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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就业;档案学硕士;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12-125-03
目前,我国多数档案学硕士生培养单位采取三年制或两年制的培养方式,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仍然以理论课为主,不仅不利于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高级人才,更加不利于学生就业。基于此,本文从就业角度审视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从社会需求的方向创新现有课程体系,以确保档案学专业硕士毕业后能在所需的领域一展所长。
一、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方向及专业需求
档案学专业硕士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综合办公部门、档案部门、信息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各级各类档案馆、文件中心;以及档案行政机构。研究生思想已经成熟,能够独立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学习目标明确,除了个别预想考取博士研究生的学生,绝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选择即时就业。就档案学专业硕士而言,其就业方向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考取公务员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将考取公务员视为最为稳妥的就业机会,公务员录取范围广,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及工作人员均可依条件选择报考单位,对于档案专业的学生来说,可选择国家级、省级档案行政机构,各级政府机关、党政机构、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也可报考个别机构文职类公职人员。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选择考取相关档案管理岗位不失为上乘选择。档案管理方向公务员,除了应具备应有的理论知识,必须完善自身的专业素养,严守党和国家各项机密,并要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尤其是《宪法》、《档案法》、《保密法》、《信息法》等涉及自身工作的法律条文,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档案工作者肩负着维护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使命,因此,公务礼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也是档案学专业学生必须通晓的课程。
(二)考取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考试不同于公务员考试,目前尚无全国、全省、市统一招考的形式,事业单位考试由用人单位委托各省、地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所属的人事考试中心组织报名、考试、录用等相关事宜。事业单位具备立档单位的条件,因此,大部分事业单位设有管理档案的组织部门或文书部门,各单位根据每年的人事需求提交用人计划,档案学专业硕士毕业生除了报考要求硕士学历的服务机构,更多的去向选择为高校档案馆及研究机构。此类毕业生不仅要求过硬的专业基本功,而且要通晓文书学、秘书学、历史学等相关课程,高校档案馆或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同时要求毕业生具备深入研究的能力,能独立承担一定量的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提升高校档案馆及科研机构在档案专业领域的地位与价值。
(三)应聘到企业及其他组织机构相关部门
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应聘企业的人数并不多,且基于营利的目的,企业档案人员多归办公室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管理,其他组织机构包括文件中心、数据处理部门等。对于应聘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学生而言,要全面掌握日常办公、人力资源、外语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良好的沟通能力及组织能力,并且能够适应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完善自我,将潜力发挥至最高点。换言之,企业更需要年轻、有活力的工作人员,或是经验颇多、根基稳定的人员,这些硬件要求成为阻碍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进入企业谋发展的重大阻力。若想涉足企业的学生必须先稳定自己的思想,为自己规划一份长远的计划书,分阶段、分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免遭受残酷的市场竞争的打击。
二、现今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迄今为止,我国已有28所大学设立了档案专业硕士点。我国档案学硕士培养单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呈现区域广、院系设置多样化、研究方向多元化、研究内容体系化等特点,各学校在课程体系设置上虽有所不同,但均是朝着深度与广度并重的方向发展。下表为黑龙江大学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表:
黑龙江大学档案学自2004年被授予硕士点后,八年来培育近百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省内居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为主。通过学生的录取以及就业情况,加之师资力量的不断充实,其课程体系设置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黑龙江大学档案学专业归属于信息管理学院,体现学科一体化的优势,“这种学科之间的融合不仅体现在教学目标上,而且体现在专业课程的设置和课程内容的讲授上,但是在课程体系充分考虑到学科之间共通性的基础上,还要特别注意档案学学科在课程体系中的独立性问题”。
黑龙江大学硕士培养计划采用学分制模式,学生在校三年共修学分不少于35分,其中包括公共英语5分,公共政治4分,必修课21分,选修课5分。第一学期以公共课为主,除了研究生学院开设的公共英语和公共政治,还需修两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其一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课程,其二为组织管理与文档管理课程。作为档案学专业的入门课程,上述两门课程分别从信息学及管理学为切入点,引导档案学硕士,特别是跨专业考生明确档案学专业的学科属性、学习目的、学习方法,朝着正确的方向规划档案学课程的学习,并为接下来的专业学习夯实基础,提前掌握专业领域的学习技能。
第二学期除了继续学习公共英语,以专业理论课为先,分方向选修课为主(黑龙江大学档案学硕士研究方向分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信息资源管理)。其中:档案事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档案学理论研究为学位必修课程;档案学名著选读、中外档案事业发展比较研究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方向学员必修课程,信息资源管理方向学员选修课程;信息法规研究、数字档案馆研究为信息资源管理方向学员必修课程,档案学基础理论方向学员选修课程;VB程序设计为学位选修课程。第二学期是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深入系统地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技能的阶段,是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的主修课程,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钻研的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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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期开设的五门课程均为学位选修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及兴趣爱好,选择想要深入研究的课程进行学习。每学期专业课结课以撰写结课论文为主要形式,VB程序设计课程、动态网站开发建设课程为上机考试。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后,第四学期院系组织进行毕业论文的开题工作,第五学期学员的主要任务便是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等形式正式进入毕业论文的写作阶段,并为第六学期的论文答辩以及择业做充分准备。
