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贸易条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为反映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状况，笔者将目前的农村公共品大致划分成基本生产类、基本生活类和福利保障类三类，在每类中都列出具体的公共品项目，并要求调查户根据其期望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农户排序的统计结果。

（一）基本生产类公共品需求

众所周知，农田基础设施（机井、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和技能的推广培训等)、农业灾害防治（水旱灾害、火灾、病虫草鼠害等）、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集贸市场、农产品买卖行情等）、农业生产资料（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是目前影响农村生产的重要变量。表2是调查农户根据重要程度的排序统计结果。①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农业生产的公共“硬品”需求优先。从表

①调查中对全部调查项目进行分项统计,并赋予各顺序与其序号相同的分值(即排序为第1位记为1分、排序第2位的记为2分,以此类推),用各顺序的被选频数乘以其相应分值,再累加计算总分,依总分值由小到大为序,即总分愈小,排序愈靠前,总分相同时,以第1位被选频数多的选项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较农业科技、资金支持、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等公共“软品”，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排在前两位，充分表明这两类公共“硬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意义，特别是农田基础设施公共品，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有近40%的农户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生产类公共品，总体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等,说明调查对象中多数人对这三类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时也说明这些公共品的现实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之前，集体经济的实力相当雄厚，这为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农田整理及大范围推广农业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强制性”的义务工制度也为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准备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但在农村改革之后，集体经济迅速瓦解，集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动员资金和劳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现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需求，因此，农民对这三类公共品的需求极为迫切。

第三，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尽管资金支持的整体得分排在第4位，但调查结果同时说明将资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农户，仅次于农田基本设施，由此也可窥出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见表3）

上述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结果表明：

第一，农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最为突出。农村医疗卫生是使农村劳动力得到迅速修复和补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在目前广大的农村，疾病往往使农民陷入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也使农民充分意识到健康对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调研中有65%以上的农户将看病就医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总体得分也是远远小于其他生活类公共品，由此可见农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较高，物质需求优于精神需求。结果显示，农民对看病就医、乡村道路建设、清洁饮水有较高的需求，这充分说明，目前对于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洁卫生的水。而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对时间价值的评估以及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户更为关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时地获取燃料；电视机的基本普及和农村有线电视网的建设也使得单户农民有了自娱自乐的方式和渠道。因此，当前农民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质量的公共品需求优先于能源和文化娱乐项目，对物质类公共品的需求优于精神类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类公共品需求（见表4）

从表4和调查结果可以看得出，农民对公共卫生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对职业教育、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需求则较弱。这说明当前农民把关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对宏观环境需求之前，农民公共品需求显现了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的特征。

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阶段，农民更为关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相关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能让自己老有所养等等，但对于那些未来十分重要、对整体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职业教育、农业保险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暂时还无法从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给予了较低的评价。

综上，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品种繁多，涉及面较广，为此，问卷设置了10项公共品，让被调查者选出最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和最不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给

1．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从表5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最高。第一满意到第三满意分别为35.47％、30.7％、20.11％,三项平均达到28.76％。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专题调查也可以看出，农民对这一“兴起——衰落——重新兴起”的合作医疗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94.17％，91.63％的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总体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并且有99.57％的调查户选择明年继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契合了目前的农民需求，提高了农

①在我们课题组另一调查小组以县（区）、乡镇为被调查单位的数据汇总中也可以发现农户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较高，莱芜市的平均参合率为87.8%，而历城区则达到了93.5%。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农民的疾病风险得到部分地分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恢复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们对以往制度无限怀念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农民对新制度的信赖程度，因此，尽管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农民仍对其给与了最高的满意度评价。

2．粮食直补政策

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的重大改革，这对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直补项政策改变了过去对农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赢得了民心，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农户对这一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前三项平均比例为25.49％，名列第二位。

3．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切中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符合了广大农民的需求，而且在国家统一政策标准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础设施基本都能按照大体相近的标准进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另外，从基础设施的运行效果来看，基本实现了“两进两出”，不仅大大方便了农村的农产品销往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也为城市的资金和居民流向农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对其的满意程度较高。

4．农村义务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原因，本次调查的3个省份的农民都特别强调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和校舍达标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而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使得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农民从中切实得到实惠，因此，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给（见表6）

1．农村社会养老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且长期化趋势日趋明显，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农村，但随着农村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农业经营相对收益的下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弱化，“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伦理观念也在受到冲击，这就对农村的社会养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农村社会养老的供求之间出现巨大缺口，因而，农民对其的满意度评价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这也可从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农家乐旅游中得到部分验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地区，农家乐、农产品开采、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分红火。

