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启发示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注重教师的启发与学生的参与。课堂上，教师根据经济社会热点提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与讨论，师生间形成良性互动。但提出的问题本身既要有一定深度，同时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学生通过积极思考，既培养了创造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又深化了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授“价格歧视”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讨论在国内很多公园中，针对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为什么收取不同的票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施行这种差别价格政策才能有效呢?可以启发学生运用三级价格歧视的概念与理论模型进行讨论。由于国内外游客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采用差别价格政策能使公园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这样种策略的实行是有条件的。首先这种产品必须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黄鹤楼公园全国仅此一家，即使收取高一点价格，外国人也不会放弃到此一游。第二，必须能把不同市场或市场的各个部分有效地分割开来。公园可根据国籍、肤色、语言的不同来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他们实行差别价格。第三，各个市场必须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不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比中国人小得多，因而定高一点价格的门票并不会影响他们游览黄鹤楼。接着还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现实中还有哪些情况下实行了这种差别价格策略。为了调动学生对启发性问题进行回答的积极性，教师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如凡是自愿回答启发性提问的同学，如果回答能自圆其说，期末平时成绩可以酌情加分。

2．案例教学法

例如在学习《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时，可以将我国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两种政策的实际操作过程向学生进行介绍。首先将此段时间的政策操作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介绍每个阶段实行相应操作的经济背景，实行松紧搭配的原因，取得的效果，最后再对政策的混合使用进行评价。这样就结合了IS－LM模型与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的原理，解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第一阶段是1988．9－1990．9，此阶段实行的是“紧财政紧货币”的双紧政策。第二阶段(1990．9－1991．12)，实行“紧财政松货币”的搭配。第三阶段(1992．1－1993．6)，实行“松财政松货币”的双松政策;第四阶段(1993．7－1996年底)，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第五阶段(1997－2002)实行适度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第六阶段(2004年—2007年)“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可以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各国经济的不景气，分析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了哪些宏观调控的政策以及原因。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又联系了实际经济问题，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确定一个感兴趣的知识点并联系一个实际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该组同学自己制作课件，然后到讲台上为大家陈述，最后由老师就这个知识点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点评。这种方式可使学生增强主动学习的兴趣，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精彩陈述，学生必须对理论熟悉于心并灵活运用，从而提高了学习效果。通过讨论，帮助学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尽量在学到相关知识时寻找现实生活中比较贴切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可以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专题讨论+课后小论文形式

在完成理论讲授、材料分析后，就要结合社会现实并针对学生求知欲强、思维活跃的特点，紧扣所学的理论内容，拟出相关思考题，进行实践性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引发讨论和辩论，把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引向更深层次。

1．专题讨论

教师可以在某个理论系统讲授之后提出一个专题，让学生分析讨论，教师在其中可以适当进行启发式提问，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例如在学习分配理论这一章时，其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所以上课时首先提出问题———公平与效率谁为先，让学生们根据所学的理论和现实情况各抒己见。有的同学从政治学的角度，有的同学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有的从富人、穷人的角度分析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阐述了到底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最后，教师结合大家的讨论结果，得出大多数同学认可的观点，即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分配，比平均分配更有经济效率。但是按市场原则分配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政府应该对社会收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以兼顾公平。通过这样结合实际的分析，使学生们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感受到经济学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2．组织专题辩论

这主要是选择一些综合性案例，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以辩论会的形式进行案例教学。如“人民币应该升值吗”、“我国现阶段应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等专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论。在辩论完后还可以要求学生就这些问题写出小论文，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可启发学生就身边的一些热点问题用学过的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锻炼经济思维能力，还可以促使学生去查阅大量资料，拓展知识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篇(2)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篇(3)

内容摘要: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以后形成完备的经济学方法论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回顾了二者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与理论假设的现实检验问题的争论,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科学特征 预测 现实检验

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在历史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争论,其中以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争论最为持久,引起的影响也最为广泛。引起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1953 年发表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此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经济原理的科学标准是能否预测未来、经济学假设不需现实检验等观点;萨缪尔森并没有发表专门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他的观点散落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精确的预测等反对观点。

