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货币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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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一是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二是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三是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四是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的货币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储备货币发行国(26个以上)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见，“完全可兑换”作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值得置疑。另外，《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每年均列出世界储备货币的构成，自欧元创立以来，《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约占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广泛的接受性”的标准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表达。

(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可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并非必要条件。

(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963～1975年问，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从现实中归纳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

以上我们通过比较日元成为储备货币时的条件否定了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三个。那么，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呢?比较日元形成储备货币的过程，本文认为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需要下述五个并不很难达到的条件。

(一)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持有这种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一必要条件。

(二)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与交易成本有关。一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贸易或资本项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国与中国有巨额贸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贸易资本流动)，该国外汇储备支付的大部分将用于中国，如果该国储备当局不储备人民币(假定人民币能用于贸易结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该国的交易将面临两重汇率风险，即人民币和美元两种汇率风险——有些时候，这两种风险可能是叠加的。而如果该国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则减少了一重风险，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对于日本和韩国(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均为中国)，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将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定中国是某一个实行钉住美元制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该国家的外汇市场上就会有大量的人民币交易，当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时，美元的汇率可能没有变化，因而为数不多的与美国贸易的进出口商没有汇率风险，而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因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面临汇率风险，从而使这种钉住失去了意义(钉住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多数进出口商的汇率风险——或称交易成本)。显然，这个国家至少应该将人民币当作其钉住货币的一种(要钉住，就必须先储备，否则外汇管理当局就无法操作，从而使钉住变成空话)。而如果这个国家将人民币当作钉住货币，当人民币升值时，它就不必对美元升值，从而使外汇市场上的操作变得更简单(减少交易成本)。可见，一国货币成为关键货币的关键是它的贸易(国际交易)规模，如果它的贸易规模足够大，就会有较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当这些贸易伙伴与该国的贸易占到其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时，钉住这种货币就顺理成章，储备货币自然形成。

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出现的前几位国际货币发行国——德国、日本和法国，其世界贸易额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可见，虽然交易规模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贸易规模更具决定性意义。

(三)允许境外非居民用本币存款账户结算一种货币虽然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但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也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另一个条件是：允许非居民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账户(而不是现金)。如果上述(一)和(二)两个必要条件已经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这种货币账户结算，必然导致这种货币的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国就没有理由不对储备这种货币的中央银行或相关机构提供清算服务。另外，前面我们提到，在日元成为储备货币的早期，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储备化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应该强调的是，这一条件与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性并不是完全相关的。从货币兑换的主体划分，自由兑换可分为四种，一是对本国居民的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二是对本国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三是对境外非居民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四是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上述分析表明，在这四个自由中只要实现了一、三两个，对于一个贸易大国，其储备货币的形成条件就已经足够了。日本早在1960年实现了第三种自由，但第一种自由却是在1964年才实现，第二种在1980年才开始实施，而第四种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实行对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出口总值在世界居前列(经济大国)，又实行固定汇率制，则其放开非居民的本币贸易账户就是放开了短期资本，而放开了短期资本就陷人了三难困境(trilemma)：失去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大国的货币要想成为储备货币，它的汇率必须浮动，否则它的货币政策迟早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制约。进一步，我们能不能说，实行浮动汇率是一种货币储备化的必要条件呢?就目前来看，所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都是浮动的。横截面的归纳似乎是正确的，但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德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然而它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实行固定汇率制；美元的中心储备货币地位也是始于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和克鲁格曼的“三难困境”理论，我们可以将第四个必要条件限定为：在牙买加体系下一个经济大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必须对主要储备货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浮动。这个命题不仅符合上述两个理论，而且也举不出反例。

(五)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马克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存在着长期升值的趋势(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种趋势给货币的持有者带来了收益，因此，人们愿意持有这两种货币。可见，长期的升值趋势对货币储备化过程的重大意义；而反过来，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货币是因为贬值而变为储备货币。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一种货币成长为储备货币的第五个必要条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须保持长期对外升值趋势或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准备状况

