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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理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23 15:15:06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管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文化管理论文

篇(1)

阅历/体验

第五代丰富而广阔的生活阅历,无疑成为其鲜明艺术风格得以形成的丰厚底蕴,也成为了其终生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其对生活广度的体认,对于生活艰辛的感受,对于苦难的认同,皆具有非常的经验。于是在第五代导演的人生资历上,“苦难”成为了其重要的标识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且成为了其传奇性的经历:“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子牛为运粪船拉纤”……第五代在成就其艺术光辉的同时,也最终完成了作为一代人楷模的、历经苦难的、富有人格魅力的男子汉群像的造型。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造就了拥有健康体魄的一个群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滞缓,第五代的个性意识都不同程度地被社会的群体意识所支配甚或代替,因之我们看到,他们在其拥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同时,既有的体制与经验,却压抑了个性的极力舒展与自我的自由发挥。

而第六代则与第五代有着迥然相异的人生经历,他们成长于经济复苏的开放时代,尽管他们没有了第五代丰富的生活阅历,然而其对生命的体验却大为深刻,如果说第五代在生命之轴的横向上具有很大拓展,那么第六代则在生命之轴的纵向上不断掘进。因此在观念上,第六代不认同第五代“苦难成就艺术”的人生阅历,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不以为然:“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的一种资本。因而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好像只有这种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1](P167)于是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种要求,又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对第六代的成长经历稍作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在生命的早期,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小时候不约而同地曾受到病魔的折磨,而这正好与他们后来的创作发生了密切关系:“我的片子和我的人生经历很有关系。我自己生过一场大病,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得完这场病以后,我突然对一些事情看得很开。当你几乎看到你的归宿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突然觉得亲情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很无聊。我是一个宿命的人。这种情绪在作品中是不自然带出来的,有时候不找着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影片没劲。”[1](P214-215)“支气管扩张尽管不是大病,但是很吓人。隔一两年复发,然后吐血,大口大口的吐血,呼吸很困难。”“我差不多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发作,然后每隔两年就发作一次。这个发作期有七、八年的样子,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转换的阶段我其实一直有病,我很庆幸有这种病,它没有真实的危险,但是它给你一个死亡的幻觉,你真是大口的吐血,然后你窒息,然后觉得不行了。我现在是很不怕血的,我太知道血是什么东西了,一痰盂一痰盂的吐。那会儿就很孤独,我大学没考上,就看书,也不管功课。”[1](P152)

即使没有经历过大病的贾樟柯,却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生与死,也在自己的影片中探讨着生命哲学的问题:“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含着生命的感伤,花总会凋零,人总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我想通过它去挖掘和展现人民之中蕴藏着的进步的力量;电影讲述了群众的一段经历,那也是我时刻怀念的一段经历。”

而姜文对死亡的体验,则来源于他本人35年人生的总的思考:“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的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35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我想把它表达出来,正好有这么个故事,往里面一装,合适。”[1](P67)

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感受与对死亡的体验,构成了第六代作品关于死亡问题的思考与表达。而从生命哲学的向度来看,“生”只是生物学上的一种偶然因素促成,并非生命的本质,而只有死,只有任何生命的必然死亡,才表达了生命的本质。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不仅弥补了其生活阅历的狭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其艺术表达观念与形式的飞跃。这种奇异经历,促使他们的影片将生命问题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去思考:“其实,人死不死没多大关系,死是很抽象的。人活着不是跟死人一样么,你是想象自己活着。这些意思现在看来在影片中很隐晦。”[7]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第六代的电影也就成为了其生活状态的一部分,成为了其生存的具象表征:“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像我的呼吸一样,要不然就不拍电影了。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包括表达这样的东西以及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拍你的电影,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12](P170)

“正版”/“盗版”

如果注意一下“第五代”与“第六代”成长的文化氛围与人文环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很大的不同:

其一,文化素养的不同。“第五代”导演基本上是在农村或工厂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所以其文化功底截然不同,他们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已奔向了“广阔天地”,因此他们的文化知识更多是通过自己的广泛阅读而获得;“第六代”则不仅完成了系统的基础学习,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绘画,且或多或少地从事过诗歌或文学创作(这种因不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造成的影响,我们将在后边进一步分析论述);

