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基础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宪法基础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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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中文题目。(二号宋体加粗)

2、作者姓名：作者所在单位名称，所在省和城市名称，邮编，如多名作者则分行依次排列。(作者：小四号仿宋;单位等：六号宋体)

3、摘要：150～300字，需有简明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结果、结论等，摘要书写中不能出现本人、本文等第一人称称谓。(五号宋体，摘要两字加粗)

4、关键词：3～8个，每个关键词之间用隔开。 (五号宋体，关键词三字加粗)

5、引言:简要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预期结果和意义等。引言应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不要成为摘要的注释。(内容均为小四宋体，行距1.5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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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1]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2]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3]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4]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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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第一次真正接触“生命权”这一论题，是在200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复习的时候，后来苏州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考研试题考了一道关于生命权的题目。这使我对“生命权”产生兴趣，觉得它有研究价值，平时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2．“和谐社会与法治”课题组成立之后，我向课题组提交了关于生命权的选题。课题客观要求“生命权”与“和谐社会”对接，但我不主张将“生命权”与“和谐社会”泛泛对接。于是，遵循“小选题、宽视野、深挖掘”的原则，我决定将“生命权”与“和谐社会”中最基本的、但被人们长期忽视的“生命和谐”对接。这一想法得到导师谭兵教授的认可和支持。

3．生命权作为首要人权，应当成为和谐社会的“显权”；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命权的认识比较模糊和肤浅，种种漠视和侵犯生命权的现象屡见不鲜。“生命和谐”的提法向来只是在传统的医学、养生学中运用，只为少数医疗和养生界人士所知晓，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不认同甚至不知道生命和谐。

4．目前，学术界很少有学者从“人”的微观层面探讨和谐社会的相关问题，更少有学者对与人的生命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虽然法学学者对生命权有所涉及，但往往局限于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法理学某一学科，研究思路不宽，论述不够系统和深入；对生命和谐尚未出现越出医学、养生学的专门论述；对生命权与生命和谐的关系不曾有过探究。

二、研究价值

期冀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生命、生命权和生命和谐，使生命权的价值不断凸显，使生命和谐成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性话题，进而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珍爱生命，维护生命权，认同生命和谐。

三、主要内容

本论文试图立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人”为中心，对生命权的涵义、特征、属性及其与相关权利的关系进行系统释析，并对生命和谐的涵义、特征、立论基础、意义等进行粗浅论述，进而对生命权与生命和谐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究。

四、几点说明

1．本论文第一部分“生命权释析”是在占有和消化相对较多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第二、三部分“生命和谐论证”、“生命权与生命和谐关系探究”是在几乎无任何相关原始资料的情况下、凭借作者的粗浅认识与理解完成的。因而，全文具有较强的原创性和创新性。

2．总体看来，本论文是一种探索和尝试，理论性阐释比较多，显得比较抽象。由于作者的智识和水平的限制，文中有些观点不可避免地尚显稚嫩，某些部分说理不够深入、充分、透彻，肯定还会存在许多错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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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初次分配

卡尔．施米特在其《宪法学说》中将宪法划分为绝对的宪法概念与相对的宪法概念进行研究，本文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前提下，将对宪法概念的理解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上。

一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卡尔．施米特的《宪法学况》中认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首先是可以只具体的、与每现存政治统一体一‘道给定的具体生存方式”，”第一层含义：宪法一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统一陛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整体状态”，”第二层含义：宪法一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第三层含义：宪法=政治统一体的动态生成原则”。在本文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是超越了一切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正如刘茂林教授对于宪法的理解与界定”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刘茂林教授认为，宪法应该是从人类诞生的那天就随之诞生的，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消灭的那天也不会消火，同时宪法应是跳脱出”国家”的历史局限性，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法。因此，本文认为，刘茂林教授的观点正是从经济、政治形态和文化的历史范畴中解放出来的，不因各种因素的改变和改变的、稳定的、绝对意义上宪法概念。

