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20 16:20:10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史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查索古来文化典籍，关于书画史志的文献不胜枚举。其中，出自近代学者，动辄言以数十、百万计的有关中国书法史、绘画史之类的“砖头式”著作，亦俯拾可见，面对这些丰富的书画史籍，我们必须以科学而又审慎的态度，对之精心采择、深度探析。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寂寞之道，身处当下“多元激荡、诱惑丛生”的时代，尤其需要有沉静的治学心态和百折不挠的向学之志。另外，中国书画史籍每由文言记述，故而要求学人应当具备较为扎实的古代汉语、文史知识根底。由于书画史籍行文往往旁征博引、譬喻丛生，有着显见的跨学科特色，比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既是优秀的古代散文作品，又是细腻而酣畅的书论文章；杜甫的《丹青引》《画马赞》，白居易的《画竹歌》，则兼有诗歌与画论之长。所以，以之为母体所展开的专项研究，自然形成一门综合性学科。在文艺研究领域，若欲对某个综合性学科的学术研究有所期许，则“驾驭者”非为广览而又深探的“杂家”不可。综上所述，该专业领域对其研究者颇为挑剔，缺乏相应的“立体型”知识架构，要出成果是很难想象的。
目前，国内有高校专门设置“中国书画史籍研究”专业者，其现实意义自然不言而喻。深入研探历代递续流传下来的书画史籍，本身就是在坚定地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宏观上看，中国书画艺术在世界文艺时空中自成体系，有着独特的技法、面貌与精神内涵，绝不容漠视、误读与遮蔽。而“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学术史”②书画史籍研究工作，无疑是中国书画挺然辉耀于全球艺林的重要支撑。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我国先贤的体例、角度及修辞，固当认真借鉴，同时，还应该本着全球视野和当代立场，对包括西方在内的最具科学含量与操作优势的学术方略进行积极吸纳、施用。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更有视域广度与理性深度，更富生机与活力。
就笔者个人而言，对唐代书画典籍一直有着浓厚的探究兴趣。唐前书画史籍，一是相对零散芜杂、真伪交混；二是撰述手法不够成熟，多感性呈示而少理性密织，并且数量上相对单薄。而李唐之后，时风移易，沉雄浩博的帝国气象已一往不复，相应的书画史论撰述，亦渐趋冗繁琐碎。反观有唐书画典籍，丰厚开张，文质兼赅，无论体例还是观点、语词，都颇多可圈点处。就书论言，欧阳询的《三十六法》、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李嗣真的《书后品》、窦臮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等；画论则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张璪的《文通论画》、李嗣真的《续画品录》、张怀瓘的《画断》、窦蒙的《画拾遗录》等，都是值得反复披览、细细研读的精品。个中，笔者尤好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部我国首部绘画通史著作共有十卷，大体上看，可分为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370 余名画家传记三部分。搜罗详备，论述精能，允称唐代绘画之“百科全书”，具有承先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对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的研究，在国内随处可见，是画史画论治学方面的热门课题。其中有罗世平先生的《回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造型艺术学刊》，2006年），此外还有诸如“《〈历代名画记〉绘画美学思想研究》《张彦远的艺术创作论倾向》《张彦远评传》等专著、论文散见于专业报刊。在山西临猗县，还专门成立了“张彦远研究会”。
张彦远茂才异等，画论、书论骈美并善。《历代名画记》之外，还著有《法书要录》十卷，辑录了自东汉至唐元和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共39种，其中有的只存其目，实则只有34篇，“采摭繁复，后之论书者，大抵以此为据”。
对笔者而言，试图在张氏书论、画论思想之间的异同及其相互渗透影响等方面做一些比较研究，从这个学术角度切入，据知，不敢说绝无仅有，起码尚属鲜见。张彦远条件优越、涉猎宽博，具有多方面才艺，不仅是书画史论家，还是书画家、书画鉴藏家。数种身份之间，呈错综交叠状。那么以《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为剖析标本，对张氏书、画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相互之间的融通脉络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与指认，同时厘清其艺术创作与鉴藏对理论的促动与依赖关系，在当下的张彦远研究经纬之中，一定是一件有意义并且不乏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并进一层探索。
注释：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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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演播空间
作者：admin2008-5-2619:13:17
开放的演播空间秦建伟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的中国电视业经过发展，竞争日趋白热化，电视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不论高度时效性的新闻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性节目......优秀的制作与精美的包装，再加及节目主持人充满智慧的语言都对节目的收视率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需要制片人(导演)主持人(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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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演播空间
秦建伟
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的中国电视业经过发展，竞争日趋白热化，电视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不论高度时效性的新闻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性节目......优秀的制作与精美的包装，再加及节目主持人充满智慧的语言都对节目的收视率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需要制片人(导演)主持人(演员)摄像灯光美术设计音响编辑技术等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完成整个片子的制作，演播室空间美术设计也是其中人非常重要的一环。
