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态学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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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生态城市 含义 研究状况

一、生态城市的含义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但其概念迄今仍未达成共识。

1984年,原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提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环境。同年,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城市是自然系统合理、经济系统有利、社会系统有效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egister)提出,生态城市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健康与活力。他认为生态城市是生态健康的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居的聚居地。

欧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居住区十项关键原则。杨开忠教授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生产性并有利于人们生存的城市。”

我国学者黄光宇教授等认为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我国著名学者黄肇义、杨东援在总结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生态经济理论,提出了如下定义: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

二、国外生态城市的研究

1820年欧文提出“花园城”的概念,倡导花园城镇运动;1898年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在城市规模、城乡结合、人口密度、绿化带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划,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一些花园城市。

20世纪以后,以美国芝加哥学者帕克的《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几点建议》(1916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雅典》(1933年)、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世界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丹尼斯L.米都斯等的《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为代表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环境恶化的担忧,这引起人们更加关注保护生态环境,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较早涉入城市生态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曾组织召开了多次有关该领域的地区和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陆续召开一系列生态城市研讨会。

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研讨会,与会的700多名专家学者就如何根据生态学原则建设城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并草拟了今后生态城市建设的十条计划。

1992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生态城市学术研讨会。大会就生态城市设计原理、方法、技术和政策进行了深入具体地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美国在加州的伯克利实施了生态城市计划。

1996年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会议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生态重建计划”。2000年在巴西国家库里蒂巴举行了“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2年在中国深圳举行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3年2月至4月,在中国深圳组织召开了“生态城市发展国际网络讨论会”,此次会议安排了生态城市规划和管理、生态住宅和生态建筑、环城市生态系统工和固体废弃物管理、综合城市水管理、工业生态学问题、人类生态学和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等六个会组,在世界范围内征集了更多的论文,有更多的人参与,把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推上空前。

三、国内生态城市的研究

我国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最早萌芽于古代“天人关系”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过程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我国正式把城市生态环境研究列入国家发展计划,许多学科,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环境学,才开始从不同领域研究城市生态环境。马世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我国生态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一直指导着我国的生态城市复合系统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1986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生态城市示范点,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转型。1996年颁布的《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建成若干个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胜循环的示范城市”。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同时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明确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要求不断改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陈晓丽等.城市规划原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4.L).

[2]忙福德,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黄光宇.田园城市、绿心城市、生态城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1998.

[4]王佳玮.基于生态城市建设的产业绿色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0页.

篇(2)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1305

一、引 言

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在其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预见了一种“后文明”即将出现，但没有指明这种“后文明”将是一种什么形式[1]（P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2]（P5—12）。与此同时，西方生态、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了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3]（P58—76）[4]（P37—52）。此后，相继出现了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理论。在实践上，生态运动也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绿党”受到民众拥护，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例如，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德国绿党，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 1998—2002年还与社民党联合获得了执政地位，现在绿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的概念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同志专门就生态文明进行了明确阐述：“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中央政府及主要领导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进展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1984年，当时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5]。之后，理论界开始广泛研究生态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发表了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文章累计达10 029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陈洪波，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 第一，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界定。一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陈瑞清等认为，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和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6][7][8][9]。二是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如余谋昌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四大文明一起支撑和谐社会大厦[10]。三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1][12]。四是认为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转变生产模式和行为模式，走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3]。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的讨论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权威的概念。

第二，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从儒释道和佛教中探究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研究认为，儒释道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儒、释、道都强调“天人合一”，把尊重生命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同的生态价值观。佛教认为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是一个统一体，天地同根、众生平等，天地万物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14][15][16]。总之，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佛性统一、万物平等，等等，这些朴素的自然观及其生态实践观，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化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篇(3)

