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银行信贷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企业战略五要素分析法(简称:ECSRE)是康孚咨询在多年的战略咨询实践中，根据中国企业的特定情况，并吸取国际同行的先进经验，开发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战略五要素分析法。主要包括:企业的性质(Enterprise)、企业(家)个性(Characteristic)、企业的发展阶段(Stage)、企业的资源(Re-source)和外部环境(Enviroment)五个方面。

1企业的性质

是企业贷款准入的门槛，也是符合信贷政策合法取得贷款的前提。企业是什么性质的企业，组织架构，集团客户，采取何种授信方式等，即企业的性质分析和企业准入的标准。增加企业性质和准入标准的识别和分析，商业银行便可与实施的系列信贷政策和防范措施来控制信贷准入过程可能带来的风险，以消除和减少其对银行经营不利影响的行为。一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变化来决定信贷准入，把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结合起来，优化贷款的投向。二是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为信贷准入的切入点，如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商业银行应抓住契机。三是以支持扩大内需为信贷切入点，促进消费市场的启动，全面推出消费信贷也是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等。

2企业(家)个性

即企业法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投资人的基本情况，信用记录，担保能力、对外投资和对外担保情况。主要包括组织结构、横向分工、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绩效、战略稳定性和文化适应性等。可以从有没有涉诉、不良信用记录或其他异常情况等方面予以重点关注，即企业(家)个性分析。集团客户分、子公司之间转移定价、相保、担保圈、关联程度等都不同程度影响企业的授信、用信方式，也直接影响贷款资金的流向和用途。如实际控制人涉诉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企业管理层出现重大变动等，都能及时传递出借款人出现风险的信号。

3生命周期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动态轨迹

分析了解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能够找到与其相适应的信贷支持内容。197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芮•格雷纳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一文中首次提出生命周期概念，来自生物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和企业研究者，对生命周期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根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选择银行时机。借款人是新建企业还是向纵深产业链发展企业，从事的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等分析，可以帮助银行用于选择准入时机，解决什么时候准入、什么时候扩张、什么时候压缩、什么时候推出的问题。对于那种总销售量依然保持较好势头，但经营业绩由一定下滑且原因不明的企业，可以通过对企业主打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分别判断，寻找产品发展趋势，清晰地找到原因，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4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必要的分类探析

便于判别其资源价值和竞争优势。主要包括:成本领先、市场营销、研究和开放、生产运营、人力资源等。企业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工制造、出口贸易还是房地产、政府投资行为等。企业的资源是稀缺性的还是不可模仿性的，如果一种资源是所有竞争者都能轻易取得的，那么这种资源对于公司竞争来说就是劣势，反之则是竞争优势。资源的不可模仿性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增加对企业资源以及研发能力的分析，可以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整体竞争优势和发展前景。

5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主要包括:宏观环境、产业产业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需求分析等。企业的是否符合宏观经济政策和行业政策，即发展的前景和外部环境对其影响作用分析。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多，环保政策越变化，环保标准也越高，原来符合环保政策的企业随着环保政策的变化可能马上成为限制性企业，为其提供信贷的银行带来风险。因此，银行相关人员应该具有前瞻性意识，选择那些处于政策生命周期前沿的企业，选择那些可以达到更高政策要求的企业，作为银行的信贷战略伙伴。综上论述，信贷业务审计问题表现与企业战略五要素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企业的五要素管理是把双刃剑，好的企业管理要素齐全，出现问题的企业问题也往往反映在上述五个要素上。所以，抓住企业管理的五个方面的管理，也就牵住了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牛鼻子”，有利于审计发现和揭示风险，从而为遏制和控制风险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ECSRE在信贷业务审计中应用路径

1查阅基础资料

即通过CMS信贷管理系统了解企业组织架构、股权结构、对外投资，重点关注企业注资验资等情况，电联会计师事务所或借款人，询问企业是否存在，是否真正需要贷款，必要时，直接与借款人见面，了解贷款真正目的及贷款的实际用途等，掌握第一手材料。

2追踪资金流向

借助CAS计算机审计系统、资金关联交易等查询贷款真实用途，并通过传票影印系统查验往来账款的流转。审查经销商和开发商账户，了解资金去向，查询账户中大额提现情况，转入信用卡、个人账户和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单位情况，并要关注资金转入证券、房地产和境外公司账户等情况。

3外部咨询勘验

通过到税务、工商等部门查阅经销商会计报表，现场走访，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与企业员工座谈，查验抵押物和具体开发项目情况，了解经销商业务开展情况，掌握其是否具有担保能力等。必要时询问法院或有关执法部门或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了解情况，取得证据。

4网络信息搜集

借助人行查询系统、发票查询系统、工商登记查询等进行延伸审计。到房产或公证部门了解抵押物登记情况，是否抵押给第三人，查询评估公证真伪等。

5数据综合分析

篇(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用3年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快速发展的过程。2014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实体经济之树。这在政策层面对互联网金融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互联网金融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作为互联网金融子产品之一的电商信贷也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春天。那么电商信贷和传统银行的信贷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两者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二、相关概念界定

