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产证券化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7 18:05:23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信贷资产证券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
所谓次级房屋贷款，是指为资金不足或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购房人提供的一种住房贷款产品，其特点为短期内低利率，长期内高利率。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住房抵押贷款是一项收益高且足够安全的信贷资产。例如美国曾经盛行的2-28房屋抵押贷款模式，在整个30年的零首付的贷款业务中，前2年执行固定利率，后26年执行浮动利率。这些次级贷款的发放过程中对借款人的收入、资产都不进行审查，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据的信用贷款。银行再转手将这部分信贷资产出售给SPV公司，通过其设立的支持证券在市场上的流通，促进了次级房屋贷款的崛起。在上述模式中，如果市场放生剧烈波动，房价跌至借款人未还款金额大于其重置房产所需要资金时，借款人必然放弃继续还贷，次级贷款会在此时点集中暴露不良，2004年到2006年的两年间，美联储连续十七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成交率连创新低。房价不断下跌而利息反而不断上升，借款人的房屋资产急剧缩水，借款者无法通过卖房或抵押来偿还贷款，市场的违约率不断上升。此时由于资产的缩水，即使贷款人出售房产，也无法挽回损失，故信贷证券化产品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二)我国与美国的比较
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包括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美国人长期所形成的负债消费观念，当金融监管和各环节的利益冲突问题等。本文我们将主要从贷款资格审核、购房人群及消费观等方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
1.贷款资格审核方面
在美国，借款人只需要说明其收入情况不需要提供任何有关其偿款能力的证明。相比较之下，我国每笔房屋贷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首先，我国购房贷款最低首付为三成，借款人无法在不具备任何自有资金的情况下，用银行贷款支付全部购房款，基于此只要房价跌幅不超过30%，借款人仍不会恶意违约。若借款人违约，银行对房产进行拍卖，其贷款本金是完全可以收回的。我国银行的房屋贷款承受价格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其次，我国房屋贷款细则对借款人的年龄做出了限制，即本人年龄加上其贷款期限不得超过(男：65，女：60)，借款人月均还款额不得高于其月均收入的一半。最后，我国规定借款人必须提供身份证明、收入证明等，这些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借款人在一定时期的还款能力，银行对材料的严格审核避免了虚假骗贷，从而保证了银行贷款的质量。
2.购房人群分析
(1)刚需者成为市场绝对主力，投资性需求大幅下降
调查显示，在2013年七大城市畅销楼盘中，自住性购房占76.45%，投资性购房只占到8.2%。在自住性购房人群中，刚性需求者占到了绝对主力，而小部分改善性需求者一般会对市场环境较为敏感，而投资性需求对市场环境最为敏感。自住性购房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房产，故而当这部分购房人占主导时，银行房贷资产的质量会相对较高。
(2)购房者中年轻人成为主力军，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
调查显示，城市畅销楼盘中，超过60%的客户为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城市八零后，其年龄区间在26岁到35岁之间，此客户群体支付能力强，对未来现金流有较好预期。这也保证了我国银行较好的住房贷款质量。
(3)购房人群职业:以白领为主，主要为满足基本居住需求
从职业分布的角度看，购房者群体主要由企业一般员工和公司中层管理者，即一般意义上的“白领精英”组成，其所占比例为73%。白领阶层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购房也比较理智。稳定的工作使他们的贷款质量较高。
3.消费习惯及对房屋的态度方面
美国是一个消费信贷市场极其发达的国家，所有民众都是积极的消费群体，且愿意通过银行信贷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中国却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且消费习惯相对保守。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民众对房屋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美国人崇尚自由，一生中买、卖几次甚至是十几次房子是很平常的事，而中国人往往内心根植着一种“居者有其屋”的思想，房屋对中国人的意义远大于美国人，故房屋贷款的质量则会比较高。综合以上原因，中国人偿还债务的能力比较强，中国房贷要比美国房贷安全很多。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启示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可以充当证券化项目标的的基础资产已经越来越丰富，总体上，我国的信贷资产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者一些问题。美国的这次信贷危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从法律上应进一步规范我国商业银行的放贷程序
购买上述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其收益完全取决于背景信贷资产的本息偿付情况。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尽可能减小由于借款人的行为而产生的风险。我国商业银行在对借款人资质进行的审核中，应更为关注购房者收益来源、稳定性和安全性，并严格以书面审核方式进行审核工作。
(二)优质的资产质量是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前提和保证
通过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基础信贷资产的劣质是造成证券化后资产高度敏感，而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我国应尽量避免以劣质信贷资产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证券化行为。过于劣质的信贷资产对经济的敏感性更强，面临市场巨幅波动可能给我国经济环境带来无法想象的父母影响，我国还是应该选用优质的信贷资产来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
(三)改善信用评级机制，增强信用评定的可信度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与评级机构不公正的评级有直接关系，由于金融市场体系不对称的问题，投资者购买证券时严重依赖评级报告。这就要求评级机构必须遵守公正、透明的评级原则，这也正是资产证券化业务顺利进行和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信用评级产业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其专业能力、服务水平还远不能满足爆棚式发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需求。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诸多人为因素会对资产质量的评价结果造成影响，甚至引发巨大的信用风险，所以就我国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我国尽可能完善的信用评级市场，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总结
篇(2)
【P键词】资产证券化；风险因素；风险管理
一、引言
信贷资产证券化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是金融创新的一个重大举措，对银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我国从2005年开始此项业务，2008年金融危机时暂停扩张，2012年再度开闸。央行、银监会、财政部也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也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将大幅扩张的信号。因此，对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面临的风险分析与把控也日趋重要。
二、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银行生存压力加大，为提高资产流动性实现风险解捆，银行开始进行资产证券化。美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重要特点如下。
（一）信用评级机制
美国的结构融资资信评级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在多个方面都建立了评估标准。信用评级准则的完善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发行人和投资者的风险，加快市场的透明化建设，加快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二）信用增级机制
在美国信用增级运用普遍，信用增级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内部信用增级和外部信用增级。内部信用增级主要有两种方式，即优先和次级结构以及超额抵押方式。外部信用增级主要依靠的给证券提供信用担保的机构本身的信誉和运营能力。外部信用增级主要有银行担保、金融担保公司的担保和保险公司的担保。
（三）机构设置
特设机构（SPV）是为了确保证券化目标能够顺利实现，特设机构能够实现破产隔离和真实销售，将资产与发起人相隔离。特设机构也是降低市场风险和投资者投资风险的重要机构。
（四）法律规范
美国作为全球资产证券化发行金额最大的国家，其法律基础和金融制度也是比较完善的。第一部与之相关的法律是《联邦证券法》（1933年），是之后的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的基石。1984年颁布了《加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法案》。1999年出台了《金融服务法》等等。
（五）政府参与
美国政府对资产证券化主要采用间接干预和法律引导的作用。首先由政府设立机构在资产证券化市场上起到一个带头示范作用，鼓励大量私营金融机构进入到资产证券化证券的二级市场，扩大了市场规模提高了市场流动性。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因素
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主要有两个类别：来自于基础资产的风险和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信息不对称等的其他风险。
（一）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它是指信贷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对他们所承诺的各种合约的违约所造成的可能损失。
（二）操作风险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牵涉的业务非常多，这也是银行操作风险的主要来源。主要包括破产风险、管理风险和定价风险。
（三）信息不对称风险
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及其他参与机构有着信息的掌握权，拥有信息优势。而市场上的投资者相对来说处于劣势，这使得投资者依赖于证券的评级以及担保的种类。
四、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美国资本证券化的发展以及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特点，本文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一）规范信用评级
对资产支持证券评级不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金融危机期间，涉及的资产支持证券评级均偏高。因此，应规范信用评级。
（二）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不同于普通证券，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要对基础资产池的信息进行全面、真是、客观的披露，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
（三）金融监管制度紧随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是防止道德风险的重要方面。在面对金融创新时，首先要做的是金融监管制度的同步，对新兴业务严格审查，有效监管和控制，防止金融风险失控。
（四）政府参与规范市场
政府积极参与和支持是资产证券化业务能顺利开展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对市场发展有一个前瞻性的把握，在积极修改和出台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未来对出规划，为资产证券化市场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和法律支持。
