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新闻传播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篇(2)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4)

简而言之，以手机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即为手机媒体。手机媒体需要以手机作为信息以及接受的终端，其平台就是手机上网，能在这一平台上进行各种以音频、文字以及视频等形式的内容传播移动传播媒介。手机媒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广义的手机媒体涉及到以往的手机短信、手机广播以及手机报纸，同时也包括了手机新闻客户端、手机视频、手机新闻网页以及社交媒体等各种形式。在通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的当今时代，手機其实就是一台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电脑，同时也是网络媒体的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4G等新技术受到了广泛的应用，手机娱乐游戏、新闻传播、信息服务以及移动虚拟社区等各种附加功能会逐渐增加。可以通过手机阅读书籍、收看电视等，手机就是一张隐形大网，能将众媒体进行整合。

2 手机媒体的特点

1）手机媒体具有较强的移动性和即时传播性。手机在当下是非常普及的生活日用品，甚至有影子媒体之称，形容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并机不离身。另外，手机也能将时间以及空间限制打破，极大缩短新闻的时间差，打破新闻时空性，新闻媒体报道更快、更新的新目标正在实现。

2）手机媒体的个性化传播和接受模式。因为终端存在固有接收方式的限制，传统媒体要完全实现个性化定制，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手机媒体就能实现传播分众模式。在大数据基础之上，手机媒体能对用户以及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分类，使受众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喜欢知道的媒体信息。

3）手机媒体的多形式化。手机媒体能将文字、音频、图片、网页、视频、影像、实时语音以及电子邮件等功能进行整合，使之呈现功能一体化，充分满足受众的各种功能，在手机媒体中能将同一种内容整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以此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3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创新意义

1）手机媒体传播格局的创新。新旧媒体在内容、形式上的融合进程，因为手机媒体的出现而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之上，手机等新兴媒体在不断的壮大；同时，传统媒体也对新兴媒体进行充分利用和整合，使之为己所用，加快了媒介融合进程。

2）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与接收方式的创新。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大众传播成为手机媒体的一大功能。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组织传播被手机媒体融合为一体，也渗透着自我传播。手机媒体既能实现先行方式传播，还能实现非线性方式的点播以及下载，从而使异时性传播和实时性传播实现共存，受众既可以通过手机媒体了解当前的新闻，又能了解过去的新闻。在手机媒体的传播和接收中，受众对信息的接受自主性以及选择性在不断的加强，人们可以进行信息的自由选择、发送，能实现信息的及时互动性。受众能通过手机媒体进行新闻、电影以及电视等各种多媒体节目信息的在线收看，还能将其与朋友分享，完成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全面对接。与互联网连接的手机其互动性得到了有效的增强，因为其本身就较为注重互动性，能够实现新闻信息传播以及受众的反馈。比如，人民日报在自己的微博上一条消息，关注人民日报的微博用户就能接收到消息，没有关注人民日报的用户也能对其进行检索，而且还能对微博进行评论以及转发，这样一来，就使用户以及媒体的供给者之间的互动性得到极大的增强。

3）手机媒体新闻内容的创新。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用品，新闻产品形态以及内容因为UGC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传统媒体报纸也能通过手机报进行简要报纸图文内容的发送，也能将音视频内容在手机网站上进行展示，还能将所要推送的内容通过手机App客户端进行。另外，手机广播也增加了和受众沟通的渠道，能随时通过手机广播App客户端进行广播信号的接受，还能任意收听各种网络广播电台节目，同时也可以进行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而手机电视的创新和发展，其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缺点也得到了改进，能对电视直播进行随时随地的收看。传统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形式以及传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种传播媒介的在不断实现深度融合，当前的媒体进行全媒体运营中心的建立，也注重各方面资源的调度，受众也能在全新闻形态产品的展现下，得到更为全面的感官体验。手机网络也经历了2G、3G，到现在的4G，新闻信息的接收也因为移动互联网以及手机媒体的发展越来越便捷，不断出现自媒体全媒体等信息传播渠道。用户自制以及专业新闻生产共同承担起了监视环境的社会责任。