其二,观影经验不同。作为电影人,向国外同行观摩学习应该是进行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在“第五代”成长的时代,或因为观看外国影片是一种特权,或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世界影视动态了解甚少,因此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第五代”都不具备“第六代”的观影条件。到了“第六代”导演成长的环境,随着中国大陆地区政治氛围的不断宽松,随着影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之初盗版的大量出现,为“第六代”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使他们更多地接触到了欧洲的艺术电影、除好莱坞之外大量的美国电影,以及亚洲电影。甚至在学校时,王小帅就已系统地研究了费里尼,娄烨系统地研究过安东尼奥尼,而这两位导演却是他们最不喜欢的导演。盗版本来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在中国大陆当时特殊的条件下,却成为了成就第六代导演文化底蕴的温床。

所谓“观千剑而识器”,正是这种优渥的观影条件,为其艺术积淀提供了大量的素养,以至于从自己艺术的出发点与人生的起跑线上,他们就已自觉地向大师学习,甚至在“第六代”重要人物胡雪杨早期影片《童年往事》中,我们看到了库布里克《闪灵》的风格,也许新生代的导演们,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向给予其艺术灵感的电影大师致敬。

其三,“第五代”开始接触的理论也许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然而第六代的理论背景则要复杂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正是国外各种理论思潮在中国大陆走马灯似的风行之时: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符号学理论……各种理论对这一代人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王超所言,他独自在家的时候,接触了巴赞的长镜头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等理论。甚至他们在电影学院毕业时,就已系统地研究了大师们的影片。“我从两本《世界电影》里面,把安东尼奥尼的剧本撕下来,把费里尼的《道路》的剧本撕下来了,然后把那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电影理论文章撕下来了。”[1](P156)并且坦陈,其影片中:“有的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我只是想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就象萨特说的那样。”[1](P156)

其四,第五代基本上是运用胶片拍摄,而第六代却在运用胶片拍摄的同时,还在运用DV进行创作,以至于一些导演由衷地发出了“感谢DV”的欢呼。运用胶片拍摄,无形中使其对影像的把握与表达更加深入。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第五代的影片一般都是在正统的体制下制作、通过正常的渠道发行、在正规的场合放映,而第六代则恰恰相反,他们在体制之外拍摄制作,绝大多数通过录像带或影碟在非正式场合小范围内放映。

文学/视像

在第五代导演的成长经历中,有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即其文化素养更多的来源于文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能从来都没有一些导演像第五代一样表现出对文学浓厚的兴趣,如果进行统计学上的归纳,我们就会发现第五代导演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改编自文学作品。甚至有一段时间,大量翻阅文学杂志成为张艺谋拍摄之余的重要爱好,长期从这种翻阅中找寻可被改编、拍摄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因为其作品被第五代导演改编为电影而一夜之间迅速走红;其二,第五代的电影美学观更大程度上类似于文学的审美观念,他们在改编文学作品的同时,无形中必然受到文学特质的影响;另外在第五代导演的心目中,几乎一致认为电影仍然是一种综合艺术;其三,在影片的组织结构中十分重视故事讲述的方式、情节设置的技巧以及意境氛围的营造,而这正是第五代鲜明风格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及第六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品让人不忍卒视的原因之一;其四,文学的鉴赏主要是通过“阅读”行为得以完成的,人在阅读时处于一种积极主动的思维状态,因此文学可以促进思维的深化,然而另一方面,过度重视文学的特质,无形中会忽略视像语言的特质,也许这正是第五代导演走向分化与衰微的原因之一。

