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典文献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对象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为河南中医学院1997年-2006年中医内科学专业毕业生的硕士学位论文207篇。

1.2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位类型、论文名称、关键词、论文类别、中医经典引用、西医知识运用、实验动物选用、实验方法应用、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选用、统计软件应用、参考文献。

1.3调查方法

按照调查内容设计《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调查表》，组织已毕业留校的研究生进行专门培训后，对每篇学位论文进行阅读，按照调查表内容逐条归类。所采集信息汇总后采用频次法进行数据处理。

2调查情况

2.1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3项统计中学位类型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类别分为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实验方法由于医学研究中具体实验方法很多，比如血脂的检测、肝功能的检测、血细胞检测、形态学观察以及现代新技术放射免疫法、DNA检测、白介素的测定等等统计非常难，但都可以归类为定性和定量，定性指形态学、病理切片观察、心电图等为定性研究，定量指对某些检测指标的测定，有量的概念，两者都具备的为综合研究。经统计处理，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情况见表1。

2.2引用中医经典及西医知识运用情况

由于中医经典著作数量较多，因此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引用中医古典医籍方面相对来说也十分丰富，我们对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中医经典（8%以上）进行统计，见表2。

西医知识运用相对集中，所列内容全部统计，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

2.3实验动物选用情况

从论文选用实验动物来看，常见的有SD大鼠、Wistar大鼠、NIK大鼠、新西兰兔，除此外还有豚鼠、狗等。

2.4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其研究起点和基础，同时可以评价研究生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显示通过对中医内科学专业207篇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显示，引文数量不太均衡，平均每篇学位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在50篇左右。从引文语种上看主要集中在中文、英文、日文3种，比例分别为83%、16.7%、0.3%。

2.5实验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情况看1999年以前的学位论文在实验研究中选用的检测方法与指标较为单一，主要是常规项目如血常规、肝功能、血液流变学、形态学等检测，所用设备多为光学显微镜、普通病理切片机、心电图机、超声波等。2000年后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免疫组化、细胞培养、基因检测等先进的检测技术与设备得到了应用。

2.6统计学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结果看应用的最多的统计方法为t检验、方差分析，其他统计方法依次为u检验、χ2检验、秩和检验、Ridit分析等；从统计软件的运用上看2001年前应用的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8-SPSS10，较低的版本，2001年后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10～13，这与软件开发有关，功能增加，应用更先进。近年来也有部分采用SAS等软件统计处理。

3结果分析

3.1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全面

调查的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引用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文献，反映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与河南中医学院加强研究生中医古典医籍的教学分不开。引用的古典医籍主要为《黄帝内经》《丹溪心法》《景岳全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林改错》《伤寒论》等居多，其次《临证指南医案》《医学心悟》《医学衷中参西录》《名医别录》《药性论》《日华子本草》等也有较多引用，反映了我院研究生对中医古典医籍的重视程度。

3.2医学知识进一步提高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的西医知识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得到逐步提高，反映了研究生注重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紧跟时代步伐。比如2000年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药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生理学、免疫学的知识进行研究；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技术、免疫组化技术的出现，这些方法在学位论文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3.3注重查阅外文文献

引用参考文献的语种分析，是对研究生外语程度和论文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能力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外文文献逐渐增多，这反映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外医学科学的研究动态，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使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减少或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而且能及时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中医药的研究水平。

3.4注重临床医学科学研究

1998年我国对医学学位类型进行了调整，临床医学研究生设置了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由于学位类型的不同其培养目标也不同，医学专业学位主要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临床应用型人才，论文要求与科学学位也不尽相同。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多为临床研究，如证候学研究、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等。从调查情况看研究生的临床设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大多采用了随机对照法，部分设计还采用了盲法。科研水平、论文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不断更新

研究生的中医古典医籍引用虽然很多，但在应用古典医籍说明有关问题上有些牵强，阐述得不够清晰。这可能与研究生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不够透彻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培养研究生阅读、理解、掌握古典医籍的能力，体现在课程教学上应加强古典医籍的教学。同时还要开设传统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加强对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中医文化底蕴。

4.2实验设计应体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重复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在本次调查的论文中存在一些实验设计方案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临床设计中病人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不合理；对照组的选择不科学；实验因素选择不合理；非实验因素难以控制；盲法应用多数为单盲法，很少应用双盲、多盲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已有显著提高，这主要与我院在研究生中开设临床科研设计方法相关课程有很大关系。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加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课程。

篇(2)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对比研究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 “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 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 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 “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 “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 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 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 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 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 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 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1；92

[2]（魏）何晏、（梁）皇侃.论语（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75

[3]（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64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1-572；590

[6]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

[7]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

[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5

[9]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

[10]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

[1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J].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0

[12]董恩林.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3]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14]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

[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2.