2．农村金融服务

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两个方面。调查中，有86.64％的农户没有从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有87％以上的农户表示当前贷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较高”。当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银行在不断收缩营业网点，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为主要服务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则垄断严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务效率较差。农村金融机构短缺和服务不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见图1）。

3．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农户对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也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调查中发现，在遇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时，只有9.52％的农户选择了请教政府技术人员这一途径，90%以上的农户认为可获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农户一次都没有得到县乡农技人员的服务，有近70%的农户认为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员补充和培训机制以及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娱乐服务

调查表明，有10.11％的农户把文化娱乐服务排在最不满意中的三项公共品供给的首位，与之相对应，只有1.67％的农户表示对文化娱乐服务表示满意。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集体文化活动稀少、文化娱乐设施匮乏，使农民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此外，表5和表6还说明，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与不满意现象同时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活类的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有线电视入户等工程建设表示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对生产类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给表示不满的混合效应所致。

（三）公共品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高低主要与公共品规模、公共品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和公共品质量等因素有关。

1.公共品规模

公共品的非厌足性决定了农户对供给水平低下的农村公共品的评价较低。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并不仅指其绝对量，也包含相对量的涵义，公共品供需缺口会影响到满意程度。笔者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实缺口和放大缺口组成，前者是农民的真实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后者则是放大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甄别两类缺口的准确分野，估量其规模，但明确两类缺口的存在具有认识和决策的意义。某项公共品供给水平既定时，如存在放大需求，则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释，供给绝对数量和质量较好的公共品（如农村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两位。

2．公共品质量

农户给予供给存在或数量比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评价的原因在于，农户对此类公共品质量存在诉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权益意识的增强，农村居民公共品消费城乡“均等”的要求凸现。国家对“两免一补”义务教育投入总额远大于对粮食直补投入的数额，但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要低于粮食直补，这一方面反映了“负价格”与“零价格”公共品在消费者满意与否决策中的价格因素的较量，另一方面则说明农户开始对某些公共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对城乡均等的义务教育有强烈认同，要求自己的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能享受到素质教育。

3.公共品价格

现阶段，虽然我国农民与公共部门存在公共品购买交易假设条件较弱，但定性分析各类公共品供给满意的程度，可以发现公共品的价格分摊机制影响到了满意度。农民能免费或以“负价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担极小部分价格消费的公共品，其往往隶属于合意的公共品。调查显示，与“零税费”相连的“负价格”性质的粮食直补、近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承担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价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属于合意的公共品。当公共部门应供给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价，或以较高价格提供公共品时，农户对此类公共品的评价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农民自己付费解决的农村养老问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问题等就构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

多项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见表8和表9）。

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对此类公共品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随着年龄上升，被访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概率也出现下降，年龄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属于接受义务教育的人群，农户对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难以给予较高评价，这反映了家庭年龄构成会影响到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给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的不满意概率增加，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年龄较长的被访者对关乎自己将来的养老制度安排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随着收入上升，文化消费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费降低了富裕家庭对农村文化娱乐服务不满意的概率。

这种人口社会学背景对满意度的影响，也说明了政府供给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农户的满意度，因为每个农户的受益并不严格相等同。

3、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为全面考察当前阶段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状况，作者根据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强弱以及政府供给的多寡，同时考虑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状况，建立了一个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由此将当前农村公共品分为四类（表10）。

（一）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

主要有农村卫生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

如前所述，这些公共品都是农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类公共品的供给切实符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农民的大力拥护。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对此类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更多带有低层次性、相对性的特征，是对公共品供给“量”上的满意而非“质”上的满意。即尽管这些公共品供给在解决农民就医难、行路难、上学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调查中发现，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乡村卫生院设备不足、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基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是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又如，“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使得农民负担减轻，农民切实得到实惠，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制度、财政支持教育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础设施的后期维护还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农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满意的公共品也说明，农民对当前以财力有限的政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适时提供公共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卫生医疗公共品因为政府供给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得需求方对此类公共品的供给表现出了相对高的满意度。

（二）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

主要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

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层次有提高迹象，在水、电、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公共品显现出旺盛的需求，这也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这些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说明了农民对政府的少作为或不作为行动的不理解，这固然是公共品供给决策内在的滞后效应所致的供给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说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给链条上此类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在加强“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时急需探索各种新的、有效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应建立政府主导公益，市场主导经营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新机制；在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引入多种层次、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村能源和一事一议。

这些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政府在没能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提供此类公共品，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还不能得到农民的较高评价。调查中发现，这类公共品即使提供给农民，由于不能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从而出现了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譬如，虽各村均建有体育锻炼设施，但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已使农民十分疲惫，年富力强的农民又大都外出务工，因此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尽管在经济性、环保性方面优势突出，但由于技术、气候及农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气在北方地区难以得到大面积推广，因此，调查中农民对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现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补贴情况下部分农户家中建有沼气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应立足实际，建立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顺畅表达渠道，逐步实现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

