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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新闻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论文摘要】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目前,各地风生云起的电视民生新闻立足本土,体现人本,就是地方电视新闻本土化趋势的表现。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具有显著的区别。民生新闻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点作为办好各类节目的出发点。
随着新闻的发展,在全国各媒体涌现出了越来越多以平民视角出发,关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的电视新闻,这就是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它以地方受众为本位,在区域内具有强大的告知、传递、沟通、控制功能。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显著区别之一,就体现在它的民生的视野、民生的态度、民生的情怀。民生新闻与其他新闻类型不同的是,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电视民生新闻是带有本土化、人本色彩,为平民百姓所关注,并与之日常生活、生计相关信息的电视新闻报道。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互动性,以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民生新闻的最大意义在于,开始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成功实践。民生新闻立足国情,顺应主流,与现行的新闻政策实行成功对接;其本地化追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构建城市认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准确把握民间的文化精神状态,回归民间,锐意创新,使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1民生新闻的选材要贴近百姓生活。
民生新闻的内容涉及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停水、缺水、漏水,失火、被盗、被骗,走失、纠纷、投诉、求助等诸多方面。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做具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不能走进误区,比如在选题把握上,不能走极端,即把视角全部放在百姓日常生活上,新闻停留于琐碎和表面,民生新闻也应考虑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和时效性,在从本地需求出发,做本地的内容的同时,学会找到时政、经济等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与百姓生活的切入点,把时政和经济新闻转变成民生新闻,形成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本土民生新闻。内容为王似乎永不过时,电视新闻也不例外。从地方电视新闻的采访内容看,节目都充分表现出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习俗、文化习惯,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同时采用平民化的表述方式,突出了地域接近性的特点。地方电视新闻作为各地的大众主流媒体,采访对象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收看观众也是本地区的,因此,为了满足观众了解身边事的欲望,更大程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地方电视新闻大篇幅地播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新闻,讲他们喜闻乐见的新闻,还有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新闻。这也最真实地回归了新闻的本质。
2电视民生新闻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
湖北卫视的《现在直播》曾有个固定栏目,请武汉的一位曲艺名人以杂谈的形式用方言来说新闻,当时一经推出,反响很强烈。民生新闻的表现形式就是要本土化、地域化。地方名人本身就有良好的品牌效应,再加上其幽默风趣的说新闻方式,观众会很感兴趣。电视本土化就是以本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为出发点,发掘自身的地域特色,发挥地方电视的区域传播优势。电视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个地区的电视文化,一定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区文化特色是每个地区存在的必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客观现象。换句话说,不同地级市的电视新闻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地级市电视台的新闻应着力去表现这个地区的人文景观,力求与当地群众产生水融的关系。而越是有地区文化特色的电视新闻,就越为这个地区的观众喜闻乐见,以至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点作为办好各类节目的出发点,做到入乡随俗,生根开花,融为一体。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地域鲜明的民俗民情,也培养了当地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电视是视觉文化,对如此丰富的传统的视觉文化,更加应当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不仅是节目内容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审美上的本土化,因此,在利用本土化这张牌来推动民生新闻发展时,应注意做传承与发扬地方文化的民生新闻。