三、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创新
有学者明确指出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之方式方法,提出档案学教育应在探索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在实践中协调的原则。并指出,应按照社会需求确定培养目标,确立“以独立为本,融合为用”的专业发展思路,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并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并重。笔者认为,根据社会需求创新现有的课程体系,并非将原有课程体系,而是更好地将需求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共同发展。
(一)设置符合社会需求的教学模块
从档案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供应链角度看,高校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毕业生应对社会需求的能力,反之,社会需求也正促动着高校的教学课程设置向前发展。很多用人单位为减轻培养人才的资源,直接录用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往届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应届生就业率,因此,高校在设置研究生课程之时,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培养目标,按照既定的目标开设课程模块。笔者认为,高校应按照就业方向将原有课程整合为相对应的模块,例如现代公文管理与处理系统模块、档案学理论研究模块、办公自动化模块、电子政务模块、电子商务模块、档案信息化建设模块、数字档案馆研究模块、电子文件模块等。其中,档案学理论研究模块为档案学硕士通学课程,其他各类模块可由学生依据兴趣爱好及发展方向自行选择,模块内的所有课程为该生必修课,各高校可根据学校特色、区域特色、师资力量有计划地进行课程模块整合。
(二)加大选修课的比例、扩大选修课范围
目前,我国28所开设档案学硕士点的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各有利弊,就黑龙江大学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而言,专业课比例明显高于基础课,学生仅在第一学期接受一门信息资源管理及一门组织管理课程,除了英语、政治两门公共课,均为档案学专业课,且在35学分的前提下,选修课程只需得到5分即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档案与文件事业专业求该专业硕士须修满40学分,其中至少24学分须是信息学的课程;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档案与文件管理专业硕士生须两年内修满48学分;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学院档案、保存及文件管理硕士专业要求须修满36学分,共计12门课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信息学系档案学专业信息学系要求档案学硕士须修满19门课程,共76学分”。可以看出,同样在学分制教育背景下,美国高校的学分明显高于我国,而且门类多样,选修课比重也高于我国。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图书、情报、档案学科的交叉性日渐明显,扩大选修课的范围,将信息理论、信息技术、文秘、历史、管理等方面课程融入到档案学的课程设置中,既可以拓宽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面,同时也能使学生在选修课程时,提前为毕业后的择业作前期规划,并有目的地学习专业知识。
(三)增设实践课程以及实地调研课程
我国高校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仍然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模式,重课堂、轻就业,理论与实践脱节,是困扰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就业的另一因素,很多毕业生在工作过程中会逐渐意识到在校期间所学的理论课程与实践工作很难融合,特别是对待一些技术领域的问题,显得手足无措,致使档案工作者的综合能力得不到提高。在国外档案学硕士教育课程体系中,普遍将实习与实地调研纳入到学分管理下,占8-12学分,从开设的课程来看,国外对于讲授档案学纯粹理论的课程较少,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较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我国档案学本科生在第三学年第二学期会接受院系安排参加实习,提交实习报告,而硕士研究生则缺少实习的机会。从生源来看,档案学硕士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属于跨专业考生,对于这部分考生来说,没有实践经历,无法系统化地学习理论知识,更不可能将所学到的一知半解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日后的实践工作中。与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档案机构组织联合教学,增加档案学硕士社会实践的机会,也使得在校生能够提前积攒社会经验以及专业技能,为毕业后的择业打下基础。
同时,实地调研课程也应纳入学分管理中,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理应在研究生期间培养,当时代主题日益彰显的背景下,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却显得毫无新意,最大的原因便是缺少实践经历以及能反映论文可用性的实践数据。基于此,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生能力锻炼、还是独立研究能力培养、或是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角度来说,实地调研都关系着学生能否在毕业之时交出一份真正合格的毕业论文,甚至关乎学生日后的发展前途。
档案学硕士培养单位与用人单位共同带动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就业已成为重要趋势,社会需求是提升档案学硕士就业率的关键因素,高校作为输出人才的部门,培育出一支符合社会需求的档案专业人才队伍,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授知识的平台,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学生日后发展取向,因此,在当今复杂的发展形势、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应主动做出调整,结合国内外知名学校相关课程体系设置的优势,为培养适合我国国情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级人才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如果档案馆工作者一味注重业务实践活动,而轻视理论研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使档案工作陷于低层次的事务工作,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有学者指出:对于档案学研究者来说,一个真正的思想上的巨人也一定是实践方面的专家!那么反过来想,作为档案业务实践方面的行家里手,我们的档案馆能否出几个响当当的理论研究者和专家呢?毕竟,实践经验是理论思想的源头活水,没有经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理论;当今的档案学研究园地,在高校学者几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我们的档案馆工作者理应充分发挥一线工作的优势,勇于和乐于承担起自身所肩负的学术使命,多出档案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弥补高校理论工作者在实践方面的不足与缺憾,使档案学研究能够生发于实践,和真正解答实际问题。
档案馆专家之匮乏,原因之一恐怕是取消了档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降低了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研究兴趣和动力。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就是“没有用”。对,是没有用。可是我们做任何事难道一定要确定对自己有用才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将何其苍白!由我们这些人所组成的行业将何其苍白!而我们有幸看到的是,即使在被称为浮躁的当今社会风气之下,依然有人孜孜砣砣,不倦地思考、笔耕不辍,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像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的严永官、河南省濮阳市档案馆的管先海就是这些人当中的杰出代表。前者为戎马出身,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最高学历是迟到的大学给予他的大专;后者是档案专业科班出身。虽然两人的学历背景和工作经历不尽相同,但对档案学术研究所做的贡献都堪称不辱使命。