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召虎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吴常信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张沅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农发集团原副董事长区仲生高级农经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陈焕春教授，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理事长、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明研究员等领导、专家出席开幕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汪懋华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微生态学分会理事长、四川农业大学程安春教授，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遇龙研究员，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刘波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朱伟云教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André　Aarnink研究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猪生产咨询委员会主任、推广教育主任Wayne　Martin，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热带农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Liang　Juan　Boo，哈佛大学副教授Haining　Shi，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李玉芝副教授，美国蛋品工业中心主任、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Hongwei　Xin教授，丹麦DLG公司技术总监Plamen　Nikolov等知名专家作了《工程技术与中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动物微生态与粘膜免疫》、《生猪机体氮代谢及其减排调控研究进展》、《保障生态安全的无害化养猪微生物发酵床工程化技术体系》、《反刍动物瘤胃甲烷生成机理及其营养调控》、《环境与福利友好型猪舍系统》、《猪和鸡的小规模生产和市场系统》、《利用水稻秸秆日粮减少瘤胃的甲烷排放》、《粘膜免疫与肠道感染》、《对美国猪舍系统的评估》、《美国蛋鸡产业现状与研发机遇及蛋品工业中心（EIC）的作用》、《环境控制与饲养管理》的报告。

会议设立了2个分会场，共有48位国内畜牧兽医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和青年学者做了内容丰富的专题交流，特邀嘉宾在分会场从本学科角度阐述改善生产的策略与技术，而来自公司的技术研发专家则从具体技术上深入浅出地阐明环境控制设备的优点和效果。

篇(4)

关键词:生态实验课;改革;创新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32-05

一、时代和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对其课程改革和建设提出挑战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科学,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实践性特征。我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把生态学列为生命科学的四大基础学科之一,足见其重要性。现在生态学这个术语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词。作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在很广泛的空间尺度、时间尺度和组织尺度上进行研究的,并分别在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及景观等层次上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野外、实验和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在当代,生态学已经不仅仅是一门学科了,它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思想,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已渗透到了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更是全球生态化的世纪。当今人类可以不懂生命科学,但不能没有生态意识。生态教育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人类逐渐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的今天,生态教育即绿色教育已成为全人类的必修课。在人口如此众多的我国,环境、资源和能源等生态危机的解决都有待于全民族生态道德水平的提高。

这一切,无论是对生态学的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生态学实验课程改革和建设、尤其是生态学实验室的投资和建设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二、从“规范”出发,重新制定其教学大纲

一直以来,全国各高校在制定或进一步完善生物技术专业各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的时候,往往都会依据自己长期传统的办学经验或照搬国内外一些著名高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来制定或完善相应课程的教学大纲,但实践证明,这是不科学的,这很容易导致经验办学和各高校主观办学等不规范办学现象的发生,给地方和全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所幸,经过第一届和第二届“高校生命基础课程报告论坛”和2008年5月在苏州大学召开的“全国生物类专业建设及专业规范交流研讨会”及随后的多次会议的交流和研讨,由高等学校生物科学与工程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牵头出台了《高等学校本科生物技术专业规范》(本文简称《规范》)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晰和完善了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规范,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办学的宏观框架[1]~[3]。

1.《规范》解读

该《规范》规定生物技术专业是以理为主、以工为辅的理工复合型专业,本专业培养应用研究型或技术型人才。为此,《规范》无论在其培养目标上,还是在其人才培养规格上都强调要培养学生掌握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受到扎实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并能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生物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或者攻读研究生学位等等。生物技术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核心就是培养本专业的创新型人才。

为了实现生物技术专业培养目标,达到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规范》规定了本专业的知识体系为包括“生物与环境”在内的十大知识领域及108个知识单元和449个知识点,知识体系涵盖了生物学发展的方方面面。“生物与环境”为十大知识领域之一,可见,生态学教育是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专业知识体系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规范》的专业知识体系中,与生态学课程直接相关的部分包括的知识领域是“生物与环境”及14个知识单元和42个知识点,分别占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专业知识体系中所含知识领域、知识单元和知识点的10%、12.96%和9.35%,是本专业学生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生态学理论课程建设、实验课程建设、尤其是生态学实验室建设和投资的依据和前提。

2.我校从《规范》出发,制定生态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规范》规定了生物技术专业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的专业知识体系,列举了生态学课程知识体系所包含的知识单元和知识点,为生态学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框架和事实依据。

为此,我校针对生态学实践教学和生态学实验室的投资和建设实际,在仔细研究《规范》中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了我校生态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并结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的有关指标的要求,进行了生态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投资预算。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针对我校的办学水平和我校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基础状况等实际问题,我们在生态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实验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本课程学习帮助学生加深对生态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使其学习如何着手研究生态学问题、掌握相关的研究方法,并为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提供条件,促进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同时受到科学方法、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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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优化结构，生态农业，产业链

