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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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经济内涵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政策问题。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税费征管体制、人口结构等现实条件相适应。因此,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制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近年来,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值得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更加务实地对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由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要求国有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地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养老基金由企业统筹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然。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

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该模式要求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事实上,我国采纳了世界银行倡导的“三支柱”模式,即强制性的现收现付制作为第一支柱,强制性的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缴费工资的13%由企业在税前支付,它将保证缴费15年以上的职工在退休时获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按缴费工资的11%缴纳,当职工退休时每月可得到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的1/120。作为第一支柱的统筹账户和第二支柱的个人账户,可合计提供58.5%的目标替代率。①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企业统筹走向社会统筹;二是从单一的现收现付制走向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三是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将非国有企业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适当调整了缴费率和养老金的替代率,纠正了养老保险体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问题,疏通劳动力流动障碍;应对人口结构不利变动对现收现付制的挑战,削减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尽管已有的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多支柱模式的优越性,以及通过模拟研究②论证了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型的现实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在运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预期之外的问题。

1.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巨大,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

由于现行的部分积累制是在现收现付以及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要求当前工作的一代不仅要承担上一代的养老责任,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成本。

对于改革之时已经离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间经历制度转换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参加工作的“新人”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③进行区别对待。即已经离退休的“老人”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用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对于“中人”,新制度规定将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他们所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与他们在改革之后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差额也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这样,“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来源就成为一笔“历史债务”(即转型成本),如国务院体改办2000年测算的结果为67145亿元(何平,2001)。[3]

现行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养老保险费的实缴数额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统筹账户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因此个人账户的基金几乎全部被挪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而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即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在名义账户下,资金的回报率是由政府规定的,而不是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这样,从根本上看,现行养老保险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2.缴费率相当高,企业和工薪阶层负担沉重

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平均养老保险费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目前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缴费水平(为10%),甚至高于国际警界线(20%)。根据对OECD24个国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统计,只有丹麦(24.55%)、意大利(29.64%)、荷兰(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高于中国(孙祁祥,2001)。[4]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基数的方式向职工转嫁部分社会保险费(转嫁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过高的缴费率无疑将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并形成缴费企业与未缴费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在现行制度下,企业职工除了须缴纳“四金”(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外,还须缴纳不菲的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再分配功能的资金来源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工薪阶层。这种状况对于培育中产阶级,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利的。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高缴费率主要缘于提供了过高的社会福利,即所谓的“福利病”(同工资一样,社会福利水平具有很强的刚性),我国的高缴费率则主要在于庞大的转型成本——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覆盖面、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过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老龄化问题,事实上并非造成高缴费率的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老龄化将带来的高赡养率的担忧。

3.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扩大覆盖面举步维艰

当前企业拖欠、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非常严重,近几年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至1998年,收缴率分别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龚秀全、黄胜开,2002)。[5]截至1998年底,企业共欠缴养老保险费302亿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亿元,相当于当年养老金发放金额的20%。而且,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进展也乏善可陈。1999年,国务院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加速把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包括到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中来。但直到2005年底,养老保险参与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间(见表1)。覆盖面未能顺利扩大,直接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到1997年底,93.9%的国有企业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参与率为53.8%,其他所有制企业只有32.0%,事实上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二是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参保职工人数上升了78.8%,而参保离退休人员则上升了168.2%,负担率提高了50个百分点。

在现实中,企业逃避缴费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过高的缴费率、有效征管体制的缺失,则大大增强了企业逃避缴费的动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逃税漏税现象本来就非常普遍,更何况是以“费”的形式进行征集的养老保险基金。

从职工个人方面来看,由于当前的工薪阶层不仅成为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且现收现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和过低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积极性,难以有效形成职工对企业缴费的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县或地、市级政府)在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是实际的管理者,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将使它们失去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显然,在它们拥有对养老基金控制权的时候,它们有积极性向企业收取养老保险费;而在它们丧失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之后,它们的积极性将相应降低。此外,在省级统筹的运作中,省内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也会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盈余被拿去与其他县(或市)分享,这个县(或市)将不会有实现盈余的积极性;反之,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来自统筹基金的补贴,这个县(或市)也不会设法去消减赤字。

4.其他存在的问题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其他问题还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率、省级统筹进展缓慢等。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年报为例,其历年的投资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而自1997年国务院要求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以来至2000年底,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只有5个省,17个省通过省级调剂金进行上缴下拨,8个省还没有建立省级调剂金或者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但没有运作(赵耀辉、徐建国,2003)。[6]过低的投资回报率大大打击了职工对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信心,甚至使个人账户的缴费异化为某种税负(由于资金回报率低于其机会成本);省级统筹难以实施,则不利于调节省内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养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