反观第六代导演,可以说表现出了对视像的重视。第六代导演在正式接触电影之前,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美术训练;章明“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大美术系油画专业”;张元“自幼学习绘画”;王小帅、路学长“1981-1985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娄烨1983年“毕业于上海美术学校”。贾樟柯从小也写诗、画画;即使既无绘画条件也无绘画经验如王超,在其最初的传统阅读经验中,诗歌、电影文学剧本、电影理论文章成为了其重要阅读内容,而进行诗歌创作与影评写作,也一度成为其乐此不疲的重要工作,诗歌的跳跃性与意象性,肯定与传统的文学阅读经验不同,……正是这种绘画、诗歌艺术的系统训练,加强了其对色彩、线条、块面、节奏等视像艺术造型语言的掌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绘画艺术方面有多么大的造诣,只是想说明,从中可以看出第六代从一开始就力图通过视像来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努力。也许这正是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形成其独特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即他们从一开始便可以自觉地借助于视像思维而获得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把握方式,即视像的把握;与此同时也获得了对自身感受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即视像表达。这种视像把握与视像表达,成为了第六代最佳的叙述表达方式:

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为什么在学画的时候要写小说,因为绘画它满足不了我的那种叙事的需要,所以我要写小说啊。因为你从小到大,县城里面那个生存环境很粗糙、很恶劣,甚至包括我自己看到过很多死亡。这种生命经验它逼着你要去讲你自己的故事,我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叙事的欲望。电影就是让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比小说还要好的叙事方法。[1](P352)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六代的艺术探索也许更接近于视像艺术的本质,或者说他们更懂得如何运用视像去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没有矫饰,没有中介,直指本体,这也许是对世界的一种本质还原,或者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而这种新的美学原则,被评论家誉为“影像本体(Ontologyofthelmage)”,而这一“影像本体”,与中国传统的影视美学观念是迥异其趣的。提出这一观点者,对其含义进行了具体阐释:

影象本体:暂时借用一下符号学中的一些术语,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长久以来将图像作为能指或者参照物。在传统的中国电影中,画面的设计通常是为了蕴含其他更深的意义。而在最近的大多数新导演的电影中,影象只是一个所指,它通常只是一幅视觉作品,你看到的画面只代表这画面本身。[1](P7)

正因为如此,于是我们看到,在第六代那里,剧本不再显得那么重要,至少不再会为寻找剧本而绞尽脑汁。即使剧本本身,也由导演亲自操持,这无形中减少了编剧与导演传递、剧本与影片转化之间的信息误读与损耗。甚至只写出拍摄大纲,让演员临场发挥,或者边拍边改,也成为第六代重要的艺术创作方式。比如张元在拍摄前“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大纲,但是拍摄的时候即兴的变动很多。”甚至在有些导演的观念中,常规下作为重要拍摄依据的分镜头剧本,到他们那里却成为了拍摄的障碍:

我拍电影从来不按照分镜头来,我也不相信这个方案。我觉得大部分分镜头剧本都是后来按照拍好的画面扒下来的。我是睁着眼睛能看见电影,然后能把它写下来。我看到这个镜头是这样,那个镜头是那样,我会把它都拍下来,再去剪。比如,我愿意把我们的谈话全部拍摄下来,可能你没有控制好的瞬间正是我想要的。就是你刚想歪过头,放下手,但是又犹豫了一下,头又回过来。我觉得这是你,我要电影里面拍这个。[1](P61-62)

而贾樟柯走得更极端,如他在拍摄《嘟嘟》时,“不但没有分镜头剧本,而且连剧本都没有,基本上是到了现场,告诉演员大概应该说些什么。有时候只是我或是谁的一个建议,比如:北师大的操场很有意思,于是大家就去了那里,然后想一想这里可能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就开始现场编故事,然后拍摄。”[2]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影片更好地表达导演的观念与思想,同时也使得导演更加深入地把握视像艺术的本质,这也许是第六代导演群体的理论贡献。当然,这种方式显露出来的弊端,相信他们会自然调整的。