 

构建农业生态产业链要求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以生态为基础，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农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一、优化结构后的农业产业链应具备的特点

1、综合性。生态农业强调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以大农业为出发点，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相互依存，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2、多样性。生态农业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依据社会需要和当地实际协调发展。

3、高效性。生态农业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系列化深加工，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实现经济增值，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

4、持续性。发展生态农业能够保护改善生活环境，防止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相结合优化结构，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

二、和谐生态农业链必须具备的核心产业及产业群

一个和谐的生态农业链必须具备一个或若干个核心产业，以及由此辐射的产业群。各产业之间可以通过产品加工程序形成产业链，也可以通过上下游产业的剩余构成产业的食物链。产业之间相互交换废弃物，使废弃物可以资源化利用。如种养结合的稻田养鱼，稻田为鱼提供了较好的生长环境，鱼吃杂草、害虫，鱼粪肥田，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增加了经济效益。由此实现各产业间的持续、稳态的物质（能量循环），最终形成若干农副产品，将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剩余物在系统内部生态处理，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解决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1、种养殖业子系统。种养殖业在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大力实施农业清洁生产，促进生态化水平的提升。具体技术途径包括：肥料方面，多是施有机肥，改善土壤肥力，大力推行配方施肥、测土施肥等新方法，推广精准施肥等新技术。将微量元素及有机肥混合配方使用，同时结合其他方法，提高利用率，减少肥料损失。农药方面，大力推广农药的科学合理使用，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期刊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大力发展节水农业。通过硬化渠道、喷灌、地膜下灌溉等新的技术方法，提高水的生态效率，在既定条件下，减少用水量，实现用水减量。在耕作方面，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尽量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方法做到精确播种，精准收获，以节约种子，提高作物对光、水、肥的利用率，在农作物收获时，做到适时收割，减少农作物损失。从物质流动的特点看，种养殖生态农业系统中存在着物质代谢和共生两种类型。其中，以基糖复合为代表的模式，表现为物质的代谢或循环过程；以稻鸭系统为代表的模式，表现为营养物的共享。一是基糖复合：果基鱼塘，糖基上可以种植各种果树，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果。还可以在种植的高杆植物下养殖鸡、鸭、鹅等家禽，既可以吃草、虫，又可以增加一部分经济收入，家禽的粪便还可以肥地。二是稻鸭鱼共生：稻鸭鱼共生是依据生态学原理、利用动物植物之间的共生互利关系而建立的一种共生体系，它利用了空间生态位和时间生态位以及鸭的生态学特征（杂食性），并运用现代技术措施，将鸭圈养在稻田里，让鸭和稻“全天候”共生共长，以鸭捕捉害虫代替农药治虫、以鸭食杂草代替除草剂，以鸭粪作为有机肥代替部分化肥，从而以鸭代替人工为水稻防病、治虫、施肥、中耕、除草等。

2、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系统。一种是四位一体式：以生态学、经济学、系统工程为原理，以土地资源基础，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沼气为纽带，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通过生物质能转换技术优化结构，在农户的土地上，在全封闭的状态下，将沼气池、畜禽舍、厕所和日光温室等组合在一起。它是生态农业和庭院经济巧妙结合的新型的生产模式。另一种是五配套式：即指沼气池、果园、暖圈、蓄水窖和看营房五配套，它是一种立体养殖和多种经营体系，具体步骤是：圈下建沼气池，池上搞养殖，除了养猪外，圈上还放笼养鸡，形成鸡粪养猪、猪粪池产沼气的循环。特点是以土地为基础，以沼气为纽带，形成以农带牧、以沼促果，果牧结合的配套发展和良性循环系统。种养殖生态系统加上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系统可形成更高一级的生态系统，由于该系统的多种经营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把它称为生态农业链。

三、农业生态产业链的构建基础

农业生态产业链的构建需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以生态为基础，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发展生态种植业、生态林业、生态牧业、生态渔业，延伸生态产业链，发展生态型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倡导农产品的绿色消费。生态链的各个环节之间通过废物变换、循环利用、要素耦合等方式形成网状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和协同作用的生态产业系统。各产业部门之间，在质和量上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各个系统有产品产出，各系统之间通过中间产品和废弃物的相互交换而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和闭合的生态产业网络，其资源等到最佳配置，废物得到最佳利用，环境污染降到最低水平。

