有企业采取规避汇率风险的措施，导致出口外贸的企业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出现很大的亏损。2008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机，许多的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加上财政政策银根紧缩，融资困难，许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

了。

二、完善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对策

（一）职责分工控制

职责分工控制一般指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舞弊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主要包括授权批准与业务经办、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业务经办与稽核检查、授权批准与监督检查等。对于不相容的职务如果不实行相互分离的措施，就容易发生舞弊等行为。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因此，小企业在设计、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时应明确职责划分，做到既不留死角又使各个岗位和人员之间不交叉、冲突，应让每个员工了解自己的工作和要求，应当明确授权部门和人员的权限，禁止越权，并制定有明确的奖惩办法，对违反企业管理制度的员工按规定进行处罚，在不能做到职责划分的情况下，应当加强事后的检查监督。

（二）授权批准控制

授权批准是指企业在办理各项经济业务时，应该经过规定程序的授权批准。批准形式通常有常规性授权和临时性授权之分。常规性授权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按照既定的职责和程序进行的授权，用以规范经济业务的权力、条件和有关责任者，其时效性一般较长。临时性授权是指对办理例外的、非常规易事件的权力、条件和责任的应急性授权。小企业应该建立授权批准体系，明确授权批准的范围、层次、程序及责任。

（三）会计系统控制

会计系统控制主要是通过对会计主体所发生的各项能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业务进行记录、归集、分类、编报等而进行的控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建立会计工作的岗位责任制，对会计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使之相互监督和制约；按照规定取得和填制原始凭证；设计良好的凭证格式；对凭证进行连续编号；规定合理的凭证传递程序；明确凭证的装订和保管手续责任；合理设置账户，登记会计账簿，进行复式记账；按照《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编制、报送、保管财务会计报告。对于小企业首先按照《会计法》要求设置会计账簿，不做假账，其次记账、出纳、保管等不相容业务，应尽量由不同人员担任，如人员有限，也应保证管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同时应建立复核制度。

（四）预算控制

预算控制的内容涵盖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企业通过预算的编制和检查预算的执行情况，可以比较、分析内部各企业未完成预算的原因，并对未完成预算的不良后果采取改进措施，确保各项预算的严格执行。在实际工作中，预算编制不论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其决策权都应落实在内部管理的最高层，由这一权威层次进行决策、指挥和协调。小企业应当建立预算控制，确立预算目标，并组织实施，辅之以对等的权、责、利关系，由内部审计部门等负责监督预算的执行，对预算执行的好坏进行奖惩。

（五）财产保全控制

小企业应严格限制未经授权的人员对资产的直接接触，只有经过授权批准的人员才能接触该资产，一般情况下，对货币资金、有价证券、存货等变现能力强的资产必须限制无关人员的直接接触。定期对实物资产进行盘点，并将盘点结果与会计记录进行比较，盘点结果与会计记录如下一致，可能说明资产管理上出现错误、浪费、损失或其他不正常现象，应当分析原因、查明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妥善保管涉及资产的各种文件资料，避免记录受损、被盗、被毁，对重要的文件资料，应当留有备份，以便在遭受意外损失或毁坏时重新恢复，这在计算机处理条件下尤为重要。有条件的小企业应对资产投保（如火灾险、责任险等险种）增加资产受损后的补偿机会，从而保证资产的安全。

（六）内部报告控制

内部报告控制是为了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而实施的控制。小企业应当建立内部报告控制制度，要有反映部门、人员经管责任，且形式、内容简明扼要信息反馈迅捷高效的内部报告。常见的报告方式有例行报告、实时报告、专题报告、综合报告等。常见报告类型有资金分析报告，包括资金日报、借款还款进度表、贷款担保抵押表、银行账户及印鉴管理表、资金调度表等；经营分析报告；费用分析报告；投资分析报告；资产分析报告；财务分析报告；特定内容专报等。内部报告可以是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等。小企业一旦建立了内部报告控制，企业领导能很快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就能对所面临的问题快速做出反映，并做出决策，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七）信息技术控制

