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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著,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著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日本文学;研究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2-0051-02
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体现在多方面,论文质量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衡量标准。多年来,从日本文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撰写及答辩来看,日本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存在空泛肤浅的问题。正如很多教师指出的那样,只是一些参考资料的罗列,缺乏较深入的有价值的内涵等,感觉像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研究生的论文,是研究生学习研究的归纳总结。研究生论文的质量,直接反映出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甚至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面对硕士研究生的日本文学论文质量欠佳、研究能力相对薄弱的现状,作为一名从事日本文学研究的教师深感责任之重大。如何提高研究生的论文质量?如何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促使我思考、探索、研究。
长年从教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密切关注文学研究学术前沿的研究动向。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现如今,文学研究已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运用当今世界前沿的文学理论研究法,从文学理论的视角高度来分析、研究文学显现出其重要性。
一、把文学理论研究法的内容引入到硕士研究生日本文学教学
引导研究生从文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研究文学,是提高研究生日本文学研究能力的关键。研究生只有掌握了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才能提高其自身的文学修养,拓展视野,激发其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对所研究领域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从而提高论文质量。
20世纪,文学评论与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除了具有历史悠久的传记研究法与社会历史研究法之外,还出现了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型理论研究法,新批评的研究法、形式主义研究法、结构主义研究法以及解释学研究法等。这些评论与研究都为文学实质的探究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教师在研究生日本文学教学中,可以把这方面的内容适当地添加进去。
下面就以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为例,探索在教学中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法和形式主义文本研究法,引导研究生从文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动机和创作方法,以期提高研究生的日本文学研究能力。
二、引导研究生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法,从文学理论的视角分析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心理
把原型理论研究法应用于日本文学研究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素材。
原型理论研究法起源于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了修改和发展[1]。荣格指出,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只是个人和私人的领域;而集体无意识则是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或称为“原始意象”[2]。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原型理论的核心。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通过艺术家的创作之笔自发地喷涌出来,造成了伟大的艺术作品。用原型理论分析文学,其实质是对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动机的分析。
(一)《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原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著名的近代作家,芥川的文学作品短小精悍,寓意深刻。
在研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时,其处女作《罗生门》(1915)具有典型意义。处女作具有奠定一个作家以后文学创作基调的功效。《罗生门》故事的场景设计、环境气氛、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故事的情节发展都笼罩在不安及忧虑的氛围中。《罗生门》中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等,在其后的《鼻》(1916)、《芋粥》(1916)、《地狱变》(1918)等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因为原型理论总要涉及人类社会长期的心理经验的积累及不断反复出现的意象等内容,所以,《罗生门》中出现的种种意象、人物造型、故事结构等,可以理解为是积淀在芥川龙之介无意识深层的原始意象即“原型”。
不安是芥川龙之介文学反复出现的意象,贯穿了芥川文学,并且贯穿了芥川的一生。芥川晚年的作品多取材于他自身的生活,反映了芥川内心淤积的不安与苦闷。加之疾病的烦扰,35岁的芥川终于无法摆脱对于前途的“茫然的不安”,自杀了。可以看出,芥川的创作生涯不只是在写故事,也是在写他本人的心境。
(二)原型理论为研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为什么会充满不安与忧虑?荣格认为,人类生活的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人们心理结构之中。因此,人的心理是与个人的童年、生活环境及种族的往昔息息相关。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9个月,母亲精神失常,由舅父收养。芥川一生都因为母亲的发狂和养子身份而苦恼和不安。担心不知何时会像母亲那样发狂。芥川从事文学活动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日本抢米风潮相继发生,社会环境处于激烈变动状态。深深地积淀在芥川心灵深处的这些不安的事实,激活了潜在的集体无意识,通过芥川的文学创作之笔自发地喷涌出来,外化为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形象。
三、引导研究生运用形式主义研究法,从文本理论的视角分析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方法
芥川龙之介文学以文章短小精悍,取材奇异,创作技巧独特而著称。在运用形式主义研究法研究日本文学作品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一)形式主义研究法的“陌生化”理论与《蜘蛛丝》
形式主义研究法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研究法的源头,是文本研究的方法之一。“陌生化”是其重要的文学主张。“陌生化”理论是指,在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感知的过程,只有在过程中,文学主体才能感受和体验;为了延长感受的过程,就必须增大感受的难度;增大感受难度的最佳途径是使事物变得反常、陌生,也就是对人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加以陌生化的处理[3]。包括意象、声音等在内的文学构成要素,均具有“陌生化”的效果。
《蜘蛛丝》(1918)这篇芥川龙之介的简短的寓言故事中,地狱底的血池就是一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蜘蛛丝》中的主人公犍陀多是个恶人。却也做过一次善事。因此,释迦牟尼想从地狱深渊中救出他,放下了一缕蜘蛛丝。犍陀多顺着蜘蛛丝从地狱底的血池向上爬去。中途他发现在自己身后有众多人也在跟着向上爬,便喝令那些人下去。恶念产生时,蜘蛛丝立刻折断了。犍陀多又重新深陷于暗黑的血池之中。这是一个简短的寓言故事。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物经过“陌生化”的处理,使故事增强了神秘色彩,具有更吸引读者的功效。
