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摘要】建筑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的综合体。人类建造房子，避免了风吹雨淋，人类建造了房子，人类有了安定的居所，房子又为人提供了安全屏障。有了稳定安全的场所，人类就可以从事一些更文明的事情了。随着文明的进步，建筑更多不但体现了它的实用性，还体现出了它的艺术性。世界各地的建筑样式、风格不尽相同，这些都是因为世界各地的风土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什么样的文化必然产生什么样风格的建筑。本文就文化习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进行了浅析。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二、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三、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艺术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谦虚 

历代以来，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很容易产生矛盾。一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驱动，二是因为各地风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差别，价值观，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人们的意见产生分歧。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这在我国历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也更易为我们理解。民族的融合，促进了风俗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进而价值观，文化理念趋于统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审美范畴，和人类民族融合的进程是同步的。世界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不同文化风俗下，我们建筑艺术要取得杰出的创举，必须做到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必须更多一分包容去接纳不同的建筑风格，多一点谦虚，虚心去向不同的建筑艺术去学习，取长补短，优化我们的作品。 

由于时代的发展，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交流内容的广泛化，当代建筑风格相差越来越小。建筑风格是人们审美意识的体现，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分析不同文化风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通过比较很容易的出来。我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古代的建筑都有遗址，遗迹存在，风格迥异。即使当代，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虽然各地建筑风格趋于多样化，同化。但仍能体现出不同文化风俗下，不同的风格。各种风格都有其优缺点，去劣存优，取长补短，是我们当代建筑设计工作者应孜孜以求的。 

参考文献 

[1]程宏,王烨.文化习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j].时代文学，2009(10)． 

[2]陆元鼎.中国传统民居研究二十年[j].古建园林技术，2003(4)． 

[3]刘玉超,罗大为.建筑艺术与生活[j].民营科技，2010(1)． 

篇(2)

论文摘要：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联，外语教学中文化内容的导入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文化的内涵，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探讨了外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并以新课程下高中英语教学为例，提出了解决以往教学中文化意识欠缺的策略。

语言源于文化，并且和文化紧密相联。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language》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语言和文化这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外语教学中文化内容的导人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就高中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作一探索。

1.文化的内涵

文化在广义上可以指人类精神和物质生产的总和，在狭义上指人类精神产品的总和;就不同国家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而言，文化乃指某一特定人群中人们行为和认知方式的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体现在人们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相互关系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外语教学所研究的文化，相对来说是一种狭义文化。

2.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人类文化世界的建构和运作正是通过语言的命名活动和语言的制约作用得以实现的。语言又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语言对于表达人类复杂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必不可少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外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的基础和前提。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拉多在他的《语言教学:科学的方法》一书中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

3.教学的误区

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又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我们缺乏欧美国家所拥有的语言环境。况且，中国和英语国家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经常会遇到很多因文化差异引起的障碍。因此，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水平的高低，还取决于他们对文章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在英语教学中融人文化意识，有利于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英语，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并培养世界意识。

由于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不够，跨文化意识薄弱，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处理不当，英语教学中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意识欠缺的现象。英语文化意识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大多数学校还是薄弱环节。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原本就很容易引起文化障碍，制约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进行。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往往只重视学生语言知识的学习，轻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外语教学的目的被认为是让学生背熟语法规则，然后按照背熟了的语法规则做题，得高分，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学这门语言，怎样才算学好了这门语言。英语教学一直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教师把重点只放在语言知识的传授上，没有对文化知识给予同样的重视，用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因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不能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放在重要的位置。教师应努力使学生深刻理解并掌握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扫除因这种差异而引起的文化障碍，进而达到成功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境界。

4.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

4.1挖掘教材中的文化信息

新课程普通高中英语课本，采用结构功能的编写体系，围绕中外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名人传记、传统节日、卫生与体育等16个话题选编语言材料，语言真实自然、形式多样，活泼新颖，所涉及的话题贴近生活实际，紧跟时代的步伐，如旅游、体育、航天技术、环境保护、交友、集邮爱好、影视等;阅读课文涉及题材广泛，反映了英语国家历史和地理、风土人情、名人传记、新闻出版、戏剧、文学、音乐等。这些题材和话题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关注未来、关注社会，增进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从而提高学生对目的语的理解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内涵，有意识地结合语言教学向学生传授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知识，不断增进学生对东西方国家国情的对比和了解，增强学生对两种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和世界意识，准确而得体地运用英语交际，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如在教Good Manners时，让学生通过阅读了解西方餐桌礼仪，并引导学生进行辩论，论题是’’Western tablemanners is better than Chinese table manners"。双方辩手各举一方餐桌礼仪之优处，或宣扬，或反驳，气氛热烈。其实礼仪本无优劣，只是通过这一活动引导学生了解东西方餐饮文化的异同，教育学生要人乡随俗，树立文化平等观，注重礼仪，做一个有修养的人。又如”Disneyland""A Freedom Fighter""Charlie Chaplin""Abraham Lincoln”等人物传记反映了美国自主、独立、崇尚个人奋斗的主流文化;"A Taleof Two Cities""The Necklace""The Merchant of Venice’，等反映了西方国家的价值取向，以及西方人瞻瞩金钱的价值观念。