美术创作人员在得到一个演播室空间美术设计的任务时，酝酿最初的想法和形象化的概括，抓住对设计的独特理解，逐步形成它所塑造的演播空间外部形象的具体想法和意向.意在笔先,避免机械地按照节目规定的空间提供一般化地环境设计，才能提炼与节目有内在联系的造型因素，使空间成为一种潜在的语言,创造出仅靠人物语言动作无法充分表达的深遂意蕴。
在这里，我暂把演播室空间的设计分为六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假定的空间
假定性系美学概念之一，假定性是一切艺术创作所共具的属性，空间艺术中以抽象象征虚拟引喻，间接表现艺术的时空感。
演播室的空间也可以是一个假定的空间场景，通过不确定空间的指定性，体现节目风格，例如：凤凰卫视的“杨澜工作室”，是一档以讲述历史长河中种种发人深省的故事、轰动的事件、才子佳人的传奇，回顾历史,给人以启迪的栏目.,整个节目开始摄像机由上自下，由右向左缓缓移动，象征历史文化的罗马石柱屹立在运动着的蓝天白云下，每一个柱子的中间都有一个电视屏幕，不断播放着珍贵的历史资料，主持人从柱子间慢慢走进镜头讲述一幕幕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个假定的空间定位在一个变化的历史长廊中，把一个古老的历史废墟景象搬到演播室，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环境中，让观众能更好地去了解过去的各种历史。
二情感空间
不同类型的节目体现出来的感情基调是不相同的，一般节目的开始往往通过一段音乐，几组画面，几行字幕，就可以让观众了解整个节目的风格，环境的设计同样也从背景到环境空间道具无不体现出某种特定的情感用语。亚洲卫视的[V]频道，几乎所有演播室的空间设计，都采用极度夸张的色彩，奇异的道具，再加上主持人新潮的发型及服装，体现出先锋音乐的存在空间，在这样的气氛中，肯定不会有严肃的故事发生。
三交互式的空间
谈话式的节目中,演播室的空间设计目的是让主持人与观众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迅速沟通，调动情绪，让更多的观众融与节目中进行参与。“实话实说”栏目，演播室为圆型空间，观众嘉宾主持人三者在同一对等空间，摄像分布其中，主持人在观众嘉宾中来回穿插，打破了空间的两面或三面的传统组成结构.这种开放的空间构架,能更加轻易地调动观众的参与情绪，让主持人有更多的发挥余地。
从这一点来说，演播室空间的美术设计，已不是简单地独立出现的，它是通过空间这个媒介与节目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搞装饰装修的设计人员，在搞电视演播室的空间设计时,为什么显得有时力不从心了。失败的设计只能体现在独立的空间变化，独立的背景空间，与节目本身相差甚远。
四空的空间(通用性演播空间)
一些演播室不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场所，关键是画面的整体和清晰，再配置简单的道具，这种布景也称为通用性演播，常用中景和近景，全景仅仅起到穿插作用。例如：凤凰卫视的“铿铿三人行”栏目，整个演播室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幕布，以此体现“人生大舞台”“幕后休息室”的意象，以再简单不过的背景突出节目调侃诨谐的风格，是典型的后现代舞台风格，把三个人物放在一个简单的中性背景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性格更加突出，这种空的空间设计可以使观众唤起某种形象感触，也就是所谓的形象联想，形象联想也就是设计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契机，是塑造形象的基准。
五装饰性空间
如果是中性节目，不需要表明人物的特定环境，只需要有一个优美的背景来提高画面的艺术欣赏性，比如：音乐舞蹈节目杂技表演节目就需要在通用性的空间背景基础上，给予特意的精心设计，这也称为装饰性布景。这种装饰性空间场景,要考虑演员上下场的变化，利用色彩空间的变化，传统或现代的图形变化使节目本身更加充实漂亮，甚至可以利用机械装置增加演播室的空间变化，让节目更有可看性。
六虚拟空间
电视的发展总是伴
篇(3)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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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
篇(4)
[关键词]初中历史 教学方法 初探
历史教学手段简单枯燥。旧的历史教学基本停留在“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一张嘴巴”上,忽视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感受,由此激发不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中学历史教学,必须通过传授历史基础知识来实现教育目的。在教育思想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过程中,传统的中学历史教学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学习历史,最根本的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逐步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历史的本质,认识历史的基本过程,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除了我们平时惯用的教学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多,更新颖的方法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文史结合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有些是实物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历史课和语文课的共性实在太多了。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1.引用古典诗歌。在讲东汉连年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时,我引用当时诗人王粲的诗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通过这首诗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那种凄惨的情景。我国的古典诗歌,是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用于课堂教学,很能拨动学生心弦,激感,“寓情于理”,“以情动人”以达到以诗证史的理想效果。2.史学、文学与音乐三者相结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诗,在讲授唐朝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成就时,我用音乐的形式,把这首诗唱出来,让学生感受这三者的美妙之处。3.史学与美术相结合。
