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文化与传播学者DAVID MORLEYZ 在研究当今社会中的电视、观众和文化现象时认为，由于电视运作经费越来越依附于广告，其间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电视收视过程中的商品化问题，而是同时改变了交换过程中的“价值机制”的动态关系，也涉及不同团体（如广告客户与观众的对立）决定生产机制的权力以及彼此消长的演变；于是商业媒介本身就其内在机制而言，原本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促使其自身与流行文化的品味和结构产生某种程度契合的内驱力。[2] 这一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对于商业音乐电台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证实。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作为媒介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大众”（MASS）通常被认为在整个媒介运作体系中是相当被动无依的，而不象传统上作为媒介使用者的“公众“（PUBLIC）那样深具批判态度。[3]

美国的商业音乐电台正是其作为社会系统的庞大的大众传播媒介产业中的一部分，并且以其特殊的类型电台的运作策略，展示出媒介机构、媒介产品、广告主和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对流行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控制。我们不妨借用媒介和文化学者JOSEPH TUROW在其《社会中的媒介系统》一书中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一、大众媒介工业的互动关系正在增加；二，为了理解大众媒介的现状和未来，就必须对媒介组织、策略以及大众媒介的创造性产物的力量有比较广泛的认识。[4] 我们的整个研究都将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尽管，JOSEPH TUROW认为，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媒介产业从社会环境中取得达到自身目标的资源支持，而各种社会力量也从不同层面和向度对媒介产业施加影响，但通过对美国商业音乐类型电台的下述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媒介产业作为社会动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又是如何作用于社会其他部分的。

一位资深电台主管认为，在美国，有两个绝对赚钱的行业，一是玩具，二是音乐。[5] 这部分地解释了美国商业音乐电台存在的基础。音乐电台占整个美国广播电台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参见表1）。

音乐电台是和录音工业、广告业及以青少年为消费主体的流行文化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大媒介联合企业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电台所播放的音乐往往取决于音像商店的热卖品，由于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多地购买音像制品，间接地，青少年的流行趣味决定了音乐电台的播放内容。70年代后期音乐类型电台TOP 40的出现和以摇滚乐和节奏与布鲁斯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革命，便是这种关系契合的结果，这也是青少年文化第一次成为电台——听众——广告商——录音工业相互关系中重要的市场动力。[6]

对于大众传播活动而言，“受众”这个概念会深深地影响媒介从业者看社会的方式，也同样意味着对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如何看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方式，也会受到深深的影响。而且，受众永远是一个群体概念，是可以被建构的，这种建构就是媒介产业系统中的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需要对某类具有相同消费特征的受众的选择。[7]

一些媒介学者们对于媒介与流行文化工业的批判，通常着眼于对于媒介的控制所造成的文化的同质化，但如果我们对音乐电台的策略和运作进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批判的深入考察，就会发现，除了媒介的控制权以外，媒介工业的具体运作同样在为各种消费文化建构起巨大的市场，并且，在媒介产品、市场、消费与流行文化的系统中，不仅听众从来就不单纯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媒介出售给广告商以获取利润的特殊商品，也已经不再简单地是“大数法则”所追求的尽量多的听众的共同兴趣和注意力，而是细化到通过细分的音乐类型电台所创造和推动不同趣味的流行文化，把具有相同人口学特征的听众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同时，在与广告商的关系上，也不再是按照传统的媒介产业运作流程，媒介先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受众，然后再去寻找相应的广告主，这种运作策略，几乎是被动地用把注意力聚焦在自己媒介上的听众群体来吸引广告客户；而类型音乐电台的运作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变化是这样的一种转变，即媒介先主动瞄准大广告商在不同阶段的销售目标和产品诉求定位，通过市场调查和研究来明确界定其目标消费者的人口学特征，然后再通过恰当的音乐类型来为其聚合和培养起其最感兴趣的这一人群，有的放矢地出售给广告商以获取利润——前一种运作方式的关键在于听众群的大小，后一种运作方式的策略和技巧则在于听众群的人口学特征和广告主的诉求目标的契合程度，相当于媒介按照广告商的销售需要为其“度身定做”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在这里，电台播放音乐并不是目的，而是为广告商吸引目标消费者的手段。从文化效果看，经由音乐类型电台创造和推动的流行文化进而到生活方式，则都是广告商一手操纵和控制的。因为，文化批判学者认为，文化的商品化不仅在于文化产品经市场流通，而且还在于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市场导向。因为人的需求可分为源于生物本能的需要和源于心理层面的欲求，后者与前者相比，其特点在于不确定和无参照，而且永无止境；现代广告在人的需要大部分满足的前提下，不再推销具体的商品，而是推销某种形象，某种生活方式，通过流行并利用大众的从众心理来制造出新的欲求，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形象是为了心理满足，而广告主因此渔利。在这个过程中，媒介通过传播内容和广告及其所包容的大众文化，左右社会价值、社会风尚、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进而影响、控制、制造着大众的欲求。[8] 商业音乐类型电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音乐电台的“类型”（FORMAT）概念产生于媒介运作与市场调查的逐步结合。尽管早在1930年代，美国全国广告主协会（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下属的一个机构COOPERATIVE ANALYSIS OF BROADCASTING就开始进行基于电话访问的电台收听率调查，但那不过是广告主了解其广告投放媒介的受众状况的方式之一。直到1970年代末由于TOP40类型电台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把广告主通过收听率了解媒体的做法改变为媒体通过受众调查来寻求符合广告主需要的听众群体。而且，受众调查越成熟，类型电台也变得越专业。[9] 尤其，在电视时代，广播变得越来越地方化，在90年代的今天，广播电台仍然继续巧妙地发挥着其类型化的节目策略，这一趋势带来的变化是随着人口增长广播电台的新听众也不断增加，于是为适应年轻人新的文化需要，新的电台类型不断被创造出来，并引导着流行文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同类型电台听众的人口学特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这使得电台能够更明确地将这些目标听众作为预售商品出售给广告主。[10]

类型电台的这种良性循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为新听众创造新的电台类型，二是不断对已经流行的类型进一步明确界定其风格。如摇滚电台继续通过细分为专门播放校园非商业电台艺术家的作品的“新摇滚”（NEW ROCK）、貌似60年代FM 电台节目再度风行的ADULT ALBUM ALTERNATIVE、或者专播70年代老歌来寻找被过去其他类型电台所忽略的那部分听众。