严永官在一个区县级档案部门一干就是20多年,并且在档案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档案专业论文130多篇,主编了一部填补了档案学研究空白的专著《档案学术评论概要》,还主持和参与多项档案科研项目。现在已成为上海市档案局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奉贤区专业技术领军人才,享受2D08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管先海也已在兰台扎根20年,除了档案编研成果丰硕之外,还经常在档案学核心期刊发表档案学术论文。有趣的是他的论文经常引起同行和高校学者的关注,在专业期刊上与之展开了_一系列唇枪舌战的学术争论。有道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恰恰是在不同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中,擦出了兰台学术精神的火花。两位为档案学研究所作的贡献令人称道和艳羡,而笔者以为,在我们的档案界,这样可敬可爱的同志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如果像严永官所说的那样,他是档案界的游击队,那么这个游击队的队伍是不是应该更壮大一些,这样我们所建立的档案学术研究的这块根据地才能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关键词:档案学;学术规范;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08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0510(2008)12068-03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
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剁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
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
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
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拔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
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 用,了制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
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
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
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中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无论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理论或档案学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专著让人耳目一新,大量理论研究论文不断开拓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档案学者们就一些理论问题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
新世纪中国档案学科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档案学批评与其同步发展。随着档案学研究的深入,一些档案学术批评文章也时有所见。笔者拜读了近年来档案学术批评(研究档案学研究)的几十篇文章,深深地为研究者们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染。这些文章大多数把握住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动态,肯定成绩,指出偏差,指点研究方向,对推动档案学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笔者也发现了一些不利于推动档案学研究,挫伤研究人员积极性的苗头。一些批评者动不动指责这个不求甚解,华而不实;指责那个搬弄名词,空话连篇;批评这个人为拔高,脱离实际;批评那个盲目引进,生搬硬套……。有些批评言论,或无的放矢,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批评责备多,指点迷津少。有的人虽然是善意的批评,但批不得法,言过其实,也在客观上挫伤了一些研究者的积极性。
笔者以为,档案学是一门极其年轻的学科,档案学研究正处于一个继承与扬弃,借鉴与创新相结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期。气可鼓而不可泄。因此,正确地把握档案学术批评的导向,营造和谐的档案学理论研究环境,努力保护和充分调动广大档案学研究人虽的积极性,唤起广大档案工作者特别是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续推动档案学理论建设务。正确的档案学术批评应当具备以下导向作用:
一、促成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真理总是在实践与探索中发现的。既然是探索,就可能出现正确与错误两种可能,就会面临胜利与失败两种结果。开展档案学术批评,不仅要善于把握档案学研究动态,而且要善于调动和保护广大研究人员的积极性,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不但深度不断加强,对档案的本质属性、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中心的可行性、文书立卷改革、档案的价值鉴定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有力地促进了档案学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但我们也发现有些研究者一见到与自己的研究视角不同,思维方式有差异,观点不一致的研究,甚至是自己暂时不理解的,就盲目结论,简单否定,甚至挥着大棒一阵乱打。王英玮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那些迷信自我,故步自封的人:“往往对外国的档案管理经验和研究成果不屑一顾,只满足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中的收成。这其实是学术理论研究的大忌。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被引进我国后,一些学者率先提出了档案管理的‘前端控制理论’,但是对这种颇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一些同志却以不符合‘文件与档案的转化论’为由,不予接受。然而,实践的发展证明,前端控制理论确实对文件与档案的管理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科学理论就是在充分的辩论,认真地辨别,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的。只有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充分让各家各派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才可能造成活泼,和谐的学术氛围,动员起成千上万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者打开思路,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无羁无绊地进行理论研究。
