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英文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21 17:12:48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英文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过去一年的成绩(26)
下一年的任务(17)
过去一年的成绩(26)
学科建设（5）
教学(8)
科研(4)
学术交流(4)
其他(5)
学科建设（5）
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 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
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
4. 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
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学(8)
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 、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2000级博士生26人、2001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
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
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科研(4)
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
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
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
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 学术交流(4)
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
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
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
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
其他(5)
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
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
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
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
下一年的工作(17)
学科建设（6）
教学（2）
科研（4）
学术交流（2）
其他（3）
学科建设（6） 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
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
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
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
教学（2）
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
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
科研（4）
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
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
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
学术交流（2）
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
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
其他（3）
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
篇(2)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一】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六年多的博士研究生涯转瞬即逝。回首我在浙江大学这几年的求学之路，感触良多。于我而言，在职读博，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有无数次想着放弃。幸运的是，一路上有那么多师长的呵护和引导，有那么多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有家人在背后默默的奉献和文持，让我终能完成学业。值此论文付梓之际，怀揣一颗感恩的心，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与帮助我的师长、家人、同学及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恩师陆文聪教授。六年前，陆老师不嫌弃我才疏学浅，将我收于门下，打开了我的人生幸运之门。陆老师学贯中西、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学风和治学态度、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师德，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一生求学、治学和为师的榜样。从紫金港行政楼管院9楼会议室到启真卡特12楼会议室，陆老师放弃周末的休息，每隔一周召开例会组织出国留学网团队学习。
在例会上，陆老师就研究选题、框架构思、方法设计、论文撰写、遣词造句，无不倾囊相授、用心指导。更多的，是平时点点滴滴的耳提命面和深夜飞鸿，“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有师如此，幸甚!因此，本文的写作，从题目选取、框架确定、研究设计、论文修改到遣词造句，无不倾注着陆老师的心血，如若本文尚有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陆老师的教诲和悉心指导。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韩洪云教授，张忠根教授，阮建青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等在论文开题及进展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和指导，感谢霍宝锋教授、周洁红教授、宝贡敏教授和熊伟教授等在论文答辩会上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使我的论文更加严谨、臻于完善。
在浙江大学读博期间，有幸聆听了王重鸣教授、黄祖辉教授、吴晓波教授、钱文荣教授、魏江教授、张钢教授、宝f敏教授、贾生华教授、王端旭教授、熊伟教授、刘南教授等众多师长的授课，令我受益非浅，在此谨致以我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感谢一路陪伴走来的陆师门团队，各位同门在例会上的真知灼见、知识分享让我受益匪浅。感谢黄小丹、刘聪师妹无私提供的信息网络，感谢许为博士对我计量模型方面的答疑解惑。
同门情谊，皎如曰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衷心感谢ChinaVenture投中集团郑经理、Clark经理给予的数据收集支持，你们热心的帮助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
博士论文的完成与家人的支持密切相关，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及儿子。父亲年逾古稀，母亲岁过花甲，均为普通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把我培养成才。父母从不知博士为何物，电话中只能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好好读书。父母远在云南，子不能陪伴在身边，每思至此，深感愧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只愿父母安好!感谢妻子胡金叶女士的一路相伴，给予我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妻子的宽容、理解、支持和关爱使我能够兼顾工作的同时并安心学业，在艰辛中体验学术与科研的乐趣职称论文致谢范文职称论文致谢范文。最后要提及我可爱懂事的儿子万泓睿!读博期间，儿子正处于孩提到童龀期间，最需要父亲的陪伴。可由于要工作、看书和写作，只能不断的告诉他，自己去玩，爸爸要工作。每次儿子都默默的接受，从未对我工作学习造成困扰，并且总能给我欢声笑语，让我在艰辛的读博期间平添了许多乐趣，也是我生活、学习、工作的不竭动力。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帮助、鼓励、支持和关怀过我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们。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二】
杭州的冬天是寒冷的，我的心却是温暖的。此时此刻我想衷心地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人!