篇(3)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

02—0052—01

一、为什么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

目前，学校对老师业绩的评价总离不开考试成绩，所以老师总会担心，开展研究性学习，就要占用学生课内外很多时间，会不会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于此类原因，我们在研究性学习方面要么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么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这些情况正反映出了认识上的局限性。因为，研究性学习就是要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语文综合应用能力。

首先要看到开展研究性学习是大趋势，全国上下大力倡导研究性学习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语文教学有两个突出的弊端：一是学生的知识面狭窄，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不好；二是学生缺乏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弊端不解决，学生就会停留在被动接受知识的层次上，一旦进入大学，面对全新的教学方式，就会无所适从。其次，要看到高中语文教材的很大变化，特别是突出的文学性和人文性。这些变化为我们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新教材中古典诗歌的数量是旧教材的几倍，凭借教材中的这些典范作品和相关知识简介，学生基本可以完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桥梁——分析陶渊明诗歌承前启后的作用”此类课题。通过这类课题的完成，学生可以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再次，要看到高考试题的变化，如诗歌欣赏由客观题变为主观题，其目的就是更加客观全面地考查学生的鉴赏水平和研究能力；现代文阅读增加了推理能力的考查，这也是研究性学习所培养的主要能力；高考作文是近年来变化最大的一部分，由限主题作文变为话题作文，特别在作文评分发展等级中有一条明确指出，“见解新颖”“推理想象有独特之处”，所有这些都紧扣着研究性学习。

二、如何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

1．确定研究课题。语文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可以分为三大类：文学艺术类，如“李白性格及其诗歌中数词的应用”“红色——中国人的色彩情结”等；社会调查类，如“关于我校学生的阅读状况的调查”、“高中学生家境状况和消费状况的调查”等；学术类，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异同”“关于‘匕首’与‘投枪’——鲁迅杂文语言浅析”等。在确定具体的课题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兴趣人手。例如，学生总喜欢追赶时髦，崇拜明星，在衣着上要么是乞丐装，要么是F4，据此可确定“中学生偶像崇拜情况调查”课题。

第二，从教材入手。例如，高一年级学生学习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优秀散文24篇，为了进一步让学生掌握中国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情况，可以让学生去完成“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浅析”“从中学语文看古代文人的坎坷仕途”等课题。

第三，从地方文化入手。如“甘谷方言与普通话之异同”等课题。

第四，从人文教育入手，不论是《语文课程标准》，还是新教材，都一致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善美的良好品质。这种品质也就是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学生写作文的底气，有了这种底气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好文章来。

2．指导学生研究。第一，研究性论文的撰写，不同于一般的作文，都带有较强的学术性。对于学生来说，初次接触这类东西，教师不指导学生便无从下手。语文研究性论文，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一般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就是收集资料，如文字资料、数据资料、图片资料等；第二步就是对资料的分类，这种分类基本确定了论文思路；第三步就是分析，要归纳推理出一个结论。如学术性论题“女字·女子·文化”，先让学生通过词典统计“女”字旁的字有多少（大概400多字），然后根据表达的意义进行归类，一类带有褒义的，像好、妙、娇等；一类带有贬义的，像妨、妒、妖等；一类表示血缘家族关系的，像姑、姨、婶等；一类表示妻妾等妇女地位的，像婢、姬、媵等。归类以后再去分析中国妇女与文字和文化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妇女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又影响着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篇(4)

关键词:本科 毕业论文 质量

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院校本科生培养计划的重要环节,也是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与工科院校的其他专业相比,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文秘)学生的毕业论文的质量高低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毕业,更是对四年来所学知识的全面总结,也是对学生写作能力高低的检验。笔者通过抽样,对近年所指导、评阅的汉语言文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从论题的选择、观点的提出, 到论据的运用、文字的表述, 问题多多, 不一而足。在毕业论文写作水平不断下降的今天,研究这个课题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南京林业大学2003——2008届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文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情况,针对毕业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和对策。

一、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1.选题缺乏创新,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