伴随着电台类型增多的另一变化是地方电台的崛起。无论是老牌的ABC、CBS还是其他众多的小联播网，它们提供的类型音乐节目，似乎越来越不能满足地方电台的需要。与此相对应的是通过卫星和电脑提供的类型音乐“套餐式”（PACKAGE）节目构成开始取而代之。

由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一家公司在一个广播电视市场所拥有的电台数量开始放宽，一个市场上可能会有三家以上的电台由相同的一个部门来提供音乐节目，卫星和电脑驱动的节目构成方式稍微地增加了节目成本，虽然一般节目成本相对保持不变，但电台运作的总成本仍然因此而增加了。于是电台更倾向于如何重新定位其运作策略如何更有效地将目标听众推销给广告主以更多地赢利——广告与收听率的关系越紧密，音乐类型电台就越自觉地将出售某类具有相同人口学特征的听众给需要的广告主作为将电台和整个广播电视与流行文化产业生产流程相互作用的节目运作策略。这种将类型音乐电台通过市场运作使之成为地方化、专业性广告媒介，并培养、创造出具有相近年龄、文化程度、收入、个人兴趣、消费习惯的忠实听众以预售给广告商来获得利润的战略转变，是90年代中期以来广播业主和广告主在广播电视产业结构重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侧面。[11] 而且，类型音乐电台把众多的歌手塑造成青少年追逐和崇拜的偶像，进而通过他们所代表的时尚潮流，来引导青少年的不断变化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这，正是广告商得以源源不断地推销商品的“虚假”欲求的基础。

以几种不同的音乐类型为例，“动感摇滚/摇滚”的听众中百分之六十三为25到44岁的成年人；“当代热门摇滚”则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听众年龄在24岁以下；超过一半的爵士音乐听众的年龄在35到54岁之间；而百分之五十七的古典音乐听众年龄在55岁以上，24岁以下的青少年只占百分之三（参见表3、表4、表5）。显而易见，他们的人口学特征必然决定了他们生活观念、消费倾向等等的区别，他们不同的心理欲求和对不同流行文化的追随，也必然需要通过对不同的广告形象的认同来满足，反过来，也只有不同的广告诉求才能打动他们，并唤起其不同的心理欲求。于是，在商业电台的利益动机驱使下，广告主在细分的市场上不断制造出新的大众文化流行风潮，影响、引导和控制着大众的欲求。

这种状况导致了音乐电台市场的变化无常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这个词儿被大量用来解释今天音乐电台从三大网的消沉到某种特别的音乐形式的突然走红等一系列现象，TOP 40已经不再独霸听众市场和获得高额利润，音乐的类型被一个又一个的电台越分越细，在这种情形下，几乎很少有听众会指望在一个电台同时听到热门说唱和动感摇滚，或是爵士和60年代乡村老歌的奇特组合，无论是电台的经理还是DJ们，都坚信90年代的音乐节目策略，不再是满足大多数人口味的不同风格的40首热门流行歌曲的大循环（尽管ROCK’ROLL占TOP 40的大多数），而是需要精确到适合正在上高中的孩子们的跳舞趣味和流行风潮的音乐类型这样细化的程度——而这些孩子正是可口可乐或LEVI’S牛仔裤这样的大广告主所寻求和力图培养的新一代消费者。[12] 当然，其节目构成策略仍然是TOP 40式的。

音乐电台市场的“碎片化”使得许多稍有实力的广播业主都利用政府“放宽规则”（DEREGUALATION）的一系列政策来增加其在市场上拥有电台的数量——尽管一个FM电台在其覆盖范围内的市场占有率往往只在10%左右，但如果在一个或几个广播电视市场上拥有多个相同音乐类型的电台，则可以把其分散在各处的目标听众作为一个总数出售给广告商。钱塞勒和CLEAR CHANNEL的成功，拥有电台数量之众也是其中重要原因。（参见表8）

这种状况也和FM电台数量的增加互为因果。从1970年代到现在，几乎每十年间，商业FM电台就会增加一千个左右，甚至更多。（参见表6）FM良好的信号传输效果非常适合播放音乐，而多数FM电台的发射功率都不大，因此可以有许多中小功率FM电台来分区域共同覆盖一个广播电视市场；况且，相对于报纸和电视，运作一个电台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本投入，尽管总体上1998年广播广告只占美国广告市场份额的10.3%（参见表7），但这个行业仍然不失为一个有较高利润回报的产业。

对于这些新FM电台来说，并没有其音乐类型细分的所谓法则或一定之规，关健还是在于其如何去“开发”传统的所谓“黄金受众”以外的听众，即以往广告商最为感兴趣的年龄25至44岁的人群，以及通过音乐测试对进一步细分听众，寻找具有基本相同人口学特征和生活趣味以及消费习惯的听众群体，以便出售给不同的广告主作为其诉求对象——不同类型的电台音乐，最终是经由广告商的生活方式的促销，其主要针对年轻的消费者——这便是成功的音乐电台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般来说，类型音乐电台的节目运作策略和运作结果可以用“3M=M”来概括——MUSIC+MARKETING+MORNING SHOW=MONEY，[13] 即准确的音乐类型定位、完善的市场调查和成功的早晨节目是决定电台能够赚大钱的关键因素；具体的操作则是牢牢把握住根据每周的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每周音像商店的销售业绩、听众点播的情况，以及通过音乐商店、电脑和卫星传送音乐公司提供的新“套餐”来共同决定的流行风潮。其中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是电台一笔巨大的支出，听众调查通常的做法是电话抽样调查和听众专题座谈会，或被称作“焦点群体访谈”（FOCUS GROUP），这不仅调查听众的基本构成、其对不同音乐类型的选择和喜爱程度，而且还涉及听众的其他媒介消费行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音乐测试则是在不同的样本群内对新歌的喜爱程度打分，以认定什么是大多数目标听众喜欢的歌和某一首歌大约会在多大范围内流行。通常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广播电视市场，运作一个音乐电台，每年至少需要五百万美元，但一个好的音乐电台，每年投入听众研究和音乐测试的经费至少需要二十七万美元，其中十五万用于每周的听众调查，三万五千美元用于年度的听众调查，七万美元用于一年两次的音乐测试，一万五千美元用于听众专题座谈会。[14] 当然每个广播电视市场的情况不一样，如明尼阿波利斯只有12个电台，几乎所有播放的音乐类型都有听众，而迈阿密有60到70个电台，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就是节目推广策略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