4.2词汇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也是文化负载量最大的部分。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注意介绍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帮助学生理解词语并正确运用词语。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而成的。一些很有文化内涵的成语、惯用语、谚语、理语和格言等都来自于成语典故、神话传说、文学名著，教师在词汇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为学生介绍其背景知识，让学生理解其深刻内涵。如Shylock(夏洛克)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人物，作为典故比喻那些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而Solomon所罗门)比喻非凡的智慧，出自《圣经》的传说。又如，to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铁卢之战)，指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称雄欧洲一时，最后战败于比利时的滑铁卢。这一词语被人们用来比喻“惨遭失败”。再如peasant(农民)一词，在汉语中是中性词，但对西方国家来说却有某种反面的、消极的意味，指“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在西方称农民为farmer。又如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在汉语中，狗含有贬义，而在英语中狗是宠物。因此，在词汇教学中必须结合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让学生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4.3开发校本课程，系统介绍西方文化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校本课程正是实施这一理念和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学生渴望更多、更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因此，英语教师可摸准学生的兴趣所在，结合教材内容，编写《学点英文谚语了解西方文化》、《中学生英美概论》、《知多少》、《你喜欢的英文歌曲》、《西方节日文化》等学生感兴趣的校本教材。使学生更全面、深人地了解目的语文化。

4.4利用多种媒体资源培养学生英语文化综合素养

语言习得理论告诉我们，语言自然习得的过程是无意识的，是潜移默化的。英语的学习也一样。由于电视、多媒体等能创设仿真的英语交际情景，在课堂中适当地引人这些媒体所提供的地道活泼的英语素材，能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悟地道的英语文化，从而提高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引导学生课外自主地借助电视、网络等学习英语，扩大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拓宽视野，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为发展跨地域文化的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师应指导学生利用现有的英语教学资源，如:(1)英语影视节目(2)英语教学网站(3)各类多媒体英语教学光盘(4)英语教学的报刊杂志等拓宽英语知识面，提高语音素质、丰富英语文化，有效提高英语综合文化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

4.5创设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文化意识的培养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结合教材设置情景，进行跨文化知识的介绍，也要在课外最大限度地创设英语文化氛围，使学生更好地体会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课堂内外的各项活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敏感和意识，提高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4.5.1开办英语角，由外语老师与学生交流。有条件的话也可请外教或外国朋友与学生进行直接对话。

4.5.2开设研究性课程，以跨文化研究为主题，系统地传授英美文化知识。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小课题，如:“美国的饮食文化”、“英国的婚俗”等。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观看电影和录像、请教专家等方式进行研究、调查和分析，并最终写出报告。这样的课程学习在拓展学生的英语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和协作能力。

4.5.3利用西方的一些重要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等举行英语晚会，举办英语知识竞赛，使学生了解西方的节日文化，了解西方习俗。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5.正确理解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

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和人家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文化平等观和语言平等观。“决不能认为哪一方的文化更好，语言更美。”(王宗炎)同时，帮助学生认识到要正确地理解外语并恰当、得体地使用外语，不仅取决于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程度，而且取决于对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的了解程度。因此，了解、熟悉本国文化有利于外语学习。并通过跨文化教育培养学生传播中外文化的使命感和文化融合意识。

篇(3)

关键词：间距；张力；比较文学；变异学

一、“间距”的提出

法国著名学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12月16-17日召开的“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①上，提出了“间距”理论。朱利安教授在《间距与之间：如何在当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欧之间的文化他者性》一文中分析了时下流行的“差异”概念所引起的弊端，从而提出与之相反的“间距”（écart）概念。他尝试以“间距”打开“之间”，并以“之间”为工具，重建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可能。这一途径可归结为：通过构建外在他者，从而达到解构目标文化的目的。朱利安指出：“那“差异”与“间距”的区别何在？简而言之，“差异”是以认同为前提和导向，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概念，而“间距”则主张拉开对话两者的距离，尊重双方的独立性，采取的是不带偏见的超然立场。差异是一个认同的概念；我们在观察到这一点的同时也注意到一个与之相反的事实，那就是不可能有文化认同（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认同（l’identité）事实上至少用三种方式围绕着差异：一，认同在差异的上游，并且暗示差异；二，在差异制造期间，认同与差异构成对峙的一组；三，在差异的下游，认同是差异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差异首先就暗示一种更普遍的认同（une identité plus générale）——就这么说吧：一种共同类型（un genre commun）——在其内部差异则显示为一种特殊性。那么，这个更普遍的认同会是什么呢？它一开始就给出，是我们一开头就知道的，正如我们可以在文化多元性的开端，特别是那些这么长久以来在语言上和历史上互不相干而彼此漠然的文化，譬如在中国与欧洲之间，这个更普遍的认同会是什么呢？”