（四）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农业灾害防治。

此类公共品需供双方均没有行动意图，并不表示就处于供需均衡状态，即使在某一点上暂时处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因为此类公共品中的大多数外溢性较强，因此，作为具有“父爱主义”特征的政府应先期规划此类公共品供给，做到未雨绸缪。

4、结论

1．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及公共品质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义务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农村社会养老、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

3.影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导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给质量是否与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给质量相同，农民能否以较低“价格”甚至是“零价格”消费公共品，以及农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4.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将公共品分为四类，即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5．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对农民急需政府供给不足农民不满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应的供给制度；对农民需要政府供给了的农民比较满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类公共品供给体制、机制和制度，在“质”的方面做文章；对农民无需求而政府供给了的公共品，要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了解农民无需求的真实原因；对农民目前没有需求动机而政府也没有供给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预期和远景规划。

参考文献：

［1］岳书铭，綦好东，杨学成.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公共品融资问题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11)：47-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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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素罗，张义珍.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分析-基于河北保定120个农户的调查［J］.经济问题,2007(4)：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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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樊丽明,石绍宾.税费改革后的县乡财政运行分析——以临沂市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05(4)：65-70.

［7］樊丽明,石绍宾.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格局分析——以山东省Z市为例［J］.财政研究，2007(5)：12-16.

篇(2)

关键词：农产品 贸易条件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产品，贸易条件则是衡量一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陈洪岩，2012），因此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大程度上在农产品贸易中获取利益，增强贸易竞争力。

目前学者针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中国与日、韩、欧盟等个别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条件或个别因素对中国整体贸易条件的影响，而缺少对中国与世界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推动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测算和趋势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查询了1996-2011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农产品分为四类，包括二十四章。第一类是1至4章为活动物以及动物产品；第二类是5至14章为植物产品；第三类是动植物油、脂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等；第四类是15至24章为食品、饮料、酒以及醋、烟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数据的缺失，本文在200种农产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贸易额小并且无法计算的数据，最后共选取180种农产品应用到本文的计算中，数据以1996年为基期，即1996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

另外，在计算单要素贸易条件时，本文采用黄满盈在《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近似代替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趋势及其分析

本文在计算总体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时候为最大化样本数量、减少剔除的数据、尽量减少误差，将报告期与基期所选取的商品类别进行统一，使计算结果更有比较意义。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2011年与1996年相比，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1.46点。其中1996-2003年，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现一定的回升之后继续下降，并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的国内外环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但因为出口数量指数大幅上升，出口数量的增长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农产品收入贸易条件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由于受出口数量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总体来看，2011年与1996年相比，中国农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这主要是由出口数量指数增长所致。

虽然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单要素贸易条件自2003年以来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2011年与1996年相比，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增长了44.27点，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增长所致。

影响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张先锋、刘飞（2008）、陈洪岩（2012）通过研究发现：汇率、出口商品结构、人均资本存量、FDI和关税水平对价格贸易条件都有显著影响。冯晓玲、张凡（2011）利用回归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扩张，导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的结论。刘燕（2008）以弹性分析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中国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文武（2011）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中美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劳动生产率对农产品贸易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高宇（2008）认为宏观因素也是影响大宗商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如经济周期和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及一些无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综上，本文将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结为汇率、FDI、关税、出口数量、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以及劳动生产率七个因素。

（一）数据说明与指标选取

Y：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据来自上文的计算值；X1 ：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X2 ：FDI，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X3 ：关税，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统计的农产品关税税率；X4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X5 ：中国相对于国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国外的GDP用世界的GDP减去中国的GDP来表示，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X6 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X7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2000年为基期。

（二）回归模型估计

利用1996-2011年的数据，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Y为因变量，X1-X7 为自变量，运用Eviews6.0做散点图，X1-X7 与Y之间基本上分别呈现线性关系，所以对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回归结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拟合优度较高，但是解释变量中除了X1 、X4 、X5 的t检验值显著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说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或者自相关性，下面对此进行检验并修正模型。

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X2 和X6 、X6 和X7 、X2 和 X7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说明X2 、X6 、X7 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修正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分别用Y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其中X4 的拟合优度最大；再将X4 与剩余的其他变量与Y间做二元回归方程，得出拟合优度最大的组合为X4 、X5 ；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进行回归，最终得到修正的回归结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拟合优度较高。怀特检验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为最终的回归结果，即仅X1、X3、X4、X5对Y有显著影响，且X1、X4、X5为正向影响，X3为负向影响。

（三）结果分析

汇率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实际汇率的上升改善了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正向变动1.97%。

