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宋代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朱熹 《诗集传》 前后稿嬗变

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现，其多为引用、解释《诗集传》，如宋代辅广的《诗童子问》，元代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刘瑾的《诗传通释》，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明代朱善的《诗解颐》，胡广的《诗经大全》，王鸿绪的《诗经传说汇纂》，方苞的《朱子诗义补正》等著作。清代学者则更是撰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单篇论文，如冯景的《朱子驳诗古序辩》和《驳阎百诗毛朱诗说》，萧穆的《重刊朱子诗义补正序》，冯登府的《书宋本诗经集传后》和傅维森的《读朱子诗集传》，等等。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但出现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而且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著，研究不断深入，角度越来越新，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宽，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差异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新问题。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诗集传》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诗经》宋学的开端，其总体上呈现怀疑、创新的学术特色，朱熹《诗集传》更是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时期起，欧阳修、刘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汉唐《诗》学的旧有模式，并且初步对《毛序》、《郑笺》提出了怀疑和批驳，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将《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宋代《诗》学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诗集传》。是书上承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传辨妄》余绪，黜《毛序》而自创新说，成为《诗经》学史上一划时代的学术论著。

朱熹前后期《诗》学思想差别极大：前期主《毛序》作《诗集解》，依《序》说诗；后期随着自身《诗》学思想的发展成熟，以及废《序》派学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朱熹最终废《序》解诗，弃前稿《诗集解》而更为后稿《诗集传》。由于前人对前后稿的嬗变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一度出现了一些误说，束景南先生针对这些误说，在《朱熹佚文辑考》一书中的《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一章里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朱熹解《诗》的历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诗集解》与黜《毛序》作《诗集传》两大阶段。

由于朱熹废《序》言诗及其《诗》学思想的最终确立，后稿《诗集传》成为宋代《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却最终失传。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辑稿》据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了朱熹《诗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为研究《诗集解》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辑本。

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

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嬗变，实际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诗》学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变过程已经原因的根本途径。

郝桂敏先生《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一书的第五章《朱熹的〈诗经〉研究》，谈到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时提出：由于从理学角度看诗，朱熹对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进行了改造。

朱熹着手废《诗序》作《诗集传》的时期，正是其理学思想刚刚确立的时期。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论证。朱熹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有一个统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常理，人类社会的常理便是“三纲五常”。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更是鲜明的凸显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诗时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诗经学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在该书第四章《理学思想与朱熹诗经学之关系》中，他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其为学的根本即在“义理”之中。其为学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以后者为手段，前者为旨归。所以他的理学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经典，其注解既能够尊重文本求其本义，又能够从义理上加以阐发，朱熹《诗》学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朱熹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对其治《诗》的影响是使其《诗集传》解诗之所以呈现出鲜明文学性的重要原因。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郝桂敏先生的《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以及檀作文先生的《朱熹诗经学研究》都对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进行了专门论述，尤其是檀作文的《朱熹诗经学研究》及其单篇论文《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对此更是论述颇详。

篇(2)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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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刘辰翁 诗歌评点 小说评点 散文评点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南宋庐陵人。作为一位评点家，刘辰翁不仅评点过的著作、作家非常多，而且他评点的范围甚广，涉及诗、文、小说等领域。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界对刘辰翁评点的整理和研究还不够充分，与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极不相称。一方面，对刘辰翁评点著作的整理还只是零星地出现。另一方面，针对刘辰翁的评点进行的研究评论也还不够充分。为将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对近二十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诗歌评点、小说评点、散文评点、评点目的与地位四个方面探讨近二十年学界对刘辰翁评点研究。

一.诗歌评点研究

在诗歌评点方面，刘辰翁除了对李白、杜甫、王维、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唐宋名家进行评点外，《唐诗品汇》中还保存有他对二三流作家，甚至无名氏诗人、诗作进行的评点。而学界对刘辰翁的评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评点的整体研究、杜诗的评点研究以及对王维、孟浩然、李贺、王安石等人的评点研究上。

从宏观角度研究刘辰翁诗歌评点有周兴陆的《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1]，周兴陆论文以西方文论话语来关照刘辰翁的文学评点，立意与角度较为新颖。

刘辰翁是杜诗研究史上的一个大家，焦印亭指出其贡献在于继宋代整理杜诗、集注杜诗、编年杜诗、分类杜诗之后，又兴起评点“杜诗”一派。[2]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3]、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4]在他们的论文中论及其评点特点。张静的《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5]、焦印亭的《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6]，这两篇论文都是梳理刘辰翁评点杜诗的版本情况，对于研究杜甫诗歌及刘辰翁都有较大意义。

赵爱荣、焦印亭梳理了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的版本情况。宗瑞冰则指出刘辰翁全面评述了孟诗的艺术风格、语言修辞技巧、篇章结构特点等。[7]

焦印亭指出刘辰翁是第一个对李贺诗歌做全面评点的诗评家，极具代表性与时代意义，并论述了刘辰翁评点李贺诗歌的显著特点及其成因。[8]刘辰翁评批李贺诗歌偏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鲜及作者的生平、创作背景、典故来源、句意的疏解等外部问题。

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9]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梳理了刘辰翁评点王维诗的版本情况，对进一步研究刘辰翁评点与王维诗有重要意义。

汤江浩教授在《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10]不仅指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特点，而且对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成败得失做了全面的总结，对其理论产生的渊源背景进行了纵横两方面的比较与探讨，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意义。

二.刘辰翁小说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开了小说评点的先锋。他的小说评点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修辞观念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着开创的意义。

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开了小说评点的先河，“为我国小说评点的创始人”[11]。他“不仅注目于人物、语言、情节，开始探索小说与历史的区别，还认识到小说与现实生活有联系”[12]。曾垂超和李军均认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摆脱了史传规范和儒家伦理价值相结合的标准，是以小说作为一种独立于史学的门类来进行评点，具备浓厚的文学性。[13]陈金泉在《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中肯定了“刘辰翁不仅是小说评点史上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小说美学史上真正的开山者”[14]。曹新华在《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一文中指出：“刘氏小说评点在修辞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15]。

张璇《评刘辰翁》是对刘辰翁的小说评点进行的专题研究。这篇文章从训释疏通、指出归类不当、指漏纠谬、质疑欠妥四个方面对刘辰翁评点特点、成就及不足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刘辰翁小说评点做出了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16]

三.散文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散文的评点主要见诸《班马异同评》，以及他对《老子》、《庄子》、《列子》、《荀子》等的评点。学界对刘辰翁散文评点研究主要集中于《庄子》评点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关注了《班马异同评》，目前暂时还没有学者对刘辰翁评点的《列子》、《荀子》进行研究。总体来说研究并不是很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拓展。

潘贞清在《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一文深入剖析了刘辰翁评《庄子》散文的真、奇、画外意等特色。[17]万欣《刘辰翁开评点之先》、李波《刘辰翁散文评点略论》、杨秀达《刘辰翁刍论》这几篇文章都与潘贞清的论文观点一致，几乎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此外，还有万欣的学位论文《刘辰翁老庄评点研究》，从思想阐释和文学评点两个方面研究刘辰翁的老庄评点。这篇论文创新的地方在于指出刘辰翁通过以儒解老庄、以佛解老庄、老庄互释等方式，试图还原老庄的思想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杨春旭的学位论文――《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没有对散文分章探讨，而是将《庄子》等散文放入小说这一章节中讨论。

可永雪认为，刘辰翁从赏鉴角度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史记》塑造人物的一些经验和“决窍”，如传记文学写人不仅要写“功状”，还要写出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写人必须绘声绘色，婉曲尽情，写出人的“意态”；写人还要突入人的灵魂，洞见人的肺腑， 出人的“心事”[18]，等等，这对于后世作家和文学理论家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王晓鹃《研究三题》[19]注重考证方面，考证了《班马异同》的作者、版本，总结了一些刘辰翁评点的特色，总体看具有一定的价值，为以后的学者研究《班马异同评》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国建松的硕士论文《与对比研究》[20]，从整体和具体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比较研究两者的异同。