当然，电台音乐人往往会认为音乐类型的定位和音乐节目构成既是艺术也是科学，因为市场变幻莫测，无论是对于一首新歌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一个专业人员可以通过分析听众调查和音乐测试结果来绝对认定其是否会流行和在什么时候流行——只有变化和循环对于音乐电台来说是恒久不变的，就象迪斯科音乐在1978年风行，而在1980年突然消失，又在1986年复活；因为MTV在1983年的出现而走红的ALTERATIVE ROCK在一度沉寂之后，如今又卷土重来；而一些十年前无人问津的音乐类型今天却炙手可热，就像1980年代几乎从商业FM频率上绝迹的爵士乐和“软摇滚”（MELLOW ROCK），今天被“改造”成“新AC”（ADULT CONTEMPORARY）和“摇滚AC”再度风行。[15] 遗憾的是，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电台已经失去了市场机会。

近年来，大媒介联合企业更为灵活的合作式运作方式使得作为其媒介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系统中一个重要环节的音乐电台，越来越具有更强的引导流行风潮和塑造流行文化的能力，并将这种流行文化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一方面，媒介的兼并风潮造就了象钱塞勒这样的电台巨无霸（参见表8），另一方面，在媒介产业结构重组的过程中，大媒介集团“成功的秘诀不再是所有权的集中控制，不再是高度一体化的媒介帝国，而是围绕不同受众和不同对象所形成的公司多样化结构的管理。”[16] 如果一个媒介公司同时拥有几家类型音乐电台、几个音乐工作室和唱片发行公司，再加上若干家音像连锁商店，以及一两个卫星或有线电视服务商，那么，媒介企业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市场事件，比如一首新的原创歌曲，或者一个关于70年代城市民谣的重新包装，都会通过上述众多流通样式的重复再现和潜在的文化价值开发，摇身一变，成为主流的流行文化现象，就象1993年位居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首位的西班牙风格的歌曲“MACARENA”的走红和风靡全球一样。无论是媒介公司还是广告主，自然都在拥有BMG音乐集团和RCA音像商店的媒介联合企业BERTERSMANN把生产、流通和交换系统紧密控制起来的价值链上，从这首歌“细密筹划的流行性里”，竭尽所能地赚取每一分利润。[17]

应该看到，“类型“的概念早已不是局限在商业音乐电台的运作策略的范畴，作为流行文化产品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消费者的吸引，“类型”概念被广泛运用在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推广领域，詹姆斯·邦德的“007”是一种“类型”电影，“纽约客”是一种“类型”杂志，DISCOVERY则可被视作一种“类型”频道，如此等等。“类型”不仅仅通过这样系列性的文化消费产品使不同的受众可能在茫茫人海中使自己在社会群体中有所归宿，而且还可以因为对不同类型流行文化产品的消费活动，建构起自己的所谓“个性化”时尚品味，最终，成为某类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完全忽略这背后的商业动机。

事实上，尽管媒介产业的运作策略是我们在探讨商业媒介问题时始终需要关注的焦点，媒介构造的具有强大消费特征的流行文化及其强烈的渗透性，也始终是我们在分析现代社会文化结构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美国商业音乐类型电台与广告和流行文化的关系时，并无意于其“类型化”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原则，也并非为了对流行文化的社会影响进行批评。本文的目的，仅在于通过描述这一关系及其变化，力图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媒介与文化工业结构的重组，提供一个较有弹性的观察空间，并期望最终丰富我们对媒介产业的认识。

篇(2)

【论文摘要】 网络时代的信息资源的开放性、娱乐性以及传播的迅捷性使得中学师生获得更多教学资源，开阔学生视野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对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消极影响，异化的网络语文的冲击使得学生难以掌握规范的语言文字表达、庸俗化的网络语文使得学生丧失对格调高雅的语文的学习兴趣、未经正式确认语文作品干扰正常语文教学秩序等是主要表现。

网络时代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网络语文则是网络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信息技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网络语文不可避免的“外溢”到现实生活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人们说话及行文方式，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对语文教学产生着重大影响。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阶段，中学语文教学不仅仅承担着传授语言文字及其运用知识的重要功能，还是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这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网络作为信息庞杂的载体，蕴含着大量对教学有促进意义的语文资源的同时，也夹杂着许多不利于语文教学的信息，本文将就网络对中学语文的影响做些初步探讨。

1 网络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积极影响

第一，资源丰富的网络，为中学语文教学提供了极大便利。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语文便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学习语文，主要通过书籍、报刊等介质以及电视、收音机等传媒，囿于容量限制，这些资源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而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要查一个字的意义，查一个词才出处，查一首诗的作者，由于有了互联网，这对于语文学习来说，效率大大提高。

第二，开放性的网络，为开阔师生视野，更好运用语文提供了重要平台。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网络世界中，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接受到更为丰富的语文及其运用，这相对于局限在校园中、课本上学习语文来说，意义重大。网络平台通过多媒体等形式可以让语文更为鲜活起来，有利于启发教师的授课及学生的认知。

第三，网络有利于促进语文的审美、德育功能的实现。随着网络对民主、人文关怀的不断深化，网络在促进传统语文的审美教育、德育功能上具有传统媒介所不具有的优势。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和迅捷性将主流意识通过各种各类群体所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

2 网络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消极影响

事物具有两面性，包罗万有的网络在给中学语文教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自取用的教学资源的同时，也正是由于其包容性、开放性的特征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了众多消极影响。

首先，资源过于丰富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困惑。当下，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加大，有疑问就“百度”，是许多人的首选。网络百科便是其中的重要的查询方式，而从网络百科的编纂过程来看，严谨程度远远低于传统语文媒介的编辑出版过程。如百度百科，如果要发词条，只要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不长的时间内便可以在网上出现，如果其中的语文行文有误，便可广泛流传。如近期一则“高中生文章被当成古诗词入选中考试题”的新闻，正是明显例证，一高中生将习作发在百度“诗词赋吧”“请大家指点”，7年后被黑龙江省佳木斯列入大考模拟试卷中。今人习作都有可能被误认为故人作品，更遑论错别字众多的诗词版本谬种流传了。