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本文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理解为，它是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也会因不同历史阶段、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各学者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而呈现出多样性。

本文之所以主张对宪法概念的研究应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七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仅仪对绝对意义上的宪法进行界定存在其缺陷：绝埘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使得它无限扩张了以宪法概念为实际指导的宪法条文所应规定的范畴，我们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从整体上看问题的同时，又要注重对阶段上的、具体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相对意义上对于宪法概念做出界定，而这里的相对意义是指在现代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尤其又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地域、文化上的局限范围为基础。

(一)我国宪法发展的实际状况

在宪法的内涵演变上，不管是古代宪法、近代宪法、现代宪法或政治概念阶段，法律性概念阶段和立宽体制代名的划分，宪法的内涵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专制社会里的政治概念发展到如今的要求体现民主、自由以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时代精神。任何法律都是时代的主流精神、观念的反映，这点足我们无呵辩驳的。

但具体分析我国的历史、文化情况：当然，在我围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自由、权利意识的却是日益增强，不过对于经历过的中国，也许是深受文化火革命之苦，人们对于当年在政治口号煽动下做出的疯狂行为感到荒唐或不可思议，而留下的后遗症是，人们对政治口号的反感与不屑，同时，任何东西旦与政治口弓挂上勾，便不再受到人们该有的重。我国的宪法发展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冠以“政治口号”的又衔，这不得不值得找们深思，而在界定宪法概念时也应对此加以重视：现如今的情况是，法律的权威性，只有当所制定出的法律能够切实的以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时，才能得到大众的承认，宪法也不例外。而如何使宪法制定后能够很好的得以贯彻实施，本文认为，应该对宪法应该规定调整的范围做出个清晰的界定，以通过限制宪法的适用范围确保其法律效力，而这就要求指导其规定的宪法概念在宪法的调整对象上有着进一步清晰的表述。

(二)宪法调整对象的进一步清晰化

基于上述宪法内涵的演变，宪法所要调整与规范的对象也口趋摆脱传统概念阶级性的束缚，而走向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或以二者为统一体的社会权利、立政关系上来，有许多学者已经将宪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如”宪法是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的观点，这里的社会权利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整体，强调了二者的统一性。

但是，对于这样的界定，本文认为它并没看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分配过程中的重复性，也即分配中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宪法中规定国家的性质及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文化制度及各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及权限，而通过这些内容使国家权力在社会中得到最初的配置，初次分配只是从宏观上把握权力这种资源，并作总体上的配置，而不涉及该权力在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具体运作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可以看成是权利的初次分配，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是保障基本人权实现最主要的途径，而公民具体权利的享有、实现以及救济措施，只能南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律加以规定。

(三)宪法概念的界定及宪法属性的进一步探讨

对于宪法是否为根本法的认识上，由于宪法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初次分配，其他法律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分配，因此其他法律必须以宪法的初次分配为基础，没有初次分配的授权，再分配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晓的，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也就有了依据，这就是宪法根本法属性的体现。

但是同时，有些学者对于宪法是部门法的观点本文也存一定程度上赞同，这里学者认为宪法是部门法，是法的组成部分，并不与宪法是根本法相矛盾，他认为，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根本法，嫌犯具仃和其他部门法相同的共性，即都有作为法所享有的特征：由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性的，规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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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科学生 宪法心理 宪法理论 宪法信仰

宪法学是我国高校法科学生所修的主干课程之一。作为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其开设于法科学生接触法学知识的大一学期。宪法学在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宪法学教学中，随着理论学习的深入，法科学生会形成自身对宪法的情感、认知甚至是一种内心的信仰，而这都与宪法意识相关。在宪法学教学中，宪法意识归属于心理、观念层面的内在专业素养，并未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法科学生整体的宪法意识较为薄弱。从法学教学本身的要求而言，法科学生具备法律意识是教学目标之一，在宪法学教学中树立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更是应有之义。对于将来致力于我国法治发展的法科学生来说，该群体宪法意识的培育彰显了法治建设的深层意义。