目前毕业论文是本科生毕业的一个必备条件,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拟从2010年起在教学计划中删除毕业论文,而以在报上发表新闻作品、评论等有具体篇目及质量要求的毕业设计来代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介绍说,随着大学教育作用的转变,本科论文已成鸡肋。“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而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可以说是‘人神共怒’。”
张小元表示,取消毕业论文后,将以与业界接触的毕业设计代替。“比如在课程上往这方面倾斜,加大新闻采写、评论的课时量;加大和业界的对接,每门课程尽量往实践上偏。比如《外国新闻史》,就可以讲《今日美国》是如何成功的——不单纯地把它当成死记硬背的知识。”据《成都商报》
通过新疆地区大众传播活动的范围来看,对民族习俗的应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新闻活动中。2)广告活动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活动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民族团结。新闻活动的传播者为汉族,受众却是包含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所以说传播方式必须要结合少数民族的习俗。有些习俗性的传播方式可以直接被新闻媒体加以采用。例如服饰和色彩使用习俗。比如说电视台在对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可以穿戴少数民族的服饰。哈萨克族女子的服饰多姿多彩,她们喜用白、红、绿、淡蓝色的绸缎、花布、毛纺织品等为原料制作连衣裙,女记者穿着这种哈萨克姑娘特有的服饰会给哈萨克族以亲切感,自然就在心理上易于接受,传播效果势必要好的多。
电台节目由于更突出语言,所以在进行传播活动时应注意结合当地的语言习俗。针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受众的电台节目一般采取以汉语播出,少数民族参与的方式进行。例如2010年在古尔邦节期间,新疆伊犁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905天天说事》制作播出了一期特别节目——《快乐的节日》。节目以电话连线、直播间访谈的形式为穆斯林群众营造了喜庆的节目氛围。这是一档以汉语主播的节目,但是由于伊犁是哈萨克自治州,主要住民是哈萨克族,因此新闻传播活动在宣传党的政策、指导人民生活的同时也需要也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因为是一档轻松快乐的节目,所以主持人在使用语言时适当使用了口语化的语言,也就是内地人常说的新疆话。比如新疆人喜欢把“你在干什么”说成“你干撒的呢”,把“我没理他”说成“我没尔视他”。诸如此类的新疆方言更有助于加强维吾尔族群众对节目的亲切感,切实感受到这是为他们而办的节目。因此这一期特别节目很好的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统和在了一起,对各族同胞来说都是一次美的听觉盛宴。对语言习俗的应用使得这档节目更加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比起单纯的用标准汉语主持节目来说,此次节目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新疆地区有许多的特产,新疆地区的商品营销包括对内和对外。对内指对新疆本地人进行营销,对外指对新疆以外的地区进行营销。对内和对外营销都需要注意语言习俗的应用。这样对内营销时,受众有利于产生亲切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就会倾向于购买此类产品。这体现了语言习俗之为特定人群所喜闻乐见的特性则又使其对于特定的社会成员具有了强大的亲和力、吸引力。而对外营销时会增加新疆特色,让外地人能够更多的了解新疆。同时广告传播中也必须注意与特定的作为广告对象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传播习俗相契合。例如一个哈密瓜的广告“: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我们的哈密瓜亚克西!”(亚克西是“好”的意思)。新疆伊犁一家薰衣草店的广告:“阿尔曼薰衣草,丫头子喜欢,巴郎子也喜欢!”(巴郎子在哈语中是小伙子的意思)。这两种产品广告的受众即包括汉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应用了语言习俗的这两则广告语不仅赢得了汉族的认同和喜欢,也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和喜欢。
(一)农业新闻传播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信息、新闻资源的传播属于一种社会化行为,传播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依托传播载体传播思想观念、经验、知识、情感及行为等各个方面。传播依赖于人类而存在,它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但就目前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现状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农业新闻传播媒体人职业素养一般,整体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较多传播人员从根本上缺乏对农民、农村及农业的理解与感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的有效性。部分新闻人仅能够多面收集相关的农业信息,并对其实施整理与加工,甚至部分新闻人在采访过程中缺乏对农民的尊重,影响了农业新闻采集的真实性,限制了新闻传播的有效性。
