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学博士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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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视觉造型的“形”与“意”

“形符通过自身形象来其表意作用，义符通过自身所代表的意义来其表意作用”。就像这幅字体设计3-1-1那样，巧妙的文字组合使得“形”与“意”和谐统一，更好的表达了自身的含义。计以词义本身以及汉字自身的形体结构为基础，汉字笔划与表现水特性以及山间那种悠然与清爽的感觉，对汉字的外形、结构与笔划的走向做了新的布局，使文字由于重新的组合而产生不同的意境。元素从形式与内涵两方面反映其信息内容，同时也添加了现代的设计观念。>>>>>博士论文的初稿完成步骤

汉字最原始的形态就是人类记录事物的记号或图案，逐步的发展成为象形符号，经过简化才成为我们现在的汉字。汉字又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即有外部的轮廓造型，它注重“形”；而“无形”就是人们对这一具象字体的理解，它注重“意”。汉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表现形式不同，汉字至今仍然保存着象形文字的图画感觉，字型外观大体呈现出方形，在笔划的变化上呈现出不同的含义，这种形与意的结合使得文字兼备了图形的形象感与文字的抽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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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文明的起源。古老洞穴上的壁画就可以看作最早的平面设计作品。它的发展史也是从最为抽象的汉字符号开始的。在近现代，汉字的图形化设计最早开始于日本、台湾等地区。在日本当代的平面设计中，设计师们对汉字和中国书法的研究和利用似乎更早一些，但日本的设计师主要是从汉字与书法的形式美的角度去寻找可用的设计元素。现在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中国的汉字作为独立的载体，它有着双重的属性。它不仅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同时也具有着图形化的意境，即可传情达意。平面设计作为一门视觉艺术，也决定了汉字在其中会占据重要的地位。

我们也可以见到大量的以汉字或日语假名为基础元素，用中国书法的表现方式并且加入现代平面构成理念的而形成的作品。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汉文化的魅力和汉字对世界平面设计领域独特的影响力。相对于外国设计师来说，中国设计师似乎更善于从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中去探寻设计元素和灵感，去表现更为本土的民族文化特色。>>>国字产生和变迁中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艺术设计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平面设计这一学科也开始逐渐开始出现。而随着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与成熟，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大多数平面设计师，已经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汲取汉字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精髓，进行研究与创作，将它们运用到平面设计中，达到更为理想化的完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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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半农；泰戈尔诗歌翻译；改写；社会意识形态；诗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刘半农和泰戈尔诗歌翻译

“五四”运动前夕刘半农翻译了泰戈尔的4首散文诗。前两首发表在5卷2号（1918年8月15日），题为《Tagore诗二首》，即《恶邮差》和《著作资格》；同年9月又在《新青年》5卷3号上发表了另外两首译作：《海滨五首》和《同情二首》，均是无韵诗。这些译诗后被收入了《刘半农诗选》中，共收入译诗40多首，泰戈尔的诗歌占了9首[1]。

以下是他翻译的《海滨》：

海滨

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孩子们会（汇）集着。

无边际的天，静悄悄的在头顶上；

不休止的水，正是喧腾湍激。

在这无尽世界的海滨上，

孩子们呼噪，跳舞，会（汇）集起来。

原诗：

On The Seashore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

The infinite sky is motionless overhead

And the restless water is boisterous.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The children meet with shouts and dances.

从这则翻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半农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使用的翻译语言相当的平实，句子结构也几乎未作任何改变。

另一首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恶邮差》，同样体现了非常直白的散文诗的文体特征[2]：

你为什么静悄悄的坐在那地板上，告诉我罢，好母亲?/

雨从窗里打进来，打得你浑身湿了，你也不管。/

你听见那钟，已打四下了么？是哥哥放学回来的时候了。/

究竟为着什么，你面貌这样稀奇？/

是今天没有接到父亲的信么?/

我看见信差的；他背了一袋信，送给镇上人，人人都送到。/

只有父亲的信；给他留给自己看了。我说那邮差，定是个恶人。

这一翻译策略的选择植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及文学背景，以下做简要分析。

二、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特征

一种文学形式在文体特征上展现的是文学作品的文本结构形式，在更深层次上却可以体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建构。这种形式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人民的意识形态中，并同时影响着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完全冲破旧形式的束缚，才能颠覆旧思维的限制，从而彻底与旧传统决裂。

