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增长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现有文献中，关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具体关系的研究较多，而专门研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传导机制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并且大都是在研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附带涉及。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诸多研究强调投资在该机制中的重要作用。Krugman（1988）认为，当经济处于债务积压状态时，国内经济活动中投资回报的一部分将被外国债权人以税收的形式征走，因此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将会受到抑制，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债务积压也会通过增加不确定性抑制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OksandWijnbergen（1995）认为，高债务会对投资的期限结构产生影响，任何投资者都倾向于去投资那些期限短回报快，而不是长期、高风险、不可逆的项目。迅速的债务积累也会伴随着资本流失，因为私人部门会担心货币贬值或者是税收的增加用于偿还债务。MossandChiang（2003）认为，具有高债务水平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违约率，使得经济环境不够稳定，影响投资信心，抑制投资；已经存有的投资者也会审慎评估经济环境慎重投资，总之会抑制投资。

Balassoneetal.（2011）等也认为，在高债务水平下，主要是通过减少投资来降低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文献强调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中的作用。Cohen（1993）认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主要途径是长期利率。政府预算赤字的持续上升，会导致更高水平的长期利率，并且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会降低潜在产出的水平。ElmendorfandMankiw（1999）认为，如果政府债务融资水平持续上升，会推高国债利率，对居民和企业而言，会导致私人部门净现金流出增加流入到公用部门。这有可能使得非公共部门投资利率上升，并且消费下降。BallandMankiw（1995）和Orszagetal.（2004）等认为，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可能令投资者怀疑政府的到期偿付能力，最终会导致必须要向投资人支付更高的利率才能弥补赤字。利率水平的提升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无序，影响经济增长率。

部分文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有重要作用。Pattilloetal.（2002）以61个发展中国家1969～1998年的数据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水平翻倍会降低每资本GDP增速和TFP增速1%，并且政策环境也会影响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Pattilloetal.（2004）认为，在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高债务水平对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中2/3是通过TFP，1/3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ElmeskovandSutherland（2012）认为，政府债务会以非线性的方式推高长期利率，增大违约风险，挤出私人投资，进而降低研发支出，损害经济增长。对政府部门而言，一方面，政府更倾向于投资期限短，见效快的项目；而不是投资期限长，投资金额大，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高新技术项目。而且，也降低了政府提供教育的资金投入，进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

还有一部分文献认为，政府债务会造成资本流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AlesinaandTabellini（1989）和TornellandVelasco（1992）认为，一国通常会过度借贷，为偿还贷款会提高税率，引发资本流出，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MossandChiang（2003）认为，具有高债务历史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违约率，而债务违约将会对一国的国际信用及信用记录带来不良的影响，国际声望下降。投资者会怀疑一国的经济实力，引发资本流出。总结现有文献，虽然也有文献提及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大都仅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提出，而且经验研究结果也相对较少。本文将运用面板VAR方法对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对理解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所帮助。

二、研究设计

从利率—投资视角来分析，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是，首先，政府的发债行为会引发利率的上升。因为发行政府债务，会对货币市场资金造成占用，形成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对资金产生竞争，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和长期利率均会提高。其次，利率上升会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有挤出效应，导致投资下降。最后，由于投资构成总需求，投资的下降必然引起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得到政府债务冲击下利率、投资和产出的具体反应，本文使用当前宏观经济领域较为新颖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VectorAutoregression，简称“面板VAR”或“PVAR”）来分析该传导机制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模型的设定选用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利率和投资组成一个PVAR系统。具体的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二）数据的选择数据选择方面，鉴于1980年以前个别国家数据缺失较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以69个国家1980～2012年间33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见表1）。这69个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布隆迪、比利时、孟加拉国、巴哈马、玻利维亚、巴巴多斯、不丹、博茨瓦纳、加拿大、瑞士、智利、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德国、多米尼加、丹麦、厄瓜多尔、西班牙、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赤道几内亚、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科威特、圣卢西亚、斯里兰卡、莱索托、摩洛哥、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拉维、尼日利亚、荷兰、挪威、尼泊尔、阿曼、葡萄牙、卢旺达、新加坡、塞拉利昂、瑞典、斯威士兰、叙利亚、乍得、多哥、泰国、乌干达、乌拉圭、美国、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