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生产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连接着初级农产品和最终消费，同时又是一个薄弱环节。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看，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就是要以生产绿色食品为根本，采用农产品精深加工工艺技术、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资源的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村招商引资》

《农业管理理论与实践》

《土地规划与村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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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批评；人文主义；后现代；精神圈：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47－05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坛曾经有过相当轰动的一幕，就是王晓明等学者掀起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种局面比起文学界曾经的显赫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那种盛况之后再也难得一见。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似乎还想追问，曾经被诸多作家学者牵肠挂肚的“人文精神”今天怎么样了，它比起当初“大讨论”时是发展壮大了还是日暮途穷了?围绕这个问题，我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现状作了研究整理，我认为，生态主义批评是当下“人文精神”存在的主要状态之

一、生态批评的现状

文学的生态主义批评实质是思想批评，它最关键、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其生态整体论思想。它的崛起应该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于确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圈内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王诺认为“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鲁枢元先生认为生态文艺学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的一门学科，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与批评方法，是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

可以肯定的是，生态批评(eeoeritieism)这个术语自2002年被引进我国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曾繁仁、鲁枢元、王宁等知名学者发表著述对其进行探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刊物都刊发或转载了相关的专题论文。王诺对生态批评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这点上当下生态学批评界也基本上是认同的。王诺等还认为其具有跨学科性和现实功能，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科学取向：即结合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尤其是从生态学的发现出发，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万事万物共生、共栖、相互关联的整体主义原则为基础，批判性地研究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张力，批判性地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对自然的信念、审美、以及伦理关系的样态和走向：现实功能则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即借助生态环境科学的认识，以文学文本为对象，反思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重新审视人类本体、人类生存本体、以及本体意义上人类进化与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的智慧，反思人类在自然中位置、人类在自然中的行为意义，反思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作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情感、态度、想象与观念。

曾繁仁指出，生态批评的核心特征和主要价值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结合西方的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批评应当深入探讨以下最基本的思想问题：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谐共享与征服占有、整体合一与二元对立、生态发展观与唯发展主义、人格完善动力与欲望满足动力、简单生活观与消费文化、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绿色科技与科技至上等。

每一种话语的发生都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生态批评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因为生态危机确实已经成为当下不容回避的、最大的人类危机。如果一切都以人当下的利益而出发，最后不只是影响环境与生态，也会影响人自身未来的发展甚至生存。因为人总是把当下看得高于一切，尤其在一个人类不再相信上帝的世俗社会，也不再有理想和梦想，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舒适，对于之外他者无暇旁顾。很难想象，如此下去，人类在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生物生长的环境之后，还能在人类间和平共处。那些提倡肆无忌惮的与狂欢，毫无节制、纪律与伦理的个人中心主义，如果作为反叛曾经的压制而作一时的矫枉过正尚可以理解，如果长期如此，没有人知道人类前途路在何方。我不认为人对于宗教、对于神的虔敬一定束缚人的快乐。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抗衡的，对于大自然的尊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人类只能在遵守自然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幸福生活，当下有悖于这种“生态整体观”思想和行为亟待转变。

二、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

库伯认为生态批评在原初意义上已经被置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并且是作为其构成因素生长起来的：第一，它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基本理念解构现代性中的人类主体特权(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奠基；第二，它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方法，在历时l生的建构过程中不断消解自身残存的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使理论创造走向圆融和自觉；第三，它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增加了生态学维度，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从单纯解构走向建构有推动之功。库伯等人强调生态批评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归属关系，说明其已发现了这个线索并试图用它来强化生态批评的解构力度。在上述这些意义上，生态批评全面走向了生态美学的论域。