感谢我的导师黄祖辉教授!从2007年我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向黄老师请教合作社理论至今巳有8年时间。这8年里我的每一份成长都离不开黄老师的帮助：
从教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到指导论文理论框架的构架，从指导设计调研问卷到帮助联系参访单位到组织汇总问卷数据，从辅导论文写作到给予对初稿的修改意见，黄老师的高瞻远瞩和学识渊博使我能够一步一步向梦想迈进!我还要感谢师母谢莉莎老师!在大学学习期间，谢老师给予了我非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每当遇到困难时，听到谢老师温暖的鼓励话语，我都能振作精神克服困难。
感谢我的导师郭教授!2011年郭老师从电脑里找与大学论文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供我阅读、带我上统计学课程以及在办公室的白板上与我讨论设计技术路线图的场景历历在目。郭老师对农业产业化尤其是订单农业的研究成果丰硕，我的大学论文正是产业化的一个领域，能够得到郭老师的指点我倍感荣幸!曽经无数次我纠结于问题的表面现象徘徊不前，郭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后，我马上茅塞顿开，问题得以迅速地解决，这对我而言是相当幸运和幸福的!
感谢我的老师徐教授!从2009年第一次见面，徐老师对我学习生活上的关心从未停止。每次研究所会议，徐老师都会问询我近曰的情况，向我提供多种帮助，令我倍加感动!
感谢我的曰本导师德永澄宪教授和纳口列子教授!2012年我作为交换生赴曰本筑波大学期间，德永老师严谨求真的态度使我非常钦佩!他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在生活上给我细致入微的关心，得知我对曰本农协有浓厚兴趣后，还亲自把我带到纳口老师面前。我永远忘不了2013年春节我离开曰本回国的前夕，德永老师特意安排在中餐馆师门聚会庆祝我学成归国时的温暖。纳口老师亲自带领我赴曰本农协和曰本农林水产省参访，在参访过程中遇到随行翻译同志一时无法翻译出来的专业术语，纳口老师马上亲自为我提供曰英文翻译，令我非常感动!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编号：71333011)提供的资助!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运营模式、治理结构与比较研究”(编号：71020107028)提供的资助!
感谢为我们调研提供巨大帮助与支持的浙江省农业厅朱处长、四川省农业工作干部胡主任等所有政府公务员!感谢接受采访的陈、周等合作社的理事长和成员!感谢2011年利用署假时间参与调研和案例写作的王等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所有同学!
感谢我硕士时期的导师黄教授!是她手把手地教我研究方法，将我带入合作社研究的领域里。在大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见面都热情款待我，黄瑾教授的师恩我永远铭记于心!
感谢梁巧大学!梁老师对我而言亦师亦友，无论是我遇到专业上的问题还是人生道路上的困惑，梁老师都是我寻求帮助的对象，她沉稳、积极的心态时刻是我学习的目标。
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顾益康主任、林坚教授、钱文荣教授、卫龙宝教授、陆文聪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丁关良教授、陈随军副教授、叶春辉副教授、周洁红教授、韩洪云教授、鲁柏祥大学、潘伟光副教授、姚卫红老师、金少胜副教授、阮建青副教授、茅锐大学、季晨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马述忠教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发研究中心宝剑久俊研究员在大学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徐丽安副院长、办公室毛迎春主任、办公室胡伟斌副主任、资料室陈兴侬老师和张霞老师!
是他们为研究所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们能够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学习进步!