争论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未来还是解释现象

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预测功能。他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具体说来: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任务和终极目标是,提供和发展一种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他认为只要理论与未来的预测相符就不必在意其假定前提是否现实,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工具主义观点。在工具主义者看来,理论最好被视为只是一种工具,工具主义者仅仅关注得自理论结论的有效性。依据这一看法,理论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工具非真非假),而只是产生证明为真的(或成功的)预测或结论方便而有用的工具。工具只涉及它对特定任务是否适合的问题,理论的正确与有效性应由其预测力来加以评判。

实证分析方法的检验方法是将某一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作对比。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暂时被“接受”,还是遭到“拒绝”。“如果该假说的预测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则遭到了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事件相抵触,那么它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

萨缪尔森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我认为‘理论’作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的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的东西。”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只是对经济现实进行的解释,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这个理论暂时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和摈弃。

(二)对理论假设前提的现实检验是否必要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The irrelevance of assumptions thesis)。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他认为:“作为一种实证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弗里德曼认为对理论假设前提的现实检验不必要,甚至认为假设前提的虚假不仅不是一个缺点,而且是实证经济学的一个优点。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假定的抽象性。任何假定都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变量,总有一些变量被设想掉,因此,它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从而必然带有某些虚假性。二是一种理论的假设乃是一种更广泛的理论的运用,而后者是可以加以检验的。因此,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但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不是虚假的,而是可以加以验证的。

萨缪尔森认为理论假设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他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从物理学领域引入到经济学领域,提出有意义的原理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且这个假说可以遭到反驳,以推导出经济学中“有操作意义的定理”。后来,萨缪尔森在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批判中又从操作主义转向了主张描述主义,描述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强调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因而强调并坚持理论假设以及按照这一假设逻辑推演出的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即一切要以现实的经验为基础。他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设与现实性的非相关性”命题概括为“F 歪曲”(它的含义就是假说可以不具有现实性或假设条件不相关性)。萨缪尔森指出:虽然不现实的抽象假定经常是有用的,但“如果抽象的模型包含有经验上的虚假,我们就必须抛弃这样的模型,而不是对他们的不恰当的地方进行掩饰”,“没有完全准确性的事实不应该是放松经济学命题是否经验有效的审查标准的借口”。

争论的实质及评价

在强调证伪主义对检验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上,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同,且均与波普尔的观点十分相近。“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关键在于科学从逻辑上可以被证伪、反驳或。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不能证伪,就属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一句话,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在于其能否被证伪的程度”。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争论的焦点实则是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这个问题。弗里德曼认为是其预测功能,因为它主要关注预测未知事件发生的概率,因而理论假设的正确与否不需要现实检验,只要理论可以很好的对未来进行预测即可。而萨缪尔森则强调是其描述功能,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科学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那么从逻辑上分析,解释和预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解释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后,预测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前;解释是从一个需要解释的事件开始,找到一条一般规律以及逻辑上隐含着对该事件说明的一系列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再援引一个具体原因对一个事件进行说明 ,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把该事物统摄在这一普遍规律之下的过程;预测的过程则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及一组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去演绎对一个关于未知事件的说明,是用来检验一般规律假说是否得到确认的办法。解释的前提假说必须强调其现实性,预测则不必。因此,从逻辑上说明了二者在理论假设现实检验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

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张五常在《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给出了很好的论证观点,他认为:经济学主要不是学怎么办,而是要学为什么,就是要用经济学去解释人的行为或现象并可推断行为发生,不是预测行为发生,给出了重点区别。推测一定要有条件,在什么情形之下,在某种理论根据或某种条件下,会有怎么样的现象发生。一定是要有条件的,没有条件是不能够解释的。而经济学之所以不能像物理学等那样精确推测,是由于看不到那个条件的存在。

毫无疑问,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这场论战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兼收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两派的优点,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使得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获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这两个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不能断言这是由于他们使用了其所倡导的经济学方法论原则,但是至少有较强的相关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Samuelson ,P.Theory and Realism:A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 1964,Vol.54

3.Samuelson ,P.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 1965,Vol.55

篇(4)

    随着1974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个历史名称，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却永远留在人类的存量知识之中了。正如哈耶克（hayek, 1967，见中译本，第215页）本人所言：“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传统，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传统有朝一日会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它所开启的道路的丰富内涵，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某些任务，仍然可以利用它来取得一些贡献。”从哈耶克的这一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奥地利经济学目前已成了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历史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已失去了当代意义。

