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1教学内容相对陈旧，内容更新缓慢

城市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从全球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地理学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10］，全球化、信息革命、网络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等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从国内看，城市区域化、城市连绵区的趋势明显，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城市群规划、都市圈规划不断推出，由此引发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尺度不断扩大，其时代性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这些成果已经或者正在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显然，城市地理学教学应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最新的研究进展纳入到课堂教学中，以更好地推动城市地理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而当前的城市地理学教学，大多拘泥于教材，教学内容更新较为缓慢，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增加城乡协同发展的教学内容，但仅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内容涉及该内容，教学中依然是有“城”无“乡”．

1．2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和方法论教学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基本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绝大部分高校应紧跟社会需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而受“理论灌输式”等传统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经费短缺等因素影响，高校教学中“重理论教学、轻能力培养”的问题依然明显．在城市地理学教学中，表现为强调掌握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而对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对由知识到能力转变有关键作用的实践教学和方法论教学涉及较少，特别是忽视城市地理学日趋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潮流，即使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了相应的环节，也多以认知性为主，极少有针对性的、综合性强的设置课程设计、城乡调查实习或强调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作业等，学生的工程训练程度不足，对所学内容多停留在认知层次上，理论与实践脱节，应用不灵活，动手能力差，很难将理论方法转化为技能，这既限制了课程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也影响了学生就业技能的提高．

1．3案例教学存在较多问题，案例选择缺乏系统性

城市地理学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这也为开展案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来源，使得案例教学法成为教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选用案例的时候，往往过多的考虑案例的典型性，忽视前后教学内容间的联系，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区域的案例．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案例教学应有的作用，但选用不同区域的案例，由于案例的背景不同，每个案例都要花费大量时间介绍，不仅占用宝贵的教学时间，而且学生明显缺乏感性的直观认识，增加了其学习压力．更为关键的是忽视了各章节内容上的联系紧密、关联性强的特点，选用不同案例，不能体现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割舍前后章节知识间的连贯性，也掩盖了城市地理学的系统性，学生很难通过不同区域的案例建立起各教学内容间的联系，使案例分析大多停留在浅层次上，制约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1．4现有教材存在较多不足

目前，国内城市地理学教学多选用由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合编的《城市地理学》（第二版），该教材最大的特点在于阐述理论时，引用了大量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涉及到很多公式的推断以及海量数字的整理［5］，但教材仍然有不足．（1）我国城镇设置模式多样，这是导致学生对城乡划分、城市地域、城镇人口统计相关概念内涵不清的重要原因；（2）我国有按户籍统计和按居住地统计两个人口统计标准，与之相关的城镇人口、常住人口、非农业人口等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有必要对其辨析；（3）虽叙述了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区域经济地理条件，但缺乏对内在机制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解释，而这一部分内容对于城镇化道路的选取极为重要；（4）城镇体系的规模、职能、空间结构互为联系，理应对城镇体系的概念、特征、发展机制、类型、相互作用关系系统及城市群做出系统阐述；（5）缺乏对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化进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的阐述；（6）虽然各章节中有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叙述，但较为零散，如果能将研究方法与手段作为独立章节阐述，则效果会更加理想．

2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地理学教学提出新要求

2．1城市地理学教学改革的时代背景

2．1．1我国亟需城乡规划人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和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11］．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结构转型不断加速．另一方面，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凸显，长期以来的城乡分离政策和城乡规划脱节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加深［12］，工业化与城镇化引发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当前，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3］，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抓手［1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更是将我国城镇化列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最大两件事之一［15］．我国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作为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并颁布《城乡规划法》，编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法律、规划，以促进城乡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显然，我国亟需大量具有扎实的城乡规划理论和技能，能从事城乡规划、城镇化与城镇体系规划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1．2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1999年，我国高校实行扩招政策．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虽然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更多的具备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办学条件压力大、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培养的人才质量大受影响［16］，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这必然制约学生的就业．自2008年以来，受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及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不断扩大，加之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企业对高校毕业生提出的更高要求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2．2城市地理学教学改革必要性分析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由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而来，旨在培养能从事城乡规划与土地规划管理的应用型人才．作为该专业的核心课程，城市地理学在城镇化水平测度、城镇化进程及资源环境效应、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等内容上，可供选择的教学实践切入点多，可操作性强，综合训练程度高．课程将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理论课程与区域分析与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规划课程有机衔接起来，并且与地图学、GIS、RS、地学统计等技术课程联系紧密，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起着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技能转变的关键环节，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城乡规划与土地规划管理领域应用型技能人才的主要载体和平台，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特别是实践训练上作用突出．但如前所述，当前的城市地理学教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与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核心地位明显不符．因此，城市地理学教学必须紧扣时代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培养目标，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结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

3城市地理学教学改革设想

3．1更新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城市地理学而言，其教学理念就是要树立教学服务就业、提高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的思想．在教学目标上，要以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方向，在应用型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指引下，摒弃以传授理论为主的错误观点，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为核心，以工程化训练为重点，强化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规划制图能力、野外调查能力、定量计量能力训练，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达到灵活应用的效果，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关键能力．在师生关系上，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建立新型的人才观念和师生关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在课程考核上，更新考试模式，改变以往重理论、轻能力的局面，以考核能力为重点，弱化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考核，强化关于理论与方法应用的考核，加大实践教学环节在考核中的占比．

3．2优化理论教学内容

应紧扣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本着“原理—方法—实践”的主线，突出课程的实践性与实用性．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理论教学内容：（1）城市概述部分，增加我国城镇设置模式，为城市地域、城镇人口统计等相关概念的讲述奠定基础；增加城镇人口、城镇非农业人口、常驻人口及建成区、城市规划区等内容．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增加市带县和省管县的优劣势分析；（2）城市产生与发展部分，增加城镇发展的内在经济机制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部分，进一步充实城镇化水平的测定与预测方法，增加城镇化进程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4）增加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内容，特别是定量计量化和GIS、RS手段；（5）增加城镇体系，介绍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及空间分布之间的内在关系，系统阐述城市群的内涵、特征、类型、判别等；（6）增加城乡统筹发展内容，包括内涵、评价、途径、模式等，增加城乡结合部；（7）删除理论性过强的城市经济区及应用较少的城市市场空间、社会空间和感应空间等，内部空间结构仅保留城市地域结构模式、CBD、开发区．