（三）单位根检验及滞后阶数的选择面板VAR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变量必须平稳或者协整。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那么每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集都只是一个期间的行为，其结果无法推广到其他区间，并且该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将不再是F分布。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evin-Lin-Chu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政府债务的数据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阶差分后平稳；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本身即为平稳序列，无需调整。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之后，对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估计。根据滞后长度信息标准显示，PVAR的最佳滞后阶数见表3。

（四）PVAR估计结果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对4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了PVAR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L1、L2、L3分别代表滞后1期、滞后2期和滞后3期。首先来看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过程。估计结果显示，政府债务的滞后1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利率会产生影响。其次来看利率对投资的影响过程，利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会对投资产生影响。再来看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过程。投资的滞后1期对于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VAR综合估计结果显示，政府债务—利率—投资—经济增长率的传导机制显著且有效。

（五）脉冲响应分析图1即为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200次蒙特卡洛模拟反复抽样得到的95%的置信区间，首先来看利率对于政府债务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在政府债务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利率的增加第1期期末达到正的最大值，随后在第1期后会向下穿越横轴，并在第2期达到负的最大值。之后经历震荡衰减过程，并在第10期左右回归到初始稳态水平。由此可见，债务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内会提升利率水平，但也存在利率超调的震荡调整过程，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利率波动。其次来看投资对利率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在利率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投资成正“U”型调整，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最后在经历约10期后逐渐收敛至稳态水平。由此可见，利率的提升在短期内对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再次，来看经济增长率对投资的脉冲响应过程。在投资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实际产出呈“驼峰”形态调整，并在第1期期末达到峰值。然后，实际产出经历约10期的回调后，逐渐收敛至初始稳态水平。最后，来看经济增长率对于利率的脉冲响应过程。在利率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实际产出会立刻出现下降，并在第2期期末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回归到初始稳态水平。综上所述，脉冲响应图结果也显示，政府债务的提升会造成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利率水平的提高将直接引发投资的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脉冲响应函数图直观地反映和证明了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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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政策让内外统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国际的存在是可以将这些变成无限的，所有的人文经济形成高度的统一，在配置的优化上也下足了功夫，中国经济如果是仅仅靠自己的能力的话就算是一百年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这种体系，我国开展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根据的，是在大发展下研究出来的细枝末节，用技术代替自然，把握好国际经济贸易的橄榄枝，顺着各个要点前进，从需求中获取利益。这些政治经济为一体的组织不断增多，经济一体化也突破了局限，市场上的交易逐渐完善，这全都源于人们的客观需求，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架不住不断的开发生产以及人员的需求，所以面临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发展无疑对我国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往的闭关锁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保护了起来，但也使中国落后了很多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迎头赶上，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的交流有多么重要，目前我国也积极发展国际交际，其实国与国之间才是最大的出口，只是要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这个环境中进行，让资本的流动更加迅速，给了中国经济上的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很成熟，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使跨国经营模式逐渐成熟，这样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才能广泛的流入各处，这也是一种手段，有力的手段，这样的吸引力无疑让整个国际经济贸易对我们拭目以待。

二、顺应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体系，有效抑制人口增长

在时代飞速发展的如今，中国也是人口大国，在经济的大发展下，中国虽然逐渐富裕起来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影子，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们，首要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不能让我国的人口再继续膨胀下去，这对我们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影响也是巨大的，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也是有的，所以为了改善这点，我国顺应国际和本国经济需求在国内推行了计划生育，在相对应的政策的开展下，有效的抑制了人口膨胀的结果，以往一个家庭能生四五个孩子甚至更多到现在的只能生产一个，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也大大减轻了对家庭的负担，给国家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这是一种优良传统的开始。人一多，自然对物资的消耗也就更多更快，国外的人住的房子很多都是两层楼的独立房，而中国居住的则大多都是高楼大厦，这对人均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发展下，各个国家自然就互相体现出来彼此的优缺点，相比较之下，中国人民的个人空间活动范围就显得很小了，在公路上也经常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况，一些生态公园景观地点满地的垃圾等，这些由人口带来的危害都逐渐凸显出来，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对经济的拖累，要知晓其带来的后果，大量的人口带来的就是整体经济水平的低下，造成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不平衡，这就是人口的弊端。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从源头限制了人数，这种方式也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同样是对世界的贡献，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对各种物资的消耗，总体水平同时下降，拉开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牵制着国家的发展，但是目前对人口减少的策略还没有应用的很彻底，人口只是被控制了发展，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让国际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完全的体现。