其次，网络流行语冲击规范语文。网络流行语是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网络流行语具有浓重的网络和时代特征。网络流行语由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且依靠网络这一传播平台，不断外溢到实际生活中。由于中学生处于叛逆时期，对新鲜事物的追捧使网络流行语极易在这类人群中获得青睐，但是中学生心智处于成长时期，过分的“暴露”在网络流行语氛围下，将会导致中学生丧失对规范语文的学习兴趣，甚至会影响到他们对规范语文的使用能力。有语言专家就认为，“在社会转型因素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眼下我国正进入汉语创造力空前爆发、全民参与‘造词造句’的语言狂欢阶段，许多潮词潮语可能都是昙花一现、过眼浮云。”[1]与成年人不同，这些昙花一现的词句对中学生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过眼浮云，而会影响其日常的遣词造句，使得中学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与“神马都是浮云”等网络流行语相对应的还有“淘宝体”（以“亲”开头以“哦”结尾，起源于购物平台淘宝网）和“咆哮体”（带许多感叹号的字、词或者句子，多以“有木有”结尾）以及各种网络文体的流行。这些网络流行句式大多有固定的模式，生存能力强者不多。如果中学生过分接受这些语句，将会极大影响其实用规范语文的能力。

第三，网络使得中学语文审美、德育功能退化。驳杂的网络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的同时，也是藏污纳垢之地。这一方面与网络文化中的市场运作有极大关系，在市场化条件下，凡是有利可图，凡是能满足吸引眼球，都是网络传播的重点内容，而不以美丑论之，网络世界中的各种“呕像”现象及网络中的各种“门”事件的热炒正是重要体现。“恶搞”流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学语文的教学质量，如对一些古诗的改编等等。另外，一些不文明的用语披上网络流行语的外衣加以横行，（如“尼玛”）这些都对规范中学生语文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以上看来，网络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消极影响是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而要应对网络对中学语文产生的消极影响，应该做到：科学合理使用网络资源，教师和家长在自身使用及引导学生使用语文网络资源时，应注意选择权威网站并保证其规范；日常学习生活中注意规范学生行文用语。

参考文献

[1] 潘衍习，赵展慧，任艳.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热词“转正”标准存争议[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07月21日

[2] 李祭友.不可忽视的媒介变革对乡村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J].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篇(3)

[论文摘要] 广告语是广告的重要因素，广告语与文化息息相关，广告语为了实现说服功能，就要反映传统文化、流行文化的特征。本文分析了我国广告语的文化意蕴。

广告是付费的大众传播活动，其目的是传递信息，劝说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它的商业功利性是很明显的，但随着人们需求动机高层化和广告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告日益显示出艺术性与文化性的一面。英国著名广告人士乔恩·斯蒂尔说：“在现实社会中，确定一场广告活动是否成功的最可靠的迹象就是它对现行文化渗透的程度。”文化有很多种定义，英国的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的核心是一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信仰、知识和技能等的总和，由于受众接受广告信息时要受到他们所在的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化对受众接受广告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告语作为广告作品的核心，在广告作品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有丰富的文化意蕴，研究广告语的文化意蕴有助于广告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我国很多广告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蕴和本民族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我国广告语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文化意蕴。

一、广告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艺特征。

我国传统文艺有诗歌、对联、成语、名句等形式，广告语利用这些文艺形式的文化意蕴和它们在民众心理的影响力，可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中国是个有着诗文传统的国度，中国人对于诗歌有一种独特的喜爱。广告语中运用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字，往往能给人强烈的感染力，引起人们的共鸣。如一图书馆的广告语：“你轻轻地来，带来宁静；你悄悄地走，带走知识。”把图书馆的内涵艺术地传达出来，令人顿觉步入神圣的知识殿堂，自觉地保持安静与崇敬的心理，从而达到较好的劝服效果。广告语运用诗的形式，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De Beers 钻石广告的英语版是“A diamond is forever”,很平淡，到中国译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境界顿出，一下子增加了广告语的意境，富有诗情画意的美感，这也是中国传统文艺与中国汉字的魁力所在。

对联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形式，其特点是讲究对仗和平仄格律、短小精悍，易读易记，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对联用之于广告，在我国极为普遍，古往今来，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广告名联佳句。如一理发店的广告语：“进店来乌云秀士，出门去白面书生。”一乐器店广告语：“白雪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觅知音。”意尔康的广告语：“ 漫漫人生路，步步意尔康。”这些对联式广告语由于运用了对偶的手法，看起来整齐美观，对称均衡，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鲜明，而且饱含诗情画意，令人过目难忘。

中国人对于音韵和谐的句子情有独钟，广告人在广告语中常使用押韵，押韵是语句的末尾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这样使得广告语具有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音乐美感。押韵在我国广告语当中运用得相当广泛，如华娱台三剑客的广告语：“TV搜查令,人性的放大镜。”蒂花之秀的广告语：“蒂花之秀，青春好朋友。”喜之郎果冻的广告语：“水晶之恋，一生不变。” 伊利优酸乳的广告语:“青春滋味，自己体会。” 这些广告语由于押韵，迎合了国人喜爱音韵和谐的审美情趣，很受大众的欢迎，也便于传播与记忆。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可供利用的成语典故、佳作名句特别多，很多广告语活用这些成语典故、佳作名句。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在民间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广告语运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就可以借它们的东风，迅速地传播开来，让人们牢牢记住。如丰田汽车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活用中国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只是将后一句变换一下，突出了丰田车的无所不在，遍布世界各地，传达了丰田车质量好、销量大的广告信息，此广告语利用了中国喜闻乐见的名句，让很多中国人记住了这一广告语。较多广告语运用了仿拟的修辞手法活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这种手法是在已有词语的比照下，更换词语中的某个词或语素，临时仿造新词语的修辞技巧。如六神花露水的广告语：“六神有主。”“六神无主”本是成语，广告语将“无”改成了“有”字，形成语义反差，强调该产品能解除人们的烦恼，增加人们生活的欢乐与自信，同时也有一种幽默风趣的效果。这样的广告语比较多，如一抽油烟机的广告语：“专食人间烟火。”胆舒胶囊的广告语：“大石化小，小石化了。”《南方日报》一广告语：“春江水暖你先知。”这些广告语由于运用了仿拟手法，给人一种诙谐感，使人在笑意中记住了广告信息。