信贷(Credit)也称信用，是指贷款人在一定期限内按一定利率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出借给借款人，期限届满时，借款人应将借入的本金连同利息，一并偿还给贷款人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传统银行信贷(TraditionalBankCredit)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自己筹集的资金借给企事业单位使用，在约定时间内收回并收取一定利息的经济活动。电商信贷(E－commerceCredit)是指诸如阿里巴巴、苏宁等电子商务企业利用其自身电商平台优势直接向平台上的供应商和个人提供借贷的一种经济活动。电商信贷属于互联网金融模式之一的网络借贷，是对传统银行信贷的创新。根据《奥斯陆手册》(OsloManual)对创新的定义和划分，电商信贷属于营销创新(渠道创新)。它跨越传统金融中介直接将资金借贷给资金需求方，通过电商平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金融通、加速金融“脱媒”。

三、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的共同点

首先，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同属于信贷，都是以到期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贷方之所以让渡资金使用权，是因为借者承诺在约定时间内将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作为回报。其次，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的流程相同。即贷款申请征信评估同意放贷贷后跟踪归还贷款。最后，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都要加强信贷风险控制。只要有信用，就会有信用风险，因此两者都需要建立信用评价体系，进行信用风险控制，严防信用风险的集聚。正因为电商信贷和传统银行信贷在本质上相同，使得两者在业务渗透和融合方面成为可能。

四、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的不同点

(一)目标客户不同

电商通过平台优势，构筑金融活动中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桥梁。信贷的目标客户主要是是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而平台之外的微观主体很难被触及。以阿里小贷为例，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检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2月，阿里小贷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700亿元，服务平台上的小微企业超过70万家。这些客户的特征是盈利能力不高，信贷需求额度低，70%以上的客户贷款需求在50万元以下。传统商业银行奉行“二八定律”思维理念，认为80%的利润来源于20%的客户，于是“高大上”的高端客户成为他们的目标客户，其余80%的“小散”很难被顾及。考虑到小微企业分散广、单个客户贷款金额小，而且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不确定等问题，传统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的利益驱动力不足。然而，从细分市场的角度来看，电商信贷正好延伸到商业银行信贷领域的“长尾”客户，电商与传统商业银行实现了差异化信贷服务。

(二)客户黏性不同

电商信贷可以增强电商自身对平台用户的吸引力，从而促进电商生态的良性发展和推动自身行业的扩张。一方面通过给电商平台上的商户放贷，间接提升店商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资金周转率显著提高，从而破解了平台供应商的融资难问题，使供应商能够为平台消费者提供更完善和更持续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有资金需求的消费者，获得贷款后会增强对平台所供应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意愿，形成一个供需两旺的良性闭环，进一步提高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电商平台的黏性，达到“平台消费者—电商平台—平台供应商”共赢。传统银行信贷的客户和银行间只有纯信贷关系，没有其他商业利益绑定关系，因此银行很难黏住客户。

(三)交易成本不同

电商信贷具有渠道优势，不需要花费高额费用筹建实体店、不需要多环节去调查目标客户的信息，基于得天独厚的平台大数据来降低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相关数据显示电商信贷的交易成本具有明显优势，阿里金融单笔信贷成本仅2.3元，只是传统银行信贷成本的0.115%。电商通过大数据系统，还可大大节约融资的时间成本，单纯的放款时间最快只要几分钟即可完成，如3分钟融资到账业务的“京保贝”。电商信贷从申请、获批、偿还均不受工作日的限制，企业当晚申请订单贷款，第二天就可以使用这笔资金采购原料，扩大再生产，等买家确认收货后，系统会自动扣除原先的贷款金额。传统银行要开设实体网点、需要借助外在力量逐一收集、分析、筛选目标客户财务数据、一对一征信申批，势必增加了信贷交易成本。有关数据显示，传统银行单笔信贷成本高达2000元。受制于上述因素，传统商业银行要数个甚至数十个工作日才能走完线下审批放贷流程。

(四)资金来源和信贷规模不同

按央行等监管机构的规定，电商信贷的资金来源被严格限制，只能用自有资本金进行放贷，不能通过吸收存款、证券发行等方式融资，最多只能从银行融入限额资金，即从银行融入的资金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一定比例。即使“各种宝”里的资金充溢，也不能直接用于放贷。由于可放贷资金量小，放贷对象享受的信用额度受限，因此电商只能提供小额信贷业务，加上贷款地域限制，双重壁垒阻碍了电商信贷规模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拥有充足的可放贷资金。不仅可以用股东投入资金、同业拆借资金出借，更可以利用海量存款放贷，单个商业银行仅零售存款余额就达十万多亿元。刚刚出炉的工商银行2013年度报告显示，客户存款余额为146208.25亿元，客户贷款及垫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11186.82亿元，增长12.7%。其中公司类贷款、个人贷款与票据贴现分别占71%、27.5%、1.5%，信贷规模很大，占总资产的51.2%。

(五)贷款的期限不同

鉴于贷款对象对资金“短、频、急”的需求，电商适宜提供短期贷款，期限可以是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年。目前，“淘宝小贷”对B2C平台客户的贷款期限有30日和6个月，而针对B2B平台企业客户提供的贷款期限为1年，可以随借随还，按日计算利率，非常灵活方便。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按照期限划分，可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从期限结构上看，中长期贷款所占比例高。以2013年为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长期贷款分别占65.35%、65.43%、54.7%和66.89%，其中中国银行内地人民币业务中长期贷款为35833.41亿元，占贷款总额的66.89%。往前追溯发现1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均高于短期贷款。这是由于中长期资金主要投向在建续建项目，如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等，这些产业对资金的需求较大，占用时间较长。(六)政策监管不同小额贷款监管遵循属地原则，由地方监管机构负责，但作为新生业态的电商信贷，植入了互联网元素，相应监管政策仍处于空白状态。其贷款审批、流程、风控、贷后跟踪是由电商的注册地政府监管，还是由目标客户所在地政府监管，还是由双方共同监管，如何管制等等目前均缺乏相关依据，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律。传统银行信贷在长期实践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传统银行信贷的监管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银行业协会。相关监管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这些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了传统商业信贷中的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利益。