四.评点的目的与地位

与同时代的评点家相比，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有独特性：他逐渐摆脱了科举的功利性。他评点范围的广泛性与评点的深刻性使他在评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评点这一文体的产生与科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宋代出现的一些评点著作，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P的《崇古文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王霆震编的《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都与科举考试论文联系密切。张静、焦彤在《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一文中认为：首先，刘辰翁的评点已渐渐脱离了科举的功利性。其次，刘辰翁是身处乱世而批书的，他的才华不能用于治国安邦，只能转而求诸文学，借评点以抒发心中的愤懑。再次，他在濂溪书院讲学，所作评点也是传授儿子门生。[21]张、焦二人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

孙琴安说：“在刘辰翁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对诗歌、散文、和小说进行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评点。”[22]他指出刘辰翁评点诗歌经常能提出一些创见性的意见，除抒发己见以外，他还喜欢提出一些与前人或时人意见相左的看法，带有辩驳的倾向。刘辰翁对历史散文如《班马异同》等的评论大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评论，极少从撰文体例、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批评。刘辰翁评点小说能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进行评价，虽未及小说本义，也未成体系，却自有其独到之见。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肯定刘辰翁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能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点，并且能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刘辰翁不仅是宋代诗文评点家中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奠基者。”[23]焦印亭的《文学评点的奠基人――刘辰翁》[24]、吴承学的《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25]都肯定了刘辰翁在评点史上的地位。

近年对刘辰翁评点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刘辰翁评点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杜诗评点研究、《世说新语》评点研究、《庄子》评点研究、《老子》评点研究。对于《班马异同评》、《史汉方驾》等评点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刘辰翁评点的《越绝书》，《荀子》，《阴符经》，陶渊明、韦应物、孟浩然、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歌。此外，有关其诗文评点的论述，大同小异附和雷同的多；对他的诗文理论仍要做进一步的挖掘，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评点之间有何关系？他的文学评点对后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从元明两代前人的序跋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刘辰翁在元明两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何以在清代受到冷落？其大量的诗文词赋都散佚了，而其评点却保留下来很多，这其中的原因都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注 释

[1]周兴陆：《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110-113页。

[2]焦印亭：《刘辰翁批点杜诗论略》[J]，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第65-69页。

[3]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J]，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36-40页。

[4]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8-81页。

[5]张静：《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J]，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第47-51页。

[6]焦印亭：《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J]，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第48-52页。

[7]宗瑞冰：《评点视野下的孟浩然诗歌艺术――以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为例》[J]，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第83-85页。

[8]焦印亭：《⒊轿唐琅李贺诗探析》[J]，南昌高专学报，2008年第1期，第46-49页。

[9]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第59-61页。

[10]汤江浩：《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8-102页。

[11]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

[12]杨星映：《刘辰翁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28-33页。

[13]曾垂超、李军均：《小说评点文体的独立：从子史之评到文学之评――刘辰翁评点的源流及意义论析》[J]，蒲松龄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1-152页。

[14]陈金泉：《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88-93页。

[15]曹新华：《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6]张璇：《评刘辰翁》[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9-32页。

[17]潘贞清：《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J]，大众文艺，2010年第12期，第173-174页。

[18]可永雪：《与人物形象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35-39页。

[19]王晓鹃：《研究三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6-75页。

[20]国建松：《与对比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

[21]张静、焦彤：《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J]，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第246-248页。

[22]孙琴安：《刘辰翁的文学评点及其地位》[J]，天府新论，1997年第6期，第70-74页。

[23]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24]焦印亭：《文学评点的奠基人――刘辰翁》[J]，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2期，第58-62页。

篇(4)

关键词：科举学；科举文学；科举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简介：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学是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一门专学，科举文学是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专题，两者关系密切。笔者曾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分析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脉络，探讨科举评价与科举文学史的重写、科举文学研究与科举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文学科举产生了科举文学，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宋古文运动、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

取士应该以经学为重还是以文学为主，曾经有过曲折反复和激烈争论。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

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征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轭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这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

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在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他们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两科取士的开端，然而，以北方人士为主的洛党力主以经义取士，反对恢复诗赋，而以南方人士为主的蜀党则要求恢复诗赋。到元祐四年（1089），才最后确定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

唐宋之间重视用诗赋为考试内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风尚以外，还因为诗赋具有较客观的评判标准。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礼部贡院言：“盖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盖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问该当，则辞理自精。策论虽有问题，其间敷对，多挟它说。”元代也有人认为，诗赋取士格律精当，有利于评卷至公无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视为“将相科”或“龙虎将相之目”。而若只用经义、明经等科，“将见公道扫地，关节大行，上下成风，相率谀伪，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专以经义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词理文采兼备。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由于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较低层次的技能，故逐渐为人所轻，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场。后来诗赋又逐渐演变成宋元时文，到明代则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以义理为风骨，内容虽是经学，形式却是文学，是一种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一种文体。试帖诗和八股文有一共同点，即都有格律规范，要求很严，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轻重优劣。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文字优美的文章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而且，古人认为文如其人，八股文关乎人的品性。清人便说：“制艺一道，实与造化相通，因风会为转移也。”“今日制艺，即汉宋策问。寸晷之中，而其人品谊觇焉，学问见焉，性情出焉。”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从今天看来，科举是一种经学考试，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考试，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往往决定其是否能被录取。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便说：“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为了考察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为了测试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而八股文、策、论等文体，考察的标准也不外乎“文”与“理”两个方面，文采始终是科举考试注重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始终兼具经学与文学考试性质。

二、科举对文学发展的促进

关于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者认为科场中很少产生杰出的文学作品，科举对文学不仅没有促进作用，而且往往有消极的影响。我以为，转换了认定科举很坏的思维定势，便可看出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应试的压力、制式的规范，确实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科文”中流芳千古的作品确实也很少，但以文取士发挥了考试以考促学的强大功能，诱导士人习文，有了大量熟悉诗文的读书人，才有产生大量文学作品的群众基础。科场试文与当时文体兴衰及文风变易密切相关。苏轼曾指出：“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清代诗学的普及是与乾隆以后科场考试内容将表判等改为试帖诗直接相关的。清人戴衢亨说：“试帖之道，始盛于唐，然唐人当日所作试帖，称全璧者殊不多，观我朝人文蔚起，诗学昌明，乡会试俱尚八韵，学使按临，亦复博采风雅，士生其时，莫不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陈伯海认为，唐试帖诗选读与研讨构成了清盛期诗坛上的一种特殊景观。通过唐试帖诗的多种选本与广泛选读，向广大社会人士（主要是文士）普及了试帖诗的作品及其相关知识，为人们了解和掌握这一诗歌样式，继承这一快要中断的诗歌传统提供了帮助。修习试帖诗之风对于推动整个文学界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取人，导致1300年间官员文人化，文人官员化。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等格言，文学的影响也无所不在。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

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并不相同，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有严格的规范性，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律声韵要求来作，这是竞争性考试保证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试帖诗。在考场上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特定题目作诗，李白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思异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唐代多数文学家为进士出身，如陈子昂、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考中过进士。从隋唐至明清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

“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科举取士的本意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而是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为以文取士，结果实际上选拔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学家。古代文学家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我曾根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进行过统计，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女作家、僧人文学家、宦官文学家从不应举等因素，剔除这部分的基数，加上《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据有的学者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若包括举人的话，比例还会更高。与此类似，笔者根据韩国《增补文献备考》卷247-250“艺文考·文集类”所录文集统计，韩国历史上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可以查明作者为“文科”、“登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之多。越南历史上模仿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度，科第中人的产出在文学作品总数中的比例不亚于韩国。

当然，科举考试的本意是要选拔文官而非选拔文学家，而政治才能与文学水平毕竟不完全相同。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从政是为了保证官员的文化素养，其目的在临政治民而非发展文学。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判断科举人物是否成功。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擅长作诗的人不一定就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原先擅长诗赋文章的人从政后也不一定有时间发挥其文学才能，因为其主业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千头万绪的日常行政事务。这就像当代许多考上大学中文系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其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往往无法与没有上大学的专业作家相比。在精英学术与大众文化两方面，进士群体更多是从事精英学术。在中国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科第中人多数忙于“立功”，也就是临政治民的事功和学术研究的事业，忙于“治国、平天下”，相对较少时间来从事“立言”方面的写作了。如果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或中华文明史的视野来看，那些编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进士们，那些科举出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乾嘉学派大师，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不见得就不如那些落第后专门写小说的作家。曹雪芹如果考中进士成为官员，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部巨著，吴敬梓、蒲松龄如果中举及第或许就不会去写《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类讽刺小说。从政与写作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成天构思写章回小说大概就很难做出多少政绩。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绩，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那是因为他们在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笔耕。总的看来，科举与诗文创作关系较密切，而与长篇小说关系较弱，中国文学史上几大古典名著基本上是属于落第文人创作的。