二、广告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广告语要打动消费者的心，就要遵从消费者接受心理，而接受心理往往与消费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尤其与价值观相关。有的广告语能为社会接受，并随之流行，就是因为它们与文化相融，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尊老爱幼、讲究人情礼节、祈福吉祥。很多广告语由于蕴含了这些价值观而受国人的认同与喜爱。如孔府家酒的广告语：“孔府家酒，叫人想家。”简单朴实的语言，蕴含了多少积淀于国人心中的思乡恋家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其成功之处就在于营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把酒与思家之情联系起来，让人感到家的温暖。再如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一广告语从语言角度并不怎么优美，但它的广告效果很好，就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人讲究礼节的心理，把送礼与脑白金等同起来，成为一种送礼的时尚。有的广告语利用中国重人情的心理而获得好的效果，如麦斯威尔咖啡在中国的广告语：“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好迪公司的广告语：“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宝化妆品的广告语：“朋友记心间，大宝天天见。”这些广告语传达了美好的人情关系，措辞亲切、自然，因而广为传颂。

从一些国外广告语到中国来的变化就能更好理解广告语所体现的价值观。法国干邑人头马酒，在欧美国家用的广告语是：“干邑艺术，似火浓情。” 把酒比作情火般浓烈，这样火辣辣的语句符合西方人情感的特点。到了中国用的广告语则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语句朴素动人，符合中国人好吉祥的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获得中国人的喜爱，广告语取得了好的效果。

三、广告语参与了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创造

广告是先导产业，是时尚的催化剂，广告在商品信息传播过程中，也传播着一种文化，倡导着一种生活方式，它说服人们接受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它驱动着人们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广告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商业文化，一种大众文化，其中的广告语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遵从，而且参与了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创造。广告语往往运用流行语，甚至创造流行语，传播一种新的价值观、思想感情，起到引领时尚的作用。

广告语往往紧跟时尚，敏锐地反映出商品市场的新动向和社会流行的文化心理，很多广告语喜欢运用新词新句，把握流行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传播一种时尚的价值观念。广告语如能反映大众的心声，那它就能广为传颂，成为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流行语。如香港铁达时手表的广告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一广告语不只是传播商品信息，而且传播一种流行的价值观，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这一广告没有在内地，但也流传到内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爱情观，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口头禅，当然也成为一些朝三暮四者分手的借口。内地也有很多广告语试图制造流行语，如动感地带的广告语：“我的地盘听我的。”伊利巧乐兹雪糕的广告语：“喜欢你，没道理。” 伊利优酸乳的广告语：“我要我的滋味。”蒙牛酸酸乳的广告语：“酸酸甜甜我作主。”达芙妮的广告语：“喜欢自己，表现到底。”安踏的广告语：“我选择，我喜欢。”威丝曼的广告语：“我自信，我时尚，我穿威丝曼。”361°的广告语：“勇敢做自己。”这些广告语满足了人们追求个性、追求时尚、张扬自我的心理，很能获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和认同。

总之，中国许多广告语体现了中国文艺特征和价值观，同时也参与了流行文化的创造，富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这些广告语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易为人们所认同和记忆，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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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步入90年代，室内空间设计在飞速发展，“传统”概念向模糊化发展，世界流行文化室内空间设计师越来越注重“共性化"的创造。室内空间设计更有几种引人注目之处，如大型复合商业设施的升级，历史文化的香味，自然材料的应用，高科技的应用，中国在近50年里室内空间设计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在国际新文化环境的创造方面予以更多的重视。

设计是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桥梁，人类寄希望于通过设计来改造世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和城市大量建设，给建筑师提供了无穷的设计机会。

室内设计作为一种学科随着与应用科学，艺术一起不断的深入发展，为人类提供更新，更进步的空间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理念，思维空间，从而推动着社会生活的精神文明进步，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为大众真实地服务着。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第一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扯起现代艺术设计大旗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使命，那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设计，则需要我们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探索和建立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从古到今，从原始到成熟，在发展形式上，属于时间维的纵向状态，趋向于潜伏期。与设计艺术相区别，艺术设计更多属于现状的研究范畴。属于空间维的横向状态。趋向于爆发期。可以说当设计艺术处于空间维的横向发展机会中关注的越多，受重视的程度就越大，那么潜伏期也就相应的爆发，其实目前我们所处于的中西文化的碰撞，正是设计艺术的发展爆发期。

对于一种潮流时尚的追求，是社会人们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而从事表达实现这一追逐的设计师行业的设计人不应只站在商业因素的左右去“巧妙”变化，更应该深入了解室内空间艺术设计的实际内涵，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种精神，彰显自己艺术修养和品位人生的态度，去引导时尚，真实地实现大众愿望而服务于大众，不只是简单的“迎合服务”的商业因素左右求全。

民族风格的新发展是一件让各国设计师们共同追求的课题，现代社会单纯的说某种东西是民族风格是会让人发笑的。新风格的出现也是新文化到来的预兆。运用传统的文化思想的香味，结合今天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作品自然会产生新的民族文化和风格，她的世界文化既民族综合创新探索追求。现代世界室内空间设计流行的风格就是民族共存，共追求的新风格。对传统的认识价值，包括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等等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历史。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部存在于空间环境之中的大型的、直观的、生动的、全面的史学书。

不断延续风格，潮流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相互贯穿与延续，深入考量，而不是把自己的范畴圈起来，在狭义的范围内玩起“设计”的游戏，这将在未来的工作效果与格局受到很大的拘束，这对刚刚投入到室内设计这个领域的设计人非常不利。所以设计师在将来的思维空间中以地方概念为出发，综合全面的学习多元化知识信息并能主动地融入与国际接轨的观点，检视设计方案，创造自己的风格，多元思维，全面，科技，生态的维系目标，必将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同行服务于大众，树立设计师自己的社会价值。