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象征，而且还有铸币税的收益。然而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一种货币能不能形成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发行国有没有能力提供储备货币。一国只有允许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才能成为储备货币，而让非居民持有本币账户就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短期资本市场，从而使该国将面临着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所以，一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经受住短期资本的冲击是它能不能形成储备货币的先决条件。根据克鲁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这种冲击，一个小国可以实行货币局制(实际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一个大国则只能浮动汇率。所以，开放本币存款账户和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个大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是非货币发行国政府是否愿意持有这种货币。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能成为储备货币，但最终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还取决于他国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国政府能否接受又取决于发行国本身的政治经济条件，即政治经济稳定、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和货币具有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三个条件。

人民币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又如何?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考查。

(一)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历经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动荡，19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危机冲击，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在向稳定点靠近；一系列体制的悄悄变革，使政治体制和经济运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结构；迅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政权稳定性得到了进一步保证。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人担心中国近期的政治经济稳定性。这一条件为人民币演化为储备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具备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础从1978—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14221．2亿美元，翻了69倍。尽管我国目前的综合实力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经是世界第五经济大国和第三贸易大国了，近几年，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惊人，2003～2005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分别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达23．4％，表明全年增长速度不会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长，不久将竞争第二贸易大国。此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11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蒙古、马达加斯加、贝宁、台湾和香港地区)。在这些经济体中有5个实行钉住汇率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世界外汇储备大国。另外，应该说明的是，中国与泰国在2000年曾达成货币互换协议，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一旦这些协议执行，人民币将自动成为储备货币。

(三)逐步升值的汇率演化尽管中国经济发动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币开始升值却是从1994年开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汇率并轨的超调结果，接踵而来的是1997～2000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对人民币的担心而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不仅保持了人民币与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而且因亚洲各国(包括日本)货币普遍贬值，使人民币相对升值。2003年中国经济在脱离了低迷之后呈现出繁荣，人民币预期的突然转向使其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突显，从此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都进入了逐步升值的轨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迅速普及，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命题，只要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过程不完结，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就不会完结。

通过上述第二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外国政府接受性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只要我国政府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人民币将迅速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政府不可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结算。因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2005年经常账户顺差和直接投资账户顺差就达2000多亿美元，如果我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外国的进口商为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利益，必将对中国进口企业提出用人民币结算的要求；而中国出口商为了避免使用外汇而遭受人民币升值的汇兑损失，也必将同意使用人民币结算，结果当然是中国多数出口将不使用外汇。假定有一半出口额用人民币结算，一年就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再增加3500多亿美元。因为非居民的人民币存款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资本账户上，也就是我国出现了大批的短期资本流入。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2．6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过5500亿(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见，我国不能放开非居民的人民币账户(因而导致人民币不能成为储备货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短期资本——外汇储备——货币政策三者的联动关系。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解除这种联动关系的方法只能是实行浮动汇率制。由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在货币制度上还不具备提供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条件。

四、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路径预测

近年来，我国通过吸引外资政策发展国际贸易，逐步实现了贸易额的世界前列地位，为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可当人民币临近国际储备货币的门口时，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摆脱这个陷阱，它必须乘上“浮动汇率”这个电梯，从陷阱里上来。在许多人看来，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的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目前由许多研究机构测算的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汇率立即由市场自行决定，则市场价格必升至5．4以下，调整幅度将超过36％。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这是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浮动(完全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一年多以来人民币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经升值了4．8％。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外汇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储备化的过程中各种必要条件之间的钳制关系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还需5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汇率。也就是说，从2005至2012年人民币将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并逐步对美元升值，最终逼近购买力平价，并逐步扩大浮动的区间，为完全浮动创造条件；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试行市场定价；再经过2年左右的试验，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和熟练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可能成为20个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一旦中国开放非居民的人民币转账结算，这些贸易伙伴国会主动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将迅速上升，在五年内(2020年)达到3％(排在日元之后)。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

综上所述，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并非遥不可及，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多数条件，少则6年，多则10年，“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就会变为现实。

篇(2)