综上所述,个人账户空账、缴费率过高、拖欠及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是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拮据表现为个人账户空账,并产生了提高缴费率的要求;过高的缴费率又大大增强了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动机;而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养老保险费的顺利征收,并使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难以实施;最终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运作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实践中遭遇的严峻形势所折射出的现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于执着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财务平衡。面对巨大转型成本的现实,政府没有必要拘泥于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而失信于民。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并不是社会保障资金的惟一来源。除少数国家(如德国)的社会保障税能够完全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只占社会保障支出的较大比重,个别国家(如加拿大)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资金来源(如国有资产的变现所得、税收收入、国债筹资等)用以支付转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养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现行制度设计中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从实施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过8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4);部分地区如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养老金替代率均超过了100%,甚至出现了一些在岗还不如退休的情况。从人均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现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养老金领取条件过于宽松。主要表现在对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把握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达到减员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国27个产业部门相继制定了1800多个特殊工种名录,规定特殊工种职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应用,继续沿用这个20年前制定的标准并不完全合适。不仅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减员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有意放松了对提前退休审批的管理,从而导致一大批产业职工提前退休,过早地加入领取养老金的队伍。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来看,新制度中缴费满15年、旧制度中工龄满10年即可领取养老金这一政策标准,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也是相当低的。

第四,对制度实施方案的操作难度缺乏充分的估计。现行制度设计不仅建立起了一个拥有较高目标替代率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体系框架,而且还指望由当前工作的一代承担起巨大的转型成本,但对于企业和职工能否承受由此带来的高缴费率以及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却似乎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部分积累制的强制性个人账户客观上也加重了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比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更优的选择。

由此可见,过于简单、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设计,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现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政策设计者过于迷信理论模型的论证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深入了解;忽视对我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上、下级之间博弈行为的考察。

三、反思与相关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即使经过貌似严格的理论论证和数据模拟,一个制度的设计如果缺少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它也难免会在实施中遭到失败。这是值得我国理论界深刻反思的。总的来看,过去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从纯粹理论的层面对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进行比较,或探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福利效应及应对措施;而在运用数学模型和数据模拟方法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则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对于从假设条件引出的结论与现实的差距缺乏客观的分析,表现出热衷于理论探讨而疏于关注现实国情的倾向。

在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较中,学者们较倾向于认为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具有挤出效应,减少了资本的形成,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Feldstein,1974);[8]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并认为从现收现付制逐步向基金制过渡乃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的挤出效应以及这种挤出效应有多大,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得到严格的论证。而且,国民储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降低储蓄率、扩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的动态无效率问题(袁志刚、宋铮,2000)。[9]对于现收现付制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它难以在一个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中得以维系。但从根本上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体系只不过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当前的产出。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过去缴纳养老保险费获得分享来自当前工作一代的转移支付的权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资本所有权证获得分享当前工作一代提供的产出的权利。两者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可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灵丹妙药(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龄化问题上,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的区别只不过是基金制将问题抛给社会,而现收现付制则由政府承担起责任而已。

实际上,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在实践中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导致企业和职工逃避缴费,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基金制则缺乏再分配功能,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等缺陷,使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证。从这一点来看,基金制已基本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功能。

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考验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如上所述,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造成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负担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龄化问题,而是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职工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下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来临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构成的压力,显然远大于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是使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险体系)上加霜罢了。

在有关养老保险的理论探讨中,学者们大多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来进行分析,如对现收现付制与国民储蓄关系的论证、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缴费率和统筹比例的参数设定,等等。[11-12]但是,代际交叠模型的论证依赖于退休一代不留遗产的强假设,而这与现实情况是明显不符的。在现实中,人们有种种理由在死亡时留下遗产,例如:(1)遗产动机是普遍存在的;(2)人们无法准确知道自己何时会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残值一般会成为遗产等。在养老保险体系设计的数据模拟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在模型中设定有利于自己结论的假设条件和参数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认为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理所当然地将高于真实工资的增长率。事实上,在古典经济模型的理想状态下,两者应该是一致的;而从我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真实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五年期国债的实际利率(袁志刚、封进,2004)[14],从而基金制是比现收现付制更好的制度选择;而支持现收现付制的学者则忽视了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隐含了养老保险费能够顺利收取的假设。

综上所述,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设计者不应无主见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更多地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中国的现实国情适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设计方案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认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纠正由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财富在不同的收入阶层和代际之间再分配;三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短视行为,即所谓的“家长主义”。但从市场失灵和家长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显然不如医疗保险充分;特别是对于基金制来说,除了具有家长主义的含义之外,政府几乎再没有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而事实上这种家长主义的强制储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没有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养老积极储蓄)。相比较而言,现收现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适合作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方式。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且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缺乏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经济条件下,面对显而易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一个较低水平、广泛覆盖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可能是更加合适的选择。较低水平的养老金可以降低当前工作一代的负担,有利于养老保险费的收取;而养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程度。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首要目标理应是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们希望在退休以后过得更宽裕一些,他们有责任在工作时期为自己进行更多的储蓄。

根据以上的分析,政策设计者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更为务实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政府应更多地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股、发行国债或税收来支付转型成本。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应向社会保障、教育、国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倾斜,逐步缩减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项目、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财政扶持、民间力量完全可以实现的投资项目,等等)。对于工薪阶层的负担,可以考虑以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保险费的来源而取消社会保险费,或者取消个人所得税而保留社会保险费。另外,可以考虑取消养老保险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即取消部分积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积金,⑤以进一步降低职工的负担。