FDI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FDI主要流入到工业领域，由工业领域发生作用后间接引起农业领域的变化，由于影响机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多，所以影响不显著。

关税税率的系数为正值，X3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大约0.3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贸易大国的地位。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的系数为负值，X4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0.31个百分点。说明农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恶化了价格贸易条件。这一结果也符合供求理论，即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X5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0.86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提高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主要因为我国通过利用新技术，采用新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供给价格可能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农产品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X7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在现实中是合理的，因为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以单位的产出来衡量，但是促使中国和世界进行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产出，而更多的是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别。

政策建议

首先，由于征收关税能起到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我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许可的正当保护的原则，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数量的增长，而应把重点放在增加农产品的种类和提升质量方面，更好满足并进一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最后，我国对农业的发展应继续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尤其应鼓励农业的科学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并且加大技术的引进，真正使我国农产品更具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张先锋，刘飞.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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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宇.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的影响因素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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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丽萍，贾杉.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3）

篇(3)

【论文摘要】技术和技术创新对当代的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本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武器，使本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本文就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了分析。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 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 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 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 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 宋健学、赵新刚、刘虎兴:《关于我国技术提升和贸易发展的思考》，载《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期.

篇(4)

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篇(5)

一、国际贸易理论

奇普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国际贸易理论史、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或退出一国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关税与汇率的关系、补贴和配额的效应等方面,在对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和“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的研究上获得极高的声誉。在方法论上,他引进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误差估算和最优近似值归并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德国、瑞典和美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篇系列论文。这是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详尽评述的力作。他不仅阐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而且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献作了现代的解释。奇普曼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评述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论三部分,所涉及问题有资本流动、贸易条件、汇率、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收益与商业政策以及经济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他认为,虽然“古典”的方法(以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在生产方上过于简单化,但是具有将国际专业化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的优点;“新古典”(以马歇尔、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纳、勒纳、里昂惕夫、米德为代表)以机会成本及社会无差异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对生产方与消费方的简单化;而始于赫克歇尔、俄林,成于勒纳、萨缪尔森等的“现代”方法,则赋予要素禀赋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方法代表着经济思想的发展至今最复杂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结构。奇普曼的这些研究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综合。所以,这三篇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据统计,1966-198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用过这三篇论著的就超过100处。

由哈伯勒、勒纳、俄林、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和雷布任斯基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按照奇普曼看法,鲍德温(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纳一萨缪尔森模型”名称更为确切。因为,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通常采用这样简化性假设: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在选择用途时是无差别的,这使人们可以明确定义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释性的附录i之外,其他论述中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名称是最被广泛接受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着重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它作了补充与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的两个重要推论。前者是说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间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如对其征加关税)会增加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经济学界对这些定理扩展到一般的多种商品、多要素、多个国家的情形的努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奇普曼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仅综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见解。从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看,关键是要素价格向量w仅仅依存商品价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认为是依赖于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也依赖于没有要素密集度逆转。萨缪尔森指出这并非是唯一的问题。“唯一存在性”的问题仅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两国都生产两种商品将不太可能,要素价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对这一问题,奇普曼用被称为“多维锥体”(cone of 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给出了更精确和清晰的分析。对任何要素价格向量w来说,在两种商品生产时都有相对确定的技术比率。只有当某国要素的禀赋向量被包括在由这些技术度量的锥体内,两种要素才能被充分地运用。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是一个刃锋似的结论。如果两国的技术条件稍有差异,在没有明显的国际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假说都会消失。对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奇普曼认为,除非作出更强的假设条件或得出比较弱的结论,否则,该定理对更高维的情况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当一国使其生产分散化,即它生产所有n种消费品,只要它不处于专业化的边界,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向量将在一个分散锥的里面——凸锥极射线穿过在给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个产业的要素投入向量。当要素禀赋赋有量在这锥内变化时,要素收入是不变的。即对于在这锥内的禀赋1,要素报酬函数w(p,1)独立于禀赋1。现在,如果生产所有n种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过价格,而竞争均衡则要求价格不超过成本。这意味着世界价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变化,除非n商品等于m种要素。

在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部门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费替代性的产品通过外部或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被称为“产业内贸易”。因这种国际贸易流量在总贸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其中,格鲁伯(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构造了一种测量产业内贸易密集度的指标。奇普曼也建立了一个要素比例模型,用来评估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在他看来,所有产业内贸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加以解释。奇普曼将格鲁伯和劳埃德分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2、3、4和7位数计算的澳大利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的百分数制成曲线。他发现,假如这些曲线也适用于商品组别的进一步划分,那么,从这些曲线可以推断,对所有的贸易国家或贸易群,当sttc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不再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

