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际法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国际法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一)提高学生素质的应然要求值得强调的是，掌握所学国际法学专业的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具备其他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学生只有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准确理解国际法原则、规则的准确含义和内在精神，才能将其运用到对国际热点的深刻剖析之中。但是，具备了扎实的国际法学知识基础，并没有完成教师的教学目标。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个学生如果在学校的时候只学到了基础知识，而不具备将其转化到现实生活中的能力，或者缺乏运用国际法的知识对国际社会日新月异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观察、思考的能力，那么，其在学校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也难以符合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卓越法律人才素质的应然要求。(二)国际法学科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形成与行政、司法、执法机关以及企业等法律实务部门的信息交流与人才培养的合作与联动机制，不断进行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致力形成具有自身优势与特色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已经成为不少国内法学院教学质量工程的建设目标。一般而言，只有法学教学方法得当，与法学的教育目标相匹配，法学教育才能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并承担社会职能。惟有这样，法学教育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才能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法学学科的建设中来，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选择学习法学。通常，一个社会的国际法意识水平、传播的程度和教学科研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国际法在其空间和对人的效力，进而影响整个国际法的价值在其国内的实现以及社会功能的发挥。目前，就国内而言，部分高校致力于培养符合现实和未来要求的“卓越法律人才”，开设了国际法学的双语课。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学校采用的是他山之石———纯外文原版教材，以完全“拿来主义”的方式教授学生，未能将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话语体系的构建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WTO“一国四席”、和谐理念对当代国际法新价值取向的启迪等)体现在双语教材之中，进而不利于培养体现中国气派的国际法的精英人才。因此，基于中国国际法学科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老师在国际法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融入中国元素，以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风格的法学精英人才。(三)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国际法已经迈向“共进国际法”发展阶段。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国际法，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国际法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和保障。一方面，国际法为构建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提供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必将受到国际法越来越多的约束。国际法作为主要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其本质和目的就是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协调的利益。但是，各国利益不尽相同，甚至会发生冲突，此时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各国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目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加深。因此，在法学教育阶段，通过对学生国际法能力的先期培养，显然利于其在以后的实践中合理运用国际法规则，正确处理有关的国际法问题，进而毫不含糊地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尤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国家和等。

对国外法学教学方法的借鉴

实际上，早在19世纪以前，“教科书法”也是西方通行的法律教学模式。后来，部分讲授者在认识该方法的弊端之后，率先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布莱克斯通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不再单纯讲授法律，而是在政治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理论的框架内分析法律的原则。由于这种教学模式仍然不能摆脱教师在讲台上以说教为中心的窠臼，因此，又被称为“讲演式教学法”。随后，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兰德尔教授提出了案例教学法和苏格拉底教学法。该教学方法通过对法律的概念和原则的一系列分析及师生之间的问答，使得学生理解法律的内涵。这种教学方法符合普通法的特点，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但对教师和学生要求都比较高，因此，在推广过程中曾遇到较多的阻力。与之类似，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根据教学内容和理论深度的不同，上课的形式可分为讲座法、复述法和案例法教学。这种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而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式的方法，无疑对国内的法学教育者具有启示意义。以国际法的教学为例，由于知识点较多，但囿于课时有限，采用复述法和案例法势必需要大量的课堂时间作保证;而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学生并没有养成课后预习、思考的习惯，采用这些方法也可能造成知识点的碎片化，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必备的扎实基础知识。因此，就目前而言，国内的教育者在借鉴这种教学方法时，更应关注国外老师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手段，以及学校激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机制。为此，在设计教学方法改革方案时，不仅应考虑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还应虑及国内学生不同于美国学生的性格特点。值得强调的是，学习法律在国外被普遍视为一件苦差事，因为学生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阅读有关法律书籍，这势必需要承担比其他专业更大的压力。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大量阅读在法学学习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国内高校，大多数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养成课外阅读的习惯，即使进行了一些阅读，其范围也仅限于法学专业的书目。其实，大量、充分的阅读正是学生进行交流、讨论的基础，也是国际法课程采用案例法等教学方式的前提。因此，教育者应注意国内学生在阅读能力上的不足，在教学过程中督促、指导学生进行阅读能力的训练，同时提前布置与随后课堂教学有关的国际法案例的研读，进而为案例教学方法的使用提供坚实的保障。

篇(2)

论文关键词 国际法基本理论 自然主义 实证主义 科斯肯涅米

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在法的概念、原则和方法论上持有不同的主张，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也深受两种主流法学派的影响。然而，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为国际法理论的革新带来契机，批判性国际法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作为批判性国际法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赫尔辛基大学的国际法教授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和《国际法的方法论》中批判性论述了自然法和实证法下的国际法理论、原则和方法论，他认为国际法话语摇摆在相对立、排斥的观念之间，因为前提相互矛盾，所以国际法话语内在不一致。本文对科斯肯涅米的两篇文章进行了介绍和评析，以探求在自然法和实证法的语境下，如何以新颖的视角看待国际法的概念、原则和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

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一文中，科斯肯涅米主要谈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法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解释国际法的约束力；三是国际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四是规范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之间的冲突。为了全面描述每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情况，科斯肯涅米梳理了国际法理论的发展史，即从维多利亚、格劳修斯、普芬道夫论述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开始，一直到当今国际法学界采用的学科间多领域交叉式的研究模式，揭示了国际法存在的理论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冲突最终应当归咎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文中最后谈到了“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就是上述冲突的具体化。

科斯肯涅米在文中谈到，国际法的普遍性在国际法诞生之初就存在，例如16世纪关于西班牙对于印第安人统治合法性进行的讨论。为了证明荷兰争取海上权益的合法性，格劳修斯创立的“自然权利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法”指出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的特征，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他们都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这种普适性是论证国际法普遍性的理论基础，因而“自然主义”理论是支持普遍国际法的。“实证主义”强调国际法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实用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而二战之后多元化的国际法理论也可以佐证国际法的普遍性理论。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普遍性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增多，国家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日益增加，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在扩大。普遍适用国际法中的条约和习惯性规则是处理现代国家关系的前提，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国内稳定发展与国际和平和安全休戚相关，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遵守国际法下处理国际关系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篇(3)

在此,笔者试图通过引入本体哲学思想,从本体论的角度加强对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实现创新。新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也希望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确实希望能够和平地崛起。新世纪的国际法应该为这种正义的、善意的诉求提供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国际法在本体论上至今很大程度仍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法的参与主要限于具体实践层面。过去一百五十多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国际法学界主要是学习与运用国际法,在国际法的发展上面,尤其是法哲学意义的发展上贡献不多。然而,若要真正担当起一个负责任大国角色的话,中国就应该在国际法理论,尤其是本体论上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该把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优秀理念介绍给国际社会,实现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结合,促进国际法本体论的再次质变。

一、本体哲学思想简介

本体,西文的对应词为Noumenon,复数形式为Noumena。在西方哲学史上,本体一词一般用来指世界本质、实体或存在体。古往今来,有诸多哲人都涉足了这类本体论域的、纯粹关于世界本质的思考,只是他们各自使用的术语长期以来并不是一致的。“本体”的词源最早可追溯到希腊文noein(思维)一词,该词的意思是“被思想的事物”或“理智的事物”,是指相对于现象的可理解对象或终极实在的事物。由此可见,现象与本体的区别古已有之[1]。古希腊哲学家以自然界的感性事物为世界本体,如水、火、气等;米利都学派首先提出世界本原问题,开创了本体论研究;柏拉图的“灵魂回忆”、“纯粹理念”等理论实际上也属于本体论域的纯粹思考,他还在其“形式论”中充分讨论了本体与现象的区别问题。巴门尼德最早以抽象的“存在”为本体。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本体范畴,并以本体(或曰实体)为其第一哲学的最高对象,这些观点见诸他在《形而上学》、《范畴篇》等著作中提出的“普遍形式”、“本质定义”等理论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概念影响了近代的一些哲学家的本体观,如斯宾诺莎的实体论等。

