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结构主义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1传统建筑形态的转变

不同时期的建筑、不同地域的建筑都显现着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由于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一定不同性导致的。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建筑人类学对历史的间断性进行强调，认为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的人都是所处社会的构成元素。建筑人类学提倡改革创新传统的建筑设计文化，并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使之为现代建筑设计服务。

1．2现实主义建筑到未来有机建筑形态

高功能的建筑要求和复杂、现实建筑规范是现代建筑设计师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两大难点，多数结构主义者认为，将来的的建筑将会如有机生物一般，在某些法则中，像结晶生成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和繁殖。现代建筑设计师在实际的建筑设计创作中，要不受现实束缚，不能过于刻板，要进行超越时代的、表现主义色彩浓烈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方案创作。

2建筑形态学结合结构主义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2．1自然形式有机结构

目前，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式有机结构层出不穷。许多建筑设计师在设计中加入了自然元素的使用，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使建筑物与其周围自然环境和谐存在，而是从仿生学的角度，进行自然生物形态类建筑设计，这种新型建筑的形态类似于自然界某种生物形态，在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自然的气息和建筑设计的神奇力量。最初，高迪的自然塑性作品给予了现代建筑仿生特点的启发。现代建筑中，具有仿生特点代表作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其建筑形态是鸟类巢穴的形式，融入了现代化先进的钢结构设计［3］。与“鸟巢”相比，水立方体现了女性柔美，其建筑形态模仿水的纹理，由一个个冰晶状水分子和很所小泡泡构成。在现在建筑设计中，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态建筑是时代的产物，倍受青睐，这一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这些建筑从建筑形态上拉近了人类生活与大自然的事务，此外，这些建筑的概念结构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使生活更加美好。

2．2“高技”派建筑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与新结构的不断涌现，许多建筑师开始通过作品向人们进行技术性审美价值的信息传达，这一类作品被称作“高技”派建筑，如今，“高技”派建筑应运而生，不断涌现。高技派建筑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诺曼·福斯特，他设计的建筑结构中，主要使用了玻璃和金属材料，一般都是采用较高的施工技术对外观形态进行金属化表现，存在一定的科幻色彩。伦敦新地铁加纳利·沃夫地铁站就是这类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国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就很好了体现了材料学、材料化工和计算机技术等技术相结合的特性及优势，外表采用膜结构－－－ET-FE材料，不仅仅展现了结构力量美，还体现了设计

2．3地域性建筑设计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在不断扩散。在建筑设计当面，仅仅只是体现地域特色的建筑物正在逐渐减少，而在世界范围逐渐普遍起来的西式、欧式建筑，使建筑隐藏着特色单一的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建筑设计中展现地域特色。我国现代建筑中地域性建筑设计卓见成效，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河南博物馆，其建筑形态呈金字塔形，共有9座，根据中国传统中中心对称布置的建筑文化，包含着九鼎中原的蕴意，酣畅淋漓的展现出中原文化的特点。

3结束语

篇(2)

论文关键词： 结构主义课程理论 战后美国 基础教育改革

20世纪以来，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教育改革迭起，虽然各个时期的改革目的不尽相同，但每次改革都是以基础教育教学为主，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结构主义，对美国课程改革影响重大，自20世纪中叶至今仍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以二战后美国历次教育改革为线索，论述结构主义对其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产生及主要观点

（一）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产生背景

结构主义课理程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二战以后，出于与苏联抗衡的需要，美国急需改善教育质量低下的局面，要求改变教育落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无疑成为推动美国教育改革的强劲催化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防教育法》。1959年底，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全美科学院召开了35位各领域专家参加的会议，布鲁纳担任主席。《教育过程》一书是布鲁纳在大会结束时做的总结报告，其中心问题是，教育课程的编制中如何有效地组织教学内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它是围绕课程改革的中心论题阐述教学理论的，因此又称为结构课程理论。

（二）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主要观点

1.课程内容是让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

所谓基本结构，就是指各门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基本原则等理论知识。布鲁纳认为，只有掌握了学科的基本结构，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门学科；只有把具体的事物放到知识的结构里去，才容易记忆和便于运用；只有掌握了基本结构，才能举一反三，有助于理解其他类似的事物。

2.学习准备观念的转变，提倡早期学习。

提倡早期学习是布鲁纳的中心思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关于“学习的准备”部分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学科都可以用某种理智的方式教给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学生。因此，他认为应该将比较高深的科学知识让学生从低年级就开始学习，随年级升高，多次反复学习，逐渐加深理解，最终掌握。在课程编排上，提出了螺旋式编排方式。

3.提倡发现法。

布鲁纳认为，学习是主体认识结构的构造过程，基本结构要靠学习者对它的主动作用来获得。学生要在教师的指引和帮助下，自己去探索和发现事物的规律，获取知识，成为一个发现者。

二、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在历次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的改革

这次教育改革就是在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在这次改革中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贯彻。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使美国认识到自身科技教育的落后，他们决心改革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数学与自然科学教育。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教育法》规定，增拨科学教育经费，重点改进各级学校的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称“新三艺”）的教学，这成为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改革开始的标志。

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此次改革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变革。课程目标，从“生活适应”教育转向基础科学知识的教育。教学内容，出现了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外语在内的“新三艺课程”。新教材的编写，采用螺旋式编排方式。内容现代化，使教学适应时代的需求；内容理论化，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某些课程内容逐级下放，贯彻早期学习的理念，等等。教学方法，倡导布鲁纳的“发现法”，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从未认识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和相似的规律性，像科学家一样思维，调动学生进一步探究和发现的积极性。

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强调优等教育，强调理智训练和智力发展，培养天才，制订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并采纳了重视学术性科目的课程政策，加强了自然科学、数学和现代语的教学，适应了美国当时的需要。可以说，这次教育改革有针对性地纠正“适应生活”教育的弊端，提高了美国教育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过于强调学科独立性和完整性，教材编制脱离学生实际，对教师要求过高，造成“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局面。同时，这次改革由于过多增加了抽象理论知识的比重，忽视了应用知识和基本知识的训练，产生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二）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改革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第二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则是源于对结构主义课程的批判，其思想基础是人本主义思想。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激起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造成学生对科学的日益冷漠和不信任。人们开始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指责学校压抑个性，是非人道的，学术至上的课程受到怀疑和指责。在这种形势下，人本主义的课程改革思想兴盛起来。

这次教育改革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课程结构方面反对学科中心课程，以“人的能力的全域发展”为目的；课程内容上提出“适切性”原则，即课程要符合学习者的兴趣、能力及需要，与其生活经验和社会状况密切联系；课程结构的组织上注重“统合”，打破教材界限，强调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关心知识的内容而非形式；教学方法上倡导“掌握学习法”，以情感影响为主，提倡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可以说，人本主义课程理论是对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颠覆，它对结构主义课程的唯理智、唯学术倾向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反对片面地把重点放在智力和学问上。因而，这次教育改革不仅没有体现出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影响，其思想反而在改革中受到批判。