“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早在斯密《国富论》中就有论及,而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24年查尔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赔偿报告。1929年,凯恩斯对转移中所遇到的汇率、贸易条件等结构性变化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认为一个必须向另一国转移某一确定购买力的国家将遭受一种次生的损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其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庇古的理论得到萨缪尔森(1952)、芒德尔(mundell,1960)的推广,并试图用十分简洁的贸易需求函数来解释。奇普曼(1981)利用贸易需求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证明在国际收支约束下可以得到转移问题的一般解。奇普曼认为,在生产是固定的、只有纯交换发生的假设下,转移就不会影响贸易条件,他称之为“中性时尚假设”。进一步说,假设有a、b两国用同一货币交换a、b两种商品,国家a对国家b实施货币转移,那么,不生产商品b的国家a,如果得到货币转移后,这就会对可进口品的消费产生与可支配国民收人等价增长一样的影响。但是,对于生产且出口商品b的国家b中,若它从国家a得到货币转移,则不仅会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资源向非贸易商品部门的转移以及对可出口商品生产下降进行补偿的需要而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间接的影响。奇普曼指出,资源的移动要沿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线进行,必须是两个国家生产函数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变化不大,并因而价格变化也不大。若是这样,贸易条件就取决于对产业间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将商品扩展为多种,对贸易条件的分析将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有在某一时段上用今天的产品来交换未来的产品,这种形式的贸易被称为跨时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在跨时贸易下,生产可能性曲线表述的不再是一个经济在两种现期产品之间的交替,而是在现期与未来消费品生产上的交替。所以,因现期与未来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跨时贸易被认为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奇普曼建立了两阶段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模型,并举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每一国都有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以及生产资本品与消费品这两种商品。资本品不用于贸易而是用来增加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如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现在商品与将来商品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也是相同的;并且生产函数具有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需要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特性,则最初相对于劳动要素来说,具备较高资本要素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现在商品,并“进口”未来商品。他认为,这类模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不能期望达到的。而事实上,贸易平衡也远不是最优状态。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评价各种经济状态的社会合意性。从广义看,一个社会的福利取决于其所有消费者的满足水平。这样,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满足状态的测度等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奇普曼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与j.c.莫尔共同研究了偏好归并条件,发展了传统福利经济指标正确衡量经济行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依照序数效用理论,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由偏好来描述。奇普曼认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变下的总需求可由总的偏好关系导出,经济整体行为似乎是最大化一个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数;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则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该偏好可以加总。无论哪种情况,这样的效用函数只能看成是其潜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着所得者可以补偿所失者)。

如何测度消费者福利变动在福利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马歇尔提出消费者剩余并认为可由已知价格变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线上的不规则四边形来度量。希克斯引进了补偿变差(compensating 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积分是否可作为测度福利变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尔认为,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没有约束,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的偏好条件。这点既适用于马歇尔消费者剩余,也适用于广义补偿变差和希克斯消费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m1=m2的约束条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p1=p2的约束条件,并且仅当对商品区相关领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积分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变化测度办法的充要条件,奇普曼认为同马歇尔的测度一样。他们指出,当收入是恒定的,并且价格可以随意变化,则偏好位似是补偿变差作为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充要条件。当商品1价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价格按此价格比例计算)而其他价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变化时,(与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补偿变差作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消费者剩余或补偿变差的福利指标,必须以它是否正确地反应了消费者间接偏好的准则来判断。如果福利指标是消费者间接偏好(可能在一个约束预算领域上)变化的序数指标,它使间接效用函数增加(至少被限制在这个领域内),它即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将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无法实现,对于如何弥补“外在性”等就成为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讨的只是厂商的规模经济问题。奇普曼在接受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并发展了参量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认为的每个公司的扩展由行业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触行动所抵消,或瓦伊纳(j.viner)认为的行业的扩张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等假设。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仅属于规模、完全可逆转的经济类型。奇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每个企业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任何背离该假定的产出-要素关系是通过本企业的单位-齐次生产函数的扰动产生的,即使这种背离部分是由企业产出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反过来,这些变化被假设是由行业的产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产函数在每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次,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如果n个行业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根据次是大于还是小于加

n

权平均ρ'= ∑ θjρi,“理想化”的产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产出更大或更小,权重与专用于各商品的消费者预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业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一些在规模报酬递减下经营,那么存在一个满足所得总收入等于所付总补贴条件的税收-津贴计划,正如在每个报酬递减行业,税收收入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而在每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消费者剩余的收益超过补贴支付;如果ρ=1,那么最优税收-津贴计划满足该属性,但如果p≠1就无需满足该属性。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的假设下,无论有否税收-津贴计划,完全就业均衡都是稳定的。