感谢曹斌研究员对我大学论文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邱东茂、李晓康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他们将我紧密融入研究团队中，依靠团队的力量学习进取我才能完成大学论文。
感谢陈璞老师。在班集体中，我们学习上互相帮助，学习之余聚餐游玩，是他们使我感到班集体的温暖并获得前进的动力。
2006年我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开始学习合作社理论，到今年有十年时间。十年在人生中是一段不短的时间阶段，我从22岁到32岁的青春用在了潜心学习上是无怨无悔的!这十年我从福州到三明再到杭州，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再回到学校，现在又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无论将来我的研究领域在何处，合作社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定是我继续努力的方向，为中国广大农民服务是我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幸福的未来在等着我开拓，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奋斗来报答这么多关爱我的人们!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三】
光阴荏苒，近四年的大学生涯巳基本告一段落，心中欣喜之余，多是感激。
回头来看，自己本是农村一懵懂顽童，幸而能获得大学学位，都是源于身边师友和亲朋的帮助：
首先感谢的是导师黄袓辉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2011年荐我来浙大跟随黄老师学习，四年期间，黄老师在学业、生活和就业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早巳年逾六旬，作为卡特院长，行政事务繁忙，但依然常常托人从国外订购最新的制度经济学前沿书籍仔细研读，每次想来，自己作为年轻人也相形见绌。而给我更大触动则是他对学生的包容、宽容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门下将近200学生，学生们不论是从商、从政或是从学，他都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鼓励，黄老师这种宽厚的胸襟是我们学生永远学习的榜样。
张晓波教授也是我的导师，之所以走上研究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都是源于张老师的原因。从2007年7月到现在，已经有8年，我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帮助，从指导我硕士论文、介绍攻读大学、介绍出国访学、指导大学论文和找工作，这所有的过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在生活中，自己的执拗和不耐心，也是无数次受到他宽容和耐心的教导，跟随他8个年头，自己碌碌无为，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我真心有愧!
陈志刚教授也有太多的感谢，自从2009年他调任至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办公室主任以来，对我无论从学业，还是生活上都关怀备至。当年我执拗地想离开北京，他多次单独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至今历历在目，感动不巳。而后在浙大读博期间，也是多次来看望，在大学论文和就业方面也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和建议。
金松青教授是我在2012年去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认识的，自己第一次出国举目无亲，金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他家吃饭聊天，待我如作为家中后辈子弟一般，感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同时也衷心感谢他的妻子红雅女士。在学业上，金老师也是时常耐心教导，不嫌愚笨。Reardom教授是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导师，对他感激颇多，那时Tom知道我一个人在美国孤单，也是多次遨我到金老师家一起聚餐闲谈，或到他家烧烤。有次知道我要买被子，他还专门带我去找学院的行政人员去征求帮助，Torn自己一个人虽然大大咧咧，但是对我确是关爱有加，照顾备至。如今他也六十有几，祝愿他能觅一良伴，生活安定幸福。
MSU农经资源学院的前秘书RobinsonAnn女士给我了许多感动。记得还未去MSU之前，我尚忧心住处，Arm主动提出帮我解决住宿问题，并给全院学生集体发了邮件为我寻求帮助，我真心感动。从那时起我就记得日后写致谢一定要感谢她，这种无私帮助的可贵品德正是促进自己成长的动力职称论文致谢范文论文。如今她巳退休，祝愿她退休生活过的幸福愉快!
在浙大卡特，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比如徐丽安副院长、郭红东教授、钱文荣教授、陆文聪教授、卫龙宝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马述忠教授、叶春晖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毛迎春老师、胡伟斌老师、张霞老师等等，在这其中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师兄阮建青副教授，从我2010年来杭州，一直都是他在各个方面照料，要是没有他在各个方面的帮助，我的大学生涯也将大打折扣。阮师兄勤勉努力，为人正直，如今巳晋升副教授，并承担了系副主任等相关行政工作，深受学生们爱戴，祝愿他未来更加出色!