一、 法科学生宪法意识问题的缘起

针对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问题，笔者在教学中以是否系统学习过宪法为标准，划分为低年级及高年级学生的调查对象，就该群体对宪法的态度、评价等反映宪法意识的问题展开调查。在高年级组中，对于“是否有兴趣关注宪法”，20%的学生认为“没有兴趣关注，学习刑法民法更为实用”；对于“是否完整读过宪法”，近70%的学生没有完整阅读过宪法，仅有10%的学生完整阅读过；在“宪法是否和我们自身有紧密联系”的问题中，60%以上的学生认为没多大关系。高年级学生是接受过宪法的系统学习，对主要部门法有较为全面、深入了解的群体。从数据显示看，高年级学生认可宪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对宪法没有过多了解，也未将自身与宪法进行紧密联系。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将来的“法律人”，高年级学生都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宪法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表明即使经过系统法学知识教育的学生，宪法意识仍旧薄弱。

在低年级组中，针对“宪法是否和我们自身有紧密联系”一问，近50%的学生认为没有密切联系；在“获取宪法知识的途径”的问题中，90%以上的学生都提及高中时期政治课程的学习是主要途径之一；对于“是否有兴趣学习宪法”，20%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由于低年级学生尚未接受过专业的宪法学教学，未能从宪法“基本人权保护”、“公民权利保障”的精神中体会到与宪法的关系。高中政治理论影响着该群体对宪法的认识，低年级学生也因此具备一定的宪法意识。

二、宪法意识不同层次对于法科学生的阶段意义

在宪法意识的内在结构中，分为宪法心理、宪法理论及宪法信仰等由低到高的若干层次。在宪法意识培育过程中，各层次的宪法意识在不同阶段影响着法科学生对宪法认识深浅、情感态度乃至内心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一）宪法心理影响研究视角和研究态度

在宪法意识范畴内，宪法心理是宪法意识的初级层次。宪法心理，是对宪法现象的不系统的、直观的、具体的感性认识。法科学生通过高中政治理论的学习，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宪法意识——宪法心理。该时期奠定的宪法心理基础，对法科学生在宪法学教学中的学习将产生一定影响，最为显著的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态度。一方面，法科学生在此前形成的宪法心理主要依附于政治理论，进入到法学专业领域后容易产生研究视角的混淆或偏差。法学与政治学存在学科上的本质差异，基于政治理论形成的宪法心理导致的研究视角偏差，间接影响到法科学生对宪法的态度及对宪法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宪法心理是一种直观、感性认识，其中不乏主体对宪法的初始态度和感受。前期对宪法形成的态度和感受多为个体的感性认识，往往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着法科学生钻研宪法的兴趣。

（二）宪法理论关涉法学知识体系的合理搭建

宪法理论，是相较于宪法心理较高层次的宪法意识，即一种对宪法整体、系统的理性认识。当法科学生从宪法常识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其宪法意识即从宪法心理层次发展到宪法理论的较高层次。宪法学之所以开设于各具体部门法课程之前，归因于宪法在众多部门法中的母法地位。法科学生在大学时期搭建的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添砖加瓦的过程，宪法为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法学精神的最终归宿。在部门法学习中，多数的法科学生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不擅长对法律之间进行联系与比较，其中包括部门法与宪法之间的联系。“宪法学教学所养成的意识，是帮助学生厘清现代庞大法学学科体系的钥匙。”具备宪法理论层次的宪法意识，法科学生才能在各部门法学习中找到宪法的影子，既有部门法对宪法原则规定的具体制度设计，也有对宪法精神的体现。法科学生搭建的法学知识体系将会是一个具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