(二)双向流通有一定的限制首先,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无法推广与普及基层农业技术。主要表现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破坏严重,部分乡镇地区开展农业改革,致使专业化的技术人员被分流而出,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点逐渐撤销,限制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其次,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服务职能较弱。大部分农业服务中心并未重视其技术推广的职责,仅仅流于形式,并未发挥实际性的作用,面对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难点,不能及时有效地协助解决,因此给其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延迟了新技术推广、使用的速度,降低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此外,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甚至无法满足农业技术传播的需求,进而制约了农业信息的有效传播。另外,在我国农业新闻传播方面,媒介作用的发挥程度比较低,在农业新闻传播方面,报纸、电视、广播的传播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均存在农业新闻数量比较少,获取途径有限等弊端。而新闻内容具有其显著的及时性特征,消息是其重要要素,而当前在农业信息的传播中依然存在及时性、延续性严重缺乏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业新闻的传播。
(三)受众意识缺乏当前在我国从事农业新闻传播的主要机构组织包括农业技术推广部分、科研院所、企业及政府等部门,为永葆农业新闻传播的活力,必须明确各部门的宣传职责,整合其传播的主要框架结构,并将受众意识放置于农业新闻传播的主要位置,确定新闻传播的主要对象、传播的目的、传播的效率等。它属于一个不断衍生与拓展的过程,然而当前我国农业新闻的传播并未满足大部分农民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且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并未将改善农民的农业生产结构作为主要目标,未正确引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改革,新闻传播的时效性较差,同时会对农民产生一定的误导影响。
二、改善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现状的有效途径
(一)注重与农民的需求、意愿、社会发展、农业发展等方面相结合要提高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辅助与帮助农民进行生产指导与改革,首先需要将农民的需求与意愿,社会的发展实际及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与农业新闻传播结合起来。提高农业新闻的可读性,切实关注农民关注的问题,传递农民需要的信息资源,并选用最能迎合广大农民需求的传播形式。新时代背景下的大部分农民已并非传统独立性较强的个体,他们同样在生活与生产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人群与社会信息,不仅需要不断学习与更新农业生产技术,同时需要了解相关的市场资讯。因此,在我国农业新闻的传播中,需充分从农业发展、农村与农民视角出发,锁定农民的生产实际,从其需求出发,将话语权充分还给农民,传播其更为感兴趣的农业信息与话题,强化农业信息的可读性,利用现代化多媒体的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互动性,缩短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解决其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充分满足其经济、技术、文化需求,更好地推进农村技术改革。
(二)确保主体多元化、表述客观化、形式多元化当前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时也为农业新闻的有效传播开辟了更多途径。互联网已成为我国信息资源传播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但目前主要在城市地区应用,在部分农村地区的推广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改善农业新闻的传播途径,首先必须在农村普及新的传播媒介,并获取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改造农村技术环境,定期组织对农民使用互联网的培训,使其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网络农业信息,同时还需实现网络信息收集的主体多元化,联合个体、企业、政府等相关机构,强化对农业新闻传播的投入。其次,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可接受范围,改善新闻报道的表述方式,用其可接受的话语来陈述广大农民的心声,满足其需求,切实了解其存在的困难,解决其日常实际需求。使广大农民充分掌握话语权,为其创造更多能够发挥自我意见的平台,给予其更多说话的机会,搭载其农业发展与科技进步之间的桥梁。
(三)改善传播途径,深入浅出、广而告之此外,为加强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的有效性,还需加大对新闻传播的宣传力度,为农业新闻制定相关的宣传广告,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传播途径。同时还需在有限的文字表达技巧下蕴含更为深刻的报道内涵,提高农业新闻报道的深度,并充分发挥其以小见大的作用,做到深入浅出,且言之有物。
三、结语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试论网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论文摘要: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性语言,其本身是客观的。然而由于使用语言的主体的介入,并服务于特定阶层,新闻报道必会通过其运用的语言传达个人或集团对被报道事实所持有的主观倾向或态度。读者可通过对其语言不同层面的分析,透视其主观性,掌握作者意图。