2008金融危机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定的,而当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篇(3)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外汇储备； 美元困境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从2006 年起，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继2009年4月突破2万亿美元之后，2011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突破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然而当前中国这一巨额的外汇储备并没有为中国政府、央行及各界带来喜悦，相反却给我国带来诸多困扰。从国内来看，外汇储备的巨额扩张大大增加了对其持有的成本，并易引发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失灵。从国际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主要是以金融资产为主，而在金融资产中又以美国国债为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美元霸权仍为其主要特征。为摆脱危机，美国实施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债务规模急剧膨胀，这在帮助其经济走出衰退的同时，亦导致美元不断贬值，使得我国外汇储备面临很大的缩水风险。本文在此背景之下，从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角度剖析了中国外汇储备过度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由于现行的牙买加体系并没有摆脱“特里芬两难”，单一美元本位这一主要特征决定了其固有的非均衡性缺陷，且直接导致本位货币国家――美国与非本位货币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世界经济失衡。

（一）单一美元本位的不均衡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国为中心，美元是本位货币，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国家对美元形成高度依赖，致使美国经济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仍面临着“特里芬难题”：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对外经济规模扩大导致持有的美元增加，这就要求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其结果是美国大量输出美元，美元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要维持币值稳定，因而美国并不能持续逆差，这使美元陷入了两难境地。但是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美联储拥有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并且发行不受约束，仅需服务于美国国内的经济需求，这造成本位货币国家与非本位货币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尤其在决定美元供给和货币政策时，并没有充分考虑美元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关系，导致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汇率制度的不均衡

国际汇率制度失衡亦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的表现。随着牙买加体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浮动汇率制代替了固定汇率制，少数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实行独立浮动汇率。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凭借其经济发展优势，使汇率制度与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保持一致，并进一步通过汇率调整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力调整的主动权，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与依赖性，不得不实行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钉住美元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这显然会加剧其国内外经济的失衡，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陷入被动，也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下，美、日、欧等主要货币国家的汇率波动，极易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

（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不均衡

当前，各国政府仍然面临着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按照国际金融理论，一国国际收支均衡应该是维持与该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的经常账户余额。为此，政府有必要使用支出增减等宏观经济政策来使国际收支保持合理的结构。而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后，各国因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实施的逆差调节机制亦有所不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储备不足，在其经常项目出现长期逆差时，只能通过暂时性的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很难通过汇率调整或紧缩国内经济来进行调节。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则可以长期吸引短期资金的流入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同时大量输出美元。当其外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过大的偿债压力会引发货币贬值。国际收支逆差调节的不对称性使资金在全球的流动出现扭曲，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大量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监控和管理的有效机制，资本大规模频繁无序流动必然会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失去对本国金融的控制力，造成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职能的不均衡

IMF自成立以来，在加强国际货币合作，稳定汇率以及促进国际收支调整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形势的发展，IMF的某些职能已越发显示出其不均衡性，这主要表现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在IMF领导权中占主导地位，而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IMF中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而不易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同时也暴露出IMF应对金融危机的缺陷，其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先前缺乏一种有效的预警监控机制，无法有效地监督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而维持国际金融秩序。IMF往往以美国等大出资国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去考虑和制定政策，以它们的金融制度去度量其他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又没有发言权，所以IMF形同虚设，也缺乏足够的财力来为国际范围内流动不足的国家提供贷款，无法有效地履行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的职能。

二、中国外汇储备的“美元困境”

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大影响。当前中国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下，近几年连年实现双顺差、高储蓄，进而导致巨额外汇储备。尽管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在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等方面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高额的外汇储备一直是被视为“双刃剑”，大幅增加的同时会给国内外经济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我国外汇储备总量很少，大部分年份外汇储备余额不超过50亿美元。90年代初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汇储备有了一定积累，1990年年底外汇储备规模首次突破100亿美元，随后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这带来了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1996年外汇储备规模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贸易顺差及外商直接投资也相应增长，国际收支连年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我国外汇储备开始进入大幅度增长阶段。从2006 年起，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继2009年4月突破2万亿美元之后，2011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突破3万亿美元（如图1所示），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

（二）中国外汇储备的“美元困境”

与中国的“双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连续出现“双赤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包括7 000亿美元金融援助计划在内的经济刺激方案；同时，美联储于2009年3月大举收购美国国债，实行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帮助本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同时，亦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美元不断贬值。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此举必然通过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进出口贸易，从而影响到其他国家经济，中国未能幸免。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失衡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增加的外汇储备又反过来受制于美元，面临缩水的风险，同时对国内经济也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产缩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其绝对比重仍然较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2011年第2季度，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比例依然高达60%。目前，我国拥有约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资产，其中主要以金融资产为主，而在金融资产中又以美国国债为主，占了1/3左右。我国从2008年9月开始首度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海外持有国。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报告（TIC）显示，截止2011年9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总计11 483亿美元，从近几年变化趋势来看，总体上有减持趋势，但变化并不明显，如图2所示。2011年8月6日标普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负面，中国将因此面临外汇储备缩水风险。