三、学习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从内部入手改善经济问题

眼看着抑制人口与促进本国经济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制约国家建设的因素，从七十年代开始，各政府就不断努力到如今取得了成功，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这项举措也是长远目光下的产物，开始的越早收到的成效也就越大，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思想觉悟。但是在一些地区还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老旧思想，对本国的经济没有支持的思想，这是政策的落实没有下达到根本，很多人都还不懂得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这种思想没有在年轻一辈的人心里形成，所以要将改革的春风送到基层，加强抑制人口工作的开展，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这种工作探讨需要领导的调查与研究，要分析好各层次人物的心理，做好相对的应对工作，保证好计划上的全面，目前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下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不断培养属于自己的一股经济能力，而这种也大多体现在对学生以及青年的教育中，或是借助学校辅助进行一些加强教育，这也是对我国经济的促进。有句话说得好，想要学的好，就要从小教，我国响应国际的号召，学习先进的事物对国内的进行不同层次的年龄段教育，而在发展的异常开放的时代，这些学生往往比我们理解的还多得多，所以从小就要纠正他们的思想，这才是正确的途径，这种途径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能很直观的反映在未来经济的工作上。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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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风险规避保险需求

1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1.1风险因素

“无风险，无保险”，风险是保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依据。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发展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风险也在发展，人们在使某些风险损失减少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风险。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创造出了数倍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坏性更大的风险。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而使得作为风险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保险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风险和风险的管理方式是共同发展的。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风险的发展，新的风险的发现及解决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带动的人类实践向纵深的发展的同时，也会不断的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1.2财富因素

一国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保险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险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险的储蓄性决定的。短期内，由于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作为互补的平均储蓄倾向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递增。按照Kuznets的实证研究，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是恒定的，但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储蓄总量也在增加。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决定了保险的需求会随着人们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险的保障性质决定的。对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可以运用效用理论。面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可以将期望值看作一个经济项目的价值，这就是期望值原则。无论面对怎样的随机损失X，付出数额E(X)就不会感到有差异。但多数决策者并不按照这一原则，初始财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保险需求的财富弹性是指，个人财富的变动率所引起的保险需求的变动率。“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国家都沿着一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前进，就可以从研究中得出一条合理的结论，即保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国民收入的一定增长会产生保费收入的更大规模的增长。

1.3人口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也会使社会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寿险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使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也使人们的期望寿命增长，对寿险作为储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另外，长寿意味着寿险价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龄的人的分布情况，以及与此对应的财富的分布状况，是影响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与人寿保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们超长存活而无经济来源。因此，平均寿命的增长也促进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我国较高的少年儿童赡养率，对寿险构成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我国正在增加的老年赡养率，也将使我国寿险业受益。

1.4意识水平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传统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家一些进步、文明观念的引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险，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将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应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大，这其中包括对保险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学转化为更广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这样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5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需要设计某些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地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保险产生相当的影响。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会扩大总需求，从而加大保险需求，反之，减少保险需求。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货币需要大于货币供给，可能因而减少保险的购买；反之，则增加保险的购买。

2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仅从经济产出的总量上来分析对保险消费的影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来代表经济增长。这里运用简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关系，因为某一变量的变动与另一个变量密切相关并不一定说明一个是因，另一个是果，如果变量的变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分析的效果必然会减弱。结构模型根据变量之间联系方式，找出他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选择简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说明：第一，如果经济的增长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税收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并且这种作用是直接的。这样包含国民生产总值和保险消费变量的简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货币因素影响的非均衡的增长，则为了使经济回到均衡点，政府会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一方面实际的传导机制或者还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传导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使结构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鉴于以上的两点分析，我们这里选择简化式的模型（见附图）。

我国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致呈现一致性，说明国民收入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的保险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有许多的因素。例如，保险产品替代品的价格、体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将运用如下的模型进行分析，

InY=?琢1+?琢21nX+?着

Y:保费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琢1，?琢2：回归系数；?着：随机干扰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为0.983，调整的R2为0.982

可见，该模型能够很好的通过各种检验，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常数值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上式求导，dY/Y=1.765dx/X，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实际的保费收入预期会增加1.765%。这里的收入弹性是总体的弹性，包括寿险与非寿险之和。与寿险业相比较，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相对发展稳定。