第二,建立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养老金的给付可以考虑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标替代率进行设计。养老金发放水平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定(如以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乘以一定的系数)。对于部分养老金待遇过高的“老人”和“中人”,考虑到养老金待遇的刚性,可以保持其原来的养老金发放水平不变;但如将来出现通货膨胀,则不对养老金待遇进行调整,直到与其设定的养老金发放水平相当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标准并严格其审批管理;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标准。对于因下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虑将这部分人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业保险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以及个人为养老储蓄。为此,必须为企业年金和个人年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购买企业年金可在税前列支,个人购买养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缴个人所得税(这些政策已为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所采用)。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负担,杜绝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和腐败行为的发生,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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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个目标替代率的计算方法是:假设预期寿命为70岁,实际工资增长率等于名义利率,职工按缴费工资的11%向养老保险体系交费35年,这样退休时个人账户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统筹账户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计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拟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每年的转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将下降到0.3%。转型成本的补偿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融资,这样,支付第一支柱相当于工资20%的养老金所需交纳的费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办法”是指对已退休者继续实行以前的退休金发放标准,退休金替代率为60%~90%,退休金计算基数为退休时的工资额;离休者离休费为离休时工资的100%。“新人新办法”是指1997年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相当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的20%,有35年工龄的职工,目标替代率为58.5%左右。“中人中办法”是指中人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个人账户上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以及将统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计算的“过渡养老金”三部分组成[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120过渡养老金,过渡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0%-1.4%)×视为缴费的年限]。

④现收现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从工作一代对退休一代的转移支付、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支付,以及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支付。

⑤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们显然会为了购买住房而自觉地储蓄。所以,这种强制性储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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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WorldBank.AvertingtheOld-ageCrisis——PoliciestoProtecttheOldandPromoteGrowth.OUP:Oxford,1997.

[2]Wang,Yan,Xu,Dianqing,WangZhiandZhaiFan.ImplicitPensionDebt,TransitionCost,OptionsandImpactofChina’sPensionReform——A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2000.

[3]何平,等.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R].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报告,2001.

[4]孙祁祥.空账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01,(5).

[5]龚秀全,黄胜开.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形式的改革[J].社会保障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2,(6).

[6]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J].经济学(季刊),2003,1(1).

[7]刘启栋,肖平.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社会福利,2003,(5).

[8]Feldstein,M.S..SocialSecurity,InducedRetirement,andAggregateCapitalAccumulatio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4,82:905-926.

[9]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

[10]Barr,Nicholas.Reformingpensions:Myths,Truths,andPolicyChoices.IMFWorkingPaper,WP/00/139。2000.

[11]Samuelson,P.A..AnExactConsumption-LoanModelofInterestwithorwithouttheSocialContrivanceofMone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LXVI,1958:467-482.

[12]Diamond,P.A..NationalDebtinaNeoclassicalGrowthModel.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5,55(5):1126-1150.

篇(2)

一、发展轨迹

本文所指养老保险是德国的法定养老保险，其目标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养老金水平与缴费工资与缴费年限相联系，目前的缴费率大概是月工资的20％(雇员和雇主均负担20％)，缴纳年限一般情况下为45年，截至2002年底，已有5142.4万人参加法定养老保险，养老金领取人数有1767.8万人。下面，让我们沿着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轨迹，来更全面地了解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从1889年《养老保险法》建立以来，一些关键的年份和重要的改革如下：

1957年，从基金积累制改为现收现付制，建立动态养老保险调整机制；1972年，主要是扩大了被保险人的范围；1992年，养老金的调整依据改为可供支配的净工资收入的增幅；1999年，在养老金计算公式中增加了人口发展因子，使人口老龄化的负担能公平地分摊到保险费缴纳者和养老金领取者身上；2001年，降低福利标准、延长退休年龄、提高缴费比例和降低“视同缴费年限”等；2003年和2005年进行了组织机构的改革，主要是自治机构的合并，以降低管理成本。

宏观来看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演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发展主线：

1.筹资模式：从完全积累到现收现付。从1957年开始，基金积累制向现收现付制转变，到1969年彻底实现。现收现付制模式一直保持到现在。

2.内容设计：越来越多样性和个性化.尽量满足不同个体的需要，赋予个体一定的选择权，目前养老金种类可分为：因年老支付的养老金(常规养老金、长期养老金、妇女养老金和矿工养老金等)；因工作能力减退而支付的养老金(严重残疾、丧失工作能力或无劳动能力者养老金、失业者养老金等)；因死亡支付的养老金(鳏寡养老金、教育养老金和孤儿养老金等)。

3.福利水平：先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从1957年到1989年32次的养老金调整使实际养老金比最初提高了2.3倍；19世纪初推行养老保险体制时，法定的退休年龄是70岁，而那时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近些年，德国人的实际退休年龄是60岁，但平均寿命则已达到80岁。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经济的不可持续，近些年福利水平有下降趋势。如从1992年起，60岁和63岁的退休年龄将提高到标准退休年龄65岁；视同缴费年限降低(如过去受教育年限也可视为缴费年限，最长可以13年，现在只有7年)，从2001年起降低养老金水平(替代率将从70％降为2020年的46％)。

4.监管机制：自治性越来越强。在养老保险领域，遵循国家立法和国家自治相结合的原则。经选举产生的雇员和雇主代表对养老保险实行自治管理。自治结构是游离于政府之外的，所有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德国养老保险机关联合会(VDR)。这种将政府从直接的管理责任中脱离出来的自治管理模式还形成了有效的、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外部监督机构是政府，内部监督机构是自治机构，从而有力地保障养老保险制度的日常运行。自治组织的管理能力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变得越来越强大。