（三）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改革

70年代的人本主义课程改革，并没有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反而助长了反理智主义，造成了学生学业水准低落和纪律训练松弛，甚至不少公立学校学生对科学的认识、对知识的掌握比60年代的学生还差得远。这使人们又开始重新反思结构主义课程的价值，重新强调中小学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学生掌握读、写、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一次改革思潮称为新学科结构主义思潮，其要旨在于既强调学科知识，又避免学科结构主义的唯理智的片面倾向，美国又掀起了一场“回归基础”的教育运动。

这次运动中，各科目注重基本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教授，大力压缩选修课，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加强纪律教育。在小学，要把读、写、算作为重点；在中学，要把大部分在校时间用于英语、自然科学、数学、历史的教学等。这场恢复基础的运动，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但是消除了人本主义课程改革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结构主义课程理论，注重科学素养，提高教育质量，奏响了80年代教育改革的前奏曲。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

1983年4月，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提出了加强学术教育，揭开了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的序幕。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教育家学会为加强对学生的科学教育，先后在16个州开始试行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又制定了“2061计划”，倡导“教导所有的学生在各科学和技术方面有相当扎实的基础”。该组织在1989年完成并公布了一份题为《普及科学——2061计划：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的文件，强调教学的重点应集中在最基本的科学基础知识上，并且更有效地把科学基础知识教好。

进入90年代，美国已真正认识到学术素养不足是学生培养质量下降的症结所在，1990年的《全美教育目标》，1991年的《2000年教育战略》和1993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都一再强调中小学的核心课程，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和科学素养。

可以看出，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又重新强调学术标准，提高教育质量。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颁布各种文件、方案，制定国家标准，来确保教育质量的提高。内容上，注重最基本的知识，不求广而求精，结构上，要求掌握最基础的知识，而不在于内容有多高深。这些与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观点是吻合的。

篇(3)

[关键词]科学哲学；句法观；结构主义；理论还原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3.006

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是科学理论及其关系，理论还原是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句法观与结构主义是科学哲学中的两大理论观：前者是以句法观为依托的理论还原进路，追求形式化与逻辑演绎，从美国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的经典还原模型到生物哲学家肯尼斯・斯盖夫奈尔的一般还原模型、一般还原取代模型，演绎精神逐渐弱化直至失败；后者是以结构主义为依托的理论还原进路，把科学理论看做由集合论谓词表达的公理化的、数学化的概念框架，所谓“理论还原”就是两个理论的数学框架同构。目前，后者是国际上探究理论还原问题的一条主要进路，而国内在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探析这两大理论观中的还原进路，将有助于理解科学理论及其结构和相互关系等问题。

一、句法观及其理论还原进路

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解，科学理论是可以采用一阶语言表达的、部分在经验上得到解释的公理化演算系统。这样，理论就是语言学实体，由一阶语言的句法关系所决定，故而被称为理论的句法观或陈述观。从形式上看，一个演算就是一个三元组T=。这里，L是形式语言（语句的集合），A是L的递归子集（演算的公理），是联系L语句的有限集合的递归演绎谓词。T的定理是依据从公理A中推导出的L语句。形式语言L的理解I是从L到{0，1}的函数，这样，如果对于S中的所有B，I（B）=1，并且ST，那么对于T中的所有B，I（B）=1。部分理解是I的理解，I是一个部分函数，即仅依赖L的子集Dom（I）来定义。这样，科学理论的主体应该被看做部分得到理解的演算T=。在这个意义上，公理相当于理论命题，部分演算与这些命题的经验基础或检验结果相关。

在理论的句法观理解中，关于还原论思想的最早论述见于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鲁道夫・卡尔纳普。1938年，卡尔纳普在《统一科学的基础》中发展了“定律统一”的概念。所谓“定律统一”就是建构定律的同质系统。卡尔纳普认为，对于整个科学，一个学科的定律能够从另一个学科的定律中推导出来。20年后，哲学家鲍尔・奥本海默与希拉里・普特南详细说明了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把科学统一作为一个工作假说”，从4个方面概括了还原论纲领的基本内容，强调理论的可推导性关系。内格尔意图弥补可推导性所存在的鸿沟，补充了可连接条件，并给出了这两个条件的形式化和“理论还原说”的最早、最清晰的定义，被称为“理论还原说”的经典模型――“还原是以一个（通常但不总是）对某个其他领域表述的理论来说明在一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确立起来的一个理论或一组实验定律”[1]。该模型的形式化表达为：TB∧B∧ATR，其中TB、TR分别表示还原理论与被还原理论，B表示桥接原理，A表示辅助假设（可有可无），表示逻辑推导。

理论还原模型提出后，受到了诸多哲学家的批判。例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着重指出内格尔模型中的两个预设“逻辑演绎性”与“意义不变性”都不能满足，美国哲学家尼克斯认为内格尔还原模型太狭隘，英国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凯切尔以经典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的具体案例否认还原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斯盖夫奈尔重新定义了还原，提出了理论的一般还原模型（GR）。[2]“斯盖夫奈尔提出的理论还原模型在讨论还原的文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一般还原模型容许还原理论与被还原理论的修正，提出了“强类似”的非形式条件。如果T*B与T*R分别为TB、TR的修正版本，那么T*B∧B∧AT*R，且TR与T*R、TB与T*B之间具有“强类似”关系。“斯盖夫奈尔修正了内格尔模型而保持了它的灵魂。”[4]斯盖夫奈尔的分析是一个“精致的内格尔式的框架”[3]。该模型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声称抓住了孟德尔遗传学到分子遗传学的还原的本质。但是，当代生物学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霍尔等人注意到孟德尔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之间存在着“多―多对应”关系以及“强类似”条件难以实现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质疑，斯盖夫奈尔提出了更精致化的还原模型：一般“还原――取代”模型（GRR）。该模型形成一个连续统，完全还原与完全取代分别是这个连续统的两端。这样，该模型把保留了共同经验领域的理论取代也看做了理论还原，模糊了理论还原与理论取代的界限。这已与反还原论者的观点趋于一致，从而与内格尔建立理论还原模型的初衷相去甚远。例如，依照这种模型，氧化理论被还原为燃素理论。在化学史上，燃素理论流行100多年，最后被证明燃素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氧化理论才是解释燃烧问题的正确理论。至此，这种理论还原进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3期 智广元：科学哲学中的两种理论还原进路探析