显然，“间距”是一个理论新词，笔者认为新词往往意味着新的方法，朱利安教授为何提出“间距”这一新概念？我认为恰恰是反思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弊病而提出来的。近百年来学界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或对话时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中西之争，有主张中体西用，有提倡洋为中用，更有鼓吹中国全盘西化，等等说法不一而足。然而，争辩的结果却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没用了。朱利安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对话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读不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步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用西方概念遮蔽中国概念的过程中，各种文献文本都同一化为西方文化范本的注解，差异性思想在这种转述过程中不断失落，也使得中国文论已愈来愈难为今人所理解。比如“风骨”概念，时至今日，学习古代文论的人甚至相关的专家学者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香港大学的陈耀南先生在《文心雕龙风骨群说辨疑》一文中梳理了当代百余篇研究“风骨”的学术论文，清理学术界关于“风骨”的解释，最后对“风骨”二字却仍不得要义，只能无奈地说，干脆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自己站出来讲清楚，究竟什么是“风骨”：“请彦和回来示观，以破迷惑而广知见。”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根源便在于东西方文化对话中，人们大多注重同一化的研究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视西方概念为普适性楷模，例如阐释“风骨”，往往用西方文论的概念“内容/形式”、或“风格”等等，而忽略东方文化或中国话语的独特性，只一味地向西方文论话语靠拢。在这样以西释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话语的“异质性失落”，甚至得出一些有悖常识的结论。例如：素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生命悲剧意识哲学解释《红楼梦评论》，得出《红楼梦》一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然而他又认为中国文化整体精神是乐天的，是没有悲剧精神的；在自相矛盾的无可奈何之下，于是乎他竟然推导出《红楼梦》是“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结论 。显然，这个结论实际上完全是谬论！植根于中华文化的《红楼梦》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怎么可能成为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天外飞来峰？更有甚者，、朱光潜等学者认为中国艺术的“神庙里没有悲剧之神的祭坛” ，如果说中国完全没有悲剧，那怎么解释《赵氏孤儿》这部连西方人都承认是悲剧的元杂剧？这些尴尬都是完全以西方概念为普适性范式来分析中国文学得出的荒谬的结论。朱利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间距”代替有同一化导向的“差异”概念，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对追求同一性反思的背景，这是很有见地的创新性的提法。

类似的，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学科理论也都是从求同性出发的，视相同性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以法国学派为首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的联系，实质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响研究，它仅仅关注同源性文学的关系。以美国学派为首的平行研究虽然突破了影响研究仅注重事实联系的局限，提倡跨学科研究，拓宽了比较文学的比较领域，却集中于同一文明圈的文学比较，相对忽略了异质文明文学间的比较。无论是影响研究或是平行研究，甚至是俄苏学派的类型研究，所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强调共同性，同源性或类同性成了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理论缺陷就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比较中的异质性问题。通常，没有学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的，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种直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而不是求异。不管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础都是“求同”，是求异中之同。具体来说，影响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渊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类同性”，即不同国家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类同性。对于不同国家文学的差异，欧美学者不是没有看到，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因为这是一个仅凭常识和直觉就能够意识到的问题；但是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欧美学者认为，差异性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差异性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说：“因为事实上，任何实际上的巧合都不能造成一种从属的关系”，“正如同一位十八世纪大胆的生物学家把一朵花与一个昆虫之间的形象和色彩进行精巧比较那样。”韦斯坦因也认为，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文学不可相比较，他说：“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也就是说，只有在同一文明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文学才能进行比较。但是，对于比较文学理论而言，这种“求同”的理论模式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中，都存在着许多异质性因素，其变异性往往要大于“同源性”和“类同性”的因素。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之初，采用的也多是求同性的比较方法。钱钟书先生虽然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但其东西文明文学的可比性仍是建立在人性共通这一相同性上。也正因如此，朱利安教授才批评了钱钟书。他指出：“他（钱锺书）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方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

对同一性的侧重造成了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怪圈，越是想要通过求同性的比较弄清东方或中国文论话语，却越是读不懂，中国文学在这种比较中面目其越来越模糊。同时，这种片面求同、不看差异的观点也导致比较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流于表面的X+Y式的浅度比附。“间距”概念的提出是对这种同一化模式的反抗，也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启发出一个新思维、新角度。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用，这么做是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而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我们知道，跨越异质文明对于不同文明有着互相补充、互为参照的现实意义，所以突出异质性，有利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更有利于我们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这也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如上分析，“间距”是基于对同一性的反思而提出，那么，它又是从何而来？

朱利安教授原本是研究希腊哲学的，他将中国作为与希腊拉开距离的观察点，采取一种远离而又不断返回的迂回式研究方法。因此可以断言，“间距”概念是深受中国文化启发而来的。他指出：“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时眼中无全牛，只看到各关节间的间隙，故刀刃才可恢恢乎游走其间，也因此即便“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便是间距存在的方便。

也许中国的另一说法更直观地体现间距的重要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中国和谐观念的重要阐释，孔子将其应用于人际关系中，是指君子与人相处要保持距离，思想上不盲从，才能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如若只是一味跟风，最终只能沦为小人式的同流合污之同。因此，所谓“和”，不是一味的“同”，而是要保持各自的独立姿态，是有差别、多样性的统一，惟有拉开间距的思想才不会在对话中被对方淹没，所以“和”区别于泯灭了间距、差别性的“同”。这就要做到不人云亦云，不迎合别人心理或附和他人言论，而要有自己独立的姿态，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中国古代文论呈现与西方文论相当不同的异质性特征，它从知识谱系和知识展开等方面都全然异于西方的理论式话语。然而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学界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文论话语系统进行生硬切割，力求以逻辑性、理论性、系统性的西式理论方式诠释、规范中国具有体验性、品味式的文论话语，结果西方范式全面取代了中国范式，造成了中国文学文论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断裂和失语。失语的同时，中国文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蕴含多义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落。没有间距、一味附和的求同最终只能是“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观念更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可见，“和而不同”的“和”不是凝滞的和，而是有着丰富孕育能力的、具有生物丰长功能的和，这也正是朱利安教授所说的“有生产力的”（productif）是间距的本性。因为有了间距，有了差别，所以思想不会在对话中被淹没，对话的两者间的张力也才得以突显，进一步，间距的孕育新本质也才能得以实现。

事实上，人类文明史上很多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在间距形成张力以后创造出来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是基于印度文化的产物，东汉末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这一异质文明国度的传播过程中，中印文明的间距促使佛教在这两者的张力间不断自我更新，慢慢中国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禅宗。不仅如此，佛教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语言、词汇、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天文、医学、科技以及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佛教更是为中国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所未有的新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素材、新的创作手法。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佛教在中印文明的张力中新生的，体现了在保持间距的对话中张力带来的丰富的文化创新能力。