此外，因为有了科举，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评价与古代文学史的重写

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是关联互动的。一方面，可以由科举学进入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学进入科举学。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重评科举制度之后，可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科举文学，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并开拓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科文”文献，或者说专门的科举文学文献，因为牵涉到士人应举和前途出身，在科举时代广为人们所重视，也有其文学价值。闱墨是场屋之文，在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都被视为文字垃圾，弃如敝履。其实，转换了观念和视角，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今天我们如果耐心去翻阅科举文献，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中式文字以及大量的备考文献也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如清人彭蕴章便说：“制义之作，迄今五百年矣，始不过阐明朱子注释，后乃运以机局，著以议论，吐其光芒，腾其藻丽，与时变通，惟其所宜。其以古文为时文者，在明有黄陶菴，在我朝有方望溪，矫然拔俗，不逐时趋，然皆能荣世而传世。”可见善以古文为时文者，往往受到人们的称颂。既然有以古文为时文的风尚，了解和研究时文是全面研究桐城派古文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界研究得十分深入的一个学科，主要资料几乎被搜罗殆尽。但科举文献中还有不少从未被使用过的资料，如《光绪丁酉正科四川乡试闱墨》首篇拟作八股文的批注中便有谈及桐城派大家的内容。红学是被研究得烂熟的领域，因为很难发现新资料，其中已很少“可耕地”，但科举文献中便可以找到一些高鄂的资料，比如高鄂的朱卷等。徐继畲《退密斋时文》彭蕴章序中也提到：“年十七，先君出为施南郡丞，俾受业于高兰墅先生。先生令专读启祯文，以苏祖荫《甲癸集》、俞长城《百二十名家文》畀之，令博览以知派别。又令专攻方文鞴文，以曲折其心思笔仗。”从高鄂对及门弟子学习制艺的指导内容，也可以看出时文观。

许多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选本中，包含有文论的内容。例如，清末流传甚广的《青云集》序言便说：“诗之有律，犹文之有法。文贵清真、雅正，试律尤贵典显清灵。若徒事堆砌雕琢，而于题理题神毫不关切，无当也。”评点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文字，往往彰显出高超的文学造诣，用语精练。无论是闱墨还是朱卷，房官的批语也是字字珠玑、言简意赅。到光绪年间，时人编有《星轺便览》一书，其中“文批”部分，录有大量八字或四字的批语典范，供考官入帘时参考借鉴。

近年来，关于科举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明代科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已成为明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发现：“明代文学研究有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以文化学、社会学、科举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广阔视野，把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研究，将科举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文学创作生态，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获得又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又有学者认为，“科举”运用其溢出于“科举小说”之外的影响力，使自己的势力也可以渗入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小说情节甚至小说类型中。审视鲁迅所说的“求偶必经考试”这一小说现象，如果立足于科举的负面影响，其只能算是科举思想对小说作者的羁绊。但一旦摆脱对科举制度先入为主的印象，深入到小说内部，包括情节、结构以及文体等各个方面，便会发现，仅仅是“求偶必经考试”，也会蕴藏着设置别样情节、搭建有序结构之意，甚至导致出文体变异的强大力量。就这一意义而言，倘或不是从持果索因的角度出发，只注重于这些科举制度影响下产生的小说共同的集体面貌，只充分关注体现为步骤与过程的科举对小说的渗透与交融，则对于小说来说，“科举”绝不是牢笼，而是历史提供给小说作者的一个契机。

对经典小说的研究，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往往可以阐述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指出：“《红楼梦》中的科举描写是其整体内容与构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小说的情节发展与结构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红楼梦》叙事艺术的主线是宝黛爱情以及贾府的盛衰史，另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副线就是科举。”“科举在全书中的功能，表现为科举成功人士贾雨村的脉线和反衬作用，科举在贾政和宝玉父子关系中的纽带作用，科举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评判作用。”同样，全面分析《儒林外史》，可以看出该书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并不是以批判科举制为全书的宗旨。吴敬梓虽然科场不顺，但他对八股文的看法是多元的。《儒林外史》一书确实是讽刺批判了许多科举时代的应试现象，然而，如果不是以先入为主的眼光来读此书，可以看出其实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

从科举学的视角审视科举文学，会有许多新的收获。文学视野中的八股文与教育学视野中的八股文，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从政治学视角与从文学视角去考察策论的价值，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科举文学是一方有待开发的文化宝藏，挣脱了清末以来彻底否定科举的思想羁绊，转换了研究的视角，我们便会认识到，有必要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者也期待将来有人能写出一部《中国科举文学史》。

四、科举文学研究促进科举学繁盛

由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新科举观带来视角的变化，带来新气象、产生新成果，而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以科举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利于突破较为局限的文学观念，更加贴近古代文学的历史实际；以文学的眼光审视科举，有利于深入认识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丰富‘科举学’的内容，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科举与文学都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丰富、立体的呈现，也使科举与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在更多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科举文学研究是科举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发展迅速的分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学界为八股文，是整个为科举制学术思潮的推动力量之一，同时构成为科举制的一个侧面。“如果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体现的是人心所向的话，那么21世纪前后，一些学者着力于科举研究并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则实为一种大势所趋。它既是学界自觉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也回应了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其意义是重大的。科举学所涵涉的学科领域诸如政治、社会、教育、文学、文化等，不仅广泛而且相互交叠，非具宏阔之眼光与精微之识力者莫办。”科举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古典文学界是科举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仅次于史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

文学方面的科举研究是科举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科举文学在科举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的成果日益丰硕。每个断代的科举文学研究都有不少论著，以专著为例，除20世纪后30年出版的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凯符《八股文概说》、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启功《说八股》等以外，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大量增加，涉及科举文学的方方面面。

在宏观科举文学研究方面，李子广《科举与古代文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和《状元诗人考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是总论科举文学的著作。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和《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姚红与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明代是近年来科举与文学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一个断代，主要有陈文新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和《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以及《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齐鲁书社，2010）、郑礼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目前尚无全面论述清代科举与文学的专著，相信不久之后也会出现。

在试帖诗研究方面，有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薛亚军《唐代试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齐鲁书社，2004）、周兴禄《宋代科举诗词研究》（齐鲁书社，2011）、杨春俏《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等7部。律赋研究近年来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如尹占华《律赋论稿》（巴蜀书社，2001）、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詹杭伦等《历代律赋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逋宏《试赋与识赋——从考试的赋到赋的教学》（秀威资讯公司，2009）、彭6-17《唐代律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赋研究》（文津出版社，2008）等。策论研究目前出版的著作还较少，仅有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罗积勇等《唐代试律试策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岳麓书社，2009）三部。

八股文研究是科举文学研究最热门的一个领域，俞为民编有《八股文观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龚笃清出版了《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八股文鉴赏》（岳麓书社，2006）、《八股文百题：揭示八股文隐蔽的历史面目》（岳麓书社，2010）、《雅趣藏书——（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四部著作。黄强出版了《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戏八股文集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三部著作。此外，孔庆茂《八股文史》（凤凰出版社，2008）、张思齐《八股文总论八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伟凡《明清制艺今说：八股文的现代阐释》（学苑出版社，2009）、高明扬《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也都各具特色。

科举小说研究方面，有俞刚《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两部，著作相对较少。此外，汪小洋、孔庆茂《科举文体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则是一部全面论述各类科举文体的专著。

由于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还有不少文学界的学者出版了科举制度方面的专著。例如新世纪科举学六大工程之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包括赵伯陶《七史选举志校注》等多种。典型者还有如《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曾枣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等，都属于与文学有关的一般科举研究著作。此外，还有许多科举人物诗文选的著作出现，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子广《科举文学论》一书，是一部全面论述科举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科举文学”作书名的专著。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立足于科举文化大背景，以时代先后为序，选取科举与文人及其文学创作密切关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专门的探研。对诸种文学现象、文人活动和文体的关注、聚焦、阐论，旨在揭示其颇为纠结的科举文化因缘，透视其间的复杂关系，力图作出一些富有一定新意的诠解，并借此尝试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别样思路与学术空间。”可以预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专门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出现，科举文学会成为科举学中的主要领域之一。