“本体”这一概念的明确归功于康德,或者我们可以干脆地说,“本体”(Noumenon)这个词就是康德造出来的。德语中本来有一个表示本体的词:Ding-an-sich,但是康德在采用这个词的同时,又对应于“现象”一词的词根(menon),使用了一个新的词:Noumenon,显然有其特殊的含义。在其所著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表现物,只要依据范畴的统一性作为对象被思维,称之为现象。但如果我设想某物,它仅是知性的对象,而却作为这样的,尽管不是感性的直观,而能将(作为)智性的直观给予;则这样的一类某物当名为本体(只能用智力了解)。”“本体之概念———它关涉于不应被思考作是感性对象,而是只通过纯理智认作是物自身的东西———是绝无矛盾的概念。”可见,康德创造这个术语,是为了把现象与本质区分开来,把探讨现象的认识论与探讨本质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根据康德的界定,“本体”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思:第一,它是超感觉、超经验、超现象的对象,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是感性的来源;第二,它是认识的界限,防止感性直观超出现象界而扩大到物自身;第三,它是理性的理念。

本体论,英文的对应词为Ontology,德文与法文的对应词均为Ontologie。该词最初的源头是希腊文logos(理论)和ont(是,或存在),后来又有拉丁文Ontos作为其词源,意指存在物或存在者。德国学者郭克兰纽最早使用了“本体论”一词以指代形而上学。法国学者笛卡尔把研究本体论的哲学称作“形而上学本体论”。克劳伯把本体论称为“第一科学”,沃尔弗则叫它作“第一哲学”。

应该指出的是,在西文中,“本体”与“本体论”两个概念之间并不像中文表述那样具有一目了然的、严格对应的联系。西文中的“本体论”不仅包括关于本体的理论,还包括形而上学的一般性或理论性部分,甚至有时被用来指整个形而上学。无怪乎有的学者会认为,严格地说ontology应译为“是论”或“存在论”。但就本文的讨论范围而言,“本体论”仅需取其最狭义的含义。因此,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的抽象性质,或曰最终本性的学说,简言之,它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二、本体哲学思想之扬弃

本体哲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法哲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然而,欲将“本体”、“本体论”这一组概念引入法哲学的领域中,必须对这一组概念做出适应于时代的扬弃。这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对“本体”的扬弃,因为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一旦恰当地界定了本体,本体论的界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对于康德的本体概念,可以吸收以下精华部分:第一,本体是独立于意识的、关于事物本质的抽象存在,它是对事物的具体认识(既可以是理性的又可以是感性的)的来源,我们只有透过现象、超越具体理性才能认识它。第二,本体划出了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与非本质认识的界限,后者不能够取代本体成为所谓的“基本理论”。第三,本体是根本的、纯粹的理性理念,它可以指导具体认识和行为。

当然,康德本体观的以下方面是应该予以否定的:第一,本体不可知。列宁曾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是唯心主义者。的确,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存在,包括关于事物本质的存在,都是可以认识的。当时康德提出本体不可知,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论证作为绝对实体的上帝的不可知,将宗教势力排斥在认识论之外,保持自然科学的独立性。但是,如今时过境迁也就没有这个必要了。第二,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绝对对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不存在不可知的事物,只是可知的程度与方式不同。正因为如此,作为对先前哲学(包括康德哲学)的扬弃的唯物辩证法没有采取本体论与认识论绝对对立的立场。本体,在我们看来,一方面是一种抽象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可以被认识并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我们这里引入的本体及本体论概念,是一个经过唯物辩证法批判的概念,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概念。本体,是指独立于意识的、关于事物本质的抽象存在,它是对事物的具体认识的来源,它可以被认识并被用来指导实践。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和理论。

三、本体哲学思想在中国国际法哲学中的运用

在法学领域中引入本体概念,并非笔者的独创。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来看法理学领域的情况。张文显先生在法理学中引入并界定了“法的本体”概念。他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出发点都是它的研究对象的本体性质。法律本体就是法这一社会存在物及其本质、关系和规律。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法的本体论。法的本体论涉及法律的本质是什么、法律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法律内部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如何、法律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等重要问题。关于法律本体问题的回答历来是划分各种不同流派的主要依据[2]。葛洪义先生指出,法的本体论是指关于法律现象究竟是什么的学说和观点,只有弄清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才能正确把握方法论问题的要害和关键[3]。上述界定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对本体概念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没有批判性地回溯本体概念的哲学来源,而仅仅着重于在现代法理学的语境中赋予本体概念以某种重要意义,因而与本文所界定的法的本体概念有一定区别。相比之下,本文的法律本体概念范围更为狭窄一些,只有直接关乎本质的关系与规律(而不是所有基本关系与规律)才能进入本文视野。丁以升先生强调,法律的本体问题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范畴。他介绍并采纳了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观点,认为本体是指本原物,一方面,它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出发点与范型;另一方面,其他事物的存在的合理性必须以它为基础,并向它复归[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了本体概念,他们没有专门解释这一概念,而仅以之说明某些关于“法本原”、“法自身”的基本范畴。

其次,来看部门法哲学领域的情况。陈兴良先生在刑法中使用了本体概念。他认为,所谓“本体刑法学”,是一种自在于法条、超然于法条的法理,它不以法条为本位而以法理为本位。法理的逻辑演绎取代了法条的规范诠释[5]。不难发现,这个“本体刑法学”概念虽然也具有偏理论、重思辨、超实在法的特征,但它实际上不过是借“本体”来谈理论,将刑法法理在一种广义的本体论的语境下单独拿出来讨论而已。直言之,“本体刑法学”就是理论刑法学。应该说,这种做法代表了目前在部门法学中较为常见的对“本体”一词的使用模式,即直观地“借用”。

再次,来看国际法学领域的情况。李家善先生在介绍自然法与万民法的关系时,曾经称Noumena为“本体论”[6]。显然,他无意于仔细探究与严格区分“本体”(Noumena)和“本体论”(Ontology)概念。王铁崖先生在讨论国际法的渊源与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关系时,使用了“国际法本体”的概念,他倾向于认为国际法的原则就是国际法的本体,国际法本体是对应于国际法渊源的范畴[7]。这也是一种对本体概念的直观借用。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在论述国际法的理论问题时,都没有使用“本体”概念;而少数有意或无意使用了这一概念的学者,也并未注意去推敲“本体”概念的真正内涵。

最后应该指出,即使是国外的学者,也鲜有使用带有浓厚哲学气息的本体(Noumena)概念来讨论国际法乃至法学问题的,他们至多在有限的场合使用了广义上的本体论(Ontology)概念。

总的来说,目前在中国法哲学领域内对本体概念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同时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是直观性地借用,即不去界定本体的范畴,而是利用“本体”这个词带给人的直观印象(偏理论、重本原、超实在等),阐述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另一种是解释性借用,即先在某一法学领域内对本体做出自己的界定,然后再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则是引用旧有的哲学(包括法哲学)的本体观,这多半是出于介绍的需要。与前人的做法不同的是,本文所要从事的,是对本体概念的批判性、系统性使用。笔者认为,法的本体,是关于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是一切关于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法的本体论,是探讨法的本质的抽象理论,简言之,它就是关于法的本体的理论。法的本体论是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门,它绝对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法的基本理论”,后者是一个更为宽泛而常用的概念。法的本体论只回答“法是什么”、“法的基本架构如何”、“法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人们可以通过研究法的本体论来更好地认识法的本体,并由此更好地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

相应的,国际法的本体,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抽象存在,主要由国际法的概念、性质、分类、效力依据、渊源、运作模式等最为本质、抽象的范畴构成,是一切关于国际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国际法本体论,就是关于国际法本体的理论。国际法本体论绝不等同于一般所说的“国际法基本理论”或“国际法原理”,后两者是更为宽泛而常用的概念。国际法本体论只回答“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的基本架构如何”以及“国际法如何作用于国际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国际法本体论是国际法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国际法本体论来更好地认识国际法的本体,并由此指导国际社会实践。

