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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完善
我国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生态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很低,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一直是一个迟迟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而随着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破坏日益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加剧,全国的生态环境更是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眼下,推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快经济建设,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加强关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探究很有必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补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因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维护社会公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一、生态补偿的科学内涵
(一)生态补偿的定义
曾有学者提出了生态补偿的狭义及广义概念,即狭义上是指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广义的还包括对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1]。我认为这一说法较为完善地概括了生态补偿的基本内容,但是着重突出了生态补偿的有偿性,而没有对生态补偿的目的性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生态补偿是指为维护人类和多元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目的,环境受益者就其受益承担相应义务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及其制度保障的总称。
(二)生态补偿的本质
生态补偿其实是权力义务关系的一种演化形式,不同的是,它不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同时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保障和确立,需要的便是法律制度的规制,只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存在,才能为生态补偿提供具体的标准,以及维持其得以存活的基本保障力。硕士论文,完善。硕士论文,完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生态补偿行为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行政法律行为,生态补偿行为必须通过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调整,从而产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
(三)生态补偿的作用
就前文所言,不管是生态平衡的有偿性,还是生态补偿体现出来的公平负担原则,都直接决定了生态补偿的作用,即平衡生态利益。生态利益的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引偿,实现生态正义,另一方面是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补偿,实现生态利益分配正义[2]。我们应该看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然是与生态环境相互动的,随着生产力的膨胀,人类对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索取需求也随之扩大,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必然要对生态界的健康负责。
二、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现存的问题
(一)法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态补偿的主体问题
生态补偿的主体有待进一步合理化。生态补偿机制运行首要解决的是谁补偿谁即主体问题,生态补偿的主体制度即是生态补偿实践中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分析了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政府干预之后,认为在现阶段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给付主体和接受主体往往不易界定,故提出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有国家、社会和地区,认为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以国家和社会补偿为主,地区补偿为辅[3]。但本文认为,生态补偿过分强调政府的补偿主体地位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和单一的生态补偿主体,不利于形成开放的生态补偿主体体系,生态补偿主体的类型化可能背离生态补偿立法与实践的客观需求,弱化生态补偿理论的实际效力。相反,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角度出发,任何在生态资源索取行为中有参与的集体及个人,均应当具有作为生态补偿主体的资格。
2.立法缺失的问题
目前部分法律法规有待补充,部分领域的法律供应不足。生态补偿尽管在我国出现较早,但作为一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成熟理念在立法上得到的反映却是近几年才开始,许多新的管理制度和补偿模式需要法律的肯定和支持,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以对生态补偿的主体、对象、范围、资金来源等做出总体性规定,已有的生态补偿规定都是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妨碍了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
(二)其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执行和管理的问题
执行方面与管理体制各自未战,而且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补偿中的作用。现有的制度内容和运行机制存在明显的矛盾和严重的问题,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整体功能保护不足”。生态系统作为一特殊资源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内部各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与制约所形成的动态平衡发挥作用。单单对其中某个要素进行补偿并不能真正达到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而我国现有的规定却恰恰陷入了这个以偏概全的误区。
2.意识观念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补偿机制与“有偿索取”的误区。有补偿,必然是以消耗为前提的。硕士论文,完善。但不合理的消耗,使得过于突出了生态补偿的有偿性,反而使无价的生态资源价值化,这与生态补偿机制构架的初衷是不相符的。成功的生态补偿机制应当不仅体现出了有偿性,更在于它的引导性,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和谐共存。
三、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
(一)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思路
这个基本思路就是责权利相统一的根本原则。生态补偿的根本是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平衡,应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要求,“主体-行为”框架在本质上是责权利原则的体现,故主体与行为模式最终要回到责权利相统一的基础之上[4]。其实这种统一的思想,就是生态补偿制度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的体现,它要求补偿主体在享受生态利益的同时,为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承担责任。