篇(5)

论文摘要：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集会诗歌以人文题材为主，诗中充满人文意象，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旨趣。这是由宋代文人的生活环境、活动方式、审美趣味决定的。集会创作受逞才争胜意识影响，往往“以学问为诗”，着力于立意、用韵、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诗。集会诗不但反映宋诗的典型特征，而且是对北宋盛世文化成果的生动记载，呈现了北宋雅文化的特质。

赵宋王朝承继、完善唐代的科举制度，又实行崇儒尚文的国策，使得北宋文人群体进一步扩大。群体意识的增强，以及人口密度增加，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文人群体彼此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突出表现：北宋文人集会活动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了前代，不但盛行于京城宫廷，而且蔓延到地方；集会主体包括从公卿大臣到举子书生的文人群体的各个层面，雅集几乎成为宋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北宋文人既有身为精英的身份意识，又实实在在过着精英式生活，他们基于崇雅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把琴棋书画、茶酒诗赋、风花雪月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定型为一种雅化生活范式，而文人群体的诗酒文会正是这种生活范式的复数集合。具有社交娱乐性质的集会对于宋人尤其是北宋文人群体来说，更主要是文艺创作鉴赏之会、友人谈谑相乐之会，文质彬彬，格调高雅，不但汉、唐逊色，元、明、清也望尘莫及。显示了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在群体人格、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生活方式方面的独特风貌。

作诗本是文人聚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到了北宋，一次宴游动辄作诗达几十首，集会诗的数量十分惊人。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观念出发，或以纯艺术的标准衡量，雅集诗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应酬游戏之笔，并无太大价值。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作为社会文化构成的方式和层面而存在。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宋诗的美学意义和文化价值绝非仅仅限于纯粹诗学的范围内，而应该从更深广的文化意义和人格心态的角度来观照。通过集会诗，我们可对宋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窥见一斑。诗中所描绘的文人生活，所反映的文人心态，又使我们对宋代文人的了解更丰富更立体。从文学本身来说，正如群体倾向总比个体活动更能代表和说明时代风气，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呈现的特质和变化往往主导并且推动时代诗歌创作与观念的趋向，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诗某些典型特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因此关注集会诗歌，关注创作主体的状态、文学生成的环境、探求它们对诗歌内容、形式、风格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和切实地了解、认识宋代的诗人和诗歌。

一

在北宋文人集会的文雅特质影响下，集会诗歌也呈现出相应特征。翻检北宋文人集会诗歌，可知人文题材是集会诗表现的主体，它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举凡文人雅士们聚会时泼墨挥毫、评书题画，听琴对弈、煮茗吟诗、谈禅论道、玩赏金石碑帖等等精神文化活动，都是诗歌吟咏的对象。兹举数例：如赏鉴书法：《蒙晁美叔秘监召观书帖继示长句次韵》：“开缄龙蛇踊，偃蹇风涛宽。熟视已收卷，爱惜还重观。”听琴：《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清湖纳明月，远览无流云。人生亦何须，有酒与桐君。”观画：《同邻几观中道家书画》：“宋公好古天下闻，法书奇画多求真。……鉴微赏异极毫发，四座若获千金珍。往往发狂或大叫，咏诗落笔争纷纶。……”谈禅论道：《和农师四和前韵仍有推奖鄙薄之句再次韵》：“……儒林盛会沾恩饫，云阁新图预客题。自注：是日农师出搨写美成殿将相横卷，令坐客题跋。更听高谈造名理，人间无物不均齐。自注：坐中农师多谈庄语。”玩赏金石碑帖：《和永叔小饮怀同州江十学士》：“翰林文章伯，好古名一世。家无金璧储，所宝书与器。北堂冬日明，有朋联骑至。新樽布几案，二鼎屹先置。大鼎葛所铭，小鼎泽而粹。……群贤刻金石，墨本来四裔。纷穣罢卷轴，指擿辨分隶。其中石赞藏，家法非一二。精庄与飘逸，两自有余意。……”茶会：《和陈子思马上口占令益师携茶纸赴会之作二首》：“豫约今朝狂醉后，须烦同泛一瓯花。早携数幅过山隅，明日诗情各有余。案上罗文如已少，金花银叶也堪书。”此外诸如《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之会》、《观邵不疑学士所藏名书名画》、《和原甫同江邻几过净土院观古殿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像及显僧传当世贵人形骨仁僧鼓琴作》、《围棋歌戏江瞻道兼呈蔡秘校》、《延庆寺会景纯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纳凉同观建邺宫中画像翰林墨迹延庆寺者刘裕故宅中有寿丘山》、《九月十日雨中孚先见过围棋尝茶》、《李委吹笛并引》之类的诗题在集会诗中随处可见。北宋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精英文人往往既精于创作又深通赏鉴，是诗人也是画家，又妙通书法和音乐，堪称文艺全才。他们不但积累了深厚的文艺修养、又有诗人敏感的审美心灵，品味高雅，文质彬彬，因此聚会时虽无歌舞，实有清欢，在人文的世界怡悦情性、流连忘返，所谓“真赏非俗嗜，雅游知胜缘”，集会诗反映了文人集会的真实场景。

其次，集会诗中多有笔、墨、纸、砚、琴、棋、扇、杖等人文意象。不同于前朝咏物诗多以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等自然之物为题，北宋文人分题咏物则多以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金石古玩等人文物品为对象。一方面这些人文物品在宋代文人生活环境中比较密集常见，而格外受到注意也是因宋人赏玩趣味变化所致。如欧阳修于聚星堂燕集赋诗：“分韵，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刘原父得风字，魏广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无逸得寒字。又赋室中物，公得鹦鹉螺杯，申公得瘿壶，刘原父得张越琴，魏广得澄心堂纸，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无逸得月砚屏风。又赋席间果，公得橄榄，申公得红蕉子，刘原父得温柑，魏广得凤棲，焦千之得金橘，王回得荔枝，徐无逸得杨梅。又赋壁间画像，公得杜甫，申公得李文饶，刘原父得韩退之，魏广得谢安石，焦千之得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无逸得魏郑公。诗编成一集，流行于世。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从集会上所赋之物来看，大半是琴、纸、研、杖、砚、画、药、酒等人文物品，画上人物乃历史名臣或文豪。与花鸟虫鱼等一般自然物不同，笔墨纸砚、琴棋书画、金石古玩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文明产物，凝结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文人及其生活方式本有天然联系。宋代文教大昌，受风气熏染——正如我们从《休日同宋遐叔诣法云遇李公择黄鲁直公择烹赐茗出高丽盘龙墨鲁直出近作数诗皆奇绝坐中怀无咎有作呈鲁直遐叔》这类诗题及其内容：“休日不造请，出游贤友同。城南上人者，宴坐花雨中。……尚书三二客，净社继雷宗。黄子发锦囊，句有造物工。握中一寸煤，海外千年松。谁降午睡魔，赐茗屠团龙。……”所见到的，诗、墨、茗、禅等等构成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成为其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他们的赏玩审美趣味多向负载着文化及智力活动的物象倾斜，偏重人文情趣。

第三，北宋文人登临游观，吟咏自然时，往往赋自然物以人文精神，如梅、竹、茶、月等自然意象都被赋予人文内涵，成为一种人文符号。这是不同于前人的。前人对自然物的把握，重外在感官经验，诗歌则极物写貌。宋人除了感受，还通过文化典籍和思致对自然物进一步探究、诠释，诗歌注重阐发自然物象内在的精神意蕴。如咏茶云：“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味回始有甘，苦言终验久。”“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又“玉泉吟鼎月隳轮，姑射风标两絶尘。”咏月云：“千里玉绳断，万顷金波开。为我清皮骨，怜我兀尘埃”。咏梅“游蜂野蝶休相顾，本性从来不染埃。”如咏菊“虽惭老圃秋荣淡，且看寒花晚节香”；咏琼花“不从众格繁，自守幽姿粹。”咏泉水“林泉不较为生厚，名节犹希到死香”；咏竹“丹心自觉同高节，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染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高精神”等等，诗歌赋予自然物一种德性，将高洁、脱俗等人文精神贯注其中。诗例甚多，不拟赘举。