代表印度文明的佛教与中国文明间的交流无可辩驳地体现了间距和张力的创造性。只有拉开距离形成张力，文明间的交流才更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否则便会在求同的范式要求下泯灭自身的民族特性。由此观之，“间距”既是“和而不同”，更能“和实生物”。

三、变异学与间距

在全球化语境下，全世界学者都不得不面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然而，固有的比较文学学科还停留在以同一性为基础的理论阶段。实际上，文学在如今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甚至跨文明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影响研究注重同一影响的一面，而忽视接受变异的一面；平行研究则忽略了不同文明文学的异质性，导致“异质性的失落”。不论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都已无法满足当今比较文学的发展需求，时代在呼吁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国学派在提倡跨异质文明比较的实践中提出了变异学理论，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角度，也是对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围。

弗朗索瓦·于连认为，文明的异质性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 所以，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从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出发，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坚持一个自身的基本话语规范和价值立场，不能盲目用“比较”一词来否定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而于连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就是围绕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来展开的，也可以说是用“差异”来进行比较的；朱利安在中西比较中主动求“异”，通过“异”的比较来还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态，让这些独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话语规则来言说，继而进行优势互补、对话融通。他指出：“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s’homogénéiser）的同时也不停地异质化（s’hétérogénéiser）；在趋向统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时也不断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趋向融合与顺应（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时也不停地标示自身的特色，去认同而再认同（de se démarquer， de se désidentifier et de se réidentifier）；在趋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时也不断地让异议发挥作用（d’être travaillé par la dissidence）。这就是为何文化肯定是复数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不过是其典范例子，我们今天要一起思索这两种文化的面对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为了避免张冠李戴的错误和差不多的领会；也为了避免使我们相信我们通过现在的标准化语言而彼此理解。然而，人们以为从此之后是大家的共同用语，却继续传递着分歧的含义。因为我们没知觉到这种情况，所以它更加危险。唯有付上这样的代价，才可能进行一场在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真正的“间谈”。”

变异学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与异质性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主要从跨国、跨语际、跨文明文化和文学的他国化等几个层面进行，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时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因此，文学的差异性存在样态成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新的重要理论转折。

从以上对变异学的简略分析，也可以看出间距思维在变异学中的体现。首先，变异学跟间距一样，超越了以往比较研究求同的思维，解决了跨文明比较的合法性，两者反思的基础都是同一性（类同性）；其次，变异学要求比较双方在相互尊重、各自保持文化个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同时也是保持间距对话的前提要求；实际上也是一种“间谈”，是注重异质性的“间距”；最后，间距要求主体走出自己所属的文化圈，从不带主观倾向地对此加以观察发现，避免种族中心论。同样的，变异学一开始也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既不是东方问题也不是西方问题，更不存在东方学者站在东方的立场纠正反驳西方的问题，变异学思考的是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原有理论所具有的缺憾，并试图加以解决。

因此，变异学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间距态度，比较的双方在保持间距的同时，通过不断对话交融，然后逐渐形成新的东西。上文所举的禅宗例子，用变异学的理论解释便是一种“文学他国化”的现象。禅宗是外来的印度文化与本土中国文化相融汇以后所产生的文化新枝，这种异质文明的接触与碰撞，使佛教在历史上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结合，形成为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佛教禅宗，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特征。同时佛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两书皆以佛教思想诠释他们的文艺批评理论；《诗品》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也是缘于佛教思想。禅宗更是把批评重点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转向为对主观心灵世界的感悟，南宋严羽作《沧浪诗话》便是运用禅宗的顿悟之说提出“诗道亦在妙悟”的“妙悟”说。 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往往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亢奋的状态，从而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差异学同间距观一样，在以“和而不同”为目的的同时又“和实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禅宗与佛教尽管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它依然可以回溯到源头的印度佛教。变异学需要做的首先是在研究对象之间找到类同性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变异性，并阐释类同性背后的差异及其深层文化机制。也即是说，差异学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不仅包括异质性、变异性，也包括同源性、类同性，这点是区别于不承认一个预设共同价值追求的间距观。间距观认为不存在一个既定的普遍认同，因此，它竭力否定差异概念，它所诉求的既非同一性也非差异性，它基本不做比较，而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外在他者反思自身。这也是间距与变异学的分野之处。

四、结语

有间距才能有张力。有张力的存在，才会有真正的既有独立品德，从而才能有所创新。双峰对峙，风景才好。当然，一个新词的提出总会引起学术的争议，关于“间距”的概念内涵、名称合法性及间距的角度等问题都有待学者们进行进一步探讨。但新词往往意味着新方法，间距对于同一性的警惕，对于独立的异质性价值的重视，不仅是对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对话原则的探讨与思索，也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变异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变异学与间距观之间有着许多异曲同工的诉求，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视野分歧。不论是间距观还是变异学，都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方学者常常发明新词，正是因为新词中有新方法、新观点的形成，也唯有如此，学术才能常辩常新、保持活力。笔者支持朱利安教授提出的“间距”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12JZD016）

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篇(4)

论文摘 要:英语听力是英语学习者习得第二种语言的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之一，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影响英语听力理解的诸多因素出发，着重分析了文化背景知识差异对我院中高职生英语听力理解的影响，最后提出几点可以提高中高职生英语听力水平的方法。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英语听力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英语听力教学方面还相对薄弱，效果不太好，学生的听力水平亟待提高。我院中高职生英语基础相对较薄弱，听力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根据几年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些措施，期望对英语听力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1 制约听力提高的因素