现代社会打着“为人”的旗号消解了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用理性主宰世界，抛弃了有机论、目的论，通过对世界的还原以及机械的数学、物理解释，宣判了自然之死――自然失去了目的、价值、意义，制造了世界的祛魅。于是“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引发了生态危机。事实上，不止是生态危机，当各种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人类情感也在随着知识理性和科学理性消失，靠感性维系的一切传统道德情感，仁义理智信，都行将崩溃。当下这种过于理性的社会给人带来物质的充实和发展的同时，却给人的“精神圈”以及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主要在于它倡导的“生态整体论”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中心”这个词汇，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与战争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为有了这个中心，似乎周围的非中心都是次要的了，都要为中心服务了，或者可以为中心作出牺牲了。出于这个理由，希特勒大量的屠杀犹太人，美国人历史上也长期把黑人边缘化，强国更可以以此来要求弱国服从自己的利益需求、男性也可以奴役女性等等。这种中心主义，固然倡导一种主体性的释放，而这种个人主体性的张扬势必遮蔽他者的主体性，也是偏颇的。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甚至不仅仅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在去中心化活动中，生态批评不断扩展主体理念适用的场域，在将有生命个体理解为主体之后又尝试着恢复灵性主体概念，承认万事万物都是中心和目的，以便最终消解生命(生态)中心主义。”这种精神符合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可能更接近于人类中心主义，但人文主义不是，尽管它的目的也是人，但它的眼光投得更远，为人类的终极幸福而不是眼前的利益，所以它会发现并批判一个看似健康发展社会的弊端。我们习惯于在理性指导下所作的一些不符合长远利益的事业，特别是科技理性极端化后，这种理性便出现了偏颇，成了“伪理性”。此时“理性”本身也是一种遮蔽，特别是经过启蒙阶段，工业革命阶段，“理性”成就了实证主义伟大的成功后，人们开始对“科技理性”迷信，狂热。由于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拒斥了对世界统一性原理及其发展原理的考察，形成“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的局面，“理性”此时已经迷失，失去了自我矫正的能力，人们只看到当下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这种产出的过程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最终可能会危及所有人的生存。以人为本，不只是为这一代人，而应该为了子孙万代。人文主义就是保持自己的这种“人文理性”，重新矫正被扭曲和遮蔽了的“理性”和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下，不惜采用解构的策略实现其真实理性的复归。

生态哲学的后现代性还在于它主张运用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倡导多元对话的价值观念，倡导均衡协调的实践理念。在生态世界观的指导下，社会发展将不再矛盾重重、危机重重，而是可持续的，是充满和谐与诗意的。正是生态学和生态学思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使生态学成为“颠覆性科学”。1969年，保罗・谢帕德和丹尼尔・麦金利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著名论文集，认为生态学涉及人类的最终极的义务，最先将“生态学”与“人类道德”联系起来，提出了生态伦理学问题。接着，学者们主张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认为科学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必须用人文精神制约科学技术的力量及其应用，从而把生态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科学联系起来，诞生了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

但自从生态主义批评进入中国后，在引起普遍关注的同时也一直受到一些人的诟病，其中有相关利益集团。也有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倡导生态主义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认为生态主义或生命主义试图颠倒“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观，使之成为以“动物为本”或以环境为本，是反人类的，并因此对生态主义大加挞伐。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可能调节生态的平衡，必须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地位。换成动物为中心，就更不可能了。其实上他们是误解了生态主义。

三、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

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是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生存环境作出判断和回应。王诺认为“生态美学”是一门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狭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王宁认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以人(社会、作者和读者)为本和以文本(作品)为本的既定批评定势，使得以(文学中的)生态环境指向和(文学文本的)自然生态阅读占据了批评家的批评想象和理论话语。”

二人的观点表面看是要解构“以人为本”的传统价值观，而本质上都是在围绕着“人”展开，意在为人类保留一份“诗意的栖居”地，在一个商品泛滥、铜臭弥天的时代给人保留一份精神的憩园。只是生态批评认为，既然文学是一种人学，那么文学作品就应该以描写人为主，不仅要描写单个人的过去，更要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当下建构一种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生态文明体系，就是人类最大的理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平等地善待自然，与自然为邻，与自然为友，在发展人类自身的同时，充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一切以自然的需要为主，而不是把人类的主观愿望强加于自然，这样便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双赢：既造福于人类，同时尽最大可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续繁衍下去。