综上所述：宋代集会诗以人文题材为主，诗中充满繁富的人文意象，体现宋代文人深厚的人文旨趣。这是由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与活动方式，以及养成的审美趣味决定的。在崇文风气下，宋人普遍好读书，不仅书香门第“万卷藏书宜子弟”，即使村野间也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因为以读书为基本生活方式，通过典籍来建立与古今、万物的认知和联系，北宋士大夫对人文世界的喜爱渐渐超过了大自然。如欧阳修晚年以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号为六一居士，“华阳杨褒，好故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他们精心营造一种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化了。正如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所描述：“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瑞研岩泉，焦桐鸣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佳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在笔、墨、纸、砚、琴、棋、扇、杖等人文物品之间，从事着书画、音乐、诗歌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或欣赏，北宋士大夫文人群体的生活环境和行为方式饱含着人文气息，与普通人判然有别；而北宋诗人又把创作的视角转向自身所属群体的生活，将审美对象扩大到日常人文物品，将人文精神投射于自然物，虽然是“文人歌其学，雅士歌其艺”，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但正如贾晋华先生分析《汉上题襟集》中“诸书简对文房四宝的珍重，以及对词章学问的夸示”，认为其中隐含着一种“斯文独在我辈”的特殊文化心理，北宋文人生活环境与行为方式的审美化、诗意化，以及诗歌对人文题材的关注，说明“斯文独在我辈”的文化心理已经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所自觉，并将其发展到极至。勿庸置疑的是，那些任意挥洒、各逞风流的文人集会和表现文人群体的文化生活、审美情趣、人文精神的集会诗歌即是这种特殊文化心理最为集中典型的反映。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虽有疵病之意，但“以学问为诗”的确是宋诗最显著的特质。北宋文人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而集会上正是力求争胜之所，集会诗也多是争胜之作，因此“学问为诗”的特点尤其突出，它主要体现在诗歌的用意、用事、用韵三个方面。

如前所述，集会上作诗，参与者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竞技炫才心理，故力图立意新颖，议论精辟，以新人耳目。尤其是同题共作，或彼唱我和的情况下，若对原唱之意不能有所阐发，或是另出新见，而沦为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就不免失败了。如关于王昭君事迹的唱和，王安石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欧阳修曰“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关于崇徽公主手痕的唱和，刘敞云：“君念平城三百万，谋臣奇计已堪休”，欧阳修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曾与国谋”，之所以高出众作，皆因议论抑扬曲折，显示出更深刻的识见。而这些杰出的见解、器识勿庸置疑是有深厚文史学养为基础的。

除竞技心态的影响之外，宋人对天下事理——举凡宇宙万物之物理、社会人生之哲理、做人处世之伦理，颇有“每事思穷究”的兴趣（原因姑不展开说明），因此诗中言理成分增加，立意相对较为高深。以集会分题咏物为例，《竹庄诗话》云：“南窗纪谈云吕申公为颖州通判，欧阳公为守。欧阳公素不以文靖公为然，及与其子为僚，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厚甫、王沈甫皆寓居郡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得瘿木壶，其辞云云，欧阳公见之宜加称赏，以为有宰相器。”诗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栋桷与楹杙，大小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臃肿姿，赋象难取类。隐括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朽不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伪。……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人之于才性，夫岂远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揉励。才无不可用，由上所措置。……”苏轼《送郑户曹赋席上果得榧子》云：“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泽”、“愿君如此木，凛凛傲霜雪。”又释智圆《拟洛下分题》序云：有客示吾西台集仙公李建中静居分题者，集仙得松石琴荐，河南法掾鲍当得茯苓人，青城僧惟凤得递诗筒，巨鹿魏野得文石酒杯。率皆彩笔奇绝，理旨峭拔。……可见宋人咏物之作并非止于追求刻画形似，而往往要以小见大，有所引申。在交代事物的来历、事理的原委之外，进一步阐发其中的理旨与精神内涵。穷究物理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兴趣升华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咏物诗的立意、境界即有所升华。

用事在宋代文人的集会诗中表现更为突出。宋初西昆诗人于馆阁修书之际，“历览余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而更迭唱和，诗中典故密集，如《泪》诗，全诗八句，用典多达七个，“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对此“学者之弊”，欧阳修认为“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到北宋中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时代，作诗用字讲究出处和用典，崇学尚典的诗歌审美意识更普遍、明确与强烈了。苏轼“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其诗能“如长江大河，闳肆，变化万状”；黄庭坚、陈师道之诗“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一字一句有历古人六七作者，盖其学盖通乎儒释老庄之奥，下至于医卜百家之说，莫不尽摘其英华，以发之于诗。”用典的范围几乎扩大到宋人能看到的所有书籍。如苏轼《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公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诗歌句句用典，又很贴切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相反，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那内法酒手，而无材料”，秦观词“惜无故实”，好似贫家美女，终乏富贵态，因之分别为苏轼和李清照批评。

在这种诗歌审美意识和竞技心理的影响下，集会创作的用事也就变本加厉了。如李复有《上巳成季召会于西溪会上赋诗须多韵仍用故事或旧诗十事已上未终席而成违者浮以三大白罚者四人予与成季免焉》诗，从诗题可知，文人们已把故事、旧诗作为写诗的素材库，甚至变成诗歌的主要内容，“资书”成了作诗的重要途径。

用韵与用事同样是在雅集唱和中表现才学的重要方式，二者结合紧密，几乎不可分割。举邹浩在一次茶会上的三首次韵诗为例：《次韵仲孺见督烹小团》：世事多好还，往躅端可视。崟岩辉奇功，颇愧文王肆。他年焚舟来，几作涂炭坠。驷马岂及追，我今亦如是。狂言编虎须，得报逾掐鼻。平生储春芽，美恶初一意。浊氛腾墨云，君舌故历试。小龙落几前，毕竟不知异。方欲事烹煎，姜盐以为使。赖君呼回头，丝桐识秋思。会当扫南轩，石铫沃清泚。从此师金人，三缄诚有味。《再酬仲儒》：龙团方启封，数子已惊视。端如肖璧人，骑羊入城肆。又如金谷姿，不合楼前坠。囊衣本酸寒，茶具无一是。纷纷诘邻家，浪欲学拥鼻。秋空辄云雷，秘昔乃天意。未敢还巾车，且集诸生试。岂非今年芽，岁月与君异。直须如印刓，诗驿趼来使。念君才患多，落笔有余思。盈编故可期，河流几时泚。君应嘲马肝，不食亦知味。《仲儒督烹小团既而非真物也怅然次韵以谢不敏》：情伪初难分，饱闻不如视。君看求马诗，安得走唐肆。此茶亦先声，入手恐失坠。泠然风御还，共饮乃非是。坐令竹边心，追悔如刻鼻。故人岂欺予，姑以将远意。由来毁誉间，夫子犹必试。八床志多金，龙断何足异。胡为不三思，取信鞧轩使。超超莆阳公，铨量妙清思。仰止一喟然，背浃欲流泚。尚赖君诗存，高吟忘肉味。三首古体长篇，立意各有侧重，不但逐句次韵，且句有出典，这无疑需要渊博的学养来支持。以苏轼、黄庭坚之广泛涉猎，无书不读，故吕本中谓：“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而即便如此，亦不免在逞才使气的次韵唱和中为韵所拘，“因韵求事，至于搜求小说佛书殆尽”，可以说，宋人集会唱和所需要的学问储备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而不管是诗歌的立意、用韵还是用事，任何一方面要有上佳表现都以学问的深厚积累为先决条件，故黄庭坚用“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来比喻作诗好坏与学问程度深浅的关系。刘克庄《跋何谦诗》云：“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清人沈善宝曰：“风人之诗长于言情，故得弦外之音；学人之诗晦于用意，转少天然之韵。”他们分别指出的学人（文人）之诗与风人之诗的区别，正好对应于本文所讨论的话题，集会诗偏重人文题材，以书为本，晦于用意，着力于用韵、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诗。

