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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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70,90住宅面积政策” 住房结构比例 90平方米户型 套密度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5(a)-0250-02

2006年,建设部《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要求新建住宅项目,套型建筑面积90m2以下的户型必须占整个项目70%以上。并制定出落实该政策的措施。

而后笔者调查了居民收入与住房的消费价格:根据杭州统计局的居住消费价格指数统计显示,住房的价格达到了居民全收入的105.8%,亦即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房。上海则没有明确这一数据。根据搜房网从对上海,杭州等城市的购房者购房面积需求的历年统计数据比较,显示城区内这一数据每年呈下降趋势。统计结果是,民众的住宅面积的需求集中在71m2～140m2区间。

这些是否表明“70,90”住宅面积政策顺应潮流？该政策肯定也不是完全合理,但又如何不合理呢？笔者以下将就政策的积极性,局限性展开分析,并对新加坡的住房面积政策对比。

1 政策本身积极性分析

1.1 90平米前提下居民生活模式

各种居住空间构成了人类的行为单元。所有的行为单元的组织都应该有满足人类日常生活行为活动习惯,并能是这些习惯在一套居室内相互联系顺畅。90平米是否能满足当下人们的居住需要。还得从居住模式上分析。

1.1.1 居住空间首先涉及居住群体这一主客体对等的关系

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中国的主要家庭模式已经变成了3口之家(一对夫妻加一个小孩)。这表明居住空间主要以两室为主。当然还有两代居的模式,即一对父母,1～2个老人,一个小孩。这便要求有三个及以上的居室。而90平米的居住面积恰好是一个一个中间值,可以勉强满足两室到三室这样一个变换过程。此外,居住人数3人以下的,诸如单身,无子女的夫妻等,90平米对他们而言过大,没有讨论的价值。对于居住人口超过5人的诸如四世同堂的情况,90平米的面积就像汽车不能超载一样,不能承受这么多人的居住。讨论也没有意义。从中国当下社会主流的居住群体层面上考虑,这一政策是相对积极的,是可行的。

1.1.2 居住空间再次涉及居住群体的生活模式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城市经济的较高速发展,人们的工作行为及住居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转变的大背景下,社会竞争加剧、工作强度增加、精神压力加重。这致使人们在工作之余寻求各种适合自身放松的方式,家庭娱乐则是主要方式,自己的住宅变得重要。

(2)随着跨国学习、工作、经商、旅游等活动的不断普及。人回到家中读书、看电视、上网的时间就明显增加;人们要么选择远行,要么选择居家,近距离室外运动频率剧减。居家的生活舒适性就要提高:洗浴方便,家务劳动电气化。

这些生活模式上的变化,暗示了在住宅设计中舒适性,功能空间界定的可变性,电气化的便捷性都变得空前重要。90平米的住宅面积,客厅的面积约12平米左右,要适应一些诸如家庭聚会之类的活动显得非常困难。诸如餐厅客厅结合的可适应性设计就会发挥巨大作用。而根据黄一如老师的《上海紧凑型住宅单元建筑面积指标探讨》中给出的数据,紧凑型两室户套内面积在68.6平米左右,加上住宅的公摊面积(根据住宅单元层数,单层户数变化折中取15平米),还有6平米左右的弹性空间。这就意味着90平米对于两居室的可适应性设计是有利的。而对于3居室(紧凑设计后套内面积为81.9平米)则显得局促。

1.2 市场经济与购买力上分析

商品住房市场价格高昂是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是衡量购房压力的最好指标,其理想值是3～5(UN—Habitat,2002)①而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已接近20∶1,二线城市亦达到15∶1左右,三四线城市也已超过10∶1,几乎花掉一般居民一生的积蓄,这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是沉重的负担。②这一悬殊的数据显示,中国需要推出居民相对能够购买的住房。这只能从3个方面着手:(1)降低房价;(2)提高居民收入;(3)缩小房屋面积来控制总价(这里指商品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除外)。而前两者要符合经济规律,而第三者则是政策的宏观调控。因此,推出“70,90”面积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 政策的局限性思考