如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趋向于更加的风险规避，即前文中我们的效用函数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国寿险业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非寿险业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该模型也能够很好地通过各种检验。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大致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国际范围内的非寿险收入弹性，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寿险收入弹性分别为1.14和1.75。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介于二者之间，大致有两种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使风险因素和风险事故增加，促进了对保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依赖。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国的非寿险的收入弹性。实际上，在非寿险业务的内部，各种不同的产品对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影响寿险业发展因素多于非寿险业的，所以使寿险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我国的寿险业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为：

1nY=-25.690+2.891nX

Y：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模型的统计检验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够较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我国寿险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2.89，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为，第一，人们随着财富的增加风险态度趋于更加的风险厌恶；第二，市场利率风险使人们选择了相对稳定的保险这种储蓄方式；第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场中介问题）以及保险人对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样本数据较少，存在高估寿险业收入弹性的可能。

可见，无论寿险业还是非寿险业，都与国民生产总值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保险业高速增长的基础，这为实际业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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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M].北京：三民书局印行，1984

篇(5)

我国FPI、FDI和外债流入的数量显然具有非线性。FDI已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催化剂。我国FPI的波动则大得多，从起初的量小，到中期的波动大，直至2003年后快速上升。我国FPI的波动与我国股市的波动有相似性，随着我国股票证券市场的逐步开放，FPI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及对证券资本流入的谨慎态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吸纳能力。然而近几年受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浪潮的影响，我国也逐渐对证券资本流动有所放开，尤其是2003年QFII制度的施行，意味着对证券资本内流的进一步开放，极大地鼓舞了国外投资者，但根据QFII制度实施的滞后效应，可以预见我国证券资本流入在将来不久即会恢复增长态势。我国外债的规模一直不大，但近年来迅速上升，尤其是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导致海外套利资金通过外债形式大规模涌入。除FDI较为稳定外，FPI和外债的变动幅度大且非线性强，以外债为例：1985年的外债余额约为160亿美元；1995年外债余额达到1066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2008年12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4000亿左右，是1985年的24倍；2012年6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7852亿美元，增长迅速。FDI、FPI和外债与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FDI、FPI和外债三者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充满着正负反馈回路，甚至FDI、FPI和外债之间的联系也是多而繁杂，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结构。具体表现在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反馈机制，自我增长，自我扩大；另一方面，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系统之间可能存在互助机制，GDP增长吸引更多的FDI、FPI、外债，FDI、FPI、外债的进入规模也有助于GDP增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关系。此外，FDI、FPI、外债与GDP的耦合效应，也可能抑制FDI、FPI、外债与GDP增长。为此，笔者决定以VAR模型进行四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辨析。

2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经济风险关系的VAR模型构建

国外直接投资、国外证券投资和外债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这四个要素之间不仅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要素自身通过反馈影响其自身，使其整个作用过程极为复杂。VAR模型是以数据统计性质为基础，把某一经济系统中的每一变量作为所有变量的滞后变量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的。它是一种处理具有相关关系的多变量的分析和预测、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的最方便的方法。为了描述GDP、FDI、FPI和外债四变量中的互相联系和自我反馈，笔者根据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构建四变量的VAR模型。

2.1变量选取

（1）FDI累积量（FDIS）

FDI从投资到产生经济效益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经济效益的全面展现根据行业的不同则需要4～10年。因此，当期的FDI流入并不对当年GDP的增长产生影响，当年的GDP应该是之前FDI等要素积累的结果。

（2）FPI累积量（FPIS）

在FPI的经济增长的分析中，FPI自从进入市场到产生效益的时间虽然要短（略去了FDI审批环节），但FPI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同样存在延迟，因此采用FPI累积量。

（3）外债当年值（DI）

国家有目的的增加外债，其经济效益见效更快一些，但是累积效应同样不可忽视。另外，由于外债分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短期外债变化快，使用外债当年累计值已是最优选择。（4）GDP增量（GDPZ）：GDP增量是指GDP比上一年度的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合理的度量标准，同时为了抛除经济增长的惯性，GDP增量的选择要更加合理。

2.2数据预处理

笔者考虑到1993年前我国两次大幅调整汇率导致的数据波动，采用1993～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笔者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1）凡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全部按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

（2）所有数据均按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波动因素影响并获取实际值；

（3）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有数据取其自然对数值，以增强数据线性化趋势、消除异方差，同时便于考察各变量对GDP的敏感性。