当时的的先驱们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首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认为“文学革命”首先应从文学形式入手改革，中国新诗应该使用白话文写作。1917年，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诗学革命“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3]。

然而，提倡新诗的先锋斗士们深知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和文学模式已根深蒂固，一场彻底的文学变革绝非易事。于是他们迫切要求摆脱旧有的诗学模式，从僵化的文言文古体中解放出来，用最平实，最通俗的白话表达他们与旧传统决裂的决心。因而，相对于诗歌的内容，他们当时文学革命的重点更在于语言的彻底革新。

刘半农，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文学革命的先行者，和周作人钱玄同俞平伯等一道热情支持的观点，并积极投身“白话运动”，“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他也是中国最早关注并翻译外国诗歌的文学家之一，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翻译了一些散文诗，并在他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他翻译这些诗体的目的。他翻译这些诗歌的意图是配合当时正蓬勃兴起的，希望在诗歌方面打破古典诗歌旧格律的束缚。因为这种诗歌字数多少不拘，无严格的韵律要求，有助于诗体解放和冲破旧格律的束缚。

三、刘半农在那个时期自身的创作风格

刘半农尝试用白话文翻译外来诗同他自己白话诗的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以下是他写于1917年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白话诗，被收录在他的《扬鞭集》里：

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不难看出，这首诗相当的直白和简单，以至于不像诗。虽然似乎用诗的形式呈现，但所使用的语言更像是日常用语，根本谈不上“诗意”。

这种表现手法同样清楚的体现了中国新诗在初期创立阶段对传统的颠覆和对新语言模式的尝试。初期新诗一方面表现为，用散文的语言来表述和规范新诗的语言形态，将作诗如说话视为现代新诗语言的表述理想。如所说的，初期新诗的语言应该是一种“说话”语言：“要须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另一方面则是以传统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述为参照，试图取消任何规则化的诗歌语音表述[4]。

四、结语

结合以上分析，刘半农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他自身的诗歌创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文学界普遍的迷惘和困惑，众多的作家进行着尝试，但努力的方向似乎更倾向于彻底打破中国旧有的诗学传统，而对于中国新诗的模式没能形成统一的认识，以至于形成如此“直白如话”的“诗”体语言，把诗写成了分行的散文。这种翻译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选择，是对原作的改写与操控。可见，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它受到目标语文化系统中各因素的影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子系统交相辉映。

参考文献：

[1]刘半农.刘半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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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针对现代性的探讨，部分学术界专家认定其属于时间概念，还有一些认定其是与传统观念相区别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并且逐渐自我完善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学术界里，许多的专家认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与审美相互关联的，这是由于文学自身就具有审美的意义。总的来说，文学现代性是难以被全面解释的，它属于一个整体，具备着启蒙、审美的作用，它的核心就是审美现代性。

二、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一）审美现代性有悖论性

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和社会中的现代性具有很大的不同，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不但研究了技术现代性，同时对个体、语言、审美观念以及主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文学现代性包含了我国人民价值观念、理想、现实生活以及情感寄托等方面。从属于文学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具备稍纵即逝的特点，它所包含的一部分轻易就会流失，而与其相对的另一部分却会永垂不朽，所以就需要利用各种方式把易逝的这部分保存下来并且将其转变成不会消失的特质。文学审美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审美意识的发展与成熟的同时，也会对传统的观念带来负面影响。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中，具有经验世界具体性与当代经验片面性的特点，因此，就需要认真地研究每个国家的文学现代性，利用其他国家正确的观念来完善我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发展两难性