四、在国际法哲学中引入本体哲学思想的意义

在国际法哲学研究中引入本体与本体论概念,笔者认为至少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凸显构建国际法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实际上,关于国际法的性质,只有两种学说: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古往今来,无出其右。其他的理论总是在这两者之一或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如,格劳秀斯(Grotius)提出“国际法是自然国际法与意志国际法的结合”,普芬道夫坚信国际法就是自然法,而特里派尔则认为国际法是实在法。再如,凯尔森(Kelsen)尽管指出国际法是实在法,自然法是“非科学的”;但他在建构所谓“纯粹的”法律体系时还是以明显带有自在性的“基本规范”———“约定必须遵守”为体系基础,可见其理论在本体上仍然跳不出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结合的范示。由此,劳特派特仅承认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具有“方法论”上的巨大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这两种学说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认识的基本分类,是国际法本体论的基本元素,构建完整的国际法理论就要从这两大学说入手(当然,这种构建是一个扬弃性的进程,笔者提出的新的自然法概念不同于旧的自然法概念)[8]。

第二,将对国际法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的研究区分开来。实际上,很多国际法学说,尤其是各种新兴流派的主张,并不探讨国际法的本质问题。它们或者从一个有关国际法本质的角度出发,着重探究与之相联系的具体问题;或者干脆避开抽象的国际法本质问题,直接而具体地分析某些国际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实际上,基于同一个本质问题,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新的问题作出新的研究,从而发展为一个新的学术流派,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无论这个新的流派显得多么标新立异,无论其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如何激烈,都不能抹杀其在本体论上的共同性的存在。

比如纽黑文学派,它把国际法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表现,这就意味着它以实在法学对国际法本质的归纳———国家意志是国际法的依据为出发点。但是,它着重研究的是国际法,即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尤其是有关的个人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无怪乎罗斯索尔将它称为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又如女权主义学派,它根本不关心国际法的本质问题,只想说明在国际法的制定与实施中男性思维占了上风并主张提高女性在国际上的权利、地位与尊严。英国学者布朗利在他的名著《国际公法原理》中,直截了当地回避了国际法性质等根本问题,而是使用了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审视国际法并构建体系。

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派学说,但是,如果不能准确地对各种学说予以定性归类,就容易混淆国际法的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让人读得越多越糊涂,甚至找不到国际法的本质问题。显然,各种学说都有其可取之处,也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如果要探讨一个宏观性、基础性的问题,就应求诸于关于本质问题的学说;而如果探讨一个具体层面或角度的问题,关于具体问题的学说作用更大。只有将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区分开来,才能准确地适用各种学说,否则就只能是“盲人摸象”,既无法解决问题,又造成思维的混乱,最终只能导致对国际法以及国际法学更大的不信任和迷惑。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际法杂志》1999年第2期上推出了一个名为“国际法方法论论文集”的专栏,评介了晚近的七大国际法流派(包括实在法学、纽黑文学派、国际法律进程学派、批判法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学、法经济学、女权主义法学等)。在项目计划书中,作者明确指出,这里的方法(Method)并非狭义的确定资料的法学研究方法论,但它也不是关于国际法性质的抽象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对国际法的现状及其成因的更明确的认识,以及国际法的下一步走向。可见,这个“方法”所讨论的,是派生于但并不属于本体论的其他国际法基本理论。无独有偶,很多国外学者把晚近出现的国际法学术流派称为“新方法”(NewApproaches),这也说明这些流派的“新”主要体现在其形式上、视角上而不是性质上。可见,国际法的方法论层出不穷,但是在本体论上,却依然保持了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的基本分类。我们有必要将两者区别开来,并根据不同的需要适用不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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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和其他国际法的所有原则、规则与制度一样，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整个国际法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完善的。哲学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一、诚信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

 

“诚信”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法律概念、术语、原则或规则，通常与“善意交替使用。一般认为，虽然诚信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最初时期，其最直接的起源是罗马法。所谓“诚信”，就是法律主体或法律行为者以忠实于自己的目标的方式遵守承诺并为实现其达成的目标真诚和有效地开展工作。如今，诚信原则在世界上所有法律体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欧洲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普通法系，还是社会主义法系，都以诚信作为基本的法律理念和原则。诚信原则适用的普遍性在于，它不仅是各国国内法和区域法的基础，而且构成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核心。诚信原则适用的广泛性在于，它不仅适用于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领域，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宪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虽然诚信原则在欧美学者的国际法著作、教材或论文中已有比较广泛的论述和传播，但是在中国的国际法学界则缺少系统的阐释。

 

在今天和未来国家间相互依存、彼此合作不断加强和全球化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国际大环境下，主权国家推行诚信建设的战略和举措必须与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相适应。只有这样主权国家的诚信建设才能与不断提升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之战略相匹配。这是因为，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相互的诚信至关重要。诚信是维持正常国际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所在，是国际稳定的可靠保障。联合国国际法院前院长贝贾维法官曾指出，诚信能使一国预料其伙伴的行为举止，国家遵守诚信就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合法期待。

 

(一)诚信是一项一般法律原则

 

诚信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它起源于国内法，其适用由来已久且适用领域广泛。各国实践表明，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已经突破了商法、民法等私法领域，如今在公法领域也有较普遍的适用。诚信原则是世界上各大主要法系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诚信原则之所以构成一般法律原则，既适用于国内法，又适用于国际法，其根本原因在于，诚信亦如正义、公平一样体现的是法的本质、精髓和基本价值。诚信原则作为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其主要功能是解释习惯国际法规则和条约条款，并在国际法规则缺失的情况下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正如国内民法学家王利明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终维持公平正义”。这一精辟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法。

 

(二)诚信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诚信作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由来已久。被公认为国际法鼻祖的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就明确断定，“诚信应得到遵守不仅仅是其他原因，还有为了和平的希望不至于泡汤。”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对诚信的反复重申同样应被视为已确认诚信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诚然，并非所有的国际法律文件均明确规定了诚信原则，甚至更多的公约并未对诚信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国际法律界认可这些公约的解释和义务的履行应遵行诚信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

 

二、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国际法各领域早已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学界的普遍共识。如果没有此项基本原则，整个国际法可能就将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首先，诚信之以所构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是国际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横向关系的社会，尽管在特定的区域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纵向权力结构或超国家因素的治理结构(如欧盟)。但在这个平行的社会结构中，国家作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相互无管辖权。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管辖权要获得他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除了自身具备国家的四个客观要素(即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之外，其政权必须在国内取信于民，即政权具有合法性和体现民意。在国际上，也要取信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做到国际诚信。国际诚信不仅需要国家靠自身的合法性和良好的国际形象或声誉取信于其他国家，同时也需要其他国家真诚地表示承认该国家实体存在的合法性并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和其他正常的关系。

 

其次，诚信是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基础。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建立信任机制”、“增进信任”和“建立互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在当代国际社会，不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有何差异，真诚地开展合作不仅是各国的国际法义务，而且在各国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必不可少，势在必行。

 

最后，诚信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构成要件。国际法学者对于国际法基本原则概念的表述和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尽管大都认可国际法体系中有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之分。例如，著名的英国国际法学家布朗使用的则是“国际法一般原则”概念，“是指习惯法规则、第38条第1款第3项(意指《国际法院规约》)中的一般法律原则或者是在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类推基础上通过司法推理得出的逻辑判断。”

 

在现代和当代国际法中，条约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国际法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确立也主要通过条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国际法体系中，条约法居于基础与核心地位，而诚信原则又始终贯穿于一项条约的始终，尤其体现在条约的谈判、解释和实施等基本环节之中。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既可以是特定法律部门的具体规则，同时又具有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各项基本特征。它不仅具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抽象性，而且在法律效力上具有上位法的至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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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时效在国际法中地位和含义的争论