1.1 忽视听力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普遍存在听说能力严重低于读写能力，很多人都是“哑巴英语”，与外界沟通的听说能力极差。听力是人们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方面，是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听的过程是捕捉、理解信息的过程，是听者运用记忆中的知识和经验对语言信息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而我院的学生听力方面极其薄弱，中高职学生词汇量少、基础差，再加上中学时基本上没有听力课，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他们几乎不具备听英语的能力，以致英语四六级的过级率极其低。

1.2 听力教学枯燥乏味，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英语听力课教学中，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听力技巧。中高职学生一方面反应课堂枯燥无趣，类似于填鸭式的应试教学，另一方面本身基础就薄弱，最后甚至有时学生对听力课有了逆反情绪，这在学习中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教学中对学生加以适当引导，加强趣味性教授，便能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听力的学习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文化差异对英语听力的影响

(1)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词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实际交际中，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思维广度、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去理解别人所说的话。不了解中西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差异，就会造成语言理解上乃至行为上的障碍，这一点在听力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中国和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例如:英语中有很多类似的词，如:chicken-hearted(比喻缺乏勇气的，胆小的人)并非“鸡心”;“lucky dog”(幸运儿)而非幸运的狗。

(2)对话在英语听力材料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在对话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不同，使人们在话题的选择、问候方式、道别方式、称呼语等多个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对话看似简单，却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的许多层面。如果学生不注意这些方面的差异就会使他们在遇到这些听力材料理解时作出错误的回答或选择。比如:中西方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就反映着不问的文化背景。我们中国人见面喜欢说:“吃饭了吗?”“您这是去哪儿呀?”等等;西方人则通常把谈论天气作为问候的方式，这也反映了他们比较尊重个人隐私，不愿意与关系一般的人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3 提高中高职生英语听力的途径

(1)日常教学中，要结合教学内容，适时地把课本所学的知识与社会生活进行联系，激发中高职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信心，提高对学习和生活的认识;注重关注中西方文化差异，增强文化意识，为学生的听力理解提供知识经验的准备。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西方公共场所的女士优先的优雅风范;西方倡导的个人奋斗、自强独立的价值观;中西方对赞同和否定的表达方式折射出的思维方式等。

(2)鼓励中高职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丰富生活经验，指导学生阅读世界名著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并利用电脑等手段增长文化知识。利用多媒体，指导学生看涉及外国生活的影视内容，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风俗、文化，为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进行知识经验的积累。

(3)了解风俗习惯的不同，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都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流传下来的，因此，许多节日无不以家族、家庭内部活动为中心。一群陌生人在一起狂欢，那是不可理解的。西方的节日就不同了，更多地是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参与性、狂欢性、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性张扬，比如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莫不如此。这与中国节日的家族性正好相反。因此，了解西方的节日对于更好的理解会话有很大的帮助。

(4)结合英语影视片，英语影视片是对语言文化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展示。它通过视、听两种途径将国外的风土人情，人物的言行举止、生活环境、衣食住行等方面展示出来，有助于启发学生的文化认知，也可以培养中高职学生边观看边学习异域文化的意识和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影响中高职生听力水平的因素有很多，而在英语听力课堂教学中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听力课堂教学来启发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力，使文化规范的教学与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步进行，以提高学生听力理解的水平。相信只要我们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辅以合理的教学手段，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不断的提高我院中高职生的英语听力能力。

参考文献

[1]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 胡文仲.英语教与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 黄国营.英语教育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4] 张若兰.英汉习语的特点及其文化差异[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5] 李冬梅.近十年来国内英语听力理解研究述评[J].外语界，2002(2).

[6] 刘绍龙.背景知识与听力策略[J].现代英语，1996(2).

篇(5)

2008年4月18~2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3届亚太地区道德教育网络(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Moral Education，APNME)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大会吸引了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尼泊尔、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公民与道德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近4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及摘要近50余篇。本次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成功召开，也必将成为本年度中国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与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学术事件。

20世纪以来，以西方的研究为主体，公民、道德与价值教育研究领域“见证”了许多重要而杰出的理论流派的不断涌现。在全球化背景的强劲冲击下，这些理论开始向整个世界的教育实践领域传播。但这种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内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引起一些教育理论者们的关注与担忧。人们注意到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例如，这些趋于“全球化”的理论到底该如何适应本土化的语境?本土实践该如何甄别与选择这些理论?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本次研讨会将大会主题确定为：“全球化时代公民与道德教育的本土选择”。

大会开幕式由本次大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檀传宝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辞。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10多个相关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这些主题基本涵盖了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内的热点问题及其最新进展。例如，公民身份的界定与认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普世原则与价值的多元化、公正伦理与美德伦理、道德认知与道德发展、脑科学及其在德育领域中的应用、儒家伦理与道德教育、道德情感与关怀伦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或爱国主义教育等，以及人权教育、价值教育、法制教育、公民身份的话语研究、德育的专业化、行动研究、德育课程与德育范式的变革等。

从研讨会的过程来看，无论是大会的主旨演讲．还是各个专题中代表们的主题报告或发言．都激起了许多精彩的互动与热烈的讨论。

在会议闭幕式上，本领域内专业学术期刊英国《道德教育杂志》(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常务主编莫妮卡·泰勒(Monica Taylor)女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总结性讲话，她对会议的顺利举办表示了祝贺，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大会最终决定，下届研讨会将移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举行。