3．3构建课程内外结合的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灵活应用状况的重要手段．城市地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工科化”训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设计实践教学：（1）设置课程设计，内容可以考虑与其他章节练习紧密、综合性强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该部分注重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2）大型课程作业（课程论文），可以考虑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测定与预测、区域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定等，该部分以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定量计量化能力为主；（3）相关专题图制作，如城市大中小位置分析图、城市区位图、城镇体系现状图、规划图、城市建成区范围与城市行政区域等，该部分以培养学生规划制图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为主；（4）城乡区域调查，可以针对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发展与区域交通及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结合部、城市实体地域调查等内容，该部分以培养学生野外调查相关技能训练为主；（5）选择优秀学生参与教师科研以及大学生科研立项，这部分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

3．4积极推行“一案贯穿式”案例教学

篇(2)

朱翔。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副校级督导,湖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府长株潭智力办公室副主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府经济规划专家组成员,湖南省政府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政府院士专家咨询组成员,湖南旅游学会首席专家团专家,教育部课程改革核心组成员,国家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1年度全国模范教师。

简历。1978―1982年,湖南师范大学学习;1985―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学习。1993―2000年担任湖南师范大学国土学院院长,2000年至今担任湖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底起担任湖南省政府长株潭智力办公室副主任。

主要著作。《区域综合开发理论与实践》,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城市地理学》,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进湖南城市化进程研究》,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国家初中地理教材》(第1―4册),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003年;《国家高中地理教材》(必修3册,选修7册),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2004年;《中学地理地图册》(初中4册,高中8册),主编,星球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004年;《三峡工程与洞庭湖关系研究》,合著,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生态文明――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合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研究》,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中国地理大谋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土地资源学》,主编,气象出版社,1995年;《城市与开发区规划》,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洞庭湖治理与开发》,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构筑中部发展轴心》,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省会城市地图集》,合著,湖南地图出版社,1999年;《国土与房地产辞典》,合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湖南――名人的星空》,合著,外文出版社,2006年;《长江开发开放与湖南经济发展研究》,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沙漠之谜》,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另外,在《自然灾害学报》、《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经济地理》、《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研究》、《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主持课题。先后主持课题50多项,主要有:《洞庭湖水灾减灾的经济学研究》(国家基金课题,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平垸行洪与退田还湖研究》(国家软科学课题,2004―2005年);《推进城市建设生态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007―2009年);《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湖南省政府课题,2009年);《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建设研究》(湖南省发改委重点课题,2006年);《长株潭3+5城市群城镇发展研究》(湖南省建设厅重大课题,2005年);《长沙市芙蓉区CBD建设规划》(长沙市规划局重大课题,2007年);《长沙市橘子洲旅游开发概念性规划》(长沙市课题,2003年);《湖南省城市化推进研究》(湖南省建设厅重点课题,2005年);《湖南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研究》(湖南省科委重点课题,2002年);《湖南省可持续发展研究》(湖南省科委重点课题,2004年);《湖南省十五期间和到2015年城市建设研究》(湖南省发改委重点课题,2002年);《株洲市协调区“两型社会”建设规划》(株洲市重点课题,2008年);《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整体规划》(沅江市课题,2004年);《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研究》(湖南省社科重点课题,2002年);《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控制研究》(湖南省发改委课题,2001年);《湖南省“十二五”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湖南省发改委课题,2009年);《环洞庭湖经济圈“十二五”发展规划研究》(湖南省发改委课题,2009年);《岳阳市产业发展规划》(岳阳市课题,2008年);《沅江市产业发展规划》(沅江市课题,2007年);《株洲市土地利用优化研究》(株洲市课题,2007年);《湖南省山河库湖综合开发研究》(湖南省科委重点课题,2003年);《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研究》(长沙市规划局重点课题,2004―2005年);《国家初中地理教材开发研究》(教育部、湖南出版集团重点课题,2003年);《国家高中地理教材开发研究》(教育部、湖南出版集团重点课题,2006年)。

篇(3)

〔关键词〕CNKI；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综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5.038

〔中图分类号〕K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5-0173-05

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深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产业区的出现[1]，90年代以后，伴随科技园区的兴起，其研究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发展，城市经济空间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为此，我们以科技园区兴起的1990为起点，以CNKI为数据源，收集20多年的文献，旨在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探寻出破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关键科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起步阶段是社会学视角的，主要是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现象和新经济社会现象、总结与归纳。随着，地理学与经济学介入研究，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探讨与解释。社会学主要是从对社会的研究切入对相关经济空间现象的分析。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城市地理学对经济空间的关注，城市地理学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的，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的互动角度来分析[3]。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经济学为主。

1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影响要素

关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3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地理学、经济学延伸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由于社会网络的信息流动引起了经济空间的结构变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城市地理学的观点认为，产业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3]；经济学观点认为，城市地租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4]；作为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的空间经济学观点认为，产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的扩张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源[5]。

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空间结构变动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6]。城市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其演化方式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7]。无论是生态城市的建设，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心，其水平与方式都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和其载体构成[8]。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统一在同一平台，探讨在生态环境约束下城市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特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内在性质，并在理论层面上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模、方向和水平，在环境约束条件下，这些也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9]。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程度、工业化与程度化的协同程度、及其环境的约束性就构成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子系统。只从城市化的角度来探讨城市生态问题，既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生态的影响，也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21产业带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在空间产业经济和经济系统研究中，对场和空间理论及应用有了重要的发展。Lefebvre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提出了有启发性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空间内含事物具有广泛性、重迭性甚至相互包容性：如经济、地理、人口、社会、生态、政治、商业、国家、洲际、全球乃至整个大自然空间等。其次空间既是可见的，如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但也可能是想象的。这就是说，空间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体的[10]。1990年，Sonis和Hewings提出了影响场理论以研究投入产出系统的变化[11]。1991年，Xu和Goule则提出投入产出系数梯度场[12]。一些学者还结合混沌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湍流场[13]。这些都说明国外空间场理论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继续扩展深化和寻求应用的新时期。