与大多数高校相同,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文秘)专业的选题也是由教师根据自己所教科目和研究方向,向学生提供选题的范围,然后教研室根据学号随机平均分配给指导教师。学生的选题主要侧重在新闻、公关、秘书、语言、文学、广告、文化等方面。2003——2008届论文共396篇,其中新闻类选题25篇,占6.3%;文化类选题23篇,占5.8%;广告类选题12篇,占3%;秘书类选题70篇,占18%;语言类选题38篇,占9.5%;文学类选题220篇,占56%;其他8篇,占1.4%。论文选题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结合秘书专业实际的很少。有的选题大而空,比如《周国平散文研究》、《浅析海岩小说的创作》、《大学生创业问题研究》、《关于中国民营企业道德伦理的探讨》、《当代秘书素质要论》、《秘书美学浅谈》等,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些问题很难在8000字左右的文章中论述全面而深刻。有的选题虽有新意,比如《中国饮食类广告的文化内涵及其表现》、《秘书学研究现象新探》、《论秘书工作的管理效应》、《公共关系在企业秘书中的运用》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查找困难、缺乏实践感性认识、投入写作精力不足等原因,泛泛而谈,缺乏说服力,影响了论文的写作质量。

2. 投入精力不足,抄袭现象严重

从六届学生的写作情况来看,因为选题陈旧,缺乏创新性,加上精力投入不足,每一届都有相当部分的学生的初稿抄袭已有的论文,而且屡禁不止。原文照抄的学生较少,大多学生将别人已发表的成果进行剪切粘贴、注水,拼凑为不少于8000字的论文。这些论文在指导老师的严格把关下大部分都被退回重写,如《浅论现当代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突破创新与规范化》、《论李白诗歌中的送别情感》、《论中美文化下的姚木兰与郝思嘉》、《对解梦文化的思考》、《浅谈文学美与服饰美》、《试论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等。

3.论文写作格式不规范

规范的论文格式也是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要求,论文的标题、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注释、文献综述、致谢等的撰写都要符合规范。比如《浅论古典诗词与阳羡茶文化》,这个标题有歧义,实际上作者主要论述的是阳羡茶文化在古诗词中的表现,标题可改为《从古典诗词透析阳羡茶文化》;英文摘要中语法、拼写错误很多;中文摘要中“本文”、“笔者”、“我”比比皆是,摘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要素残缺不全;有的正文通篇都用第一人称“我认为”,有的地方论述缺乏逻辑性与严密性,层次紊乱;错别字、病句较多;标点符号使用错误;注释不规范;小标题的序号标注欠规范、口语化严重;文献综述只是已有成果的综合,缺少评述等等。

4.口头表达能力欠缺

答辩主要是为了检验学生对论文的熟悉程度,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每届的答辩中,总有一些学生论文写得不错,但表达能力欠佳,影响了毕业论文的成绩。有的照本宣科;有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抓不住重点,不能做到言简意赅;有的甚至因紧张而憋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等等。这些对于文秘专业的同学来说,都是表达能力欠缺的表现。

二、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

1.传统的选题方式缺乏科学性

传统的选题方式剥夺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使他们将毕业论文写作等同于被动完成作业。另一方面,这种选题方式经常会使指导老师感到力不从心。比如研究外国文学的老师可能对武侠小说了解不是很深,研究文学的老师可能在语言学论文的指导方面也有困难,研究广告的老师对公关、秘书等领域也不一定有深入研究等等。

2.学生重视不够

从近几年来的写作实际来看,大部分文秘专业的学生不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当成毕业前的一个重要学习环节,他们不以为然,觉得写得好与不好都能毕业。有的学生甚至在写论文前没有进过图书馆,没有查阅过期刊;有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不主动与指导老师联系;有的学生在交稿前几天才匆匆忙忙赶论文;有的学生认为答辩就是走过场,念念提要和目录,随便回答几句就行了。

3.就业、考研、考公务员与写作论文冲突

因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安排在大四,与学生实习、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在时间上发生冲突,部分文秘专业的学生将毕业论文看作就业、考研、实习的绊脚石,产生抵触的情绪。比如有的指导老师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催交论文时,有的学生竟然拒绝:“老师,我在外地,两周后才会学校。到时再说吧。”更有甚者给老师发短信:“我最讨厌做的就是这件事。”

4.语言表达的基本功不扎实

毕业论文的写作在人称、标题、摘要、关键词、标点、文献综述、序号标注、注释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缺少理论知识的指导和写作实践能力低。答辩过程中的结结巴巴一方面说明学生对论文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不熟悉,另一方面说明学生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不高。

5.缺乏严厉有效的论文质量监控机制

对于不按时完成毕业论文或有严重抄袭现象的学生,学校应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处罚教育,否则会导致不良风气的盛行。事实上,很多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就业率和学生的前途,对学生采取过分宽容的态度。