我国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现代性，不只是吸取了欧洲的研究成果，也有着本身的明显特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差异。欧洲的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是为了对抗古典文学，然而我国的现代文学不但要展现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特色，同时还要在完善现代性的同时避免出现因副作用而产生的影响。第二，表达方式差异。在欧洲的现代文学中，它的现代性特征是推翻传统艺术后所展现出来的，是利用比喻、象征等方式来表达一个非理性的世界；而我国的现代文学则是在传统与现实这两座大山中艰难生长，具备文学艺术中的先进性与探索性的特征，是用积极的方式展现我国人民具有的独特的民族精神。第三，自身体制差异。欧洲的现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资本制度为基础，对个体的精神异化展开研究，寻找个体最适合的定义；我国现代文学以集体为基础，社会现代化和民族解放独立就是其核心目标。欧洲的现代文学尽管给我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不过依然难以创造一个更好的平台，这也就造成了我国的现代文学不但质疑我国的传统艺术，同时也质疑欧洲的文学艺术，使其难以继续发展。

（三）文学现代性体现的怨恨情结

我国的现代文学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现代性，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又难以正确处理其落后性，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也就有必要理清我国现代文学利弊共存的局面，使其不会将审美观念总结为“怨恨”。然而我国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现代性却和这种怨恨相互关联。由于我国现代文学所具备的这种现代性是在欧洲文学的启发下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我国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现代性不但表现在现代化和传统相互矛盾的怨恨，同时也表现在中国与欧洲文化差异的怨恨。

（四）文学现代性的转型

在触及到我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所引发的研究，我国文学的现代性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在作者看来，我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现代性变化是由的《文学改良刍议》引发的，从现实社会来看，鲁迅是在文学艺术以及个体精神等层次来表达文学现代性。茅盾在《蚀》中，利用知识青年的精神感觉来表达文学现代性，《子夜》就是利用渡船、炊烟、火车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感受。在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的带头下，我国现代文学具备的这种现代性日益变化，同时将我国现代文学推向了现代性的潮流中，并且慢慢地剔除了我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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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的是他塑造的福斯塔夫这个角色。他出现在《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是以恶为天职的一个无恶不作但又极具喜剧效果的一个角色，一个宁愿全天下人去送命而他自己绝对不想去面对任何危险的人。他自私、邪恶，撒谎、偷盗、赖账等无所不做，用他自己的话说：“难得赌几次咒；一星期顶多也不过掷七回骰子；一年之中，也不过逛三四百回窑子。 ”（《亨利四世》朱生豪译）

他在《亨利四世》中曾经讨得哈尔亲王的欢心，谋得一军职，是哈尔亲王“放荡行为的教师和向导”。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是没落的爵士，在温莎的小店里打发时光，调戏福特太太和佩奇太太最后却被他们捉弄。福斯塔夫满口的“死乌龟”“勾搭”“绿帽子”等，我有时候读着会想，这些话与我们经常说的“污言秽语”又有什么区别。莎士比亚的剧本有不少这类的语言，就算是在他最著名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骂起自己的女儿贡纳莉来，也是口出“没有良心的”（朱生豪译）之类。这样的语言读

艾文河景色

前两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当时我还在英国。正在一边吃饭一边看《英国达人秀》，我被评委西蒙？考威尔（Simon Cowell）一句“Ihate Shakespeare”（我讨厌莎士比亚）给逗乐了。好笑之余，我感到一些吃惊，毕竟，这位英国娱乐节目的大亨是在收视率如此高的电视节目上，那般坦率地表达对他们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嫌恶。考威尔为什么讨厌莎士比亚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但我也曾讨厌过。

无论是幼时的我，还是读硕士时候的我，甚至于工作以后很多年的我，在读莎士比亚时，从来都没有读出他的伟大，更多的是感觉粗鄙。

起来太不符合我对“伟大”的期待了。

在我过去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中，另外一点我无法接受的是他的戏剧作品中的人物的“肤浅”。这个在很多作品中都有，男主人翁或女主人翁往往是被对方的容貌一下倾倒，由此而发的爱情誓言读来甚是别扭。

在《第十二夜》中，几乎以“厌男症”形象出现的奥丽维娅几乎拒绝了所有向她示爱的男子，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也不管他们如何坚持不懈。以奥西诺公爵为例，他几次亲自或派自己的仆人去向这位美丽冷峻的小姐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总是得到毫无例外的拒绝。然而莎士比亚却让她倾心于奥西诺公爵的俊美仆人西萨里奥。西萨里奥本是女儿身，本名是薇奥拉，她女扮男装做奥西诺公爵的仆人是出自对奥西诺公爵的爱恋。西萨里奥俊美、年轻，奥丽维娅毫不顾忌对方的男仆身份，大胆示爱。