二、现实依托

可以看出，最大限度的将公正与互助、公开性、多样性和效率结合起来，是德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运行的根本目的。制度主要依托如下现实因素：

(一)制度形成和存在的总体依据——民主的和福利的联邦制的国家性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福利的联邦制国家。依据福利国家原则，养老保险是应由国家承担的一项主要任务。福利国家原则规定国家具有负责社会福利的职能，但不对国家应如何完成此项职能做出具体规定。这是民主原则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的体现，这也赋予了政府对实现公正的路径进行选择的自由。

自德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公正就在其中占有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是由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社会法典第1卷总则和社会法典第4卷通则对社会保险作了原则规定，第6卷对养老保险制度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还有各州的立法以及联邦法院的规定。另外，还有完备的司法制度，德国宪法规定，任何权利受到损害的公民都可以诉诸司法机构，对社会保险问题，由社会法庭首先负责。

(二)现收现付的资金运作模式依旧——对社会公平的不懈追求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竞争加剧，在从现收现付走向基金积累的国际趋势下(智利完全私有化的养老保险改革自不必说，就算福利国家橱窗之称的“瑞典”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的福利国家英国，也都纷纷走上了更有效率的“基金积累”道路)，德国是仍然保持着更能促进社会公平的现收现付模式的少数国家之一。一方面是改革难度大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公平最大限度和执着追求的主观结果。最大限度的公平实际上也是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坚持不懈的追求。

(三)多样化的制度设计和自治管理机构——国家对公民权利的最大维护和对民主、自由的最大保障

自由和平等历来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多样化的制度设计给了社会成员一定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体现了德国重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化需求，尊重自由的文化。

德国允许社会保险实行自治管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险可以随意发展，但至少说明了国家在履行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在尽力保障了个人和企业的自由权，其实这得益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社会保险中，立法者在尽力创造这样一种法律框架，即能使人们尽量自己负责解决自己的事情，政府没有兴趣以一种的方式规定所有的细节。因此，在这种角色定位下，国家就没有必要经营所有的社会保险机构。这一点也是前面所述民主和福利的联邦国家的典型体现。

(四)改革举步为艰——福利刚性、政治作用和强大的工会力量

为了增强制度的适应性，德国政府虽然在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不断调整，但大都是小修小补，可就是这些对于社会制度来说根本称不上改革、属于很正常的“调整”，如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相继延长退休年龄等，都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可以说，在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举步为维。除了在任何国家都起作用的“福利刚性”和“政治作用”不可忽视外，强大的工会力量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德国工会联盟(DGB)目前有1000多万个会员(即单个的工会)，工会的目标是改善雇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代表雇员的社会经济利益参与社会保险的自治管理、对社会政策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工会在意识形态上又是中立的，独立于任何政党，可见，他们对雇员福利的保护是持久和稳定的。因此，强大的工会一直在维护劳动者福利和权益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构成德国养老保险改革的一个主要阻力。

三、现状评论

但现在的制度是否能带来最优的社会效果，在了解了制度现状和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后，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评论，这才能达到进行国际借鉴的真正目的。在这里，主要参考著名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教授在其所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一书中提出的指标(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制度的适应性和制度的可持续性等)来对其进行评论。

(一)公平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

虽然近些年养老保险金水平有所下降，但从总体来看，其人性化的、宽松的制度设计和全面覆盖的立法原则等，都说明了其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其为保持福利水平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基于其对公平的不懈追求。这一点不仅能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内容可以看出，还能从1990年东西德合并时，面对东德制度不一致且西德保障水平高于东德的情况，德国政府决定将原西德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完全移植到东德的转型方案中看出。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社会保险制度转型的责任分担，明显地符合增进社会公平与国家认同的价值追求。尽管现在对于德国的转型方案还不能简单地予以评判，因为现在转型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其中所包含的对公平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国家认同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二)对公平的不懈追求并没有阻止福利水平的下降

在德国，虽然主观上有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制度负担异常沉重，目前，制度负担比例(缴费人数/领取人数)是2.3∶1，生育率降低又使这一形势雪上加霜，预计20年后这一比例将下降到1.3∶1，而依据“代际协议”的现收现付制只有在一定的人口结构下才能正常的运转(一般至少要大于3∶1)。而与此同时，在德国，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未真正形成，实际上直到2001年政府才推出里斯特养老金，才开始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在这种形势下，养老金水平下降是必然的，这也是近来改革的动向之一。从实际运行结果来看也是如此。据德国2005年8月2日《明镜周刊》报道，2004年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在合同期内付清所有保险费而提前结清的养老保险费高达126亿元，比2003年高出2亿欧元。由于提前退出了法定养老保险，60％的未来退休人员不得不大幅度降低生活标准，近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将面临老年贫困的威胁。