除此之外,他们几乎有意地破坏与颠覆影片的文学性,如“在王小帅和娄烨开始制作电影的初期,他们就打破了传统的电影形式。他们打碎故事的叙述性,割裂剧情的连贯性,甚至肢解了音效和构图。这些革新延续到他们拍摄的一系列电影中——例如《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和《苏州河》中的画外音。而他们早期开创的这种手法,在何建军独立完成的作品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1](P7)正是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从而为使电影尽量地脱离其对文学艺术的依赖,日益显示出其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特色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文学艺术“阅读”的鉴赏方式不同,视像艺术的鉴赏是在“观看”中进行的。在“观看”中,由于对象的具象性特点,所以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种接受,在其直观的以视像把握认识、表达感受的同时,却往往容易影响到人思想的深刻与思维的深化。另一方面,第六代也还不能说是彻底地摒弃了文学的一代,他们只不过是正在由文学向视像转型的路上艰难跋涉的一代,所有的未来,也许只有通过其不断的探索才能得以展示。

然而,毋庸讳言,无论是通过文学还是通过绘画,最终都将无法借助于视像艺术本身来更加确切的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观念,因此尽管“第五代”与“第六代”在各自的时代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探索与艺术实践,并且在其可能的条件下达到了自己的艺术巅峰,然而由于文学艺术或绘画艺术自身的局限,无论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的作品,都无法取得视像艺术的最高成就,因之也就无法达到中国电影艺术的真正高峰,而中国电影艺术的真正复兴与高峰,要等到生活阅历极大丰富与生命体验极度深刻,真正掌握了视像艺术的本质与规律、自觉地运用视像艺术思维及遵循视像艺术规律进行创作的新一代电影人的出现。

普通/边缘

作为第五代导演塑造的艺术形象,即使普通人,也是现实生活中比较符合绝大多数成员期待视阈的普通人的类型。即使败尽家财、气死老子的纨kù@①(《活着》中的男主人公),其本性也是善良的,甚至在命运悲剧与时代悲剧的双重挤压下,最终成为了极度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即使被逼为妾(《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落草为寇(《盗马贼》),无论富贵与贫穷、通达与蹇迫,他们仍然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至少在他们身上可以观照出人性的美好与人生的无奈。

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这一切传统的审美观念被彻底抛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在短短的十年间中国人的社会身份被迅速变化的市场经济所重新标识,在第六代的作品中无论电影的观念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普通人的形象继续出现在他们的影片中外(当然即使这些普通人,也重在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还出现了我们在以前作品中很少见到的形象,这些形象,多是社会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于是,一夜之间,“同志”隆重登场,“小姐”盛装表演,“民工兄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贩子正在如鱼得水,而那些另类艺术家、“手工艺人”(小偷)、性无能者、被遗弃者……以毫不掩饰的面目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第六代导演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第一次通过视像艺术,将我们经验及视线之外人群的生存状态毫不修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在王超的《安阳婴儿》中,对这种生存状态进行了集中的展示:“应当说,这是一部作者电影,它以几乎(除了影片结尾处的肩扛镜头之外)完全静止的镜头,冷静地''''凝视''''古城里无奈地生活着的人们,中国平民社会生活的多种因素聚集在这里:下岗工人、警察、、黑社会、婴儿、监狱等。这里有的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我只是想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存在……”[1](P165)在这些导演看来,“他们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唯一强调的。”[1](P25)正是这种边缘生活状态的真实展示,对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尽力争取,不仅形成了第六代艺术关注人生、正视现实的勇气与力量,特别是这种视阈一旦同极端纪实的风格相结合,便具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从而使其作品在获得葱郁勃发的艺术生命力的同时,也宣布了中国视像艺术中新现实主义美学的崛起。

回忆/寻找

如果对两代导演及其作品进行主题学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第五代影片中一般侧重于回忆,而第六代影片则一般侧重于寻找。如对“我”爷爷阳刚之美的回忆(《红高粱》)、“我”的采风经历的回忆(《黄土地》),直到《老井》、《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一个都不能少》……小到失落的个人情感、走失的学龄儿童,大到逝去的民族精神、人生的终极真理,都可以构成回忆的对象。直至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更是将“追忆逝水年华”的回忆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在第五代导演的影片中也不乏寻找的主题,但是这种寻找的主题总是被强烈的怀旧色彩所笼罩甚或淹没,因此在其作品中,回忆不仅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底蕴,同时也成为了拉近艺术与现实距离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叙事策略。