莎士比亚安排一个薇奥拉的双胞胎哥哥西巴斯辛的出现才算解了围。西巴斯辛莫名其妙地被奥丽维娅当成了西萨里奥，不明就里地跟这位美丽的小姐去了教堂，准备结婚。莎士比亚笔下并不乏这样的角色，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的倾心，朱丽叶对罗密欧的爱等等。

总之，我奔着莎士比亚的伟大去阅读了他所有的作品，但在与他的作品的相遇中，我却不是那位容易动心与倾心的读者，而是充满了各种怀疑与不置可否，并且在遇到像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 ・约翰逊这样不赞成莎士比亚作品的大家时还暗自称其为知音。

《莎士比亚导论》――转变的开始

2013年9月，我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华兹华斯研究中心做我的博士论文，一年之后，我除了完成博士论文之外还收获了另外一种与论文无关的情感，即对莎士比亚的认识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一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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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负责收集他的作品，将它们呈现给你们，而赞美它们不是我们的职责。这事儿应该由作为读者的你们来做因此，去读他，反复阅读他，如果你仍然不喜欢他，你肯定是还没有读懂他。

这是多么及时的遇见，我感觉似乎是莎士比亚自己透过这些纸页在指点我，所以我又开始了对莎士比亚新一轮的阅读。当然，在英国无法找到汉译本，我只能去读全英文版的。也可能是语言的问题，也可能是我在这次阅读中考虑到了作为演员的莎士比亚的创作环境，他根据自己的演出经验，考虑到观众的反应，所以那些我曾感觉到的粗鄙的语言也似乎并不是什么影响他的伟大之处的污点了。

阅读他的作品感觉不到一个时不时出来教导读者的作者的存在，他的作品不是说教式的，也正是这一点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 ？济慈的赞美。济慈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文学史上有两种崇高，一种是莎士比亚式忘我的崇高，一种是华兹华斯式的自我式崇高。前者是他追求的，而后者是他所不及的。

人性的真实

真正改变我对莎士比亚认识的是我在作品中所读到的人性的真实，而这恰非一个伟大的作家所不能为之。莎士比亚对《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的刻画是让我重新思考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课堂上，在学术文章的阅读中，我曾经一直认为莎士比亚与当时仇视犹太人的英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无论是他所安排的鲍西娅对夏洛克的非难，还是夏洛克最后悲惨的结局，都曾经误导我的理解。在是非观充斥我意识的阅读过程中，夏洛克自然落入了“非”的那一方，那么他所有的悲惨遭遇似乎都是值得鼓掌的事情，而作为读者的我们顶多会说一句，莎士比亚对犹太人有歧视。

然而我再次阅读夏洛克时，我发现了不同之处。莎士比亚给了夏洛克足够多的笔墨让他展现作为一个人而非只是犹太人的一面：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朱生豪译）尤其是那句：“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这在一个想当然认为犹太人就是邪恶的时代是一个多么有力的发问！

莎士比亚不相信这些所谓天生的邪恶，因此他的夏洛克无论有多么让人嫌恶的一面，终究也是有让人怜悯的一面。而让我深信这一点是莎士比亚所极力展示给世人的是他对其他角色的塑造，比如我在前文提到的福斯塔夫和哈尔亲王。福斯塔夫虽然看上去百无一是，但他在《亨利四世》中对苍老的恐惧独白多么有力地触动读者的心灵。这也是为什么作为读者的我们虽然觉得他是个恶棍，却还是有些喜欢这个角色。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如此喜欢福斯塔夫这个角色而希望莎士比亚要再写一部与他有关的剧作。据说，《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便是这种希望的产品，此剧显示了恋爱中的福斯塔夫。虽然福斯塔夫的恶行多了些，极端了些，然而我们也并非不能在他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也并非没有他所有的对时间的恐惧。

《亨利四世》中的哈尔亲王成为《亨利五世》中的亨利五世。亨利五世这位战绩辉煌的大英雄也会下令让自己的士兵在攻打法兰西的时候奸掳掠，不放过婴儿和妇女，而且认为这是军人理应做的事情。因此，莎士比亚在塑造这个大英雄的时候也展示给读者他狠毒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我的再次阅读中似乎都会说话了，告诉我这位读者曾经落下的精华。