感谢攻读大学期间的同学，如刁盼盼、李静、嫣贞、张菲、石琦、梁海兵、余新平、伍骏骞、许为、王尧、李宝值等诸多同学，还要感谢黄老师门下傅琳琳、刘颖娴、郑思宁、郑军南、孙海霞、朋文欢、李懿芸等诸多同门，正是有他们的相伴，才使过去四年的大学生涯更为充实和丰富。
此外，还要感谢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将我介绍过去，能得以多次机会聆听钟老师的教诲，尤其他反复强调的“间题导向”研究风格，让自己受益匪浅。还要感谢2011年和2012年到江苏沛县调研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农业部农机司李斯华处长、沛县农机局郭松局长和吴明禄科长及其他领导，以及在2013年农村调查中给予帮助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武志刚处长、王欧副处长等相关领导。
最后，在此感谢我的父母，作为一农村出身的孩子，父母将我辛苦扯大，读到大学学位，双亲殊为不易，感激之情无需言表，且祝愿他们日后生活幸福。
大学论文写作期间，获得以下项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1、国家自科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
2、国家自科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
3、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模式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研究。
篇(3)
2008年8月，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樊纲被任命为委员。作为该委员会中唯一的专家(其他委员皆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颇引人注目。其实，樊纲的个人成长经历早就为人们所关注。
2009年2月，樊纲先生应邀来郑州讲学，笔者得到了一个采访樊先生的机会……
樊纲小档案
樊纲，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1953年9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近百篇。
无书读的少年
凡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最该读书的年龄大都会因为“”或多或少受到影响，1953年出生的樊纲自然也不例外。“”开始的时候，樊纲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一年半后“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其实当时没上过什么文化课，数学学到了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万岁)，字母念到第八个(H)，然后就是上山下乡。樊纲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这就决定了樊纲不能参军，不能作为工农兵上大学，事事都要排在别人后面。
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樊纲来到了北大荒。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的。社会的动荡变化和自身命运的跌宕起伏，促使他从书籍和实践中去求解这些问题。有两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两本书的系统阅读，使樊纲第一次认真思考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最终他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经济学是更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当时兵团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就一个连队来说，知青没来之前，二十几个人开着同样数目的机器，种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后来一下子来了百十号知青，还是那些机器那些地，产量反倒连年下降,亏损也越来越严重。于是，在1975年前后，兵团准备在一些地方试行农村的收入分配办法，把固定工资制改为工分制，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物质刺激，使收入与劳动挂钩。樊纲所在的连队是试点之一。连队指导员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找大伙商量。由于学了点政治经济学，有点底气，樊纲就想对此事作一番“理论分析”。他对兵团总部的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连队指导员听了很欣赏，就让他写成了书面材料以连队的名义寄到了兵团总部。没过多久,兵团正好要召开一个工分制试点的工作会议，于是樊纲和指导员受邀一起去了佳木斯兵团总部。这是樊纲第一次“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从此，他对各类经济问题就更加留意了。
改变命运的冲动
1969年，樊纲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六年。由于兵团里对子弟比较“关切”，尽管樊纲多方努力，仍没有转变命运的迹象。在一切能尝试的希望都破灭之后，樊纲一生当中第一次独立作出一个重大生活选择：以“投亲靠友”的理由转插到一个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围场县农村。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转插是选择了下坡路。他到村里后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小车拉土。那是“木牛流马”式的木制独轮车。两千年未变的生产方式，与兵团农场的拖拉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冬天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一般只是玉米粥，5点钟喝完，七八点钟人就开始饿得发慌了。没有了经济收入，要靠家里接济；没有了同学、好友，唯一的亲戚即堂哥还远在五十里外的县里。樊纲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孤独。但是，虽然仍在边远的山沟沟里，毕竟离北京近了点，而且农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不像兵团首长们有那么强烈的关于子弟的概念，对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会给点特殊的关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关系和在县里帮他使劲，不到一年的时间，樊纲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专职搞群众文艺的创作。有了一个读书写字的条件，樊纲感觉命运之神多少对自己绽出来了一丝笑容。1977年，樊纲在一个公社铸铁厂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里与堂哥商量。这一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跨入经济学研究的门槛。
凤凰涅的浴火
1977年恢复高考彻底改变了樊纲的命运，他考取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打开了通向经济学圣殿的大门。1982年毕业后，樊纲又考入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樊纲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时，在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的力荐之下樊纲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是个开放式的研究机构，从这里，樊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在哈佛的日子是一段令人兴奋、令人着迷的经历。樊纲把这个学习过程称为高强度、高浓缩的“思想炼狱”。在这里，他有机会就近学习、揣摩大师们的思想方法。同时，大师们的学术成就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逼着他把自己的标准设得高一些。樊纲说哈佛的学术氛围推动着你去有成就。对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人来说，这种训练是很宝贵的。樊纲为自己预定的目标是要多上点课，多学习知识。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到哈佛大学去旁听研究生的课程。樊纲虽然在大学里就幸运地上过比较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课程，硕士研究生读的也是西方经济学专业，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学起来仍然吃力得很。当时，他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可以不读书不做作业，甚至可以不去听课，轻轻松松当一个“访问”学者，四处走走增长些见识，写些东西。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失去了，费再大的劲也不一定真正能学通。所以，樊纲下了决心，一定要“学进去”。