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14]。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要素集聚与分离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5]。

22环境约束

18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方国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传统城市以庭院经济、作坊经济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尺度被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工业区、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等相互交织的城市格局，城市走向大规模集中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引起了一批社会改良学者的关注[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具有巨大科技潜能的现代人在今天几乎不可能中止的科技发展中，也在有意识地调整着科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1990年JGottmann在其新著作《SinceMegalopolis》一书中对他早年研究中所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观点进行了修正[17]。1992 年WRess首次提出“生态脚印”的概念来反证人类必须有节制地使用“空间”资源。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西方国家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城市空间关系转向城市空间机制研究，从一国一地的研究转向跨国跨区域的研究，从实体研究转向组织结构研究，部分学者还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假说和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18]，其中Smith和Timberlake关于世界城市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虽形成了大空间范围的现代化城市，在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使城市内的土地、水、环境等自然资源承载力也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构成了限制[19]。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必然受到其生态环境的约束[20]。任何城市的空间变化都是在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满足了生态自身功能正常发挥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综合进步条件下，所能持续承载的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速度和强度的阈值[21]。这个阈值就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承载力的边界，它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3结构有序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一些城市的经济空间扩张中认为，以中心城市结构优化与功能为战略重点，以新型工业化进程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结构有序演进模式[22-24]。

另外，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城市经济空间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适应过程，具有结构适应性有序变化的整体性特征[25-26]。城市内产业结构与空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同时，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在多种约束下的有序变化，其结构的合理化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27]。并且，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合理程度由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适应过程的整体水平决定，在相对时间内，它表示一种静态结构，在较长时期内则表示一种动态的整体演化过程。

3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机制

31集中与分散机制

缪尔达尔（gmyrdal）对梯度发展的效应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累积因果论”，他认为梯度发展中同时起作用的有3种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情况[28]。a·o赫希曼（aohirschman）在深入研究哥伦比亚等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实践后，在所建立的不平衡工业化发展战略中，提出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战略，并将产业活动区分为社会间接资本（基础产业）和直接生产活动（直接加工业），建立了应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前向和后向联系，极化和扩散效应等重要概念，对制造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作为领头产业的关联作用进了深入探讨[29]。还有f·佩鲁（fperroux）[30]等人都分别提出了增长极核或增长核、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回波效应等，它们都与场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特别是50年代f·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有着重要的空间观点，他认为增长极是指经济空间中起支配和推进作用的经济部门。增长极在经济空间中通过极化效应等形成对周围空间资源的吸纳，以保证其快速增长；通过扩散效应等向周围进行技术、投资的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当然由于吸纳和辐射的方向是相反的，二者的通量、强度、范围存在着差异，因此会出现经济在空间结构变化中的不平衡增长。约翰·弗里德曼[31]（john friedman）用核心——边缘的关系描述了要素市场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的中心只有一个，但是，在边缘地区中有希望成为下一轮增长中心的后选地点却有很多，他以动态的方式描述了经济增长中心的空间结构和演变过程。

32城市化引导机制

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32]。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就区域城市化发展而言，此类空间效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源于本地经济对非农业部门就业和产出需求的增加以及本地要素供给状况，而且还取决于区外经济对本地区的需求[33]；地区间的互补或竞争关系导致区间商品流通、要素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产生的“扩散——回波”效应对地区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相近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某一地区制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往往会参照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也常常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之间相互借鉴运用[34]。

33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扩张机制

我国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高速扩张，我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的产物，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来自空间的支撑。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是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35]尹来盛等认为，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人口的增加将强化城市居民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需求，进而使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36]。庞瑞秋等认为，交通是联系城市和地区的主要媒介，交通方式的变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城市空间易于形成沿交通干道扩张的方式，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张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作用[37]。

4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目前，城市经济学与空间经济相关联的理论发展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城市分区与土地利用研究、考虑土地空间特性的城市发展模型、土地经济中的区位无效性问题[4]；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以及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等问题等[5]。Charles·Tilly主要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探讨城市空间社会边界问题。他认为，城市空间社会边界是内部联系的人口、活动从集之间对比密度、转变或分隔的邻近区域。城市空间社会边界的改变由形成、转变、激活和压制的合成构成[38]。Cathorpe和Fulton以经济地理学为视角研究中认为，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是指城市实现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分界线，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39]。还有学者从城市生态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40]，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是承载城市经济空间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其适用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生态空间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笔者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势力空间界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这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概念。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边界应具能力与规模变动的双重属性。

一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经济基本要素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变动边界。二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社会网络、知识、区域意识、文化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变动边界。这两者间具有相互依赖性，通常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边界。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城市经济活动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要实现发展的目的，既需要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应该具备使这些要素有效实现投入——产出过程的能力。因此，对城市经济空间而言，能力边界最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经济空间是要素、资源与能力的载体[41]。城市的要素与资源一般是指资本、技术、土地等同质的可以实现一般递增与递减的经济规律；而后者是异质性的并难以模仿的，不完全满足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规律。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所具有的规模变化边界和整体能力变化边界就构成了现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边界。

可以看出，相关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特性及其形成，其发展过程也是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演化过程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阶段性、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过程与影响程度等方面还存有争议，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等方面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在我国，有关城市经济空间及其演化边界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涉及了该方面的研究内容[42-43]。刘兴正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经济空间由只有一种经济产业演变为多种经济产业时，其经济空间边界就得到了扩大；当城市经济空间收缩自己产业范围时，也就是缩小了它的经济空间边界[44]。我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支撑，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反馈作用。还有部分学者揭示城市经济空间在其经济结构低水平下的快速扩张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环境损害成本上升[45]。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已经开展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中，已注意到演化边界对城市经济空间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46]。但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方式与速度的角度，内容主要侧重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的人文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47]，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过程中的边界变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48]。以时间为节点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型更多的反映的是现象和结果[49，7]，而对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变动规律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在理论建构的独创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然而“低碳”时代的到来，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0]，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51]，也为城市经济空间研究提出了新的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但是，现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理论以及发展实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发展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间演化理论中的线性思维仍是主流，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其经济空间的非生态化演化现象严重，如“城市病”的出现和蔓延等，加之城市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环境物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低价甚至无价的状况，现有市场不能准确地反映环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境成本[52]，也使得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定量研究更为困难，从而系统完整地考虑外界的变化，从整体的角度解析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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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 选题意义