2．金融安全。一国外汇储备增加意味着在外汇市场上，对外汇的供给大于需求，而对本币需求大于供给，因而本国货币相应升值，外国货币相应贬值。因此，在持续的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很大的升值压力。自1994年1月到2011年10月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到34%，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则基本一路走低，如图3所示。

人民币与美元的这种相对变化趋势吸引了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10 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2003-2010年，我国经济总体呈现高速发展势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强化，“热钱”合计净流入我国近3 000亿美元。热钱的大量流入会直接冲击我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威胁国家的金融安全。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存在一些漏洞，如金融制度尚不健全、金融政策尚不完善以及金融市场尚不完整等，热钱的进入一方面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增加了国内金融市场风险；另一方面，热钱的大进大出对我国的经济稳定与安全亦造成严重威胁。

3．通胀压力。外汇储备的较快增长意味着外汇占款在较快增加，央行为了进行外汇冲销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相当于向市场投放了与之相等的人民币。截止2011年10月，我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汇率换算就有20.75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这意味着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增加，国内物价不断上涨，自2009年以来消费价格指数一路攀升，如图4所示；同时，基础货币增加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推高了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吸引了大量国际游资的进入，从而继续推高我国外汇储备总量，形成恶性通胀。为避免通货膨胀，央行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政策，这又会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流入，结汇后又会形成更多的基础货币投放，通货膨胀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4．宏观调控难度加大。为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防止因大量购买外汇而引发资产泡沫，中央银行要采取经常性的对冲操作措施，来对冲增发的货币量。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在高速增加，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使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与独立性削弱，并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主要对冲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等，2006年以来央行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是这一政策工具反应比较灵敏，对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易经常和轻易采用。另外，央行在对冲操作中也可能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行票据，这虽然冲销了部分过剩的流动性、紧缩了银根，但同时又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进一步刺激了投机性外汇的流入。因此，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以及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央行的冲销成本越来越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越来越弱。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前已述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不无关系，因此为减轻外汇储备过度增长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国首先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特里芬两难”使得任何一国的货币在充当唯一的国际货币时处于两难境地。因此，中国应该倡导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为此，中国应从参与区域货币合作做起，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以改革当前美元一家独大的不合理货币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国，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互换，完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从而削弱美元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国内资本市场，阶段性地实现人民币迈向区域性货币的目标。

（二）完善对外经贸战略，改善国际收支平衡

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来自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顺差的产生是粗放型的，主要出口产品价格低廉，但是能耗较高。因此，应当促进加工贸易尽快转型升级，对高耗能、低层次的加工贸易规模加以控制，抑制其顺差的增长；同时适时扩大进口，以改善国际收支平衡。这在降低外汇储备增速的同时，还可以缓和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适应我国经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转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在资本项目顺差方面，应当提高实施“引进来、走出去”对外发展战略的水平，更好的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同时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鼓励居民对外投资，提供用汇便利。

（三）优化外汇储备币种结构

我国外汇储备结构单一，美元资产占相当大的比重。前已述及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我国外汇储备总量的1/3左右，其中的中长期债易受美国通货膨胀、美元贬值等的影响，存在较大风险。为了防范汇率风险，我国应该根据国际收支的具体情况以及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变化，逐步削减外储中的美元占比，适当增加欧元、日元等币种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并根据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金融状况以及本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支付需要，及时调整和重新安排储备币种结构，实施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与此同时，适当增加黄金储备、石油、有色金属等战略性能源储备和粮棉油等重要商品储备。高速发展的经济对各种基础资源需求巨大，随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的逐渐紧缺，保障能源供应已是一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在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的时期，可以适当利用外汇储备分批次购买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同时，结合国内扩大内需的需要，亦可将储备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先进设备制造和技术等领域，以进一步缓解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

（四）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经济运行已趋于平稳，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放宽人民币的浮动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不仅可以降低公众对汇率失调的心理预期，而且可以增强汇率对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能力，汇率的双向自由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且能够抑制套汇型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中央银行有选择性的干预，在不同阶段可以设定一定的目标区间，只有当汇率超出这个目标波动区间时才进行干预，进而减少贸易顺差到外汇储备的直接转变。

参考文献：

［1］ 余永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保值［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12-18.