(二)运用形式主义研究法中的语言理论分析《舞会》的语言特色
对语言的独特运用也是形式主义研究法的重要主张。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日常语言“变形”。芥川龙之介的《舞会》(1920)中有多处对管弦乐声的描述。这管弦乐声是整篇文章的联系纽带。随着舞会进程的酣畅、激烈,芥川捕捉着这声响的相应变化。开始时是“明朗的管弦乐声,像幸福的气息一样传递出来”,继而是“在法国管弦乐旋律之风的鼓动之下,舞动的人群叫人眩晕般地一刻不停地旋转着”。舞会之际,只见“调子高扬的管弦乐的疾风像无情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那舞动不止的人群”[4]。
这管弦乐声时而如气息、时而为有鼓动力量的风,时而又变得如狂暴的疾风。这是一场在鹿鸣馆举行的舞会。鹿鸣馆是明治初期为推行欧化政策由官方设立的社交场所,出入这里的是外国贵宾、上流社会人士。所以这舞会是豪华的、跳舞的人群是尊贵的,当然,舞步则是矫健而欢快的。从这里,人们可能已经感悟到这管弦乐之风的比喻,正与当时的欧化之风相重叠了。芥川就是用这种方法,形象地描绘出当时的风尚。独特的语言艺术,是文学家重要的创作技巧之一。作家笔下所要表现的不只是事物的样态,更要在所勾画出的景物中充塞进作家的感情。
在研究生日本文学教学中,加入当今世界前沿的文学理论,可以引领研究生从文学理论的视角高度走进作品和作家的内心世界,更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日本文学,淋漓尽致地剖析作家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源泉。让研究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利于开发其潜在能力。同时,也使日本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理论有机地结合,以期使研究生能够掌握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新动向,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现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7:166.
[2][瑞士]荣格;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
联书店,1987:50-56.
[3][俄]什克洛夫斯基;方珊等译.作为手法的艺术[C]//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5-11.
实践存在论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与唯物史观派不同,这一理论流派以的“实践”概念为理论侧重点,但同时又因为强调从存在论维度理解和阐释实践范畴而与传统的实践派文艺理论相区别。其代表是朱立元、王元骧等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出现基于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朱立元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中指出,制约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中国美学要有创新性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在检审新时期以来在国美学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朱立元认为,“实践美学虽有不足,但它并没有完全过时,特别是非主流派的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实际上已经开始寻找存在论的根基,尝试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7]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人)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存在论思想的批判性吸纳,重新“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实践观本身具有的存在论维度”。进而,他提出“克服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瓶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于“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涵是“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坚持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人生境界。”[8]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直接催生了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的形成。虽然实践存在论派和唯物史观派都将“实践”作为哲学基础,但是关于“实践”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两派有着不同理解。唯物史观派认为,“实践”的本质内涵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维系社会生活之所在。”[9]而实践存在论派认为,“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10]王元骧进一步指出,在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存在论(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认识论(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和社会历史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一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且也是在一定现实关系支配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这样,通过对实践的全面考察,就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观、历史观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11]。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实践观为指导,王元骧通过批判性地吸取在实践论哲学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从艺术对象、艺术创作和艺术功能三方面对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一是,在艺术对象方面,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说到底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同,这种反映不是人对事物的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以人为出发点,把世界与作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为我的关系”;二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创作不仅以作家的生活实践为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作家人生实践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和展现;三是,在艺术功能方面,作家的创作成果只有经由读者的阅读,通过与读者的思想交流,并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作家的创作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12]。
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四、宏观综合派
关键词: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015-01