作为大众传媒中一种重要的媒介传播形式,新闻报道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俗。而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这使得新闻本身必须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著名学者李希光指出:“新闻报道的致命错误就是让编辑、记者主观的价值判断或偏见不加掩饰地展示在受众面前,因为一旦读者与你的价值判断相左,他们就会对你的报道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因此,高明的新闻制作者们会利用语言本身的特性或语篇结构的安排,隐讳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便成为了新闻语言中隐含的主观性因素。
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这样一种特性,即说话人的语言表达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即说话人在说话时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以一种隐性的态势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影响着读者的思维和判断。有效地对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进行分析和辨别,能够帮助读者培养对语言的敏感性,增强他们对新闻话语的反控制能力。以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对非文学领域的主观性研究还有所欠缺。而对新闻话语的主观性分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
一、词汇(lexis)
按照功能主义的方法leech(1981)把意义分为七种: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meaning)、反射(折射)意义(reflective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主体意义(thematicmeanlng)。其中,情感意义是指说话者或作者情感和态度的传达。所以,词义是多功能、多维度的复合体二即使一个词的指称意义(概念意义)相同,也可能会引起读者不同的情感反映。因此,词汇的选择,为作者表达主观性提供了最常用也是最简洁的途径。新闻标题中的形容词和副词常常最能体现作者的主观性倾向,读者往往能够通过一两字的点睛之笔,很快地抓住一条新闻的主要态度和立场。
例如:1.火箭的习惯性崩溃。(《北京晚报》2007年11月6日)2.演习继“汉光”后又出乌龙:鱼雷试射再败(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26日)
定语、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副词使得被它修饰的中心词词语意义更加具体生动,它们承担着表达作者主观态度的重要语用意义。例1的“习惯性”一词不仅表达了火箭队的“再一次,又一次”失利,同时体现了作者的戏谑和讽刺。例2中的副词“又”和“再”与例一中的作用大抵相同,表明新闻中作者对演习的态度,“只有意料中的失败”。
二、句子(Clause)
在句子层面,作者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句式的选择和运用方面。首先看一些特殊句式的运用:1.首都机场可“空中报关”货物未到港手续已办完。(《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12日)2.“纳西里耶战斗英雄”被打死在美国自家后院。(《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10日)3.中国防长:若发生,大陆将采取断然措施。(《联合早报》,2007年11月6日)
例1中的“未……已……”,未然与已然两种时态成正比,突出了首都机场的高效率,表达了作者对其赞扬的正面立场。例2的被动句式,重点强调了受害者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新闻编辑者的同情。而例3的让步条件状语从句,则凸现了中国大陆在对待上的坚定立场,使人读起来铿锵有力,勇气倍增。
三、修辞(figureofspeech)
新闻报道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更倾向于依靠客观事实,但若新闻只是死板的堆积字符连接和数字堆积,不但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的欲望,更加无法使读者获得有效信息。因此,新闻话语也会运用适当的修辞技巧,在报道客观事件的同时,传达作者潜藏的主观判断。
对比:新闻中的对比通常通过数量来实现。例如:一个25岁中国姑娘和她的4场闪电异国情爱。(中国新闻网,2006年5月)
此例中,虽然前面的25和后面的4场对比数量要大,但是对于年龄范畴中的25和婚姻经历中的4,前者显然是个小量,两者相比体现了作者意图突出此事件的不寻常性。
比喻:比喻是最常见修辞,在新闻语言中,比喻的出现使某些行为更形象:例如:七名选手掉进了“尿罐子”。(《大连晚报》,2002年2月10日)
此例是个事件比喻,运动员因药检呈阳性而被取消参赛资格,“尿检”换作“尿罐子”不仅幽默戏谑,而且轻松表达了作者的不认同。
设问和反问:比如:招聘女文员以身高定工资是何目的?(《重庆晚报》2007年11月6日)又如:惟有扣分才能育德?(《中国教育报》,2004年7月14日)
只问不答,读者不用去正文内找答案也可体会出作者的态度,将观点隐含于强烈的语气中,既吸引读者注意,又赢得了共鸣。
新闻源于事实,但决不等同于事实。新闻报道是新闻制作者对客观事实的选择、记录、加工的结果,他们总是积极地运用语言技巧来认识和“再现”这个世界。而读者则同样可借助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剖析新闻语言制作过程中遣词造句,谋篇立论的每一个细节,发掘出深藏于语篇之中的作者的主观意图。
参考文献:
[1]郭熙:《试论新闻语言的基本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91.4。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