设计师本人就是一个比例尺。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必须拿出这个比例尺，对所处的空间进行比例、尺度的比较分析，时间长了自然成了一种职业的习惯。设计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对空间、环境、形态、比例观察而产生的一种职业习惯。

设计作品的表现手法异常之难是不难想象的。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设计要求，给人能够对话的引导是设计师在设计中寻求的道路。找到适合现代室内空间环境，探讨室内空间环境设计是每一位设计工作者在现时环境空间设计领域里追求空间表现的一个课题。

要改变、引导全社会对传统观念的新认识。在现实的环境里找出一条中国民族风格的新表现方法。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人的建造物里面肯定有适合今天社会文化的精华，努力去寻找定会找出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它为民族风格的发展发行了一张在空间设计领域中跨进21世纪室内空间设计的门票。

在室内空间设计物身上附加照搬古代文明符号，是设计上最要不得的东西。文明的历史香味飘进了现代建筑空间，同时香味也飘进了室内空间。而这种香味指在某种程度掺进传统的精神。它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消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时代风貌。这就是设计者今天要追求的时尚，它既要强调历史性、文化性，同时还要产生时代性。

认真对每一个细节进行分析，是对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水平综合评判的唯一标准。把握整体大方的形态，仔细刻画是势态、形态、姿态加强的重要视点。新一代设计师追求的应该是去掉镜框的作品，有新的构思。

设计师是提高修养、品位的时候了。对比例、尺度、色彩和造型的完美和谐与统一，是这个时代的要求，精品应该诞生在对环境和条件深入的调查与理解。 对维护传统风格、夺回传统风格、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设计心态应严加克服。积极探索，试图超越，设计观念的异彩纷呈是检验一个设计师的标准。

切记设计师匆匆忙忙，顾此失彼 建筑物在功能、构造方面，现代人比古代人更科学了，可空间、环境、形象、风格在当今社会里确实成了设计师的一大研究主题。

设计行业的更新 我国的室内空间设计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初具实力的职业设计人才宝库，无论从人数量和素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同样也面临着设计人才的更替，设计队伍重组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室内空间设计师作为一个热门职业的同时也存在着潜伏的危机。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室内空间设计逐步走上了正轨。同时出现了大批的年青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队伍面临着一个不可抗拒的人员交替。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室内空间设计师还发挥着作用，但队伍的中坚力量已由出生于5060年代的第二代室内设计师所代替。等到了进入21世纪，接力棒将传到80年代出校门的新一代室内设计师的手中。这一代的设计师们将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他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将决定中国室内空间设计今后创作及发展方向。

相信，21世纪的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将对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设计产生巨大震撼。人类的生活需求更趋于个人的“专有”。设计师是一个为各类人服务的综合产业。也许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会把我们今天所坚信不移的生活理念“砸”个粉碎，但我们如果已准备好自己的知识，坚信，室内设计将会给日益发展的人类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室内设计将更加“以人为本”，给人类更加关爱。

参考文献：

[1]《建筑师》1999年4月第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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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具有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另一方面界定了社会关系，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任何对商品的文化消费，都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一种仪式活动，文化传播更是一种仪式。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与社会区分

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他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最初掠夺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所掠夺的财富越大，权力就越大，因此拥有财富便成为荣耀的象征。不过，光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展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而获得别人对其的尊重，于是，“炫耀性休闲”成为公开展示财富与地位的首要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炫耀其休闲和无须从事劳动来显示其地位，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并不认识，似乎炫耀性休闲已经不足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于是炫耀性消费取代了炫耀性休闲。而这群人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他们的消费逻辑就是浪费，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这种消费不过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象征性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浪费来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写道：“显然，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社会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凡勃伦同时指出，这些新兴的休闲阶级就是通过将文化转化成自然，也就是仿佛他们商业上的成功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不一般。但是，这种显示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权力的卖弄，从显赫中产生了权威。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声望，又因为这一阶级站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广大普通文化消费者就会效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休闲阶级所树立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中挥霍自己，达到炫耀显示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处于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文化消费者永远都只想仿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休闲阶级。

齐奥尔格・齐美尔：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虽然齐美尔不属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流行和时尚的某些理论已经体现出了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方式的观点。

齐奥尔格・齐美尔1903年发表了《都市与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新的都市阶级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行事的本质内容，而在于其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的外表形式，从而通过其特殊的消费模式来展示其独特的个性，起到引起流行风尚的作用。而引起流行产生的结果便是中下层群体纷纷效仿上层群体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自己接近和融入上层群体的目的，而面对这样的形式，又给高高在上的上层群体以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处心积虑地去创新，再次制造新的流行趋势，从而保持自己上层人士的独特地位，将自己与广大的中下层大众区分开来，从而体现了齐美尔所解释的“流行……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流行是社会上层制造出来的用以与中下层区分的产物，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产物，更是扮演了社会区分的生产者的形象，从而维持了上层所需要的社会区分和差异，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具体的流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差异的产生从而使一部分代表着流行的人被区分出来，进而排除了其他的人群，显示了属于流行圈子里的人地位的与众不同。

而且，齐美尔在对时尚的界说中也谈到了关于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因为他认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的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这一理论也与他所谈到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是相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和流行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从齐美尔给时尚下的定义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时尚是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差别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这一定义正好揭示出了时尚的内部矛盾，即从众性和差别性。它一方面把大众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让不同阶层借此区分开来，这也正如流行一样。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存在于时尚和流行当中。

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洛文塔尔在1961年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大众偶像的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消费偶像观”。虽然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消费偶像观”却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而他的“消费偶像观”也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他在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传记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人们的关注兴趣已经由“生产偶像”转变为了“消费偶像”。而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其消费方式，于是，所谓的“偶像”为了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先让别人去诠释和理解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去共享这些符号，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独特性的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独特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中低阶级开始起而抄袭这些“偶像”的习性时，他们只好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消费模式。

让・波德里亚：“拟象与仿真”理论――象征交换符号观。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以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是本体，与现实无关。商品被符号的结构所制约，遵循了仿真的原则。商品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符号之间的区分性，也就是其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符号交换价值，而拟象呈现出来的关系不再是商品符号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而是符号交换关系。