（三）宪法信仰关乎“法律人”对法治进程的推动

宪法信仰是宪法意识内在结构的最高层次，宪法信仰的树立成为宪法意识培育的终极目标。当前促进宪法实施，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是我国法治工作中的要务之一，国家宪法日及宪法宣誓制度的设立也表明了培育国民宪法意识、树立国家权力行使人员宪法信仰的必要性。多数的法科学生是未来的“法律人”，终究参与到立法、执法、司法领域及法学研究领域，作用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培育，将关系到今后各领域“法律人”宪法信仰的有无。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载体的公职人员，树立对宪法的信仰，时刻将宪法精神铭刻于心，才能够从意识层面运用权力监督的思维适时调整自己行为，以身作则。具有宪法信仰的“法律人”甚至是“宪法人”作为法治建设中的标杆，为社会尊崇宪法、促进宪法实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三、法科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现实困境

公民宪法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法科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也必然经历从观念萌芽、认知发展直至信仰坚定的过程。在法科学生培育宪法意识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研究视角偏差和兴趣欠缺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注意到大多数的初学者对宪法的感受及态度容易局限于此前形成的宪法心理，并存在将宪法学教学等同为政治理论“二次学习”的认识误区，造成研究视角的偏差，对宪法深入研究的兴趣不明显。不可否认宪法学与政治因素的交织，然而初学者宪法意识处于萌芽到发展阶段，其宪法意识在进一步学习宪法的过程中从感性认识的宪法心理发展为理性的宪法理论认知尤为关键。由于法科学生在中学时期大多是对宪法常识性问题的简单理解，形成了掺杂一些不规则认识的宪法心理。从法科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专业性出发，亟需在初学者原有的宪法心理基础上打破局限，摆正法学视角进入到专业领域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思考。

（二）功利化倾向导致宪法理论薄弱

其一，宪法现实运行制度与宪法理论地位的差距。宪法至上的精神和理论始终是宪法学教学中向法科学生授课的重心，但在实践中我国宪法实施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宪法司法化问题尚在探究。法的运行是法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我国宪法未能在司法中直接适用，缺乏丰富、直观的司法案例以供研究，法科学生主要从国外案例及我国的宪法事例中获得对宪法的深度思考。基于功利因素的考虑，法科学生认为宪法在实践中欠缺实用性，对宪法少有深入研究的动力，宪法理论薄弱。

其二，司法考试体系中宪法知识考核比重低。司法资格考试历来是衡量法科学生法学知识功底和法律运用技能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现行司法考试设置的考核结构看，宪法与法理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制史、经济法、国际法、法律职业道德等共同构成司法考试第一卷的考核内容，宪法知识考核比重小，分值低，侧重于现行规定的考核。由此，法科生对宪法的学习方式功利化，仅凭记忆背诵，并未深化对宪法理论的认知。

（三）树立“法律人”宪法信仰的教学目标不明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更多具有宪法信仰的人参与其中。高校的法学教育对法科学生的培养除了要求其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的能力，还应把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情怀、法律信仰作为一项教育目标明确，其中包括宪法信仰的树立。“在当下中国，我们应大力培养精神，培养具有精神的“宪法人”，在法学院中的宪法教学中更是义不容辞。”宪法信仰的树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无法在宪法学教学的短期内完成，客观因素的限制性、宪法意识培育的长期性及内在素养的隐形性致使宪法学教学中对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宪法学教学正是为“法律人”宪法信仰这个最高层次的宪法意识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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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宪法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就是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它有概括限制型和具体限制型两种类型。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权界式义务规范在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方面与明示式义务规范有着重大区别。权界式义务规范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它可以转换成非义务性的表述，其实质是表示权利应当有所约束。关于宪法权利之限制规定能否被视为公民义务规范的争议.可通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予以化解。

一、权界式—宪法中公民义务规范形式之一

对于宪法中公民义务规范的表现形式问题，学界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仅把“公民有……义务”或者“……是公民的义务”这种直接、明确的规定形式(可称之为“明示式”)识别为公民义务条款。事实上，无论在我国宪法还是很多外国宪法之中，公民义务规范的表现形式绝不仅限于人们熟悉的明示式，还有一种“权界式”的义务规范。