二、培育探索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发现,科学发展的动力就是创新。历史上各种重大的科学发现,无不具有创新的意义,无不是创新探索的结果。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创新中实现的。和其他任关学科理论,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成熟的理论,可以避免我们少走弯路,只有高起点,才有高速度。近年来,“档案学者们着力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图书、情报等相关学科以及信息学等更高层次,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或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使研究深度进一步加强,相应取得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研究成果。明显的表现是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档案哲学、档案经济学、档案文化学、档案心理学、档案法学等相关专著和论文。”②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我国,对档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作为档案学术批评者有责任扶持新生事物,为新生事物保驾护航,而不是泼冷水,打棍子,冷嘲热讽。当然,既然是创新,就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既然是创新,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就难免走弯路甚至走错路。鼓励创新就必须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就必须构建起思想自由和学术通畅的社会人文环境,营造出自由与开放的档案学术氛围。开展学术批评,研究档案学研究就应该及时的肯定和保护研究成果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善意地指出问题,恰当地进行引导,为研究人员鼓劲加油。不但要对那些大胆突破思维定式,合理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的成果,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开拓创新的研究成果,加以肯定和保护,而且要善于发现那些存在纰漏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中的科学的、积极的、有益的成分,审慎地下结论,最大限度地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还要为那些在研究中的失败者指点迷津,鼓起信心,点燃希望之火。切忌抓住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弱点、缺陷不放,吹毛求疵,横加指责;更要防止对不合自己口味或自己暂时还不理解的东西妄下结论,简单否定。
三、推动理论联系实际。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脱离了档案工作的实践,档案学理论就失去了支撑,就没有实际意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使档案信息的载体、信息的存储、检索和查阅、传递手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证明,传统的档案理论框架已无法容纳新的实践,传统的档案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新的现代档案实践,把诸多新问题摆在档案学研究者的面前。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说:“科学的理论结构是永远不会完全封闭的,科学上各方面总是开放的,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只有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才能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推动科学不断前进……”因此,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应该积极引导广大科研人员解脱传统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束缚,到现代档案工作实践中去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对档案学理论建设提出的新课题,研究新形势新变化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以及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坚持从现代档案实践中去创新档案学理论,用新的档案学理论指导现代档案工作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档案学理论,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当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研究同步进行,那种认为只有开展应用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是联系实际,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就是空谈的认识和导向是极其有害的。
四、诱发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档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历史前进的每一步伐,科技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给档案工作带来或多或少的变化,在档案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要使档案学理论能够起到指导档案工作实践的作用,就必须进行前瞻性的研究。我国档案学创立之初,主要是引进前苏联档案学理论,虽经过了无数档案学理论研究人员坚持借鉴与创新相结合,不懈探索,初步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档案学体系,但它离一个成熟学科还有相当差距。它作为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缺乏超前性。过去基本上是围绕已经出现的档案现状进行理论研究,而对档案领域将来可能出现的现象研究太少,以致电子档案的出现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进行学术批评,研究档案学研究,目的是通过批评和争论,求得最终的统一。批评者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能把握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的未来,给研究人员指出路,出点子,引导他们在研究一些短平快,急于解渴的课题之外,进行一些中长期、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在讨论一些热点问题之外,研究一些人们不大注意而又必须注意、应该解决的问题,搞好“冷”与“热”的结合。尤其是应该向研究者们指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走势,未来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档案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形势,启发研究者们的新思维,诱发理论研究的前瞻性。
注释:
①王英玮,档案学研究的务实与务虚,四川档案2004(1)
[关键词]网络环境;档案信息资源共享;述评
1 引言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已经逐渐成为档案利用工作的发展趋势,这一专题在档案学界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重视。笔者以主题=“档案”and“共享”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总库,检出2978条检索结果,近十年的检索结果就达到2707条,可见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真正在实践方面有所突破是借助了近十年网络环境的不断优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同时也借助了用户需求的改变和档案馆办馆理念的变化,从而使得理论研究和技术方法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对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本文以近十年我国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为基础就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做一综述,分析目前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主要研究内容,归纳目前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主要明确的观点,并提出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仍然存在的问题。
2 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主要研究内容
2.1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问题研究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问题研究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概念界定、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原则、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类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与图情信息资源共享的对比研究等方面。