（五）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共担
在目前的市场上，证券的风险基本由投资者承担，导致了银行对资产证券化证券风险的不敏感性。为提高银行对风险的把控，资产证券化证券的风险应该由银行和投资者共担。
（六）重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
资产证券化能分散银行不良贷款带来的风险，并将其转嫁到投资者身上。但是，从整个金融体系中来说，这个风险并没有被消除掉。为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银行不应该仅仅思考风险转移，更应该做到稳健经营，从根本上处理不良资产。
参考文献：
[1]赵蕊.表内资产表外化.信贷资产证券化重新起航[J].银行家，2011.8
[2]管同伟.美国资产证券化的最新发展及其演变趋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7.10
[3]中国经营网.500亿铁路贷款证券化[J].国开行有望试水.2013-4-28
[4]赵旭.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违约风险分[J].商业研究，2006（20）
[5]林剑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硕士论文
[6]白淑君.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会计研究[D].硕士论文（2008）
[7]袁宏泉.信贷资产证券化也要防范风险[J].银行家，51-53
[8]何小锋.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王俊.浅议中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J].金融视界，2012.12
[10]洪艳蓉.信贷资产证券化投资者保护机制探讨[J].证券市场导报，2007.6
[11]郑明川，蒋建华，包万根。资产证券化风险分析[J].商业研究，2003（23）
[12]周夏飞.基于经济后果分析的资产证券化会计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07.4
篇(3)
从“影子银行系统”说起
以官方认可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的预演、利率市场化先导的一个试验、助推了中国金融脱媒进程”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例，目前该类金融产品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2010年至今，规模翻了5倍。由于收益率较高，且风险较低，近几年每年都以2到3万亿元的规模在扩张。
进一步看看银行理财投资所青睐的信托收益权（即信托沦为银行理财资金的渠道），从信托资金投向构成来看，截至2013年年底，投向基础产业与房地产的资金占比为35.28%，金额达到3.64万亿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55.53%。投到工商企业的资金占比28.14%，此类工商企业类似于房地产信托资金，主要用于规避房地产信托融资的种种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再考虑企业间的信托贷款、企业债券融资等渠道，投向房地产、基础产业的资金规模会更大，所对应的金融风险迅速向银行表外扩张。
为规避信贷额度、75%存贷比上限、资本充足率监管，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宽，影子银行活动急剧扩张，出现的上述大量“影子银行系统”业务，由于没有实现标准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具备的市场流动性、信用强化、降低成本、分散风险等重要功能，只能被称为“伪资产证券化”业务。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产品为主的表外业务迅猛扩张，比如银行将信贷资产、同业存款、债券头寸、股权资产等表内资产打包，通过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公司、证券理财产品等转移到表外。借助于信托渠道的表外业务扩张，会计上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这只是监管漏洞和会计制度下的制度套利，风险并未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真正兜底和出资的还是银行。未来金融风险一旦暴露，不但会影响信托公司，还会牵连整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直接融资市场。
近一年多以来反复发生的市场流动性紧张即“钱荒”，与上述“影子银行系统”不无关系，可以作为金融风险暴露的一种验证。金融机构在利润压力、监管套利等因素作用下，利用同业、理财等短借长贷，资产负债结构对利率风险敞口十分灵敏，对货币市场高度依赖，也是加大市场流动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同业业务发展过快，同业渠道在货币创造中的占比上升。2013年以来，通过同业渠道创造的M2一度低于人民币贷款，高于外汇占款和证券投资。银行资产扩张及表外诸多如非标产品等金融创新，大大加大了对流动性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近两期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明确指出了“由于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易受季节性因素、流动性水平以及监管政策等影响，波动较大，导致M2的稳定性受到影响”，提示并分析了降杠杆、去产能、房地产、地方债、银行同业、通胀回升等诸多风险。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障碍
经历多轮审慎试点，信贷资产证券化仍未成为商业银行常规业务。据统计，目前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总量尚不足1000亿元，存量为328亿元。存量规模远低于中期票据、企业债等其它固定收益产品，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资产证券化和影子银行的治理原本就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正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受到挤压，影子银行的问题得不到根治是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法律保障方面的原因外，笔者认为资产证券化障碍重重、动力不足的宏观货币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许更为重要。央行现在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额度管理的方式来实施货币政策，但当前的公开市场操作还是以数量调控为主，如果要做到如美联储一样的依靠价格调控，首先必须建立和健全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的“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对于商业银行，央行通过管制利率的方式，管理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直接导致了银行主动管理资产负债的内在动力，在保持一定的利差的情形下，银行资产规模越大越好，也就是美国人比喻的“银行越臃肿、越胖越好”。在互联网金融和余额宝的存款分流的倒逼作用下，商业银行才有了思考业务转型的压力。和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央行对政策性银行实施的余额管理方法，每年都有固定的信贷规模，所以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有激励推动，让信贷资产出表，腾出一定的信贷空间，效果也还不错，但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因为产品70%以上还是在银行体系内互相持有，几乎没有流动性可言，资产证券化降低融资成本的关键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
资产证券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和“影子银行系统”尤其是银行同业业务一样，资产证券化（此处专指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会使得政府更加难以控制货币供应，但是影响不大。货币供应量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存量及其周转率。
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盘活存量资产，改善资本回报率，调整资产负债表，提高资本充足率，降低信息成本，降低、分散并转移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调整信贷结构――贷款方向和贷款期限。银行将以市场化的手段，将贷款投到国家政策支持的领域和行业中去，而不是落后与过剩产能行业，同时降低银行体系资产（长期贷款）和负债（短期存款）的期限错配风险，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和国债不同的是，资产证券化因为有资产行业特征，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市场交易能够直接传达国家政策意图，可以借助市场起到行业指导作用。因此，借助资产证券化，央行就可以不再依靠行政手段和信贷额度控制，而是运用市场化工具，通过正确地调节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结构，来实施货币政策的传导。
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资产证券化能够直接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功能。美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手段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还是美联储出台的量化宽松政策。2013年8月22日至24日，在美国举行的Jackson Hole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西北大学两位教授关于QE政策效果和退出路径的论文《The Ins and Outs of LSAPs》再次引发了高度关注。该论文指出尽管购买房地产抵押债券和长期国债在降低长期资产收益率方面的效果不佳，但是购买房地产抵押债券可以扩大贷款规模，改善经济运行，因此优于购买长期国债。
不过，资产证券化以两种相关联的方式使得准备金需求试图实现的货币控制失去作用。一是证券化使得非银金融机构能够借款和贷放，从而使银行体系之外的货币创造（总体流动性）成为可能。二是证券化能够使得银行通过出售贷款、减少存款增加小额存款的周转来部分地规避准备金需求。通过这种方式，银行能够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政策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数据也并未显示证券化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有什么关系。至少在资产证券化业务大规模发展时，美国货币供应量并未随之增加。
资产证券化会否增加债务和风险？
一般认为，很难确定资产证券化会使债务增加。当银行把贷款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时，银行的债务就会相应减少，而SPV的债务以同等金额增加。所以说，资产证券化没有改变经济中的债务总量，而仅仅是以一种金融机构代替了其他机构，全国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总量维持不变。
尤其是在当前货币政策趋紧的背景下，银行的信贷规模增长速度显著放慢，银行面临的资金压力特别是长期资金压力相应减轻，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紧迫性相应趋缓。除非有外界政策激励或银行间竞争驱动，驱使银行启动某领域的贷款，以产出更多的贷款供证券化出售。不过，由于企业融资在货币紧缩政策下变得相对困难时，非信贷类的企业资产证券化规模应该会相应扩大。这是因为对实体企业而言，传统信用债“累计总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额的40%”，银行对企业贷款有直接的授信额度限制，而资产证券化完全借助自身资产信用，通过将基础资产与原始权益人分离，规避了上述限制。所以，当负债率较高时，资产证券化可以让企业获得新的融资渠道。
我们应该认识到，风险不仅取决于债务人的身份，还取决于债权人的身份以及债务的运作方式。资产证券化把由银行来承担的信用贷款和金融服务，分解为许多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市场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风险，而且能够提高资本的流通和增值能力。以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为例，互换、期权和期货，并没有减少经济中的风险总量，仅是在不同当事人之间转移风险，被广为诅咒的“垃圾债券”可以被投资者用于替代股权投资，而且是一种低风险的替代。但是，如果它们能够将风险转移给那些能够抗拒风险的当事人，也就降低了国民经济中的危险。
资产证券化使得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旨在出售而非投资，这会增加典型的道德风险和委托问题：投资者（委托人）的收益取决于证券化资产的质量，而信贷发放机构和证券化支持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管理的激励不足，发行或证券化了过多低质量信贷（即金融机构的不审慎行为），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总之，资产证券化能够通过减少银行间接融资降低和分散风险，使信贷流向更具风险的借款人，降低来自这些借款人的风险。虽然资产证券化增加了借款人和金融中介机构的债务，但同时降低了投资者风险。