这点上于文杰表述得更明确，它认为，“生态人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其独特性有四：其一，历史渊源深厚：其二，文化内蕴丰富；其三，涉猎范围广阔；其四，影响意义深远。”他不但认识到生态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还认识到人文主义宽泛性和机变性，“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文主义不只是一种文化传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思想，还不只是一种文化思潮或历史运动，它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与人文关怀。”认为生态主义理应包含在人文主义之中，这是符合当下人文主义在后现代时期的现状的。

他的论述为人文主义发展到生态主义阶段基本上勾勒出了一条轮廓：“人文主义经过古典时期的奠基和近代早期的复兴之后，从宗教文明的背景中走出，部分获得了自由”，但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其中就有“生命欲望的过度张扬”。如布罗代尔所说，“人文主义是朝向逐步解放人的战斗历程。不断关心着它可以变更和改善人类命运：同时他也认为人文主义夸大了人性，削弱了上帝的作用”。对上帝的排斥和放逐，使这种和世俗酝酿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再加上技术意识的异化，直接影响世界文明的正常发展。民族意识的膨胀，也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带来了隐患。在近代社会里，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成为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由于工业技术文明的萌芽、海洋争霸的角逐，和商业贸易的崛兴，在民族国家不断形成的背景下，民族意识不断膨胀，工业文明为背景的科技理性又以更强大的力量，限制人的来自文化传统中的信仰道德与理想等，人文主义品质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

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由此开始人文精神的理性和批判性再次发挥功效，“应该说，富有理想色彩的人文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安全、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现代社会诸多弊端的消除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理想不仅有益于调整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重视人的信仰与德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和重要依据，而且是人类政治与经济的灵魂，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由发展走向幸福的最终目标。”生态主义就是人类反思工业文明弊端并为疗救这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学说体系。

翟永和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生态主义就是人文主义而不是反人文的：“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广义的‘杀人’性质。因为它破坏了人的生存所需要的洁净空气、天然的水源、安全的食品、宁静舒适的环

境，促使扼杀生命的“现代病”的蔓延滋生，反常地和“杀人不见血”地结束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现代西方“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利奥波德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这应当成为人生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指导，以便把社会良知从人类扩大到自然生态系统和大地。这点上或许令“人类中心论”者不满，但根据系统价值观的观点，人类作为生态价值系统内要素之一，与自然价值共同构成统一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这两大要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人类若想使自己居于其中生态体系统稳定和谐，便不得不考虑自然的价值。但“生态哲学的实践向度并不在于追求‘至善至美’的纯粹理想王国，而是在反思和祛除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中，探寻和推进后工业时代生态文明的多种可能性路径，在全面清扫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的基地上，呼唤彻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动植物救助产业等，因地制宜地推进后工业时代绿色环保产业和农耕文明的复兴。”

生态意识是后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其一，热爱自然、关爱生命的环境意识。其二，从生态危机的贫瘠土壤中滋生出忧患意识和人类良知。其三，摒弃生成物质化和生活物欲化倾向。其四，呼唤人的全面需要与适度消费，追求人真正的幸福。“扬弃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尊重人的真实而合理的需求选择，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社会，这就不仅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同时需要人文精神来丰富人的生活内涵，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是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科学精神必须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

我们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相对的、善意的、温情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中心主义”兼顾人类利益和生态整体利益，强调两者的并存共荣、协调发展。我们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节能减排”等生态理念，所体现的正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要义，也理应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立足点。这就是人文主义在生态方面的表现，一方面祛魅“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出发点仍然是人。这种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包含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同时又将这种尊重扩大到生命环链中的其他物种。

正是出于“为人”的目的，生态学者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徘徊俳恻。生态主义者一方面作出生态平衡方面的努力和呼唤，可是面对着人类的欲望，托马斯一方面站在宗教与道德的立场上抨击了人类屠戮动物和掠杀植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慨叹“人类优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他从人类优越性的神学基础人手，对圣经故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质疑。但是，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住许多人类中心主义论者的理论冲击与诱惑呢，尤其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沉思：“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是的，你可以怜悯和同情一切动物与植物，可是你能指望他们和它们来主宰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吗?!他还提出了令他困惑的，也击中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难以和谐共处要害的四个悖论：“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耘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

四、人与自然如何共处

关于人为什么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及如何相处的问题，当下的人文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学说，除了西方引进的诸如“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国内学者杨春时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他认为“人类近现代史是主体性凯旋而歌的历史，然而主体性的胜利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割裂和对立，这种局面反过来影响了人类自身。”