(七)风险控制不同

电商借助大数据平台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信贷工作全过程监控，有效规避和防范贷款风险。贷前依托客户在电商平台上的行为数据(认证信息、交易记录、信誉评价、实时运营状况)，辅以第三方认证数据对客户的信用水平和还款能力做出评估，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逆向选择的风险。贷中通过电商平台实时监控客户的交易状况和现金流，来判断贷款是否发生偏离。贷后通过电商平台对企业经营状况动态监控，对可能影响正常履约的行为及时预警，避免贷款出现逾期甚至坏账的可能性。和传统银行相比，基于大数据的动态分析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风险。以阿里小贷为例，截至2014年2月，其不良贷款率低于1%。传统银行没有类似电商的大数据平台来获取实时、真实、完整、可控的数据，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贷前依靠客户自己提供的标准化“三张”财务报表以及担保抵押证明等资料，结合外部数据来综合评估客户的信用及还款能力，资料的真实和完整性审批效率因人而异、因行而异，这种时间差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风险积聚。贷中很难对贷款对象的资金流向进行监控。贷后风险管理更是银行薄弱的环节，银行不能实时跟踪到企业最新的经营状况，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难以及时预警和风险监控。

五、几点建议

(一)银行与电商要加强合作，优势互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传统银行资金充足、拥有优质的大客户、监管制度完善，但真实的交易数据缺乏、信贷成本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意愿较低。而电商能借助数据平台实时获取小微企业的交易数据，信贷成本低、客户粘性强，但信资金来源有限、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未覆盖。如果两者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银行具有资金优势，电商具有大数据优势)进行长效合作，那么在解决电商信贷资金来源问题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银行信贷效率、降低信贷成本、放宽信贷准入门槛，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而两者形成的合力又将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将电商纳入现有监管体系

篇(3)

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表现形式多样，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六种形式：

(一)商业银行信贷权限的集中

一方面，贷款权和审批权的集中。随着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商业银行建立了集权式的信贷管理模式，大规模上收贷款管理权限，贷款权和审批权逐步上收于总行和一、二级分行，总行和省行的直贷规模不断扩大，省行以下机构对项目贷款和新开户企业贷款没有审批权，只有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且金额不大。多数基层行，特别是县支行没有贷款权。另一方面，基层信贷网点的退出。伴随着集约化经营改革，商业银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普遍实行了集权式的信贷管理模式，商业银行在机构重组中信贷网点撤并步伐逐渐加快。据统计，2000年底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数量为120909个，到2004年底减少到77992个。

(二)经营资金出现集中趋势

为有效控制风险，多数商业银行通过实行二级准备金制度和优惠利率，将基层行吸收的资金集中到分行，统一调度使用。国有商业银行上存的超额储备利率一般高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53个百分点左右，有的则高出2.61个百分点，大部分行在3至4个百分点。这样就出现了资金向分行集中，而基层行大多数则变成了吸存机构的现象。

(三)信贷投向行业的集中

随着金融机构贷款面逐步缩小，新增贷款向少数行业集中趋势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集中投向一些优势行业、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烟草、交通、钢铁等)的集中。贷款行业分类统计显示，2003年金融机构全年发放的制造业贷款占贷款新增额的20.1%，比上年上升3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9.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8.4%。[1]

(四)银行信贷客户的集中

从贷款的所有制性质及规模来看，信贷资金主要投向了国有控股企业，即大企业、大行业。而对于我国经济贡献率越来越大的民营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各家商业银行则大多采取提高门槛的态度，拒之于门外。在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GDP超过了50%，但仅得到金融资源的30%；而创造GDP不足50%的国有大型企业却占用了70%的金融资源。[2]

(五)信贷区域的集中

目前商业银行通过收缩基层机构网点，尤其是大量撤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机构，支持重点逐步向大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转移。[3]大量撤并机构的同时，由于经营资金的集中，各商业银行在资金的调度上出现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转移(见表1)。

表1国有商业银行年新增贷款分布地区情况表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1―2004)。

由表1可见，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中东部地区新增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余额的78.16，而中部和西部仅占14.12和18.73。据统计，2003年全部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东部地区贷款新增18711亿元，占贷款增加总额的68%，中部地区贷款新增4182.7亿元，占贷款增加总额的15%，西部地区贷款新增4195亿元，占贷款增加总额的15%。各金融机构总行新增贷款562.9亿元，占贷款总额的2%，其中90%左右发放到东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较大的省(市)有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山东，该六省(市)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其各项贷款余额为7.5万亿元占全国的47%。信贷地域分配的不平衡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六)贷款期限的集中

银行存贷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十分严重，具体表现为短期贷款投放比例下降，而1年期以上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则不断提高。2000年，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余额为27931.19亿元，占当年贷款余额的28.11%，然而，2005年中长期贷款余额达87460.42亿元，占当年贷款余额的44.92%。数年间，中长期贷款共增长59529.23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5.64%；而短期贷款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87%。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成因分析

(一)银行自身因素分析

1.银行经营理念的转变，是信贷集中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受宏观形势影响，不少企业在改革、改制过程中，偿债能力弱化，借破产改制之名逃废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加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银行为保证自身效益，信贷资金投向必然进行收缩、调整。[4]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银行对信贷资金实行集约化管理，制定严格的授信制度，普遍实施“双大、双优”战略，将新增贷款资金不断向大城市、大企业和信誉好、效益好的企业集中，抑制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由此可见，信贷集中是商业经营行为理性选择的结果。