总结
从金融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进化存在三个不同阶段，即银行主导阶段、市场主导阶段、证券化阶段。金融资产结构为什么会从票据融资到货币融资再到证券融资逐级递进呢？已有研究指出，一国的相对禀赋结构决定其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在其本质上应服从基于产业结构之上的对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金融结构是能根据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有所调整的。随着经济体富裕程度增加，经济发展对银行业发展变化的敏感度降低，对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敏感度增大。
篇(4)
论文摘要：银行不良资产是指处于非良好状态经营的，不能及时给银行带来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难以收回本金的银行资产。目前国际上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有：折价出售、不良资产剥离、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资产证券化。积极实施我国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这种低成本的融资手段，对于加快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链接与融合，拓宽金融调控空间、扩大投资者选择范围、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指处于非良好经营状态的银行资产，在此主要指不良贷款资产，包括逾期未能收回的贷款、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等不能给银行带来正常的利息收入，或者不能及时给银行带来正常的利息收入或连本金都未能及时收回的贷款等银行资产。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7年3月末，中国主要商业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余额为11614.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02%。
一、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所谓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以证券进行融资，包括债务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其实质是金融资产以证券形式转让的过程。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就是将处于非良好状态的，不能及时给银行带来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难以收回本金的银行资产以证券形式转让的过程。
二、我国银行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一）不良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通过证券化，可以将流动性较差的不良资产转化为在市场上交易的证券，在不增加负债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可以获得一定资金来源。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看，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够加快银行资产的周转，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借助资产证券化，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有效解决了借短贷长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大大增强了资产负债管理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二）有利于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按照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银行的核心资本和全部资本比例应该分别达到4%和8%。这一监管要求银行为了提高和维持资本充足率，要么增加资本金，要么降低持有的风险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一方面银行大量的风险资产，诸如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应收款、商业抵押贷款等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使银行的风险资产减少，从而达到了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不会增加银行的负债，是一种不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方法，即发行人可不通过增加负债获得融资。
（三）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分散风险。从我国现实情况看，资本约束、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经从如何有效配置风险层面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要求。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以贷款为主，而贷款中蕴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在一个金融市场不太发达的市场环境中，信用衍生工具使用较少，银行信贷资产很难像证券那样进行及时的价格评估，更不能转移给第三方。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主动的风险管理手段和风险管理工具。鉴于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将银行静态的、难以分割交易的资产，以标准化合约的方式，分散成小额的可交易资产，然后打包在金融市场上发售的活动，它为我国商业银行有效解决信贷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实践先于理论。早期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亚地产投资券。在此以后，资产证券化的离岸产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内已经有多家企业进行了资产证券化的尝试，其中涉及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地产开发收入支持证券、出口应收账款支持证券以及不良资产的证券化等方面。
已发行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建设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已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则品种较多：如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国网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浦东建设bt项目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南京城建污水处理收费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
四、我国商业银行实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需要完善的资产证券化法律环境体系 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的与证券化相关的法律很不完善，物权法刚刚出台，住房制度改革正在进行中，房地产登记政出多门，破产法及证券法也无法满足证券化需要，证券化本身特有的会计、税收、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是空白，证券化涉及的一些法理问题也需进一步梳理，这些都是我国资产证券化面临的法律障碍。我国于2005年颁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其中初步体现出了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宗旨，涉及管理模式的规范、机构的资格认定、业务流程的设置等一系列机制。但是，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建设应该具有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且一个完善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应包含：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评级制度、证券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制约，这些都需要建立起适应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法律环境体系。
（二）注重资产证券化过程控制，防范各类风险 由于资产证券化流程的复杂性、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多样性，因此需要加强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控制，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1、切实做好信用提升。信用提升是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得到投资收益的信用保障，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要顺利发行资产化证券，就要求提高企业资产的信用级别。信用提升有内部信用提升和外部信用提升两种。内部信用提升是指特定的交易机构（spv）保留当担保资产的债务人违约时有直接追索的权利、spv作超额储备担保、spv发行优先和从属证券；企业的外部信用提升主要有信誉良好的保险公司出具保单、更高信用级别的商业银行出具信用证、第三方购买从属类证券。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商业银行要切实做好信用提升，它是吸引投资者，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必要环节。
2、证券评级严把关。资产证券化评级的核心因素是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同时要求被评级的资产需与发起人的信用风险相分离，即证券化资产必须真正实现真实销售以实施破产隔离。评级机构对评级的证券要保持经常性的信用监督并制度化，定期公告证券的信用等级的变化，使投资者及时了解所持证券资产的状况。
3、完善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信息公告制度。作为资产证券化市场，其信息公开是基本原则之一，它包括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机构行政公开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等。
（三）调整资产结构，加快金融创新 加快经营战略转型，对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现有的融资制度和社会融资需求条件下，在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领域，仍存在大量获利机会。信贷资产证券化出现以后，商业银行需要重新思考资产结构的调整策略和资本配置策略。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转型过程中，既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又不放松许多传统业务的发展机遇，在更高层次上，充分实现资本充足率、业务发展、风险和盈利之间的综合平衡。
（四）鼓励创新，推动资产证券化品种的多样性 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产品的多样性不无关系，产品的多样性增加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有巨大的需求和供给潜力。鼓励创新，推动各项资产证券化，增加市场上资产证券化的品种，有利于资产证券化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鼓励创新，增加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品种。
参考文献：
王晓珉，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模式探讨，苏州大学，2007年4月
林治海，银行资产证券化：借鉴与创新，东北财经大学，2004年12月
篇(5)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监管套利；激励兼容；信息披露；监管资本套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5-0129-02