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也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对于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只有把现实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转化为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建立一个主体间的生活世界，才能达到本真的存在。这就是说，现实主体必须放弃片面的主体性地位，改变对世界的主人态度，把异化的、现实的人变成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将现实的、异己的客体世界也当做有生命的、与自我主体平等的主体世界。两个主体通过交往、对话、理解、同情融合为一体，成为自由的、超越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在主体间性美学体系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格局被打破，主体不再局限于有感知、有情感、有理智的人，而是扩充到万事万物；世界不是作为无生命的、缺乏能动性的客体存在着，更不是作为人类认识、改造的对象存在着，而是作为人之外的另一个主体存在着，这样，世界主体才能够与人平等对话、和谐共处。”

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与这种主体间性理论相似，也是一种生命主义或生态主义。但这里的主体间性不只是人与自然，与其它生命之间，也包括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前者具有主体性，但后者亦有限定性，都不能随意的展示所指，由此实现尊重“主体间性”前提下人与自然的和谐。

鲁枢元则提出“精神圈”概念。他认为应当有一种“低物质能量运转的高层次的生活”，这就是“诗意的生存”。从消费的角度说，即以艺术消费取代一部分冗余的商品消费，“以精神资源的开发替代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审美的偷悦取代物质挥霍的享乐，以调整人类自身内在的平衡减缓对地球日益严重的压迫”。同时，对于生活在信息时代虚拟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繁荣’中最容易显示成效的一个方面，高扬‘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也许是我们规避‘计算机统治’、‘数字化风险’从而‘化险为夷’的智慧的选择”。

在人文精神生态主义阶段后人类应该如何生活，鲁枢元等于说在这方面给出了答案：即人类在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之后，如何扭转当下这种能源消耗性生活，就是转向审美的愉悦，精神的繁荣。鲁枢元认为社会生态学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划分有意无意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的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因此指出，在岩石圈、大气圈、技术圈、智能圈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想像、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这就是“精神圈”。与其他圈层相比，精神圈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大，更深远。也可以说，对自然、生物、生命的关怀，其实上是人“精神圈”健康发展的需要。人需要大自然、草原、海洋，及其生物对人类精神诗意的唤起，而不是竖立在视野内的烟囱、厂房对人的压抑。

在《生态文艺学》中，把文艺生态放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考察它的序位，定位于精神生态，因而指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是与人类的整体存在状况密切相关的，它既是一种幻化高蹈的精神现象，又是一种有声有色、紧贴自然的生命现象，……但若要对它做出较为贴切的解说，或许需要新的学问，需要一种与自然、与生命、与人的存在更为贴近的学问，一门更有利于从整体上、系统上解说的学问。”

篇(7)

关键词：工业园区生态化 布局设计 生态化设计

1.经济工业园区背景分析

园区属于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多风少雨,多年平均气温6.9℃,一月平均气温-7.3℃,七月平均气温20.5,多年平均降雨量保持在300-350mm间,园区现辖19个行政村,总4.3万人.耕地面积6333公顷,农作物总播种面积6403公顷,有溉面积4953公顷.农作物主要有小麦、蚕豆、啤酒花、大麦、洋芋、麇谷等。

2.经济工业园区生态化设计总体构想

园区空间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心、四带、五片区”。该空间局体现出功能分区明确、城市与机场关系协调、生活区与工业区分离、组团功清晰，时序安排得当、联系便捷、道路功能明确。.

3.园区产业定位与空间布局设计

3.1园区产业定位

工业园产业选择和功能定位以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带动城市整体产业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为目标.园区的产业选择和功能定位符合当今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思路；选择特色优势产业；选择低能耗、附加值高的产业领域；选择技术成熟、成长性好、附加值高产业领域,服从地区整体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通过设置一定进园门槛拒绝污染型产业,选择环保型、生态型产业减少和避免产业在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破坏。