二、对抗式讨论法
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我从电视台播放的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三、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
四、历史故事法
教师在历史课堂上讲述历史故事是教学中一种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学生最喜欢的,最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手段。
五、多媒体法
电化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多媒体手段教学是历史教学教改中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方法。在实际教学操作中充分利用它们,与教材互相对应,互相补充,构成完整、系统的历史教学体系。为了使教学内容直观形象,生动具体,为了让学生能将具体感知转化为抽象思维,.利用图表活跃学生思维,加深对史实的理解。诱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考,培养学生多项能力,陶冶学生思想情操,培养史论结合的能力。
六、点面交叉法
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比如:在讲的历史时,结合2008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圣火在法国巴黎被抢事件,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让学生不感觉历史枯燥无味,而是活鲜鲜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俗话说:“给学生半桶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
七、讨论法
篇(5)
古代文学是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起着传承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作用。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中，古代文学在外来思想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的涤荡下，需要调整视角重塑思想传承载体的作用。笔者结合教学实践，通过对古代文学教学现状的分析与研究，探寻培养创新人才的发展目标。
一、古代文学教学中片面地强调“以史为纲”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分析文学作品、督促他们认识文学史，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作品，去亲身体会和感知，突出学生的主体探究地位。让学生多接触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文学史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目前，在多数高校的大学古代文学教学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片面地强调“以史为纲”的问题。需要及时在思想认识上和教材体例的编排上，以及教师的授课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变革，需要调整角度，发挥古代文学课的民族思想和精神的传承作用。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轻视文学原典的分析
由于在各类古代文学考试中，文学史是主角，多数古代文学教师沿袭文学史的讲授方式，很少有能够从文学作品分析作为切入点的讲授。重视文学史讲授，轻视文学作品分析的培养方式，使得学生只会舍本逐末，以偏概全。文学史涉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理论指导创作，文学批评与鉴赏是文学作品审视的基础。但这都依托文学作品而存在。学生只有了解了文学作品，才能从文学史上全面深刻地分析评价该作品。如，没有读过《诗经》的学生，就不可能对《诗经》的文学价值与文学技巧有更深刻的了解，就不会懂得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不了解具体内容，就不能对该作品极高的美学价值有深层次的把握，更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严重缺乏文学评判能力。
三、古代文学教学目标脱离实践，落实不到位
大学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写作能力。大学生的气质情趣和意志道德等人文素养，不是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提高的。人文素养需要精神体验的升华来实现。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需要从圣贤留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去体悟，在欣赏和品读中，感悟到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
如今，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普遍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的阅读量不够，经典文学作品读得少，不能很好的对文学作品做出鉴赏。大学古代文学课只学不用、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大学古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离教学目标的要求相差甚远，落实得不到位。古代文学作品中都蕴含着一定的立身处事哲理。只有通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学生才能明白其深层次的道理，掌握作品的要义与艺术特色，达到对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深层认识，提高阅读与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应用于自身。最终使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提高。
如，以历史散文《战国策》选篇（《冯谖客孟尝君》）的教学为例，《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冯谖客孟尝君》通过描绘冯谖和孟尝君的人物性格，突出表现战国时期“士”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文章开篇采用铺垫手法展开人物形象，在结构布局上巧妙地做了安排，可见作者行文风格、艺术技巧的别出心裁。先描写冯谖“无好”、“无能”，因“贫乏不能自存”而“使人嘱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并且人物语言极富个性，这就需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于自己的人生有何指引”。模仿经典范文去练习，目的是掌握各文体的写作规律，提升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因此，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需要及时在各类文体“读”的过程中，进行“写”的创作训练。