波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的文

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与者，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与物质财富～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关系到作品含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差异，商品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需要的对象，人们的消费是符号，与他人形成差异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之一。人们用这种拟象的象征性来体现差异，从而与他人区分开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消费――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最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84年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导言中说道：“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有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有方式的社会条件。”“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布尔迪厄在他的书中区分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通道，仅仅以经济资本所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是脆弱的，因此。只要将经济资本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转化为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的阶级体系，那么既可以掩饰经济资本的正当化支配，又透过文化消费这种形式构建出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所需要的阶级区分的社会消费模式。所以他说：“对低级、粗鄙、庸俗、腐败、奴性的――一句话。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对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的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的，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在区分文化商品时其实也是区分自身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过程，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也被表现了出来。所以说，统治阶级对于高雅的、超功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广大劳动大众则对通俗的、实用的艺术品感兴趣。所以说，文化消费具有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十分关心这种差别的实际的差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差异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工具。他认为，人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决不仅仅单纯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他指出，品位决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品位会在分类的同时也分类着分类者，所以，我们被自己的分类给分类了的同时还用其他人的分类来分类其他人。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阶级”的标记。阶级统治虽然终究利用的是经济的手段，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所以要是想了解阶级统治的情况，就必须了解文化消费如何标示社会区分，即社会差异的制造、标示与维系。因此，社会差异的来源在象征上从原来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消费的领域。

文化消赘与模仿性质的消费

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让・波德里亚，他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此，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结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如果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那么，无论是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齐奥尔格・齐美尔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还是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的论述，均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社会上引起的文化消费风潮总是先由所谓的“消费偶像”创造出来的，他们采取炫耀式消费的方式将其文化消费模式展示出来，引发社会上的流行，造成中下阶层的群体效仿，从而引起对其文化消费模式模仿的文化消费狂潮。比如，当偶像造成了社会上对某种服饰符号的流行时，这时便会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对这种服饰符号模仿的印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当文化消费表现为一种模仿时，那么它便会体现出其另一面――盲目性，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文化商品本身。而是它带给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作用，盲目的文化消费在模仿形式的表现下，将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消费与文化创制

安东尼欧・葛兰西：文化主导权。虽然安东尼欧・葛兰西的思想阶段不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同样，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火花。

文化主导权理论出自安东尼欧・葛兰西1929年-1935年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

安东尼欧・葛兰西在文中指出，要想知道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意义。就需要深入探讨文化消费问题。他认为生产的过程和文化消费的活动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的。因为当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消费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而将商品加以挪用成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或者是其本身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能展示的。

而根据安东尼欧葛兰西的理论来探讨文化消费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对于“流行文化”的界说是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理论中最能

体现其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消费的观点。流行文化在现如今被视为文化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主导权”的主要领域。根据这个新的观点，流行文化是一个充斥着斗争与协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着争夺支配群体利益与争夺被支配群体利益之间的争战和强制贯彻支配团体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被支配群体利益的试图抵抗。葛兰西的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流行文化这个概念，从而使原来对于流行文化的两种对立的阐释中引入了一种处于中间的起到平衡作用的观点。根据“文化主导权”观点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既不是一种由下而上发起的大众阶级的文化，也不是文化工业所控制的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葛兰西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由下”而发与“由上”而发两种力量的矛盾混合，既是商业的也是真实的，一方面抵抗，另一方面被收编，从而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文化消费的行动中，如何被挪用、被创制出意义。这恐怕是商品生产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他们的商品生产只是仅仅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不是说生存条件不重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商品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中是怎样创制出了新的意义，从而充分认识这种实践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米勒：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这本书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第158～177页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这再次确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并非主张，某种相对一贯的现象，即所谓‘社会’受到了文化的扭曲或错误地表述；相反，我们可以不要这种优先主体假说，而直接讨论文化形式这种确实存在的、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在文化形式中、通过文化形式运作的。然而，要想使这种观点不至于倒退到对社会、对主体进行客观主义攻击，那么，我们就只能再次强调，文化的积极属性，就体现在它的对象化作用上。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前景上……”

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和消费创制文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被文化形式所运作。他还指出，文化必须同时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客体和主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交互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文化才被创制出来。正是在这种创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被文化所塑造。他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自我实现的潜能在于文化消费的实践，自我异化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在文化消费中，主体透过自我异化，可以从一个重新挪用的过程，走向充分的对象化。而这时主体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来熟悉自我。虽然文化工业生产了“异化的”商品，但是消费实践却有“潜力去生产非异化‘不可让渡’的文化”。所以米勒认为文化的创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同时他也认为，文化消费对于文化的创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此外，米勒也拒绝将文化消费的讨论重点放到商品上，而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到只是购买者而已。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对异化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加以挪用和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创造出来的商品，拥有不可胜数的多元性，相同的商品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无数的方式重新脉络化。米勒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乐观的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消费很少发展出所谓的理想模式，从某些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理想模式是以其潜能为基础的，但这却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常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消费学是很有必要的。

结语

篇(6)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化和现代传媒使得传统戏曲符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面临生存危机。国外通常采用将传统艺术符号与现代生活、现代传媒相结合或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时尚化改进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危机。就中国传统戏曲视觉符号的现代设计而言，可将现代元素引入戏曲符号的设计，将传统戏曲视觉符号整体现代化、时尚化并引入现代传媒，或对之进行卡通动画演绎，将传统与时尚相结合，在传统与时尚的融合中找到发展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道路。

中国传统戏曲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脸谱、服饰、道具、姿态等审美元素，它们曾经广为人知，但随着现代传媒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冲击，这些视觉符号和视觉语言正在逐渐远离民众的视野，巫待保护与发展。

一、传统戏曲文化视觉符号的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流行文化的冲击、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交流平台的演变，使中国传统戏曲失去了原本肥沃的生存土壤和发展平台。相对于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戏曲文化越来越难以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现代文化和现代传媒使得传统戏曲符号远离消费者。随着观赏方式的网络化和审美取向的现代化，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更熟悉现代电影、电视、网络中传播的艺术形象和视觉符号，如网络聊天中所使用的表情符号等，也更习惯于使用现代动漫中夸张变形的图案。在现代传媒设计中，设计师也更倾向于使用更现代更富于科技感的设计元素，而传统戏曲中的面具、脸谱、服饰、花纹、布景等视觉符号则随着传统戏曲的衰落而很难进入设计师的视野。