二、结构主义及其理论还原进路

“结构主义科学理论是在逻辑经验论的公认观点的困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兴起的。”[5]科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学派是由威尔考克斯・阿当斯和帕特里克・苏佩斯开创，由约恝夫・史尼德、斯泰格缪勒、巴尔泽尔、穆林斯等人继承和发展的。依照结构主义的理解，理论具有集合论谓词表达的数学化结构，理论还原实质上就是使两个理论的结构同构。“同构定义只依赖于一个理论模型的集合论特征。”[6]（P81）这种结构概念源于布尔巴基学派的“种结构”概念。如果A、A都是非空集合，R、R分别是A与A上的二元关系，称结构与结构同构，当且仅当，存在满足下述条件的函数f：（1）f的定义域是A，f的值域是A；（2）f：AA是一一对应的函数；（3）对于A中的任意x与y，称xRy当且仅当f（x）Rf（y）。1950年代，阿当斯把理论看做集合论实体，认为科学理论可以用一个对集来表示：T=，其中C、I均为有序n元组，前者由所有满足集合论谓词的实体组成，称为理论的“特征集合”；后者由这些理论所应用的所有实体组成，称为理论的“预期理解”的集合。[7]这样，科学理论就失去了句法属性，等同于集合论谓词刻画的结构，所以，这种理论观被称为理论的“非陈述观”或“结构主义观”。“我将涉及……作为语句集合的理论概念，称之为理论的非陈述观”。[8]随后，苏佩斯建议在科学哲学中放弃使用形式语言。史尼德采纳了苏佩斯的建议，发展了阿当斯的定义集合论谓词的公理化方法，发展了这个理论的核心经验断言，于1971年出版了《数学物理学的逻辑结构》一书，这标志着科学哲学中结构主义流派的出现。斯泰格缪勒进一步发展了史尼德的观点，着重发展了理论的动力学观点。1987年，史尼德、巴尔泽尔、穆林斯三人合作出版了《科学的构造设计――经验知识局部和综合的结构》一书，“这本书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纲要’”[9]，标志着结构主义已经成为科学哲学中一个有极强竞争力的研究纲领；1996年和2000年，三人又合作出版了《科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核心问题与新的成果》和《结构知识的再现：范例》，发表了关于结构主义的一系列论文，此后结构主义日益丰富并不断发展。

从方法论上讲，库恩、拉卡托斯与劳丹一样，结构主义者的考虑对象不仅是单个理论，还包含理论演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整个理论序列。最初，阿当斯用还原表达理论之间的关系，史尼德采用这个概念处理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概念以及理论之间的关系。斯泰格缪勒沿用了这个提议，重点处理了发生科学革命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后来，巴尔泽尔、穆林斯与史尼德等人进一步阐述了理论还原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阿当斯的理论还原模型。阿当斯在《刚体力学的公理化基础》（1955年）和《刚体力学的基础与从粒子力学的定律中推演刚体力学的定律》（1959年）两篇论文中讨论了理论还原问题。在分析热力学到统计力学的还原案例时，阿当斯依据他的理论观，提出了理论还原的形式条件，并认为这些条件适用于任何还原。如果T=，T*=，T被还原到T*，用ρ表示两者的还原关系，当且仅当：（1）如果i∈I，那么存在i*∈I*，使得iρi*；（2）如果c*∈C*且cρc*，那么iρi*。条件（1）被称为可连接性条件，如果基于关系ρ，T被还原到T*，那么对于T中i的任一预期理解，一定存在T*中i*的相应预期理解，使得i与i*具有关系ρ；条件（2）被称为可推导性条件，如果实体c*满足与T*相关的集合论实体，并且c与c*具有关系ρ，那么c将满足与T相关的集合论谓词。大致地，如果一个对象满足“理论T*的定律”，并且其他对象与这个对象具有关系ρ，那么其他对象也将满足“理论T的定律”。（1）与（2）结合表明，所谓“理论还原”就是实现两个理论的同构，都具有的结构形式；并且，如果T被还原到T*，那么，若T*是正确的，则T也是正确的。阿当斯把这个结论称为“正确性结果”，并把它看做“这是我们对还原的直觉要求”[10]。阿当斯的这些还原论述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许多还原的传统案例不满足阿当斯的还原分析，二是没有详细地考虑还原关系的“语义本质”，三是没有考虑不同的还原类型。第一个方面批评了阿当斯还原分析的核心，后两个方面批评了阿当斯还原分析的不完备性。例如：阿当斯的“正确性结论”难以成立，因为可推导性的要求太强。

1970年代，史尼德与斯泰格缪勒发展了阿当斯的理论观，认为经验科学的最基本单位是理论元素，即T=。其中，K被称为“理论核心”，是一个纯粹形式化的数学结构，K=，这里Mp是T的可能模型集；Mpp是T的部分可能模型集；r是一个“剔除”Mp中的理论内容得到Mpp的“限制函数”，即Mpp=r[Mp]；M是T的模型集（MMp），C是对于可能模型集Mp的约束；I是理论的预期应用域，是不能完全形式化的部分。理论元素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理论网络进而构成整个科学理论体系。他们接受阿当斯的还原论述，并用来处理历时态的理论还原关系，包括库恩所称的“科学革命”。“（史尼德）从结构主义角度对科学理论重新进行形式化的研究，而且以此来处理历史学派的理论发展观。他试图将逻辑和历史，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有机地结合起来。”[11]他们认为理论的发展就是旧理论不断发展，最终成为新理论的一部分。如果两个理论的理论元素之间存在着还原关系，当且仅当Mpp与M*pp存在着一与多的关系，使得T的预期应用同T*的预期应用相关联，并且T的预期应用包含在T*相关的预期应用之中。“斯泰格缪勒的还原概念源于阿当斯与史尼德的工作。依据这条进路，还原关系能够被看做匹配关系，通过它们的潜在模型之间的关系，联系两个理论的概念结构。”[12]但这种还原论述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艾耶尔批判了史尼德和斯泰格缪勒对还原的阐述，并对他们的这些定义作出了一些修改；而斯泰格缪勒和一些人断言：史尼德的论述应该被拓展，纳入较弱的近似还原的概念。这些批判意见都被考虑进了1980年代的还原理论中。

1980年代，巴尔泽尔与史尼德、斯泰格缪勒等进一步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还原观，分别于1982年和1987年提出了两个版本的结构主义还原理论。[8]起初，他们把构建科学理论的理论元素看做有序5元组，T=；后来他们把理论元素理想化，表述为有序6元组，T=，称之为“理想化理论元素”，这里，Mp、M、Mpp与I的含义没有变化，Q是对于可能模型集Mc的约束，GC是Mp的整体约束，GL是Mp的整体联系。我们给出后一版本的理论还原模型――假设T、T*是理想化的理论元素，T=，T*=，如果T能够直接还原到T*，当且仅当存在关系ρ，并且ρ满足下述公式：