就文化意蕴而言,“回忆”既是为了弥补现实缺憾的一种人生策略,同时也是由于个体心理衰老而有意无意逃避现实的一种自然信号,而寻找则是青少年积极向外探索、不断开拓进取的必然选择。

如果从形上的角度看,“寻找”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必由之路,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人类孜孜不倦的“寻找”,就不会有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第六代的影片中,“寻找”不约而同地成为了若隐若现、反复纠缠、挥之不去的意象。寻找美好的童年,寻找失落的亲情,寻找遗失的物件,寻找生活的真实,寻找生命的真谛……所有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没有话语权,没有代言者,甚至没有相对清晰的文化形象,但他们不惧生活的诱惑与挑战,不忘对生存的状态展示,不停对生命的本质思考,因而可以在困境中创造奇迹,在绝望时成功突围,成就自己的风格与事业。

于是,“寻找”便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凸显了出来:“《苏州河》不是关于一个生命的双重生活式的寓言,而是一个寻找失落的爱情的现代人的精神漂流记。是马达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更多的是形而上的生命体验,而我的影片还是贯穿在寻找之中。”“我是上海人。我把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全部热爱、感触都融化在马达寻找牡丹的过程中,”[1](P257)“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而在娄烨的《苏州河》中,“寻找”则成为了贯穿始终的话题:美美在影片开头和结尾都在不断地问摄影师:如果我走了,你会找我吗?会像马达一样找我吗?会一直找到死吗?牡丹在投入苏州河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变成一条美人鱼回来找你!”而马达为了去寻找她,不断地穿过这个城市。在这部影片里,生活与艺术、情感与观念、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联系与分别,正是通过不断寻找的过程获得了新的表述。

目前学界对于第五代导演已经有了比较深入、基本定性的研究,而对于第六代导演,因为其正在发展过程中,即使出现分化,也还没有十分明晰的特征及运行轨迹。即使以上对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出生时代、成长背景、政治身份、文化底蕴及其作品的艺术定性、题材范围、叙事风格、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动态观察,尚有一些方面探讨得还不够深入,如“胶片/DV”、“专业/非专业”、“戏剧化/生活化”等问题;此外还有许多方面,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如“主流/非主流”、“正解/误读”等。所有这些比较,将会是极为有意义和富于建设性的。正是以上这些不同的文化策略,使得第五代与第六代的艺术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化与艺术史上两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2]顾峥.我们一起来拍部电影吧——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A].吴文光.现场:(一)[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21.

篇(2)

一、全球营销大势所趋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论文。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

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

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

篇(3)

关键词“三个代表”企业文化对策

1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1.1企业文化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推动力

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全体员工的精神粮食,是凝聚员工队伍的重要力量。从许多企业多年来的实践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健康快速发展,销售和利税连年翻番,逐渐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具备强劲的发展潜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企业内部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结构,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和一种强大的“文化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舆论环境。

1.2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企业的产品要依靠企业文化来宣传,良好的企业声誉要靠企业文化来传播,优秀的企业形象要依靠企业文化来塑造。只有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因而长盛不衰。

1.3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发展后劲的有效手段

新的经济环境下,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对企业发展方向、水平和速度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企业只有建设适应“三个代表”要求的企业文化,塑造良好的企业精神,进一步增强企业凝聚力、向心力,培养员工的荣誉感、信任感、使命感,才能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适应加入WTO后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促进企业健康成长。

2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任何企业及其领导,不论其是否强调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建设着自己的企业文化,推行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培育自己的企业精神,并藉此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鼓舞员工士气。

我国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已经形成了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文化,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明显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从企业识别系统导入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少企业还停留在最低级视觉识别系统的层面,即只是将有关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基本要素规范应用于办公场所和用品、交通工具等方面,而在企业识别战略实施过程中,最关键的理念和行为识别系统方面差距甚远,即在企业使命、经营哲学、行为准则和活动领域,特别是企业精神等的理念识别系统方面还刚刚起步;在企业组织制度、管理培训、行为规范、公共关系、营销活动和公益事业中体现并贯彻企业精神等行为识别系统方面更是几乎空白。