宪法在确认某项公民权利的同时又规定公民应当做什么、不得做什么，或者针对所有宪法权利而规定应当如何行使、不得如何行使，这些规定属于对公民义务的规定。这种义务，用李龙教授的话来说叫做“遵守法定权利界限的义务”。简言之，宪法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公民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笔者就称之为权界式的公民义务规范。在各国宪法中，权界式义务规范是比明示式义务规范普遍得多的公民义务规范形式。

1.权界式义务规范的依据

普芬道夫曾说:“义务是对权利和自由的约束，它是通过对我们做一定行为的必要性的抑制来实现的。法理学上一般认为，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什么行为或者必须做出什么行为的规则(规范)就属于对义务的规定。学者指出，识别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主要根据法律规范行为模式部分的文字表述形式，对于义务性规范而言，其文字表述形式多为“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等。所以，宪法若以这些文字对公民权利作出限制规定，就可以看作义务性规范。有德国学者就指出，德国基本法(1949)将公民义务作为基本权利之内涵范围与限制而个别规定，如第5条第3款第二句:“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第14条第2款:“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扯。

笔者提出“权界式”这种公民义务的规范形式，并非一己之见。事实上，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权界式”这个概念而已。例如，日本学者青柳幸

一、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都认为日本宪法(1946)第12条“本宪法保障国民之自由及权利，应由国民不断努力以保持之。国民不得滥用之，负有常为公共福社而利用之责任”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乃是“宪法上的自由与权利之一般义务。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S1条“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规定了一项公民基本义务，可称之为不得滥用权利的义务。我国还有些学者则以宪法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例说明，公民在享有充分权利的同时，又负有不滥用这些权利的义务。德国学者HassoHofmann认为，基本权利的限制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基本义务”。青年学者王错博士认为，既然基本权利存在限制，那么，该限制的部分就成为公民的义务f9]。韩大元教授总结道:“基本义务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一是基本权利中包含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基本义务;二是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的基本义务。

但是，并非所有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都可以看作权界式义务规范。例如，荷兰宪法(1983)第23条第3款:“除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外，任何人都有出境的权利。”印度宪法(1949)第21条:“保护生命和人身自由—除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个人自由。”这种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因为从其文字表述来看，并没有指出公民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要从中获得有关的公民义务内容，只能通过逻辑推导，而“宪法上的义务是不可以根据宪法规范推定的。所以笔者所讲的权界式义务，绝非从宪法权利规范中推导公民义务的意思，推导出来的只是义务的“内容”甚或说“存在”，它不能等同于义务“规范”。

2.权界式义务规范的两种类型

(1)概括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

这是指对各种宪法权利加以总括性、原则性的限制，并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的权利限制规定。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我国宪法第51条、日本宪法第12条之外，还有如俄罗斯宪法(1993)第17条第3款:“实现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罗马尼亚宪法(1991)第54条:“罗马尼亚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必须忠实地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但应指出，有些宪法权利的概括限制规定不宜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因为它们属于直接针对国家的义务性规定，对于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是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规定的。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社，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

(2)具体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

这是指对某项宪法权利加以具体的限制，并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的权利限制规定。例如，意大利宪法(1947)第17条第1款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携带武器和平地举行集会的权利。”第2款规定:“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时，须预先通知当局。”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学是自由的。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

但应指出，有些宪法权利的具体限制规定不宜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因为它们也属于直接针对国家的义务性规定，对于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是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规定的。例如，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1791);“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挪威宪法(1814)第100条规定“新闻出版自由。任何人，不论其写作内容如何，均不得因其所出版或发表的著作而受惩处，但蓄意和明显地表示本人或煽动他人反对法律，藐视宗教、道德或宪法权力、对抗法令，或对人进行诬告和诽谤者除外。”