    在经济学说史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出现应该说始于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871年的出版。接着，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门格尔德学生）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门格尔一起，创立了第一代奥地利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庞巴维克的学生）、迈耶（hans meyer——维塞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学者一起，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从而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逐渐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吸纳和融合起来了，随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主张也逐渐模糊起来，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复存在”说。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关门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当代学者在坚持弘扬并重新解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思想和理论主张，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上出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新一波的复兴运动。按照柯茨纳（kirzner, 1991）和马克卢普（machlup ，1982）的总结和归纳，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主张大致有以下8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溯到对个人的行为中去解释；（2），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3），经济分析中的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在市场运行上，坚持认为效用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5），机会成本理论，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的机会；（6），强调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坚持认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并注意生产的“迂回性”；（7），相信市场和竞争是一个学习和发现过程；（8），坚持认为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并认定有关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译，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本译， 哈耶克，《自

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hayek, f. a., 1967,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译本：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讲演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kirzner, i. m., 1991,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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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lup, f., 1982, “austrian economics”, in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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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zick, r., 1997,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韦森，2001，《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篇(5)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篇(6)

论文关键词：企业知识管理 文献研究 OEM企业知识管理

1导言

20世纪9O年代开始，受到知识经济有关研究的影响和推动，企业知识管理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

从企业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来看，当前的研究重点正由第一代知识管理向第二代知识管理转变，与第一代知识管理只强调知识集成不同，第二代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生成和知识集成，同时强调两者的平衡。从国内外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进展看，英国石油公司、施乐公司、IBM公司和中国惠普公司、TCL公司等的知识管理实践是其中的代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更多地是把企业知识管理作为一种企业战略来对待。分析国内外知识管理战略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知识管理战略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战略管理中的资源观和市场观；知识管理战略划分为基于资源观的、基于市场观的以及基于流程导向的3个流派；知识管理战略的应用研究主要在企业中进行。在操作层面，可以在总结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的类型、选择依据及评价要素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分析工具探讨企业知识管理的构架o

通过以上基本梳理，我们可以对企业知识管理研究有一个大致了解。为了进一步推动企业知识管理理论及实务研究，作者将在本文中对重要及新近的有关书籍、博士论文等重点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打下可靠基础，同时为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2　12本重要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之知识管理》一书，是国际上知识管理乃至企业知识管理领域最重要的经典读物之一。该书包括了8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主题依次为知识型企业、知识创新型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个人的学习能力、组织整体的学习能力、学习型历史文献、再造公司的研究活动和专业智能的管理，作者对之的系统化概括见图1

概言之，知识型企业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学习，从而更好地存活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员工与整体的学习能力、知识管理工具、组织结构设计以及激励系统是四个重要的元素。简言之，学习能力、管理工具、组织设计、激励系统是企业知识管理的四个重要维度，它们的互动，影响并不断改造着企业自身的结构，从而为其适应外部环境、赢得竞争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由此作者提出知识管理的四要素模型(图2)。

继续来看4本国外学者的研究著作。《智慧型组织：绩效、能力、知识一体化管理对领导层如何创建并发展一个适应未来的理想型组织做出了深入剖析。全书分为组织化学习、绩效管理、能力管理、知识管理和智慧型组织五个部分强调真正了解学习过程的重要性；指出绩效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是围绕计划与发展展开的各项讨论；强调清晰认识组织能力管理基本概念的重要性；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创造获取、积累、分享和应用知识的过程；提供了一系列可操作的步骤和结构，以便通过评估组织现状来提高组织成员能力，达到造就智慧型组织的目标。而《知识管理：有效实施的蓝图》没有纠缠于学术理论重点关注了知识在提高组织绩效上的作用。本书对知识管理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广泛调查，从理论和战略到技术、工具和变革的环境，提供了建立和管理知识管理试点项目的方法，尤其要指出的是本书还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指导如何利用知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改进组织能力、实现战略目标。《个人平衡记分卡》提出的个人平衡计分卡方法是作者所提出的全面绩效计分卡的一部分，包含了对自我认知、自我发现和自我控制的探讨。个人平衡计分卡提供了企业人员管理及改善企业战略、文化和效率的系统方法，能够改变员工行为，提高员工的自我意识、个人责任感和积极性，其本质就是“自我认识+自我学习+思考+行动+挑战+幸福感+个人抱负与个人道德行为及公共抱负匹配=个人和组织持续发展”。《大雁的力量：信任创造绩效》认为高信任是组织成功的重要因素。本书将信任的概念引入现实的工作，其指引主要集中在四个原则上，即有能力、公开、可靠和公平，对应的实践包括八项，即选择合适的人果断地领导、告诉他们数字分值、行为正直、使他们负责、给予反馈、了解他们关心什么和不断学习。本书包含了很多案例研究和操作性指引，对企业组织的相关实践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再来看7本国内学者的研究著作。