事实表明,企业文化建设的情况是与企业现状相适应,不少企业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实现了高速成长,但与其拥有的资源和优势相比,很多工作还急待改进,企业文化建设仍任重道远。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3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3.1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践“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企业内部的机制创新,通过员工观念的转变,积极面向市场,才能赢得市场,才能在市场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施展才华。确实,企业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就必须转变观念,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面向国内国际市场,以价值为导向,积极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符合社会需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篇(4)

一、全球营销大势所趋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

篇(5)

一般而言,每部电影作品均包蕴一定的文化阐释价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电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电影作品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也是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如同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90年代就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陈凯歌一如既往沉缅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性建构,从早期《黄土地》起步,途经《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直至《荆轲刺秦王》。他电影创作的基调一直是那种和中国血缘关系断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终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忧愤,强调历史哲学的表达,他的个人艺术行为和电影文本皆成为文化苦旅的代名。张艺谋则愈加显示出一个形式主义者的轻盈,他认为中国(大陆)电影过于注重政治、社会、文化等形而上意义,固然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却缺乏生动具体的人性描写。他的表白实际上再次证明了他与陈凯歌在电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无论是表现现代化遭遇传统中国的《秋菊打官司》,还是纪录乡村文化撞击都市文明的《一个都不能少》,他都在或过去、或现在,或农村、或城市的景观中,把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现出来。黄建新则又不同于“陈张”,他的《站直luō@①,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一批内在涵义陈陈相因的影片均紧扣当代主题,展现了此时此刻的人间百态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会情绪,透过历史的踪迹和传统的力量,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诞生时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以及在现代化炼狱中翻滚挣扎的当代华夏。此外夏钢的平和温情、孙周的忧郁恬淡、李少红的直面生活和宁瀛的理性风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文化形态和内涵。而90年代的周晓文更是积极多变,时而畅想都市青春,时而影像乡土《二嫫》,时而涉足远古《秦颂》,一个人,三种影片类型,三种表达格调,三种文化想象。

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一般来讲,文化价值是包括认识属性、审美属性在内的总体化的价值属性,因而,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学价值、社会历史学价值、生命学价值以及哲学价值、宗教价值之外,还有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电影文化自身的丰富性也为观众阐释电影文化价值提供了丰富性。正因为电影作品具有丰富的可供阐释的文化价值,方才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当代奇观:在电影诞生刚过百年的短短时间内,观赏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了。

篇(6)

1.搜集散落民间的历史文化资源。

搜集资料是基础。虽然国家管理着丰富的群众文化艺术资源,但也有很多散落在民间。近些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渐趋丰富。民间的收藏市场十分活跃,收藏爱好者与日俱增。对于收藏爱好者手中的珍贵艺术资料,相关文化部门应当给予相当大的关注,可以采取收购或者征购的方法,然后给予捐赠者物质奖励及精神奖励。搜集工作不能仅仅限于国内。近年来不少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很多的文化艺术都流传在海外。相关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来对散落在国外的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搜集和整合,或者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动身去国外进行“海外寻宝”。

2.把文化艺术档案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要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首先要把它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对其足够的重视。由于部分县市经济不很发达,可能在建设文化艺术档案时缺少资金,这样就使得档案管理人员身兼多职。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管理,先要为其配备几名业务能力好,责任心强的专职管理人员,这样才能使这项工作专业化,不至于被其他工作影响。而且要让管理人员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让管理人员热爱自己的工作。在管理人员开展工作的时候,要上档次,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另外,专职管理人员要有足够的文化艺术知识,在收录的过程中,要对材料进行鉴定,要取完整,真实和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要用辩证的观点去考证,去伪存真,科学划分各种档案,提高文化艺术档案室的质量。

3.政府拨款。

经济是开展活动的基础。没有物质保障,建设文化艺术档案只能成为一个口号,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建设文化艺术档案,需要国家的经济支持。政府要对其进行专门的拨款来为其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相关部门可以利用这部分专门款项来进行档案室的搭建,使艺术资料得到妥善的保管,还可以购进一些先进的设备,要求专业人员把相关文化资源以图像,文字,影像等方式记录下来。