小企业在信息时代中要生存，特别是进入WTO后，信息技术尤为重要。小企业应实现内部控制手段的信息化，尽可能地减少和消除人为操纵的因素，变人工管理、人工控制为计算机、网络管理和控制，要加强对企业自身系统开发及维护人员的控制，还要加强对数据和文字输入、输出、保存等有关人员的控制，保障电子信息系统及网络的安全。

（八）人员素质控制

人是观念创新的根本和灵魂，企业制定经营目标，设置核算机制，都必须依靠人的创造性工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要求企业内部控制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依靠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道德水准和法规意识，充分发挥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内部控制的最佳效果。内部控制的成败取决于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和行为，企业领导者注重内部控制，注重对企业员工的研究，尊重员工的心理需求，强调沟通和管理交流，便能减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形成强大的企业合力，促进整个企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三、结论

在我国加入WTO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小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目标相结合，找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只要各小企业重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按照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标准不断对其进行效益评价和修改，分析原因，总结经验，结合自身特点来开展工作，各小企业将会建立与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推进企业的发展，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小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也会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小企业会计制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陈汉文.腐败与内部控制[J].财会月刊,2006(2).

3、吕林根.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探析[J].经济集体网络研究中心,2006(11).

4、饶军.浅析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EB/OL].中华会计网校,200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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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篇(4)

一、关于旅游供求层次问题的分析

旅游经济的运行实际上就是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旅游供求研究几乎成了每一位旅游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重点，同时也是解决旅游经济实践问题的理论基础。为了探寻增长点战略下旅游经济的有效增长，我们先对旅游供求层次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2]。

先分析旅游需求。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有可能进入旅游经济系统：

l当有相应的外界旅游供给保证时，现实旅游需求能够得到完全充分地实现，这部分旅游需求可以称之为符合意愿旅游需求。

l当没有相应的外界保证时，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完全消费，产生旅游需求剩余，这部分剩余就是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

l从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角度来看，由于政策限制、旅游者向往的目的地不在我国开放目的地国名单之列等原因[3]，有一部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无法到达其消费倾向目的地，这时旅游者只能在限制的地域空间内实现其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可称为强制替代旅游需求。

l符合意愿旅游需求和强制替代旅游需求合成实现了的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真正进入旅游经济系统循环。

从长远来看，三个基本变量中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以潜在旅游需求的形式沉淀下来，可称之为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加上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构成总的潜在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只有在下一次旅游时才可能转化成实际旅游需求，也有可能会流失（主要是入境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也可以分为相对应的几个层次。不同的是：

l有一部分强制替代的旅游供给具有实现的不稳定性，比如由于三星级饭店在旺季时无法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从而使得一些四星或二星饭店的客房成功出租，但是一旦旅游地的三星饭店建设得到发展，这些二星、四星的饭店就可能再次沦为少人问津的旅游供给；这种状况在旅游需求爆炸式的涌现的时候表现地尤为明显。比如1999年国庆期间的得以实现的旅游供给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强制替代旅游供给，这部分旅游供给在节后的实现很可能遇到困难。

l无效旅游供给具有存在的长期性，比如有些旅游饭店已经严重亏损，但是由于存在各种退出壁垒，这些无效旅游供给将会长时间地存在于旅游饭店市场，并将对供给市场的竞争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削价竞争的根源之一。

从上述对旅游供求层次的基本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旅游经济有效增长的路径框架。

二、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路径框架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入境旅游需求可能流失，国内旅游需求可能沉淀；有些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由于总量与结构问题始终存在，所以经济增长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一方面必须着力促进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另一方面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一）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所谓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潜在旅游需求在旅游需求转化过程中的比例，并且使潜在旅游需求尽快地转化为旅游经济进而国民经济的现实推动力量。促进旅游需求有效转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