3FDI、FPI和外债对GDP增量影响的重要性分析

笔者利用EVIEWS软件对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了要素的关联分析。中国经济增长FDI存量的依赖巨大，中国经济增长量的60%来源于FDI存量的带动，重要性依然有上升趋势，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吻合；FPI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5%左右，近年来略有小幅降低；外债的影响力在5%左右，近年来也略有降低；GDP自己的资本惯性维持在20%左右，并有下降趋势。FPI流入对我国资本形成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已成为稳定的GDP增长的源泉之一，但远没有FDI的明显。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FDI，利用FPI和外债的规模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是重要性与FDI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FPI大，外债对经济的影响比FPI还小，说明当前利用FDI仍是我国主要的利用外资形式，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决定的，也与1979年我国自对外开放以后的政策有关。首先，在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条件下，我国引入国际资本最主要的方式是FDI，FPI和外债在国际资本流入中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故而未起到明显作用；其次，由于FPI的特点决定了其流入虽然为我国增加了国内资本，但其渠道主要集中于证券二级市场，而非流向国内实体经济，由于FPI的短期图利性，且流动性强，故FPI的流入或流出都会导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这种经常性的波动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我国国内自有资本市场的不断壮大，资金缺口在逐步缩减，再加之我国工业、农业等方面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国内流动资金的充沛，从而外债和FPI的范围、投资额和投资空间都在逐步缩小，外债和FPI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呈现持续降低。

4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与GDP增长的风险分析

系统的稳定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如果一个系统具有动态稳定性，系统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须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被笔者用来解释国际资本三种方式与GDP之间的互相影响。

（1）我国FDI变动对FP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FDI存量的变化不仅能引起FPI存量、外债和GDP增量的变化，而且能引起自身的变化，体现了FDI流入的资本惯性。由于我国FDI存量基数大，其影响力不容小视。FDI存量的变动对自身有着放大效应，这种表现为正反馈的放大效应在6到10年内达到峰值。FDI存量与FPI存量的变化呈现正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引起FPI存量的增长，FDI存量变化的吸引力在4年后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对FPI存量的吸引会达到最大值，后期平缓下降。FDI存量变化在一年内对外债几乎无影响，从第二年到第三年会呈现负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外债的短期降低；但是随着FDI经济效应的显现，从第4年开始呈现正相关性，这是由于国内资金缺口的扩大，依然需要外债的流入来弥补国内资金建设的不足。FDI存量的增加会对GDP增长产生正效应，这个正效应在4到8年期间的效应会达到顶峰，之后会平稳下降；反之，FDI减少对GDP的影响也是长远且深刻的。

（2）我国FPI变动对FD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我国FPI变动对FDI变动呈现正相关性，FP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在短期内引起FDI存量的增长，此反应极为灵敏；但是5年后开始下降，之后平缓下降使FDI存量趋于稳态。FPI存量对外债短期内具有负效应，由于FPI的投机性，在两年后外债的需求同样增加并快速升高，用以弥补FPI短期投资性带来的资金缺口；长期来看，FPI的偶然变动对外债影响不大，但是波幅很大，带来的金融扰动应注意警惕。FPI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明显。FPI存量的突然增加对GDP增量有正效应，这种正效应显现周期为4～6年，以我国数据来看，FPI的小幅变动对GDP影响不大。FPI存量的变化也会给FPI自身带来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为正相关性，类似与股市的跟风效应，但是衰减较快。

（3）我国外债变动对FDI、GDP和FPI的影响分析

我国外债的变动和FDI存量的变动具有正相关性，外债对FDI的吸引会在第2年达到顶峰。在第六年的时候会有第2个峰值的出现，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变动短期内与FPI存量显示负相关性，外债流入缓解了短期资金不足，FPI需求量必然下降，但是随着还款期的临界，会引起FPI存量的增加，并在第3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的变动与GDP增量呈现正相关性，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在2年后开始显现，在4到6年内达到峰值，这也是外债的作用发挥时间，之后趋于平缓，稳态下降。外债的自身冲击表现的较为复杂，外债变化和外债存量短期内有负相关性，但是在第三个周期又开始有正相关，之后再次回升后回落，归于平稳。