(1)实务派。《知识管理：理论、技术与运营》一书的写作要旨在于：揭示知识管理的生命力所在；通过知识转化的规律来研究知识的运作机制；从管理科学角度，构建知识管理的理论体系；从管理实践角度，研究知识管理技术的基础理论；从知识管理到应用价值的实现角度，研究知识运营的相关理论；提供研究知识管理的知识资源。作者认为该书的框架有新意(图3)，

内容虽较为庞杂，但在散乱处仍有思想的火花。《知识管理：正确概念与企业实务》作者陈柏村是台湾AmazonKnowledge On-demand Inc．的执行长，全书以知识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迷惑为出发点，从知识管理发展脉络、知识管理原理与应用剖析、知识策略规划以及知识管理导人流程与实务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该书内容涉及知识成长与学习发展动态模型、知识管理四大原理及若干智慧资本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操作流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对企业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知识管理理论与实务全面总结了重要的知识管理理论，将知识管理的观点分为基本概念、策略、流程、科技、组织管理和实施六个方面，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通过入作者在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丰富案例，说明了知识管理理论如何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

(2)学院派。《：企业知识管理》的绪论很精彩，有“提纲挈领”之功用。虽然该书建立的研究框架 ‘的水平有失水准(图4)，

但也构成一家之言。《企业知识管理方法论研究：利益协调软系统方法论的应用的突出特点在于，将利益协调软系统方法论纳入系统方法论，再结合企业知识管理本身的方法论，提出了企业知识管理的系统方法论。全书首先介绍了知识管理及其方法论、系统方法论新进展、行动研究范式等企业知识管理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然后对现有的企业知识管理理论进行整合，其中“多视角知识演化具有独创性。进一步该书提出了知识管理问题情景下的企业系统隐喻，并以一个实际企业为对象进行了检验。全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基于行动研究的企业知识管理方法论的逻辑步骤与框架并对之进行检验。《企业知识资本管理及其绩效评价主要研究了企业知识资本管理的机理和绩效评价的方法论，具体内容包括¨从知识生产及消费的角度，分析知识商品化的条件及过程，进而得到知识转化为资本的一般路径；探讨了知识资本的生成、积累、扩张机理基本模式；分析了企业知识流动及显隐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建立企业知识资本的价值链，以之为基础分析企业知识资本绩效，并提出了基于实物期权的知识资本投资决策方法；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角度分析其与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联，给出了运营对策。教材《企业知识管理n的框架体系的逻辑性较好，但在具体章节内容的衔接及安排上不够紧密，其中“企业知识管理风险的预警～节很有新意，可对企业知识管理形成指导。

3 　5篇博士论文

在作者研究过程中，通过查找中国期刊网，发现了5篇和“企业知识管理”直接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考虑到博士论文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故在此按照一定的主题顺序，对这5篇文献中的有关内容进行综述。

(1)知识管理的历史发展

作为一个哲学或认识论上的概念，苏格拉底、柏拉图、苟子等对“什么是知识”进行过论述。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则是从熊彼特、奈特、哈耶克等开始，历经德鲁克、马尔萨克、马克卢普、鲁宾、库帕、罗宾逊、泰勒、谢曼特、罗默等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考察，揭示了知识在其中的作用，从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现代经济学关于企业本质的探讨和研究，逐步发展出以资源为基础的理论。它把企业视为各种有形、无形资源的集合，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企业所独有的宝贵资源。在它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将知识作为企业发展特有的资源。企业的资源观与经济学中对于知识作用研究的融合催生了知识经济理论的到来。

(2)知识管理及其主要学派

知识管理是通过获取、创造、选择、分享、应用和更新等活动来管理企业的知识，并实现将合适的知识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表达方式传送到合适的人手中，以提升组织绩效和价值创造。EarlMichael基于他在案例研究、与20位知识首席执行官访谈、公司知识管理研讨会和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等四方面的资料，对知识管理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将知识管理工作划分为系统、图解式、工程、商务、组织、空间、战略七个学派，其中前三个又划为“技术方法的，第四个为“经济学的”，后面三个称为“行为学的”。