四、调整视角重塑古代文学传承载体
（一）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大学教育，不是突出技能的专项培养，也不是培养学生仅仅专于某领域，更多是强调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国学是古代文学的基础，是人文教育的主体。我古代先秦时期，文史艺术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古代文学虽然在时空上跨度大，但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是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的载体。因此，大学教育需要重新审视并构建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体系。将传统的平面的知识传授模式，向新型的立体的综合培养模式转变，即“基础知识积累—思维训练—能力提高培养”。针对文学史，采用让学生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针对作品阅读与分析，采取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形式，节约教学时间，不断提高教学效率。
（二）构成网状教学体系
在传统的基础知识的积累与选修课的研究性与前瞻性中间，穿插专题讲座与专题讨论会使知识点得到不断的深化与提高，从而构建网状教学体系。如，魏晋文学史，文学嬗变逻辑、特质特点、概貌，笔者做详细的讲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讨论“玄言诗的产生渊源”，并在课下形成小论文作业，将知识点向纵深层次挖掘。构建立体网状教学体系，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结构，训练逻辑思维，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古代文学信息量大，需要细致的阐释，单纯的一支粉笔与黑板是不能解决的，需要辅之多媒体教学手段来节约教学时间，增加课堂上的信息流量，提高教学效率。如在讲授《锦瑟》一课时，运用电脑制作画面，将朦胧含蓄的场景清晰直观化，激发学生想象，起到增强对诗歌意象理解之效。
篇(6)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
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
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
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
。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
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
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
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转贴于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
《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
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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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篇(7)
其一，从语音、语源方面分析。王静如先生认为，“党”即上古“羌”之化音，“党”“羌”同音，并论证汉代之“当”并从“向”音，以此证明党项之“党”为一复辅音字。[1]岑仲勉先生则认为，“党项与Tangut实同源异式之译法耳，党得对tang，毫无疑问，蒙古语复数语尾为—ut，单数为—un”，故“党项”之“党”字不存在复辅音问题，对王先生的看法提出了疑议。[2]
其二，从语言演化过程方面分析。李志清先生认为，党项之“党”当为“大”之音读通假，“项”字音读如“向”；“项”与“向”同音，和四季“夏”音亦近似；“党项”之名的音义名实，当为之正字“大夏”，其音读之通假可为“党项”。隋唐史家不书正字“大夏”而书作“党项”，可能是回避其正名而与上古禹国“大夏”同号，遂借以通假以音表明。[3]
其三，从部族构成角度分析。金宝祥先生认为，“党项是以鲜卑为主掺杂诸羌的一个集合体”[4]。周伟洲等先生则认为：“党项事实上是自北周以来居于‘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地区内‘羌族各个部落的统称。’”[5]
另外，洲塔、乔高才二位先生认为，“‘党项’二字，实为北方党氏部落的缩写”[6]。
以上见解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党项”的整个发展历程，并依据隋以后相关“党项”史料去探讨，则金宝祥、周伟洲二先生的观点更具科学性，但论述不是太全面。下面，笔者就循着“党项”的历史行踪，来阐释《隋书·党项传》中“党项”之名的涵义。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开端，党项的历史也不例外。若要搞清楚“党项”名称的涵义，我们认为着眼点不能仅仅放在隋代，确切的说不能仅仅以唐代魏徵等编纂的《隋书·党项传》为起点，而是要将它的起点向上推至匈奴西迁、鲜卑各部占据匈奴故地并向西发展其势力的东汉中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代。
东汉中后期，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大量的鲜卑人占据匈奴故地。此后，有些鲜卑继续西迁，有的则向中原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民族的大迁徙与大融合。这种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不仅出现在少数民族之间——如“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字号鲜卑”[7]即为一例——而且还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汉魏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出现这些错综复杂现象，笔者认为，其一，与鲜卑的迁徙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鲜卑族的迁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居于蒙古草原、东北等地的鲜卑一批一批向南迁徙，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至淮河，长江，到处都有它们活动的踪迹。”