选择“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与空间布局研究”为题，主要原因在于最近所参与的“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涉及到对长沙市公共文化设施体系的研究。通过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级配体系和空间布局的研究，结合长沙市中心城区现状，对其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综合评价，总结出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文化功能在空间上的发展规律，以便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促进薄弱地区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出改善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优化策略建议，进而引导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合理布局以及文化功能的合理定位。

2. 研究价值

中国快速城市化已经持续30多年，物质财富已得到一定的积累，人们已从只追求物质满足到逐渐重视精神层面的享受。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代名词，在以往的城市建设中往往处于不够重视的地位。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城市文化建设、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硬件支撑，其在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和改善人们的文化生活中都举足轻重。如何对各级给类公共文化设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如何让公共文化设施在空间布局中既便利人们的文化需求出行，又符合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本次研究结合城市规划空间研究的学科特长，拟将空间分析概念以及空间数据分析引入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研究中，希望能以此作为拓展区域城市规划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为相关地区的同类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1. 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1)从“文化政策”到“文化规划”的进展研究

20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国家陆续开始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许多城市面貌显露出了许多衰败的迹象——荒废的工业区、破败的港口区、废弃的老城区，并由此给西方城市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文化因素在规划理论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西方社会认为，要使得城市的发展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够取得突破，城市就必须塑造高品质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吸引高层次人才，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让城市开始重新展现活力。正是基于西方城市的发展背景和现实问题的驱使，西方社会开始了“文化规划”，并在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地区掀起了热潮。

mereer(XX)指出当时西方的文化政策在集中鼓励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通过专辟文化产业区，建设高档的文化设施项目等将城市营造成一个强调体验和参与性的文化消费的天堂。但由于产生的文化设施活力只是建筑在高档消费空间和消费阶层之上的假象，结果是破坏了原有的社区文化根底，没有所谓体现了当地文化生活的个性特征。因此，在这种现实问题的驱使下，西方开始重视文化规划。mills等(XX)指出城市规划中，要将文化融入到城市整体的发展思考当中，进而制定出综合的规划，需要进行扎实的研究。规划思想要从制“定文化政策”提升到“文化规划”的层面，从城市侧重于简单的建设大型文化设施发展到注重城市软环境的建设，完善设施的网络化建设，构建整体的宜居环境.robyndowlin(1997)指出盲目的迎合文化消费产业的大规模设施复兴建设，给城市带来的是短暂的繁荣，却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甚至还破坏了原有社区的文化根基perlo harveyst(XX)指出“文化规划”应该将城市文化特征的塑造同居民的文化需求联系起来，结合城市设计，通过对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城市区域的更新发展、公众对文化规划的参与，将规划设计艺术同人们的文化需求结合起来。

(2)城市公共文化的多用途开发

西方文化设施的多用途开发与建设最早出现于美国对文化设施的综合性布局与开发。斯内德科夫(XX)在他所著的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文化设施综合性开发的成功案例。例如纽约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发模式是通过将文化设施与办公室、零售、餐饮、娱乐整合，通过商业收入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这类建筑综合体的出现可以提升城市整体的环境。同时，也可以结合房地产开发将图书馆、音乐厅、展览馆等与其他设施整合在一个屋檐下，向基层社区阐述文化艺术的重要性。

书中还指出文化设施综合布局与开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开发过程，由于规模大，设计相关设施较多，各种用途之间需要相互协调，这就意味着开发风险更大。但作为城市经营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可以兼顾各方利益，促进一个区域的繁荣。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对文化设施的开发与建设非常注重保护本国的名族文化和社区居民的文化根基，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事业。政府出台大量政策保证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激发城市的活力，实现城市的复兴。同时也会尽力丰富基层民众的文化艺术活动设施，使整个社会充满文化艺术气息。对于西方国家100多年来对城市文化设施规划布局与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本论文对本国文化设施布局规划的研究。

2. 国内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l)侧重于现状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研究，特别是大城市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研究。

张秋景 (XX)着重分析北京市文化设施建设布局现状，将北京城市文化功能演进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从解放初期的50年代至7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至90年代、90年代以后至今。通过研究发现文化设施空间布局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并指出北京城市文化功能空间布局上存在着如下问题，包括政治文化功能突出，南北城布局失衡以及缺少表现城市文化功能的主轴线，同时对优化文化设施布局提出合理的建议。魏宗财(XX)等通过利用arcgis和spss专业分析软件，针对文化设施布局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目的是得出深圳市文化设施的分布特征，结果认为区际差异大，总体上呈现以特区内为核心，特区外为边缘地带的分布格局是其主要特征，进一步分析得出区域经济、人口分布、交通区位、政策等主要方面是造成现有分布格局的重要原因，最终得出了深圳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结论。段成荣(XX)主要通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参照国内和国外同类城市及相类似城市比较有价值的城市经验，指导宁波城市新区公共文化设施规划。论文主要选取了国内外较具代表性的大城市，分析城市中文化设施的建筑密度，最终构建出宁波市新区文化设施的配套指标。

(2)侧重于特定类型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研究，例如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文化设施。

于绍璐、张景秋(XX)通过对北京市博物馆、体育馆和展览馆空间分布现状和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并利用excel和maphifo作为主要研究工具，指出北京市这三类文化设施的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南北、内外和城区间差异。这些空间因素影响了文化设施的利用，同时还提出了非空间影响因素的概念，这两类因素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地区居民在享受文化设施过程中的不平等性，以及较为明显的供求不匹配现象。在此分析基础上，对北京市文化设施布局与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李国新等(XX)系统的研究了公共图书馆的规划布局与建设，从公共图书馆规划与建设标准的编制背景与主要作用、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基本原则、公共图书馆的规模分级和分级指标、公共图书馆的布局与选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布局发挥了科学的指导作用。