李亚东[1]认为对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内涵更侧重于从信息的可获取性与档案馆提供利用服务的角度来进行阐述,档案信息资源网络共享的客体,将不再是传统的纸质文件,取而代之的是用0和1两个数字组成的、用不连续的数位表示的二进制代码,数字档案信息资源提供利用服务的方式,由传统的面对面的手工查找转变成一种虚拟的交流与传递。谭琤培[2]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两大原则是“贡献原则”和“安全原则”,而档案监控权就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原则的集中体现。柯琳[3]认为档案学者更关注档案信息的控制、监控问题、档案信息的安全保密问题、共享与档案信息利用服务相结合的问题等。李亚东[4]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原则的包括系统规划与协调发展原则、标准化与开放性原则、安全可靠原则,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模式包括馆内共享、政务共享、社会共享三种。胡杰和张照余[5]从实践基础、理论依据、共享客体、共享主体、共享理念、资源建设、共享特点等七个方面对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和图情信息资源共享进行了全面的对比研究。
2.2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实现技术研究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实现主要依靠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对此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李亚东和张照余[6]探讨了虚拟专用网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应用前景。黄凤玉[7]等分析了文档库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应用。黄凤玉[8]等探讨了元数据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应用。孙琦[9]在其硕士论文中全面地提出了本单位的数字档案馆系统开发设计技术方案。吴华影[10]在其硕士论文中全面分析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信息安全技术问题。这些有关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技术实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从技术层面为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技术保障。
2.3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研究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的重要因素,李萍和王桂芝[11]提出“集中型”、“水平型”和“网络型”三种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李亚东[12]在其硕士论文中详细分析了“基于局域网的共享”、“基于政务网的共享”和“基于互联网的共享”三种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 刘娜[13]在其硕士论文中通过全面调研我国省级档案馆网站,从资源平台、技术平台、政策平台和管理平台四个方面提出了省级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的一般模式。
2.4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机制研究
网络环境下,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体系与运行程序。戴志强[14]提出要建立依法调控、互动多赢、科技保障与舆论导向的国家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运作机制。谭必勇和王新才[15]提出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书目控制机制。吕秋培[16]分析了如何建立数字档案馆信息资源共享的保障机制。张照余[17]从不同角度对档案共享网络的效益进行了剖析,梳理了档案网络共享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提出了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的原则和主要手段。
3 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主要明确的观点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为将来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研究成果主要明确了以下观点:
3.1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理论研究日趋成熟
目前关于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理论研究已经基本成熟,对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概念虽然并没有权威的定义,但基本明确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内涵。随着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共享实践的不断推进,对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的基本原则和一般形式也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可见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且日趋成熟。
3.2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应借鉴图书情报界信息资源共享的经验
虽然在实践基础、理论依据、共享客体、共享主体、共享理念、资源建设、共享特点等方面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与图情信息资源共享存在差异,但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来看,图书情报界的信息资源共享都比档案信息资源共享要成熟,档案学界的很多学者依然认为图书情报界的信息资源共享理论和实践经验都是值得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借鉴和学习的,只是在借鉴和学习时应充分考虑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
3.3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必须以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为技术保障
信息社会大环境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必须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才能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满足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用户需求。档案学界很多学者不断探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形态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领域的应用,可见信息技术是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技术保障是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观点,如何进一步提升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应用效果是今后有待进一步时深入研究的问题。
4 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存在的问题