全球公民及亚太民族一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认同之间的矛盾、德育理论的实践转化与模式、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转型社会中公民与人权教育的本土选择等主题．成为了与会代表们集中关注和交锋的焦点。下面仅从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以及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等3个主要方面，就本次研讨会中一些重要的报告及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简要的概述。

(1)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

国际公民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侯·斯塔克(Hugh Starkey)博士与香港教育学 院 李 荣 安 (Lee Wing-on)教授分别为大会作了题为《公民身份与人权教育：普遍原则的本土化应用》(Citizenship and Httman Rights Education：Applying Universal Principles to Local Contexts)与《 亚洲公民身份的反思：亚洲人的认同 ?》(Reflection on Asian Citizenship: What are Asianand What are Not?)的主旨报告。斯塔克博士认为，人权是公民与道德教育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正义与和平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基础，这一理念破除了人权为西方专有的迷信。他提出了两种可以“本土化”的人权教育模式，并得出了教育理论包括学校教育本身都应该关注人权原则在本土语境中的应用问题与机遇的结论。

李荣安教授则从比较的角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教育的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剖析。他主要选取了如下一些案例进行了具体的评述与分析：韩国公民身份教育语境转换中的主体观；香港与上海的全球公民身份；中国大陆地区德育中的新方法；日本公民教育中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型；香港政治上积极取向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现象以及亚洲不同国家与地区推动公民教育的终生学习功能发展的努力。通过这些个案，他概括出了关于亚洲公民身份的基本界定与结构特征：即无论是东亚地区的“强国家”与政治体制传统、民族一国家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操控、正在出现的关于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折衷主义理念以及亚洲公民身份的流动性与不可预见性等基本趋势与本质特征，还是区域内各国或地区的不同的具体实践模式等，都对广义的公民教育的学术话语与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基本贡献。

(2)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Queenslan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多利·汉考克(DorrieHancock)女士与美国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王晓蕾教授等在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学者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独到洞察力与最新进展。

汉考克女士的演讲主题是《美德规划》(Th Virtues Project)。她运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对当前“风行”于世界各个多元文化中的“新”品格教育理念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新美德规划起始于17年前的北美地区．当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抑制来自北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暴力现象，及其对家庭与儿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两年之后，这种教育理念便开始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当时，前后约有20多个国家与地区开始在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中尝试规划实施自己的美德规划或项目，教师们也明显表示出了对美德规划的兴趣与热情。时至今日，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经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的家庭、商业与社区教育规划中。广泛传播的现实说服力、多元文化特征的吸引力、草根阶层教育者对其固有的浓厚兴趣，以及学校与教师们正向的实证反馈等因素，均绝对性地压倒了本应在新美德规划实施之前就该有的理性的哲学思考与反思。汉考克女士提出，我们应该沿着著名哲学家泰勒(Chades Taylor)教授的“解释性人文科学观”道路继续走下去，对新美德规划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应该从两个方面切入，其一是对于作为学校品格教育计划之美德规划的描述与解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形成的深刻根源；其二是以叙事的研究方式，在比照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对学校美德规划的实践理论进行清楚的阐释。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就有可能从多个层面，为我们描绘出新美德规划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汉考克女士相反，佩斯大学的王晓蕾鼓授则从微观的角度，为道德发展研究提供了—个新颖而独到的视角。她的演讲主题是《错误搭配手势及其在道德发展中的功能》(Using Miamatched HandGestures as Indexes to Promote Moral Develop-merit)。她明确指出，合理地利用育语中自然产生的错误搭配手势，将为人们确定儿童的道德学习的目标与任务提供有益的帮助，而这一发现也终将“实质性”地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在研究中，王教授借助著名的柯尔伯格理论，按照道德两难情境中儿童道德推理能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与路径，分别对处于柯尔伯格发展阶段的“前习俗”与“习俗”阶段的120名参加研究的被试儿童进行了实验与分析。她的实验表明，错误搭配手势在儿童两种道德水平的过渡期中起到了支架或桥梁作用。这一“发现”为力图提高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中的家长与教师们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

(3)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金生鋐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檀传宝教授等，则以大陆学者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和表达了中国掌者在公民教育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这一重要命题的观点与声音。

金生铉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他指出，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和接受，公共教育体系没有将培养拥有权利、自由与责任的理性公民作为其培养目标，公民教育的系统实践也远未实施和展开。因而，他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适切性问题。他提出公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公民公共品格与品质的培养、发展和促进方面，公共教育应该按照公共精神、公民美德、公共理性与公民能力等来构建自身的目标与内容。

檀传宝教授则在其提交的《如何理解公民教育?——个中国学者基于中国背景的三点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是—个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社会的具体实际如何理解和实施公民教育则是—个新问题。基于中国大陆的社会背景，他认为公民教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大陆需要勇敢破除对于公民教育的政治禁忌；各国公民教育都应当具有各自社会与文化的特质，中国公民教育应当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学校公民教育应与和谐社会的公民生活建设同步，应当反对狭隘的公民教育课程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的转型、公民教育与品格教育等主题的“复兴”等，是当代西方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同时也是西方德育理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力”，而道德发展理论与美德规划的巨大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证。客观地来看，这些理论也的确为上个世纪道德教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贡献，而对这些理论的讨论热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但从本次大会讨论的热点与重点来看，显然这种关注不应仅仅局限于理论探讨，而应该积饭地转向教育教学的实践领域．主动地参与实践，并为具体语境与实践中出现的、与理论相冲突的现实问题出谋划策。

篇(6)