［2］ 张明，何帆.美元贬值背景下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J］．中国金融，2006(10)：63-64.

［3］ 张明.次贷危机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6)：74-80.

［4］ 王三兴，杜厚文.东亚地区超额外汇储备的深层次原因探讨［J］．经济研究参考，2009(2)：48-56.

［5］ 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2008(10)：4-10.

［6］ 张博.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优化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9.

［7］ 严玉华，我国外汇储备高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基于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视角［J］．时代金融，2008(6)：14-15.

［8］ 王群琳，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8(9)：73-79.

［9］ 卢爽，世界外汇储备结构概览及比较分析［J］．中国货币市场，2010(2)：22-28.

The “Dollar Trap” of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Under the Imbal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MENG Xiu-hui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China）

篇(4)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他希望结束美元时代。这不是恐吓，周小川严肃地提议用一种储备货币来抗衡美元的地位。他的观点值得一听。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体接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不要耗尽外汇储备。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也积累了巨额的外汇资产，用来应对未来的紧急情况。

然而，中国积累了太多美元计价的证券，使自己对美国的风险敞口过高。当美国政府将国内经济需要摆在债权人利益之前，中国方面担心，未来可能的通胀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正如周小川所说，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发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来创立一种超级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是IMF的内部储备资产)。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并让更多国家接受，他建议拓宽特别提款权的用途，将收支盈余国家的部分外汇储备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加上其他必要的改革措施，这一计划也将授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的权力，使之行动更加灵活。不错的建议。

中国资金流向西部，

即使你经常关注中国的新闻，也有可能没听说过重庆。这个迅速发展的直辖市位于扬子江畔，人口3200万。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和物流基地，重庆标榜自己是“中国西部的通路”。该城70％的人口是农民。尽管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但重庆市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北京或上海等城市的水平。然而，重庆和很多规模较小的内陆城市却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所在。这种变化来自于政府的决定：中国政府将重庆视为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中心地区，意将中国未来的发展由沿海转向广阔的内陆。

目前，伴随着沿海出口模式的受阻，北京方面已经具有全力推动该战略的资本。政府计划提高大部分位于内陆的75亿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将他们转化为消费者。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家电下乡”活动，向广大农村地区折价销售电视、手机和电脑等家用电器，甚至还向更新农业交通工具的农民提供财政补贴。同时，重庆和其他内陆地区正兴建新购物中心、电影院等设施。

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初见曙光?

中国有句谚语：“众人抬柴火焰高。”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七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当中，每个国家都应出一份力，重新点燃全球需求的火焰。中国经济的刺激方案总量虽比去年十一月宣布的要少，但仍居世界首位。作为GDP的一部分，美国预算赤字将是中国的四倍，但并不意味着它的需求刺激更大。

然而，由于许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由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操办，并由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刺激的真正效果可能会下降。王涛(音译)预计，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减税政策、消费补贴以及对医疗保险投入等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投入将达到09年GDP的3％。再加上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出，总计可能会达到GDP的5％。

中国对铁路、公路、电网的投资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2007―2009年前两个月，实际固定投资总额比上一年增长30％，铁路方面的投资更是提高了三倍。外界一直批评中国的刺激方案以投资为主，而非消费，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短期之内促进需求最行之有效的方案。

新的购物强国

中国2月份的贸易盈余急剧下滑，工业生产降至新低，电子产品消费显著放缓。伴随着工厂关闭，数百万人已逃离深圳和其他东部城市。听到这几则新闻，客户们纷纷发送电子邮件，要我对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发展前景做出最新预测。每个人都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被我们称为“金砖”的梦想已濒临破灭。

答案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我几年前曾预测，“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5年超越西方七国集团，现在我相信这种转变速度将更快――到2027年即可变为现实。让我们看看对四国中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中国所做的悲观预言吧。那些预言者没有提到，中国2月零售额增幅上升到15％，迅速回落的零售价则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实际收入。