过去三十多年金融创新发展历程表明，逃避监管是金融创新最主要的动因之一，而资产证券化自《巴塞尔资本协议I》颁布以来，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重要技术和方法。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主要针对的，也是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资本监管成为证券化监管的核心。
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指商业银行在风险资产面对的监管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与该资产的实际风险（经济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不一致时，力求降低监管资本数量及其成本的行为。在巴塞尔协议中，即使计量监管资本需要量的资产风险权数划分再细，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反映银行资产的实际风险。于是，便导致某些资产之间监管资本要求相同而实际风险不同的情况。当银行被要求维持超过他们自身意愿水平的股权缓冲储备时，即当监管资本大于银行自己所评估的资本要求（经济资本）时，银行便将为达到监管资本所付出的成本看作是一种“监管税收”（Donahooa和Shaffer，1991），因此，银行就会通过对资产组合先进流量、信用关系和风险进行重新组合和配制，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的前提下降低资本持有量及其成本。
一、资本套利动因
在银行监管资本要求计算方法既定的情况下，监管资本套利的动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通过资产管理提高潜在资本收益率
如上所述，当某几类资产监管资本要求相同，而实际风险不同的情况下，在相同资本权重的资产中尽量减少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而增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可实现以低资本要求量支撑高收益的资产业务，提高资本收益率。譬如说，在标准法中，BBB级和BBB-级资产同样面对100%的风险权重，这样减少BBB级资产而增加BBB-级资产，将组合转向较低质量的资产，资产组合的风险提高了，收益提高了，但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和监管资本要求却没有变化。这种做法是传统的资本套利方式，称为“采摘樱桃”（Cherry-Picking）。
（二）进行业务规模扩充
当监管资本套利使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挪出，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资本便被释放出来以进行信贷业务规模的扩张，只要银行能顺利将信贷资产继续证券化，理论上便可使信贷规模无限扩大。特别是当经济处在繁荣周期时，市场贷款需求不断扩张，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便可一边扩张信贷规模一边通过证券化释放资本，通过资产价差赚取利润及收取各种费用牟取利益。
（三）满足监管资本需求
通过资产证券化调整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组合，将风险权重大的的资产转换为权重小的资本，或将较高权重的风险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使风险加权资产额降低，资本充足率提高，满足监管资本需求。
二、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方法
（一）传统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传统资产证券化中，银行进行风险转移的条件是“真实出售”资产，实现“破产隔离”，但实际上，银行往往在进行证券化时采用优先/次级结构安排，实际上保留了一定的风险，证券化资产的隐性支持（implicit support）将会影响“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效果的信用增强措施，因而实际上保留了部分证券化资产池的风险，并产生相应的监管资本要求。当这一资本要求小于原证券化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时，就可以用证券化方式进行监管资本套利。
（二）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在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结构中，原资产池中的资产并没有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只是证券化结构中的“参考信贷资产”（王秀芳，2006）。SPV通过购买高信用证券和信用衍生合约（如CDS），构成了风险收益与资产池相同的资产组合，产生现金流来支持证券的支付。银行通过衍生工具的信用风险缓释技术降低了资产池风险与监管资本要求，释放了部分法定资本，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在合成资产证券化中，只需要通过签定信用衍生合约就可释放资本金，手续简便，交易成本低，监管套利效率更高。
三、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
（一）增加了银行系统性风险
银行通过监管资本套利的主要方式是在监管资本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高质量资产证券化，保留高风险资产，以在监管资本比例一定的条件下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因此，证券化的结果使银行普遍降低了资产负债表保留的未证券化资产的平均信用质量，导致通过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进行风险监管的效率降低，而资本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扭曲，当银行实际风险水平被掩盖，表面资本比例提高，银行财务状况恶化会被掩盖，延缓银行调整的速度，出现问题时将使整个银行系统混乱，产生系统性风险。
（二）使资本监管的有效性降低
银行通过证券化等金融创新调整资产组合比例，在遵守资本充足率8%国际标准的情况下追求高收益，银行风险并没有因为监管而降低，违背了资本监管的初衷，使资本监管标准的监管效率降低。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使风险资产没有反映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之中，风险难以度量和管理，监管者无法判断银行是否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健”水平。即使实行了新资本协议，如无法对资产证券化及其创新工具和其他衍生品的风险进行准确度量，资本监管的效率也难以提高，监管纪律被削弱。新协议提高了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配制的敏感度，强调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敏感性和标准化，突出内部评级法的核心地位，还规定了监管当局对证券化操作的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要求，有一定改善作用。
（三）造成银行业竞争环境恶化，大银行垄断
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池资产规模要求巨大，大银行在证券化业务方面占明显优势，由于规模效应，大银行可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证券化产品，交易成本也较低；而投资者，显然也倾向于投资大银行的资产证券化品种。结果导致大银行能更有效率地进行资本监管套利，而小银行则处于竞争的劣势。新资本协议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同时允许银行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但不同风险计量方法之间总还留有套利空间，大银行在风险计量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大大优于小银行，也将导致竞争环境的恶化。
四、对资产证券化监管套利的监管对策
监管套利使商业银行在满足监管条件的情况下提高了资产组合的风险，违背了监管的初衷。从有效市场角度看，套利机会的存在是源于不同定价方式或不同市场之间非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当银行发现监管资本与自身经济资本出现差异时，利用监管漏洞、借助衍生工具达到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下提高风险和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因此，如需追求更完善的监管，则应尽量使银行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一致。根据当前国际监管的状况，在进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计算所需监管资本时，监管当局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清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转移的确认
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但风险是否真正转出，不能只看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隔离”，而应看其在经济本质上是否真正实现了完全的风险转移。监管当局应关注银行是否为其资产出售提供了隐形支持，如仍有留存风险，应做适当扣减或进行风险计量，计提监管资本。
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隔离，侧重于资产证券化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监管过程中，为实现监管目标，稳定金融体系，监管者应更注重的是银行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留存风险。
（二）注重对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方法和过程的监督检查
在关注隐性支持，准确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监管资本的情况下，监管当局还需注重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监管机构应定期检测银行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准确度，以及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期是否达到要求，在计算过程中是否根据证券化交易的经济实质进行风险计量，隐性支持等对证券化风险的影响是否被准确评估等。
（三）促进外部及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
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发行者”付费评级的机制存在难于调解的内在矛盾，监管者应参与重构评级体系，提高评级质量，建立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此外，还需改变投资者对外部评级过分依赖的状态，促使银行发展内部评级系统，提高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能力。
（四）建立激励兼容监管机制
“激励相容”监管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国际监管体系发展的趋势，它将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发挥两者力量，使商业银行主动改善风险管理，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监管当局如能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银行自主选择内部管理中所运用的风险计量模型计算监管资本需求，监管当局将重点防在数据的真实性及模型的可靠性上，使银行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管有机结合，不仅有效促进银行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平台建设，还使监管效率得到了提高。
（五）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在银行体系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依靠市场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更为重要。次贷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的判断，加剧了市场波动。特别是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一类场外交易产品，价格透明性不如场内产品，当市场发生波动时，容易由于流动性缺失而加剧价格的波动，市场监管者应建立资产证券化参与机构的风险暴露信息披露制度，指导市场披露行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监管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监管目标都行之有效外部的监管，永远不可能代替银行自身的谨慎管理以及市场对银行的监督。”监管当局除了加强对银行监管资本要求的管理，尽量减少导致监管套利的漏洞外，促进商业银行自身改善风险管理意识与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刘清涛．当前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风险监管及其模式选择[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