（1）ρM*p×Mp；

（2）rge（ρ）=Mp；

（3）x*，x（x*∈M*∧x*ρxx∈M）；

（4）X*dom（ρ）（X*∈GC*ρ[X*]∈GC）；

（5）x*，x（x*∈GL*∧x*ρxx∈GL）；

（6）y∈Iy*∈I*x∈Mpx*∈M*p（x*ρx∧r（x）=y∧r*（x*）=y*）。

这样，“还原关系本身实质上是从被还原理论T的部分可能模型的集合Mpp的子集到还原理论T*的部分可能模型的一多对应（即函数变换）”[13]。与阿当斯的还原模型相比，这个还原模型中的理论元素M与阿当斯定义中的C，公式（1）（4）分别与阿当斯模型中的（1）（2）大致相对应――虽然这一模型远比阿当斯的模型复杂。这个模型不仅考虑了理论的预期应用、理论的理想化因素，还考虑了理论的整体约束和整体联系等。

三、两种还原进路的对比

按句法观，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特征是概念或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句法关系。按结构主义，科学理论最基本的特征是集合论谓词阐述的数学结构之间的关系。“从形式的观点来看，这条进路的本质是把集合论的公理增加到初等逻辑的框架内，然后，在这种集合论的框架内使科学理论公理化。”[6]（P44）对比句法观与结构主义的理论还原进路，可以发现：

其一，理论观决定了理论还原观，理论的结构主义优于句法观。理论的句法观蕴含了两个预设：一是理论命题是通过假设――演绎方法来证明的，二是演绎推理具有形式化的特征。从卡尔纳普的“定律统一性”到内格尔理论还原模型以至斯盖夫奈尔的GR、GRR模型，都追求逻辑演绎关系。“所有的理论，都能以一阶语言表述――有个很大的障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存在着极大的困难。由此形成的纲领……误导了科学哲学很多年。”[14]结构主义的理论观或称非陈述观能够更精确地表达更多的理论――从数量上讲，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适用于从所有的经验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经由生物学、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到社会学、经济学和行政学科等；从根本上讲，结构主义具有的非常明晰的概念框架，能够很精确地进行科学结构的表达。“这样精确化的表达方式，适用于这么广泛的范围，没有任何其他类似的方法可以与之相比拟。”[15]两者相比，结构主义理论观具有三个优点：首先，结构主义理论观采用集合论谓词表达理论及其关系，既能自然地排除库恩“常规科学”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又能有效地刻画库恩的“科学革命”概念及其理论关系。“这实质上是下面的两个断言：（a）在陈述观中库恩被看成非理性的，而斯泰格缪勒的方法则没有这种含义；（b）陈述观中出现的问题（理论术语问题、先验因素问题与不可通约性问题等），在非陈述观中没有出现。”[16]其次，结构主义还原进路强调理论的结构不变性，能够对理论之间的关系作出更恰当的处理。所谓“理论同构”只是不同理论具有相同的数学结构即集合论谓词结构，而抽象的数学结构具有普适性，能够在理论转换时仍然保留下来。所以，结构主义还原进路避免了坚持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困难，而保留了它的思想精髓。再次，结构主义进路融合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这就排除了陷入理性一元论与理性传统假定――只有单一的科学理性的源泉――的危险。“结构主义在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中确立了形式化与非形式化、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式，确实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研究纲领。”[17]

其二，两种理论还原进路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最初，两种理论还原模型的两个形式条件是相似的，都包括可连接性条件和可推导性条件，都强调可推导性，要求被还原理论与由还原理论导出的理论完全一致。“这是一个内格尔、阿当斯与史尼德所支持的基本的观念：被还原理论的定律能够从还原理论中推导出来。”[18]后来随着模型的发展，都容纳了还原理论与被还原理论的修正和近似。不同的是，句法观中的理论还原仍坚持追求共时态的逻辑演绎性，而结构主义理论观中的理论还原追求理论结构的不变性。

其三，结构主义还原进路包含了句法理论还原观的逻辑演绎性的优点，又容纳了它所不能包含的历时态的理论变化过程，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结构主义对当代科学哲学的重要贡献也许在于提出了用静态的形式化结构处理科学理论动态发展的思想。”[17]“结构主义者表达了还原在直觉上的必要条件（desiderata），在精神上它很接近于凯梅尼与奥本海默（1956），内格尔（1961）与亨普尔（1969）的经典还原论述。”[19]逻辑经验主义的还原进路包含了理论的修正、近似等而走向死胡同，而结构主义还原进路包含了上述内容且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穆林斯在1996年提出了新的结构主义理论[9]，把科学理论理解为7元组，T=，其中Mp，M，Mpp的含义不变，C表示约束的集合（联系同一个理论的不同模型的条件），L表示联系的集合（联系不同理论的模型的条件），A表示可容许的模糊的集合（不同模型之间能够接受的近似程度）。这样，科学理论模型就可能包含表达理论的模糊集合的模型之间的近似度。不仅如此，结构主义理论观还提出了科学理论的三层结构：理论元素、理论网络、理论整体子。理论网络表示由理论元素及其关系构成的整体，理论整体子表示由“本质性”关系使复杂的理论网络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整体。这表明结构主义理论还原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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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asmus Grnfeldt Winther.Schaffner’s Model of Theory Reduction：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J].Philosophy of Science，200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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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怡.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纲领――论科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12）：1.

篇(4)

论文摘 要：布鲁纳是美国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方面接受并发展了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形成了结构主义学习理论。 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学习论主要强调学科基本结构学习，提倡用发现法进行教学，重视学生内部学习动机。他的部分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仍有现实意义。布鲁纳将教育“作为训练民主社会里平衡发展的公民的手段”，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和发展学生智力，更重要的是让学习者在自身经验背景下，通过“同化”、“顺应”自主建构知识。  

 

 结构主义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注，这种教育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结构主义之父的布鲁纳，他以心理学为基础倡导的结构主义学习观，在心理学方面接受并发展了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在教育学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前言 

 结构主义最早来源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鲁纳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和论证，创立了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结构主义教育学理论，从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师生角色的定位及其作用、学习环境和教学原则等6个方面对教与学作了细致的阐述与归纳。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1、学习不是教师简单地向学生传递知识信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学习者自己主动地建构知识进行有意义的学习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无法由他人代替的。 

 2、对任何一门学科知识的学习都必须在学习者现有的知识经验的背景下，通过对外部信息进行积极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构建起自己的意义，也就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建构，旧的知识经验因新知识的进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 

 3、学习者的学习是通过“同化”和“顺应”的过程来与环境进行交互的。也就是说学习者不是简单的把外部知识搬到记忆中进行翻版，而是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互，进行自我理解，建立内部心理表征。 

 4、学习者对知识的建构，不仅包括大量的具有相关性、比较概括的结构性知识的建构，还包括在大量情景下产生的非正式经验背景的建构。 

 本文就是通过对布鲁纳结构主义学习观的分析，来阐述它对我过教育的实际应用意义，主要是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意义。 