(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途径
1.立法方面的完善
完备的生态补偿制度只有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建立,所以首先应当从立法方面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合理有效地扩大生态补偿主体的范围,最大程度地平衡生态利益。要扩大生态补偿主体的范围,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在生态补偿行为中,将政府引导与市场引导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不但继续坚决执行我国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管制等措施,更要充分引进市场机制,发挥利益的引导作用,因为政府补偿力度必然有限,而且目前各级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已经是成为了对生态资源利益的主要索取者,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参差不齐,对于生态资源的利用率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造成了大量的浪费,究其原因,除了生产力的限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价低”的错误意识,使人们在经济驱动下放弃了长远的利益;另一个方面是推动全民责任意识,明确每一个社会单元在生态环境中享有的理所当然的利益,同时担负的相应义务,不仅仅是国家,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个人都可以在特殊条件下成为生态补偿主体,从根本上去让生态补偿制度的统摄力得到认可,从而让生态补偿机制从一种简单的事后补偿制度上升到一种具有引导性的思想观念,达到预防生态破坏的目的。
2. 政策方面的完善
第一是丰富生态补偿的方式,明确生态补偿的标准。生态补偿标准应该合理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对生态效益的需求。通常来说,由于生态补偿是经济性的,补偿标准须相当于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5]。硕士论文,完善。因此,在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环境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生态环境所属的区域和地区;生态环境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等等。此外,目前资金补偿是主要的生态补偿方式,但是却不一定是最好的生态补偿方式,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这不是靠财富就能简单换取的,所以,更不可能靠货币补偿来挽回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我们在推行传统生态补偿费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政策补偿、智力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的投入。
第二是扩展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调节政府与市场的补偿比重。硕士论文,完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努力:首先,国家的财政专项支出是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在编制国家年度预算时,应当适当增加在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中要建立生态补偿财政资金;其次,建立环境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等税费制度,使之负担生态补偿的功能,使受益者负担部分补偿的责任;最后,建立生态补偿基金,该基金承担两项功能:预防生态恶化以及补救生态损伤,分别从预防非国家主体无法确定以及针对矿区复垦等恢复资源生态环境的活动所需要的专项生态补偿。
3. 观念意识方面的完善
推广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树立资源无价的环保意识。成功的生态补偿制度,并不是单单要突出它的有偿性并使其得以有效实践,也更加不可能是从它的惩罚力度上去评价的。成功的生态补偿机制,不仅作用于它的事后救济,更对事前的预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使得“资源无价”的意识,传达人心,根深蒂固。
四、小结
由于长期以来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掠夺性”开发,加上我国的自然资源人均占有率在世界平均水平的标准下本来就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多种原因让我国当前的生态资源环境如履薄冰。硕士论文,完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规定了一些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与法律,生态补偿在各地得到较好的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还是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褪尽了青涩,进入了快速成长的阶段。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必将能够取得一个可喜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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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习包括课程实习和生产实习,是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人才的重要环节,是巩固所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创新与创业意识、学以致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增强职业意识、进行基本技能训练的重要途径。
1.课程实习。
课程实习安排在大学二年级,在培养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学分(时)数以及实习要求和考核方式。实习场所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园区、大型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政府环保部门等实践教学基地。实习的形式包括参观考察以及专题调研等。
2.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是学生完成《环境化学》、《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学》、《生态学》、《环境微生物学》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学习后的综合性实习,在大学三年级下半学年进行生产实习。实习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政府环保部门、研究院(所)或在本校进行科研实习等,要求学生上岗实习,直接参与教师科研工作。
3.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与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环境绩效的研究机构、企业集团、社会团体等组织,以双赢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有效科研的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一个拓展视野、亲身体验的场所。通过有经验的环保技术专家指导学生实习,进行现场教育。通过课程实习、生产实习等过程,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需求及自身的不足,明确学习的目的,激发学习的动力,提高综合素质。