2014年夏天我去了斯特拉福德小镇，徒步走完了莎士比亚的故居，他安息的教堂以及教堂外那长流的艾文河。莎士比亚在家乡去世时，虽然荣耀地在教堂圣坛栏杆内取得安息的位置，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或演员，而是因为他缴纳一些教堂的什一税而获得的教区长一职。然而如今，全世界的游客来这小镇却是奔着这伟大的作家而来。我站在圣坛栏杆外，向莎士比亚的墓碑致以最尊敬的无声问候。转身离去走在喧闹的艾文河畔时，我突然感觉自己与莎士比亚终于和解。

篇(7)

在中国文化史上，散文家陈之藩和小说家金庸与剑桥大学有着奇妙的因缘：两人皆是剑桥大学的博士。更有意思的是，陈之藩是当了美国大学教授之后到剑桥读博士，金庸则在中国多所高校有教授之誉后才到剑桥读博士。在取得名副其实的博士学位时，一个是成就卓越的电机工程专家和散文家，一个则是名扬天下的报人和武侠小说家。两位杰出华人与剑桥大学的“博士因缘”，堪称别致的文化奥林匹克精神。

陈之藩：在聊天中探索真学问

本报记者 李怀宇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名著《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英国绅士的中国情怀

陈之藩在剑桥最爱做的事是聊天。读《剑河倒影》，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之藩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正合刘禹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各门各类的人物的聊天，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风雨中谈到深夜》中，他写道：“很多有成就的剑桥人，对于在风雨中谈到深夜的学院生活，都有一种甜蜜的回忆。比如怀德海、罗素、吴尔夫、莫尔、凯因斯、富瑞，这些是在一室中聊过多少夜的一堆人。他们的行，全不相干，但他们却有一种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种味道影响到他们的名著的书名。怀德海与罗素的书叫《数学原理》，莫尔的书叫《伦理原理》，吴尔夫的书叫《政治原理》，凯恩斯写《货币原理》，富瑞写的是《艺术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为晚上聊天彼此影响出来的。”

身在剑桥，陈之藩已然是英国绅士的做派，但骨子里不时流露出“中国情怀”。陈之藩去看邱吉尔的出生地和墓园，在一幅典型的英国风景画中，他忽然想起小时念的祖父论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荡之秋，不有人焉，屈身为将伯之呼，则宗社沦沉，万劫不复。士不幸遇非其主，无由进徙薪曲突之谋。一旦四郊多变，风鹤频惊。”他连一个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说成邱吉尔。“当然英国的君主没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权。这里的‘主’可以解释成英国人民。我们看只要是英国岌岌可危时，邱吉尔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听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时，邱吉尔却总是从容授命，拜阁登台，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样的奇思妙想也许只有陈之藩才想得出来。

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

同样妙的是，陈之藩整天东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劝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针。他从未去打针。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谈起凯恩斯小时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针的那座楼的斜对面。陈之藩立时就去打针了。陈之藩显然对凯恩斯这位不世出之天才的见解十分心折，在发怀古之幽思时，陈之藩更生怀乡之叹：“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恩斯，也许生灵涂炭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因为没有真正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果敢的决策与作为。”

有一回，陈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锁自行车的查理王子。陈之藩便同彼得讲了宣统在紫禁城里学骑脚踏车的故事，又继续讲了另一个故事：“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装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认识的人是曾听过一个杨武生的戏的杨武生。于是只有向杨武生家摇通电话，大喊：‘来者可是杨小楼吗？’”就在陈之藩大笑之时，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见解：“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彼得举的例子是这位查理王子在每个学生都邀女孩子开舞会时，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即上了报。有汽车时，人家说查理王子招摇过市；骑脚踏车，却总跟来一群人，在旁指手画脚。“好像命运注定了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着难过已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足证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并不是任何一方想当然便可体会。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在陈之藩拿到博士学位的四年之后，金耀基去了剑桥大学，写下了《剑桥语丝》。中国人写剑桥大学的《剑河倒影》与《剑桥语丝》，为文学史上的“双璧”。陈之藩是电机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会学教授，都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多年后，两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