二、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论思想  

（一）课程的基本思想 

 布鲁纳认为，教学是使学生能够主动地选择知识，记住知识和改造知识，从而促进今后的学习。为此，教材就应该把反映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作为主体。概念和原理越是基本，它们对于解决新问题，掌握新内容的适用性也就越大。如果学生掌握了作为该学科知识结构核心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学习其它知识内容时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进一步认为，学习的早期教学就应该使用这相差悬殊的教材。 

 同时，布鲁纳指出，这样的教材组织呈现只有与儿童的智慧发展相匹配，才能使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学顺利进行。年龄不同的儿童，其智慧发展阶段也不同，对他们就应使用不同教材。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学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可能相同，但教材的具体直观程度逐渐降低，而抽象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体现了教材和“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使学生一步步地在较高的认知层次上掌握教学的内容。  

（二）再现表象与螺旋型课程 

 布鲁纳认为，人的心理发展就是形成一个意义上、态度上、动机上的技能相互关联的越来越复杂和抽象的模式体系，即 “再现表象”。人们借助于这种体系贮藏、转换、再现所遇的信息，内插、外推、预言更多的知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再现表象”表现为一种从动作式到图像式到符号式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每一阶段的再现模式都依赖于前一种再现模式。因此，教材的编写应分成不同的阶段，注意知识的“阶梯性”，适应于学校里不同年级、不同能力的学生，再经过学生的自觉思维，最终为他们所接受。  

(三)强化内部动机  

 儿童的智力发展表现在内部认识结构的改组与扩展，它不是简单的由刺激反应的连接，而是在头脑中不断形成，变认知结构的过程，“儿童知识的获得，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学习过程，是一种坚持不懈、孜孜不求的持续行为。推动这种行为的动力存在着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要使内部强化与外部强化处于协调平衡的状态，并尽量促使外部强化向内部强化转变；学生自己也应从教师的表扬这一外部报偿过渡到靠自己解决问题的内部报偿。同时，布鲁纳还指也，激发内部动机的方法有多种，利用惊奇、激发疑惑、设计困境、提示矛盾等，都“可以引起学生的内在动机，激发思维。”  

(四)采取发现学习法，注意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学习兴趣。  

 布鲁纳认为，仅仅单纯地传递结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鼓励学生自己去探索。教师要引导学生去学习，要“尽可能”保留一些令人兴奋的观念的系列，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布纳主张，“在发现学习中，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性”，那就是“首先建立与旁观者的被动性恰好相反的那种注意的自主。”内部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最佳的动机就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  

三、结构主义学习观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义 

（一）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在于发展智力，但也不能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当前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既要注重发展学生的智力，也不能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在课程改革中，注重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加强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教育的作用和质量。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素质教育，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的规律、学习风格和原有的知识经验背景来有效选择知识结构的呈现方式，或用动作表征，或用形象表征，或用符号表征，帮助、指导学生进行发现学习。

（二）对改革中的研究型学习方法和探究式学习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中正在探讨的研究型学习方法和探究式学习模式，其实就是来源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学习观，这种新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模式类似于发现法，它们能调动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主动性。“认知——发现”学习启发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同时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善于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导学生围绕一定问题，依据所提供的材料主动而有兴趣地思考、探索和研究问题。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知识的传递着转变为学生建构知识的促进者和支持者。教师应本着“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的思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要创设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创设民主、和谐、积极、活泼的教学情境，多给学生思考、提问和发言的机会。我们当前的研究型学习方法和探究式学习模式就需要这些来作具体的指导。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更灵活的教学方法，如趣味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探索发现法等等，真正培养学生的直觉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基础课程的改革要注重学科基本结构的改革 

 布鲁纳结构主义学习观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按照一定阶段的顺序形成、发展，成为认知结构而进行的。人类学习的实质是类目及其编码系统的形成，学习新知识的过程，是头脑中已有的认知结构与新知识结构的“顺应”与“同化”的过程。人的认知活动掌握了最基本的定义触类旁通，成为应付复杂环境的一种基本手段。将这种观点推广到其它学科中，他提出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认为，任何学科中的知识，都可以引出基本结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导致知识的爆炸，教材的编印速度赶不上知识的增长速度，教师也不可能通过教材教会学生掌握所有的知识。教师应该帮助学生获得基本思想和原理，帮助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水平。 

 布鲁纳结构主义学习观启发我们在基础课程改革中，要注重对学科基本结构的改革。要对教材的结构进行梳理，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更新，要及时改变教材陈旧、落后的现状。教师在教学中，要帮助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事实证明，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增进学习的迁移，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四）提倡发现学习 

 布鲁纳认为，学生的学习和科学家的发明的智力活动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在教学活动中，“提出一个学科的基本结构时，保留一些令人兴奋地部分”，然后引导学生去探索，让学生在对知识结构的建构过程中去发现它。他认为，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独立思考、改组材料、自行发现知识、掌握原理原则的发现法是一种最佳的结构教学方法。 

 在基础课程改革中，我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索、发现能力，对知识的组织上注重的学科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组织，在教学上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学生自主、探索、发现、研究以及合作学习的机制。让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充分合理地运用自身原有的知识经验背景去构建新的知识结构。 

四、对结构主义学习观的反思 

 布鲁纳提出的结构主义学习观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基础教育改革起来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它对教材的要求太高，对学科知识结构的组织也难以把握，因此在美国的课程改革中，改革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这就需要我们对结构主义学习观进行反思，以一种更合理更容易实施的并且符合我国基础教育现状的面貌呈现出来。 

 在实际的改革中，我们不仅要帮助、促进学生进行“发现学习”，创建合理的情景进行知识结构的建构，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还要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明确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去引导、启发学生逐渐掌握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师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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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丹.对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再认识.现代教育科学,2008(6). 

篇(5)

[论文摘 要]西方现代语言学不是关于人脑语言器官的现实描写，它是形式化的模型理论，它受语法自身理论目标的限制，同时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并且侧重于解释性的研究。

一、西方理论语言学是形式化模型理论，应该把形式化语法与真实语法区别开来

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索绪尔被称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个把语言作为代码或系统和对系统的运用区别开来。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学派。西方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就西方语言学与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关系而言， 我们认为更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两个学术流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称雄西方几十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崛起， 才打破了它一统天下的局面。转换生成语言学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 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 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 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 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 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 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 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 在其他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过去， 语言学界从别的学科领域“输入”新观点、新方法。现在， 语言学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输出”了。

二、西方现代语言学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是乔姆斯基在彻底否定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转换生成语法时提出来的。乔姆斯基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本族语者所习得的语言知识，这种知识往往是隐含的(implicit)，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者则指本族语者的实际语言运用，也即本族语者具体的说话和听话行为。语言能力是语言行为的基础，语言行为则反映语言能力。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实际语言运用并不总是他的语言能力的确切反映，因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疲劳过度、注意力不集中、过于激动或过分紧张等)，人们往往会出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失误现象。例如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因某种原因把句子“I took the book home.”说成“I took the hook home.”这类语言运用中的失误显然不能表明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因此，乔姆斯基等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们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区别开来，并认为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人类所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而不是像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那样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行为作出描写和分类。