(三)增强适应性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养老保险制度经济不可持续的局面

一项制度只有适应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项因素，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近些年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已面临很大压力。养老保险金支出在德国一直是支出规模最大的福利项目，1990年，法定养老保险支出2000亿马克，几乎占社会福利费用的30％，国民生产总值的9％。在转型后，压力更加沉重。在2002年，即两德统一10年之后，以工资为缴费基础的社会保险和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支出的相加总额约合德国GDP的1/3，全德领取退休金和社会救济的人口接近工资收入人口，德国财政支出的62％都用来偿还债务和社会福利，庞大的社会保险账户出现亏空，德国联邦政府债务也因此连年超过3％(占GDP比例)的警戒线。虽然德国政府也采取了多种“增收减支”措施，如从2001年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到2011年，开始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逐步提高缴费比例，从现在的19.5％提高为2030年的22％；逐渐降低养老金水平，但替代率将从现在的53％降为2020年的46％，再进而降为2003年的43％。从这几年的实际运行状况看，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和结构上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取而代之的各种“小修小补”的调整政策并没有改善制度经济的不可持续性。由于过于宽松的规定和多项选择的自由，虽然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平均实际退休年龄仅60岁，“早退”现象非常严重。因此，提高适应性的努力并没有必然带来较高适应性的结果。另外，经济上的不可持续还表现在经济缺乏活力，由于习惯于德国过去的高福利，社会成员已形成惰性和过于依赖社会福利的情况，近些年福利水平的降低也没有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反而使一部分人更加消极，或者提前退休，或者依靠领取失业金度日，这使长期以来由于产品成本太高、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德国经济很难摆脱不景气的状态。

四、若干启示

通过对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引以为戒的教训。

(一)经验

尽管在实践运行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德国作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和资深代表，还是提供给我们一个追求公平、法制完善和管理透明、规范的养老保险制度典范。

1.公平的理念。平等与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德国在社会政策中贯彻的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的理念，是与整个人类发展相一致的，其对社会公平的执着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完善的法律。这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走上规范、高效的重要保证，许多国家成功的社会保险运行实践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的完善不仅仅体现在法律的齐全上，还体现在对法律的稳定性和动态性保持一个合理的度上。如在德国，仅2001年到2005年期间，政府就曾对多项条款进行了几十次的微调，而整体的管理原则又得以保持。

3.自治的管理。自治管理是一种透明、民主和有效率的社会保险管理模式，一方面自治管理可以充分吸收社会力量，直接减轻政府的管理责任；另一方面，赋予了劳动者、企业和工会参与管理的权利，是对劳动者保险权益的最大尊重；而且，自治管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保证制度运行的效率。

4.茁壮的工会。与过于强大的德国工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工会组织太不完善。作为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保险制度，往往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安排，其制度的出台也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较量的结果.如果没有工会这样的组织与企业、政府等其他利益组织形成力量的牵制和制衡，劳动者的权益是很难保障的，在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就更是如此。

(二)教训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水平确定上，要吸收以下教训：

1.养老保险是多个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单个因素的独立作用，偏执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不顾其他，制度的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多项因素。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因素对制度所起的决定作用或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对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是必要的。

篇(3)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河北；制度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的特殊情况以及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认识不同，到目前为止，河北省乃至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还没有形成一个成型并比较完善的制度，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面临的养老保障形势依然严峻，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养老社会保险势在必行。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及河北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解决好农民养老问题，中国政府从1987年开始探索，并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到1991年，民政部在国内调查的基础上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正式开启。同年，在山东牟平县组织试点，随后在全国逐渐推广，但效果并不理想。河北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在《方案》下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取得较大进展，但自1999年国务院决定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规范整顿，并停止开展一切新业务后，又一度趋于停顿，致使一些投保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失去信心，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大规模退保现象。此后，全省一定层面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及相应的改革探索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并在部分地区和一些局部领域逐步走向深化，但总体进展缓慢，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制度。

从整体上说，农村老年人投保意识淡薄，在投保问题上顾虑重重，怕政策不稳。1992年颁布的《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要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规定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基金积累式个人账户模式。个人缴费及集体补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属个人所有。养老保险主要由农民个人缴纳，有条件的集体虽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但实际上因为我国农村普遍贫穷，享受这一待遇的农民很少。农民在达到一定年龄（一般为60周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数额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额和市场预期寿命来确定。1998年向5.98万参保人发放养老金，人均42元，月均3.5元。显然，这样的保障没有多大意义。

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特别是小农意识的制约，当前，农民对加入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在认识上还存在偏差。据笔者在河北省部分县市农村访谈发现，被调查老年人只有少数人投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有20%的老年人比较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只有10%的农村老年人投过人寿或其他方面的商业保险。

就河北而言，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农村地区开展的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农民自愿参加，筹资主要依靠甚至完全依靠农民个人缴纳，所采取的个人账户模式实际上是个人储蓄，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济，这与社会保险应具有的强制性、互济性相违背，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2）基金管理水平低，缺乏可操作性，县级主管投资空间小、收益差，使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难以保值增值。违规投入非银行运营机构，挪用、占用农村养老基金的案例比比皆是。（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标人群的实际政策指向存在偏差。从一般意义上讲，越是贫穷、年龄越大的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要越强烈。但是，目前的政策恰好相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走得是一条“保富不保贫”的路子。另外，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用积累式个人账户模式，只能解决“未来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对目前已进入老年和即将进入老年的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4）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河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据民政部下发的《方案》和各级主管部门下发的业务指导性文件，虽然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权威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操作办法和规定仍未出台。