4.1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有待深入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的重点问题,而目前档案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多的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目前仅在部分地区形成了局部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并未形成全国性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也限制了档案学界关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相比之下,图书情报领域对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设的研究就比较深入,针对图书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从动力、保障、监督激励、运行平台管理等机制,系统地建立健全图书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保证共享机制有效运行。因此,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并且有必要建立类似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全国性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共享平台。
4.2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用户服务研究有待加强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最终目的是为用户提供更高效的档案信息服务,档案信息服务正在由资源主导型向用户主导型转变,用户需求的日趋个性化,也迫使网络环境下的档案信息服务必须以用户为中心,体现个性化服务理念。因此网络环境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应当充分研究用户信息需求、用户交互式信息服务等问题,而目前档案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薄弱,有待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推进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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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能源和信息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所依赖的核心资源有所不同。在信息社会,核心资源是信息。信息资源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化革命将使信息资源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财富,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不仅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战略价值,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凸显重要,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资源观念、调整资源战略、大规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节约物质资源和能源,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
IRM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产生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就IRM理论的起因而言,一则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信息系统的推广;二则归因于信息资源总量急剧增长所造成的信息供求矛盾的激化,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决信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IRM理论最初萌芽于工商管理和政府部门这两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引入了IRM理论,并与欧洲学者有相似之处,即在引入理论的同时大量地植入了情报学等学科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IRM理论。现在IRM主要应用于政府、企业、图书情报及民间信息服务等领域[1]。
一门学科的制度化,即形成稳定的学科规则和模式,应包括以下内容:学科职业的制度化、学习和训练的制度化、研究的制度化、交流沟通的制度化及评价和奖励机制的建立[2]。虽然IRM出现时间短,但在20多年中,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我国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期刊,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地区IRM中心(北京和大连IRM中心等);而且成立了专门的IRM协会和研究基地(国家IRM北京和南京研究基地,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IRM会议和论坛(如2004年人民大学IRM学院举办的“2004年中国IRM论坛”和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信息化与IRM”学术研讨会),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专著;尤其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得到了发展:最先是一些相关专业开设IRM课程,后来一些研究生专业开设IRM专业方向,发展到设立IRM硕士和博士专业,而本科专业的设置,在2003年浙江大学、2004年四川大学批准开设IRM专业(由档案学、图书馆学合并调整)后,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也被获批准增设IRM专业,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院系改名为IRM学院(系)。
2、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发展
图书馆、情报、档案学科同宗同源,图书馆和档案馆最初是合二为一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三门学科进行了分流,经过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又各自为政地形成了三个系统。19世纪初出现了图书馆学,19世纪末档案学开始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文献学,20世纪中期诞生了情报学。这四门学科最初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图书资料,档案学研究文书档案,文献学研究期刊论文,情报学研究科学文献情报的机械检索。由于出发点不同,并且从产生之时就朝着建立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方向迈进(特别是情报学),因而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呈现出强烈的“离心化”发展趋势。可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图书馆、档案、文献和情报工作的对象逐渐出现了趋同趋势——它们都要处理图书、期刊及其他各种数字文献。由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都是文献,只是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在当代它们之间出现了“集成化”趋势。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老化周期愈来愈短,现代科学日益向微观方面纵深发展,分支学科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也越来越多,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向整体化发展,这标志着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综合阶段,“大信息观”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现象。