1995年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且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现在既然已将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就需要旅游需求的实现能够跳出城市周边和短途旅游方式，从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更多的市场化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关于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问题，在近期可以借鉴国外的连休制度来推动旅游发展，比如日本的“快乐的星期一经济复苏计划”，美国的灵活安排休息日的方法；中期则可以在现行劳动工作制下，通过灵活安排每周休息日来相对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比如单周休一天半双周休两天，从而将每周多出的半天在通过适当的方式集中用于旅游；远期则必须立足劳动用工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切实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探究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余暇时间的有效途径。

2.增强旅游支付能力

居民旅游支付能力的增长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既然要让旅游业发挥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作用，旅游业本身就会有强烈的政策需求，政府应该考虑对旅游产业提供充足的政策供给：在消除储蓄黑洞时给旅游消费一些支持政策。比如是不是可以利用加薪设立旅游专用户头，实行先消费后报销非现金付给制度？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公费旅游问题？是不是可以给予国家企事业单位每年一定金额的职工国内旅游专项资金（当然资金的使用要有严格规定）

3.着力于国内与出境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鉴于政策影响的有效性，旅游需求有效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内旅游和国民出境旅游上。从我国旅游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民经济的要求两个方面来看，出境旅游还不能象旅游发达国家那样引致国民旅游消费的货币回流。所以有效化的重中之重是国内旅游。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重点——国内旅游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促进措施，包括产品体系、市场体系、经营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内容[4]。国内旅游发展的政府主导战略也已付诸实践。

4.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面临的是一个举国竞争的现状。虽然我国有许多垄断性旅游吸引物，在国际旅游市场上不存在完全替代性，但替代现象的存在也是不容质疑的，而且因为出游距离、旅游成本、旅游需求的变动性等因素，这种替代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能该旅游者多年以后才会再涉足该区域，甚至不再涉足该区域。所以我们在积极发展国内旅游的同时一定要继续重视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l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树立国家整体旅游形象[5],提高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l对目标市场国进行卓有成效的促销，防止促销中的走过场与

l深化基于旅游吸引物特征的面向国际市场的旅游产品的开发

l实行旅游购物出口退税制度

l简化短期旅游签证并在更多的口岸实行落地签证或72小时免签制度

当然，潜在旅游需求激发起来，形成现实的旅游需求后，要想使这些现实的旅游需求能够真正地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即完成现实旅游需求的市场实现，则还需要旅游供给方面的保证，这也就是要有合适的旅游产品的供给，只有市场上旅游供给有效，旅游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才谈得上需求的有效。

（二）旅游供给的有效性与有效化

旅游需求具有多样性、发展性、多变性等特点，尤其是在买方经济下的“消费者第一”的新世纪，需要不断地有新的旅游供给增长来满足不断出现的旅游需求的增长点，但是这些新增旅游供给能不能有效满足旅游需求呢？这就产生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问题。在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在重复着这样一种状况：增量不断地转化为存量，存量不断地僵化，经济的发展于是需要更多的增量来支持，于是形成了一个“增量—存量—僵化—增量—存量”的恶性循环现象。存量在经济中总是占绝对比重，所以如何有效配置经济存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旅游产业也是如此。

因此，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对旅游供给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切实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积极促进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1.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

从旅游需求的层次转化过程中可以发现，旅游需求之所以没有转化为旅游行为，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旅游供给的保证，所以旅游供给的增加是必要的。旅游供给的增加是旅游产品的增加。旅游供给增量首先是表现为作为资本物化的旅游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加。因此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将涉及：

1.1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适应旅游需求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所以，为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首先必须考虑的便是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1.1.1吸引物类型的选择