当然，以人文题材为主的集会诗也会有内容琐屑、笔墨游戏之作；以学问为诗的手法在往复唱酬中也会造成诗歌用意深折、晦涩难解，堆垛故实、因韵害意等负面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意识文人集会诗歌的价值并不在于创造了或发展了几种表现手法，取得了多大的艺术成就；作为一种类型诗歌，它最全面的展示了北宋文人群体高雅文明的日常生活画面，集中反映了北宋文人游心翰墨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旨趣。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文治国策和百年承平，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精神产品的高度积累已经超越了其他时代，文化活动的多方面展开和创新在北宋中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集会诗是士大夫群体笔下对北宋盛世的文化成果的生动记载，通过它有助于我们今天认识了解北宋雅文化的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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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

张培锋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佛教以其浓厚的文化属性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但是古代与近代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并不昌盛,佛教学术发展的状况也不能令人满意,这诚如陈寅恪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所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而且历来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本身,特别是集中在作为实体的僧团活动和作为思想的宗教与哲学上,而对佛教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则著力较少。不过,近年来,人们已能从正面较为公允地评价佛教及其文化了,相关的学术专著也越来越多,佛教文化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研究的广泛性与深入性已超越了前代。张培锋先生撰写的《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对各类资料进行了归纳与阐释,以涉及佛教的宋代士大夫的文集、笔记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作出了一些新颖见解。

一、宋代佛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方兴未艾

宋代在佛教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但一般流行观点认为宋代是佛教发展的衰落期,其理由是,此时对佛典的翻译和阐释基本结束,佛教在自身理论上已无实质性建树,特别就佛教僧团发展而言,也在走下坡路,没有产生像鸠摩罗什、慧远、慧能这样的高僧,故远不如六朝、隋唐时期兴盛。然而,这一观点却忽视了宋代世俗佛教的大发展。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主要分为两个层次,即民间信仰与文人佛学。前者主体是各阶层民众, 其信仰主要体现佛教中那些神秘的、超自然的内容;后者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关注的则主要是学理与思想的内容。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较多,“能言能述者”屡见不鲜,他们承担着佛经翻译、传播的重要任务,他们的影响力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许多智慧不凡者纷纷加入文人阵营。宋代文人普遍喜爱研读佛典,一些人从治学角度来研究佛教,这些导致了文化意义上佛学的方兴未艾。

尽管有学者认为宋朝有将佛教置于国家行政控制之下的施政意图,而这又应与中央政府鉴于五代十国的格局而加强集权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以佛教的立场来看,这亦是佛教日益融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国化程度加深的表现。作者认为,这些情况不应简单视为宋代佛教已丧失自身存在价值的根据。事实上,尽管朝廷对于建寺、度僧控制得很严,宋代僧民数量占人口的比例却大大超过被认为是“佛教兴盛”的唐代。经研究统计,唐代僧尼占全国人口比例约为1∶322,宋代则超过唐代,真宗时期的僧尼人数多达45万余人,达到了唐代至元代的最高峰。

宋代佛教在宗派义理研究方面虽不如隋唐时期繁荣,但作为一种已经被中国人普遍接受了的宗教文化,它在世俗社会产生影响和渗透方面,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却超过了前代。例如,就宋代佛教与世俗文化的广泛融合而言,一些寺院已经逐渐脱离了其单纯的宗教功能,成为各类社会活动的场所,典型的如东京相国寺,甚至成为当时最大的市场。另外,中国历史上的汉文藏经之刊刻始于宋代,且刻印之次数也以宋代居多(共有6次),且有蜀版、闽版、浙版之分。在宋代,僧团佛教转向士大夫佛学,由重在以信仰为特征的宗教性的佛学研究转向侧重以理性为特征的学术性佛学研究,以学者的态度去研究佛教并有所创造和发挥,这是此前中国佛教少有的现象,也是宋代佛教的特色和贡献。

二、宋代士大夫的排佛与护法

宋代士大夫纷纷扬扬的排佛与护法是充满有机联系的。北宋中叶,特别是熙宁(1068―1077)以后,在“席卷朝野”的禅悦之风中,不少士大夫上书激烈排佛,参禅与排佛之风几乎同时达到。历来学者对排佛论的论述多引述欧阳修、张载、二程等人之说,而作者则精心选择别人论述不多、但论点更具有代表性的如岑象求等人的论述来说明宋代排佛论之特点。岑象求的排佛论最为系统,他在《上哲宗论佛老》中指出,佛教教理虽然浩繁,但一言以蔽之,就是“空寂不动”而已。寺为伽蓝,伽蓝是汉语“静住”之意;出家人称僧伽,僧伽是乞士之意。那么,“称其居为静住,目其人为乞士,则佛所以责其徒者,何如哉?今不能精进戒律,笃修行业,而乃多求厚藏,享美馔,衣鲜衣,猎吾民之财以奉其身,而严饰其居处,是大违戾其师之说也。”他还借用《金刚经》经文,指出:“凡有所动作,涉于形相,皆有为之法,而一切有为之法,佛譬之梦幻泡影,盖言其非真实也,言其易散灭也,言其不可依据也。由是论之,佛之教人,岂在于营造供事之间哉! ”可见,他并非否定佛、道本身,而是认为耗费财力,大兴寺观的行为是不符合佛老教义的。张培锋认为这种排佛论调可称之为“排僧而不排佛”。

宋代文人胡寅、叶适、林之奇等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对佛教教理进行大力抨击,提出“学佛为禽兽说”,大意是说若男男女女皆出家,不出四五十年,人类尽灭。不杀生,则禽兽日繁而遍天下皆禽兽。张培锋认为,士大夫持这种观点的根本出发点是针对学佛必须出家、禁欲,其实这一观点并非真正反对佛教,而是提倡居家学佛,这对于理解为何那么多士大夫是做“居士”而不是出家是有帮助的。三教并重是宋代朝廷的既定国策,不过不同皇帝当政,由于其个人信仰爱好的不同也各有偏重。如宋太宗是宋代皇帝中对佛教采取大力保护、扶持政策的帝王之一,在译经、度僧、刻印大藏经等方面都大力支持。南宋孝宗皇帝则是宋朝最崇信佛教的帝王,以帝王之尊亲自作有维护佛教的《原道论》等佛学著作。尽管帝王个人的爱好可能使三教地位稍稍有所改变,但三教鼎立的大格局一直存在,任何人都无力扭转。

就宋代士大夫的排佛与护法而言,作者认为,在宋室南渡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和信仰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变化。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一般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更为深厚。

大慧宗杲在南宋初年给学佛文人的开示中,就强调佛教“不离世间”的特征,认为某些士大夫(主要是道学家)批评佛教堕于空寂,是不理解佛教精神之故。甚至他也主张三教一致,认为佛教对于辅助儒家有重要作用。书中还特别提到,很多宋代士大夫肯定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等对于治世之道的辅助作用,其中包括被一般人视为“纯儒”的范仲淹。他博览佛藏,曾获《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异本,得知其不在佛藏之内,特为其作序,指出此颂“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充分表现出对佛教因果理论的信向。范仲淹同时还说:“尘世中有无边圣法,大藏之内有遗落宝文”,可见他对佛法是肯定的。但是当他从政治上确定佛教政策时则提出:“国家祈天永命之道,不在诏神佞佛;土木之妖,宜其悉置,以节内帑,为军国急难之备。”〔1〕这种态度代表了宋代士大夫对待佛教的普遍倾向。

三、宋代道学与佛学的微妙联系

在研究宋代道学〔2〕与佛学的关系时,作者认为朱熹虽高倡排佛论调,但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例如,朱熹曾说自己“盖缘旧日曾学禅宗,故于彼说,虽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3〕。不信三世轮回的他看到当时佛教的兴盛,无奈地说:“佛氏最有精微功得人处,本朝许多极好的人,无不陷焉。”〔4〕其实,程颢等道学家对禅家的禅定修养功夫是赞赏的,朱熹也教导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5〕