三、解决的方法和对策

1.改革选题方式,将写作时间安排在大三

选题要注重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将兴趣与专业相结合,尽量与指导教师的科研方向结合。可以先让学生自己选题,教研室再根据学生选题方向确定指导老师。要选择可行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题目,尤其要结合文秘专业的实践。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成为大学毕业生的负担,主要原因是毕业论文写作时间的安排不尽合理。多数学校都把毕业论文选题安排在大四第一个学期期末,把中期检查放在大四第二个学期也就是四月中旬左右,把答辩时间安排在五月底或六月初,而这一段时间正是毕业生实习或急于找工作的时间。面临当前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大学毕业生根本无暇顾及毕业论文; 就算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正忙于复试, 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写毕业论文。为避免写作时间与就业、实习、考研相冲突,将论文写作在大三即第五学期布置,在第六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报告、任务书和计划书和论文初稿,大四主要完成论文的修改。这样错开时间就能避免写论文和找工作在时间上的直接冲突。毕竟大四第一个学期初的招聘会还比较少,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开始找工作,如果指导教师严格要求的话,毕业论文应该能够发挥它在锻炼学生能力方面应有的作用。

  2.开设专门的论文写作课

文秘专业开设的写作课程主要有基础写作、应用文写作、新闻写作、广告文案写作,平均只有32课时。建议在大二增设毕业论文写作课与实习课,学时32,理论和实践各16学时,在学生理解论文写作理论的基础上锻炼学生论文写作实践能力,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的训练,切实提高论文书面表达能力。在写作实践课上,可以通过演讲、主持、辩论、模拟答辩、模拟法庭等形式,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面试、答辩中能够从容面对,游刃有余。

3.完善论文质量监控机制

从大一开始,就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使他们明白为人为文都要诚实,这是道德的底线。让学生知道论文的剽窃与考试作弊一样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并与学士学位的授予挂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指导老师和学校教务部门要严格把好选题关、论文写作进度关、内容关、格式关,让学生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完稿后可以借鉴南京其他高校的做法,利用图书馆论文过滤系统,如抄袭超过40%,论文即为不合格。尤其对初评为校优秀的论文,也应进行过滤,抄袭不能超过10%。对答辩中表现极差的学生要求二次答辩,如仍不合格,推迟毕业。

4.端正师生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在毕业论文工作开展前,学校应采取多种形式,端正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要使学生明确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重要环节,是毕业前学习的最后一关,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不少毕业生参加工作后接受实际工作,面临具体写作任务时,往往手足无措;甚至有些学生以高分考取研究生,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连内容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等都不会写,更谈不上内容的创新了,这些情况都与其大学阶段缺乏科学系统和实际的写作训练、忽视毕业论文写作环节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要让教师明确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是自己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从富有创造性的学生身上,教师也能学到一些知识和技能,教学相长。

写作能力的高低对文秘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目前高校毕业论文整体水平下降的趋势下,结合各校专业实际,寻求解决的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创新；提高；信任；负责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博士阶段的学习仍以论文为中心，早在入学之初，恕诚师便为我设定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论文选题。这一选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已故程千帆先生在与老师的通信中所提出的唐代外患在文学上的反映问题。后来老师虽然因事务繁忙，未能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但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经过长期思考，老师认为在纷纷复杂的唐代外患之中，吐蕃问题最为关键，唐诗中有关吐蕃诗歌也占到全部民族题材诗歌的主体。抓住吐蕃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实际上即可将其他一切相关民族联系起来，并且还可以有效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零散的弊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8年早春，在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以及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多以后，乌鲁木齐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与又在各地制造混乱，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恕诚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并以其向来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如果能将包括汉藏两大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梳理出来，论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则将会有力回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所编造的各种谣言。这是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这一选题又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2011年年初，恕诚师以“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论证中详细申述了选题的多方面意义。当年5月，选题获批，这本身就说明选题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认可。

篇(6)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篇(7)

一

宽东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时宽东教授还在台湾文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V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的古书版本，还编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目录。这些信息促使宽东教授留意韩国的情况，他有些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术界相当成熟的成果相比，当时的韩国尚无已整理好的韩国所藏汉籍目录，遂发愿系统整理“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古书目录”。

此后他不辞辛苦，频繁出入于韩国中央图书馆及20多个大学图书馆，孜孜LL地从事目录整理，并撰写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的博士论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宽东教授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评论、版本、翻译、出版、研究史等领域，学术视野日益开阔。