2.信贷管理体制的限制。一是商业银行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由于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省行以下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所有信贷政策及管理制度由总行决定，分行以下机构只有按照总行规定执行，极大地限制了基层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在总行大幅度上信贷权限和信贷投向逐步向大城市、大企业和大项目倾斜时，各分支机构信贷必然逐步向少数企业、少数行业、少数地区集中。二是实行严格的信贷责任制度。为防范信贷风险，各商业银行普遍实行审贷分离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但责任与激励机制不对称，导致信贷人员在审查项目时慎之又慎，对成长性企业往往采取少贷或不贷来回避风险的消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贷集中的形成。

3.商业银行竞争的加剧导致信贷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商业银行为规避风险，有效加强风险控制，将个人利益与风险状况直接挂钩，从而要求各行加大投入以增加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要考核经营效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断争夺大客户、优质客户以获取更多盈利。大企业由于其自身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管理制度比较健全，抵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既能给金融机构减少信贷管理成本，也能给金融机构带来规模经济效益。由于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从而进一步导致信贷集中增强。

(二)银行外部因素分析

1.国家政策的干预促成信贷集中的形成。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配合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结构调整来实现。银行为配合国家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的政策，投放大量资金支持一批基础行业和项目的建设，重点支持国债配套项目的生产，从而产生信贷集中。此外，地方政府的产业导向，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也促成信贷集中的形成。

2.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影响银行信贷集中。经济环境的好坏决定金融融资效率的高低，从而影响信贷资金的投放。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信用状况好，吸纳资金能力强，就较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大企业尤其是能源、交通、水电等国家支柱行业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效益稳定，经营风险相对较小，因此，成为银行放贷的首要对象。特别是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来，重点行业和大型企业得到了优先发展，信贷集中趋势日益明显。

与之对应，欠发达地区以及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宏观环境和自身经营等原因，发展前景不够明朗，抗风险能力较差，加之国家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健全，以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状况，限制了银行的信贷投入。此外，部分企业利用不规范改制，大量逃废银行债务，加剧了银行的风险，破坏了银企关系。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考虑把贷款重点投向风险相对较小，信誉度较高的大型企业和重点行业已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影响

信贷集中是银行强化信贷管理、加强内部控制的结果，体现了经济发展状况对信贷需求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利于货币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有具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信贷集中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一)信贷集中的有利方面

1.有利于重点企业和基础项目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金。银行信贷资金集中企业，一般都是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一些效益好、有发展前景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5]银行信贷资金的适当集中，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重点企业的发展，促进其优势充分发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绩效的提升。

2.有利于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信贷集中是商业银行短期内改善经济效益的理性选择，信贷资金投向经济效益高、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行业与企业，有利于充分发挥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信贷资金集中支持于优势企业，符合信贷资金配置的三性原则，经营效益逐步改观，有利于银行在更大范围内优化信贷结构，确保各行最基本的收息率和优化资产率。

3.有利于银行防范金融风险。信贷资金集中于发展前景良好的大中型企业及行业，有利于优质客户群体的培养，减少贷款投向失误，减少基层银行盲目放款的现象，保持信贷资金的稳健运营，规避信贷资源粗放扩张积累的风险。由于国家重点企业基本不存在倒闭风险，不易对银行造成较大金融风险，对银行信贷资产持续恶化的局面的扼制起到了明显作用。

(二)信贷集中的不利影响

1.信贷的过度集中，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一方面，由于实行二级准备金，资金逐渐向上级行集中，削弱了基层行的放贷能力，对区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的支持甚少，造成区域经济的资金供求失衡，对微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中央银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实际的贷款投向集中矛盾，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使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投向少数企业、行业，使这类企业因轻易获得银行大量信贷资金产生投资高风险和行业冲动，一定程度上将助长某些行业和企业的非理性扩张，导致经济泡沫的形成，降低全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

2.形成商业银行风险隐患。主要表现为：一是经营风险。信贷集中使得银行信贷客户固定，收入主要依赖于个别行业甚至个别企业，经营风险进一步集中化。企业经营状况一旦恶化或市场发生变化，银行的经营的稳定性和效益性就会受到影响。二是期限风险。大额综合授信集中于中长期贷款，由于时间越长，可变因素越多，带来的风险也越大。三是管理风险。由于商业银行信贷人员受知识水平和行业分析能力的限制，对无法对大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做出准确判断。基层行没有授信权，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较小，对风险的关注程度则较低；上级行又难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企业的各项变化情况，导致贷后风险增加。四是财务风险。目前，银行的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贷款过度集中使得银行的经营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少数大企业的经营状况。收益的稳定性较差，内耗和银行经营成本增加，收益相对减少。

3.挫伤了基层行的经营积极性，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发展。随着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调整，分支机构的存款难以及时转化为贷款资金，使得基层商业银行功能退化为吸收存款以及清收不良贷款。信贷集中还导致信贷营销缺乏积极性，基层行不能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难以开拓新的信贷领域和发展中间业务，使银行缺乏其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信贷功能的逐步丧失，使金融组织体系出现结构性缺陷，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无序的民间借贷的不断扩大。