“五四”运动之后,学界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1927年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诞生,开创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先河。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三、四十年代为研究时期;五、六十年代为低潮期,研究者们想努力另辟蹊径;八、九十年代为第二个,各种批评史著作纷纷出现。这些著作大多理论性很强,篇幅巨大,对于普通中文系大学生来说,阅读起来稍有困难。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出现在第二个期。而本文着重介绍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卷的基础上压缩改编的,是一本成功的大学中文系教科书。本文试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点评。
这本教材以时间为线索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展开,科学的阶段划分和概括性极强的“概说”使得全书有着一个清晰明了的脉络。第一,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历史分期,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昌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其中,近代部分是改编的时候增加的。这样的划分无疑是清楚明了的,让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很直观的认识。第二,著者对每一个大历史阶段加写提要性的“概说”,这样就使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线索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每一个“概说”都会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做宏观的叙述,并总结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这样的安排对于教材来说是极好的,学生们学起来更加容易。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主要是理论叙述,但对于一些学界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著者也进行了一些文献考证,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书中对刘勰的生平、《二十四诗品》的真伪、李贽评本《水浒传》的真伪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刘勰的生卒年很难得到确定的考证,学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著者根据其《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概述了刘勰的生平,这对研究刘勰的文论思想起到很大的帮助。从九十年代中开始,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著者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得出结论“虽然目前还没有充足的文献可以完全证实为司空图所作,但是也没有一条根据可以证明不是他所作。”并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仍然把《二十四诗品》作为司空图的作品来加以论述。关于李贽评本《水浒传》,近年来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容与堂刻本为委托,实际上是叶昼点评的,而袁无涯本是李贽的原评。著者通过自己的考证,肯定了李贽对《水浒传》作出过详细的评点。这些考证叙述的文字正是理论论述的基础。
著者对问题的阐释具有创新性。如论述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时,著者从《易传》中寻求解释,指出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强调了“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道理,认为这是传统起点。著者只是粗略地陈述了梗概,认为最早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文学理论批评见解的是《易经》中的“言有物”、“言有序” ,而没有论及易学思想。相较于以前的学者谈论文艺理论而不谈易学传统,著者做出了创新。在解释诗乐舞的关系时,著者指出了“在诗、乐、舞三者之中,乐占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并且认为在儒、道、墨、法的文艺思想中,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胜于诗论,此观点是个重要的创新。
这部著作重点突出,分量适中,适合教学。它进一步突出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基本规律、主要特点,以及有代表性理论批评家及其著作的论述。著者在对理论线索有了明确的交待之后,把主要的笔墨集中在重要理论著作和问题的论述上。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和著作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很大,因而重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刘勰就是突出的例子。著者用了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刘勰,从其生平到《文心雕龙》的写作,对于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和文学批评论分别用了三个小节,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既线索清晰,又重点突出,这对于作教材是比较合适的。
这部著作的出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历时十三年,直到现在各大高校仍将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科书。笔者在大学时期学习的就是这本教材,因它而深入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认识,得益匪浅。
参考文献:
在诸多文体的文本中,文学性文本最能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关于这一点,在我国翻译界,已经有很多人撰文进行论证。笔者在知网上粗略搜索了一下,就找到大约百余篇。然而,这些文章大都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论述译者主体性在译本中的体现。对于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鲜有提及。译者的主体性是否发挥得充分与合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个很容易忽略的因素就是译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文学理论知识。关于这一点,以往的文献资料论及的更是少之甚少。
一、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与译者的主体性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结构主义与阐释学的启发,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界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可。阐释翻译理论起源于哲学,它的提出者正是斯坦纳。他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对语言和翻译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在学术界受到了很高的评价。1992年和1998年,该书由斯坦纳本人进行了两次修订,将翻译过程划分为“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ncorporation)”或“吸收”与“补偿(enactmentofreciprocity)四个阶段。“信赖”表示相信所要翻译的东西言之有物,是值得翻译的;“侵入”(或“进攻”)表示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带有侵犯性和破坏性,解读原文就是要剖析原文,译者在破解原文含义的过程中,必须剥开语言外壳,理解其真正内涵,正如要获取坚果的内核,必须打碎其坚硬的外壳一样;“吸纳”(或“吸收”)表示把“俘虏”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既包括原文的内容、也包括原文的形式,“吸收”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改变;“补偿”表示在“信任”之后,翻译倾向原作,失去平衡,而在“侵入、吸纳”之后,又倾向于译作,再一次失去了平衡,因此翻译最后需要提供补偿,恢复平衡。[2]