三、经济计量学理论

在经济计量学中,当模型不能满足古典基本假设时,就会出现多元重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形,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失效。这样,模型参数估计必须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数据中包含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发展并应用了新的经济计量方法,促进处理国际贸易数据的最优分类系统的发展,并研究了自相关扰动、比最小方差误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计以及通常统计学中矩阵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

当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之间高度(但不是完全)相关时,模型就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它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随着多重共线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检验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普曼分析了出现多重共线性时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问题,并对最小二乘法在矩阵回归分析中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了最佳线性最小有偏估计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补足的约束对于观测矩阵是正交的(通过这种度量,正交性被定义为依赖于“有偏”定义),那么,它等价于受补足的(不可估计的)线性约束的最佳线性条件无偏估计。最小有偏估计值具有一种属性,即偏差的轻微增加会减少方差。所以,他建议用最小均方误差进行估计,当回归系数具有无限先验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计值具有小的抽样方差时,这种方法等价于最小二乘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广义逆矩阵的使用,并在线性空间二元性的基础上,新证实了广义逆矩阵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证明了具有条件无偏估计值的相关矩阵确实是观测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同时,奇普曼还对出现自相关扰动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进行分析。在包含自相关误差的线性回归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主要依赖于自变量观测矩阵的结构。如果这个矩阵允许随意变动,最小二乘法相对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具有已知的自相关系数)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变量k观测列线性依赖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集,且独立于自相关系数,则最小二乘估计值恒等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效率为1。由此可推测,如果自变量k列观测向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线性转换,那么对于大多自相关系数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接近1,对于所有自相关系数在0和1之间的值,界超过0。奇普曼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实这个推测,即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t=α+βt+εt(t=1,2,…,n),误差项形成第一阶段稳定的马尔可夫过程后,均值为零且自相关系数p满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协方差的过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在0≤ρ<1区间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过程渐进估计的p值的相对效率的下界为0.535898,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结束语

奇普曼治学严谨、著述丰硕,迄今120多篇,在经济学理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他对国际贸易理论史的研究成果是无与伦比的,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应用、有价证券理论等问题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更令人称道的是,奇普曼从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进行分析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不情愿写不含一些新结果和新观点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综合和独创性思想总是不可分割的要素,当它们互相分离的时候都要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①john s. chipman , “a survey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etrica, july, oct.　1965; jan.1966.

②-,“international trade”, in j. eatwell, m. milgate,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press, 1987), vol. 2.

③-,“factor prices equalization and the stolper - samuelson theor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oct. 1969.

④-,“on least squares with insufficient obsen, 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dec.1964.

⑤-,“efficiency of least - squares estimation of linear trend when residuals are correlated”,　econometrica, jan. 1979.

⑥-,“the treatment of linear restriction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econometrica, jan, 1964.

⑦-,“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 1970.

⑧-,“compensating variation, consumer' s surplus, and　welfare”, with j. c. moo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 1980.

篇(6)

论文摘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严峻的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全面改革对未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定会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本文通过考察此次汇率微调在短期内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分析汇率改革给我国外贸行业和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有利作用，进而研究出应对汇率改革的策略。

一、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的几个路径

从以上的理论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汇率变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影响贸易收支。

1、汇率变动引起的贸易商品价格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可通过引起国内和国际市场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进出口和贸易收支。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成立时，本币贬值可降低本国产品相对价格，提高国外产品相对价格，这样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有利于扩大出口量，限制进口，促进贸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贸易收支对汇率变动的这种价格传递和竞争效果，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到进出口商品价格的调整是否存在时滞以及时滞长短影响。在国际市场中，汇率变动引导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可在瞬间完成，但其引导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相对迟缓，因此本币贬值可能导致本国贸易收支先恶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J曲线效应。另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引起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程度的影响。现今大部分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价格变动幅度可能并不等于汇率变动的幅度。由于进口和出口是相对的，将汇率传递定义成汇率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利，而商品价格的变动必然引起需求弹性的变动，使得本国货币贬值并不一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同比例上升，一般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要小于汇率贬值的幅度，这就是不完全汇率传递。

2、汇率变动引起的收入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国民收入来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若贬值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贬值的这种支出转换效应会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会通过凯恩斯乘数的作用，提高一国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相应提高国内支出。如果贬值引起的自主贸易余额改善超过因国民收入增加而带来的进口增幅，即满足罗宾逊一梅茨勒条件，则货币贬值的主要影响仍然是改善贸易收支。另一方面，贬值通常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国民收入中支出于进口的比重很高，则贸易条件对支出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国内货币贬值后，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包括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贬值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