(3)与文化设施布局相关的理论也日益受到相关领域专家的深入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文化产业改革日益深化。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当下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受到文化产业布局的影响。王伟年(XX)运用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区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探讨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地域组织问题。刘展展(XX)以深圳市特区内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在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指导下识别了深圳市特区内文化产业在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主要包括:沿城市主要道路分布的趋势明显，与文化设施分布密切相关，区际差异显著，向商业中心集聚。在文中的最后得出影响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因素、文化设施因素、多样性因素、市场需求因素、交通因素、集聚因素及技术因素。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1. 研究思路

(略)

2. 研究内容

1 研究目的

借鉴国内外相关案例，分析并确定适合长沙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并进行设施需求预测，对其进行空间优化布局，探讨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模式，已指导城市各层次规划编制中对公共文化设施的落实。

2 研究内容

第一章 绪论

1.1选题背景

1.2研究意义

1.3研究方法

1.4研究对象

1.5论文内容与框架

1.6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相关理论研究

2.1相关概念辨析

2.2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第三章 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体系构建

3.1现行设置标准

3.2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的基本原则

3.3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分类体系的确立

3.4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分级体系的确立

3.5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体系构建

第四章 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分析

4.1总体目标

4.2设施需求分析

第五章 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研究

5.1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现状

5.2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现状成因分析

5.3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原则与方法

5.4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优化

第六章 结论

6.1 论文主要结论

6.2 论文创新之处

6.3 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四、课题在学术方面的创新和预期成果

1. 创新点

1)不仅在宏观层面，探索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符合城市总体战略要求，在微观层面，探索公共文化设施的用地布局模式，易于公共文化设施在规划中的控制与落实。

2)探索出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公共文化设施的设置方法和布局方法，并与用地结合，对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关于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和布局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2. 预期成果

2.1 阶段成果

1)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分析，理清脉络，界定公共文化设施的相关概念，形成对公共文化设施布局理论研究的文字。

2)分析长沙市公共文化设施现状，结合相关标准和理论研究形成关于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体系与空间布局的研究性文字。

3)分析《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材料和结论，形成以公共文化设施为基础的关于长沙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研究。

4)制作调查问卷，并实地考察、探访，并完成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2.2 最终成果通过整合以上各个阶段性成果，征询导师的指导意见，形成《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与空间布局研究》论文。

五、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措施和进度安排

1. 研究方法及措施

1)调查方法

查阅文献。广泛查阅有关设施空间分布理论实践的相关资料及各类文献，为本次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

资料调查。调查长沙市规划局、文广新局以及相关部门的相关统计资料。 交流访谈。与城市规划建设、经济区划等学科方面的专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访谈，听取建议并指导。

2)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方法。运用数学或统计学的方法对文化设施进行量化评估，通过建立量化指标进行分析，主要通过spss16.0软件运用相关性分析来分析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与经济、人口的相互关系。

空间分析法。基于地理对象空间布局的地理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发现隐藏在空间数据之后的重要信息或一般规律，获取科学地描述和认知空间数据理解。

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法。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对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进行各种处理和有效管理，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同时运用arcgis软件绘制简单的示意图。

2. 进度安排

1)第一阶段

时间： XX年 9 月—XX 年12 月 内容：文献资料收集、分析和完成开题报告

2) 第二阶段

时间： XX 年 1 月—XX 年6 月 内容：完成调查问卷及其分析，完成论文初稿

3) 第三阶段

时间： XX 年7 月—10 月 内容：论文修改定稿

4) 第四阶段

时间： XX 年 11 月 内容：打印上缴论文

5) 第五阶段

时间：XX 年 12 月 内容：论文答辩

六、已有基础(分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已具备的条件、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途径)

1. 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在xxx实习期间参与完成《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并获得长沙规划管理局审批通过，成为相关地区控规修编的参考性资料。

2. 已具备条件

1)在xxx实习期间，接触了许多长沙市区的项目，了解了长沙市发展的动态和趋势，熟悉了相关规划设计的规范和城市设计方面的优秀方案，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和专业书籍。

2)xxx公司能拥有丰富的关于公共文化设施相关资料来支持完成这篇研究性论文。

3)《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中参与完成的图纸和文字。

3. 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途径

1)缺乏一些世界性的、全国性的数据，这个将通过咨询有关部门、查阅相关书籍并利用网络来解决。

2)缺乏对公共文化设施用地兼容性的系统知识，这个将通过认真阅读相关书籍和案例加以解决。

七、经费预算

八、指导和辅导、论文撰写(试验)的教师

九、指导教师意见：

十、教研室(科研所)审查意见：(对选题报告作出评价，提出是否通过的建议)

篇(5)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要素空间集聚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增长研究》（课题编号：08XJY008）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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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正理论、空间公正性、交通可达性、职住公正理念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306-1499（2013）02-

1问题的提出

1.1研究背景

城市化导致交通郊区扩展，形成的社会之间的分离“空间错位。“空间错位”又加剧了交通拥堵。针对此问题中国的人居规划力图解决交通拥堵，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空间错位”。本文在职住公正的理念下解决城市交通公正理论下解决城市（阶层）居住社区与工作地通勤可达性的途径。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扩大，职住分离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居住社区与工作地可接近性关系），就业地与居住地的错配通勤引发了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城市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日益增长。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从国外文献看，对职住分离现象的早期研究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大规模郊区化和城市空间重构的大背景[7]。早期的研究主要基于古典经济学的竞租理论[8]，假设财富的增加和交通方式的进步使得人们更愿意为获取更好的居住条件而承担更大的通勤成本。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研究则更多从城市规划和政策等角度，关注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因素和一些制度、政策要素对弱势群体就业机会和生存状况的影响[9，10]。这一方面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空间错配理论（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由此， “就业―居住平衡”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吸引了更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被地方政府应用到城市发展政策中。