暑假之后，樊纲从头学起，跟着班上的学生一起听课、做作业、参加小组讨论，甚至参加考试。虽然，他最终没能继续留下来读一个洋学位，但他还是感到很踏实也很充实，毕竟他把当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学了一遍。对于当时的选择，樊纲现在想来不免还有些后怕：如果那时没有咬牙坚持下来，自己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正是在这里，樊纲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他不仅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上的融会贯通,而且还发现了通向他最为关切、最放不下的那个问题――“中国问题”的道路。有一次，一个新加坡学者问他：你在你的国家研究经济有什么意义呢？樊纲说：“的虽然是一点点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许十二亿人口的福利就因为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贡献而增加。‘经世济民’这个词的意义本身就很重要。”樊纲就是怀抱着这样的激情回国的。看一看后来樊纲在国内的表现,就一定不会怀疑，当时他确实是有备而来，一回国，他的思维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成果接踵而至。
其实，促使樊纲下决心学成回国的还有一个相当偶然的插曲，这在他的《经济人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有一天，我开着车在美国街上闲逛，车里播放着古典音乐。这时有一个美国人过来跟我说，‘哎呀，你居然也听莫扎特？！’当时他的态度给我很大震动，我想我在这个社会里面连听古典音乐都被当做另类看待，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要是回到我的国家，我能做的事要比在这里有意义得多。”
“京城四少”的著作时代
1988年，樊纲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樊纲说,对于像他这样三十多岁才出国的留学人员来说，实在太想研究中国问题了。这是一种“情结”，是出于对自己长期关切的问题的“执著”。学了更多的知识,就更想去澄清“谬误”，去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说明，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看法。
人们评论说，1990年在中国经济学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在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樊纲以传播现代经济学思想而著称，并与清华大学魏杰教授、北京大学刘伟教授和现在已经从商的钟朋荣三位活跃的年轻经济学人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少”。1992年，樊纲被破格晋升为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很多人都认为，读书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樊纲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个读书人。20世纪90年代，在很多同行、朋友们选择下海的时候，樊纲选择留在学术界，在今天看来，他的冷静和理性帮助他选择了正确的人生定位。樊纲是2003年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在当年非典刚刚结束不久、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提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苗头”，为政府后来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依据。当时，他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外，还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并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他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重要媒体引用。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熟悉樊纲的人都说他是个理性的人。经济学家也有自己具体的人生，樊纲也不例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他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时说：“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得到磨炼，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搞社会科学、搞经济科学的人来讲。另外，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因为我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就能知道某个政策出来之后，那个山村里的各色人等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樊纲说,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中国问题太有诱惑力了。而他的这一志向却是在远离中国，留学美国时才逐渐清晰的。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以前学到的东西，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里，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一个方向汇聚，逐渐连贯起来，到最后他感到开悟了。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樊纲更加欣赏林语堂先生的生活和境界。他说自己最推崇的一句话是中国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樊纲一直有一种自觉意识，要建立经济学的独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论研究上与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并不反对搞对策研究，甚至也是政府的“智囊”，但他的政策主张能够与其理论原则保持一致。他之所以建立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一个民营“思想库”，也是在实践他与官方保持距离的初衷。樊纲一直比较满意的，就是自己多年前发表的文章，而且到现在都不需要改动。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没有进步，而是说，他的立场是一贯的。一般读者可能觉得樊纲的理论庞杂，但细究起来，这些理论的主旨只有一个，即相信市场的力量。樊纲相信，种种制度最终趋于一种，即市场经济制度。■
“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
《名人传记》：樊先生，您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樊纲：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尊重现实与经济规律，让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另外，说自己懂的，不懂的就不要乱说。现在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喜欢骂，喜欢以哗众取宠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心理。骂人谁都会，谁不能为国家这个庞大的运作组织指出点毛病呢？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为目前出现的经济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才是治学之本。
《名人传记》：您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并没有像其他的经济学家很早就下海了，而是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有媒体评论说您是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是如何看待的？
樊纲：我之所以不下海，是因为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生意，更适合读书。特别是像我研究的领域是宏观经济，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动向、国家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媒体所说可能是指我更多地注重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罢了。经济学不仅是数字。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受历史文化、国家体制、国民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如果抛开这些而简单地谈市场经济，那不是“纸上谈兵”嘛！