二、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科学专业社会实践应当与专业培养计划有机结合,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学生需求、专业特色、学生成长阶段和认知规律,实施分类教育。将社会实践纳入本科培养计划,规定学生社会实践的学时数,制订相应的规范。学生的社会实践形式包括校园文化活动、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社会工作、科技学术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公益活动等。
三、创新性科研实践
关键词 化学教育硕士 学位论文 论文选题 论文答辩
1996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Ed.M),并于1997年开始招生试点工作,经过5批试点,招生单位由最初的16所院校,发展到2011年的57所学校。化学教育硕士学位也是最早设立的学科教学专业学位之一,攻读化学教育硕士学位的学员,除了需要系统地学习化学学科教育教学专业理论知识、政治理论、教育技术和外语基础知识以外,2~3年的学习期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学位论文的选题、论证、撰写、答辩。作者作为某高校化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多次参加了该校的化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论证及论文答辩,每次参与化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等相关活动,总有一些新的发现,并引发一些思考。现以某高校2008级化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及答辩情况为典型案例,发表一下作者的简单思考。
1 论文选题及答辩中的问题分析
某高校2008级化学教育硕士共有20位学员,另有上一届答辩未通过学员4位,24位学员分成A、B两组参加了论文集中答辩。每一答辩组设答辩主席1人、答辩委员4人,答辩专家主要由全国知名化学学科教学法教授、本校教师和中学化学教学及教研一线特级教师组成。24位学员的24篇论文涉及到中学化学教学与教研的各个领域,主要集中在课程实施、课程资源开发及化学教学法研究3个方面,24位学员的论文选题及答辩结果见表1。
无论是学员论文的答辩过程,还是学员的论文选题及撰写,都还是让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论文的答辩结果有直接的关联。现以“基本合格”和“不合格”2种等次的5篇论文选题、撰写及答辩情况为例,来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
《高一化学学困生的激励策略研究》是24篇学位论文中唯一的基本合格的论文,答辩主席宣布这篇论文基本合格,也就意味着这篇论文必须经过学员的补充、修改、完善,并再次通过专家答辩委员会审查,学员才能拿到学位证书。显然,从论文的选题可以看出,这篇论文需要在充分调研和检索文献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学困成因进行分析梳理,根据有关理论提出有针对性地解决学困的具体办法。然而,这篇论文却缺少大量而真实的调查,大量地引用有关理论,更多地根据想象去设计方法与策略,直接导致了论文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给人的感觉是基于想象中的学困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案。
《诺贝尔科学精神在高中课程标准下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研究》、《多媒体化学生态课堂构建研究》、《中学化学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策略研究》、《高考化学“工艺流程题”研究》等是被答辩专家定为不合格等次的4篇学位论文,这就意味着这4篇学位论文必须在选题、开题、撰写、送审、答辩等环节上,一切从零开始,并在下一年的学位论文答辩会上经过重新答辩获得合格以上等次,否则学员将不可能取得教育硕士学位证书。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4篇不合格论文基本上都是在选题环节出现了问题。《诺贝尔科学精神在高中课程标准下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研究》,从论题的语法结构上就存在重大缺陷,从研究内容来看,该论文是运用诺贝尔科学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基于此,论题的关键词就是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但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却被挂上了诺贝尔科学精神和高中新课程的名头,同时,诺贝尔科学精神是什么?诺贝尔科学精神与学生创新能力之间有什么关系,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从论题的结构上来看,《多媒体化学生态课堂构建研究》显然是由多媒体的应用和化学生态课堂2个命题组合而成的,在论文的文本中,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2个命题相互粘贴的痕迹,而且还让我们感觉到,只要把“化学”替换为其他学科,并添加一些相关的学科元素,就可以成为各个学科都普适的论文。《中学化学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策略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十分热门的选题,很多人做过相关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总库中以“中学化学”、“创造性思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95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还不包括一些学位论文,所检索到文献大部分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由此可见选择这样一个论题来进行研究,没有独到的视角与研究思路,是很难写出原创性学位论文来的。《高考化学“工艺流程题”研究》选择安徽省高考的一类主观题型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论题,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高考的命题思路与特点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沉重及敏感的话题,更何况把一类题型作为研究对象,不仅研究的着眼点选择不当,而且撰写出的论文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
同时,我们也看到3篇优秀论文之所以优秀的3个方面的共性:(1)选题新颖,3篇论文的选题都非常新,都是从独到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相关领域的问题。(2)论文质量高,3篇论文的质量都非常高,折射出3位作者的科学精神、研究态度,以及科研水平。(3)答辩流畅,3位学员在答辩过程中表现出的流畅的语言、机智的应变能力、缜密的思维都得到了答辩专家的一致肯定。
综上可见,当前化学教育硕士在论文选题、撰写及答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显而已见的,如果不能有效而及时地解决相关问题,不仅可能会影响到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而且还可能会对以后的教育硕士的学风与研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关于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撰写及答辩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必须要引起学位管理部门及教育硕士培养部门及攻读教育硕士的广大学员们的高度重视。
2 化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相关问题的思考
通过仔细研究24位学员论文选题、撰写及答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必然会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一是如何选题,并进行充分的论证,从最为原始的阶段来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与学术价值;二是如何加强对学员撰写论文过程的监管与指导,避免步入只重结果而轻过程的导师指导模式;三是如何有准备地答辩,通过最为科学、直观的方式来呈现学员学位论文的全貌及研究成果。
2.1论文选题的取向问题