3、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水平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除了影响贸易品相对价格外，还会影响本国一般价格水平，进而影响贸易收支。在货币贬值后，主要可以通过三条渠道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首先，贬值使得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上涨。进口品本币价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响进口原料与半成品的价格，进而使得本国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当前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由于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必然会推动本国工资水平上升，间接影响本国商品成本。这两方面共同导致本国国内价格水平上升。其次，若贬值在短期内促进了贸易收支的改善，则引起贬值国的出口需求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在出口大于进口时，意味着该国总收入水平大于供给国内需求的产品和劳务。在此条件下，国内会由于过度出口造成国内产品供应不足导致通货膨胀。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会尤其加剧。相反，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出口会缓解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一国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只会使资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业程度。再次，贬值后出现贸易收支顺差，则外汇储备会增加。外汇储备的增加，将使央行通过购买外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多。实际上，当国际储备增加时，很可能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扬。国内价格上升，从两方面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第一，在名义货币供应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涨使得公众所持有真实现金余额下降。为让真实现金余额恢复到意愿持有水平，公众一方面会出卖有价证券，从而使市场利率上升，投资下降；一方面会减少消费支出，两方面作用结果是国内总支出下降。这样必然影响贸易收支的变动。第二，国内价格上涨幅度超过本币名义汇率贬值幅度，同时假定国外价格水平不变，则名义贬值不但不会引起货币实际贬值，反而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最终会恶化贸易收支。

4、汇率变动引起的支出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能够通过影响支出变化进而影响贸易收支。支出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代表结构变动的支出转移，另一种是代表数量变动的支出改变。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通过支出转移和支出改变共同完成的。汇率的变动会引起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而本国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升，所以本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而言更便宜了。这样贬值就会使得国内外支出从外国商品转移到本国商品。支出转移能否实现以及其效果是否显著则取决于国内外商品的供求弹性一。供求弹性大时，则汇率变动后通过影响支出转移就可以改变贸易收支状况。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只是通过影响支出转移来达到，还会通过改变支出规模达到。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改善。但是随着本国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将增加，从而本国的支出规模就会扩大，从而就会导致进口增长，这样贸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将减小。这就是汇率变动通过支出数量的改变进而影响贸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虑回传效应，那么本币贬值后本国的国民收入提高，则本国的支出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外国的国民收入，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了本国产品的出口。这样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就更为复杂。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正面影响

1、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减轻贸易摩擦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凭着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面对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必然会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

2、人民币升值可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的价格。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同时由于进口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复出口，故随着企业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产品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3、人民币升值将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可以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的挤出去，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强者变得更强，并能减少无效率的企业在海外的相互恶性竞争，另外还能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三、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可能表现出来的负面效应

1.由人民币升值产生的商品结构变化将影响部分地区和居民的利益

资源性商品、一部分大宗农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放慢甚至下降,短期内对中西部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农业比重较大地方的经济发展,对一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农民的收入、一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人民币升值可能给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造成一定困难

有一些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从签约到交付使用需要5-10年,付款时间可能更长。如果人民币长期保持升势,企业难以预测远期汇率水平,而金融机构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汇对冲工具,所以企业承担的汇率风险以及规避风险的成本将较大。

3.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过猛,将造成出口下滑,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增长

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和幅度过大,那么它对进出口增长的影响可能就不那么温和了。一是可能造成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回落,那样不仅对资源性、低价位和低附加值商品,也会对整个出口加工产业发展以及就业造成较大打击；二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甚至引起一定通货紧缩。

4.对美、欧的贸易不平衡仍会继续,但顺差增长可能减缓

由于存在着需求刚性和结构互补性,即使人民币对美、欧、日三大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出现5%以上的升值,我国与美、欧贸易的较大顺差和对日、韩等贸易的较大逆差仍然将存在,但是顺(逆差)的增长速度将会放慢。这有利于缓解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

四、对策与建议

1、转变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单纯的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非常危险的,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很容易受到国外市场的冲击,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的政策可以冲销人民币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

2、理顺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的互动关联,改善贸易状况,促进经济的发展。其着眼点在于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不仅可以限制由于出口量的增大而导致的贫困化增长,同时对国内要素成本与进出口商品结构将产生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或地区,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协调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既要发挥本国比较优势,更要注重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质量与水平。

3、调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国需求弹性较小,而且面临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而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国内需求弹性相对较高,这一贸易结构特点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改善。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供给弹性,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引进和产品研发,注重质量,创品牌效应,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减少高科技产品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等对国外的依赖,通过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来减轻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不利影响。

4、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

我们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去国外投资，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这样既可以增强我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又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扩大出口，同时还可以满足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依赖型企业对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熊其康：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外贸进出口企业影响的研究，2007年[2][2]魏英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经济理论研究

篇(7)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中最基本的贸易条件，笔者采用整体的方法来教学，让学生避免为掌握单个的术语而头痛，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一、国际贸易术语教学的重要性和难点