时效原是国内法的概念，是各主要法系共有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国内法中，时效的目的在于保护现存的持续状态，以免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从而起到保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它的实质是“事实胜于权利”，与法律上奉行的“权利胜于事实”原则恰恰相反。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律秩序尚不发达，以有效性为基础的事实状态常常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大多数国际法学家认为，国际法上也应该有时效制度。

被尊称为国际法鼻祖的格老秀斯最早提出了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问题。最初，他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后来又限定了他先前做出的论断，认为国际法中不存在类似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但采用了远古占有概念。应该说，格老秀斯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观点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他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类似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另一方面，又将罗马法时效制度中的远古占有概念引入到国际法，而且，在适用远古占有时，他又建议了100年的时间期间。格氏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态度，给国际法学界埋下了纷争的因子。

围绕国际法上是否存在着时效，形成了格老秀斯学派和法泰尔学派。而且，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基本上属于格老秀斯学派，来自普通法法系国家的公法学家基本上属于法泰尔学派。

格老秀斯否认物权取得时效，引入了远古占有。但后来的格老秀斯学派并不总是遵循这种区分，他们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理由是，国际法没有规定时效期间，而且不要求善意占有。另一方面，该学派承认国际法上存在着远古占有，并且认为，远古占有不是作为时效存在的，而是国际法的一项独立制度。

法泰尔学派认为，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有两种形式，即远古占有时效和类似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称为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例如，法泰尔认为，“远古占有时效…是建立在远古占有基础之上的”，取得时效是“建立在既没有间断也没有被提出异议的长期占有之上的领土取得”，时效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因此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与远古占有时效的理论根据是不同的。在远古占有时效中，假定存在着最初不确定的状态，不可能证明这种最初状态是合法或非法，就推定它是合法的。国际法庭将它界定为一种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不可能提供证明存在着不同情势的占有……”因此，一直有人争辩说，远古占有不创设或产生新的权利，仅限于认可其最初状态不可能查明并且因此被视为是按照法律要求产生的某种事实状态。换句话说，它不赋予一个新的所有权，只是使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所有权成为神圣。国际物权取得时效的理论根据是，所有权最初是有瑕疵的，但据说占有治愈了这一缺陷，即通过时效取得了先前根本不享有的所有权。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不同的是，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不是根据法定期间的经过，而是根据并非时间因素的某种标准取得所有权，但理论根据是一样的，即这种时效源于不当占有。因此，有的学者干脆将国际物权取得时效称为“不当占有”。

尽管格老秀斯学派和法泰尔学派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观点针锋相对，但它们都承认远古占有，当然，他们在远古占有的性质上存在分歧。更为有趣的是，由于不可能严格按照字面意义适用远古占有，两派在具体适用远古占有制度时均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确定是否满足了远古占有的要件。正如维荷格斯指出的，远古时效与严格意义上时效的唯一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比后者要求更长的时间期间，但这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换句话说，国际法上只有一种时效(如果存在的话)，该制度在适用时因不同情况而发生变化。因此，对视远古占有为时效的学者来说，远古占有只是要求更长时间期间的取得时效；对否认国际时效的学者来说，在具体适用远古占有时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国际物权取得时效。而且，应该看到的是，远古占有制度的适用范围太窄，不足以满足稳定国际秩序的需要。因为“可以说，所有权已经持续如此长时间的情况非常少见；同时，远古占有的前提条件也很难满足。”因此，远古占有在国际法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翰逊教授所说，从国际法上看，关键问题不在于远古占有是否是一种取得时效，而在于类似国内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是否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项制度。因此，两派分歧的关键是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含义。

关于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基本上表现为格老修斯学派和法泰尔学派之间的持久论争。按照布卢姆教授的分析，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一般性质的，另一个尤其与时效制度有关。

关于国际时效的争论，从大的方面看，是与私法概念在国际法中地位这一更基本的争论有关。正如劳特派特指出的，起源于几个世纪前的争论，本质上是国际法中的实在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之间的冲突。“实在法学派的基本要求用一个字表述就是：自给自足。它拒绝从除国际习惯或条约之外的任何渊源吸收规则和格言。”因此，它对任何求助于私法类比最不信任。另一方面，实在法学派的反对者——自然法学派——则将罗马法视为活的渊源，以填充它的无数空隙。总的来说，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国际法学者大都是实在法学派，而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国际法学家一般属于自然法学派。因此，实在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各自对私法概念在国际法领域中的适用和类比问题上的一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态度。

更具体地说，源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时效的不同界定。在大陆法系中，时间因素是时效的一个构成性因素，适用时效主要是根据时间标准，因此，时间因素在大陆法系中具有根本重要性。在英美法系中，适用时效本质上是推定原所有者已经放弃了所有权，时间因素也只是有助于这种推定的因素之一，或者说是这种推定的简化而已，因此，时间因素在普通法中不具有重要性。既然不同法系对时效制度有不同界定，那么，具有不同法系背景的国际法学家在谈到时效时，实际上是以国内法的时效概念为标准的。这毫无疑问会加剧他们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分歧。

总之，时效制度本身具有的政策合理性以及国际社会的特点，是国际法上存在时效有说服力的理由，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国际法学家都赞同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没有几个学者反对国际时效，甚至在反对国际时效的少数学者中，如马藤斯、里维埃表面上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但实际上也承认国际法上存在时效制度。

二、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含义

下面着重从司法裁决和少数国家的国内实践来考察与时效有关的国际实践。

(一)司法裁决

1 国际司法裁决

在白令海仲裁案中，虽然当事方的书面和口头辩论以及法庭的正式判决中都没有提到时效术语和理论，但英国籍的仲裁员汉农勋爵曾不经意提到过时效，并且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劳特派特通过对该案的研究发现：“从美国籍仲裁员以及口头辩论中，似乎清楚地表明，美国的一个主要论点正是以时效为根据的……美国人在其最后报告中也承认，在准备该案的早期，曾得出结论：援引时效将是困难的。”从该案得出如下结论：组成仲裁庭的法官对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是有争议的；美国曾设想援引时效理论，但最后没有援引，美国没有援引时效，并不意味着它否认国际时效，而是因为“援引时效将是困难的”的顾虑，因此，似乎可以推断，美国是承认国际时效的。

在格里斯巴丹那仲裁案中，当事方在诉状中均援引了时效，然而，裁决却没有提到时效。关于该裁决，学者们有不同观点。劳特派特认为：“在格里斯巴丹那案中，该裁决的理由实际上等于承认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尽管该裁决没有提到时效这一术语。”布卢姆认为该裁决是以远古占有为根据的。实际上，如果将远古占有视为时效，那么可以认为裁决承认了时效。

在查米扎勒仲裁案中，美国以时效为根据，即不受干扰、没有间断地占有，并且自规定里奥格兰德河作为两国边界的1848年条约以来墨西哥从来没有对其占有该领土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它对旧河床和现在河床之间查米扎勒地区享有所有权。仲裁庭指出：“用作时效根据的占有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应该是平稳的。”而美国的占有并非平稳，因为墨西哥除了不时地提出外交抗议外，还曾计划在本案争议地区设立海关门拄。尽管没有实际设立，但在仲裁庭看来，由于该行为可能导致武力冲突，因此，不能指责墨西哥只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抗议行为。而且，外交抗议在那时是能够阻止一个时效所有权产生的通常措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为美国的占有是平稳的。仲裁庭最后得出结论说：“没有必要探讨美国援引的时效权利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是否已被接受为国际法原则，在没有任何公约规定完成时效期间的情况下，仲裁员们得出如下结论：美国的占有不具有确立一个时效所有权的特征。”一致认为，美国的占有并不是“不受干扰、没有间断和没有异议的”，因此，其权利要求不予支持。关于该裁决，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布卢姆认为，该裁决与时效无关，而不是赞同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其他学者如劳特派特、约翰逊以及维荷格斯则认为，该裁决承认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笔者认为，仲裁庭虽然意识到时效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存在争议，但它实际上赞同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并以美国的占有不能满足时效要件为根据驳回了美国的权利要求。