[8]其二，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在西北地区，自汉代起，从河套向西南直至青海一带，始终是许多带有游牧性的少数民族部落和部落之间及其与汉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地方，因此，对此地各民族间、各民族内和各部落间的关系很难一一缕析。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这块土地上部落支派繁杂不清的情况。 [9]其三，从《隋书·党项传》所载“党项”居地范围看，正好包括了“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之地。临洮、西平，为隋代两个郡名。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开拓西北地区，对吐谷浑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这次战争使“故其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吐谷浑主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10]，吐谷浑国几乎灭亡。隋时临洮郡为今甘肃南部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平郡为今青海省东部的河湟平原地区；叶护一般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地。这表明，隋时党项居地，从今天的地理范围看，东南起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北至新疆境内。可是，自两汉起，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并不都是“党项”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河关为汉代县名，属金城郡。赐支，《后汉书·西羌传》有解释：“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西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晋人司马彪云：“西羌者，自析支川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东北流，迳于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羌也。”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为河关之西，……羌人所居，为之河曲羌。”《魏书·宕昌传》记载羌族活动范围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元人胡三省亦说：“汉人为积石为河首，北音读析如赐，故云，其地为党项所居。”可见，从两汉直至隋代，河关、析支、河首之地，曾经一直是羌人活动范围。显然，这与《隋书》所载党项居地基本相同。据此，历史学家莫不将羌与党项等同起来加以研究。
不过，历代之史家将羌与党项等同起来加以研究之时，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在东南起积石、河曲，西北到今新疆的这一广大范围之内，在党项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约在魏晋之后），其内部的民族成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史籍记载，在这一地区之内，不仅活动着羌民族，还迁入了匈奴族、鲜卑族等。仅就出自鲜卑族的土谷浑来看，其“自永嘉之末，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11]。直至隋代时，土谷浑活动之地，几乎也同党项与羌的活动之地相一致了。实际上，这一时期，在上述地区内所生活的居民，其部落、民族及种族情况已变得十分复杂。据有关记载，主要包括有鲜卑族的慕容氏、段氏、以那蒌氏、素和氏、阿若干氏、乞伏氏等；匈奴族的赫连氏、沮渠氏等；高车族的翟氏、乞袁氏；突厥族、羌族和西域的康居、龟兹、白氏以及汉族等。[12]若从语音系统来看，这些民族有的属于汉藏语系，有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有的属于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隋书·党项传》中的“党项”涵义，应是在“东起临洮、西平，西拒叶护”这一范围之内所居住的鲜卑、羌、匈奴等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的总称。
为了能使关于“党项”名称涵义的见解更具有说服力，我们考察一下唐代人的论断是很有必要的。《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载沈亚之（781—约832）《夏平》一文，其中对党项作了这样的叙述：“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意思是说，“党项”是多种族的部落。杜牧（803—852）曾写道：“副以党项杂种，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劲俗，禀天地之戾气。”[13]以上是沈亚之、杜牧对当时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多种族的少数民族部落名称所作的高度概括。这些概括无疑进一步证实了“党项”为“多种族的部落的集合体”见解的正确性。
另外党项风俗颇多迥异，如崇拜天、崇尚白色、信奉萨满教、重视占卜、崇尚武勇、婚俗落后、盛行火葬、喜血亲复仇等，可以说没有一种是他们共同的风俗。其中有的属于羌藏系统，有的来自阿尔泰民族系统。这也反映出党项是一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
注释：
[1]参见王静如：《西夏国名考》，白滨编《西夏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参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
[3]参见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史论丛》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唐的关系》，《西北史地》1985年第1、2期。
[5] [8] [12]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洲塔、乔高才：《甘肃藏族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鲜卑传》，中华书局1959年。
[9] 参见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10]《隋书》卷八十三《西域·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3年。
[1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
[13] 杜牧：《贺平党项表》，《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