4.拉大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距离。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而活跃的力量，信贷资金向大企业，大客户的集中，导致一般客户尤其是中小客户取得信贷支持的难度增大。目前，各商业银行通常常驻机构只对信用评级在A级以上(含A级)的企业提供新增贷款等业务支持，对A-级以下企业发放贷款时则从严控制，从而使中小企业进入信贷市场更加困难。[6]一部分有潜力的新兴企业，由于发展前景不明朗，金融机构不愿承担投资风险，从而得不到有力支持。由于商业银行不能及时给予中小企业以信贷支持，造成信贷供求在时间上严重脱节，使企业不得不花费时间和成本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5.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信贷资金过度向大城市、大企业以及基础建设、公益项目和事业单位单位集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贷款安全系数，却降低了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资金需求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由于在欠发达地区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长期得不到银行信贷资金的有力扶持，相当部分处于市场成长期、有潜力的企业无法良性发展，从而使当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得不到有效调整，进一步加剧资金供求结构的矛盾。

四、改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中央银行政策窗口指导

中央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合理配置和投放信贷资金，保证货币信贷政策的贯彻执行。一是强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的管理，适当限制商业银行向某些行业和地区增加贷款，对欠发达地区以及中小企业贷款占比应有一定的比例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信誉优良、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有效信贷投入，防止对大企业及基础设施和基础行业的集中放贷引起的长期金融风险。二是适当增加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投入和再贴现额度，努力把资金支持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有机结合，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实力，鼓励商业银行运用资金定价手段，积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三是稳步推行利率市场化，对一些由于银行为防范风险和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放贷的企业，可以允许贷款行适当提高利率，针对不同的贷款对象和贷款种类确定不同的贷款利率，为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必要的风险补偿，以高收益来引导信贷投向。四是要对商业银行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信贷集中进行预警预报。中央银行应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做出限制，发挥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作用，定期对银行贷款投向进行分析。同时，中央银行也应利用信贷登记咨询系统通报有关信息，加强各行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合作，推广银团贷款，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二)建立行业风险预警体系

商业银行应建立对信贷集中行业、集中客户的授信风险预警线，定期进行集中客户授信风险分析和评级，重点了解集中客户所处的行业发展趋势、实际经营能力等有关情况，研究制定对大企业的授信政策，防止信贷风险的出现；从自身发展着眼，建立适合于中小企业的评级制度，在全面了解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发展趋势、市场前景的基础上，及时进行信用风险评估分析，控制风险总量，并定期对集中客户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测，提高工作效率和对授信风险的管理决策水平。完善贷款利率浮动风险管理制度，积极运用资金定价手段，覆盖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同时，要建立对企业预期市场供求、价格变化预测等为主要依据的监测体系，建立信贷退出机制，及时主动退出无效或低效的信贷市场，有效规避风险。

(三)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

一是建立科学的授权授信管理体系。各商业银行应建立贷款分层决策管理体系，依据系统运行实际，对基层进行实绩分类和等级划分，对不同地区的分支行确定不同的贷款审批权限。在对所有的客户在评级的基础上，对每一家客户包括中小企业给予相应的授信额度，在授信额度之内，由基层行审批发放贷款，既可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有效信贷投入，也可减少信贷集中带来的风险。二是完善信用审批操作流程。根据各地经济发展规模和基层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因地制宜，适当下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减少中间环节。三是完善业务考核奖惩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风险―收益”相对应的激励机制，既要考核存量和新增贷款中的不良贷款比例，也要考核活化的不良资产比例和创造的优质贷款比例，制定合理的奖惩办法，激励信贷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四是基层银行应拓宽信贷领域。在继续支持优良企业客户的同时，扩大个人消费信贷、住房信贷等业务，培育优良个体客户，优化信贷结构。

(四)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一是大力促进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解除银行投入的后顾之忧。各级政府要积极协调、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筹建，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合理划分信用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比例，维护并促进担保机构的健康发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二是要推动企业债券一、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和健全企业股权、债券柜台交易制度，实现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开辟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资金的筹资渠道。第三是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完善其运作机制，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支持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拓宽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同时，也可以缓解银行信贷过度集中带来新的潜在风险。

(五)加强信用建设，完善金融生态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区为长期保持吸引商业性资金投入的能力，应加快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第一，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部门要树立保护金融债权的意识，建立由地方政府牵头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强化管理，加强协调，严厉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第二，逐步健全金融司法制度，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法律支持。[7]在立法上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在司法上严格执行法法律法规，强化对金融债权的保护。第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符合现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信用制度，加强信用观念宣传与教育，开展信用工程建设，着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社会信用建议。第四，各地中小金融机构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通过实行差别利率、降低准备金利率等方面，优化配置信贷资源，逐步建立以风险溢价为核心的管理机制。通过以上方式，把企业信誉、政府信誉、银行信誉有效结合，为商业银行的经营创造一个良好运行环境。

参考文献：

[1]2004年《中国金融年鉴》.

[2]李妍娜.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影响及原因浅析[J].商场现代化，2005，(9).

[3]邱跃民，徐卫东等.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情况的思考[J].海南金融，2005，(10).

[4]王爱民.对银行业信贷集中问题的理论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12).

[5]人民银行兰州支行金融研究处.如何认识到信贷集中问题[J].甘肃金融，2005，(1).