旅游吸引物的类型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然吸引物、人文吸引物、特殊吸引物等三种。作为旅游者最核心的消费对象物，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是有不同的消费者指向的：不同的旅游吸引物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针对相同的旅游吸引物，具有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所以在开发新的旅游吸引物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旅游目的地国（地）的目标客源市场发展状况，在小国或岛国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虑外源性的客源市场发展状况，但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旅游业，国内旅游才是旅游经济的坚实基础，所以尤其要顾及本国（地区）旅游者的成长状况。

1.1.2吸引物区位的选择

我国旅游业是在一种非常规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表现在旅游吸引物开发的区位指向上就是“轻中西，重东部”的格局。这种“市场距离[6]”思想指导下的开发思路对我国旅游产业基础的建立、规模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旅游产业确立新经济增长点地位后，这种吸引物的开发思路也应该相应有所改变，形成“稳定东部，着力中西”的新格局。这种格局的提出符合我国政府开发西部的大战略和扩大内需的大方针，也符合国内旅游者的“圈层辐射[7]”模式，同时，也符合我国旅游吸引物的资源禀赋和我国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然，中西部旅游大开发应采取何种模式、方略仍值得细细探讨，这是21世纪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1.3吸引物开发方向、规模、程度的选择

度假旅游、生态旅游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那么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不是跟随潮流呢？这里首先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坚持市场（或项目或产业）赢利空间与本国（或企业或目的地）赢利能力相结合，市场赢利空间是本国获得高赢利的重要前提，本国赢利能力是实际高赢利的重要保证。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往往能够有利于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获得较大利润，但是如果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自身有较强的赢利能力，则即便在较小的市场赢利空间内仍能有所发展；如果自身的赢利能力较弱，则即便在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中也难有作为。这就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在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一定要改变以往那种将吸引物的垄断性等同于资源优势、将吸引物优势等同产品优势、将产品优势等同于竞争优势；以为吸引物的垄断性天然会导致旅游经济优势的观念。当然，也不可否认吸引物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另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旅游产品存在不同的吸引半径：游乐型旅游产品具有地区性吸引力，度假型旅游产品具有区域性吸引力，观光型旅游产品具有全球性吸引力。因此，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否可以考虑仍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开发主方向，辅以文化教育型的度假产品（可多考虑西部地区），再以其它多样化旅游产品为配套的较合理的产品体系。

人造旅游吸引物，尤其是主题公园的建设开发要注意保证适当的开发规模，造成集群效应，使吸引物能有效地被组合到旅游生产力体系中去。这一方面是旅游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适当的经济规模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是因为人造旅游吸引物首先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如果不能引起潜在旅游者的注意，则价值的补偿根本是不可能的；再一方面，通过有鲜明主题的公园的集群建设，可以在较小的空间转移成本的状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效用。

1.1.4吸引物的保护

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下，旅游吸引物的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我们认为，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去分析、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旅游吸引物的保护应该是开发性保护，正如旅游业21世纪议程中所说的，在看到旅游业发展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旅游业对环境的有效作用，真正树立这种辨证的思想对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

1.2旅游企业的进入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持续的企业进入是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阻止进入不是解决供给过度的根本，要想使新进入企业效率更高，不再复制重复建设的悲剧，方法只有一个：使现存企业能高效率地存在。当然，企业进入策略中依然要解决相应的选择问题。

1.2.1进入时机的选择

1.2.2进入规模的选择

以饭店为例。从投入产出状况看，高星级大型饭店的盈利状况要优于其它类型饭店，那是不是新进入的饭店应以此为最优选择呢？其实，现在的“追星”、“求大”现象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投资者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因为他们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以结构分析、实证分析的眼光看问题，忽视了强势管理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

1.2.3进入市场的选择

这里的选择包括投资者进入区域的选择和进入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选择的合理与否，从小处说将影响进入企业的成长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成长潜力及成长能力；从大处说这种选择会影响整个市场的竞争状况进而影响产业素质及旅游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1.3政策供给

1.3.1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8]