论文摘要：语言和文化互为载体，两者相互渗透。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外语教师的重视。外语教师不仅要精通语言知识，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本文分析了文化与外语教学的关系，探讨了外语教师文化意识培养的现状，最终提出了培养和提高文化意识的措施。

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外语教师的重视。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上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互为条件。因此，语言教学必然包括文化教学。一名合格的英语教师除了必须精通英语。包括语音、语调、语法、词汇、听说读写的能力，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化知识和较强的文化交际能力，用文化语言观来指导教学活动，在教授语言和培养语言技能的同时，重视传授文化。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包括语言知识学习和非语言知识学习，非语言知识学习即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对学习者很重要。语言中的文化教育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外语教学共同关注的热点。

1、文化与外语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对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可以说语言是每个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同时文化构成语言表达的基本内容，它促使了语言的形成，又促进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对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不甚了解，就会导致在交流时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有时会使交流出现障碍，使交际双方都十分尴尬。因此，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应该包括文化教学”这一理念已经成为外语教育界的共识。这就要求教师要在外语教学中，自觉培养和提高自身的文化意识，注意引人文化的概念和思考方式，从而产生优良的教学成果，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2、外语教师文化意识培养的现状

目前，我国外语教师文化意识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2.1教师认识的局限。

在我们传统的外语教学实际中，大多数教师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重要性，文化意识薄弱。一些教师由于受到教学观念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很少专门地有意识关注文化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没有像重视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能的培养那样知识重视文化教育，缺乏传授文化知识和培养文化意识的自觉意识。

而且，我国的教育体制，仍然是考试制度为主的教学式，仍然处于单纯的语言教学状态。完成教学进度，抓住语言要点，督促学生识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是教学的主旋律。这使得外语老师不同程度的忽视跨文化意识，使得教师在教学时不会或者很少涉及文化方面的内容。

2.2缺乏在目的语国家生活的经历。

我国目前承担外语教学的教师们虽然教授外语，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在目的语环境生活的切身经历，缺乏在真实情景获取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机会。因此，在教授跨文化背景知识时只能采用文本资料为工具进行教学，过分拘泥于从教科书学到的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把西方社会的某些习惯看得太绝对了，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对一些习惯缺乏全面了解。

举一个例子:吃饭谁付钱?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一般吃饭有各付各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AA制，由受这一“常识”的影响，有些教师认为，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循AA制。实际上，在西方社会，朋友间请客吃饭，谁付饭钱并不能一刀切，也要视情况而定。因为没有切身的体验，这种肤浅的了解就在所难免了。

2.3对英语国家价值观不确定。

外语教师对英语国家价值观的判断出现明显的困惑。一个简单的例子:热情好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中国人送客时一般都要陪客人走上一段路程才向客人道别分手;而在英美等国很少有这种情况，在家门口道别是最常见的礼节，丝毫无怠慢、失礼之嫌。再举一个例子:朋友病了，你该怎么做?在中国，我们一般要买点水果，礼品等去探望以表示关心;而在西方，人们认为探望病人，打电话询问病情都会影响病人的休息，他们会“do nothing"。但多数外语教师不了解这种差异。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切身体会，的确难以把握细节。

3、外语教师文化意识培养的措施

3.1文化知识的构建。

外语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综合文化素养，丰富外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首先要掌握普遍文化知识，即文化的基本概念、构成、特点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作用。要大量接触目的语文化，广泛地阅读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方面的书籍，尽可能地熟悉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思维观念等。其次，要加强祖国文化的修养。中西并重，才能更好地了解所在地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即了解目的文化、本族文化和其他文化群体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异同。可采取多种形式，如假期集训，网上学习等形式，开展跨文化系列讲座，尽量做到全面、客观、系统。

3.2文化能力的培养。

建立外语骨干教师国外培训基地，为外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增强其国际性素质和跨文化能力，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和知识结构。也可以利用外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外语新闻、外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这样可以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将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有机结合，通过教学材料的选用，有意识既注意语言能力的提高，又关注文化能力的培养。将自己的文化体验与教学内容结合起来。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领会、掌握，更易促进文化能力的培养。

3.3文化意识的产生和应用。

自己作为一名现代外语教师，要有提高教师的文化敏感性和文化教学的意识。要意识到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有意识地丰富自身外语国家文化知识，提高自身传授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能力。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和跨文化交际的经历，愿意去了解不同文化。并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主动进行交流，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教学。通过各种方式和活动在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

篇(7)

从研讨会的过程来看，无论是大会的主旨演讲．还是各个专题中代表们的主题报告或发言．都激起了许多精彩的互动与热烈的讨论。

在会议闭幕式上，本领域内专业学术期刊英国《道德教育杂志》(JournalofMoralEducation)常务主编莫妮卡·泰勒(MonicaTaylor)女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总结性讲话，她对会议的顺利举办表示了祝贺，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大会最终决定，下届研讨会将移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举行。

全球公民及亚太民族一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认同之间的矛盾、德育理论的实践转化与模式、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转型社会中公民与人权教育的本土选择等主题．成为了与会代表们集中关注和交锋的焦点。下面仅从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以及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等3个主要方面，就本次研讨会中一些重要的报告及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简要的概述。

(1)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

国际公民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侯·斯塔克(HughStarkey)博士与香港教育学院李荣安(LeeWing-on)教授分别为大会作了题为《公民身份与人权教育：普遍原则的本土化应用》(CitizenshipandHttmanRightsEducation：ApplyingUniversalPrinciplestoLocalContexts)与《亚洲公民身份的反思：亚洲人的认同?》(ReflectiononAsianCitizenship:WhatareAsianandWhatareNot?)的主旨报告。斯塔克博士认为，人权是公民与道德教育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正义与和平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基础，这一理念破除了人权为西方专有的迷信。他提出了两种可以“本土化”的人权教育模式，并得出了教育理论包括学校教育本身都应该关注人权原则在本土语境中的应用问题与机遇的结论。