篇(4)

【关键词】信贷管理；风险防范；差异；对策和建议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准入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和计量、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架构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市场营销部门或信贷政策委员会）、风险评估部门、风险审查和管理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内部稽核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专业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即由若干（一般为3到5名）信贷审批官共同背对背独立审批，全票通过或者达到有效票数后贷款审批通过。而行长主要负责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并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其审批流程强调独立、客观、公正。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垂直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和评估贷款风险，旧体制下信贷部“包办”信贷业务流程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分工合作和相互制约不充分。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评估计量和防范，将管理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准入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风险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软件工具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对客户的第一性进行评级，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集团企业授信风险的集中控制。4．通过对信贷资产组合进行评估，尽可能地选择多种相关度较小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如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和敏感性分析，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和波动性较大的贷款其五级分类评级将会下调，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渣打银行设有独立的风险稽核小组对各分行信贷组合和信贷管理程序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审核。审核小组通过计算信贷组合的加权平均损失概率，确定信贷组合的风险级数，5级以上为合格。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度量和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较少进行行业研究、地区市场分析和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突然的表现就是近几年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基础建设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带来较大的冲击。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审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信贷人员管理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垂直管理，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并且十分重视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序列，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市场部门和行政方面的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在某些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提高贷款审批和风险管理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值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由于外部影响而无法尽职的可能。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分配实现人员间的权责制衡，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管理以控制信贷风险，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健全，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违规成本的方式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许多要求和规定相当严格，如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较为固定的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如在现有的风险评估部门、贷款管理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通过建立健全的信贷组织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分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是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信贷风险。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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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蔚蔚.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风险衡量[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9).

篇(5)

1.1信贷初查环节，授信及担保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信息失真。

授信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经常提供不真实或经粉饰的财务报表，更换或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报表造假。而信贷人员财务分析水平普遍较低，从经过加工的报表数据中分析出各项财务指标良好，较难发现存在的问题，使授信企业容易获得银行的信任，取得贷款。部分客户经理为了保证自身工作业绩，取得稳定长久的客户资源，对授信企业的造假行为采取忽视纵容的态度，甚至为其财务数据的修改出谋划策，以规避上级领导的检查和银行的信贷制度。经过简单计算，信贷员在客户五级分类工作底稿中认同该企业的营运状况，认为可以在以后期间对其放贷。但实际上我们发现，2012年度的销售利润率明显超过2013年度和同行业该指标，2012年度的利润总额远高于主营业务收入，但是资产规模等资产负债表上数据却与同行业相差不大。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该授信企业提供的报表是不真实的。授信企业与担保企业相互担保已成为银行贷款之间的公开秘密，授信企业为了取得贷款但又无人愿为他担保的情况下，通常是集团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互为担保。在A银行，出现较多的是利益公司之间的担保，相关联的交易企业之间互为担保或是亲戚公司之间的担保。虽然他们互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但是他们在资金往来业务上通常密切关联，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由于授信企业与担保企业的利益相一致，都是为了取得银行的贷款，因此，他们往往虚增资产和收入，担保的金额往往超过了他们的自有资金。故只要一方发生资金周转问题，会使整批贷款呆滞，A银行也会因此蒙受损失。

1.2信贷审查环节。

①现有财务分析指标存在固有局限性。A银行对授信企业的财务分析，主要是依据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及发展能力下的相关指标，进而为信贷业务提供决策依据。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企业影响较大的企业基本面分析，如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现状及发展、企业分析却没有考虑进去，出现了财务分析指标重“量”而不重“质”。例如，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体现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流动资产没有清偿能力，难以变现，因此较高的流动比率并不意味着授信企业短期清偿能力强。而速动资产虽然将变现较慢的存货进行了扣除，但是应收账款能否收回以及坏账准备是否足额计提均在很大程度上对速动资产造成影响。所以，速动资产中如果存在诸多的不良应收款项，就很难将其短期偿债能力科学合理地判断出来。②信贷员进行财务分析时习惯套用模板，容易忽视深层次原因。A银行在财务分析时，通常直接套用模板，分析过程往往流于形式，分析报告过于“八股化”，忽视了授信企业的行业状况、监管环境和一些需要剔除的因素（如借款企业一些不真实的资产及负债），因而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就造成信贷人员只看到数字的表面变化，而忽视了数字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该企业的存货2012年度为5947万元，2013年度为10399万元，存货的库存量增加了近一倍，2013年存货周转率由2012年的0.58增加到4.81；应收账款2012年度为876万元，2013年度为1330万元，应收账款周转率由4.24增长到38.32。应收账款或存货的增长速度过快，甚至超过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表层上看有两个可能，一是企业在虚增收入，二是企业的赊账政策在放松，这意味着授信企业发生坏账和资产恶化的可能性增大。然而经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由于该企业改善了产品质量，使其主导产品需求旺盛，产销率迅速提高，深层次调查和表层分析的结果截然不同。

1.3贷后管理环节，对抵、质押贷款不重视，疏于贷后跟踪调查。

现如今，A银行主要采用质押的方式授信，除了仓单质押，很多质押物价值往往都是由房地产评估公司决定的。借款企业常常与评估公司联合，以增加评估费用的方式来换取更高的质押物价值。若不能将财务分析与抵、质押贷款相结合，势必形成大量的贷款坏账。在财务分析时疏于贷后跟踪调查，仅用贷后的当月报表数据与年初的财务报表数据对比是不能合理的分析出贷后的效果。贷后当月的财务指标与年初相差较大。由于所有的财务指标都是静态指标，容易受人操控，我们应该用贷后期间的数据与贷前的年平均数、不同的贷款期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对借款企业进行跟踪走访，确定本期贷款或预测此次放贷的效果。以上是笔者在工程实训时发现的A银行在信贷业务财务分析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了降低授信风险，笔者提出以下解决对策。