很多教育硕士的培养单位或机构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往往为普通化学硕士与化学教育硕士所提供的是同一份学位论文选题参考“菜单”,从而忽视了化学教育硕士身份特殊所决定的学位论文选题的取向性问题,也即化学教育硕士是基于学科理论、文献研究的学位论文选题,还是基于学科实践、行动研究的学位论文选题。作为不同于一般普通化学硕士的化学教育硕士,因入学门槛相对较低、来自于教学一线、集中学习时间短、科研条件有限等特点,决定了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选题也应该有其特殊的一面,在选题时应尽可能取向于:(1)化学教学实践探索研究及教学改革行动研究;(2)化学教学及教育科学理论的应用模式及创新研究;(3)化学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解决模式及困惑、对策研究等。作为学员的推送单位最期待的选题是基于学科问题解决模式及基于学科实践探索模式的研究,都希望学员带着平时教学实践中所遭遇的困惑和所发现的问题入学,经过2~3年的系统理论学习,并以所在学校班级或学生为教学实践的实验样本,再带着通过以学位论文形式所呈现的问题解决模式、思路和方法等回到学校。当然,学员在选题时还要考虑到学员自身所占有的学科资源,以及所具有的环境优势、人文优势及科研条件等。
2.2论文撰写的规范问题
化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在撰写过程中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书写规范问题。目前,我们在答辩过程中所发现的学位论文不规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1)论文格式不规范,如,有些学员不按培养单位关于论文撰写的具体要求去撰写,而是自行其事。(2)文字表述不规范,如,论文中使用的图、表及量与单位符号不规范,英文摘要与写作不规范,存在语法错误。当然,也存在极个别学员出现错别字、语句不通、标点符号错用的问题。(3)文献采用或引用不规范。如,引用参考文献格式不符合科技文献格式要求,根据参考文献找不到论文引用的文章,个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的序号标注在章、节标题上等。
2.3论文的开题论证问题
开题论证是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甚至比论文答辩过程还要重要。论文开题论证是否充分,直接决定着选题的科学性、学员的撰写思路及学位论文的质量。如果忽视了开题论证这一环节,无论在论文送审时发现了问题,还是在论文答辩时发现了问题,都是难以补救的。因此,当学员选定论题及导师以后,一定要参加有关单位组织的开题论证会议,汇报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预期的成果与突破,广泛听取导师及专家的意见与建议。作为培养单位,这个环节绝不能省,必须做实做到位,作为学员,这一关必须认真过,早发现问题,早补救!
2.4论文的送审答辩问题
我们知道,学位论文的答辩必然涉及到2个环节,一是论文送审环节,二是现场答辩环节。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往往都要经过答辩专家的盲审,给出初步评审结果,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教育硕士论文的答辩往往都采取会议集中答辩的形式,如何在10分钟内把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的学位论文概貌直观、生动地呈现给答辩专家,还要能够接受答辩专家的质询,是每一位学员都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我们在答辩过程中遗憾地看到,一些学员可能因为工作太忙,也可能是因为态度马虎,不仅不能流畅地介绍论文内容,而且也不能很好地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论文答辩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学员必须认真汲取盲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写好论文答辩报告,还要对专家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出预期,并精心地加以准备。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第三,生态批评会在复杂性过程中保持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深层含义时,我们将考虑越来越多的变量。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我们感到不熟悉或有难度的材料,有些材料还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畴,这个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能对工程、物理、有机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对科幻小说和当代现实主义作出评估。
关键词:生态旅游学;教学改革;学生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标志着人类生态意识觉醒,引起的广泛争论为民间环保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传统大众的旅游对环境的负面效应表现在旅游给自然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旅游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忽视了旅游目的地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造成破坏。因此,生态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的一种发展模式,是顺应这一时代潮流而迅速兴起和发展的。
生态旅游产生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65年赫兹用生态学理念提出的旅游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和旅游目的地负责任,属于外来语,是Ecological Tourism即生态性旅游的缩写。在美国著名旅游学者豪金斯(Hawkins)于1980年编写的名为《旅游规划与开发问题》的论文集中收录了加拿大学者克劳德·莫林(Claude Moulin)的《有当地居民和社团参与的生态和文化旅游规划》,本文所使用的“生态旅游”是针对乡村旅游中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而言的。1983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生态特别顾问豪·谢贝洛斯·拉斯喀瑞在文章中所使用的“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被赋予了两个基本含义: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方式是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1988年他又进一步给出了生态旅游的定义“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旅游者在欣赏和游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尽情研究野生动植物和享受旖旎的风光”。随后,中外专家和各种旅游组织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又纷纷对生态旅游作出了不同角度的定义。
《生态旅游学》是为森林资源保护游憩专业和旅游管理本科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使本科生较为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掌握生态旅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进一步了解旅游业的发展趋势以及生态旅游的发展,培养大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生态理念、消费意识。然而,由于我国生态旅游业起步较晚,《生态旅游学》课程的教学与改革也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中,如何进一步提高生态旅游学的教学质量是高校《生态旅游学》教学中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我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优势,生态旅游区主要有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旅游开发较早、开发较为成熟的地区主要有香格里拉、中甸、西双版纳、长白山、鼎湖山、新疆哈纳斯等地区。至2005年3月,我国已建成自然保护区2349个(不含港澳台地区),总面积约149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陆地领土面积的14.99%。