但如上文提到的,“70,90”面积政策也存在许多不足。

2.1 面积上的“一刀切”不合理

从上文提到的需要三房的家庭,90平米就显得局促而不适用。住宅房型70%的90平米以下,是否意味着100～110这种经济的三房相对占有比例就下降了。应该根据家庭结构在中国社会的构成比例的详细数据,做出更加细致的设计上的面积规范(并鼓励设计上将适应性纳入考虑范围)。而不是“90平米以下”这样去“一刀切”。

2.2 功能用房面积规范的细化

现在设计市场上有很多因为对“70,90”政策理解不透彻,而做出90平米以下却不符和舒适性的住房。例如笔者在实习的时候,公司就有项目将90平米(算公摊)做出两房,两卫,两阳台的房型。这大为降低了购房者的居住品质,也违背了紧凑型的原则。所以,政策应该还包括各功能用房的相关面积的建议和规范。不能只讲究紧凑型,还要讲究舒适性。

2.3 套型可变性考虑

当前的这一面积政策抱着一种“过渡阶段”的心态。而实际上使用者却是将住房当做永久的使用对象。面对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消费品的冲击,住宅面积要求会随之增加。所以,现行的紧凑标准在以后会有潜在的变化。这样的变化现行政策就要有所考虑,要对住宅房型居室数目的变化做一定的可变性设计才能满足潜在的改变的需要。

通过这种根据家庭结构对住宅面积的细致规范;在基于紧凑型与舒适性的基础上规范各功能用房的面积以保证舒适性,并存在可变的弹性空间;政策本身就变得人性而具有吸引力,自然很好落实。

3 新加坡社会住宅的相关经验

笔者通过《城市的远见》影视栏目及相关论文了解了新加坡祖屋的经验,引用表1做粗浅的说明。

新加坡政府通过坚持建造小户型的组屋来控制房价,以保证绝大多数居民买得起住房。从上表可以看出其与“70,90”政策的差别—— 根据了家庭的结构,基于舒适性考虑了房型中各功能用房的数量。其实上表还只是粗浅的数值,事实上他们的面积政策细化到了每一居室,卫生间的面积大小。

这种方式不但确保了绝大多数的居民能够住的起房,也实现了居住空间的优化配比,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新家坡地少人多,是人口密度较大的一个国家,但是新家坡的人均森林覆盖率居于世界前列,这正是由于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4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乡村人口大量的入住城市和城市家庭人口数量的相对稳定,居民收入与住房购买力差距悬殊,这些说明中小户型住宅必定将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70/90政策也是顺应市场发展和适应我国国情的。综合以上分析。明确了70/90政策的优越性和一些不足之处。我国的住房面积政策相比发达国家还是处于粗略规定的阶段,有待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 车径光.美国、新加坡低房价收入比成因及对我国的启示[学位论文][D].2008.

② 邵军.由90/70政策论道中小户型住宅设计[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1(21).

③ 车径光.美国、新加坡低房价收入比成因及对我国的启示[D].2008.

参考文献

[1] 贺永,黄一如.上海紧凑型住宅单元建筑面积指标探讨.住宅营造、评测、监控与全生命周期运营的相关技术.

[2] 张立新,贺永,黄一如.上海中小套型住宅设计策略[J].住宅科技,2007,27(12).

篇(2)

摘　要：职业教育集团作为一种新兴的办学组织，并非偶然产生，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职业教育自身为了提高办学效益，对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进行有益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文章在文献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职业教育集团；理论依据；组建形式；问题；发展建议

作者简介：孙芳芳（1982—），女，河北沧州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助教，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2011年度软课题“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4572159），主持人：王玉芬。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3-0041-06

职业教育集团作为一种新兴的办学组织，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职业教育自身为了提高办学效益，对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进行有益改革的探索和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职业教育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实践先行，理论后发，对职业教育集团的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人们对实践的热衷。理论研究的缺失，使得部分职业教育集团发展过程中出现盲目和随意现象。本文主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了进一步思考。

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依据

职业教育集团的形成不仅与发展背景密切相关，还与一定的理论依据息息相关。目前主要借鉴经济学理论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进行分析。