二、国外传统文化视觉符号应对危机的策略

1.将传统艺术融入现代生活

日本的茶道花道不单单是传统文化，更是高雅艺术的代表，成为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体。欧洲的歌剧交响乐表演以及美国的传统百老汇表演也同样是将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完美融合在一起，从而带动了整个艺术行业包括其传统视觉艺术元素在现代社会的复兴与发展。

2.将传统文化视觉符号带入主流传媒

韩国更热衷于将其韩服文化以影视时装秀的形式推向世界。他们在把握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后，寻找到与新兴艺术形式结合的方法，使其以更有魅力的变化了的新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从而使传统文化及其视觉符号在脱离固有基础的情况下也可以存在并发展下去。

3.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时尚化的改进

在传统文化相对弱势的东南亚各国，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将他们过去只有祭典和重大事件中才会出现的传统文化形式演变为融合高科技的庆典表演，将舞蹈等表演元素通过商业运作介绍给各国游客，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三、中国传统戏曲视觉符号的现代设计

中国传统戏曲视觉符号具有传统美学的视觉语言特点。传统戏曲中，华美的妆扮、程式化的舞台、扎实的唱念坐打功底，创造了一系列精美的演出艺术，其服装、面妆、道具、姿态、布景等传统戏曲的视觉符号，都可以与现今舞美、人物造型等视觉设计元素相互借鉴。

1.将现代元素引入戏曲视觉符号的设计中

布袋戏源出传统戏曲，以生旦净末丑为主要艺术形象。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戏偶的形象还引进了日本和美国的漫画人物、芭比娃娃、球形关节人偶，以及来源于电影、电视、动画片、博客、网络视频等媒介中的非主流艺术形象。但如果只是简单模仿时兴的媒体视觉符号元素，反而会丧失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和文化底蕴。所以，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可在保留传统元素代表性符号的基础上，将现代元素引入戏曲视觉符号的设计中，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如图1把传统的戏曲人物(1)进行重新设计，融入现代网络动画中的艺术元素，就成为具有传统视觉符号却符合现代审美特征的艺术形象(2)。

2将中国传统戏曲视觉符号整体现代化和时尚化并引入现代传媒

京剧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锣鼓、化妆、脸谱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程式，创造舞台艺术形象既用法谨严又丰富多采，从而使京剧视觉符号成为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可以将京剧题材中的视觉符号运用于壁纸、QQ表情、MSN动漫传情、动漫剧集等方面。图2是招财童子设计公司推出的现代京剧系列—我挂帅，将传统京剧的视觉符号作了时尚化处理，使人物形象特征鲜明而富有时代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将传统戏曲视觉符号进行卡通动画演绎

篇(7)

关键词：国际湿地文化节；会仙湿地；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284-01

桂林市政府近年强调“文化立市”，临桂县则倡导湿地与文化，这原本是符合桂林市作为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要求。该次文化节高峰会命名“国际湿地文化节”，邀请诸多知名专家、学者们对湿地保护提出见解或想法，例如从湿地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独特价值、有效利用、定位发展、产业链整合等方面，各抒己见，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这些构思仅仅是初步胚胎，要想进一步开展实施，还必须结合湿地实际，不断考察与论证。

而在文化节后，临桂县文化部门应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相关论文集或资料，这些整理后的论文稿，将作为以后湿地保护的重要参考文献资料。甚至可能的话，可将资料公开发表，引发更多专家与民众的深入建设讨论，以期碰撞出更多新的工作思路，并积极参与到湿地保护队伍中，使其群众基础更庞大，论证更充分。而现在看来，作为湿地的当地居民反而失去了话语权，其话语权掌控在专家、政府、资本家手中。

一、令人担忧的湿地现状

目前，会仙湿地面临诸多问题。如当地居民的围湖造塘、围湖造田，致使湿地面积急剧缩减；水源不足，经常造成湿地干涸萎缩与河道断流；水质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大量水葫芦蔓延；甚至，随着湿地小有名气，在硬件基础暂且没有完善的前提下，周边地区大量自发组织的散客前往游玩，将大量食品垃圾袋带至湿地，随意丢弃，造成大量白色污染等等。

其次，在文化保护与挖掘方面，地方文化部门保护意识仍没有形成，重视度较低，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前瞻性眼光与资金投入，导致放羊式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部分人员对于湿地文化价值理解较为肤浅、简单，相思埭古桂柳运河，它作为古代交通的水路，其发展有着一定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价值。但在新时期的今天，如何将运河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旅游休闲文化，这应当是本次湿地文化节的题中之意与文化价值核心所在。

二、湿地建设与运河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

1965年8月5日，由自治区文管会、博物馆文物普查工作队第三小组成员王炜岳、王绍鹏、黄爱琴、韦仁义，他们曾对“南陡河”（古桂柳运河）做了一次全面仔细地专项调查记录表。根据当地群众描述，工作队成员分析认为，诗句中所言的“龙王庙”庙址，应当在分水塘与分水西门闸之间，紧靠陡河与塘边的一块地上，而“虎仔桥”则应当是狗崽塘闸门上所建的桥，而该桥在上世纪60年代已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那现今睦洞村委境内的龙山山顶残碎的“重修龙王庙”石碑又当何解释？“虎仔桥”是否已被拆毁？“琳琅山”又是境内哪一座山峰？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许多。或许有人会质问，这些与我们所要建设的“国家湿地公园”有何联系？假如没有这些历史文化信息的收集与整理话，那此次举办的湿地文化节，内中的文化性何在？湿地的灵魂与精神何在？

卢沟桥，现留有一处“卢沟晓月”石碑，尚且给游人依稀念想。而建设国家湿地公园，更应当将运河文化深入挖掘，并纳入到湿地公园的建设之中，尽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还原古景，或根据古景设计相关主题文化旅游活动。而不至于，将大好的湿地文化鼠目寸光理解为“可供民俗表演。该次湿地文化节，由于活动时间长，环节众多。为了保证活动的举办成功，地方政府聘请的是北京相关文化公司策划，邀请一些娱乐流行明星捧场。其中所花经费动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还不计算临桂县政府的文化局、旅游局、广播电视局和交通局等动用的各方面人力与物力。

三、反思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