国内对职住分离现象研究起步较晚，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交通问题的凸显，在中国城市的快速空间重构过程中背景下，由于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大规模郊区住宅建设等原因导致的职住分离、通勤距离和时间明显增加等趋势。职住分离及其所引起的通勤、交通等问题，国内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目前，尽管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对快速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空间错配现象开展实证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对空间错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系统性的评述，由此可以看出本文研究的“交通公正理念下解决城市（阶层）居住社区与工作地通勤可达性的必要性。

2.城市交通公正理念内涵

2.1城市交通布局通勤公正理念

道路交通是城市的骨架，城市用地则依附和制约着道路交通网络的发展，城市的骨架一旦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明确了城市的布局与用地范围。城市交通布局通勤公正的发展必须以道路交通公正为前提，力求用地的开发促使道路交通设施相适应。城市道路公正、城市交通功能公正、城市交通通勤公，正通常是出行生存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交通系统支持和影响着城市交通布局通勤公正理念。

2.2城市交通公正理念

对于城市综合交通运输这一特殊领域，它的社会公正性具有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总体来看，城市交通公正性指通过政策制定、市场导向、投资决策、交通规划将有限的交通资源在地区间、城乡间、社会各群体间公平合理的配置，达到保障交通资源合理布局、社会成员享受均等运输服务和出行机会以及统一权力和义务的目的，使全社会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民众能充分享受到交通发展与改革的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交通事业的社会性、共用性和公益性。

3.城市交通通勤公正理念下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原理

伴随着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加剧，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的关系，尤其是就业与居住空间公正性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揭示其内在的机制和规律，对于制定切实可行的城市交通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3.1.1居住就业公正性对通勤交通影响

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通勤时间呈现出越来越长的趋势。在我国大城市住宅郊区化发展的同时，郊区的就业岗位并没有呈现出相应的增长趋势。容易出现大量通勤需求导致的交通拥挤，据调查，北京周边像回龙观、望京、天通苑等人口在10万以上的居住区中，60%以上的居住人口在市中心就业，每天有20一40万人上下班往返于两地之间，形成了该区域周期通拥堵，花费在路上的时间需要1一3小时[1]。居住地与工作地空间分离形成的长距离通勤成称为“社区的空间错配”。

（1）职住公正理念

居住就业公正理念源自于新镇开发（Hall、Cracey、Drewett和仆omas，1973）[2]。所谓职住公正则代表在特定的空间单元中，所提供的工作数量和住宅单元数量相同。当一个空间单元的工作和居住达到公正时，则表示生活单元内的居民可在空间单元内充分就业，而不需要通勤至单元外，同时单元内的住宅供给也能满足居民的需要[3]。

研究者们通过案例研究，归纳总结空间公正性对居民出行距离、出行方式和出行量等方面的影响，并将其作为相关规划指标制定的参考，或为城市建模、政策制定等提供实证依据和验证。居住郊区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住接近”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职住分离”不仅派生出每天在固定时间向中心城区方向流动的通勤交通，加剧了城市交通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而且加大的通勤距离也增加了居民上班出行的交通时间。

（2）职住公正理念的意义

Cervero（1989），Homer（2004）等学者认为居住就业均衡对城市交通出行存在较大影响，能够有效缩短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提高自行车、步行等非机动化出行的比重，从而缓解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4]。

城市内居住就业之间的公正性无论对于居民个人生活还是城市整体高效率运转都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功能区的扩展，西安市的职住分离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大城市郊区化进程中，如果不对就业一居住均衡加以重视，居民长距离出行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发展。宏观上，缩短通勤时间能够从源头上降低通勤方面的社会资源浪费，减少城市道路交通负荷，节能减排，实现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4.解决职住错配城市交通通勤可达性的途径

4.1交通可达性与空间布局的概念

（1）交通可达性

自1959年汉森（Hansen，1959）首次提出可达性（accessibility）的概念以来，可达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不少人对其进行了研究、评价和界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确定义。可达性反映了交通节约的经济价值，可达性水平越高，区位的经济价值越明显，吸引力也越大。

（2）空间布局

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居民和企业的选址行为而实现的。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会引起多个可能的结果，如提高相应区位的土地价值和吸引力、降低相应区位的交通成本、促进城市空间的演化等。

4.2空间密度与出行特征及出行方式

空间密度是指单位空间范围内所包含的某种要素的数量，而这里的空间密度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的住宅密度、就业密度、土地开发密度等方面的内容。出行特征主要是指出行距离、出行次数及出行速度等。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空间密度对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和出行方式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来考察。

5.结论与展望

城市通勤交通与居住就业空间布局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范畴，涉及因素繁多。本论文的研究工作仅是该系统所涉及领域的一部分。要科学的解决好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从宏观上进行结构调整，形成复合功能的都市中心，实现就近居住，就近择业。西安城市功能结构布局，很大程度上参照了1933年《雅典》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形成了功能单纯功能定位非常明确的城市功能区，如以工业为主的东郊纺织城、国防工业和北郊经济开发区，以文教为主南郊，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曲江文化新区地区，导致出现大量缺乏就业的居住区与大量缺乏居住的工作区；城市的每个区域都应首先满足居住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才可以进行不同功能的发展定位；其次，统筹规划近郊居住区和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最大限度减少“职住分离”；特别要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同时，抑制更多居民转而利用私家车的倾向。从而从多目标的角度，选取优化方案科学解决，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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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成文.城市化进程的综合评价指标和方法[J].经济论坛， 2001，

[12]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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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枢纽；高速铁路；设施布置；中心地理论

Abstract：Major integrated transport hub stations are built thanks to high-speed railway. The hub stations’ internal facilities layout program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f meeting passenger demand and improving transfer efficiency. Firstly, this paper elaborates concept of high-speed railway passenger hub station and its typical spatial layout mode. Then, it uses central place theory to study the layout of elevated waiting layer and underground station hall layer.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hubs.