国际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中非常重要的贸易条件，它包含了贸易双方分责任，风险和费用的划分，牵涉到贸易双方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掌握国际贸易术语知识对国际贸易和其他商贸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最基础的要求。而且，能否该部分的内容还直接关系到该课程的后续内容的教学，因此这部分知识是个基础，这部分没掌握好，后部分的学习会受很大影响。

二、国际贸易术语教学教学改革思路

根据作者以往的经验，以独立的方法分别教授13个贸易术语，教学费时费力.学生掌握困难。作者采用整体的方法，把这13个贸易术语分为三大类，总结其共性的基础上，同时细分其差别，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学要点分别讲述如下:

第1组FOB,CFR和CIF

这组贸易术语的共同点是:三者都适用于水上运输;三者都属于象征货;它们有统一的风险划分界限，即装运港船舷边.以这条线为准，买卖双方基本上分别承担这条线分属于自己这方的风险和责任。有了这个作为基础之后，FOB就非常容易清楚了，买卖方各司其职;接下来要加深一点，CFR术语下，我们通常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卖方除了承担本来就属于自己这边的风险，责任和费用之外.还要负担本属于卖方这边应该承担的运费，其他不变;CIF术语比CFR更进一步，卖方除了要承担CFR下多承担的运费还要承担本该由买方承担的保险费。

我们可以理解我在三个贸易术语的条件下，卖方所要支付的费用，由FOB到CFR再到CIF，是逐步增加的。同时学生也会很快能理解到，对卖方而言采用FOB术语时商品报价是最低的，CFR报价次之，而CIF报价是最高的，这对后面的商品报价的计算学习很有帮助;反之如果是买方而言，那就正好相反，CIF最有利，CFR次之.FOB最不利。

用简单的公式表示为:

FOB卖方费用二越过船舷前的所有费用

CFR卖方费用二越过船舷前的所有费用+船舷后的运费

CIF卖方费用=越过船舷前的所有费用十船舷后的运费十船舷后的保险费。

第2组FCA,CPT和CIP

这组贸易术语的共同点是: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联运方式;风险和责任的划分界限是第一承运人;都是属于象征货。

此组贸易术语的风险和责任的划分界限是第一承运人，那么以这条线为界限，买卖双方基本上分别承担这条线分属于自己这方的风险和责任;其主要地区别在于费用，采用FCA时，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只需承担风险分界线属于自已这方的费用即可，而采用CPT时，除了要承担自己本该承担的费用外，还要多承担本该由买方承担的运费;而在CIP条件下，卖方要多承担本该由买方承担的运费之外，还要承担本该由买方承担的保险费。而对买方而言，如果分别采用三个术语，所要承担的费用是逐步减少。

用简单的公式表示为:

FCA卖方费用二货交第一承运人前的所有费用

CPT卖方费用二货交第一承运人前的所有费用+第一承运人之后的运费

CIP卖方费用二货交第一承运人前的所有费用十第一承运人之后的运费十第一承运人之后的保险费

第3组EXW,FAS,DAF等其他贸易术语

这组贸易术语牵涉的术语较多，有7个，分别是EXW,FAS,DAFDES,DEQ,DDU和DDP，这组术语的特点是都属于实质货;没有统一的责任，风险和费用以分界线;买卖双方的责任，风险和费用以分界线来划分，不存在费用跨过分界线的问题。

尽管没有统一的分界线，但经研究发现，这组术语的分界线的变化有规律可循，只要掌握了分界线的移动规律，学生也好掌握。通过排列，可以发现该组术语的交货地点由卖方的工厂逐渐向买方所在地移动，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因此可以让学生对这组术语以动态的眼光来把握，交货地点移动到了那里，其风险，责任和费用就以此为界，买卖双方分别承担两边的责任，费用和风险。

这7个贸易术语的风险分界线分别如下:

上图非常清楚地从左到右展现了这组贸易术语的风险分界线变化趋势，交货地点逐步向买方靠近，那么双方的责任承担的多少也是有变化的，可以看出处于两极的是EXW和DDP,EXW术语下卖方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最小，买方承担责任和风险最大;相应地，DDP术语下，买方承担责任和风险最小，卖方承担责任和风险最大。简单地说，越往左边对卖方越有利，越往右边对买方越有利。

因此，在这组术语的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树立整体运动的观点，不要固定不变，还要注意要按照正确的顺序来掌握这7个术语。

三、教学效果总结和分析

这种教学思路的改革在经过实践教学的检验之后发现.学生的学习效果有以下方面的改善:

1.能从整体上掌握多个术语。因为是分组，当提到某个术语时，学生能自动联想到该术语所在组里的其他的术语，并且能按照教师之前所安排好的顺序把其他术语正确而快速的说出来，一般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