李荣安教授则从比较的角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教育的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剖析。他主要选取了如下一些案例进行了具体的评述与分析：韩国公民身份教育语境转换中的主体观；香港与上海的全球公民身份；中国大陆地区德育中的新方法；日本公民教育中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型；香港政治上积极取向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现象以及亚洲不同国家与地区推动公民教育的终生学习功能发展的努力。通过这些个案，他概括出了关于亚洲公民身份的基本界定与结构特征：即无论是东亚地区的“强国家”与政治体制传统、民族一国家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操控、正在出现的关于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折衷主义理念以及亚洲公民身份的流动性与不可预见性等基本趋势与本质特征，还是区域内各国或地区的不同的具体实践模式等，都对广义的公民教育的学术话语与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基本贡献。

(2)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UniversityofTechnology)的多利·汉考克(DorrieHancock)女士与美国佩斯大学(Pace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王晓蕾教授等在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学者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独到洞察力与最新进展。

汉考克女士的演讲主题是《美德规划》(ThVirtuesProject)。她运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对当前“风行”于世界各个多元文化中的“新”品格教育理念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新美德规划起始于17年前的北美地区．当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抑制来自北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暴力现象，及其对家庭与儿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两年之后，这种教育理念便开始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当时，前后约有20多个国家与地区开始在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中尝试规划实施自己的美德规划或项目，教师们也明显表示出了对美德规划的兴趣与热情。时至今日，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经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的家庭、商业与社区教育规划中。广泛传播的现实说服力、多元文化特征的吸引力、草根阶层教育者对其固有的浓厚兴趣，以及学校与教师们正向的实证反馈等因素，均绝对性地压倒了本应在新美德规划实施之前就该有的理性的哲学思考与反思。汉考克女士提出，我们应该沿着著名哲学家泰勒(ChadesTaylor)教授的“解释性人文科学观”道路继续走下去，对新美德规划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应该从两个方面切入，其一是对于作为学校品格教育计划之美德规划的描述与解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形成的深刻根源；其二是以叙事的研究方式，在比照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对学校美德规划的实践理论进行清楚的阐释。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就有可能从多个层面，为我们描绘出新美德规划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汉考克女士相反，佩斯大学的王晓蕾鼓授则从微观的角度，为道德发展研究提供了—个新颖而独到的视角。她的演讲主题是《错误搭配手势及其在道德发展中的功能》(UsingMiamatchedHandGesturesasIndexestoPromoteMoralDevelop-merit)。她明确指出，合理地利用育语中自然产生的错误搭配手势，将为人们确定儿童的道德学习的目标与任务提供有益的帮助，而这一发现也终将“实质性”地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在研究中，王教授借助著名的柯尔伯格理论，按照道德两难情境中儿童道德推理能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与路径，分别对处于柯尔伯格发展阶段的“前习俗”与“习俗”阶段的120名参加研究的被试儿童进行了实验与分析。她的实验表明，错误搭配手势在儿童两种道德水平的过渡期中起到了支架或桥梁作用。这一“发现”为力图提高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中的家长与教师们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

(3)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金生鋐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檀传宝教授等，则以大陆学者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和表达了中国掌者在公民教育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这一重要命题的观点与声音。

金生铉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他指出，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和接受，公共教育体系没有将培养拥有权利、自由与责任的理性公民作为其培养目标，公民教育的系统实践也远未实施和展开。因而，他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适切性问题。他提出公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公民公共品格与品质的培养、发展和促进方面，公共教育应该按照公共精神、公民美德、公共理性与公民能力等来构建自身的目标与内容。

檀传宝教授则在其提交的《如何理解公民教育?——个中国学者基于中国背景的三点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是—个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社会的具体实际如何理解和实施公民教育则是—个新问题。基于中国大陆的社会背景，他认为公民教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大陆需要勇敢破除对于公民教育的政治禁忌；各国公民教育都应当具有各自社会与文化的特质，中国公民教育应当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学校公民教育应与和谐社会的公民生活建设同步，应当反对狭隘的公民教育课程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的转型、公民教育与品格教育等主题的“复兴”等，是当代西方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同时也是西方德育理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力”，而道德发展理论与美德规划的巨大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证。客观地来看，这些理论也的确为上个世纪道德教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贡献，而对这些理论的讨论热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但从本次大会讨论的热点与重点来看，显然这种关注不应仅仅局限于理论探讨，而应该积饭地转向教育教学的实践领域．主动地参与实践，并为具体语境与实践中出现的、与理论相冲突的现实问题出谋划策。

近些年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以中国为主要构成的新的经济力量的崛起，使得世界关注的目光聚集在了这一地区。当前，这种关注的范围，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领域。特别是当亚太地区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乃至政治理念等“遭遇”到以西方理念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趋势时，一些突出的新问题与矛盾就自然显现出来，如东西方对于个人价值与公共或集体价值的认识“落差”等。从这一角度出发，“亚太地区道德教育网络”(APNME)及其会议的发起与召开的价值，就不仅仅局限在向世界展示与分享亚太地区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深度进展方面。该网络与会议本身，实际上已经向我们传递了较为明确与深远的学科发展取向：即关注亚太与本土、关注东西方语境的差异特征等，必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本学科发展的重点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