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43个(加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的自然保护区有26个),地方级保护区中省级自然保护区773个,地市级保护区421个,县级自然保护区912个,初步形成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全国自然保护区网络。这些自然保护区汇集了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中的精华,是生态旅游的理想处所。2001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全国100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已有82个保护区正式开办旅游,年旅游人次在10万人以上的保护区已达到12个。目前国内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年总旅游人次近2500万,年旅游总收入近5.2亿元,一些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龙头”。以中国四川省为例,2012年四川省生态旅游接待游客1.8亿人次,实现直接收入412亿元,带动社会收入1350亿元。其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乡村生态旅游分别实现直接收入59.6亿、67.8亿、13.6亿、271.2亿元。再创历史新高,2012年四川生态旅游直接收入较上年增长33.3%,占林业产业总值的24%。四川省把生态旅游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把生态旅游作为弘扬和展示生态文明的重要平台。
二、生态旅游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方案
1.培养环保意识强烈的生态旅游从业人员。本课程选用教材为杨桂华、钟林生和明庆忠编写的《生态旅游》,本书在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融合了作者们所积累的丰富理论知识,高度概括了生态旅游的四大理念内涵。生态旅游的最大特征是保护性,培养从事生态旅游工作的学生首先要树立高度社会环境保护责任感,教学过程肩负使旅游从业人员具备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标准的重任。本课程的学习能使他们对环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引起学生对旅游活动中环境保护事业的了解与关注。因此本课程教学应侧重于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根植于学生思维中,使其在今后工作领域内,有意识、有措施地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2.避免理论课堂教学枯燥,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目前生态旅游主要采用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通过大量相关的图像和音响资料,使原本抽象、枯燥的内容变得形象生动、直观易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但如果每堂课自始至终使用多媒体,必然导致学生视觉模糊,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其次,由于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学生来不及对所学内容进行吸收、消化,影响了对后续新教学内容的学习。因此,应该增强学生主动学习课程的动力,合理运用多媒体教学。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也可以参与到多媒体授课中来,学生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可到某一景区进行实际调研,对现有景区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供本景区二次开发方案,学生再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给教师和学生进行展示,教师和学生对其进行点评,这样有利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同时鼓励将教师课件和学生作业等上网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等。
3.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本教材在实践教学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应根据教材编写实验实习指导书,大力开展实践教学。当然,开展实践性教学需要加强学校与政府相关部门、旅游企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建设生态旅游教学的产学研基地,为实践性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条件,为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实践学习机会,促进生态旅游教学的高成效循环,有利于促进生态旅游学的理论与教学实践。此外,为强调学生的亲身体验性与参与性,还可以将实践教学基地选择到已开发的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度假区、海岛、生态农业区、历史遗址区、国家公园等,或者到还未完全开发并具有山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人文等地理特征的生态旅游地进行产学研合作教育。通过产学研合作教育,利用学校和社会两种教育资源,合理安排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使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更加贴近社会发展的需求,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达到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的。对旅游高等院校而言,面向和服务于旅游产业,具有鲜明的职业特色,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更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研究。
4.考核成绩反映教学效果不全面,要完善考核方法。考核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当前,《生态旅游学》的考核形式较为单一,多为笔试形式。统计成绩时,平时成绩占20%,期末考试成绩占80%,这样学生只注重最后的考试结果,使得部分学生在考试前搞突击,死记硬背,最终也能取得优异成绩,因此不能真实反映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情况。因此,建议增加科研论文在考核中的比重,如科研论文占到总成绩40%,从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和实际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给予评分,对于提高教学效果有很大的帮助。
三、结语与展望
《生态旅游学》课程是一门新兴课程,为取得本科生最佳学习效果,其课程内容将值得我们在教学改革创新实践中不断探索。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及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应该适时地调整生态旅游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教学目标,将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节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扩大知识面,为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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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建伟.旅游高等院校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中外比较研究——以康奈尔大学酒店学院与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为例[J].旅游学刊,2009:87-91.