政府正通过基础设施投入刺激消费，北京方面已宣布了一项扩大医疗保险涵盖范围的重大计划，这有可能使中国人积攒的巨额存款最终得到释放。2008年，中国的股票市场跌幅超过60％，在11月到达谷底。自中国宣布了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后，股市比去年11月的最低点已上升了30％多，令已缩水50％的美国股票市场相形见绌。

产能过剩令中国进退两难

部分企业高管和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巨额投资可能会加剧从钢铁到石化等各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鉴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重要性，闲置工厂的增加可能会加剧世界范围的竞争压力――随着中国的工厂将过剩的产品销往海外，从而引发贸易争端。美国和欧洲钢铁企业已经在考虑实施进口限制。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中国现在已经在经受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困扰。现在增加投资，仅仅为了让一些企业维持下去，这有可能威胁到未来多年的产业基础。他表示，中国有关部门看起来低估了产能过剩的严重性，部分原因是他们太专注于促进经济在短期内增长。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也是第三大汽车生产国。钢铁、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供应量超过了国内和国外的需求。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截至本月，中国约有30％的铝材、20％的水泥和平板玻璃，以及70％的半导体生产是闲置的。中国政府推出的人民币4万亿元投资计划试图解决部分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增加公共工程的建设，政府可以增加对钢铁等产品的需求，进而降低闲置产能。不过，由于政策制定者也放宽了银行贷款，并批准石化厂等大型项目的建设，刺激计划最终可能会造成产能增加。

中国和白俄罗斯将互换

价值200亿人民币的货币

中国中央银行和白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在三年内互相交换价值200亿人民币(折合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的货币，这将使中自两国贸易结算结束使用美元或欧元，而采用本国货币。

白俄罗斯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德拉日多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协议签署的最终目的是两国结束使用第三方货币来进行两国商业往来的结算，为此我们将和中国交换货币，此举将大大刺激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德拉日多夫行长还表示称，中自两国将继续签署相关协议，使得白俄罗斯方获得的人民币能够纳入白俄央行的银根储备系统。

目前白俄罗斯国内外汇储备仅为38亿美元，中自两国货币交换总额达到白俄外汇储备的近80％。去年12月中国与韩国签署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这也是央行自此次金融危机以来首次与其他央行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而后，央行于今年1月20日与2月9日，又分别与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了额度为2000亿元、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纳米技术大步迈进

从食品、服装到药品和军事领域，纳米技术拥有改变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各个生活层面的潜力。作为一项以原子标度发展新型材料的科技，中国注定将占据纳米技术最大的市场份额。

中国在该技术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从1999年起，中国每年投入到纳米研发的资金都以每年超过20％的增幅递增。而政府宣布的400亿英镑经济刺激计划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研发费用，其中120亿英镑将投入到该领域。“整体的趋势不可逆转，”英国皇家学会科学政策中心主任詹姆斯・威尔斯顿说，“无论是在研发和投资，还是在表现活跃的科学家方面，或者是论文和专利方面，中国都紧跟着最发达的国家。”

如今中国发表的纳米技术论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南部的深圳，纳米技术工厂蓬勃兴起，生产的产品包括吸收废气的路面材料和可监控健康状况的纳米制衣。“纳米技术的应用领域无限广阔，”威尔斯顿说，“中国之所以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发展是因为它更接近市场。”

中国延迟实行IT强制公开制度，日美欧仍表示强烈担心

中国政府表示将延迟实行强制企业向政府公开信息科技(IT)产品机密信息的相关制度。此举出台背景是因新制度会泄漏企业的机密信息，而受日美欧等强烈批评。但由于强制公开制度本身并未被取消，且其具体条款会做如何调整尚不明确，各国警戒感仍未缓解。

篇(5)

幸运的是，美国国会证明了邱吉尔的话是对的：“我们相信美国人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他们用尽了其他所有可能的办法之后。”美国国会在面临违约的最后一刻同意提高债务上限。

独立风险分析师克里斯・维伦（Chris Whalen）作出了精明评论：美国债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利差现在是68个基点，相当于BBB级债券，而不是AAA级。会计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评估存在差异。黄金价格仍在上升，日元和瑞士法郎面临着升值压力。金融市场的表现和政治家们讲述的故事并不相同。