（4）我国GDP变动对FDI、FPI和外债的影响分析

我国经济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FDI和FPI的流入。我国国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到FDI和FPI资本在我国的存量，其中FPI的反应更为敏感。我国GDP的增速每扩大一个单位，其吸引来的FDI增加0.3个单位，所以经济增速的快慢是吸引FDI资金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魅力是FDI资金无法拒绝的诱惑。同时可以看出，GDP增速的偶然变动在短时间内会促使FDI的快速增加，而且具有长期效益，虽然后期吸引来的FDI会逐步稳态下降。我国FPI存量对GDP增速也较为敏感，但是与FDI相比波动只是其一半左右。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在短期内吸引较多的FPI进入东道国，但是一个偶尔的增速并不能吸引FPI的长期投资，脉冲图显示在经济增速回落的第二年起FPI就会逐步撤出；FPI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即4年到6年左右还会吸引FPI资金的到来，但是量要少得多。我国GDP增速对外债的影响最小，但是作用却最为复杂，波动性极大，但恢复却相当迅速。GDP增速突然扩大对外债需求量突然加大，并持续2～3年，但从第4年开始由于经济增长效应的显现使外债会减少，同时外债数量会围绕原来的水平震荡，最后脉冲效应消失。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对GDP本身产生一定的增长惯性，也就是说上一年的增长的好，下一年如果没有突发问题也会增长的不错，其增长惯性保持的时间较长。

（5）同单位FDI存量，FPI和外债对GDP增量的变动比较

各个变量冲击变量的广义脉冲图谱如图7所示。从响应时间来看，FDI、FPI和外债分别变动一个单位，引起GDP增量变动的时间不同，FDI最慢，FPI与外债较快，这与FPI的市场性和我国发行外债的规划性很强有关系。从响应幅度来看，我国FDI对经济的投资效率已明显低于FPI和外债，FPI的波幅最大，而且影响深远，其对GDP增量的效益值约为3～4倍；外债投资对GDP增量的效益值也是FDI的2倍左右。

5结论

从VAR模型结果看，FDI是我国GDP发展的主动力，其次GDP增量自身的资本惯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FPI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轻微作用，在我国现有体制内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外债流入较FPI对GDP增量影响效果明显，但也不是特别显著，值得注意其对自身的影响波动很大，是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不稳定要素，脉冲响应图也更加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一点。GDP增长率的提升会在一年内带来总资本流入变动的增长。GDP增量对FDI、FPI和外债的响应最为强烈，我国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能否获取预期收益，充分说明了系统的内因才是事物的主动力。FPI对FDI、外债和GDP增量的响应次之，由于FDI的长周期性和FPI投资的强流动性、强变现性等特点，故而FPI存量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反映程度更加猛烈。需要注意的是外债的波动虽然会在很短的时间稳定下来，这与我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和经济繁荣有关，举债不难使其稳定性很高，但是外债的强流动性会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带来巨大的冲击，其波幅变动之大，变化之快，需要在国家层面予以重视。这和我国外债的构成有很大关系，短期外债超过长期外债占据我国外债份额的大部分。

篇(6)

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受实体经济率先复苏和预期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国际资本争相流入中国。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早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收紧，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已经4次提高基准利率。加息只能使国内外利差进一步加大，使得国际游资加速涌入国内进行套利，流动性加剧，通胀风险进一步提升。全球面临流动性失控也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争相流入商品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包括贵金属价格普遍上浮，铁矿石、铜等金属物品及大宗农副产品价格均大幅上涨，致使向全球输出通胀。中国对于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间接带动了消费品价格上涨。其次，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央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其发行的基础货币量。从2008年3月（最低点）到2013年8月，中国的基础货币量（M1）从15.1万亿增加到31.4万亿，净增长16.3万亿，翻了超过一番（见表1）。但是，中央银行并不应该完全为基础货币的高速增长负责，中国的基础货币有明显的受到外贸因素影响而被动增加的色彩。受世界范围流动性过剩和出口导向的影响，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2012年表现依然强劲，实现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增长了48.1%。由于央行负有要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责任，净出口增加导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数额急剧增长，而外汇占款增加的结果是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其逻辑是，中国企业出口赚取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企业向商业银行结汇；把维护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的央行再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外汇，转化为日渐积聚的国家外汇储备。2013年6月末央行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近三倍。央行购汇使得基础货币不断地流入商业银行，扩大了后者的可贷资金规模。由于净出口更多地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央行没有能力加以左右。所以，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并不是随意的，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基础货币量被动增长，客观上增加了通货膨胀风险。再次，从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内部原因看，央行不仅无法控制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热钱流入、成本上涨和基础货币被动增加，也没有可能完全控制国内广义货币的创造。广义货币的失控和过剩是在刺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背景下，货币通过商业信贷过程内生创造的结果。