4.联合社会力量。

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觑。其一,政府通过网络、报纸、电视、展览等形式,为文化艺术进行宣传,提高群众的关注度,激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兴趣,使群众自发把自己所藏有的档案或文化艺术资料捐赠出来。即便不方便捐赠出来的,也可以使他们积极配合,为他们手中的文化艺术资料做个备份,把这份遗产保留下来,为我国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增添一抹色彩,为更多人了解这一文化艺术形式做宣传。其二,联合社会力量,成立文化艺术档案征集基金。基金的捐赠可以是团体,也可以是个人,这样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使得群众更有参加的积极性。

二、群众文化艺术档案利用

管理与利用是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的两项重要内容,管理是前提,利用才是根本目的。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搞好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的开发,挖掘出其内在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1.为领导决策服务。

群众文化艺术档案中包含了很多对群众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业务指导作用的资料,那是许许多多的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档案中选择出有价值的材料,给馆内领导提供科学、正确的理论依据,为馆内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服务。同时,将这种材料整理出来上交上级领导,使各个职位的领导们都可以作为决策的参考。

2.为文化艺术研究提供材料。

群众文化档案中含有五十年代至今多年来编写人员汇合整理的素材,后经过不断的补充,收集,整理,完善,详细的记录了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过去和现在,见证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兴衰,饱含了几代人的心血。这样用几代人的光阴谱写的档案,内容极为丰富,为后世研究文化艺术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资料。

3.丰富群众文化艺术生活。

群众文化艺术是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自然也要“回归”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群众文化艺术整理成档后不能被束之高阁,仅仅成为尘封起来的记忆,而是要使它们更好的为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服务。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更好的了解文化艺术,文化馆内的专业干部,业余作者开办讲座,对部分作品评论,鉴赏和讨论,使群众畅所欲言,带动群众对于文化艺术的积极性;发挥现有影像资料的作用,复制文艺资料,在中小学,单位,企业中广泛宣传,帮助基层搞好群众文化活动;举办类似写作,摄影,摄像的比赛,将比赛过程以及重要人才的简况录制下来,在重大活动中进行展览,让群众看到文化建设的成果;将死档案变成活灵活现的艺术形式,例如可以将其改编成话剧,电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群众文化艺术档案中记载了各门类人才的文化艺术成就,它所涉及的一系列专业技术成果都历历在目。档案中所提供的资料可以有效地证明各门类人才的业绩,有利于认定和核实。既防止了个人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疏漏,又有利于调动艺术人才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的创作出群众文化。

4.宣扬中国群众艺术文化。

对于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的建立,不仅要把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保存下来,还要发扬出去。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可以同国外相关单位联合举办,这样,有利于将中国群众文化发扬出去,在海外传播开来。有利于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更可以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来发展中国群众文化,使群众文化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传播到国外,也有利于中国文化与海外文化融合,,共同为文化的多样性做贡献。

三、结语

篇(7)

近几年拍摄的一些影片,比如《和你在一起》、《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等,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来自于“乡村”和“城市”——这一二元对立的物理空间,他们在其中一个空间里“邂逅”,伴随着故事的延伸折射出不同的道德准则和精神生活,而且人物性格冲突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人(刘小春、刘成等)基本上坚守住了生活的信仰和人性的温暖,并顺利完成了对“城市”人(江老师、莉莉等)的“超度”,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洗心革面。这无疑也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这里,“乡村”扮演了“城市”拯救者的角色,成了“城市”人的道德绿洲和精神家园。同样是对乡村文化的肯定,但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影片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当我们视“乡村”、“城市”不仅是对立的精神空间而且是对立的社会空间加以审视时,后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索。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电影是要给观众营造一个美丽的梦并帮其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实主义的影片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们拨动的应该是社会上最敏锐的那根神经,尤其是有一定票房收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但当观众都心甘情愿并理所当然的认同它所给定的价值取向时,特别是当我们将乡村——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来思索的时候,后一种态度——对乡村文化前景的忧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回味和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