Key Words: Transport hub; Facility layout; 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图分类号：C91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伴随着我国高速铁路路网的逐步成型，我国铁路车站也出现了一批依托于高速铁路而新建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此类枢纽以高速铁路为主导运输方式，通常都衔接多条多方向的高速铁路。枢纽内部辅以其它交通运输方式，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交通系统，实现旅客中转换乘和集散服务。它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城市内外部交通转化的重要依托节点。在高速铁路综合枢纽内衔接的交通方式主要包括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公交巴士以及私家车等。如何更好的实现多种运输方式在综合交通枢纽内的换乘衔接，设计出效果更佳的站内设施布置方案，对于较好地满足客流需求，保障乘客顺利、便捷地完成换乘过程，提高高速铁路综合枢纽换乘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高速铁路枢纽概述

2.1高速铁路客运枢纽概念

交通运输枢纽，是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或者几条运输干线交会并能共同办理客货运输作业的各种技术设备的综合体，其主要功能是实现旅客的集散疏解及旅客在不同交通方式的快速转换，它是综合运输网中的重要微观节点[1][2]。按照衔接运输方式种类的数量多少，交通枢纽可分为单一交通枢纽和综合交通枢纽。单一交通枢纽是指由同种运输方式两条以上干线组成的交通枢纽，综合交通枢纽是指以及由两种及其以上运输方式的干线组成的交通枢纽。

本文所指的高速铁路客运综合枢纽，是指在符合条件的大型城市，以衔接的一条或多条高速铁路作为枢纽内的主导运输方式，枢纽内连接多种城市内部交通运输方式，由多种交通方式所联结的固定设备和移动设备共同形成的巨大交通系统，其系统功能是为旅客提供便利的中转换乘与集散服务。

2.2 高速铁路客运枢纽空间布局典型模式

相比于传统铁路车站的平面布局形式，高铁客运枢纽具有立体化换乘，多层次衔接，整体集约化布局，各类换乘设施完善，旅客换乘距离短，换乘舒适性好、便利性强等特点[3][4][5]。枢纽布局更注重立体空间的运用，争取做到各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其典型的枢纽空间布局模式主要包括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采用通过式与等候式相结合的方式。客流流线采用上进下出、下进下出的组织形式。

地上部分通常分为高架候车层和地面站台层，而地下部分通常分为地下站厅层和地下轨道交通层。高架层为旅客的进站层，结合旅客进站流线将高架层分为不同运营性质铁路的候车区域，以及售票、安检、检票、商业、服务等功能分区。地面层为高速铁路站台层，按照引入线路性质差别，车站到发线站场通常分为高速场、城际场和普速场等。地下部分按照衔接地铁线路数量分为地下若干层，通常地下一层为换乘站厅层，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实现各种交通方式在枢纽站内的无缝衔接，在站厅中设有城市轨道交通的换乘大厅，站厅的两侧有停车设施与出租车上客区域等，客流通过本层实现了各种交通方式的贯通。而位于整个综合枢纽空间最下层的是地下轨道交通层，结合衔接的地铁数量，可能再分为不同的地铁站台层，通过换乘通道与立体换乘设施进行连接。

图2-1 北京南站示意图

3高铁枢纽内部各层间设施布置研究

目前，在高铁客运枢纽的设施配置与布局研究方面，缺乏成体系的高铁客运枢纽空间立体布局理论。而枢纽站内各种设施的合理布置与配合利用，对于枢纽站换乘功能的充分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客运枢纽站的换乘设施布置，可应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空间理论来对其进行研究。

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空间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经济学家廖士（A.Losch）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分别提出的。克里斯塔勒经研究发表著作《南部德国的中心地》，详细地阐述了中心地的定义、划分及分布模式[6]。该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不同规模多级城市在一块匀质开阔平原地带上的布局问题，不同规模等级的中心地见的分布秩序和空间结构是其研究核心。书中将中心地定义为能为居住在周边区域的居民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地方，由于中心地具有为周边居民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功能，因此它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周边区域能够产生相当的吸引作用力。

同时，中心地自身具有等级性。依据所提供商品或服务品质、种类及数量的差异，中心地可以分为不同等级。按照一定的交通组织原则，通过交通方式连线将高、低等级中心地联系起来，各等级中心地均位于交通连线上。不同等级的中心地，其空间分布结构显示出镶嵌的结构特征，较小的枢纽区域总是包含镶嵌在较大的枢纽区域中，一级镶嵌于一级之中，由此以往，直至最高一级的枢纽区域。

3.1枢纽内设施在中心地理论中的体现

对于高速客运综合枢纽，基于克式中心地理论的观点，枢纽内设施所在的位置就可以看作中心地。而基于设施服务功能作用的大小差异，可把枢纽设施分为高级枢纽设施与低等级枢纽设施，高级职能枢纽设施所在的位置即为高级中心地；同理，低级职能枢纽设施所在位置即为低级中心地。高级中心地位于枢纽内的核心位置，服务等级高、服务范围广、本身数量少。而与高级中心地相比，低级中心地镶嵌在其四周，服务等级低、服务范围窄、本身数量较多。除此之外，枢纽内还存在一些功能与作用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心地，称为次级中心地。

图3-1 中心地布置范围的形态示意图

由上图可见，如果中心地采用圆形的布置形态，则必然会在几个圆形区域相切形成服务空白区，在空白区内的乘客就得不到相应的中心地服务，故而圆形布置形态会造资源与空间的浪费，另外设施之间衔接配合出现差池。而采用内接于圆的正六边形的形态可以消除圆形形态的服务空白区，不仅充分利用了空间资源，而且设施彼此间的过渡连接配合情况较好。这样可以使得乘客使用设施起来更加便利，从而可以更加最大限度地发挥设施的整体功能。