三个学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已露端倪。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改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9月,该组织又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NATLB)的计划。许多国家据此采取了推动图书情报档案综合发展的相应措施。由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是机构、工作流程,还是资源和事业都有共性,所以它们的一体化自然顺理成章。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的出现,三个学科更是错综复杂,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①研究对象的同一化;②研究人员的一体化;③专业教育的融合;④专业期刊的交叉。叶继元教授甚至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基本重合,作为过渡性名称,可以称为“图情学”[3]。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机构进行了三者的一体化,从其表现形式分: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档案集中到某个部门管理,实现全部的一体化,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图书、手稿档案(包括23位美国总统的手稿)和科技报告等,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还是情报研究机构;另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和档案相互交叉地保管在一个部门,实行部分的一体化,例如,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实现一体化,这种模式比较普遍,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图书馆等;也有的将图书馆与档案工作合在一起的,如玻利维亚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柬埔寨国家档案图书馆。但在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2.1 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将是失败的实践。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分别指导着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然而,那种追求自我完善的学科建设现状是无法为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目前,少数图书、情报和档案单位进行了一定的一体化实践,但其中大部分仅仅是三个机构合在一起,挂一块牌子,而内部仍然是各行其是,其实是有名无实;而另一些单位则把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无条件地合到一个地方去管理,这又属于一种混合。这些做法与一体化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随着科学发展综合化趋势的日趋加剧,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加强横向联系的趋势也日趋明显,而作为这种相互惨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将出现一门研究它们的共同规律,以指导这些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新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几种理论,代表性的有文献交流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管理学及后来的IRM学等,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都没有很好地应用。
2.2 宏观管理无力
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是一种战略管理的过程,是图书、情报和档案三个独立的系统改变封闭、孤立状态,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协调、协作,组成全国统一网络的过程。只有实现了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才能使三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在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协调发展下,建成统一的国家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实现宏观管理的一体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协调咨询性质的机构和系列的规章制度。目前,三个系统从上到下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缺乏横向联系。图书馆系统基本上属于文化部和教育部管理,档案系统由国家档案局指导与协调,而情报系统则主要由国家科技部管理。因此,成立全国性的以及各省市、各行业的图、情、档协调机构和统一的规章制度是一体化的核心内容。
2.3 专业设置不合理
我国对信息资源类学科的专业设置经历了一段混乱局面,这种混乱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名称不规范而且不稳定;多种分类标准并行,学科设置交叉重复;对学科的归属缺乏长远、一致的考虑,没有一个合适的学科名来统一三个学科的上级一类学科。例如,在历史上,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性质无一定论,经历了好几次的学科属性变更。在1998年教育部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虽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把情报学删除,而图书馆学、档案学和新增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行政管理、旅游管理及土地资源管理等共属于管理学门类,很显然,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关系与其他管理学门类中的学科关系更密切。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指南和1992年制定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及图书情报文献学其他学科等学科作为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取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种取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现在,社会需要新型知识结构的信息人才,这些人才应是一专多能的,是综合性人才,他们在宏观上能从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在微观上能精通某方面的业务工作,并能够推动信息综合管理的发展。在实际的专业人才培养中,这三个学科各自为政、独树一帜,大多数学校这三专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培养出来的人才,要么是过于专业化,适应面不广;要么对一些知识仅学到了一点过于广而泛的皮毛,显得空洞。这迫切需要三个学科、协调发展。
转贴于
3、在IRM体系框架中三学科的一体化
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研究图书馆、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协调发展及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理论与方法,构建统一的IRM学科体系框架,探索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途径,已是一件迫切的任务。
3.1 在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的理由
钱学森在《论系统工程》一书中指出[4]:“情报、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信息是三者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纽带,是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都属于知识信息;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均属提供知识信息的服务工作;图书、情报和档案都是社会信息资源的组成部分,新的数字化环境下,在三学科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通过对国内众多的关于IRM论著的了解,从其发展历程、定义、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管理过程来看,IRM作为三学科的上一类学科是合适的。