在帕尔玛斯岛案中，荷兰主张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原则，而美国则反对荷兰援引时效。胡伯法官拒绝接受美国的权利要求，并以荷兰对该岛连续、平稳地行使主权以及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默认为根据，做出了对荷兰有利的裁决。虽然仲裁员没有明确提到时效理论，但该案被视为所有与时效有关的案件中最著名的。胡伯阐述了适用于本案的实体法规则，即“连续、平稳地行使领土主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是平稳的)实际上就是所有权”。同时指出：“尽管国内法，由于其完备的司法制度，在没有实际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承认抽象财产权利的存在，但决不限制时效和保护占有原则的效果。国际法，其结构不是建立在超国家组织的基础之上，不能认可国际法将如几乎与所有国际关系有关的领土主权那样的权利，降低到没有实际行使主权的抽象权利。”言下之意是，国际法中更不应该限制时效等原则的效果。另外，胡伯法官暗示，连续、平稳地行使国家权力就是时效。并且认为，该原则一直在不只一个联邦国家中得到承认，指出：“从美国最高法院几个类似裁决中只需援引印地安那州诉肯塔基州裁决就足够了，在该案中，罗德岛州诉马萨诸塞州这一判例是以援引法泰尔和惠顿的著作得到支持的，这两位学者都承认以长时间占有为根据的时效就是有效、不可反驳的所有权。”总之，胡伯法官在本案中虽然没有明确援引时效，但分析裁决上下文可以得出结论，即该裁决不仅承认国际时效，而且阐述了国际时效的含义和要件。正如索伦森所说：“在帕尔马斯岛案中，时效已经得到承认。”当然，也有学者不无遗憾地指出：“遗憾的是，胡伯法官没有充分地阐述时效问题，只是满足于宣称，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将该理论适用于联邦成员国，并且以法泰尔和惠顿的学说为根据。”

在渔业案中，当事方在口头和书面辩论中都曾提到时效理论，并详细探讨了这一问题。英国在答辩中指出，以背离普遍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的方式取得对海域领土的权利，只能是以时效的方式完成的。挪威在反驳中对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提出异议。法院没有就双方的观点发表意见，而是以下述理由做出了有利于挪威的判决，即“外国对挪威实践的普遍默认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此提出异议。”学者们对该案有不同看法。布卢姆认为，在当事方明确提到时效理论的情况下，法院却没有提到这一问题，只能解释为法院对该理论在国际法中的适用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未免过于武断。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法院判决理由有两点：挪威一贯划定领海方法的国家实践；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默认，这两个理由正是适用国际时效的两个要件。因此，本案暗含地承认了国际时效。实际上，阿拉法兹法官在个别意见中明确提到了时效，而且在这位智利法学家看来，时效理论与历史性权利是同一的。

在敏基埃群岛和埃克里荷斯群岛案中，当事方都主张各自已经长期占有了有争议的群岛，并已经取得了对它们的最初所有权，并且倾向于认为，只有在其最初所有权不能成立时、因而他们援引的占有是不当占有的情况下才援引时效，因此，双方纯粹将时效作为其权利要求的替代性理由。在约翰逊教授看来，当事方不愿意明确援引时效，是由于“存在着纯粹将时效视为通过不当占有取得所有权的手段的倾向。”法院依据当事方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做出了有利于英国的判决，即英国对有争议的群岛已经确立了最初所有权，从来没有放弃。因此，法院没有对当事方提出的替代性理由发表意见。从约翰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事方没有明确援引时效，是处于诉讼策略的考虑，即时效有“不当占有”的恶名。

在某些边界领土主权案中，比利时以划界条约和其他文件根据，认为争议中的领土属于它。荷兰争辩说，即使根据1843年的边界专约，可以认为争议领土的主权授予了比利时，但荷兰自那时起对这些地区行使的主权行为，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荷兰主权。法院没有援引时效理论，而是查明比利时的默认是否成立，即“比利时是否由于没有主张其权利并且对荷兰行使主权行为的默认而失掉了主权。”在查明比利时的态度不能解释为默认后，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比利时的判决。阿曼德一乌戈法官的异议意见和少数法官意见均认为本案可以适用时效原则。

通过对国际司法裁决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早期的司法裁决中，法庭不承认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或者组成法庭的法官们对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是有争议的。在后来的案件中，尤其是在查米扎勒仲裁案、帕尔玛斯岛案和渔业案中，当事方明确提到或援引时效理论，但法庭仍尽量避免提到或援引时效，但裁决一般是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主张国行使领土主权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对方的默认，尤其是强调后者，而这两个方面正是适用国际时效的要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法庭没有明确援引时效理论，但它们实际上适用的正是时效理论；法庭没有明确提到或援引时效，或许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2 少数国家的国内法院裁决

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内法院判决，不仅能够表达该国的国际法观点，而且可以作为确定国际法的辅资料。

总的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尤其是早期判决，的确承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后来的判决似乎提到默认理论，或者交替性地提到它们。在印第安那州诉肯塔基州案中，最高法院援引了法泰尔和惠顿关于国际时效的论述。而且法院在阐述时效时特别强调默认的作用。在后来对路易斯安那州诉密西西比州案、阿肯色州诉密西西比州案、密西根州诉威斯康星州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判决中，法院遵循了同样思路。

在美国直接电报有限公司诉英美电报有限公司案中，当事方请求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从国际法的观点说明康塞普湾(ConeeptionBay)的法律地位。法院援引时效，并且在援引时效理论时，非常强调其他国家默认的作用，而不是关注时效期间。

总之，英美等国的司法机构不仅明确承认国际时效，并且在援引时效理论时特别强调原所有者的默认。

(二)少数国家的国内实践

与国际时效有关的国家实践，表现为有权代表国家的机关和代表所做出的行为以及口头和书面声明。这些实践表明了这些国家对国际时效的态度。

虽然意识到不存在时效期间，但美国国务卿奥尔尼1896年6月22在致英国驻美大使的信件中明确提到了国际时效。规定将英属圭亚那一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争端提交仲裁的1897年《英美条约》，明确承认取得时效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该条约第4条(a)规定：“在50年期间的不当占有或时效应该产生所有权。仲裁员可以将对一个地区的专属政治控制及实际定居视为足以构成不当占有或根据时效取得所有权。”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唯一承认国际时效的国际条约。如上所述，一些国家在具体案件中也曾提到或援引时效。例如，荷兰在帕尔玛斯岛案的答辩状中坚定主张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原则，并援引了该理论，但美国却强烈地反对荷兰援引该原则。挪威和瑞典在格里斯巴丹那案中均援引了时效。在查米扎勒仲裁案中，美国援引了时效理论，但没有成功。挪威在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中提到了时效理论，指出丹麦对有争议领土的权利是以时效原则为根据的。在渔业案中，英国认为挪威的权利主张是以时效为根据的。

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国家实践比较少，而且某些国家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如挪威；一些国家(如美、英)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即认为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方指出另一方的权利主张是以时效为根据时，总是遭到对方的反对，并强烈地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有些学者因此得出结论说：“如此稀少的这种国家实践几乎不能得出国际社会或者某一特定国家已经最后地使自己承担赞同一个观点或另一个观点的结论。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的确不具有确定的一贯性，并且显然取决于——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所涉国家真正或想象的利益。”诚然，国家实践都是某种动机下完成的，但其法律性质并不取决于这种动机。同样，也不应根据这方面国家实践的多少断定时效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正如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自己分析的，“这方面的国家实践相对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下述事实，即国家援引时效理论，意味着承认了对方最初曾享有所有权，它对争议中领土的权利是不当权利。显而易见，各国并不倾向于做出这种认可。因此，它们尽可能地不主张时效权利。同样，各国也不愿意援引远古占有理论，因为援引该理论可能被解释为，它们承认其对该领土的最初所有权是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任何可能误解，各国总是尽可能地避免援引国际时效和远古占有。”其实，除了因时效具有“不当占有”恶名的疑虑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各国不援引时效理论是出于诉讼策略上的考虑：如果时效国不援引时效理论，那么，原主权者不仅要证明其最初就享有所有权，而且必须证明它从来没有放弃所有权或默认时效国的所有权；反之，时效国明确援引时，则对方只须证明，它没有放弃所有权或默认时效国的所有权，因此，在时效国看来，它没有必要减轻对方的举证责任。