三、要以认识解释性的普遍语法，而不要按描写性的个别语法去理解西方现代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研究是描写性研究，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是解释性的研究。这一根本目标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整个语言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地球，而我们则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因其浩瀚复杂，无法窥其全貌。进行描写性研究的人好比盲人摸象，各个研究者从自己的语言直觉出发，“摸”向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语言现象，并根据自己收集的语料首先尽量细致地将它们描写清楚，然后再得出自己的规律。然而，由于他们摸到的都只是语言地球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使是某个语言现象的语料也是无法穷尽的，所以他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出的规律也或多或少地会有反例出现，概括力不强。当然这种研究依然有其价值，它的价值就好比我们通过局部地质勘探能够发现某个地区的地貌特征，并找到某些矿藏一样，它描写出的规律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然而，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们的先辈千百年前就能绘制地图，发现矿藏，但是千百年里他们却一直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平的。解释性研究也许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应运而生的吧，它强调对语言进行宏观的把握和关联性的研究。从事物现象的关联性中发现问题，首先构想语言的整体框架，然后在这个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再进行研究。这就好比我们虽然依然无法见到地球的全貌，然而我们根据环球航行最终回到起点、行星的运行等各个事物间的关系可以推测出地球是圆的，然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更正确全面地发现地球的特点。

四、结语

在现阶段，语言研究可以说刚刚从描写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研究，所以现阶段的目标主要还是建立理论框架，这主要依赖于从各个语言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中来寻找发现。可以看出，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基本在认知系统框架中进行语言研究的，虽然对于各个子系统中的内部模块和各模块中的规则应是什么的看法不同，但这些理论在语言的语法外模快的关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现代西方语言学都接受这个外模块系统。西方语言学把句子、语言事实看成是一个物理感知的和意识的共时事件，并且把两者统一归因于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从而通过对语言事件的物理属性和过程和事件的意识属性和过程以及两者的共时联系的研究，推断出人们不可经验实证认识的那个认知系统的结构和属性，这确实是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有别于传统语言理论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壮麟.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篇(6)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篇(7)

采访人：郎静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

德里达解构之前

郎静（以下简称L）：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理论家个人的经历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结合的产物，我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自然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历史语境促使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现？

张正平教授（以下简称B）：你讲的很对，一种理论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是和理论家自身以及社会语境有关。德里达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附近的郊区的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家庭。殖民地、血统和语言文化三方面对德里达思想的形成构成了直接的影响。对德里达生平的介绍，你可以在任何有关德里达的著作上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连在一起的，当时在年轻人中间普遍存在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前路的怀疑，所以在1968年3月，由巴黎索邦大学学生率先发起了对反对越战、追求人生自由和权力的示威游行；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支持，最终发展成为5月的大规模的反抗等级制度、反权威、反传统、反抗一切禁锢自由思想教条的政治运动。因此，1968年在法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内的思想家都可以被看作是1968年一代，而德里达的思想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在这一年表现出来。他所提出的解构思想，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创造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

德里达就读于巴黎高师，所受的教育是法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教育，他进入学校后就和阿尔都塞有不错的交往。在我看来，在巴黎这样一个人文情景里面成长出来的学者，他们之间都会互相沟通、相互竞争。法国在“二战”前是所谓存在主义的时代，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对德里达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战后，存在主义渐渐式微，结构主义逐渐兴盛。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德里达获得了最直接的体验和第一手的资料。我想，在那个时候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语言学、海德格尔的思想都被大量的翻译，德里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

L：那么德里达从这些理论家那里吸收和借鉴了哪些主要观点？

B：德里达到解构主义思想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研究起点的，他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用10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于1967年出版的《声音与现象》。因此，现象学的方法对德里达来说可谓影响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其解构思想的源泉，正如他自己所说：“现象学永远是解构的源头，因为现象学拆解思辨理论的沉淀以及哲学的诸种先设。”索绪尔在为人们熟知之前已经是语言学的大师了。我相信在那个场域中，如果对索绪尔思想感兴趣的人，对于知识界所发生的一些新的思想都会很清楚。例如“延异”的概念，我想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已经存在其理论基础，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德里达原有的现象学等一些概念，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主义做了一个引入，并且进行了比较灵活地运用。后来的人觉得德里达的理论很好用，就借鉴到自己的理论中，例如，福柯就是这样，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一些东西。至于说海德格尔，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理论是当时欧陆哲学中最基础的基石。

L：通常，我们将德里达称为后结构主义大师或是解构主义大师，由称谓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时间上的承接关系，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颠覆和反驳，您是如何看待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B：诸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类的术语是人们出于方便而对理论进行分类，并为其贴上标签，但其实严格来说，这样的做法太笼统了。理论不是界限分明的静态的整体，所以不可以被大而化之、整齐划一地归到一个既定的盒子中。当然，前缀和后缀向我们表明了时间的先后分期。所以后结构主义者出现在结构主义者之后，而且是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突破，就像后康德主义被用来指称那些受到康德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观点。但是具有时间承接关系的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理论本身所具有的观点。此外，我们知道理论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它们依据自身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对有效性和一致性的诉求而得以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时间顺序的问题，你会发现，它更像一种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一个孩子在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之后，会拥有实现成功所需要的独立人格。

据我所知，德里达从来都不接受“后结构主义者”的称呼，不只是德里达，像福柯、拉康等理论家也是如此。我想，德里达被称作后结构主义者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是以批判结构主义的一些核心观点为出发点，从他的早期的很多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将矛头直指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大师们，颠覆和解构他们的结构主义思维模式，嘲笑他们的思维盲点，始终以结构主义为批判的对象。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任何结构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结构主义关注于整体间的各种共时性关系，这一关系使缺席的可能性得以呈现。这一结构关系不能被他者来定义，而是消极地占有一个空间，或者说占有的是空位（void）。正是因为它所占据的是空位，一系列表示关系的元素得以贯通，从而保证了结构的整体性；也正是因为空位，使得整体结构中元素无尽地运动和变化成为可能。但是对德里达来说，元素本身必须是可以被解构的，空位本身必须通过纯粹的差异被彻底地废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里达和拉康对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的争论中看出来。在争论中，拉康认为信总是返回到同样的地方；而德里达认为，信其实是被丢失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里达毫不客气地指出结构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那么，德里达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吗？我想他是。但是在他的分析中，如果没有与结构主义的原则相结合，我想他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说句题外话，研究媒介理论的德国籍学者FriedrichKittler，无疑受到德里达和拉康的影响，但是我不知道是否人们会讲他称作后结构主义者。

正如你所提到的问题，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德里达可以称作后结构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研究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话说，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竟是如此的有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进行比较之前，我们需要仔细阅读相关的理论。所以，最后我想说，标签是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理论的问题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观