二、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实质

张千帆教授认为，在宪法中，“规定义务和界定权利的范围是性质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前者要求个人通过积极行为履行义务，后者则只是将个人权利的保障限于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因此，更准确地说，我国宪法第51条“不是在规定公民不得侵犯国家或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义务，而是将尊重集体或他人权利作为自己的权利也享受宪法保护的前提条件”。德国学者VolkmarGotz等人认为，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限制，在内涵、理论基础以及功能上都不相同。VolkmarGotz指出，基本权利之限制的作用在于引导各种不同的自由、法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形成归属和界定的整合，透过基本权利之限制的概念，显示出个人自由的范畴，应该是一种经由宪法与法律所划定的以及各种自由彼此之间所界定的空间，因此，这一空间并非基本义务的作用对象。可见，如何看待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颇有争议。

依笔者拙见，从规范表现形式的角度来讲，不将那些以禁止性规范或者命令性规范予以表述的宪法权利限制规定视为义务性规范，是缺乏法理依据的。然而，规范的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权界式与明示式都是宪法中公民义务的规范形式，但二者在内容上和实质上都有重大区别。内容上的区别很明显，凡是纳税、服兵役、受教育、劳动等义务，在各国宪法中皆以明示式规范的形式出现，对此无需赘述。本文着重分析实质上的区别，这可从规范的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三方面人手。1.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创设目的

从创设目的来分析，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课公民以义务，而是由于一些权利或自由本身不可能是无限的，制宪者为了使权利不至于被滥用，协调不同主体的不同权利(如某甲的言论自由与某乙的名誉权或某丙的隐私权可能冲突)，才在确认权利时附加上不得用此权利做某事或者行使该权利应负某种积极责任的规定。可见，这种规定虽然用义务性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规范权利。换言之，制宪者要充分展示其理性，在确认权利的同时，还要划定其边界、设定其条件，才创设出伴随着权利规范的、被笔者称为权界式的义务规范来。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51条，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一般界限或者说条件是“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根据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教学自由的界限是“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根据意大利宪法第17条，集会权利的条件是“不携带武器”、“和平地举行”，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的条件是“预先通知当局”。英国法学家迪亚斯指出过，义务的目的会决定规范的形式。遵守权利界限的义务如果要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就只能是权界式的形式。

2.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出现位置

从在宪法典中出现的位置来看，权界式义务规范总是伴随于权利条款而出现。概括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要么出现在列举完宪法权利之后，这是大多数宪法的做法;要么出现在开始列举宪法权利之前，如土耳其宪法(1982)第二篇“基本权利和义务”之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第三部分即第14条专门规定“禁止滥用基本权利和自由”。具体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总是在确认一项具体的宪法权利之后紧跟着出现，要么规定于同一款，如前引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要么规定在同一条的不同款，如前引意大利宪法第17条第1,2款。而明示式义务规范在宪法中的位置是相对独立的。从整体来看，明示式义务规范当然是与权利规范分离的，有的宪法设立专章予以规定，如泰国宪法(1996)第四章“泰国人民的义务”(第49-57条);有的宪法在一个条文中以若干项予以列举，如蒙古宪法(1992)第17条。就单个条文来说，明示式义务规范也一般是与权利规范分离的(当然，“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这类极少数的规定除外，这样规定只是为了语言简洁)，极少出现一个条文既有权界式义务规范又有明示式义务规范的情形。权界式义务规范与明示式义务规范在宪法中位置的区别，正是由权界式义务规范的特有目的所决定的。