总之，关于时效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时效没有得到普遍性国际条约的承认，即使明确承认国际时效的双边条约也相当少。在国家实践方面，只有英、美等少数国家的国家实践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承认国际时效的习惯，而其他国家出于时效“不当占有”的恶名或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愿意援引时效理论。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时效作为“文明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无论如何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时效因而是国际法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时效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一结论能否成立，取决于“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的“司法裁决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

就公法学家学说而言，绝大多数公法学家都承认国际时效，只有少数学者否认国际时效，甚至在反对国际时效的少数学者中，如马藤斯、里维埃等表面上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但他们阐述的理论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国际时效。因此，总的看来，公法学家是承认国际时效的。就司法裁决而言，存在着相当多的与国际时效有关的司法裁决。早期的国际裁决明确否认国际时效，或者组成国际法庭的法官在时效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后来的国际裁决中，即使在当事方明确援引时效理论的情况下，这些司法裁决也是竭力避免提到或援引时效，相反，它们不明确指明理由，而是同时强调两个要素，权利主张国的国家实践以及对方的默认，而这两个要件也正是公法学家在引入时效概念时特别强调的与国内法时效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因此，国际司法裁决实际上暗含地承认了国际时效。总之，时效作为“文明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因而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一论断得到了公法学家和司法裁决的证明。

远古占有是国际法上一项公认的制度。由于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国内法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国内法，都视远古占有为时效。因此，应该将远古占有也作为国际时效的一部分。中国

三、结论

由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1 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称为国际时效，包括远古占有时效和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两种形式。

2 国际时效不同于大陆法系中的时效概念，更类似于英国法上的普通法时效，其作用的效果是有助于推定占有者享有所有权即各国对这种情势的一般承认，正因为如此，适用国际时效特别强调对方的默认，而不是取决于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

篇(6)

（一）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教师不能与时俱进、推陈布新

一项国际法律制度的构成需要各国共同的妥协和维持，由于国际法本身的局限性，国际法律制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的变化。虽然国际法法律制度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国际法领域也会出现一些新观点、新主张和新变化，国际法院和一些国际性的司法机构每年都有一些最新的案例，至少这些能反映出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些趋势。然而，一些教授国际法的教师的教案几乎年年都一样，照本宣科，不去更新自己的知识，不去了解国际社会的动态和最新前沿发展，只是一味重复老套的理论，在讲解某项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不和其他国家内部相似法律制度相比较。比较法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强调单位内部的比较；一种是横向比较，强调单位之间的比较。不去比较而仅仅讲授就会使学生有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造成了学生所学内容和当前法律职业需求的严重脱节。

（二）在教学方法上因循守旧，基本采取填鸭式

“中国式”课堂讲授方式，多半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静听者”。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课程本身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如果教师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合理运用已有的经典案例给学生讲述，同时采用多媒体视听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学生的学习效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高职院校国际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

针对上述高等职业院校国际法教学存在的问题，可以结合高等职业院校的特点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考核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此提高国际法教学的效果。

（一）教学理念

由于国际法涉及的大多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加之存在很多抽象的原则、纷繁复杂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机构，在同学们看来不像学习国内的民商法等与自身生活联系较紧密，所以一部分学生对学习国际法产生了质疑。因此在国际法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国际法、理解国际法的精髓，使学生从被动聆听变为主动“不耻下问”，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尤为重要。

第一，教师应该转变以往的纯讲授“理论”知识，而应该“传道、授业、解惑也”。国际法专业的教学不仅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同时也包含了经验的属性。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应担当起学生“指路人”的角色，而且应该注重对学生应用性知识的讲授。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国际性的审视视野。带着这样的维度去学习，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重塑对国际法的学习渴望，收获内驱力。

第二，从以往在国际法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导的“填鸭式”向强调学生在国际法教学中的“师生互动”教学方式转变。受传统法律教育影响，当前高职院校法学专业教师在课堂教授时往往重理论而轻实践运用，教师上课的方式大多是机械的照本宣科，学生也是死记硬背一些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不能理解法律制度背后涉及的法理精神，造成了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层面脱轨。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理念，倡导教师在课堂教学模式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的3D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师生互动，将教学、研讨、辩论于一体，既注重实践又注重法律事务能力培养，唯有此，才能真正使学生学有所得并适应国际潮流的发展。

（二）教学内容

在谈及教学内容时，首先，不免要涉及对国际法教学时所用教材的选择。当前国际法的教科书种类繁多，针对高等职业院校法律事务专业的特点，笔者比较推荐白桂梅教师主编的《国际法教程》，该书通俗易懂，同时又深入浅出，在讲授国际法上的很多制度时为了便于学生深入理解附带国际司法机构的经典案例，通过案例使学生能够对所学的知识灵活应用。其次，学生课后可以阅读由英国的詹宁斯和瓦茨修订的国际法经典读物《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作为扩展读物，该教材内容体系全面深邃，并给出了大量详实案例介绍和评析，尤其注重实证分析研究。国际法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和层次结构庞杂广泛，基本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而且涉及到的相关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习惯、国际案例不胜枚举，同时也涉及到我们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实践。

笔者曾讲授国际法四年，根据经验，可以将国际法的知识分为五个部分，依次为总论（包括国际法的概念、性质、渊源、国际法效力的基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主体论（国家、国际组织、个人）、行为论（外交和领事关系法、条约法、战争和武装冲突法）、客体论（主要涉及领土法、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这些都属于国际法的分支）、救济论（主要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包括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在开始先给学生头脑中勾勒一个树干结构，这样以后每部分的添枝加叶学生就能轻松理解和掌握。同时，教师可以按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把知识层次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就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要让学生完全知晓，对国际法的总论部分要全盘掌握，例如，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管辖与豁免、国际法上的责任等等。而对于分论所涉的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条约法、国际组织法、战争和武装冲突法，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基本制度理解即可。由于这一部分是国际法的分支，基本在研究生阶段会选择方向专攻学习，高等职业院校的法学专业学习毕竟不能太专，如果学生对这一部分的某个领域感兴趣可以在以后的继续学习中强化这一部分的知识，因此一定要分清主次。在课时量小而课程容量大的情况下，如果面面俱到很容易导致各章都是蜻蜓点水。在讲述上述知识层次的时候肯定会涉及大量的国际法院国际仲裁机构的案例，这些案例可以让学生下去采取自学的方式进行了解。因此，在选取章节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讲课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过深，学生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其次，将国际关系相关理论引入国际法教学中。

国际法的学习和研究不可能脱离了国际社会而孤立。在国际社会中，对国际政治、国际时事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国际法的价值。因此，在国际法的教学过程中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有助于学生对国际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运用，而且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使知识层面纵横交叉，让学生以更开阔的视野理解国际法制。最后，还要注重国际法和其他部门法知识的互串，平衡好知识层面之间的衔接，使知识过渡自如。在讲授国际法的时候，在很多的场合可以比较其他相关学科。例如，在讲到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时，可以给学生先介绍二战结束后形成的战后格局及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关系，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法庭建立的初衷和目的及审判的结果；在讲到的归属问题时，不可避免要讲到中日关系，包括从1895年后到1972年中日建交直至现在中日建交40年期间的中日关系。只用了解这期间双方围绕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并结合国际法上关于岛屿有效控制的理论规则，才能从国际法的角度对的归属进行客观的论证。国际间各种制度的构建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在讲授某种制度规则时，可以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模式，促使学生对国际法的规则和理论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跨度，让学生了解每一个制度背后的利益和相互关系，避免直线思维。