[2]何冉．论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隔离机制[D]．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3]黄勇．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纵主横辅”特性之研究[J]．时代法学，2006，（6）．
[4]王秀芳．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资产证券化风险转移的确认[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4）．
篇(6)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住房按揭贷款的模式包括对信托模式和真实出售性质的分析，以及银行实施住房按揭证券化的目的等方面，系统论述了银行不能为投资机构提供担保，反驳了一些学者持有的投资机构对发起机构持有追索权这一观点，以期为我国住房按揭证券化提供借鉴。
近年来，为化解日益紧迫的金融风险，我国引入了资产证券化制度。同时，为了规范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2005年4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颁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我国的住房按揭证券化带来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正式确立了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信托模式，确立了信托受益凭证的证券性质。学术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办法》第47条规定：投资机构的追索权仅限于信托财产。
虽然从表面上看，《办法》第47条似乎禁止采用了“追索权”，但第47条所说的“追索权”和作为发起机构担保的“追索权”在含义上完全不同。仔细分析可知，第47条强调的是存量资产一旦信托，便与发起机构相隔离，投资者不能向发起机构行使请求权，只能从存量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获得收益，所以这里的“追索权”谈的是投资者收益的来源问题；而我们这里讨论的追索权谈的是发起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担保的问题。这一观点的理由是：在信托模式中，投资者作为受益人取得的只是所有权权能中的受益权，享有的只是“衡平法上的所有权”，而不是真正的所有权，因此受益人不必承担所有者风险；从发展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内在要求来看，对投资者承诺“追索权”有利于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度，增强广大投资者的信心。
这个观点引起了笔者从不同角度的思考，笔者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受益人对发起机构是没有追索权的，也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发起人是不能对受益人进行担保的。具体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论述。
现行住房按揭证券化的模式不允许发起人向投资人提供担保
（一）我国的住房按揭证券化是信托模式
《办法》第2条规定：“在中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适用本办法。”
住房按揭证券化受托人一般被称为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为spv）spv一般分为特殊目的公司(spc，special purpose company)和特殊目的信托(spt，special purpose trust)两种形式。由于spc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我国进行住房按揭证券化将采用特殊目的信托（spt）方式，在公开的债券市场上进行招标，基本上是发行基于中长期信贷资产的信托计划或者债券，为的就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提高流动性、减少信贷风险。
信托是一种起源于英美的制度设计，其基本含义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个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从信托法上来看，信托主要有以下特征：信托是为他人管理、处分财产的一种法律安排；是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财产权或财产处分权，受托人成为名义上的所有人；受托人是对外唯一有权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权的人；受托人的任务的执行、权利的行使受受托目的的拘束，必须为了收益人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受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控制）。
从其运行机制上来看，信托应当遵循两个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一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利益分离。即信托一旦成立，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的财产就成为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取得，但信托财产本身及其产生的任何收益不能由受托人取得而只能由收益人享有。二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即在法律上，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及收益人三方自有财产相分离，运作上必须独立加以管理，而且免于委托人、受托人及收益人三方债权人的追索。
由此可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决定了发起机构的财产和受托人以及投资机构也就是受益人的财产是彼此分离的，要使这三方的财产真正独立，就必须尽量避免三方有债权债务关系及其追索关系，如果承认发起人可以对信托资产进行担保，那么必将容易混淆投资机构、发起机构以及受托人财产，影响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发起人是不能为投资机构提供担保的，投资人也不享有对发起机构的追索权。
（二）我国住房按揭证券化是改良的美国模式
住房贷款证券化首先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作为一种高效的房地产资金融通运作模式在以后十年中被欧洲诸国纷纷效仿，上个世纪90年代又在经济发达的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迅速流行。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模式选择，在国际上有三种通行模式：一是美国模式，也称表外融资模式，即在银行外部设立特殊机构(spv)，用以收购银行资产，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二是德国模式，也称表内融资模式，即在银行内部设立一个机构，由这个机构运作证券化业务，资产的所有权仍属于银行，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三是澳大利亚模式，也称准表外模式，即由银行出资成立spv，再将资产剥离出去。
关于模式的选择一直是国内银行界争议不断的话题。在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以往上报的方案中，都采取的是表内融资模式。在2002年底，央行一改常态，希望商业银行能提出表外融资方案，一步到位地推进房贷证券化。而对于银行所热衷的准表外融资模式，由于我国法律上不允许银行出资成立相关机构，所以表外融资模式已成为银行进行房贷证券化的惟一通道。此次建行最终方案采用的表外融资模式，即在银行外部设立特殊机构(spv)，用以收购银行资产，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
《办法》第47条规定：“资产支持证券——不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或任何其他机构的负债”， 该条否定了投资者享有的是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或任何其他机构”的债权。也就是说《办法》明确否认了投资者与发起机构、受托机构或其他机构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由此可见，我国住房按揭证券化采取的是美国的真实出售的模式。 那么，什么是真实出售呢？
“真实出售” (real?sale)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是指在资产转移过程中，卖方将资产的所有权益与风险，即资产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买方，卖方将对资产不再享有权利也不负担义务，买方作为资产的新的所有人，将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就是指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即合同法律制度中的债权转让。所谓债权转让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由债权人与第三人协议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双方法律行为。在证券化资产转让的过程中，债权人为发起人(商业银行)，第三人为受让人(spv)。
美国法在研究“风险隔离”问题时强调“真实出售”。只有做到“真实出售”，才能将存量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隔离。原因显而易见，“真实出售”是所有权的完全转让，而对已经转让并属于他人的财产清算组是不能将其归入发起人的破产财团的。但在美国法院会调查销售行为的“真实性”，并经常将非“真实出售”的资产转让重新定性为担保贷款。简言之，真实出售就是发起人将自己对住房按揭的债权全部卖给spv，而非真实出售就是发起人只是把自己的资产担保贷款给了spv。从表面上看，二者区别不大，但实质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假如应收款出现违约，造成资产池价值减少。在“真实出售”的情况下，该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因为发起人已经将应收款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是该应收款的所有人，自然要承担风险；但在担保借款的情况下，风险仍由发起人承担，不管作为抵押的资产池价值如何变化，发起人仍要按约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尤其在发起人面临破产的情况下，美国法院会很仔细做出区别，如果法院将证券化资产的转让重新定性为“担保贷款”，那么便会根据u.c.c第9章和美国破产法第541节的规定将证券化资产归入破产财团。
在资产证券化最为发达的美国，“风险隔离”问题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有学者甚至指出“资产证券化的实质就是风险隔离”。投资者购买资产支持证券针对的是存量资产未来带来的可靠收益，而不是证券发行人或发起机构的资产实力。所以投资者会要求发起机构将拟证券化的存量资产剥离，使其不受发起机构自身风险的影响。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发起人的破产风险，如果存量资产不能与发起机构“隔离”，若发起机构破产，清算组将该财产归入破产财团进行分配，那投资者的利益便无法保障。因此能否做到风险隔离,使投资者放心收取存量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是证券化成败的关键。
因此，从这个模式上来看，真实出售的目的便进一步的证实了一个道理，即发起人在把自己的资产转移给spv以后，就不能对这部分资产提供任何担保了，否则，这显然违背了真实出售隔离银行资产风险的目的和初衷，因此，银行是不能给投资机构提供担保的，当然，投资机构对银行也没有任何的追索权。
银行实施住房按揭证券化不允许发起人向投资人提供担保
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住房按揭贷款累计余额已达12000多亿元。个人住房贷款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0.39％上升到9.27%。根据国际经验，个人住房贷款比重接近或达到18%～20%时，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和中长期贷款比例的约束就会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将这些流动性差的存量贷款打包卖给具有风险隔离功能的“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然后由spv向投资者发行以该存量资产为担保的资产支持证券，出售证券所得资金由spv转交银行，这样银行不仅获得一笔优质资产，而且也将贷款风险分散给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银行实施证券化的目的是要把风险转移出去，如果还要银行对这部分资产实施担保的话，必然会影响风险的转移，实施证券化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同时，央行之所以不同意表内融资的模式，其目的就是要分离银行资产与拿出去进行证券化这部分资产的风险。因为如果采取表内融资，让银行自己出一大部分资金成立特殊目的机构，那么必定会占去银行一大部分资金，根本达不到剥离流动性较差的按揭贷款，实现资本的流动性的目的。既然已经实施了表外融资，如果还让银行对这些资产的证券化实施担保的话，那么真实出售，表外融资的目的就完全达不到了，隔离银行资产和这部分证券的风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保障投资人权益的方法