2针对A银行在信贷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

2.1提高信贷员的综合素质，遏制虚假报表的流通渠道。

A银行应加强人才流动制度，特别是横向流动，可从一些外贸、专业财务公司甚至是国外引进一些综合素质高，知识面宽的综合人才，改变信贷人员素质偏低的状况。打破不管业务好坏的“大锅饭”等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做到奖罚分明。可对贷后管理单独立项考核，不仅包含贷款运转效果，而且还应该考虑信贷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应变能力，以此激励先进，确保管理到位。对于造假企业，可以将其信用等级下调一到二级，甚至在必要时候取消授信和信用额度，使其造假结果与融资目的背道而驰。对于未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能或参与造假的事务所，A银行可在系统内限制或者拒绝采纳它的审计结果，提高其造假成本。对于造假行为严重、性质恶劣并使信贷资金蒙受巨大损失的授信企业或会计事务所，可以积极主动的拿起法律武器，追究授信企业、事务所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消除信贷资产安全隐患。对于利益公司相互担保行为，A银行应运用反担保措施来加以改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方式：一是要求授信人提供反担保人，有了反担保人后，银行可以在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责任时，同时向授信人和反担保人追偿；二是要求借款人提供反担保物，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责任后，可通过处置反担保物获得追偿。

2.2财务分析指标与授信企业基本面判断相结合。

随着市场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单一的财务指标很难让银行准确的掌握授信企业的财务状况，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失误。A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授信企业基本面的判断。授信企业基本面包括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现状及发展、企业分析三个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发展状况、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与经营策略、企业组织结构等均会影响授信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财务分析的结果只有结合授信企业的基本面才能得出恰当的评价。

2.3加强对授信企业现金流量、附注、报表勾稽关系分析。

在传统财务分析技术的基础上，首先要加强对授信企业的现金流量分析，将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授信企业的造血功能，对银行的信贷决策起到积极作用。其次要关注授信企业的财务报表附注内容。财务报表附注是财务报表的补充，主要是对财务报表不能包括的内容或披露不详尽的内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从附注中我们往往会发现授信企业利用特殊的经济业务或违背会计处理的线索，如阅读时，发现采取激进或不恰当的会计政策，多数表明授信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第三要分析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如果授信企业企图粉饰报表，只能采取无中生有或拆西墙补东墙的办法，但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在对授信企业信贷审查时，对某一会计科目的分析同时也涉及到同一报表或不同报表的其他科目分析。

2.4重视抵、质押物，完善贷后管理工作。

A银行首先应构建贷后检查体系，建立定期常规检查、专项检查和突发事件检查的“三查”制度，建立检查结果通报和分析例会制度。尤其是强化定期常规检查的执行，按照信贷对象、贷款方式、贷款额度的差异，确定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要求。其次要和授信企业协商或要求授信企业选择较为知名、信誉度高的房产评估公司对其质押物进行评估，防止授信企业与评估公司联合，虚报质押物价值。最后在贷后管理中，应将借款企业的各类财务报表与抵、质押担保材料归档，经常性的对其分析研究。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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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根检验首先采用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方法将变量数据读入Eviews6.0，逐个对lnOP和lnAL及其一阶差分DlnOP和DlnAL的平稳性作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OP和lnAL是非平稳的，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DlnOP和DlnAL是平稳的，均为1阶单整，即I（1）。

（二）协整检验虽然变量经过1阶差分可以变成平稳序列，但用其差分形式建立的回归模型所表示的经济意义不明确，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变量和变化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原变量之间的关系。下面利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对OP和AL作协整检验，根据协整检验阶数用最优滞后期减1原则，滞后阶数取0，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检验结果表明，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认为有1个协整向量，其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lnOP与lnAL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示它们之间长期趋势协整方程是式（1）表明，从长期趋势来看，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产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模型中括号内t统计值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反映了长期均衡方程变量系数可能存在无效性，即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可能对海洋渔业的发展无积极影响。其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的应变量数据为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数，而非银行对海洋渔业的贷款数，用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数对应海洋渔业产量可能导致系数不显著；第二，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力度的支持本身就不强，导致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力不强，使得系数不显著。根据该协整方程，从长期来看，农业贷款每提高1%，海洋渔业产出增长0.68%，可见农业贷款的拉动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因此，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优化对海洋渔业的信贷支持，创新信贷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海洋渔业发展中的作用。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为考察银行信贷与我国海洋渔业发展之间的是否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即为确定lnAL是否是lnOP的原因而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在5%甚至是10%的置信水平下，lnAL无法Granger引起lnOP，所有的P值都大于显著性水平，从而接受原假设，认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lnAL）不是海洋渔业产量（lnOP）的格兰杰原因，即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发展的支持影响作用不显著。

（四）误差修正模型基于前面的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我国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lnAL）与海洋渔业产量（lnO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进一步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来揭示两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及长期与短期之间的修正关系。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及其等价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见式（2）和式（3），其中ecm的系数为正表示误差修正项对海洋渔业产量的增长起到了正向修正作用。由于我国海洋渔业存在诸多弱点和缺陷，产出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当遭遇自然灾害等情况时，海洋渔业产量会低于满足市场需求的均衡产量，此时误差修正作用将提高当期海洋渔业的产出水平。此外，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产出调整产生了不太显著的反向滞后影响，金融机构对其他农业领域的信贷支持挤占了对海洋渔业的信贷支持。