（三）教学方法

受大陆法系影响，我国法学教育重经院哲学和理论讨论而轻实践分析和法律实务训练。因此，应注重将最近的国际热点案例与先进的教学方式综合灵活运用，如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教育、社会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和方法，注重对学生实际参与法律事务、分析解决法律事务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由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于1870年在哈佛法学院时创立，其与苏格拉底教学法几乎一脉相承，主要是通过让学生阅读、研究大量上诉法院的司法案例来学习如何进行法律思维和逻辑推理。在课前教师将本节课所需讨论的案例布置下去，附上涉及此案的必读和选读书目，学生必须事先查阅相关的资料为上课做好充分准备，课堂主要采用对话和讨论方式教学，通过提问、启发、引导学生掌握案例背后所蕴含的法理。在讲解知识点的过程中，引入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鲜活案例，不仅可以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活泼，启发学生的继续思维，而且有利于学生尽快掌握抽象的法学原理，并能灵活运用。选取国际法院的新近案例进行分析研讨，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国际法中某项制度的法律适用，又可以了解国际法院的判案过程及国际法院大法官的思维方式，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例如，在讲到国际海底资源开发中关于担保国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述2011年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所作的关于担保国责任和义务的咨询案件。国际热点时事涉及某段时间在国际社会发生的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如近日的日韩独岛之争、中国和菲律宾黄岩岛事件、中日事件、美国南海巡航等等，这些都和国际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教师在讲授海洋法知识的过程中就可以将这些最新的国际热点问题穿插其中，国家之间岛屿的争端反映了领土的归属原则，有效控制原则的发展理论，美国插手反映了国际海洋法中的海洋航行自由的原则等等。教师可以结合国际热点问题来设计一些案例和问题，同时在班里分组讨论和交流，通过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独立或合作进行分析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对这些问题独到的见解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这样就能寓学于乐，同时又能学以致用，一举两得，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可接受度。

2.多媒体教学法国际法课程内容庞杂、理论跨度大，还涉及大量的法律概念的比较和分析，单纯使用教师板书、语言、手势等传统方式教学，很多抽象的法律概念学生很难理解。如果我们能借助多媒体教学，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可以将图片、声音、动画等综合利用，用生动、直观的资料将国际法知识演绎出来，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例如，在讲授海洋法关于各个海域位置的时候，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国际海底区域、公海的位置，海湾、历史性海湾的区别，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时，通过引入多媒体可以让学生更直观而非仅凭想象去理解知识，不仅增添了学生汲取知识的乐趣，同时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使用较短的视频资料组织教学，例如在讲到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时，可以给学生插入部分审判视频资料，同时配合国际法理论知识向学生讲解，这样可以将晦涩的审判原则寓于丰富的视频资料中让学生学习，让教师的教学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3.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最初源于医学院对实习医生的培养方式，主要通过让学生亲自参与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如接待案件当事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参与社区法律服务、移民法律服务、监狱和矫正机构法律服务、为残疾人和儿童进行辩护、提供法律援助等来亲自体会法律实务。这种诊所的运作模式主要有内设式诊所和外置式诊所。和其他实践性教学模式不同的是法律诊所教育注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同时认为，道德问题不仅仅是写在书面上的文字，更应该在学生平时的法律服务工作中通过磨练其判断力来提升。法律诊所教育不仅注重法律基本规则和原理的解释，更注重法律人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养成，同时在缝合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空隙，把教学内容与职业实际相结合的运作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考试考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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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这一事实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法中的主导地位。国家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也因此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国家之外的其他实体甚至个人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一直存在理论纷争。本文认为经院式的无休止的争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重要的是澄清国家和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一、国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际法主体形态以国家为核心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优势地位是从19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因为根据自然法学派的学说所有的法律都是从自然法派生出来的，所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也无所谓国家和个人在国际法上地位之不同。但是情况从19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国际法成为完全独立的法律学科。“这时，实在法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当时的实在法学说通常将国家视为国际法的唯一主体。”[1](P100)这是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直接参加国际关系、在国际法上孚受权利并承担义务。个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国家才能与国际法发生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组织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增强彻底改变了国家是国际法唯一主体的现象。20世纪60、70年代非殖民化过程中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人格地位得到承认，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在国际法主体问题上国家“独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国际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主要主体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因为国际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参加国际关系，还因为国际组织是由国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或者非国家实体根本不是国际组织，它们的国际人格者地位是有争议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向国家过渡的实体，因此它们并不是长期存在的而是比较短暂的一种国际法主体形态，一旦民族解放运动成立新国家，或者与其他国家合并，它们就又转化为或并入国家这一主体形态。

(二)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以国家为核心

因为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而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所以国际法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国家的活动有关。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际法的目的主要是使国家遵守一定的规则以便和平地互不干扰地独立地行使各自的主权和管辖权。因此国际法的内容主要是维护或限制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国家领土边界和国家的管辖权以及其他从国家主权派生的权利和相应义务。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区别;国际法的实体内容主要是国家领土、与国家领土相毗连的海洋法、与国家对外关系有关的外交和领事关系法、与国家缔约活动相关的条约法、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有关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与国家的战争活动相关的战争法等等。随着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出现，国际法的内容仅仅与国家的活动相关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但是，调整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的国际关系的法仍然是国际法的主要特征。

(三)国际法的实体内容对个人的排斥

如上所述，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都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其结果就是对个人地位的种种排斥。仅以国际法中的国际组织法和条约法为例，即可说明个人受排斥的地位，同时凸显出国际法学者在国际法主体问题上面临的两难处境。

在联合国建立之后出现的国际法新领域国际组织法中，国际组织的概念是维护国家并排斥个人的。根据几乎所有国际法学者为国际组织所下的定义，只限于由国家组成的组织。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中为国际组织所下的定义也是“政府间组织”。因此，以个人占指导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被排除在外，即它们不是国际组织法所调整的范围。

再看看条约法中关于条约的定义，即条约系“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及《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纟约〉排除个人的地位已无需赘述，因为前者把条约限制在国家之间的协议，后者关于国际组织的定义已经将个人排除在外了。但是，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有一个条款是令人费解的，该条款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之国际协定……。”①国际法主体宄竟指的是什么?是否包括个人?该公约并没有可供回答这些问题的任何规定。此外，在国际法学著述中，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的协议”

    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历史回顾

如上所述，在传统国际法中基本没有直接与个人相关的国际法内容。在唯一的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关的国际法内容中，个人还是以国家的侨民或在国家境内的外国人的身份出现的③具体内容无非是个人的国籍、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引渡与庇护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与国家对其在国内或国外的国民行使管辖权有关的。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法上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个人权利保护的条约或协定，但是它们的内容仅限于非常特殊的部分人群例如宗教或语言少数者、奴隶或受奴役者、战争中的伤病员或平民等。[4](1-47)国际法上大量的关于个人的内容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切地讲是在《联合国》规定了人权问题之后才开始出现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又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纟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议定书》。这些文件构成所谓的“国际人权”，与其他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一起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国际法中基本没有直接与个人相关的国际法内容的现象永远成为历史。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也因此有了改变，受到国际法学者的重视。但是个人在国际法上宄竟处于什么地位?他们是不是国际法的主体?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学者中仍存有很大分歧。

(二)理论上的分歧

个人是否国际法主体或者他们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它一直困扰着国际法学者们，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始终不变，但争论的焦点却随着国际法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按照学者们一般接受的国际法主体的定义，作为国际法主体必须能够直接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此外还必须具有在国际上

①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条，参见《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701页。

②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401页：条约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国家和外国个人或法人签订的协议不是条约'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1、第10页。