二、建立符合实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体系

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养老保险的发展都有完备的法律保障。考虑到我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险的复杂性，在目前构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必须迅速制定相关配套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和谐的立法价值选择，确定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明确农村养老保险是整个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行政规章，并将这一层次的规章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体系的主体。具体可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实施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运营和监督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税收减免办法等。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差距而造成的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状况应尽快得到扭转和协调。

为了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稳步发展，实现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

首先，加强各级政府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作为变迁主体的农民并不具备创新主体的资格。我国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为目标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政府主体利用其政治上的力量拥有资源配置的绝对权利，其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深度、广度和具体形式。从河北省来讲，除了力争尽快出台一套较完备统一的基本法规之外，必须加强省级统一规划，实行强制为主并与一定政策条件下的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提高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程度。为此，有关部门应在缜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摸清各地各类农民的经济条件，制定统一规划和适合不同收入层次的养老保险政策和实施方案。达到一定人均收入的地区，必须强制实施一定保险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险。未达到规定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区实行群众自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旦达到规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须进入强制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行列。另外，在强制实施社会养老保险情况下，对部分确实困难而不具备负担能力的农民可以实行减免政策。

其次，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基金管理体系。资金筹集是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纵观国外，日本和德国对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都在1/3以上。事实证明，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发挥政府在资金筹集中的支持和利益诱导作用，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北京市大兴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方案，就是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加大了政府的财力支持，建立了个人账户与储备调剂金相结合的新制度模式。另外，国家还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实行让税政策，并承担养老基金运行的管理经费。在政府加大对财政投入的同时，面对庞大的养老基金，基金管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完备的基金管理体系应涵盖政策制定、基金监督和基金经办三个层面。基金管理政策的制定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基金监督体系由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部分构成，外部监督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分为行政监督和内部审计稽核；基金经办职能由各级农保经办机构履行。为防止基金被挪用，基金收支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再次，应着眼统筹发展全局，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其他相关制度建设之间的协调工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广大农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险和农村社会救助等。养老保险的功能在于解决农民生活上的“远虑”，而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险的功能则主要是解除农民生活的“近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后者在保险农民生活安全上相互统一，相辅相成，但又存在着财力资源上的矛盾。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应纳入整个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全局，与其他保险项目统一考虑，统一规划。对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先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险制度与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另外，城乡统筹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之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还应着眼城乡统筹发展的全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除农村务农的农民之外，还应包括被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外出务工者、个体从业者等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难以覆盖的人员。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尽可能实现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协调衔接。

最后，除上述制度方面的建设之外，还应该大力培育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意识，提高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程度。这对于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深化，构建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确定国家和政府的主体责任地位，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扶持力度，不断规范农村养老保险已是大势所趋。认真研究我国和各省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国情和省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朱俊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2）.

[2]谭克俭.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2，（2）.

[3]王国军.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与改革思路[J].学术季刊，2000，（1）.

篇(4)

本文结合国际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以及相关的理论研究,分析企业年金对我国社会养老制度体系的重要性,呼吁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市场。

企业年金的发展历程阐释

企业年金(CorporationPension)是由企业向职工提供的退休养老金,保障退休员工在一定年限内按年度获取一定数额的现金收益,又称“雇主年金”或者“职业年金”。与政府管理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不同,企业年金是由企业发起成立并进行管理,其设立一般是自愿性的,只在少数国家强制要求建立企业年金。根据各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企业年金在养老保险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区别。在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例如北欧国家、荷兰、瑞士等,政府是养老保险的推动力量和管理者,企业年金占社会养老保险的份额较小。而在采取社会保险模式的养老制度的发达国家,养老保险的职责是由多层次的养老体系共同承担的,其中国家管理的基本养老金保障覆盖面广、水平低,由于退休员工工资相挂钩的企业年金计划提供大部分的退休替代率,另外个人自愿型养老保险起补充作用。这样的三支柱型养老保险体系被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所推崇。2005年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了更为细化的五支柱模型,企业年金仍是其中的重要支柱。

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和英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发现,其企业年金的规模都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基金规模。在这些国家中,企业年金的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政府采取税收优惠等激励手段大力促进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以此减轻政府管理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所承受的压力。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这些国家企业年金的历史悠久,普遍被企业和员工接受与重视。

企业年金的形式是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转变的,特别是在最近20年中,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待遇确定型基金(DefinedBenefitpensionscheme)逐渐让位于更受欢迎的缴费确定型养老基金(DefinedContributionpensionscheme)以及混合型基金(hybridpensionfund)。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雇员享有的灵活性增加,企业与员工的紧密程度有所降低,投资风险由原先的雇主承担转变成雇员自主承担。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收益固定型养老基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不断增大,一些企业的年金计划规模达到甚至超过企业市值,企业的财务能力难以承受金融市场的波动,给年金计划进而给企业本身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伴随着21世纪初期主要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深度调整,待遇确定型的养老基金普遍处于基金不足的状态,巨额的赤字对公司的融资与经营活动都造成了不利影响。摆脱这种不利影响的一个途径就是用企业不承担投资风险的缴费确定型年金计划代替待遇确定型年金计划。这种转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同时新建立的年金计划也基本上都是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