3.权界式义务规范的表述转换

从表述方式的转换来说，正如前文所举例的，有些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由于其表述方式而不宜被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相反，权界式义务规范也可以转换为这类权利限制条款，即把对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如“……除外”，“在……前提下”予以规定。例如，俄罗斯宪法第29条第1款:“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第2款:“禁止从事煽动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这第2款就属于权界式义务规范。但从技术上说，表述方式是可以转换的，即可以把这两款合并，作如下表述: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但从事煽动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以及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的除外。这样，按照本文的立场，就不将其视为义务规范。申言之，权界式义务规范在表述方式上具有可转换性，它可用典型的义务性规范来表述，也可不用典型的义务性规范来表述，而且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原条文规定的主体，没有使原条文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发生变化。而明示式义务规范则不具有这种可转换性。例如，“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这一明示式义务规范若要在转换表述方式之后仍然含有公民纳税义务的意思，就只能转换为授予政府征税权的授权性规范，如“国会有权规定赋税”或者“政府有权依法征税”，显然，如此转换已经改变了原条文规定的主体，条文的宗旨和主要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权界式义务规范所具有的这种表述形式的可转换性是特有的，这正是由其不同于明示式义务规范的实质所决定的。张千帆教授曾说，对宪法权利的限制不宜以义务性规定的方式出现，但他只是以限制权利的根本目的来论证的。笔者在此提出的“权界式义务规范在表述上的可转换性”可以作为一条新的论证理由。

篇(7)

论文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二、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比较

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之所以将“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作为两种类型分别介绍，主要是与“环境义务”入宪的立法建议有关。根据笔者的统计，世界各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条款的规定，从宪法文本的结构上看，主要规定在“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两大部分。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宪法文本的结构布局的不同以及立宪者的措词爱好的差异，在称呼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有的国家宪法在大标题上用“根本经济基础”，如阿富汗；有的国家用“经济和财务”，如伊朗伊斯兰宪法；有的国家用“国民经济和劳动”，如立陶宛等。而同样是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有的国家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格鲁吉亚等；有的国家宪法在这一章的章名直接用“人和公民”，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国家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如俄罗斯。当然，更多的国家是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分章或分节规定，从而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规定在“基本义务”的项下，如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习惯和方便，采用我国宪法的章节名称将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同章节名称里的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归结到“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称呼项下。

根据笔者的统计和比较，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基本上都出现在章节名称为“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如越南宪法在第二章“经济制度”中规定了“国家机关、武装部队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一切个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立陶宛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经济与劳动”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此外，叙利亚、巴拿马、古巴、危地马拉等国也都将环境义务的条款规定在与“经济制度”有关的章节中；而“义务型”模式中关于“义务条款”的规定都出现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如吉尔吉斯坦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第三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爱护周围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在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中的第十二章“公民的义务”里规定了“公民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此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爱沙尼亚等国都在类似的章节对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我国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条款在各国宪法中的分布规律的归纳与比较，笔者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之所以主要集中在类似于“经济制度”这样的章节之下，是因为它们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而当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时，将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项下显然是不适宜的。结合上文对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主要是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该条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我国宪法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规定，由于各制度没有独立成节，所以，从宏观上看，与大多数国家将类似条文规定在“经济制度”的项下并不矛盾。这样，粗略看来，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似乎与“义责结合型”的入宪模式一致，其实不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明显遗漏了“国家”以外的其他义务主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既不属于“义责结合型”，也不属于“义务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属于已经被我们排除了的“权义结合型”和“权义责结合型”。

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宪法的环境义务条款就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即“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因为是“环境义务”入宪，所以一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采用“义务型”的模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放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更为适宜。但考虑到我国宪法文本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在采用“义务型”模式的国家宪法中对环境权主体的表述一般采用“每个人”、“所有人”或“任何人”，很少有用“每个公民”的字样。如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历史与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义务。”秘鲁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贝宁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维护环境”。这也与它们的章节名称有关，一般是规定在“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义务”、“人民的义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项下，而我国宪法中关于这一主体的描述如果也采用“每个人”、“所有人”、“任何人”这样的字样，显然与章名“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

其次，即使不考虑章名的问题，在第二章最后一条后面增加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从措辞上看也不一致。因为现行宪法第五十二条到五十六条虽然分别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每个条文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启文，陡然增加这么一条以“每个人”开头的法条，从法条的整体结构上看，显得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