③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外国际法教科书中，有关个人的国际法的内容一般是以“国际法上的个人”或“国际法上进行诉讼的能力。这两个能力似乎是衡量国际人格者资格的标准。

在国际人权法形成之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个人是否具有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能力这个标准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数是否定的，那些做出肯定回答的少数学者一般都从下述两个方面来论证他们的观点。首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代表享有特权和豁免，这些权利是国际法上的权利。其次，海盗行为、贩运奴隶、贩卖等行为均为国际法所禁止，个人因从事这些行为而违反国际法并因此而承担责任，因此个人有义务遵守国际法，否则将受到惩罚。但是这些论证都一一遭到驳斥。

在国际人权法形成之后，个人是否能够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似乎成为无可争议的问题。④人们争论的焦点自然就转向第二个标准，即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求偿能力。⑤个人根据国际人权公约而享有的人权在遭到国家特别是自己本国的侵害后，能否以其独立于国家的身份在国际上得到法律救济成为判断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的关键因素。

许多支持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学者认为个人已经取得了国际求偿能力。主要的理由有：首先，随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议定书》的生效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该议定书的当事国，个人的国际求偿能力有了国际公约的保障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的接受。根据该议定书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专门可以审议来自个人的关于违反公约的申诉。此外，国际上还有一些类似于人权事务委员会那样的其他人权机构可以受理由个人以自己的身份对国家提出的申诉。⑥其次，在联合国体系内的人权保护机制中，个人可以通过1503程序对侵害自己人权的国家提出申诉。(⑦最后，在欧洲人权保护体制中，个人过去可以通过欧洲人权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这三个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控告侵害自己人权的国家。现在，个人可以直接到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⑧这些都足以说明个人具有在国际上进行求偿的能力。

反对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人对于上述关于个人国际求偿能力的论证不屑一顾。他们强调国家在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强调除欧洲人权保护机制外所有受理个人申诉的制度都是任意性的，即国家的同意仍然是这些制度的基础。没有国家的同意，这些制度的建立都是不可能的。欧洲人权保护机制是特殊情况，不能或者很难推广适用于世界其他区域⑨。因此，个人作为国际人格者的资格是以国家的同意为前提的，很难说个人已经取得了独立于国家的国际求偿能力。

国际法中的国家与个人

(三)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实际地位

个人在国际法的实际地位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能够找到客观答案的问题?哲学上的偏见能不能克服?政策定向学派做过这样的尝试，方法是把自己假定为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人”，试图从客观上认识国际法，解决国际法上的问题，包括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他们是成功的，因为他们改变了国际法的概念，在他们界定的国际法概念中，主体是不成问题的，没有争论之必要。[7|(P221)除了政策定向学派之外，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客观评价，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定以国际法的定义为前提，而政策定向学派的国际法定义成功地避免了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国际法学者的关于主/客体的争论0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实际地位这个问题，原因是并非多数人都能接受他们的国际法定义。相反，实在法学派关于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这一定义早在19世纪就被多数人所接受，它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关于国际法主/客体的争论正是实在法学派关于国际法的定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如上所述，根据在18世纪以前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法学说，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自然法的一部分。由于个人和国家在自然法上的地位是相同的，因此不会产生主/客体以及类似问题的争论。总之，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实际地位的考察不可能是独立。

④实际上并非无可争议，有些学者就认为国际条约并没有赋予个人以人权，个人只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受益者而己。

⑥除人权事务委员会之外，根据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建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和根据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建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也具有受理个人对国家的申诉的职能。

⑦但是不同的是，申诉的对象不是侵犯人权的个案而是一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情势(situation)

⑧1998年11月1日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1号议定书改革了欧洲人权保护机制：为了加强司法性，将原来的三个机构合并为一个，即欧洲人权法院。

⑨其实，欧洲的经验并不是永远都不可能推广适用于世界各地u但是，如果将来有一天国际社会真的与欧洲的现在一样了，国际法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0因为根据政策定向学派的国际法定义国际法是一个过程不是纯粹的规则的总体u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都可以称为“参与者'他们不必是规则所产生之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因此也就避免了建立在麵国际法定义上的主Z客体的争论于任何国际法学说或(更具体地)国际法定义的中立意义的研宄。而且，由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这一命题当中的“国际法”就是用“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来界定的，这个定义是命题的起因，因此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来探讨这个命题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的。此外，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自然消亡的理论可能有助于有关这个命题的研宄。下面将循着国际法发展的历史轨迹来探讨这一命题。

首先，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是随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才出现的，古代国际法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近代国家产生之前，在罗马帝国等封建帝国的统治下，国家之间的交往甚少，当时所谓的万民法实际上是国家的涉外民法，因此是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在国际法还尚未形成时当然不会有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的命题。近代国家的产生是近代国际法产生的前提。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法应运而生。真正独立于国内法存在的国际法产生之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才有可能被提出来。

其次，国际法产生之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就随着国际法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近代国际法主要是协调的性质，而且是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协调，即为了和平地各自互不干扰地独立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它们在相互关系中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妥协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个人不是行使主权者就是主权行使的对象，因此在国际法上个人不是代表国家就是被国家所代表，没有独立的地位。在国际法上个人的身份可以归纳为：一国之君主、一国之使节或全权代表，这些都是代表国家的身份。根据国际法，个人由于这些身份而在驻在国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个人如果没有这些身份或者个人不代表国家，他们在国际法上就不能享受这些特权和豁免。

作为普通的个人，他们在国际上被自己的国家所代表。被国家所代表意味着国际法不涉及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后者只能通过国内法加以规定。国家在其国内法中关于如何对待其本国公民的规定是国际法不关心的。但是，国家如何对待其境内的外国人却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如果外国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外国人的本国可以在用尽当地救济后对受到侵害的本国侨民实行外交保护。外交保护制度是以国家的属地和属人优越权为基础的。由于国家的属地和属人优越权，国际法上出现了协调国家这两种管辖类国际法制度。此外还有外国人的出入境、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庇护与引渡制度等。这些国际法的内容虽然都与个人有关，但个人无论作为一般的外国人还是与庇护或引渡相关的人，他们都是国家行使属人和属地管辖权的对象。此外国家还有一种“普遍性管辖权”，即国家对于在公海上所犯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当时所谓“国际罪行”包括海盗行为、奴隶贩运、走私、在公海上的非法广播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际罪犯”个人是国际法直接惩治的对象。无论作为国际法保护的对象?还是惩治的对象，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不是独立的。在外交保护的情况下，外交保护权是保护国的权利;在惩治“国际罪犯”的情况下，国际法赋予国家以“普遍性管辖权”，权利也是国家的。总之，近代国际法上有关个人的规定或制度都是为了协调国家的管辖权而形成的，其目的主要是调整以国与国对等双边关系为主体的国际关系。

与近代国际法相比，现代国际法有了很大发展。在保留了近代国际法原有的具有协调性质的内容的基础上，现代国际法增加了具有合作性质的内容，打破了以国与国对等双边关系为主体的传统。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或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逐渐成为现代国际法的目标之一。国际法在这方面的内容最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关于惩治战争犯罪，其中包括反人道罪、反和平罪和战争罪，后来又增加了灭绝种族罪(948年)、种族隔离罪(973年)和酷刑罪(984年)等。国际法对这些罪行的惩治不是为协调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而是维护整个人类的利益。国际法在这方面的更大发展应该是国际人权法的产生。从《联合国》到《世界人权宣言》，再到1966年的两个国际人权盟约，国际人权法到20世纪70年代末(两个国际人权盟约生效)就基本形成了。从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人权法就是使国家承担国际义务保护个人(所有个人，其中包括本国人、外国人、无国籍人、难民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从表面看，与近代国际法相比，现代国际法只是扩大了保护个人和惩治个人所犯罪行的范围。实际上，同样是对个人的保护和惩治但其目标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为了协调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以便更好地行使它们的主权和管辖权;后者则是为了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