（一）资源依赖论

资源依赖理论属于组织理论的重要理论流派，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在70年代以后被广泛应用到组织关系的研究。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所有组织都必须为了生存而与其他因素或组织进行交换和互动，才能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的重要组织如学校、行业、企业、政府、科研单位等，各方既有优势又有不足，在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开发与转化过程中，无法产生各自内部所需要的资源，必须通过相互的合作与交换，实现资源整合来获得。目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普遍存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用资源依赖理论来分析，原因在于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与企业需求相脱节，在人才、资金、实训场地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不明显，这些都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这种资源的不对称性必将影响到合作的程度和共享资源的质量。因此职业院校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自身的办学实力，增强与企业的相互依赖程度，强化合作共赢的办学机制，这样职业教育集团才能健康、长久地发展下去[1]。

（二）交易费用论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是由科斯(Ronald H·Coase)1937年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他指出，交易费用是为完成交易所必需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发现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2]。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在其办学过程中同样存在交易费用。职业教育集团利用自身规模优势，可以有效化解或减少交易费用。一般来说，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组建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调查成本、谈判成本、违约成本等。职业教育集团化经营可以通过对集团内的人、财、物统一调配、管理，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利用自身规模优势，集团统一面向市场，提高组织程度，打破市场壁垒。这些都有利于降低集团化办学在合作中的交易费用。在几种交易费用同时存在，必须权衡各项费用以及合作项目中费用效益的关系时，必须做出是否进行合作的决策。

（三）博弈论与策略联盟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Games Theory)，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其区别在于双方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而策略联盟的概念源于企业的联合，指企业在面临国际竞争压力时，基于自身资源及能力的不足，期望通过合资、共同研发、交互授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战略手段，运用各种契约而结成的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项流动的合作活动。

从博弈理论的角度看，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的校企双方是相互博弈的过程，而且是合作博弈。校企合作办学本质上是策略联盟的一种方式。合作双方在合作之前应先评估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劣势，建立明确的合作目标，在互利共赢的理念下，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决定合作的方式，通过契约来达到联盟。策略联盟成功的四大关键要素是：订立联盟策略；选择合适对象；建立联盟结构与管理制度；订立终止联盟计划。所以集团管理者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以集团化办学的总体目标为标准，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整体水平，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3]。

（四）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理论是由英国人马克西和希尔伯斯对汽车工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提出来的。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当生产规模扩大，投入以一定比例增加时，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这就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的现象，即规模经济；反过来，规模扩大，而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即规模效益递减，便是规模不经济[4]。

借鉴企业规模经济理论，对职业教育集团的规模经济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职业教育不同于企业，职业教育集团的规模经济必须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获得。职业教育集团的规模优势体现在：1、在集团组建后，各个成员单位之间的资源互相依赖，互相利用，避免了集团内的某些学校因生源困难而导致资源浪费与闲置，或借鉴生源爆满而教育资源不够的问题。2、通过扁平化和信息化的组织形式，可以有效地减少中间环节，建立灵活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集团的组织程度，改善集团的运行效率和办学质量。这些都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和内部成本的降低[5]。由于集团内成员单位过多，管理难度加大，这就造成组织监控滞后，信息传递缓慢或失真，组织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时要注意适度规模扩张，强化内涵的培养，而不能盲目扩大规模。

二、职业教育集团的组建形式

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地域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职业教育集团的组建形式是一种多元形式的联合。以下几种组建形式吸取了我国现已组建的各类职业教育集团的经验，重新对职业教育集团进行了分类。通过分析各种组建形式的特点、组建条件及优缺点等，为预计准备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有关部门提供一定借鉴。

（一）根据办学的结合程度划分

1.紧密结构型。这类集团体现了政府对教育的干预。主要是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命令，以一个实力比较强的学校为核心，合并一批院校，通过校际之间的资源重组而成立的紧密型职业教育集团。如江都市职业教育集团，由原江都市职业教育中心校、扬州电大江都分校、江都市曹王职业高级中学、江都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江都市龙川技校、江都市建工学校合并而成的实质性办学主体。这种实体性的组建模式可以达到扩大规模、增强整体实力的目的。在集团发展初期，这类集团的联合主要在校际之间进行，很少有企业的参与，同时由于成员单位原隶属关系不同，强弱程度不同，组建过程中存在产权变更与人事、权限变动等问题，且人员冗余会加大管理难度，加重集团负担，组建难度比较大。