L：我们知道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要颠覆形而上学的西方传统哲学、罗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为三要素的本原问题，那么它们三者间有什么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怎么样的地位？德里达是通过什么思路来解构它们的？

B：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思想的关键词。正如我们所知，逻各斯可能意味着很多东西，德里达将其解释为充满启示性和在场的本质。毫无疑问，这样的解读可以看出德里达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在场的存在，这种稳定的存在是对非在场话语的一种内部的压抑。德里达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现在，如果逻各斯中心主义以一种普遍的原则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我想，西方的形而上学必须依据不同的话语情景，具有多元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德里达在分析书写和演讲二元对立时，也谈到了语音中心主义；在讨论精神分析学时，也谈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无论是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菲勒斯中心主义，正如我所理解的，它们都包含了同样的意义。而有学者认为，逻各斯类似于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我想也许是这样，也许并非如此。

像所有主要的哲学家一样，德里达通过对哲学文本的细读发展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快速地抓住了一个研究对象。正如海德格尔说，伟大的哲学家只有一个想法。即使有来自不同方向的灵感，他仍然会将过去的哲学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德里达再次将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为自己所用，从本质上，将它们作为一个矛盾的概念重新加以阐释。需要补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同意德里达的重新阐释。以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的还原”为例，他认为要认识世界的真理，就必须摒弃一切经验之外的东西，把事物还原为我们意识的内容（eidos）。这一点正是德里达极力反对的。但是让吕克・马里恩（JeanLucMarion）反对德里达，他将“悬置”（epoche）解读为一种通向无限给定性的道路，因此，成为一种饱和的存在和现象。

当然，我相信哲学思维发生在语言中，我想德里达也会赞同我的观点。最后，我个人认为，语言始终进行着自我思考和书写。在哲学中，没有人会思考概念本身以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数学自身的思考的话，那么哲学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像马拉美、乔伊斯和许多世界公认的现代主义作家的普遍认同。

德里达的解构在美国

L：在美国学界，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到了美国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B：德里达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大概可以追溯到1966年10月21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批评语言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德里达发表的题为《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演讲。在会上，他遇到了拉康和德曼，此后，就开始了与他们的对话和争辩。直到《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英译本的出现，作为最具创新力的思想家之一的德里达，才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文学和哲学领域，而且波及了整个人文学科。德里达非常喜欢美国，他不仅长时间在美国高校里任教，而且经常游走于美国各地，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职业生涯上得到反映。他的许多在美国高校任教的朋友和同事也为他的解构思想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理由相信，正如解构作为一种现象在法国出现，它在美国的传播也毫无疑问成为一种美国的现象。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美国求学时，几乎所有人都在阅读德里达。我觉得考察某种理论是如何旅行，如何在国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非常有趣的。

我不太清楚德里达的思想是否有明确的发展阶段。他写过大量的文章，有的是出于教学任务的原因，有的是对学术界内外辩论热点的响应。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研究重心是相对稳定的。虽然有迹象表明他的关注点有所变化，但我不认为他的思想会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甚至福柯那样出现了明显的分期。与他早期的有关现象学和解构主义的著作相比，德里达后期的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幽灵》，当然有所不同。但他所使用的思维和方法仍然是典型的“德里达”式的，我认为这是论题的变化，而不能算作思想阶段的分期。

在我看来，解构主义绝不可能像一瓶法国红酒一样，产自法国，然后进口到了美国。正如我们所知，德里达经常在美国任教，他的观点是在他授课的过程中形成的，后来这些观点才逐渐地以著作的形式得以呈现。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将美国的解构主义简单地解读为德里达思想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变形。如前所述，即便是我们把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理论当作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那么它既是美国式的也是法国式的。毫无疑问，德里达是一个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许解构主义会是世界主义最好的注脚。

L：谈到了美国，就不能不谈美国解构主义的代表“耶鲁学派”的四位教授，虽然他们理论观点和学术旨趣不尽相同，但都因各自的解构倾向被纳入这一派中。在他们当中德曼是美国最早研究并接受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批评家，那么德曼的主要观点有哪些？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之间有哪些主要的区别？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异呢？

B：解构主义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它是属于美国的。诚然，相较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所承载的传统负担，美国社会则呈现出较多的自由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解构主义在进入美国后，一开始只是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法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青睐，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在美国发展和接受的最初阶段，解构主义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为人们所熟知。据我所知，耶鲁学派的四个代表人物―――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保罗・德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在一个系里才被归并在一起的。处于个人的关系、机构的联系和一些其他的喜好等原因，他们发现德里达的观点与他们各自的观点是能够兼容的，而且在工作上他们彼此互相支持和鼓励。从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我发现哈特曼的著作《拯救文本》（SavingtheText）呈现出德里达主义的影子，而在米勒和布鲁姆的著作中并非如此。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的还不够多，因此只能提供一些个人的简单观察和看法。

德曼常常与德里达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像德里达一样，德曼也非常注重哲学的思辨方法。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大量的德国哲学著作的阅读中得到证实，尤其要提到的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虽然德曼被称作解构主义者，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并不能算作是一个德里达主义者。在遇到德里达之前，他已经是一个评论家，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德曼以修辞性为突破口，认为文学语言的修辞性是导致其意义不确定的原因，企图超越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的桎梏和束缚。他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着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的特征：也因此导致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可能性即“阅读的寓言”。我们都知道寓言意味着以修辞的方式来阐述一件事情，或者可以说是言在彼而意在此。对于德曼而言，文学文本的误读是无可避免的，这既不是作家意图的结果，也不是读者的错，而是语言本身造成的，不可改变。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听起来很像德里达，但是如果读德曼的文章，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与德里达的分析过程是不同的。文本的寓言性质并不意味着德里达所说的文本意义的延异。德里达主要从语言、主体性和身份入手，指向现实，在他文本解构的背后真正蕴含的是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德曼则陷入到字母、语言、语法当中，文本成为他们唯一考察的对象，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和规则，我们必须遵守，但与此同时也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即只有语言，别无其他。对于德曼来说，从某种程度讲，文学是用语言书写的，因此是虚构和无意义的。具体地说，文学语言是纯粹的述行性话语（performative），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事件和行为，语言在文本形成之前已经在起作用了。因此，语言会超出我们的控制、阻扰我们的意愿，从而使得语言呈现出我们想要它具有的意义。顺便要提到的是，这个解构主义的观点对于其他批评者来说并不陌生，例如WernerHamacher就独立地发展出很多与德里达相似的观点。无须赘言，希利斯・米勒的《阅读的伦理》（TheEthicsofReading）也可以按照这条路径来阅读。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细枝末节”值得我们发现，但是目前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探求其中的细节。德曼是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批评家，至少在英语世界里这样讲并不过分。谈论德曼需要建立在对其作品熟知的基础上，而我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也不是德曼的研究专家，或许在以后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德曼阅读小组，这样的话我想我可以更好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L：您是第一个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是什么契机促使您产生这样的想法？德里达的思想对于传播学的意义何在？