道学家为了显示与佛教的不同,也竭力寻找自身的特点。比如同样是静坐,道学家认为佛教的静坐流于虚幻空寂,指出应该以“实”为主,即不能完全无所事事地静坐,好比一个空瓶子,很容易接纳外来的东西,反而不“虚”;而一个装满水的瓶子,外来的水再多也不会浸入。作者认为,宋代道学对这一点的论述在理论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的发明并用来反对佛老,则并不足以服人。因为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景德传灯录》卷五载慧能偈子:“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洪州宗的“平常心是道”、“行往坐卧,应物接物尽是道”,这些都与道学家的观点一致。

另外,在修养理念上,宋代道学经历了一个从“主静”到“主敬”的过程,这也是道学有意区别于佛道的一个方面。例如,在朱熹看来,人生本是无法“静”的,他说:“如何都静得?有事须著应。人在世间,未有无事时节;要无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许多事。不成说事多扰乱,我且去静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都死了。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且如应接宾客,敬便在应接上;宾客去后,敬又在这里。若厌苦宾客,而为之心烦,此却是自扰乱,非所谓敬也。”〔6〕张培锋先生认为,朱熹的“敬”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静”包容得广,含义也更深,是一个融合了诸多道德理念的复合概念,这也是程朱竭力提倡以“敬”代“静”的原因所在。但平心而论,这些看法虽然相当通达,但是否一定能与佛教区分开来,仍然值得研究。后来的儒者颜元看透了这一点,指出:“静、敬二字,正假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功夫。”〔7〕

作者提出,宋代士大夫在比较儒释优劣时,认为儒家比佛教更注重内在心性修养,而不太注重外在事相。这种内在的偏向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显露了不少不合时宜的弊端,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却也是受这种内在韧力所赐。就宋代学术而言,道学比佛学更强调自律,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某些方面比佛教走得更远。但以佛教的观点衡量,道学甚至也可以从属于佛学范围,但它属于专为上上根人所说之法,对于中下根性的人则不适用,过分依赖道德自律,其结果很可能是道德失范而不是提升。

四、宋代士大夫佛学的现代意义

研究古代问题的终极目的是为当代现实服务,在探讨宋代士大夫佛学的现代意义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宗教宽容是中华文化中有极具价值的思想观念,是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延续的因素之一。欧洲直到18世纪启蒙哲学兴起后才突出强调宗教宽容的重要性,洛克、伏尔泰等都撰写过《论宽容》,提出“凡信仰神的人绝不应该因为他的宗教见解的缘故而被治罪”等宗教宽容原则,成为启蒙哲学的重要思想之一。而宋代士大夫佛学所呈现出的庞杂面目从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宗教宽容的精神和信仰的个体化特征。

作者还提出,宋代士大夫佛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再局限于那种空洞的甚至故弄玄虚的谈空说有,棒喝参禅,或者烦琐地探讨彼岸、涅、般若等名相,而是与儒学紧紧结合在一起,非常切实地将佛教智慧融入人生修养方面。由于宋代处于中国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当时的文人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士大夫佛学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兴盛起来的,其主要倾向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入世,并扬弃了佛教中一些虚灵不实的内容,发挥了特立独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使佛教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换:由宗教性的追求来世幸福转化为伦理性的指导现世人生实践。

著作还结合现代社会宗教发展指出,士大夫佛学是将佛教与中华文化有机融合的成果,它的产生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是明清以后“居士佛教运动”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星云大师曾将“人间佛教”的特点归纳为“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喜乐性、时代性、普济性”。宋代士大夫佛学已具有了以上这些特征,宋代士大夫佛学并非一种单一的思潮,而是呈现出了复杂的多元化和个体化倾向,几乎每个士大夫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正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精神的体现。

此部著作呈现了佛教在中国文化里的适宜方式,作者张培锋先生的精心研究也使得这一领域内诸多有意义的问题得到展示。如上所述,一些已得到了较好解决,而正是它们的抛砖引玉,使得另一些具有争议的内容〔8〕显现出来,值得有识之士进一步耕耘与发现。评

注释

〔1〕《范文正公集》卷上《上执政书》,四部丛刊本。

〔2〕在第三章对“道学”与“理学”的辨析中,作者通过考察大量文献后发现后人习称之“理学”在宋代并不流行,后世所称的所谓“理学家”在宋代则多被称为“道学家”,而他们亦自称其学为“道学”。因此,作者指出,“尽管这两个名词(理学、道学)被许多现代学者视为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但是纵观北宋一朝,并无‘理学’的称呼,‘理学’词是到南宋后期才开始出现、元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的个概念。” 据作者统计,在朱熹《晦庵集》中就没有出现“理学”之词,而“道学”的概念则用了74次。在《朱子语类》中,“理学”一词出现2次,而“道学”一词则出现22次。此论颇具见地。

〔3〕朱熹《晦庵集》卷五十《答程正思》。

〔4〕《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5〕《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

〔6〕《朱子语类》卷十二。

〔7〕《颜元集・朱子语类评》。

〔8〕例如,宋代帝王对待佛教与道教的复杂态度,佛教与宋朝文官制度的关系,禅宗的内核究竟是佛教还是老庄等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公共艺术系【新书长廊】上海: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标本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梁元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在近代各种变迁冲击之下,在上海这个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其“公共空间”也相应地出现了很大变化。本书以“衙门”(以上海道台为中心的道署)、“会馆 / 公所”、“局”、“堂”等作为考察的对象,分析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本地及外来各种力量对这些“空间”带来的变化,由此对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提出一个较为新鲜的看法。西欧国家战后福利化的社会历史性实践福利国家:欧洲再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王云龙、陈界、胡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在倡导福利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了战后重建与复兴的再现代化。西欧国家战后的再现代化,与战前的现代化的质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次国家福利化的社会历史性实践。本书详细考察了欧洲国家福利制度的特点、架构与运作方式以及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投稿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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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

[2]Elias的解释其实体现了一种理解柏拉图神话较为普遍的倾向:Logos并不比Muthos高,人的理性有根本局限,神话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一局限。

[3]Gilbert,Martin,The Holocaust:The Jewish Tragedy,London:Fontana Press,1987.

[4]Eliot,“The Education of Tastes”,Athenaeum,27 June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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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南宋文范简编》　学术背景　精华本　阶梯

[分类号]G256

《南宋文范简编》是张相在清庄仲方《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精选《南宋文范》中的优秀作品编辑而成的精缩本。全书共1函4册4卷，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之洞《书目答问》和《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以《南宋文范》为必读书，但《南宋文范》卷秩浩繁，不便阅读，《南宋文范简编》作为《南宋文范》的精缩本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是，笔者收集该书的有关资料，只看到郭预衡《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校点本序言》一文，此文并未提到《南宋文范简编》；其他介绍《南宋文范简编》的人，目前也只是就编者、出版等方面作一些零星介绍，对此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为此，笔者决定撰文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作一系统评介。

1.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基础

《南宋文范简编》，既是“简编”，自然不是鸿篇巨制的大部头，但有很好的学术背景，这又为其良好的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参编者学术功底深厚

《南宋文范简编》在选编之外，还有选评者张相所加的评论，整部简编由姚汉章阅订过。其选编、点评、阅订者都有很好的学术功底。

原编者庄仲方(1780―1857)，字兴寄，号芝阶，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嘉庆十五年举人。同年，授中书。曾居住在杭州，晚年回乡，他淡于名利，筑映雪楼，藏书近5万卷，闭户著书，善为古文，是清代卓有成就的文章选家、著作家。他编选的诗文选本除此书外，尚有《金文雅》、《碧血录》、《古文练要》等。可见其藏书之多，他对所藏图书的整理也很有贡献，《南宋文范》就是他整理图书的一大杰作。

选评者张相(1877―1945)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廷相，字献之，杭州人。1914年任中华书局编辑，一生致力于诗、词、曲的研究，其《诗词曲语辞汇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词语，或采用自证的方法，以诗证诗、词证词、曲证曲；或采用互证的方法，诗词曲彼此互证，详证博引，溯其流变，并注释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还著有《古今文综》、《春声集诗文稿》，张相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张相的学术造诣精深，对《南宋文范简编》所选作品的点评精当妥贴，时常有锦上添花之妙，对我们深入理解作者为文的要旨很有价值。

阅订者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史专家，与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等同为现代著名学者。编著有《古今尺牍大观》、《历代名人尺牍分类选粹》、《古今文综》等。《南宋文范简编》经他阅订，学术上自然更为成熟。