有的学者认为，让银行对证券化提供担保是为了信用增级，保护投资人的权益。而笔者则认为，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方式有很多，本文简单列述其中的一二，以供学者们参考。
（一）完善保险担保机制，健全金融服务体系
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债券之所以倍受欢迎，与美国政府利用政府信用对住房信贷两级市场的支持密不可分。在美国政府机构担保和私营保险相结合的模式下，抵押贷款证券的发起机构在资产市场上获得了很高的信用评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本身也因其安全性仅次于联邦政府债券被称为“银边证券”。公营住宅抵押保险的主要提供者—联邦住房管理署（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为推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发展，由联邦政府成立的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提供担保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gnma）和两个由政府发起的私营股份制保险公司—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hlmc）和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一起构成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两级市场上完善的抵押保险担保体系。其规范的保险程序，严格的资格审核和稳健的风险防范措施，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分散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提前偿付风险的稳定机制。
双重担保机制降低了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风险，提高了住房抵押债券的信用等级，从而为住房抵押贷款两级市场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参与主体的复杂性，决定了住房信贷证券化过程中需要一个权威机构在各主体之间进行协调，这个机构只能是政府本身或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机构。就保险和信用担保而言，仅靠民间保险机构难以支撑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及其发行机构在资本市场上足够高的信用等级，难以实现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初衷。
因此，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由政府通过建立专门住房信贷一、二级市场保险担保机构，对弱势群体提供抵押贷款担保，并根据对贷款抵押品的评估情况和贷款比例，承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部分甚至全部未清偿债务，保证及时向发放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等信贷机构支付本息，以减少呆坏账对商业银行整体信贷质量和支付能力的影响，提高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等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担保保险要与民间保险机构一起建立一套完整的抵押保险担保机制，这是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措施。
（二）形成抵押贷款组合群组，发展债券二级市场
为了更好地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合理规避风险，可以通过形成抵押贷款组合群组，这样就能产生规模效应，所以，不但要扩大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而且要完善住房抵押贷款的运行机制。但是，我国目前的住房抵押贷款未能在全国形成统一、规范的模式，各个商业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方面未能形成规范、统一的运行机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做到以下工作：一方面必须要求各商业银行在贷款期限、类型、利率等方面进行改善，以吸引消费者，形成更大的住房抵押贷款消费组群；另一方面，必须深化住房体制改革，使金融政策向社会住房需求倾斜，培育真正的商品房需求主体，扩大市场规模，增加可证券化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增强信贷抵押资产的流动性是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重大目标，也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方面，如果债券市场缺乏流动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长时间停留在投资者手中，势必会引发投资者的心理恐慌，会压制投资者初始购买动机。这样将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功效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如果投资者认为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完全，则会对证券的价值产生怀疑，从而会影响其投资热情。所以，为了更好地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必须发展债券二级市场，增强其流动性，并制定完备的机制和措施来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和准确。
（三）证券信托资产独立性的意义
住房按揭证券化实际上等于把不能分割的房地产变成可分割的财产，把不可移动的房地产转化为可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一方面，为一般投资者提供了共享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收益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把社会短期货币资金转化为长期稳定的资本金，也有利于社会的投资渠道、以及住房抵押贷款的运作和退出。
在我国，投资机构不享有对发起机构的追索权，表明证券代表的资产是相对独立的，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能有效地化解风险。住房抵押贷款为担保发行抵押证券后，抵押贷款资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为资本市场上很多投资人持有，这样就使房屋抵押贷款的风险相应分散。而且，由于抵押证券是以一组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为抵押，个别违约风险被分散，投资的有效收益能够得到更大的保障。其次，能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由于按揭贷款的期限较长，而通常银行吸收存款负债期限较短，二者资产负债的期限很不平衡，增加了银行经营的风险和管理的难度。通过证券化，银行及时把长期抵押贷款资产在资本市场抛售兑现、或自己持有变现能力很强的抵押证券，就可解决银行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另外，房地产抵押债权证券化，通过抵押二级市场打破抵押资金的地域限制，使得抵押资金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再者，能刺激按揭贷款一级市场的健康发展。抵押贷款证券化，分散了抵押贷款的风险，拓宽了资金来源，增强了抵押贷款的流动性，，使金融机构可以延长抵押贷款的时间，扩大抵押贷款的范围，发放更多住房抵押贷款，从而满足市场购房者融通资金的需要。同时，这样对购房人来说，不会因为借款资金短缺推迟购房。再者，房地产开发商也将有更多机会出售他们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楼盘，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将有利于激活抵押贷款一级市场、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另外，还可以使用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加强监管等方式来规避投资人的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住房按揭证券化的模式和银行实施住房按揭证券化的目的都不允许银行为投资人提供担保。因此，投资机构对银行也就是发起机构的追索权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参考文献：
1.盖永光.信托业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2.孙飞.信托治理优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尹涛，尚晓阳.聚焦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试点破壳在即.中国证券报，2005.11.23
篇(7)
关键词：文化资产证券化；法律风险；两级立法模式；信息披露；风险隔离
中图分类号：F832.48；DF43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4—0010—07
一、引言
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如何促进文化产权交易、发展壮大我国文化产业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国家早有丰富的实务经验，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包括从破产法的角度探讨实质合并规则对SPV风险隔离作用的影响（陈霞，2010；陈依依，2003；迟君辉，2010；Lahny IV，2001）、详细探讨税法、信托法、银行资本监管法规对资产池构成的影响（Frankel，1991），以及针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制度背景下资产证券化的规则设计等研究（Aleknaite，2007）。但专门针对文化资产的研究并不多，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知识产权上设立的证券性权利的登记与信息披露问题（Widen，2004）。而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时，普遍将关注点放在银行不良资产、基础设施收费项目、住房抵押贷款等资产类别上，很少有对文化类资产的关注（潘晓明等，2010；陈依依，2003）。实务界却先行一步，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创新尝试提供了一个发展资产证券化和文化产权交易可能的契合点，但由于制度和监管的不足使其发展受阻。笔者认为：文化资产证券化应当纳入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立法框架，同时兼顾文化行业的特殊性，国外经验可以适度借鉴，但更应当结合本国特色来进行具体制度构建。
二、文化产权交易制度创新一资产证券化
1.资产证券化的定义与我国的实践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作为一种结构性融资产品，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迟君辉，2010）。但对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学者并不统一。比较狭义的定义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由其通过特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融资制度”（顾权，2010）。而被称为“证券化之父”的美国耶鲁大学法博齐教授则认为，“证券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将具有共同特征的贷款、消费者分期付款合同、租约、应收账款和其他不流动的资产包装成可以市场化的、具有投资特征的带息证券”（周乐伟，2007）。笔者认为，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在于使非流动性资产变得具有证券流通性与可及时变现性，至于是否采用统一的程序和方法，并不具有根本性意义，故本文采用较为广义的定义。
实际上，至今我国尚无一部法律中明确出现“资产证券化”这个词，但现实中类似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已经先行，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出台之前，珠海 —广州—深圳高速、上海—杭州—宁波高速就采取收费权证券化的模式进行融资运作，而1997年《公路法》出台后才正式认可“开发、经营公路的公司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筹集资金”。银行资产证券化领域也是如此。早在2003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就开始了资产处置信托项目，但直到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才《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可见，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呈现出一个实践先行、立法滞后的特点。