B：和德里达的缘分的开始还要追溯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仔细阅读了胡塞尔的著作，并且强化了对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和其他存在主义大师们的理解。在阅读过程中，我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有关传播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如何贯穿于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中的。尽管这些思想家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不尽相同、各具特色，但是他们都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中置换出其他概念，并且赋予这些概念一个存在主义解释学的阐释。于是在发现以阿尔弗雷德・舒尔茨为代表的后胡塞尔主义思想家（他们遵循着传统的哲学人类学研究路径）的理论后，我遇到了德里达。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他的解构主义代表著作《论文自学》《声音与现象》，我意识到我需要重新思考主体间性和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同时，我尝试去阅读《明信片》，开始形成我关于“邮政原则”的想法，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促使我对德里达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自胡塞尔开始，继而到德里达这一条连续的路径是清晰的且无可辩驳的。除此之外，如果你读过德里达所写的《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EvenContext）这篇文章，你会很容易感受到德里达对传播学的相关问题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德里达对我非常友善，也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他并不赞同一些我对他观点的解释。很遗憾，我当时没有勇气去要求解释，现在对此也很后悔。我非常感激有机会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将德里达作为一个媒介和传播学的学者来研究，这不仅丰富了德里达的思想，也为传播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L：您曾经提出了一个“Planetary Visibility”的概念，这一概念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翻译，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概念吗？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一概念？您觉得如果翻译成中文，这一概念应该如何表述？

B：当我提出“PlanetaryVisibility”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并不是将它看作一个特殊的概念。我认为现代通信技术使地球成为一个有限的时空，我们可以从外层空间遥望作为宇宙一部分的地球。如你所知，通行卫星与望远镜，甚至电视本身，都有着质的不同。对于全球各地的观众来说，卫星使双向视觉的同时传播成为可能；而诸如GPS这类的技术则成为地球运行轨道的眼睛，并且以人类之名成为卫星的扩展。地球作为一个行星的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很久之前，开普勒就谈到了太空旅行；康德也从国际性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世界―――地球，正如在《现在的里根》和我们观看的许多科幻电影里一样，康德也经常想到外星生物；如果论及的时间靠近一些，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关于土地、海洋和国家领土的想法反映出一种后天的地缘政治思维，这一思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世界的开始。他认为，如果未来的战争将会在地球和外星球生物之间发生，那么地球就像一个战场的军事基地而不断受到外星球生物全方位地监视。我要再一次声明，“Planetary Visibility”这一词背后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我想当我选择这个词的时候，一定受到了GregoireChamayou的影响。同时，在读他的《无人机理论》（ATheory oftheDrone）时，我就思考战争技术对我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可能的后果。至于，如何将这一词翻译成中文，我想你所说的“行星可见性”就很好。

跨文化的解构之旅

L：如果说德里达的思想从法国到美国的传播还同属于印欧语系的转换，那么在进入中国后，就属于跨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了。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多误区，而这一误区通常都是由翻译导致的。您怎么看待一种理论的跨文化旅行？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尽可能地避免对一种理论翻译时产生的误读？

B：当理论在旅行，在不同的读者、语言和文化之间流转时，到底会发生什么？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理论的翻译、位移、离开和回归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最后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无法告诉你确切的答案，我只能说它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且需要思考的问题。阅读德里达或是其他的西方理论家，你会发现阅读第一手原文著作的感觉与阅读译文或是第二手的材料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我曾经读过一些德里达的中译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不可否认，从这些译本中，我看到德里达的思想呈现出很多面孔和不同的风格，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这是否是德里达的思想。但我必须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德里达也说任何事情都可以翻译，但与此同时，没有什么能够被翻译。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是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不断得到确认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来告诉我们，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深刻中透着简单，在简单中表现深刻。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作为语言发生在语言中，即使我们说这个或那个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正在言说。我们说它是不可能的，因此使得“说”成为了可能。

像手袋、寿司和游客的一样，理论也在旅行。它们在读者与读者之间、阅读与阅读之间旅行。在旅途中，理论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交易（trade）。德里达的中国之旅自然要比其理论在英、法等西方罗曼语语境中的传播要有趣得多。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它使我们不仅看到以英语、法语为代表的字母语言和以中文为代表的非字母语言之间的不同，而且还有语法和写作的惯例及原则的不同。正如本雅明所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本土语言。

诚如上述所言，我想说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不论是阅读德里达还是其他思想家，我们的读者们都需要好好做功课。这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以及我们所试图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隐藏着的对话者和问题似乎并没有被涵盖在翻译这一重要的过程中。最后，我认为一个有意义且有效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要求大家选择一个德里达的文本，如果可能的话逐字逐句的与中译本做比较。通过对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特别是那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因此，你的问题只能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回答，因为一旦文本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去判断，我相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做出我们的判断。

L：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比较好的有关介绍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书籍，我想通过对这些介绍类书籍的阅读，我们可以更好地踏上德里达的解构之路。

B：目前，有很多关于德里达的二手材料，所以，我将会把书籍限制在我更为熟悉的英语语境中。众所周知，德里达自己的研究已经涉及很多不同的主题和领域，而且通过各种写作风格，有时甚至超出了通常的经验模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为了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首先想提到的是Susanne Ludemann最新出版的论著的《解构的政治：雅克德里达入门新论》（Politics ofDeconstruction：ANewIntroductiontoJacquesDerrida）。相比众所周知的如乔纳森・卡勒和其他一些知名的解构思想的学者，Ludemann的书更多关注的是德里达思想的政治维度，同时很好地解释了德里达思想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我认为这本著作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德里达思想综述的入门者而言将会是非常有用的；而对于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德里达思想的人而言，我推荐RodolpheGasche所著的TheTain oftheMirror，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最好的关于德里达哲学的著作，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欣赏Gasche对于德里达的书写；还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选集FuturesofJacques Derrida也值得推荐给大家，这本选集是由理查德・兰德（RichardRand）选编。它包括了诸如WernerHamacher、GeoffreyBennington、PeterFenves等在内的论文作者，他们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对德里达思想的最佳阐释者。我通过阅读这些学者研究德里达的著作也受益匪浅。另外，出于个人的偏爱，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JoannaCallaghan和MartinMcQuillan合作出版的Lovein thePost：FromPlatotoDerrida：The ScreenplayandCommentary，这本书还包括由德里达的论著《明信片》（ThePostCard）启发而拍摄的一部电影材料。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一直对德里达的“邮政”的观点感兴趣，在我的著作中，我称之为“邮政原则”。我发现这本书的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呈现出在这种情况下，他者是如何对德里达回应的。因此，《明信片》让我反思和检查自己对德里达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