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可以较好地解决一体化过程中的问题:①IRM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理论,1993年,卢泰宏在其所著的《国家信息政策》中,指出[5]:“IRM是信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IRM的内容构架,认为:“尽管关于IRM的阐释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众所一致的,即IRM是信息管理的综合,是一种集约化管理。”可通过IRM理论来指导一体化工作。②可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全国性和各地区性的IRM中心,以确保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有效利用以及信息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有关于IRM科学、完备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实现统一的宏观管理。③在学科的设置上,可把IRM 作为三个学科的上一类学科。为适应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对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大学课程设置遵循“淡化专业、强化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实践”的原则。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可实施按系招生,按“2+1+1”或“1+1+2”方案组织教学,把这三个学科统一按IRM学科招生和培养,把大学四年分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统一进行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基础课和科学文化基础课综合教学,第二部分共同实施IRM专业课教学,第三部分依照学生自愿分专业,按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专业实施各自专业教学,组织毕业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可遵照上述原则,在统一的IRM学科下,再细分专业和方向。
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信息技术在三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大的整合作用。这三个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信息及其载体的传播、搜集、选择、整序、存储、服务及利用。IRM学科在包含三个学科的基础上融合了新闻学、传播学、咨询学、编辑出版发行学等其他多个学科理论。IRM学科是这些学科在更高层次的集合和发展,这非常有助于促使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图书馆学、情报学也能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知识与方法支持。信息技术在促进学科整合的同时还促进了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共同进步。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若干新兴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的产生,例如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学、信息生态问题、信息法学等。这些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是本学科体系成长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发生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其一体化提供了积极因素。
总之,用IRM来统一它们可谓名正言顺。当然,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都有各自特色,一体化并不是要取消和瓦解这三门学科,而是要在IRM这个统一的框架中促其协调、系统地发展;统一于IRM体系框架中,也可扩展和深化三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使它们得到新的发展。
3.2 IRM体系框架的构建
现在,必须打破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创设IRM学为一级学科,并将相关学科统一列入到该学科之下,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群。信息类学科可以从宏观上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属基础理论研究范畴,属于探索未知,主要研究信息的本质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生物内部的信息机理问题,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和由这些学科以及其他各学科中派生出来的信息理论研究学科;第二类属技术科学范畴,重点是为信息工作研制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技术、通信网络技术等,通常称它们为信息技术;第三类属应用科学范畴,主要是运用第一类学科的理论和第二类学科的手段来解决具体的信息问题,这类学科中的以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管理和利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就是IRM学,其中主要包括图书馆、情报、档案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
IRM学的学科性质是其基本理论之一,从其形成背景及研究对象来看,IRM具有交叉学科、管理学科、应用学科的性质。IRM横跨信息科学、资源科学和管理科学三大领域,是在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性质应为综合性学科。
IRM的学科体系结构,有众多学者在相关IRM专著和论文有表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霍国庆和谢阳群提出的体系[6]。在新的环境下,结合已有的体系,按学科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本文提出了有图书情报特色的统一的IRM学科框架(如图1),较具体的适用的学科体系则有待进一步拓展。从整个学科体系来看,作为一门学科的IRM应归属到管理学门类下。在理论研究中,一般理论研究主要是对IRM基础性理论的研究,它也是该学科确立的基本条件;专门理论则是指导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特色理论,除图书馆、情报、档案学外,主要还有文献学、编辑出版学等。在应用研究中,IRM活动首先是一个过程,作为信息需求分析到信息服务的系列过程,IRM是由若干相关而有序的环节组成的;IRM活动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一般通过行政和法制来规范,IRM法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包括一些标准和政策法规体系: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信息采集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公开的政策和法律、信息传播与利用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其他相关政策和法律;IRM活动还是一种技术行为,利用多种信息技术和IRM本身的专业技术来实现其目标;IRM是应用广泛的学科,可以渗透许多领域,对特定领域的信息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
一门学科兴衰的内在规律,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存在新的足够多的有价值的问题可供研究。作为新兴学科,IRM也存在很多不足和有争议的地方,面对信息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也是IRM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其框架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也必然会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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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政涛.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制度”与“制度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3):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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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87—98
[5] 陈能华.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