二、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文采用经济计量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促进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从长期来看，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海洋渔业产量的弹性系数为0.6676，这就说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机构信贷对海洋渔业存在促进作用。第二，从短期来看，当海洋渔业受到自然灾害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时，金融机构的对农业的信贷会转向其他农业领域，这反映出金融机构对海洋渔业高风险的回避和支持海洋渔业的信念不够坚定。第三，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方程的系数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银行对海洋渔业发展信贷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海洋渔业的支持。

篇(7)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例如张杰等（2011）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1999—2007年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变量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并且呈现负向关系；而刘小玄和吴延兵（2009）利用DEA-M指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4年抽样调查的1022家企业生产效率，在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条件下，实证检验外部融资支持和企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样本期内银行信贷与生产率增长显著正相关。这些文章对于厘清金融因素和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大意义，也从一个侧面探索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渠道。但这些研究都是直接考察了金融发展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却忽视了金融发展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与渠道。既然金融发展和信贷获得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那么所有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应该都有较好的长期绩效或较高的生产效率，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而且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因此，现有金融因素对于企业长期绩效影响的研究没能就结论差异和可能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在金融因素对于企业成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方面，国内外多数文献都集中于直接检验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Brown等，2011；KimandWeisbach，2008；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张杰等，2013），以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基本上认同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考虑到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背景之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则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外部融资来源和异质性创新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此外，从这一领域的已有文献也可以发现，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变量的选择仍存在着争议。如果将专利及新产品开况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衡量标准研究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创新活动可能还会体现在某些生产小工艺或者技术的改进上，这些都无法反映在专利、新产品数或新产品销售值中；另外，通过专利或新产品等指标，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企业研发活动的效率，而研发成果是否能够顺利投入生产经营并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却无从得知（周亚虹等，2012）。既然金融发展、企业外部融资以及所引起的研发创新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和生产效率，那么，我们必然要追问，外部融资与技术研发活动的结合究竟是否带来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呢？进一步地，外部融资或金融发展与什么性质的创新活动相结合才会产生发酵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目的即是从微观企业层面来回答外部融资、技术研发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二、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

(一)样本数据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2005年世界银行联合中国企业调查组织对中国商业投资环境和企业表现的调查数据（BusinessEnviron⁃mentandEnterprisePerformanceSurvey，BEEPS）。2005年的营商环境调查则包括了120个城市的12400家工业企业。该调查数据集合包含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同时排除了银行业、电力、铁路运输等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此外，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调查问卷的问题不仅要求企业报告了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和研发投入资金，调查数据还包括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的企业规模（Size）、企业存在年龄（Age）、企业本科以上企业员工的比例表示的教育程度变量（Edu）等。因此利用这一数据进行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和细致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也有助于我们针对具体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展开深入考察。

(二)关键变量的测算本文不仅采用了较为常见的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以营业利润和总资产比例衡量）还采用了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以企业人均产出的自然对数衡量）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指标。与ROA等容易受操纵的财务指标相比，生产效率是公司可否持续发展的更重要、更客观的评价指标（Schoar，2002；李捷瑜和江舒韵，2009；周方召等，2013）。因此，借鉴GorodnichenkoandSchnitzer（2011）的方法，我们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计量模型本文首先以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我们着重关注外部融资约束、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前面的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利用以下的计量模型进行初步的OLS回归估计。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的三个指标，即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和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在解释变量中，我们主要关心金融因素和企业技术创新这两方面。2005年的BEEPS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提供了相应的企业自我报告的信息，即要求企业回答如下的问题：“贵公司是否获得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外部融资获得的难以程度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外部融资的利率成本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程度？”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设计虚拟变量可以用于计量回归模型。同时，调查数据还收集了企业近三年来有关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信息，包括了技术研发决策和技术研发投入费用，也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变量设计。

三、实证检验

我们首先进行了OLS计量检验，在表1的PanelA、PanelB和PanelC中分别报告了外部融资约束程度（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是否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决策（R&D1）和技术研发强度（R&D2）对于各个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2的OLS估计结果来看，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其绩效越低，外部融资约束变量（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对于企业成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变量（R&D1和R&D2）则对于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也与已有国内研究文献（周业安，1999；CullandXu，2005；李科和徐龙炳，2011；张杰等，2012）的结论相一致，再次表明了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较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和金融抑制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升和长期成长。此外，在OLS估计中，企业是否获得银行信贷变量（BankLoan）对于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我们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金融因素和技术创新研发的交互项，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利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Interection1代表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2、Interection3分别代表了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FinancialCost）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4、Interection5分别代表银行信贷（BankLoan）、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和研发投入强度（R&D2）的交互项。企业规模（Size）是企业2004年雇佣员工总人数的对数值，企业年龄（Old）是企业自创立开始到2005年的持续年数。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决策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各个模型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均表现出较为稳定的正向影响，而外部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变量分别在5%水平上（Inter⁃ection2）和1%水平上（Interection3）显著为负，这说明由于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加大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和研发投入水平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银行信贷变量和企业研发投入的交互项（Interection4）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体现了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起到正面影响，而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则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作用（Interec⁃tion5在10%水平上显著）。以上结论验证了金融因素需要和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够发挥提高企业业绩和促进企业成长的作用。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年龄（Old）两个变量对于企业成长（tfp）的影响均是显著为负的，这和Du等（2010）利用2002年的BEEPS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的结论相一致；而本文得到的企业年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结果和蔡地等（2012）以2005年BEEPS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持续时期越长就更安于现状而不愿意采取技术创新活动，相应地生产效率也自然会较低。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