2010年9月，宽东教授向韩国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申请的研究课题《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终于获得立项。该课题总共投入三年时间、六亿韩币和十三名研究员。《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见。

二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大体包括传入研究、评论研究、版本研究、翻译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内容。

传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据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文献记录与现有的版本，推定最初传入时间并据以展开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韩国的最初文献记录多见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的文献，韩国国内众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也是推定作品传入时间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大概有五个类型：一是中国的赐赠，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三是中国使臣带到韩国，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五是中国贸易商带到韩国。

当时没有单独的贸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贡使节团去中国时，贸易商也跟着朝贡使节团去做贸易。朝贡使节团有随行译官，但因朝鲜政府不能给译官足够的俸禄，所以给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权限。译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请求，代其购买中国书籍。此外，也有很多译官以获得权门势家的欢心为目的，竞相购买中国书籍赠送给士大夫。

译官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中国通，在中国小说方面也兼具相当的见识，他们是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这些译官把中国古代小说大量带到韩国，赠呈宫中及文武上层人士，甚或将小说翻译后卖给贳册家。

三

评论研究的宗旨是根据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韩国汉籍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评论、翻译、出版等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能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传入等提供线索，还是与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①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不可或缺。对韩国汉籍中的中国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进展喜人，其中也有宽东教授的贡献。2001年以来，宽东教授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等韩文著作，2011年，又与陈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凡此种种，均可见其贡献之丰厚。他在长期积累基础上所进行的评论研究，一定能带给读者新的收获。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作系统的梳理并运用于版本的传入、翻译、出版等书志学的检讨与研究。

朝鲜时代的出版物，根据板主的归属可分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出版“官刻本”的机构有“春坊”、“奎章阁”（内阁）、“内医院”、“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这些“官刻本”是由官营手工业厂印刷，一部分供应国内各机购，另一部分售给个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为“世子侍讲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机构，该院设立于朝鲜太祖时代。因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说类书籍，所刻书以经书或史书类为主。“奎章阁”（在首尔大学图书馆内）是保管历代国王的亲笔书信、文章、顾命、遗教等的机构，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张”时被关闭。“内医院”是主管宫廷医药的机构，又名为典医监。主要出版医学书籍，也与出版小说无关。

大部分官刻机关主要刻印经、史类书籍及其谚解本、汉诗谚解本、女性教化书、学习工具书等，有时也刻印小说。与出版小说有关的机构还有“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

“私刻本”又称“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个人刻印的书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书籍及族谱（家谱），包括个人刻印出版的诗集或散文集。目前，个人刻印小说的记录资料已无法找到。

“坊刻本”则指一般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流传而刻印的书。朝鲜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朝鲜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话小说，而且主要是韩文翻译小说。

宽东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韩国主要图书馆、书院以及寺院的古书目录中提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的目录，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中国版本和韩国版本进行书志学的分析。

其次，对于重要的版本，他尽量亲自阅览并重点分析该版本的价值所在。

其三，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还将弹词与鼓词纳入版本搜集的范围。据胡晓真研究，“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 ① 。胡晓真的这个结论，有助于说明何以将弹词小说纳入通俗小说范围。

其四，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也将文言小说纳入关注范围。文言小说包括子部小说（或称笔记小说、古小说）和传奇小说等文类，而子部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向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是唯一被视为正宗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数量尤其巨大的。宽东教授将包括子部小说的文言小说纳入考察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韩国学术界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

五

翻译研究的宗旨是对传入韩国并被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研究。

翻译作品大体分为翻译类、翻案（改写）类和再创作类。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在翻译出版时，翻译者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并对原文中的详细描写以及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加以删节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体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础上，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大量删除;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套语也大都予以裁减。从《西汉演义》、《西游记》、《锦香亭记》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译和翻案两种方法并用的现象。此种翻译小说大多见于坊刻本，乃是一种因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现象。

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中国古代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目前在韩国各图书馆里可见的翻译小说（包含翻案小说），目录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传》、（2）《古押衙传奇》、（3）《太平广记（谚解）》、（4）《太原志》、（5）《吴越春秋》、（6）《梅妃传》、（7）《汉成帝赵飞燕合德传》、（8）《唐高宗武后传》。