2.松散联合型。这类职业教育集团往往以契约为纽带，通过企业办学或校办企业的方式形成松散型的职业教育集团。集团各成员之间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合并，其人、财、物及原有的法人资格保持独立不变，其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也不变。这类集团一般要建立一个可以维系相关各方的协调机构，该机构主持中心工作，沟通各方信息，平衡各方利益，推动产教整合发展。

由于该类形式易于操作，组建方便，因此成为很多集团组建采取的主流形式。但由于各校的人、财、物相对独立，相互难以协调和做到政令统一，这种连结方式也制约了集团化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形成集团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优势。另外，由于职业教育集团本身不具有法人地位，在日常运行管理与业务拓展过程中，需要与其他市场主体和有关部门签订合同，所以明确集团的法人地位至关重要。

3.混合型。混合型集团一般具有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类集团并存的特点，或具有区域型和行业型并存的特点。实际上，单纯的紧密型或松散型的集团较少，许多职业教育集团都属于混合型类型。江苏无锡立信职教中心为江苏立信职业教育集团的主体学校，该集团实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发展地区的广泛联合，并与跨区域、跨行业的25家企业和10所职业学校率先架构了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的复合型组织模式。

由于这类集团组建形式灵活，只要有利于集团的发展，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单位都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加入集团。紧密型单位的并入，可以迅速充实集团的整体竞争实力，形成集团的核心品牌；松散型办学单位的加入，根据各自优势将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形成多方面的竞争优势。这类组建形式是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比较理想的一种。但依然存在的难点和问题，主要体现在集团内部存在两种类型的成员关系，如协调不当可能产生集团内紧密层和松散层的完全独立和两极化发展。

（二）根据合作办学的目的划分

1.区域联合型。区域联合型职业教育集团一般属于合作带动型办学组织，不是真正的办学实体。它通常指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或企业为主导，联合经济欠发达地区职业院校，以相同的专业设置或同一行业为基础，为了各自的需求和目标共同发展，推动跨区域的合作办学，实现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间的职业教育共同发展。这种跨区域带动型的协作式办学组织，可以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地区优质教育资源优势，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起到带动、助推、提携作用 [6]。上海长三角职教联盟是2007年1月国内第一个成立的跨地区的职业教育合作团体，由10所职业技术学校加盟而成，涵盖了60个专业和3万多名学生。联盟内，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生可以跨校跨地区学习，并且根据市场需求，实现跨地区就业。

2.中心辐射型。中心辐射型职业教育集团是指由政府组建一、二所规模大、条件好的职业教育中心，以该中心为龙头，上联中心城市和省、市级职业教育集团，下联乡镇(社区)职教、成教基地，横联县域(区域)各行业与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基地，形成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网络，组建具有中心辐射作用的职业教育集团。

中心辐射引领式办学组织需要一定的保障条件:

（1）当地政府必须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2）必须加强“中心”软硬件的建设和规章制度的建立；

（3）教育行政部门应赋予“中心”明确具体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行政”的色彩，以保证其对各“辐射点”的专业设置、生源质量、师资配备、教学计划的统一制订，教学质量的统一监控等方面发挥辐射作用[7]。

（三）根据合作办学的主体构成划分

1.政校企一体型。政校企组建形式指政府授权教育部门统筹，打破隶属关系限制，各部门通力合作，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机制，采用集团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资源重组，发挥优质教育资源优势，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投入职业教育，提高集团的规模效益和整体效益。

这种办学实体特征有三:一、建立“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即政府办学为主，多种民办形式并存的办学格局；二、建立多渠道投资、融资体制。在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的同时，要力求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多样性，积极争取社会各种力量以各种形式投入资金；三、建立“一统多参”的宏观协调管理体制。所谓“一统多参”，指“教育部门统筹，行业配合，社会参与”的新型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成立政府统筹的协调机构是必要的。