(3)个人知识、组织知识及其相互转换和作用

关于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相互作用的研究，最著名的是Nonaka提出的SECI模型。这一工作基于Polanyl对知识的划分，即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Nonaka基于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及其相互作用和促进的深入认识，尤其是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在知识的转化、运用和创新中的相互联系，提出了SECI过程模型。将SECI动态过程与对应的创新活动的场所相联系，Nonaka又提出了创新活动相互作用的共享空间“吧”。

(4)企业知识管理理论

企业知识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基础之上，以企业知识理论、知识资本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为核心。企业知识理论是一科新的管理思想，它是基于分析知识的基本特性如隐含性、实体性和共享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知识经济社会中企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提出了全新的解释。知识资源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进行企业管理必须重视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知识资本理论是知识经济社会中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指导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条件下企业经营战略、企业能力及经营优势分析的新方法与新思想。知识资本理论为现代企业尤其是知识型企业的知识共享、交流、应用、创新和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根据企业知识管理的实践，可以将知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市场资本、结构资本和知识产权四部分。组织行为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政冶学等等多门行为科学基础上的一种管理思想的结晶，它研究企业等组织中人的行为、态度、角色、取向以及组织动力、组织文化、组织设计和组织创新等等，为企业组织有效地实施知识管理指明了方向。

(5)企业知识管理的构架与流程

概要地说，企业知识管理的构架包括人力资本管理、组织结构管理、信息技术管理、企业文化营造和合作网络管理，而企业知识管理的流程则包括知识的采集与编码、知识的积累与存储、知识的共享与交流以及知识的创新与增值。

(6)企业知识流管理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还发现了l篇重要的期刊论文《企业知识管理的内容框架研究》，针对企业知识流管理，文章提出了企业“知识流小车”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在此进行转述。在企业知识流小车模型中，小车的最上部，企业和企业外部实体：之间形成一个知识流环；在小车的中间，员工个人知识和企业的公共知识库之间形成了第二个知识流环；在小车的底部，是三个“轮子”，分别是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正是这三个轮子持续不停地运转，才保证了企业知识流系统正常的新陈代谢，推动了整个企业知识流的良性流动。

4结语

篇(7)

[关键词]方法论 经济学 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0-0027-02

在日常的本科经济学教学中，许多学生学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后常常感到困惑和不解，或是因为将假定条件下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现象一一对应，或是因为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经济理论解释及政策建议，或是因为现有理论很难完全解释中国由计划向市场大规模转型过程中的现象。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常常更注重理论观点的归纳、知识的讲解，而忽视逻辑的演绎推导，分析方法和分析能力的培养训练。教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实际分析应用及创新能力。经济学教学中注重方法论，注重逻辑的演绎推理，更能够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辨别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及创新能力。在教学中应在分析框架、数学工具、实证分析、价值引导等方面加强经济学方法论的应用。

一、理解并在教学中应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中提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由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等五个部分构成。钱颖一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一般从视角 （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 和图表、数学模型等分析工具三方面构成。经济学分析框架通常基于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基本假设，主要探讨经济微观主体（个人或厂商）在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下如何在外部激励作用下形成均衡状态（equilibrium），并探讨所形成的均衡是否有效率，即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

经济学研究的一般途径也是经济学教学的分析框架。教师可以按假定经济主体的行为，解析激励机制，均衡结果的形成及均衡结果的评价等几个步骤对理论进行分析。教学中要利用简明图像和数学模型等工具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让学生理解，不论是个人还是厂商，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在做经济决策时，他的决策原则是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教学中，还要利用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等参照系，并向学生解释澄清：一是这些定理描述的并非是现实世界，通常情况下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不可到处套用；二是不能因为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毫无所用，定理是为解释现实提供参照系。