总体上，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大多还处于空白和试行状态，但实践中金融创新的需求却极为高涨。由于我国经济蕴藏的巨大潜力与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需求，理论和实务界都相当看好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2.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资产证券化创新尝试
2010年7月3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第一个基于权益拆分模式的艺术品资产包——画家杨培江的12件画作整体打包后成为首个资产包，初始作价200万元，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将所有权份额“拆分”为1000份，每份面值为2000元，挂牌认购，持续流通，投资人将通过艺术品资产包的增值获得投资回报。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创新性的“权益拆分”，其实质是将一件实物的所有权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收益进行拆分。投资人可以通过认购拆分的份数，来获得投资标的物的部分所有权及相关收益，从而也获得基于这些权益所带来的远期或当期的收益（马丽，2010）。
艺术品“权益拆分”交易模式具有降低艺术品投资门槛、增加资产流动性与促进融资等多重效果，推出之后也很受投资者青睐，但其法律性质究竟是什么，投资者恐怕并不清楚。深圳文交所将其称为“所有权份额”，其基本运作模式是由画家杨培江的独家授权经纪人张宏作为发行人，由天禄琳琅公司作为发行商和挂牌保荐人，其1000份份额由发行人和商保留400份，其余600份在深圳文交所公开发行流通。
可见，这种“权益拆分”既不同于一般的共有，也不同于普通的证券发行，其实质应属于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简称ABS），即以艺术品这类特定资产的现实价值与将来的升值收益为保障，发行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证券持有者可以按照份额来分享这部分资产当期和远期的价值。这种艺术品份额交易模式一经推出后，天津、成都、郑州等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纷纷跟进，投资者也是热情高涨。从金融创新的角度看，这一模式的确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3.文化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与发展前景
从根本上看，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是具有一个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池（Asset P001），证券化的制度构建核心是资产转让和破产隔离（即与该资产或资产池的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而这个资产池的构成除了一般认可的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收费项目等种类外，还可以包括许多具有价值与未来现金流的资产类型，如前述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已经尝试的艺术品、专利、商标等。实际上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国外早有发展，“1997年，美国Pull—man Group以英国超级摇滚歌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所出版唱片的许可费收益权为支撑发行证券，成功地从资本市场融资5500万美元。随后，一系列知识产权证券化相继进行”（陈霞，2010）。
可见，资产证券化在文化产权交易中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只要能满足“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三个基本要件，艺术品、知识产权、应收账款乃至广播电视频道播出权（比如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所得收益）等有形和无形文化资产都可以通过这一新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和融资。这样一来，文化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成为我国开展金融创新的一个突破口，而且对于促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加强文化资产的流动性，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人文化市场；可以降低投资门槛，鼓励民间文化投资；可以盘活企业非流动资产，解决缺乏可抵押资产的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而且，相比其他类型的资产，文化资产的价值稳定性、收益可靠性、从业人员素质等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具有更高的市场认可度。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不尽如人意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策制度与市场需求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王元璋等，2011）。立法者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但投资者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水平、不良资产的管理水平等不够信任，实践中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而在资产证券化中，资产的选择是决定证券化能否成功的前提，“发行人通过资产打包，对基础资产重新分配确定新的发行收益与比例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投资人的偏好。……只有发行人与投资者选择发行优质资产的比例相同时，市场才会出清，两者收益达到最大”（李冬花等，2010）。影视、创意、动漫、艺术品收藏等文化行业的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对投资者具有很大吸引力，而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有更有效的途径来吸引社会资金，两相契合，文化与资本的联姻通过文化资产证券化或许能够更好地达成。
三、目前文化资产证券化实践的不足与潜在风险
虽然文化资产证券化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当前法律的缺失始终是艺术品份额交易不可回避的障碍。2011年，国务院连续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业界称“38号令”）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业界称“49号令”），尤其是后者明确规定各地文交所的清理整顿工作要在2012年6月30日前完成。大部分文交所已经在进行此类业务的停止和善后工作，2011年8月15日，因承诺的上市交易迟迟不能兑现，湖南文交所开始受理退款申请；陕西文交所也在“38号令”后不久暂停所有新品发售，并为中签者办理全额退款；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在此项业务暂停近一年后，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则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关于文交所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善后重点工作及责任分工通知》，公布了其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的善后责任分工，并督促其份额产品的初始发行人及交易商回购产品。
监管层之所以紧急叫停文化产品份额交易，源于在短暂的时间内，这类交易已经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状况，究其根源，在法律制度支撑不足的情况下，此类交易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1.法律风险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践中的试点更多带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配套制度支持不足，缺乏法律保障，是目前发展文化资产证券化的最大瓶颈。首先，文化资产证券化其实是针对公众进行的融资，如果缺乏有效的发行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很容易造成投资者难以挽回的损失；其次，目前我国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与资产证券化相冲突的地方，如通过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按照现行物权法的规定，进行融资属于权利质押，需要到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才能成立质权，并对质权设立后的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规定了限制，而针对公众发行的、需要通过转让和许可交易进行资产增值的证券化资产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法律要求；最后，文化资产投资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普通投资者而言，中介机构的评级、担保和咨询服务非常重要，而目前这方面的中介服务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2.资产价值变动风险
大多数文化资产本身的价值存在变动性，比如在专利资产池构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可替代技术、专利技术淘汰与更新、专利技术实施、专利技术可重复利用、专利技术产品责任等方面的风险（靳晓东，2011b），对其资产价值的评估存在着很大难度，这也是文化资产在一般的抵押贷款模式下难以得到银行融资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达到业界普遍认可的科学准确的评估方式和标准之前，文化资产的证券化仍然会存在很大的难度（靳晓东，2011a），笔者建议在进行评估标准设计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至少包括：商品更新周期、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时限与未来预期变化、产品市场地位与份额变化趋势、可能的侵权风险等。
3.金融风险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受到了更多的质疑，我国刚起步的资产证券化更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金融衍生产品本身的设计是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但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监管缺失、市场投机过度就很容易激化乃至放大金融风险。此外，文化资产证券化将使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业的风险会对文化产业造成更大冲击，需要发展相应的风险防御机制。
但应当注意的是：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是次贷危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证券化运作模式的异化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明晓磊，2011），也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在监管缺失情况下贷款机构错误甚至恶意利用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的结果”（沈炳熙，2007），学界基本上都认可金融监管的不足才是次贷危机的根源，不可因此否定整个金融创新，但在今后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和执法中应当更为谨慎。
4.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更会被放大。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缺乏统一的资产证券化发行人、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担保机构、承销商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规则，难以给投资者权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此外，在文化资产增值过程中，资产管理人的水平至关重要，除了艺术品可能随着时间自然增值外，知识产权、文化设施、行政特许权等文化资产都需要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如果资产管理人不能做到忠实和勤勉，会给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损失。