2.产学研一体化型。产学研合作教育是由产业界、高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的科研联合体。这种一体化的营销模式体现了强强联合的优势。产学研一体化的实现可以考虑以下途径:(1)校内产学合作模式。它是一种需要高投入的、市场化运作的，并融产业开发、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产学结合模式。(2)高效益科技型企业。目前，对于企业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建立技术创新体系难度很大，所以需要将市场上所需要的技术以课题的形式交给学校、科研机构进行研发，而后通过企业将其进行产业化[8]。(3)科普示范基地。科普示范基地以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职业院校、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机构为依托，以推进区域重要产业、特色产业发展为重点，通过政策引导，促进职业院校或科研机构的科技研发优势与企业生产制造优势有机结合，促使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所形成的具有示范效应的技术支撑和服务平台[9]。

3.多类型垂直式联合体型。多类型垂直式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个基本方向。所谓多类型，是指不同层次职业院校和相关培训机构间的联盟。垂直式即初、中、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师范院校的直线式联盟，主要目的是保证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办学的相互衔接，避免教学脱节和专业的重复设置，为低层次学校进入高级院校打下基础。

多类型垂直式联合体可以使初、中、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形成多种职业教育并举、城乡一体化的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整体效益。其核心是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为纽带，以“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多赢”为基本原则，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分段培养、科学发展的目的。这一模式有利于教学、培养、培训的整体性，减少教学过程的重复和学生学业上的弯路。这一联盟的形成，其核心问题是证书系统一体化的建设。如何建立一套可以融通各类教育和培训的证书体系，形成“大职业教育办学体系”，以更好地体现多类型垂直式的多元合作职教联盟的价值[10]。

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发展时间较短，无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在认真总结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经验，充分肯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必须注意到职业教育集团的组建和运行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集团内部各实体单位间责、权、利不明

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者主要是集团的龙头学校、企业行业及其他相关社会机构，并存在着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点。首先集团参与各方是基于“共建、共享、共赢”的基本原则而组建起来的，整合并协调各方的利益可以说是集团一项伴随始终、至关重要的中心工作。目前，大多数集团内的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没有明确的责、权、利的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导致在运行过程中各方关系逐渐呈现松散状态。对于多数企业而言，能否获得经济效益成为企业是否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的主要动因。而对于整个集团来说，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努力挖掘成员之间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结合点”[11]。

（二）企业行业的参与程度和支持力度不足

企业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集团的办学质量，但在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企业行业的作用被不同程度的弱化。目前已成立的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均由集团内核心职业院校的领导担任，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忽视或弱化了企业行业在职业教育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企业来看，企业与职业教育集团的合作点多局限于人才利益方面，如在人才选拔上优先选择优秀毕业生、学校为企业承担培训任务等，这些利益是隐性的，短期内无法看到明显的、直接的效益。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率、品牌收益率相对偏低，导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从行业来看，学校从行业剥离后，行业的办学责任和指导作用均被弱化。目前不少资金和项目的审批权、技能鉴定权等集中在一些综合性行政部门，行业失去了原有的资源和优势，客观上导致行业支持乏力[12]。

（三）政府对职业教育集团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

首先，政府没有赋予职业教育集团明确的社会地位。目前的职业教育集团大多是由企业、行业或其他相关社会机构构成，由于不具备法人地位，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中难以界定其承担的相应责任，导致部分集团运作的随意性。其次，政府部门的有效参与、指导、协调与监督不到位。在现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中，政府发挥的作用中管理大于调控；手段上以单一的行政指令为主；方法上缺乏支持、激励和保障的措施。再次，缺少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建设的专项经费。由于集团性质和现有体制等多种因素，目前我国尚未划拨专项经费支持整个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集团的深入发展。

（四）集团内部可操作性的运行机制不健全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质是实行职业教育的集约化管理和开放式发展。虽然职业教育集团建立了章程和规定，表面看起来完全具备自我运行的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集团内的各成员单位隶属关系、管理体制、人事关系、资金关系诸多方面都不一致，管理起来非常困难，导致集团后期运行乏力。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法规等手段进行有效调控，使集团的运行机制更具有方向性。

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建议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和一项开创性工作，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需要集团自身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更需要外界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一）职业教育集团自身发展层面