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有一个分散-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工业化时期之前,基本上是分散化的家庭养老,随着工业化进程国家承担起集中养老职能,近年来又是朝着建立分散化的个人养老账户发展。当然目前的分散化并不是回到最初的状态,而是一种统筹保险与个人账户的结合,国家保障基本的养老支出,个人账户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的国家都采取这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各种支柱所承担的保障水平也不同。

从养老金筹资方式来看,历史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有一个从隐性的基金制(养儿防老)转变为现收现付的统一养老金支付,然后发展为以国家现收现付部分资金以担负起基本养老金,企业采用基金制进行个人账户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养老金水平的差异有着紧密的联系,基本上是个人面临的风险越小,差异越小,反之养老基金的风险越大,所能提供的养老金的差异就越大。国家统一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保障个人的养老金支付,个人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但是个人获得养老金水平也基本上没有差异;在完全的缴费确定型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下,个体退休时得到的养老金支付不仅与个体工作期间的缴费有紧密的联系,还与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金融市场的变化、人口死亡率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都有很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是两个人工作同样的年限拿同样工资,退休后由于投资市场的不同或者是退休的年代不同,所得到的养老金支付都很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历史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变革都是由危机引起的。建立起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是由于面临养老危机,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的改革是应对政府的财政危机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采用现收现付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牺牲下一代福利为上一代人养老,如果这种代际转移支付能够永远进行下去,建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就不失为一种帕累托改进,也就是在不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福利。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果说第一次遭受危机的时候国家尚可以采取从基金制向现收现付制的转变解决社会养老问题,那么当这些国家再次遭受到经济危机侵袭的时候,短期的财政压力将导致政府无力应对,产生加重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影响。相对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造成的短期财政压力,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危机。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在多年前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世界各国的人口结构普遍朝着老龄化发展。在老龄化的趋势下,要想维持现有的养老保险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劳动人口的缴费比例,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发展基金制,也就是说发展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采用基金制既是为现在劳动人口未来养老支出建立储蓄,也是在社会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建立储备。作为进行基金积累的主体有几种选择,既可以由政府统一管理进行积累,也可以由企业建立年金计划进行积累,当然也可以由个人自行积累。在这几种积累形式中,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养老保险计划是较好的选择。这是因为公共管理的资产往往有极差的投资表现,另外政府作为现收现付基本养老金的管理者,如果同时进行资金积累的管理,可能会存在弊端。其次,如果由个人自行积累养老资金,那么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将导致一些人将用于积累的资金拿去消费,最终不得不由政府承担他们的养老。如果在企业这个层面进行养老基金的积累,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可以降低风险。由企业进行的基金积累在合适的政策指引下,缴费可以保证,容易得到快速发展。与政府管理的基金以及个人基金相比,企业年金计划的规模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既可以分享到较高的投资回报,又能够避免出现大面积的系统风险。

从以上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发展采取积累制的企业年金是完善和发展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必由之路。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年金

我国的现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伴随着1984年开始建立的,1984年到1993年间基本建立起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1993年开始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2004企业年金正式作为我国补充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市场化规范化运作的轨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国注重吸取了世界其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经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始终与国际主要潮流保持一致。比如我国企业年金的建立在规范之初就采用了国际主流的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行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规定了我国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资金进入个人账户,账户基金按照国家规定投资运营并积累投资收益,退休时职工可从本人所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一次或定期领取企业年金。另外为了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是充分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的现实,我国企业年金的管理在风险控制上更为严格,不仅采用了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分开管理的形式,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领域、品种和比例都做出了严格规定。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企业年金的紧迫性更加突出。我国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全国平均养老金替代率在2007年为83%,部分省市甚至超过100%,也即是说养老金高于在职职工工资,这种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将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预计到2030年将会由不到3个在职职工来养活1个退休员工,到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可能超过30%。如果继续使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维持现有的养老金替代率,届时在职员工的缴费率将超过60%,这是不可能实行的。大幅增加财政预算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将导致高额的政府赤字,无法持续。如果不增加财政预算,将来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必定会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迫切需要企业年金发挥补充养老金的作用,应该对企业年金的发展进行大力扶持,包括制定统一的企业年金优惠政策以及其他鼓励措施。

对企业来说,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与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重要的一环,建立企业年金计划不仅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提高职工凝聚力,提升企业文化的很好机会。相信随着对企业年金的了解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建立和管理企业年金计划的行列中来。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年金在社会保险体系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在我国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企业年金不仅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需要完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引导企业承担起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责任,二者共同努力发展企业年金市场。

关键词:企业年金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参考文献:

1.魏加宁.养老保险与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篇(5)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诉求

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其养老目前还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但若没有制度安排，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群体的养老事务将出现十分尴尬的局面。退休的农民工将在哪里养老，城市还是农村？谁将承担养老义务，退休农民工自身、其子女还是国家和社会？如果他们的养老依靠青年时期的非强制性存款或老年时期的农业劳动，那么这批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大部分将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弱势群体。如果依靠子女养老，那么在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老人和年轻一辈都难以保证良好的生活质量，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养老风险的社会化转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农民工也将必然走上社会化养老模式，这是由以下三个社会现实决定的。