在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这四年时间内，中国的广义货币即M2由42.3万亿增加到106.1万亿，净增长了63.8万亿，增长达1.5倍。2013年8月，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M1）的增幅之差达到了“106.1万亿—31.4=74.7万亿”之巨，见表2。教科书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喜欢用乘数效应解释广义货币的创造，但这种解释是刻舟求剑，书斋里的学问，乘数论似乎解释了一切但也掩盖了一切。直面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会内生的多创造出来74.7万亿的广义货币。从央行的数据分析，新增加的货币供给量绝大多数被以贷款形式流出的。从绝对量讲，截止2012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本外币贷款总量约67.3万亿元，大约是2012年GDP总量的1.3倍。从增量看，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从29.4万亿上升到74.1万亿，净增了44.7万亿，占内生地多创造出来的74.7万亿的广义货币的60%，见图3。那么，这44.7万亿的银行贷款又流向了什么领域呢？有研究显示，这44.7万亿的贷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这符合在转轨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个经验判断，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在获得国内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营部门，反之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的项目在信贷方面往往享有优先权。一个举目可见的现象是，在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扩大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投资，国有企业也趁机大举借贷，乃至出现国企地王现象。通过上述数字的对比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认为，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内广义货币增和基础货币之间的74.7万亿增幅差额，从国内的因素看，主要应该是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业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工程的倾斜性信贷急剧膨胀的结果。

二、根治中国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对策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远不是央行多发了基础货币那么简单，广义货币增加背后的逻辑是复杂的，反映了国内外双重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也必须多管齐下。

（一）加强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渠道的监管，防止炒作性游资进入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无外乎是被套汇和套利机会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内，中国外贸巨额顺差造成国际市场巨额的人民币需求，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故而人民币升值预期无法避免；为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废止。那么，在长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针下，短期可暂时对外汇资金强化兑换管理。可规定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资金，没有经过非常充分严谨的论证不能兑换成人民币，进而切断人民币与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连接。政策实施时要区别对待，在拒绝国际游资的同时，不能伤害到正常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反通货膨胀的特殊时期，短期内来强化外汇的干预和管制，是一个值得考量的政策选项。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生产能耗，减轻对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度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无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现在中国需要何种商品，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面对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必须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崭新的发展道路，既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又要相对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即使是从长期国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胀的角度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生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扩大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能源输出国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国际影响，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权也是必须抓紧进行的工作。

（三）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近年来，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个方面它对通货稳定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于净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在通胀背景下，消费能力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增加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要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在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同时，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编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以便科学地建立健全动态价格补贴机制，当因供求变化等原因导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出现持续较大幅度上涨时，政府应及时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给予适当的临时价格补贴。

篇(7)

人身保险主要是保障人类身体和寿命等，以此为标准进行一定的承保。当人们遭受不幸事故或因疾病、年老以致丧失劳动能力、伤残、死亡或年老退休等情况出现时，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以此来解决其因病、残、老、死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财产保险主要是根据投保人所存放固定或不固定的财产和物资进行风险保障。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这些都属于财产保险，它主要是以有形或无形财产与其相关利益作为保险标准中的一类实行补偿性保险。保险是金融行业组成部分之一，对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明显的经济作用。保险行业风险转移与补偿可以使消费者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促进保险业的消费又可以刺激到其他产业的消费。与此同时保险公司除了为人身和财产提供保险外，还承担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保险公司售出保单在此之中吸收相应的保险费，然后进行集中的资金运作，同时为经济机构和投资者提供长期资金链，使有效的资金或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与安排。这样可以提高资金运作的相应能效提升质量。同时经济增长是保险行业发展的前提，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得到了足够数量的资金进行分配到人们手中，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想到购买保险为自己的未来进行一定保障，美国心理学家说过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五类，第一种是生存、第二种是自身安全、第三种是社会交往、第四种是社会尊重、第五种是实现自身价值。如果按照这种理论进行思考研究，那么就意味着只有人类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后，才可以进行劳作获得金钱。换句话说，只有当收入满足人类基本生存且还有盈余时才会考虑买保险，而较高的收入就是要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保险行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

二、保险业发展提议

2014年我国国务院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总体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重要标志,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情况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条件也在悄悄的发生着改变。人们的经济状况变好后就会越来越重视自身与家属的健康与安全，很多保险公司就是看中了这种情况进行新项目的探讨与研发新型的保险产品。民间融资机构的不断增加发展，也使保险公司开始注重责任与信誉度的建立与维护。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