中国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硬是用西方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批驳、指责当下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名人传记》：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中国制造”在这次经济危机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樊纲：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唱衰中国制造业。我认为是这些人的经济学没有学好。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要想国富民强，农村必须富起来。农民必须富起来。农村吸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就得给这些人找挣钱的地方。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只受过小学教育。您想让他们像白领一样坐办公室、操作电脑，他们干得了吗？他们只能做一些不太复杂的、附加值不是很高的低端产业。再说像做皮鞋、袜子，这是一个永恒的产业。只要有人，就要穿鞋，穿袜子。做这个，一样能赚钱，一样能富起来。低端产业也得有人做。你不做，越南做，洪都拉斯做。所以我说，中国制造虽然赚的钱少，但总比大量的人失业没事做、没钱赚强得多吧。
篇(4)
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病急不能乱投医”一文中分析了78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郎教授认为银行的经营利润和股权结构没有显著关系，他说“银行改革是一个次于法制和经济改革的一个课题，和产权结构无关，也和监管无关”。他还说，“我们的结论是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因此我们否定了民营化和引进外商行的必要性”。当前在中国金融改革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都强调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需要通过股权多元化达到清晰产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显然，郎教授的判断与经济学主流针锋相对。无论如何，我都非常钦佩郎教授的反潮流精神。
全世界大部分银行都是股份制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分类，只要国家控股的比例低于50%就称之为民营银行。因此在许多学术刊物上把银行上市称为民营化。银行上市过程就是产权多元化的过程，只有实现了产权多元化才有条件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依然保持着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就很难实现政企分开，很难在金融机构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最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争取上市，吸收民间和海外资本等等都是为了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的股权结构。
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从19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系统调查了107个国家的银行。截止2000年底，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这个比重在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国有银行的比重持续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从40％下降为20％，在发展中国家由60％下降为40％。国有银行比重最高的国家有中国、东南亚和前苏联国家。如果不包括转型国家，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几乎都是穷国。在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在欧洲和日本低于20％。世界上几乎所有经营绩效较好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而国有银行在排行榜上几乎都忝居末位。[1]
倘若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相比：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
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银行的资产汇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2]
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能够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
在拜读了郎教授的英文论文(BankOwnershipStructureandEconomicPerformance)的数据结构之后发现他在数据处理、回归分析和逻辑推理上似乎有些失误，结论来得过于唐突，实在不敢苟同，愿意就此题目向郎教授请教。
二、银行经营绩效的数据处理
郎教授文章采用股本回报率(ROE)来评估银行的经营绩效。不过，这样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旦银行在经营中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具有足够的清偿性，能够凭借自身的资金冲销坏帐。倘若不遵守这条规则，采用股本回报率来评估银行经营绩效可能误导信息。显然，银行资本充足率越低，股本回报率越高，可是，他们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本回报率比较高，也不能称之为好银行。世界上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例如，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04%，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平均资本充足率都高于11％。其中，花旗集团的资本充足率为11.25%，汇丰控股13.3%，而中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有些农村信用社只有2%左右。[3]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2004年动用450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就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因此，如果用股本回报率来分析银行绩效，应当删除所有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机构。倘若一定要把那些资本充足率达不到标准的银行包括在内，也应当对他们的股本回报率打折计算。这样一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就更低了。三、该研究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导致缺乏针对性
在郎教授的数据中，中国金融机构只用了3家股份制银行，而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影响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由于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在讨论产权改革时文不对题，欠缺说服力。
在郎教授文章中引用的3家股份制银行的产权结构为：国有股为0，民间股(WidelyHeld)为0，国内资本控股(DomesticFI)97.27%，外资控股2.728%(详见Table6,OwnershipStructureAcrossCountries)。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推敲。事实上，除了民生银行基本上以民间资本为主之外，其余股份制银行的国有股的成分都相当高。如果仅仅把国有股的定义限制为财政部拥有的股份，那么，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持有的股份应当划归哪里？如果按照郎教授文章所说，中国股份制银行中的国有股为零，当然不再需要什么产权改革了。
四、国有持股比例并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
郎教授分析的958家银行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非常低，只占所有银行的15%，而国家持股银行比例最高占28%”。在这里没有弄清楚郎教授所说“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一般股民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数目，还是指一般股民在银行中持股的比例？从数据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郎教授的结论也许可以比较明确地阐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于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倘若如此，我同意郎教授的结论。因为在上市银行中，国家持股的比例有多有少，并不能说国家持股10%就一定比20%要好一些。郎教授的结论并没有错：在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其绩效就越好，但是，这并没有说明国有独资银行是否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
五、推论的可逆性
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