3.1.1园区产业用地空间布局

结合园区概念性设计,基于经济、环境上的考虑,园区产业布局应将同类产

业集聚在一起.通过企业间上下游关系进行分工协作,降低成本；同类企业通过技术交流和相互借鉴管理经验形成知识外溢；同类企业污染物类似易于污染防治。有利于政府、园区管委会集中管理,共享基础设施,产生集聚效益.基于园区产业基础分析,通过统一规划逐步实施东西分工总体布局,形成城区型经济和城乡一体化总体用地空间格局。

4.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生态化设计

4.1工业生态系统设计

4.1.1共生系统

园区共生系统以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为三个核心成员,通过成员间以及成员与教育机构、污水处理中心、科技开发机构、集中供热站等公共设施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通过废物回收站、公共绿地等附属成员辅助作用构成一个完整共生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4.1.2园区内主要生态工业链网

基于园区产业定位,根据“循序渐进，虚实结合’’原则和整体规划,结合当前项目招商情况和市场供求确定经济工业园区近期优先发展四大类企业为：新材料类、生物制药类、电子信息类、生态农业类企业.但是园区未来发展并不局限于目前规划企业,根据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动确定合理入园企业进入退出机制,适当调整园区发展战略.围绕核心企业构建相关附属企业组成工业生态群落,通过产品、能量和水级联使用与远程企业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虚实结合生态工业链网结构.

4.1.3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工业链网

随着科技发展,电子产品将朝着小型化、绿色化、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设计好电子工业生态产业链网对于园区发展至关重要.电子工业生态链网以集成电路、家电生产、液晶显示器及光纤产业为主构成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当地原料.大大降低运输费用和造成污染,使经济和环境共同获益。

4.1.4生态农业生态链网设计

生态农业是从系统思想出发,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原理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获得较高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目标农业发展模式。

4.2景观生态系统设计

根据城市规划设计院对园区相关规划，在景观生态系统整体设计上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有机结合,充分考虑实际状况,引进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从实用、可操作性和谋划长远出发构建人与自然、人与天道和谐发展.对工业园区进行具体景观生态系统设计，需要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在充分利用周边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综合考虑园区产业特性、生态特性,对园区包括斑块、廊道、基质等景观要素进行生态化设计,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创造一个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山、水、园、林"式高科技生态园区。

4.3“廊道”设计

根据性质、功能对经济工业园中景观“廊道”进行划分可分为生态景观轴线和生态景观走廊两种类型,共同充当园区景观流、物质流、能流、信息流等载体。

4.4支持系统设计

工业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系统有效运转需要强有力支持系统作为支撑.经济工业园支持系统设计包括基础设施系统、管理服务系统和激励约束系统等.

5.经济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对策性建议

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需要各参与方共同努力,为营造适应生态工业园建立大环境,需在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管理服务等各方面努力,共同扶持生态化工业园区发展,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结合经济工业园区实际以下提出经济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对策性建议。

5.1政策法规方面

从目前国内外实践来看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要努力完善以下政策法规。

制定法律法规.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政策法规,借鉴日本、美国等国经验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政策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刺激措施等；建立激励机制,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经济政策.对节能、降耗、减污高新技术以及新型生态工业园建设要在征地、审批和投资环境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实施企业“合格资产”加速折旧财政激励政策.建立政府主导风险投资机制.国内工业园生态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规章制度不是健全.经济工业园在进行生态化设计与建设时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在政府引导下建立一套适合当地生态工业园区发展机制,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

5.2市场技术方面

加强技术创新.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对技术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技术类型看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需要是绿色技术,在进行绿色技术开发过程中从绿色设计、清洁生产、低排放到产品消费后回收利用渗透工业生态学理念.根据水资源匮乏实际,在节约用水和废水回收利用技术方面要更加注重创新,为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持；优化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必须依赖于市场机制.国内外成功生态工业园都是发生在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经济比较发达国家或地区。

5.3管理服务方面

经济工业园生态化运行需要有一个良好管理机制.成立开发办公室作为直接管理机构,成立专门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对生态园进行有效管理.在园区内设立“一站式”服务机构,集中为企业服务,与行政区环境保护部门一起为园区外与园区企业有物质联系企业提供相应服务.通过提供信息和专业化服务,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和创新成本,引进法律、会计、公证、就业等中介结构还要注重引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中介机构建设,为生态技术成果应用与转化服务。

参考文献：

[1] 高成康．我国生态工业园的理论系统及实证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