这些波动呈现出一个基本态势。储备货币中央银行努力通过印发钞票来复苏经济，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在尽力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近期经济增长的预期在不断下降。事实上，就算没有鲁比尼预言的另一场“完美风暴”那么严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滞胀风险仍在向着大于50％的概率攀升。

发达国家已经滑向所谓的日本式流动性陷阱。这一流动性陷阱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当利率低至零时，财政支出和流动性注入措施已无法复苏经济。严格来说，流动性陷阱发生在货币政策失效的时候。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这一陷阱进行过最多的研究，2008年12月，他在论文《流动性陷阱中的最优货币政策》（Optimal Fiscal Policy in a Liquidity Trap）中建议，“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时，政府支出应该扩张到恢复完全就业的水平。”

问题在于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达到了财政扩张的上限，而且货币政策似乎不起作用，接下来该怎么办？

有充分证据表明，发达国家政府已经达到它们的债务限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数据显示，全球政府债务净额总值从2007年的21.9万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34.4万亿美元，增加了57个百分点。到2016年，这个数字可能再增加40个百分点，达到48.1万亿美元，以极快的速度在十年内翻一番。当然，这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债务的上升，其债务占到所有债务的86％。

金融市场越来越担忧美联储会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6年底的8550亿美元翻了两番，到2011年5月底达到了2.8万亿美元。传统经济学仍将政府行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忘记了中央银行在承担不良资产或担保银行系统时的货币创造同样是准财政行为。这意味着政府印发货币和中央银行印发货币没有本质的区别。

换句话说，在计算政府债务时也应该加上中央银行债务。这带来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果中央银行同样担保影子银行系统，那么隐性国家债务也得包括影子银行负债。当然，你可以论证最近的金融和监管改革有可能降低影子银行破产的可能性。但至今为止，影子银行负债仍未被计入发达国家的货币统计数据，甚至《巴塞尔协议III》中的计量方法也没有特别将其包括进来。我们至少知道，影子银行的风险不为零。

以上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金融系统风险仍在不断上升，尤其是来自线下项目负债的风险。以传统的全球金融负债计量为例，根据IMF数据，2002年至2009年间，传统金融资产的全球总量（即银行资产、股市资本总额和债券市场规模）从GDP的467％下降到418％。大部分原因是股市价值的缩水。

但衍生品市场的情况如何？在同一时期内，衍生品市场的估计价值从GDP的4.6倍上升到了10.6倍。尽管一些金融工程师会质疑名义价值衡量的不是真实风险而是杠杆率，因为从金融衍生品的市值总值看，在过去七年，风险从GDP的19.9％上升到了37.3％。

新兴市场是否有增长的希望呢？中国、印度和巴西市场都呈现出过热的迹象，对增长减缓的预期占主导。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已开始收紧债务并提高利率，同时这些国家汇率的名义值和实际值都在上升。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确保了这种情形的发生。因此，他们必须放慢经济速度，防止通胀率上升。

篇(6)

关键词：PBL教学法；设计核心问题；开展小组讨论；国际金融

作者简介：孙伍琴（1962―），女，浙江宁波人，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5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27-02

《国际金融》是我国金融学专业的经典课程，是学生由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学习转向专业基础平台课程学习的桥梁，在金融学本科专业课程中具有基础、核心课程地位。但在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的感受是：“难”――学生尚没有建立金融学科的知识框架，不好理解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汇率决定、货币危机等知识；“杂”――涉及内容包罗万象，如国际收支、外汇与汇率、国际货币体系等；“远”――大量内容都属于宏观现象，距离实际生活较远，学生缺乏感性认识；“热”――汇率、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内容都是经济热点，学界、业界争论不一，且又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重点。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本课程的框架与逻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本课程尝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探索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简写为PBL）教学法，即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

一、PBL教学法的内涵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简写为PBL）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的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课堂讲授和小组讨论，使学生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PBL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医学院的综合课程教育，后来扩展到包括教育学院、商学院、工程学院的教学改革中，现已成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教学方法。

PBL教学法的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以问题为学习的起点；二是问题没有固定的解决方法和过程；三是鼓励小组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四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职责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五是强调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