4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发展前景

手机媒体是目前为止所有媒体形式中最快捷、最方便、最具有普及行的媒体平台，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手机各项功能的多样化和科技化，手机的媒体地位也逐渐得以体现。现如今手机微博、手机博客、手机支付、手机视频以及各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App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手机媒体俨然已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手机媒体的便捷性和及时性，使手机媒体在社会新闻的传播中往往能够抢先传统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手机媒体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的首选媒介，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灾害预警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这种需要第一时间让大众了解的新闻方面，手机媒体将更能体现它的价值所在。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技术也向着更加智能化、个人化和科技化的方向发展。4G大战的硝烟未散，5G争夺的号角，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悄然奏响。无线技术的更迭带给人们最直接的感受可以总结为一个字快，那么未来的5G依然还是简单的、速度上的惯性升级吗？ITU（国际电信联盟）给出的答案是：5G，不再单纯地强调峰值速率，除此之外最少会带来如下八个方面的改变：峰值速率达到20 Gbit/s；终端用户获得的有效速率在100 Mbit/s～1 000 Mbit/s；时延缩短至最少1ms；移动性可支持最高500 km/h；连接密度最高可支持100万链接/平方千米（面向广连接场景）；能源效率节省100倍；频谱效率提升5～15倍。5G时代的到来，为手机媒体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新闻传播体验上画面感觉更清晰，接受信息更迅速及时，获取方式更自由等等。在通信领域流行一句话，1G、2G解决了人与人的连接，3G、4G完成了人与物的连接。而对于5G，业内人士和专家已经对万物皆可联的生活场景达成了基本共识。正如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的描述是：未来5G将像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将为链接万物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网路，是突破物联网大规模应用的关键。而以手机作为载体的手机媒体也将随之得到空前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篇(5)

关键词：英国 新闻传播学 教育 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 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 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 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 936 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 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 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 ]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 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 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 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 门课，撰写1 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hi138/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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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连线》杂志专栏作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美国出版，他在书中将数字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如果说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原子”的话，那么进入数字化新时代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就是“比特”(bit，binarydigit的缩写)。“，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数字地球”这个新概念。

1999年1月号的《ComPuterworld))刊登了微软毕业论文董事长比尔.盖茨访问记，使用的标题便是《未来走向纯数字化》。比尔.盖茨预言:“随着硬件、软件的进步，一切的一切都将数字化。我相信，今后10年图书、音乐和照片都将走向纯数字化，从作者到读者都将采用数字化方式。”数字技术在信息处理和传送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它和新闻传播的结合变得顺理成章。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和新型网络媒体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尼葛洛庞帝将“比特”褒扬得近乎无所不能的观点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尽管“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生存”的论断也受到广泛质疑，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回避眼前的事实: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新闻传播领域。因此，探讨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有社会学家和技术专家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未来的冲击》、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这些著作对数字技术的应用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给未来的信息社会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由于当时数字技术毕业论文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这些著作对数字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问题，涉及甚少。直到1994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才明确地提出了“媒体世界改头换面”的说法，并且在书中提到了数字电视、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概念。

20世纪末，日本、英国、美国等数字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开始出现了一批研究新兴网络媒体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桑野幸德的《数字革命新时代》、冈特利特的《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和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数字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国外相关学术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如上文提到过的《数字化生存》、《第三次浪潮》和((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等)，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绩。这主要表现在:1、相关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张咏华曾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和《新闻大学》上1996年至20世纪末刊载的论文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涉及传媒技术分析的文章总体呈增长趋势，均是从以往的个位数百分比增长到2570以上。在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网络平台《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上，刊登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章。2、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举行的大型学术会议宣读的论文中，有关新闻传播新技术研究的论文比重大幅度上升。2007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了主题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媒介变革”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研讨的毕业论文中心问题就是数字技术对媒体的影响，与会专家研讨了数字媒介的最新发展趋势、人们使用新媒介的行为和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3、国家社科基金对此领域也非常关注。1996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相关课题立项，如1996年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2000年设立的8个项目(包括《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等)。

国内相关研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孟群的《电视数字制作技术》、张丽和孟群合著的《电视新闻编辑与数字制作》、吴廷俊的《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阂大洪的《传播科技纵横》和《数字传媒概要》等。另有学术论文如:王忠岩的《数字时代的影像叙事空间》、张慧的《数字技术对电影的影响及其反思》、刘梅的《数字技术与知识类电视节目》等。

三、研究目的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