二、教学中加强数学语言工具的应用

经济研究是解释经济现象，提示因果关系的研究，应当说用文字也能较明晰地阐述和论证经济观点，但用数学语言和数学工具来论述和推导有其方便和严谨之处。数学化的优势表现在：第一，数学工具和数学语言使经济关系的表达变得简洁严谨、清晰；第二，数学方法的使用促进了经验分析，并保证理论检验的可靠性；第三，数学化令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通过数学推导，可不断促使新的经济理论产生；同时经济学与数学之间存在的某种天然联系，如供求、失业、通胀、利率、汇率产出等经济研究范畴都是可数量化的研究对象。从一种经济思想的提出到严谨地得到论证并能推广应用，一般都需要数学证明。以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为例，其基本经济思想是在充分竞争和完全信息下，价格的信号作用会自发地调配资源，并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这一思想的证明是由德布鲁运用拓扑论、集合论等现代数学工具完成的。再以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为例，所谓“边际革命”指的是研究方法的改变，是微积分等变量数学方法的引入带来经济学理论和研究的进步，并一举奠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大量应用，要求我们在经济学教学中，从使用文字语言转变为使用严谨的数学语言，并和学生说明数学工具的重要性。教师在利用数学或计量图表模型等研究分析经济问题时，应让学生理解数学公式、计量模型、图表曲线等所表达和对应的经济含义。用图表等的好处就是表达直观易懂，但在教学中应当超越，要提升到经济学语言的阶段。要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学教学研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数学滥用”。比如在经济学教学研究中，为了表达方便或推导容易，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或预先得出结论，再按倾向性结论来采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或为追求数学技巧而不管客观经济实际。

三、教学过程中注重实证分析

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被称为“休谟的铡刀”。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

相对通过严谨的、可重复的、可控制的实验而获得数据和结果的自然科学，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无法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或实验成本太大）来验证，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出、价格、供求等现实中可观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的任务是提供一种理论体系，用以解释现实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并通过理论的预测与实际观察到的现象相对照，来考察理论的可信性及解释力。因此，根据现已观察的经济现象及能采集的经济数据检验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部分；同时在检验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完善和修正旧的理论并创立新的理论。因此，当前主流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实证分析和经验研究，在国际及国内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也大多数使用经验实证方法和计量研究模型。

在经济学教学中，要向学生强调事实判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认知世界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在教学中，还要向学生讲清楚证伪与证实的关系及区别。理论是不可以被证实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永远都对的，理论只可以不被证伪，即某现象暂时可以用某种理论来解释，当该理论无法继续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时就要寻求新的理论。举个例子，人们通常认为天鹅都是白的，如果某天有人看到了黑色的天鹅，那天鹅是白的结论就不成立了，这就叫被证伪。经济学研究中，通过使用某种方法和某些数据论证了某命题，得出了某结论，也只能说该结论暂时可以被所收集的数据和研究中所应用的方法支持，还没有被证伪，如果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四、加强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价值观引导

教学工作还涉及价值导向的问题，教学内容和方式与学生的思想变化之间存在关联。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闻媒体对经济问题的报道也日益增加，大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经济学理论教育和基本的经济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但毕业后更多的经济学知识的应用者和经济生产生活的实践者，在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期间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观引导是不可少的。

尽管当前主流西方经济学更多地使用经验分析和实证计量研究，但经济学者对社会伦理、道德情操等问题的探究却是经济研究的传统，至今也有伦理经济学的研究分支。以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为例，他开始是研究道德哲学的教授，在出版《国富论》前，着重考察了人的行为、人际关系和行为道德规范的《道德情操论》就已使其成名。

就教学而言，本科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初学经济学，他们经济学理论素养较薄，对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及理论发展了解不够，在学习过程中易产生知识和价值观念的混淆。比如，经济学中“经济人或自利性”假定，在经济学教材及教学过程中，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一般都假定其追求经济利润或财富最大化，如不加引导，学生往往把这种假设直接当作“人都为已”或“人性本恶”的价值判断，这容易使学生对人际关系和人际活动产生认知上的利益化、交易化倾向，如接受这种观点对学生成长不利。同时，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有时为了数据的易采集、或变量的可观察获取、或易衡量操作，通常把中间的变量作为最大化的目标，比如说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幸福舒适的生活，但舒适幸福是不容易观察和量化的，所以就用一个中间具体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比如财富。而且当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向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扩展，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把犯罪、贿赂、寻租、交友、爱情、婚姻等都纳入经济分析的范围。根据部分经济学家的方法和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将犯罪看作最大化的结果。对这些问题，在教学中要从经济学方法论上给学生解释清晰，引导学生形成正面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体系。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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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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