不难理解，面对我国“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心，采取大班全程灌输，学生始终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教学现状，引入PBL教学法有利于贯彻以人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促使教学过程完成以下替代：以学生为中心替代以教师为中心，以重能力培养替代重知识传授，以小组讨论和教师指导式教学方法替代传统的课堂讲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二、PBL教学法在《国际金融》中的应用

针对《国际金融》基础、核心课程地位和“难”、“杂”、“远”和“热”等特点，尝试的PBL教学法包括三个环节：一是设计核心问题；二是建立学习小组；三是开展小组讨论。

1.设计核心问题

设计核心问题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搭起课程的知识架构和内在联系，便于自主学习。《国际金融》旨在研究一国如何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其内在的知识路线可图示如下：

由上述知识路线可知，《国际金融》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以国际收支为切入点、汇率为核心、国际协调为条件，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包括国际收支、外汇与汇率制度、内外均衡及其调节、国际资本流动与危机以及国际协调与合作等五大知识模块。为此，在教学过程中，运用PBL教学法，设计了三大核心问题：（1）国际收支及其平衡；（2）外汇与汇率管理制度；（3）经济全球化下金融危机与治理。

2.建立学习小组

建立学习小组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收集、分析相关资料，以感受和体验知识的生产过程，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学习小组要求自愿组合，每组5人左右，确定1名组长。根据课程设计的核心问题，小组成员合作查阅资料、撰写小论文、制作PPT、参与课堂交流。

3.开展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围绕核心问题展开。在课堂交流过程中，又将所有的小组分为发言小组和质疑小组。发言小组推荐一位同学先发言，小组其他成员作补充或总结；随机抽取质疑小组的同学进行提问或点评。每次课堂讨论结束后，由老师对讨论主题内容、讨论情况作点评和总结，各小组分别作出自评和互评。

三、《国际金融》PBL教学法实施效果

PBL教学法强调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运用PBL教学法，《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创新与特色有三：

一是通过设计核心问题为同学搭起了《国际金融》课程的知识架构和内在联系。如开放经济必然产生对外收入和支出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平衡与不平衡状况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会与内部均衡发生矛盾和冲突需要通过调节以期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从而启发同学去感悟《国际金融》中因开放经济引起的内外矛盾等难以理解的内容，利于解决《国际金融》“难”的问题；利用《国际金融》的内在逻辑，帮助学生理清内外均衡、内外均衡需要利用汇率作为调节手段、内外均衡的实现需要国际协调与合作等知识模块之间的联系，从而让学生体会到内容庞杂的《国际金融》其实有迹可循，利于解决《国际金融》“杂”的问题。

二是通过学生自己收集、分析相关资料以感受和体验知识的生产过程，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能力。以分析比较各国国际收支及其实现途径为例，一方面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特征、动态变化趋势及其综合平衡实现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小组交流，还要求学生去认识和思考不同国家国际收支特征与该国实体经济（资源禀赋变化、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等）之间的关联、储备货币国与非储备货币国之间的资金融通关系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收支结构的福利意义等等。这一过程不同于传统教学法那样，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系统、连贯、完整的“绝对理论”，而是通过“问题”促使学生去阅读大量的课外资料，启发学生去思考本门课程的相关问题，进而通过交流与讨论，鼓励学生创造性地提出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和理由，最终理解和解决问题。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关心、理解大量离实际生活较远的宏观货币金融问题，利于化解《国际金融》“远”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交流与讨论，使学生也关注到了国际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及其各国的应对策略，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利于体会《国际金融》“热”的问题。

三是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和开展小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小组中的每一同学一开始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不一，从而解决问题的路径也不同。在准备小组作业过程中，小组成员先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并通过多次研讨形成共识。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小组成员必须群策群力，互相配合。

当然，由于中国学生长期习惯于以上课听课记笔记、下课自己看书复习为途径的个体学习，而要求他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合作学习，一下子还不是很适应，主要表现在很多应该由小组成员共同讨论完成的学习环节，事实上落实到了个别同学身上，即存在“搭便车”现象。但要相信：学生正处于学习的好时光，且可塑性大，只要引导得当，并且给予鼓励，PBL教学法将促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真正实现“互动式教学”。

参考文献：

[1]江捷.美国大学的“自由学习”及其启示[J].教学研究,2011,（06）:85-88.

篇(7)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