明代：

（9）《红梅记》、（10）《薛仁贵传》、（11）《水浒传》、（12）《三国志演义》、（13）《残唐五代演义》、（14）《大明英烈传》、（15）《武穆王贞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6）《西游记》、（17）《列国志》、（18）《包公演义》（龙图公案，翻译）、（19）《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0）《西汉演义》、（21）《东汉演义》、（22）《平妖记》（三遂平妖传）、（23）《禅真逸史》、（24）《隋炀帝艳史》、（25）《隋史遗文》、（26）《东度记》、（27）《开辟演义》、（28）《孙庞演义》、（29）《唐晋[秦]演义》（大唐秦王词话）、（30）《南宋演义》（南宋志传）、（31）《北宋演义》（大字足本北宋杨家将）、（32）《南溪演谈》、（33）《剪灯新话》、（34）《聘聘传》（娉娉传・剪灯余话卷5类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观》、（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浒传》、（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书）、（40）《玉娇梨传》、（41）《乐田演义》、（42）《锦香亭记》（锦香亭）、（43）《醒风流》、（44）《玉支玑》（双英记）、（45）《画图缘》（花天荷传）、（46）《好逑传》（侠义风月传）、（47）《快心编》（醒世奇观）、（48）《隋唐演义》、（49）《女仙外史》（新大奇书）、（50）《双美缘》（驻春园小史，翻案）、（51）《麟凤韶》（引凤箫）、（52）《红楼梦》、（53）《雪月梅传》、（54）《后红楼梦》、（55）《粉妆楼》、（56）《合锦回文传》、（57）《续红楼梦》、（58）《瑶华传》、（59）《红楼复梦》、（60）《白圭志》、（61）《补红楼梦》、（62）《镜花缘》（第一奇谚）、（63）《红楼梦补》、（64）《绿牡丹》、（65）《忠烈侠义传》、（66）《忠烈小五义传》、（67）《闲谈消夏录》、（68）《十二峰记》。

弹词与鼓词：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缘传》（绣像绘图再生缘）、（71）《梁山伯传》、（72）《千里驹》。①

对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韩国学术界除了就翻译样式、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等进行整体的研究外，还对已被确认的译本小说进行了书志学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其中朴在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出版之中国古代小说作出版状况考察与书志学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其版本价值与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鲜时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鲜王朝时期，韩文虽然已经问世，但汉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导文字，故这一时期韩国所刊中国古籍皆以原本出版为主，还有批注出版、体制变形出版、压缩编辑出版、翻译出版、用途变更出版等方式。朝鲜时期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约24种：

（1）《列女传》、（2）《新序》、（3）《说苑》、（4）《博物志》、（5）《世说新语》、（6）《酉阳杂俎》、（7）《训世评话》、（8）《太平广记》、（9）《娇红记》、（10）《剪灯新话句解》、（11）《剪灯余话》、（12）《文苑楂橘》、（13）《三国志演义》、（14）《水浒传》、（15）《西游记》、（16）《楚汉传》、（17）《薛仁贵传》、（18）《钟离葫芦》、（19）《花影集》、（20）《效颦集》、（21）《玉壶冰》、（22）《皇明世说新语》、（23）《两山墨谈》、（24）《锦香亭记》。①

在朝鲜时代出版的这24种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找到原本的仅《列女传》、《博物志》、《娇红记》3种而已。按出版年代分类，明代以前作品约为9种，明代作品约为14种，清代作品为1种。按出版年代看，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出刊的作品为15种，壬辰倭乱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种11部（其中《三国志演义》重复出刊），15-16世纪朝鲜时代出版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出版场所遍布全国，总计18处，其中仅汉阳一地就出刊了9种11部作品之多。

对朝鲜时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做发掘工作，而且还要对已经发掘出来的作品，从书志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并检讨其出版目的与意义。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鲜前期多是出于对新知识之渴望、风俗教化以及教育学习等目的;与之相反，朝鲜后期出现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业性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与这种目的不同相对应的情形是：朝鲜前期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学术性出版，朝鲜后期则是以通俗小说为主的商业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介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绩及成果，编制历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与著作目录。这项工作不仅能够历时态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进程，还能给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韩国学者起步较中日学界为晚，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群体迅速扩大，颇有欣欣向荣之势。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的韩国各类学会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会是最富于生气的学会之一，一系列优秀成果陆续问世。谨以宽东教授为例，其“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系列，著作就多达十几种，包括韩文十种，中文两种：

1.《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研究资料总集》（2011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2.《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本整理及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3.《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和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4.《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5.《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6.《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所藏处别）》（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7.《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本和翻译本研究》（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8.《韩国所藏稀贵本中国文言小说的介绍和研究》（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9.《中国通俗小说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0.《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1.《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2.《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