很明显,以上四个步骤处处离不开译者的主体作用,正如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教授曾经指出的,翻译的主体是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根据他的解释,主体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主导性,它是人这个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即主体总是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地为前提或主导行事,处处伴随着一种“自我权威感”;二是主观性,即主体常常在实现自己主体性的同时,伴随一种主体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的为轴心的心理倾向;三是主体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指的是在一种精神或观念支配下的创造。[3]翻译活动是译者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因此译者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
二、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文学理论知识的关系
然而,对于不同文体的文章,译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程度是有差异的。从文体的角度看,科技文体、商业文体、政论文体、日常文体和文学文体构成一个文体的连续统(continuum)。在这个连续统中,译者的主体性呈现出逐渐增强的态势。[4]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要想发挥到最佳状态,除了依赖于译者本人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思想深度、想象力、审美能力等之外,还需要文学理论方面的知识。这里的“文学理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的考察,也包括对文学规律的探讨。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大多数著名翻译家在文学理论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如我国的鲁迅、傅雷、杨宪益、美国的纳博科夫、斯坦纳等。近年来,我国爱好文学翻译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有一些刚入文学翻译行当的年轻人往往对文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影响了对优秀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作品的质量。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译者从选材、解读到翻译成文,每一步都离不开文学理论知识。
首先,根据阐释翻译理论,翻译的第一步是“信赖”,即相信挑选的文本是值得翻译的。译者在挑选文本的过程中,只有依据有关的文学理论,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良莠不齐的各种作品中挑选出有价值的、值得翻译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的花样也日益翻新,各种风格和流派层出不穷,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等。尤其是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新小说”,这些新小说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与传统小说有着很大差别。如果不了解文坛这种新动向,在挑选过程中就很可能把一些很优秀的文学作品遗漏,不利于优秀作品的传播。正如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如果没有老一辈翻译家金睇、萧乾等慧眼识珠,其汉译本在我国问世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一些。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必须对各种文学样式烂熟于心,才能对供选择的翻译对象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定位。
翻译的第二步是“侵入”,即译者作为一名读者兼阐释者对原文进行解释和剖析,透过其语言的表面发掘其内涵。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首先,译者不是普通的读者。普通读者在阅读时只是为了欣赏,为了精神上的愉悦。而译者不只是为了欣赏和愉悦,他们还肩负重任,那就是他们要尽量能够按作者的本意把作品的内涵全部领悟,借用朱光潜的话就是“须设身处在作者的地位,透入作者的心窍,和他同样感,同样想,同样地努力使所感所想凝定于文。”[5]
因此,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学鉴赏水平和独到的领悟力,这种水平和能力不是天生俱来的,而是来自于译者本人的知识储备、审美感知、阅读经验甚至人生阅历。而知识储备不仅包括文、史、哲、艺术、建筑等多学科的知识,还应包括一定的文学理论知识。例如,在有些小说中,作者往往用大量的笔墨进行环境描写,在追求故事情节的普通读者眼中,这些环境描写只是闲笔,可以忽略不读。如果一个译者具备了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就会意识到这些环境描写对于作品本身意义重大,就会去细细地品味字里行间透出的意境,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的:有的环境描写“目的是建立和保持一种情调,其情节和人物塑造都被控制在某种情调和效果之下。”[6]作为阐释者,译者在理解原文时,首先要理解文章的语言,同时更重要的是借助于认知补充来理解文章的意义。[7]认知补充既包括一般知识和生活体验,也包括文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如作家的生活的背景、思想意识、创作风格、语言特色等。借助于相关文学理论知识,译者可以更深入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细细揣摩其美学意蕴,发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翻译的第三阶段,即“吸纳”阶段,文学理论知识的作用虽然不如在前两个阶段那么明显和重要,但是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译者对译文的表达。“吸纳”既包括对文本内容也包括对文本形式的吸收。每一部小说作品都有其各自的结构方式,比如“拱门式结构”、“对称性结构”、“目击者提供证据式结构”等等。[8]大多数文学理论书籍都会包括叙事结构方面的内容,如果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前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在翻译的时候就会顺理成章地吸收作品的结构。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即使忠实于原作的结构,也是处于一种完全不自觉的状态,而不是因为意识到原作结构的审美价值而去刻意地保持它。
第四个阶段是“补偿”。“在翻译行为中,为了恢复原有的平衡,补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译者或者拿走得太多,或者拿走得太少,或者把一些蹩脚的地方删去。真正的阐释翻译要使这些关系达到平衡。翻译能体现原语的潜力,更能体现原语自身所没有达到、没有意识到、没有体现出的价值。”[9]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实现成功的补偿,除了要拥有关于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丰富知识和娴熟的翻译技巧之外,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拿翻译诗歌来说吧,在诸多文学体裁中,诗歌的翻译相对来说难度最大,因为诗歌的语言具有“语言凝练、富有韵律、意味隽永”的特点。要成功地翻译一首诗歌,首先要学会赏析诗歌。有些文学理论书籍中会谈及诗歌的赏析技巧,掌握了这些赏析技巧,不仅可以帮助译者更深入地发掘诗歌的意蕴,而且在“补偿”阶段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协调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平衡,这样才能做到“能体现原语的潜力,更能体现原语自身所没有达到、没有意识到、没有体现出的价值”。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杨军.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探究式教学研究--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为例[J].商洛学院学报,2014,(5):76-78.
[2]吕佳.文学理论探究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考试周刊,2014,(81):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