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例如，闭关自锁一定落后，但是对外开放不见得保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证明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未必一定和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世界各国当中，除了石油输出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中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亚洲四小龙。他们全部实行对外开放的出口导向政策。有许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尽管他们也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至今还很穷。这说明对外开放只不过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开放政策误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好像只要一打开大门就自然而然会富起来。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许多条件，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在上市银行当中，经营绩效未必和国有持股比例显著相关，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国有独资银行的绩效一定差，民营银行的绩效一定好。在民营银行当中有好的，也有差的。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在印度尼西亚表现最差的恰恰是一些由皇亲国戚开办的民营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西方各国已经绝迹。只有在那些比较穷的发展中国家，或者那些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当中国有商业银行才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因此，比较可行的分析方法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来和其他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已经就此课题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看看他们的报告就可以了。
六，打破垄断，改善竞争环境
如果要讨论中国的金融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四大银行全部是国有独资。在动用外汇储备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之后，这两家银行的股东由财政部变成了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实际上，无论名义如何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等到这两家银行上市以后，性质才发生了变化，可以称之为股份制银行。如果将来国家持股比例低于50%，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惯例称其为民营银行。
篇(5)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篇(6)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科学研究方向,正式列入教育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发展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影响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
“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社会的分析、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规律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
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
,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理学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中国哲学—美学转型的背景下,突破极“左”思潮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充分反映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产物
。因此,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就应放到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来思考。由此,我们将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确定为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个审美经验包含这样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经验,就是审美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直接的审美体验。包含历史上既有的审美意识资源,如莱辛之读《拉奥孔》,王国维之读《红楼梦》。也包含研究者本人对文艺作品直接的审美经验。这就是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所说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的内容是间接经验,就是对各种文艺美学理论形态的研究,这是属于他人的经验,特别是众多理论家的经验,具有很高的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以往的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都以此为研究内容,而文艺美学学科却不仅局限于此,还将直接的审美经验包括其中,这就使美学研究直接面对审美经验,从中提炼出美学思想与审美意识,而不再完全是隔靴搔痒,从而使文艺美学学科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当代性与个性,以及可读性。但这样对研究水平的要求也就提高。美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审美素养,从而使自己的审美经验具有更多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6] V.C.奥尔德里奇也认为,审美经验已成为当代“讨论艺术哲学诸基本要领的良好出发点。”[7]托马斯·门罗更明确的指出“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应该打破单一的哲学美学格局,使之走向实证化、经验化。[8]可以说,西方现当代的主要美学流派都以审美经验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只不过各种流派所说“经验”的内涵不同而已。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
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关于文学艺术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
综合的途径,以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方法,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社会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 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理论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
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
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
第五,经验与。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的同时,也是强调对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
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总结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电子文化、由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网络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
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应用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
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时代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