要保证宏观意义上的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提升旅游产业的内在素质，保证增长有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一窝蜂”现象。也就是发展旅游产业要注意把握“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通俗地说，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适合发展旅游产业，更不是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将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如果不能处理好旅游产业规模扩张与内在素质提高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产业的长远发展。

1.3.2投资政策：投资约束机制、扶贫资金、以工代赈

“五个一起上”投资政策的利弊现在已经分析的比较清楚。在继续执行“五个一起上”政策的同时要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使资本筹集、资本运营、资本收益间形成捆绑式关系，实现投资行为的政企分开。

鉴于旅游吸引物的区域赋存特点，应该加强对这些旅游吸引物富集地区的有效旅游投资机制的研究，比如如何将扶贫资金的使用与旅游吸引物的开发很好地结合？比如如何将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转化为有效投入？

1.3.3财政税收政策[9]：财政支持、税收返还、旅游税

1.3.4金融政策：旅游企业上市资格、旅游建设债券

优先考虑旅游企业的上市资格，探索旅游建设债券的可行性，利用资本市场为旅游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提供资金保障。

2.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资源充分有效配置是推动旅游经济有效快速增长的前提。通过对旅游供给的层次分析发现，在旅游供给存量中存在无效配置的可能：

l在已实现的旅游供给中，强制替代部分旅游供给表现出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得供给能力只是一种短暂有效的能力。

l短缺原则[10]导致的潜在旅游供给存在的客观性，这部分供给能力显然没有充分利用。

l无效旅游供给由于高退出壁垒将长期存在，而且还将扰乱整个供给市场的竞争秩序，影响整个供给市场的配置效率。

考虑到旅游供给的有效与否只能通过市场来判断，供给的有效化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构筑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供给有效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的途径包括：

2.1解决制约旅游供给存量有效化的瓶颈

2.1.1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2.1.2优化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结构关系

2.2核销无效供给

2.3构筑有效竞争市场结构

2.3.1供给市场的竞争现状分析

我国旅游产业中供给市场的竞争表现为：“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在某些地区或城市、在某些旅游细分市场由于进入的旅游企业数量过多，以至于市场容量不足以支撑相应的旅游企业的生存“需求”，竞争异常激烈，常表现为“削价大战”；同时在另一些地区或城市、另一些细分市场却表现出相反的状况。也就是说，我国的旅游供给市场表现为“非有效竞争”。

这种在旅游产业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与市场结构中旅游企业进入与退出壁垒相联系的，因此，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2.3.2构筑规模经济进入壁垒

主要途径是旅游饭店的集团化、旅行社的网络化。这是由旅游经济的地域分割特性决定的。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饭店的集团化和旅行社的网络化将再次成为理论研究的迫切课题。发展现实要求有关此类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而不是一如既往的规范研究。

2.3.3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

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主要通过品牌化战略来完成。产品差别化壁垒是竞争走向高级化的重要一环。旅游产品的特性使得在旅游产业中研究品牌化战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旅游产品的品牌化应该依赖于企业品牌的创立。旅游产品的所谓保护，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品牌战略来实现。而且品牌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资金壁垒失效的情况下能够更加有效地阻止无效进入。

2.3.4通过政府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由于企业从产业内退出时会产生沉没成本，这部分沉没成本如果由政府承担一部分，则将能有力地促进一些企业的退出，从而改善市场效率。

2.3.5通过企业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通过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和集团化等方式，完成产业内调整，即完成产业内经营退出：经营区域退出和目标市场转向。

（三）强化旅游产业营销力度

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旅游供给没能进入实际旅游经济系统循环，产生经济效益，造成资源浪费，是因为信息传递出了问题，酒虽香，巷太深。所以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之间需要营销这根纽带。我们必须形成一套“能与境内旅游供给能力相适应，与境外旅游竞争对手相抗衡”的促销机制，包括促销费用的筹集，尤其是有限费用的优化配置：