1.2　《南宋文范简编》立意高远

《南宋文范简编》是在《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编成的，而《南宋文范》的立意是高远的。因为《南宋文范》乃是上继吕祖谦《宋文鉴》的学术传统编辑而成的。一方面，《宋文鉴》的编者吕祖谦承袭了宋初很好的学术传统。据郑永晓和孔妮妮的研究，南宋诗歌流变与南宋学术发展有很大关系，作为宋代吕氏家族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吕本中的文学思想和诗学观念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该书的编纂又有很大影响。吕本中是吕祖谦家学渊源的重要源头。吕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三家成份，他在坚持正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各家学说，在文艺思想和观念方面也能积极吸取前人一切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遍参前人、注重活法、有为而作等特点，这对吕祖谦也有很大影响。同时，吕祖谦的学术和文学创作除有家学渊源外，还有各种学派和师友的交互影响。这两点，使他主编的《宋文鉴》能够遍选诸家作品。此外，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吕本中的儒家思想，使吕祖谦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选编《宋文鉴》，不仅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也非常注重“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敢于批评时政阙失”的作品。这更增加了《宋文鉴》的社会意义。这种追求正是由吕本中所传承的元学术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也使《宋文鉴》更具哲学品质和社会意识。《南宋文范》的编者庄仲方能够师法吕祖谦的《宋文鉴》，这也就十分自然地提升了《南宋文范》学术品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也就理所当然地为《南宋文范简编》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决定了《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南宋文范》和《南宋文范简编》是高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其他文章选本的。

2.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

《南宋文范简编》虽是前人所编，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精华，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2.1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范》等宋文选本的阶梯

《南宋文范简编》是《南宋文范》的精缩本，《南宋文范》则是为数不多、又有较大影响的南宋诗文总集之一，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诗文总集。《南宋文范》是接承《宋文鉴》的力作，而《宋文鉴》的基础则是《宋文海》。从《宋文海》到《宋文鉴》，再到《南宋文范》，这几部选书都十分浩繁。《宋文海》有120卷，“右皇朝江畋编。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门”。《宋文鉴》则有150卷。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分类和编排大致上与《宋文鉴》相同，卷一与卷二收南宋(赋)40篇，卷三与卷四收(骚)、(乐章乐歌)、(四言诗)、(乐府歌行)共110余篇，卷五至卷九收(五、七言古体诗>440余篇，卷十至卷七十收各家文章1100余篇。外编收文40余篇。卷首还有《作者考》列出作者文天祥、陈东、辛弃疾、谢枋得、家铉翁、邓牧、谢翱、王炎午等300余人。整部书共有70卷。而且《南宋文范》引书260余种，取材面较广。可见，即使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也极为浩繁，阅读十分不便。《南宋文范简编》的选编者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苦心选编《南宋文范简编》的。它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一定的基础，所以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这就是《南宋文范简编》独具的学术价值。

2.2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献史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南宋文范简编》虽“简”，却包含了其他一些史料所未载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古代一些作家的文集已失传，倒是在文选中保留了他们的若干作品，文选反

而成为唯一或重要的资料。所以细心的研究者很可能在文选中发现新资料、找到新课题。如《南宋文范简编》“奏疏”类选有杨万里《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对杨万里，我们一般只知其为诗人，不知道他还有这类奏疏。张瑞君《杨万里评传》虽然是一部全面研究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专著，但作者仍然强调“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对杨氏奏疏类政论散文论述不够详细。事实上，杨万里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政论性散文，他还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政论文，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奸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杨氏这两篇《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只有《杨万里集》和《杨万里集笺校》、《全宋文》等非常专业的书里面才有，《南宋文范》当然也收了这两篇，但这些著作，一般人是不会去读的，他的《论选法疏》就是法律界专业研究“选法”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读到。因为一般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读选本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反而可能通过《南宋文范简编》读到杨氏的《论选法疏》，从而发现历史上研究选举问题的材料。

2.3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文学选本

由于南宋特殊的时代原因，南宋文学在宋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作为宋文学的代表，可是，作为重要宋文选本的《宋文鉴》和《宋文海》，都是对宋代文学兼收并蓄，专收南宋作品的只有《南宋文范》。而且就是在这两种选本中，南宋作品的比重也远不如北宋。所以南宋作品有不少是依赖《南宋文范》才得以保存至今，对学习和研究南宋文学而言，作为《南宋文范》精选本的《南宋文范简编》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虽然《南宋文范简编》在选文标准和体例上与其他文选有异同，但为文典雅、文质兼备则是共有的特点。阅读这些篇章，不仅能增长文学的知识与见解，而且还是一种美的享受，可以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如卷一收有张拭《谒陶唐帝庙词》“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木偃蹇兮枝相，皇何为兮于此留。蔼冠佩兮充庭，洁芳馨兮载陈。纯衣兮在御，东风吹兮物为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时叙兮何言。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其结句“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意境宏大、深远，很有审美情趣。有了《南宋文范简编》，这样的作品就更易为一般大众所欣赏。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选本之一。

2.4　《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吸取南宋道德与智慧精华的重要参考

宋朝在军事上虽然较弱，但这是由唐以来特殊的社会动乱使宋统治者不得不削弱军事统帅的兵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另一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这一切最初的根源，则在于宋朝政治的开明。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这几大政策，可说是宋朝的大，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最开明的大。政治的开明，使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包拯在朝堂之上唾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包拯却视而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动世界，万古流芳。到南宋，特殊的时代，又使南宋文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智慧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同时，南宋最后亡于蒙元，这当中也有我们不得不记取的教训。这一切在《南宋文范简编》选录的南宋作品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首先，《南宋文范简编》卷一收有袁说友《论养士大夫气节疏》。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袁说友，南宋建州建安人，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孝宗朝，累官知池州。宁宗嘉泰二年以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事，次年，拜参知政事，著有《东塘集》，编著有《成都文类》。又据《宋史翼》，我们知道，袁说友有才识，有胆略，忠于国事，他为官30年，奏疏多切中时弊，发扬正气。淳熙五年曾上疏指出：自绍兴末迄今，宿将多死亡，幸存的也都衰老，新进后生想献身而无门路，朝廷应令内外将帅推举，凡武艺高超、谋略深远、熟悉兵法有志报国者，经考察后予以试用。如所举不实，推举人要重加黜责。宁宗即位，韩胄专权，群小阿附。朱熹、彭龟年等因劾韩胄而获罪，袁说友不畏强横，上书阐说：养正气、励风俗要自朝廷始，所以设台谏给侍之官，就是要凭公议、纠官邪，杜绝奸佞，使天下人怕公议；公议则气节立，气节立则惰者勤、私者公、贪者廉、怯者勇。不久，宁宗御批罢去朱熹。袁说友又上疏指出：朱熹的论奏都是爱君忧国之言，一旦被罢，何以服众?并申明：“臣等区区所论，实以国体有关，非止为一朱熹而已。”由此，我们知道袁说友确有一腔浩然正气，其《论养士大夫气节疏》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他这篇《论养士大夫气节疏》也只有在他的《东塘集》里面才有，一般人是不会去读《东塘集》的，所以有了《南宋文范简编》，我们才更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佳作。

此外，《南宋文范简编》还饱含着南宋文人的政治智慧，其中有着大量治国、兴邦、为政、抚民、理财、处事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对这些理论批判性地继承，古为今用，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在我们对西方文化引发的现代社会病越来越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发掘和光大古老的东方智慧尤为重要，或许它就是针对现代病的一剂良药。如卷一第三十七页又收有叶适的《论纲纪疏三》，文章开门见山就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最后，又说“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乎!”其文气浩荡之中，实有超绝寻常之智。此等文字，对于升华我们今天之“为天下者”的智慧，当然也是很有益处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南宋文范简编》虽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看，这的确是一部有良好学术背景，立意十分高远，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又能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良好基础的南宋文学的选编本。此书中华书局在1922年(民国11年)又出过铅印本，此后就没有再版过，因此，《南宋文范简编》无疑也是十分珍贵的，甚至可以说她是南宋文选中的精品，她不仅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而且还是我们研究南宋文学、南宋文献史学和南宋道德智慧最重要的文章选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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