高速铁路客运枢纽站内的各类设施具有以下特征：（1）枢纽站内一般衔接了几种交通方式，其首要的功能是实现乘客在各种交通方式的换乘。枢纽站为旅客提供交通换乘服务，即为旅客提供便捷的换乘条件，其中就涉及到各类设施的分布问题；（2）依据不同设施的作用功能、乘客使用率与便利程度、设施功能对枢纽站功能实现的贡献重要程度，各类设施也具有等级性。站内设施级别越高，其功能作用越强、乘客使用率和便利性越高、对车站功能实现的贡献度越大。（3）枢纽站内的设施布局情况决定了客流流线，乘客走行径路上必然经过各类设施，所以需要考虑客流集散点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克式中心地理论与高速铁路客运枢纽站内的设施布局问题具有一定的相通点和较强的适用性，可以通过中心地理论解决枢纽站内的设施布局设置问题。基于客流流线，通过中心地六边形空间结构模式来分等级布置，布置流程如图3-2所示。

图3-2 枢纽站内设施布置流程图

3.2进出站旅客换乘过程与层间流线分析

现今比较典型的高速铁路客运枢纽通常都采用立体分层的建筑结构，主要包括高架候车层、地面层、地下站厅层、地铁站台层。客流流线采用上进下出、下进下出，通过式与等候式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组织设计。

对于乘坐地铁到达枢纽的乘客，其可能目的是换乘铁路或其他交通方式。但对于大型的高速铁路综合枢纽，我们认定其主要换乘目的是为了换乘铁路。对于这类进站客流流线，其使用的客流设施较多。客流进站的流程如图所示：

图3-3 地铁换乘铁路客流层间流向图

这类客流乘坐地铁到达枢纽站后，通过扶楼梯设备到达地下站厅层的地铁付费区，经过闸机后再在诱导系统的指引下乘坐扶楼梯到达高架候车层，经过问询后在人工售票窗口或自动售票机处购得车票，需要候车的乘客会在候车大厅略加等待，经检票后再通过扶楼梯向下到达铁路站台层。而无需等待的乘客，则可直接检票乘坐列车出发。这样乘客换乘会使用到的设施包括：地铁站台=>扶楼梯=>地铁出站闸机=>扶楼梯=>问讯处=>铁路售票口/自动售票机=>安检仪=>候车大厅=>扶楼梯=>铁路站台。

图3-4 铁路换乘地铁客流层间流向图

对于高速铁路换乘地铁的乘客，经铁路站台层的扶楼梯向下到达地下站厅层，在信息诱导辅助下，到达地铁付费区，在地铁购票窗口及自动售票机取得地铁车票，经过地铁安检仪后，经地铁检票闸机进入地铁付费区，向下经扶楼梯到达地铁站台后上车离开。这类乘客完成整个换乘过程会使用到的枢纽设备包括：铁路站台=>扶楼梯=>地铁售票口/自动售票机=>安检仪=>地铁检票机=>扶楼梯=>地铁站台。

3.3基于中心地理论的设施布置研究

1.设施分级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依据乘客对于设备的频繁度和便利度，将枢纽站内的设施的分为以下三个等级。中心枢纽设备：（1）候车区域、地铁换乘大厅；（2）次级枢纽设备：售检票设备、安检设备、换乘扶楼梯；（3）商业服务设备、信息诱导设备，问讯设备。

2.设施规划布置

为了对枢纽站内各类设施布置问题作适当简化，现作如下假设前提：（1）各类设施布置时仅以中心地进行考虑，忽略其具体形状和空间尺寸；（2）乘客在选择设施接受服务时，遵循就近原则，且各设备的使用便利性均等；（3）不考虑车站所处的自然条件，另外轨道交通的站台及轨道属于硬件性设施，不在考虑之列。（4）所布置的设施，其等级服从整体布置，可以灵活改变，并在小范围内作适当调整。

由此在上述假设的前提条件下，结合克式中心地理论，得出若干以枢纽进出站换乘流线使用设备为中心、大小相同的正六边形组合在一起的枢纽站设备理想布置图。

图3-5 枢纽站设备理想布置图

在设备理想布置图中，设备的布置是绝对均匀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考虑土地利用、设备差异等情况，绝对均匀布置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基于上述的假设来进行均匀布置。基于上述理论，本文重点分析高速铁路枢纽站内高架候车层和地下站厅层的设施布置问题。

首先，考虑分析高架候车厅的设施布置。首先考虑设置进出站口、售票口、候车区域，确定客流流线的主要走向。假定铁路站场布置走向是东西向（横向），那么进出站口宜设计在南北向（纵向）布置。由于乘客乘坐除地铁外的交通方式都是到达地面层，因此进站后需借助电动扶梯上升至高架候车厅。为乘客候车便利及较好地满足换乘需求，首先考虑候车大厅和售票设备的布局位置。候车大厅根据车站本身相应的站场情况可以分为高速铁路候车区域、城际铁路候车区域、既有线铁路候车区域。根据克式中心地理论，候车区域作为中心设施宜设在中心位置，加强其与其他各设施的联系，减少旅客走行距离。售票设备宜布设在自电动扶梯上到候车层，并与候车区域不远的位置，高架层的四个角落位置较好。铁路的安检机宜设在上行扶梯进站必经流线位置处，而检票系统宜设在候车厅的东西两侧，旅客经安检及检票后经由自动扶梯等立体连接设备下到站台层后乘客离开。

图3-6 高架候车厅中心地设施布局示意图

而对于地下站厅层，因高铁站场布置走向是东西向（横向）布置，因此高速铁路出站旅客出入口也固定于东西向布置。为考虑地铁换乘各类交通方式的快速与便捷，地铁换乘大厅应设在整个地下站厅层的中心位置，换乘大厅外侧四周设置地铁售检票、安检设施，内部设置通向地铁站台层的自动扶梯及楼梯。在站厅层的南北两侧均应设置换乘扶楼梯供乘客通向铁路高架层候车。结合本站站型在南北侧也可设置公交站场、出租车乘车道。

图3-7 地下站厅层中心地设施布局示意图

4结束语

高速铁路客运枢纽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城市对外交通客运的集散和城市内部交通的综合换乘转化。枢纽内衔接方式多，涉及到的设施类别也比较多，本文采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对枢纽内各类设施进行等级划分和合理布置，对于提高枢纽节点的换乘效率，推进城市交通体系合理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为高速铁路枢纽站的规划建设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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