1.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营销资金

1.1各地的旅游发展基金

1.2旅行社上缴的质量保证金

2.发挥有限的促销费用的最大效用

2.1边际比较基础上优化预算地区配置

WTO在对109个国家的国家旅游局经费预算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分配到特定市场/地区的花费与该市场/地区对目的地国的重要程度不一定呈正相关。比如日本只吸收了我国促销费用的4.0%，却占我国入境总人数的22.0%。众所周知，我国旅游促销一直面临着促销经费不足的难题，那是不是说我国应该削减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促销费用比例而增加对日本市场的投入？或者从日本市场节省一部分费用用于其它市场的促销？对这个问题，即对某一地区的促销预算的增减与否往往采取的是绝对值的比较来决定，而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运用边际产出的比较来决定增减与否。

2.2优化促销预算在各促销方式中的配置

3.联合促销问题[11]

3.1加快集团化步伐，使这种“剥削”现象转化为“内部共享”

3.2设计一套有效的“有选择性激励”机制，以保护大企业的积极性

3.3考虑在各个地方先制定出相关的联合促销的法规、制度

3.4强迫各个旅游企业参加旅游促销的联合行动[12]

3.5增强旅游主管部门的促销支付能力

3.6积极探索利用INTERNET等新的促销方式[13]

四、结语

旅游产业新经济增长点定位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如何把旅游产业真正地培育成国民经济增长点是当前业界与学界的共同任务，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初步的基础性分析框架，以此为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与读者诸君共同来完善之。

参考文献：

1.张辉．旅游经济学（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

2.张辉．旅游经济现象的深层思考（J）．旅游学刊，1996，11（6）

3.吴晓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厉新建．旅游供求非均衡与旅游经济增长（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5.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6.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理论再思考（J）．旅游学刊，1999，14（5）

7.厉新建．旅游供求理论再认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2）

8.李树民厉新建等．旅游联合促销的困境及突围途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旅游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9（4）

9.魏小安．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J）．旅游学刊，1997，12（5）

10.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何光暐主编．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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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与张辉、秦宇合作完成

[2]张辉是国内较早对旅游需求进行层次分解研究的旅游学者。Lavery在1974年提出effectivedemand、potentialdemand、deferreddemand等概念。

[3]到目前为止，我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八国。

[4]“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魏小安《旅游学刊》1997.12（5）

[5]整体旅游地形象的树立已经引起各个大尺度旅游区的重视，比如TourismManagement(vol.18NO.4June1997)曾刊登文章“MarketingEuropeasatouristdestination”。

[6]这种市场距离包括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客源地之间的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在旅游客源的非促销性原生性增长阶段，经济距离往往起着主要作用。比如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国际客源就是一种原生性的增长，基本没什么促销投入。

[7]所谓旅游客流的“圈层辐射”指的就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一种常态。由于旅游者的余暇时间有限，尤其是旅游支付能力在一定时期内的限制，一般地，在旅游效用无差异或差异较小的情况下，旅游者总是先选择离居住地较近的旅游地，然后随着余暇时间和旅游支付能力的增强，逐进选择越来越远的旅游地。当然，这还与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以及旅游者的心理类型有关。

[8]不注意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将导致吸引物开发非优化、资金配置非优化等问题，尤其是支柱产业热由中尺度向小尺度蔓延的时候。

[9]魏小安在“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旅游学刊》，1997，12（5））中已有相关论述。

[10]短缺原则与短边原则不同：短边原则暗示短边供给总能够在市场上找到相应需求；短缺原则表明由于存在结构错位，无论是长边供给还是短边供给都不一定完全得以实现。

[11]由于联合促销结果的公共性，使得在这种集体行动存在着有趣的“智猪博弈”的现象，存在着小企业剥削大企业的状况，所以造成小企业没有能力、大企业不愿参与联合促销的困境。关于旅游产业内的联合促销的进一步分析详见“旅游联合促销的困境及突围途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