1.重视机制创新。首先，校企互惠机制创新。利益机制是推动校企合作良好发展的动力和良性运转的纽带。校企双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如校企合作项目的开发，利用企业原有职教资源为职业学校提供服务，协同配置实习条件等[13]。其次，内部运行机制创新。要注重从传统纵向多层的科层管理模式向横向互动扁平化管理模式转变，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信息过程的增值管理模式。还要建立团队式合作机制和柔性式组织形态，建立跨单位、跨部门的协调组织、网络组织、学习型组织和无界限组织，打破原先的工作状态，实现信息的网络联结，建立新型的柔性式组织形态[14]。再次，利益分配机制创新。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保证集团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集团的各种收益要根据集团各个成员单位在具体项目中承担的责任、贡献的大小进行合理分配；创造条件，引进经营理念和民办机制，通过技术入股、专利加盟、项目合作等方式，积极探索教育与产业接轨的新模式[15]。

2.集团质量和品牌策略。首先，质量是集团生存发展的生命线，职业教育集团通过质量标准和系统服务来实施对各成员单位的管理，必须建立一个共同遵守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形成整个职业教育集团的知识品牌，提升整体竞争力。其次，品牌塑造至关重要。树立品牌意识、找准品牌定位、注重营销运作系统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品牌在社会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最终提高集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最后，集团整体核心竞争力策略，核心竞争力理论对职业教育集团的发展提出一个新的思维视角。笔者认为以集团文化和产学研一体化提升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是重中之重。其中集团文化是整个集团的灵魂，集团的精神文化、教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代表了一个集团的核心文化。产学研一体化要求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各个方面都要根据教育、产业、科研的要求来展开。但由于许多联合属于松散型组织，缺乏资金保障，集团在资源的共享、整合、重组以及今后的深入发展等方面均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如何建立并推进产学研一体互动发展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二）职业教育集团外部支撑体系构建

1.政府层面。首先，建立有效的政府引导机制。在职业教育集团的组建启动阶段，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在建立健全职业教育集团整合机制、企业行业参与办学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制定相关政策，协调组建工作；根据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指导集团做好近期、中期以及长期发展规划。其次，赋予职业教育集团合法的身份和地位。目前松散型集团，在申请独立法人资格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但仍旧可以变通一些方式，如在政策上允许由集团的成员单位共同组建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能够承担经济社会责任的实体。再次，目前企业和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还比较低，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予以鼓励。如实行激励性政策与惩罚性政策并举、税收政策和特惠政策的导向、转变财政投入方式，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

2.企业行业层面。企业层面，首先，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鼓励和激发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真正地付诸行动，这是企业保持活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其次，企业管理者应改变企业减员增效的发展战略。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对员工进行培训、转岗，通过结构性培训，来实行结构性就业。如企业可以将部分项目在集团内实施，利用学校的土地修建厂房、安置设备，利用学校的学生当作企业的实习员工等。这样既降低了企业成本，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实训与就业问题。

行业层面，首先，应强化行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职能。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行业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学校、企业和政府联系的桥梁。其次，扩大行业组织的管理和协调职能。制定行业内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法规和制度，并统筹组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的责任、义务以及应承担的职业教育培训费用，使行业组织在维护企业利益的同时，监督并约束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的相应义务，保障职业教育集团的合法受益权[16]。

3.市场体系层面。职业教育集团本身是按照市场化的规则建立的，所以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组织运行，以提高市场化运行的效率。集团的运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引进市场机制:

（1）引入市场经济成本概念，运用按比例进行固定资产折旧、按效益划定职工工资总额、按需求扩大办学规模和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等经济成本核算指标来降低集团化办学成本。

（2）通过技术入股、专利加盟、项目合作、人才交流等不同方式，分散合作中预计出现的产权界定、产权交换和成果占有等风险问题。

（3）积极探索职业教育与产业接轨的模式，创新利益分配机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集团内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4）通过集团的内部活动，如开展短期和长期培训，为相关机构提供信息渠道等有偿服务，筹集资金，以市场化运作维系集团的日常运行。

（5）职业教育集团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与其他部门一样独立核算成本与收益，向顾客和其他单位宣传并推销自己的产品与服务，真正实现职业教育集团的市场化运作[17]。

在职业教育的运行中，市场机制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发挥作用的。市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调整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从而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必须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阶段，未来几十年仍需要大批的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的职业院校，仍需要靠政府的力量来举办。因此，只有政府有形调控和市场无形调节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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