四、法律保障措施建议
目前对全国各地文交所的清理整顿只是将文化资产证券化纳入规范发展轨道的第一步，对文化资产证券化这一新事物不必因噎废食，通过建立完整的法律保障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更好对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制度建设：
1.建立全国统一的资产证券化两级立法模式
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最先出现在美国，美国的判例法传统使得法院可以通过“法官造法”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成文法国家要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普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统一立法应先行，否则司法机构在审理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案件过程中会面临困境（顾权，2010）。
我国可以参考韩国的统一立法模式，立法上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根据我国《证券法》第2条“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的规定，由国务院出台《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规定资产证券化的类型、基本原则、发行条件、交易规则、交易所管理、中介机构、从业人员资格、监督管理部门、禁止的交易行为与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在第二个层级，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针对职权范围内的不同种类的资产证券化出台相应的部门规章和操作指引。
2.加强协作，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
在我国，受分业监管体制的影响，资产证券化被人为地割裂为金融资产证券化与企业资产证券化两大块，在不同的市场流通（Schwarcz，2004），接受不同的监管部门管理，适用不同的规则。这样的监管体制容易产生监管盲点和扩大风险，比如文化类资产的证券化，就可能涉及到文化、文物、版权、专利、商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繁琐的审批程序会阻碍资产证券化的实现，而多家监管的局面又可能造成实际执法中的冲突或责任推诿，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从近期来看，当务之急是需要多部门联合，建立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从长远来看，金融混业经营改革势在必行，统一监管、权责明晰方能保障资本市场的规范与稳定。
此外，尽快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在美国，担保性的融资中债权人通常要求专利或商标管理机构反映出自己的证券化权利，即使在美国判例法中，这一登记并不是对抗破产管理人的要件（Widen，2004）。而我国目前一方面立法不能满足资产证券化的登记要求，另一方面文化资产还存在着多头登记的弊端，建议在《物权法》中增加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登记条款，以及设立了担保物权后的财产转让限制的例外条款。
3.加强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资产证券化要长期稳健运行，银行、保险、风险投资、评估、担保、法律服务、信用评级等机构的协作都是不可或缺，但是目前敢于在这一领域试水的中介还为数不多，与此有关的配套制度很多也还处于空白状态，尤其是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国际上的地位更不能与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比。但次贷危机前声誉良好的三大评级机构未能提前警示风险、危机发生后又快速调低信用评级导致市场恐慌的表现也使公众大为失望，在评级机构向被评级企业收取费用以维持经营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评级机构的公正性也是各国研究者质疑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不仅是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必要前提，也是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等新兴中介机构树立信誉、争取国际认可的良好契机。尤其在信用评级机构建设上，我国可以考虑以文化资产证券化为试点和突破口，依托政府资金和文化产权交易所共同建设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交易所对每笔交易收取的中介和服务费用，减少对被评级人的资金依赖，增加评级机构的公信力。
4.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不管是从金融创新还是从证券市场监管的角度来看，信息披露都是非常关键的，有学者指出次贷危机的根源就在于金融信息披露失范，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尽快建立信息监管制度是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最优选择（许多奇，2011）。不可否认，有的金融产品设计得结构复杂，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大信息隐蔽程度，误导投资者，逃避金融监管。在资产证券化操作程序中，SPE（SpecialPurpose Entity，特殊目的载体）的设立模糊了证券购买者与资产发行人之间的信息联系，延长了信息传递过程，事实上使得风险转移到了原资产所有人的债权人身上（Janger，2004），因此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中最重要的是对基础资产状况的全面披露，尤其是文化类资产，更需要对基础资产的真实价值作出完整披露，这一要求应当在我国相关立法中作出明确而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在信息披露的监管方面，美国在次贷危机后作出的重要立法调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其核心内容并非是对现有的多元监管体制做实质性的调整，而是促进各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协调。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法律还很不完善，2005年6月人民银行颁布过《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这一规则法律层级不高、条文过于简略、适用范围过窄，尤其是法律责任部分几乎缺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建议参考美国的做法，在统一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中明确规定文化产权交易所、文化主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银行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尤其要加强披露不实信息法律责任的追究，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
5.采取信托方式，完善风险隔离机制
“资产证券化的关键是使资产收益与发起人、出售者和SPE的母公司破产风险相隔离”（Plank，2004），根据SPE的类型不同，风险隔离的原理和程度也有所差异，如果是采取特殊目的公司（SPC）形式，需要强调真实销售、在公司章程中增加自愿破产申请权的放弃、增加独立董事等方式隔离发起人和发行人破产风险。但SPV中设立的公司很难满足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关于经营场所和范围、发行债券、公积金和公益金提取等规则要求，存在较大的法律障碍。
在当前制度背景下，采取信托方式（SPT）设立文化资产的证券化是更为现实的选择，银监会于2005年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也都将资产证券化的开展形式规定为信托型。这种模式比起SPC的优点是即使管理者破产，投资者也不会受到影响，而且税负更轻，监管重点是要严格确保证券化资产与管理者资产的隔离，达到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要求。
此外，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是隐蔽地把资产自身的风险从发起人转移给了SPT和投资者，因此建议保险公司开发相应的保险险种，抵御可能的自然灾害、大规模侵权等带来的资产损害。
6.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文化领域的投资本身要求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而金融产品发展得越来越复杂，为了减少人为的复杂化，在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应规定一项证券化投资品种只能由同一种类的资产构成资产池，且只能指定一个发行人和保荐人，避免法律关系复杂化。
同时，在统一资产证券化立法中强制要求发行人和商的风险提示义务，对基础资产的性质、市场前景、投资回报、可能风险等进行真实详尽说明，如有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要追究其行政责任，投资者还可以主张民事赔偿责任。
此外，对于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等高度依赖资产管理水平的基础资产，建议法律规定发行人或资产管理人必须持有一定的资产份额，并且在职期间不得转让，由此实现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的捆绑，避免出现道德风险。
最后，建议明确规定投资者的监督权，持有证券一定比例份额的投资者对资产管理人定期公告的资产经营管理状况有疑问的，可以提出质询并查阅相关原始资料，如果发现资产管理人存在侵害证券化资产的行为还可以提讼追究其法律责任。鉴于普通投资者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与能力进行对资产管理人的监督，建议各地政府在文化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采取激励政策促进机构投资者进入文化资产投资市场，鼓励和支持机构投资者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加强对资产管理者的监督与约束。
五、结语
文化资产证券化作为我国文化产业与金融业对接的一次大胆尝试，原本应当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制度支撑和法律监管的不足，在实践中反而演变成为一场潜在的危机。在监管部门“急刹车”式的禁令后，还应当通过统一立法和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和风险隔离机制、加强中介机构管理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健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立法和文化产业的相关配套制度，使文化资产证券化真正成为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器。本文提出这些法律保障措施构建方面的浅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为我国金融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陈霞.2010.专利资产证券化法律障碍浅析[J].法制与社会（1）下：114.
陈依依.2003.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选择[J].宁波经济丛刊（5）：31.
迟君辉.2010.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现状与风险防范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3）：43.
顾权.2010.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案件的法律关系如何确认[J].中国审判（47）：90.
靳晓东.2011a.基于实物期权的专利资产证券化中的单一专利价值评估[J].统计与决策（4）：50.
靳晓东.2011b.我国专利资产证券化中资产池构建的技术风险及其防范[J].全国商情（7）：43.
洪艳蓉.2004.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5—6.
李冬花，尚成新.2010.基于博弈论视角论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选择[J].黑龙江对外经贸（1）：125.
明晓磊.2011.后危机时代资产证券化发展方向[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68.
潘晓明，吴勇.2010.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切入点分析[J].现代金融（1）：16.
沈炳熙.2007.次贷危机与证券化[J].中国货币市场（11）：14.
许多奇.2011.信息监管：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之最优选择[J].法学家（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