笔者认为,要较好地完成林业生态建设相持阶段的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任务,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以人为本”,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森林资源监督队伍
搞好森林资源监督工作,关键在人。“打铁先需自身硬”,由于林业生态建设相持阶段具有不确定性和艰巨性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森林资源监督队伍。使这支队伍在这一阶段,能从容面对各种困难的挑战。
1、抓好政治素质建设。作为一个森林资源监督人员,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算得上一个政治合格的森林资源监督人员,才能在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抓好道德素质建设。道德素质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方向。
一个森林资源监督人员仅有才能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德,人就驾驭不了自己的才能。森林资源监督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作为一个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要大力提倡无私奉献,加强廉洁自律教育,使森林资源监督人员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3、加强业务素质培训,尽快提高森林资源监督人员的业务素质知识水平。我们应下大力气抓好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训,拓宽森林资源监督人员的知识面,并积极鼓励个人采取各种方式自学。
二、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理念要更新
理念是人们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是统一思想的凝核,是激发内在活力的动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念,在大力推进以木材生产为主以向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全力打好相持阶段攻坚战、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适应时展的新要求,打破旧观念,树立新理念。一是把森林资源监督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森林资源监督组织建设,把政治责任感强,业务精通,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员充实到基层森林资源监督队伍中去。着力提升基层森林资源监督队伍的监督业务水平和监督能力。二是调整森林资源监督方向,实现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从木材生产型监督向生态建设型监督的转变。三是调整森林资源监督方式,把事后监督核查转移到事前建议、审核、事中监察与服务上来,大力推进超前监督,监督前移。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预见性很重要,工作超前,监督工作才能主动,才能未雨绸缪。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信息网络平台,及时汇总、掌握和反馈各种信息。其次,要综合分析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在各种信息和情况中抓住关键、抓住苗头、抓注重点,提前警示,及时提出监督建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四是不但要搞好宏观监督,而且还要做好微观监督。为保证相持阶段的林业生态建设确实取得实效,森林资源监督工作要把握关键环节,要密切监督林业用地的使用情况,严格控制住木材采伐限额,对木材生产、销售、运输和加工等环节,加强监督监察力度。对超限额采伐、超证采伐、无证采伐、非法占用林地等行为要严肃查处。同时,要加强伐区调查设计、伐区上报审批、伐区拨交、采伐作业现场管理、伐区验收、木材缴库、木材销售运输等各个过程的监督。中国论文服务网专注于为广大经济职称评定客户、经济论文快速写作客户,提供优良的范文格式下载,管理论文快速写作指导资源,欢迎各位老师参考指导。
三、创新森林资源监督的体制和机制
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目前的森林资源监督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满足不了林业生态建设相持阶段的发展要求。一是现有的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体制与其所承担的任务极不适应,目前这种分级派驻,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监督的整体合力。二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现行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干部在业务上对上一级森林资源监督部门负责,但其组织关系、工资福利待遇却由驻在单位管理,从而造成了森林资源监督人员在工作中往往“投鼠忌器”,在一些问题面前不能理直气壮,挺不直“腰杆”,有时会出现顶不住的现象。三是由于现行的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人、财、物都靠驻在局支撑,一方面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要按派出单位的要求对驻在局的林木采伐管理和森林资源管理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交通、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上要依赖于驻在单位,使得监督工作的力度大大受到削弱,工作起来理虽直,但气不壮。由于体制的不顺畅,严重影响了森林资源监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制约了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大力进行森林资源监督体制改革,从体制上解决机制不活的问题。
四、加强森林资源监督的制度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建立合理和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有序开展。笔者认为,要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一是建立完善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大执行力,定期不定期检查基层站的各方面工作落实情况,看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二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第一,对森林资源监督人员有重大事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进行追究。第二,对被监督者造成森林资源破坏和损失的彻底追究。三是森林资源监督的上级部门应尽快制定权威性的《森林资源监督管理条例》,彻底明确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和人员的职责和权限,以便基层森林资源监督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有法可依,使监督者更好地开展工作。
五、全力坚守监督阵地,齐抓共管,打好林业发展相持阶段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