1.农民工自我养老困难

首先，农村土地保障功能下降。据统计，2001年我国农业产值已缩小到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仲大军，2002）。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农民难以实现增收。随着国际农产晶对我国市场冲击力的增大，农民个体的收入将更加不稳定。土地提供生活保障的可靠性早已今非昔比。对广东农村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g7％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张林秀），而且当前许多农民工将土地无偿转让给他人耕种甚至不惜抛荒。事实表明，纯粹来自土地的收入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而退休农民工年老体衰，且已离开农业生产多年，技术落后，更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何况约有15％左右的农民工，因现行承包政策和婚嫁等原因已经失去或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2002）。

其次，农民工务工收入有限。农民工的劳动所得往往既要抚养子女又要赡养父母。生活消费的剩余还要用于发展需求，即使较富裕者其养老储蓄也不充足，买得起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更是少数。让农民工自觉控制消费欲望，储蓄养老金防老是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效果的。因为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要素必须要满足发展需求才能实现价值或提高价值，自我发展欲望是难以控制的，也是不宜抑制的，所以在收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在积累与发展的选择中难以自觉地坚持储蓄养老金。另一方面，储蓄养老虽然保守，但储蓄汇率低，难以实现增值，即使农民工坚持储蓄，也不能保证当前估计可以保障生活的存款能抵御未来的养老风险。

2.农民工依靠家庭养老困难

社会的变迁已经使得我们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走向了衰落。在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下，农民工家庭纵向结构日益趋向“4—2”、“4—2—1”格局；在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念的作用下，农民工家庭横向结构也同城市家庭一样日趋小型化、核心化。农民工的小辈可能大部分实现城市化，那么，家庭成员因城乡异地将使得家庭关系更加疏远，老农民工将在经济生活和感情生活方面都无比被动。即使退休农民工与子女同住城市或农村，其老年生活也难以保障。加之年老农民工法律意识较淡薄，其下辈农民工流动性强，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赡养老人完全依赖于农民工子女个人素质和家庭关系，不孝的比例难免上升。加之老人的生活状况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使社会不公现象必然存在。

3.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是理性的选择

农民工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困境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所以如何公平、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还必须回升到社会的层面上来研究。

首先，实现农民工的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国家政策的理性选择。我国已把社会保障写入了宪法，政府就应该改变非平衡发展战略，改变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制度，改变以往把农民工作为不安定因素来管治、限制、防范的政策。我国政府“不能以对农村居民没有承诺为借口来拒绝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郑功成，2002）。农民工养老社会化还能促进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替代从而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加快城市化步伐。

其次，农民工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参与社会化养老的需求，而且表现出了积极的权利追求。据调查，85.4％的农民工表示即使处于失业状态也不愿意回到乡下去（李强，2001），足见农民工城市化的自觉性之高，同时，这必将带来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社会化。因此实现农民工养老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体系的衔接便成了城市化的客观需求。职业工作、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使农民工的平等意识、合作意识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无助的时候开始质问政府的政策，寻求法律的保护。农民工社会化养老秩序必须赶在农民群体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之前，否则社会制度需求与政策供给的矛盾、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的矛盾将愈加尖锐。

再者，我国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力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已从1990年的2937亿元增长到了2001年的15700亿元（郑功成，2002），政府的承受能力在增强，这离不开农民工杰出的贡献，政府应该允诺和着手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顿老年农民工，回报农民工，维护的社会安全稳定。而且政府不需要对农民工的养老负无限责任，通过制度安排，政府只要为农民工群体制定普遍的养老秩序，而对现在为中老年农民工的一代人给予一定救济，就基本能够实现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构了。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分析

鉴于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强，各省市为了规范市场、保护弱势群体，都逐步地在为农民工争取《劳动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其中很多地方已经着手为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寻求对策。实践中，我国当前进入社会养老保险系统的农民工的人数非常有限，主要有以下4个途径：1.购买商业保险；2.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被纳入城市社会养老保险；4.获得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后两者就是对一些先进省市的做法的概括；前两者虽是农民工的自愿选择，却只是在个体诉求社会化养老的时候受到现有条件限制而可能找到的出路，不可能对农民工的养老起到合适的普遍的保障功能。第一个是少数相对富裕者的选择；第二条途径虽然是国家为农民设计的，但其发展进退两难，操作中也存在许多违规现象（万克德，2002）。一些学者已经认为这一制度还完全不具备经济可行性，政府也不具备财政补贴能力，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时方可推行（王国军，2002）。所以，只有后两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农民工解决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方案，对其进行比较讨论可以再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有助于为其制度化建构找到社会基础和可行性方向。

当前农民工平等地获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一来农民工收入相对不稳定，经济承受能力低，难以按时交纳与城镇职工同额的个人缴费；农民工流动性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强，企业缴费难处理。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对长期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职工的补偿性质，是保证体制顺利转型的过渡性制度，要实现国家对农民工实现“三高”（高基数、高效率、高待遇）颇有难度。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已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统帐结合”的个人帐户制度，帐户公私不分，不能体现参保个人独立的经济法人地位，不能反映企业欠缴多缴与个人帐户的关系造成了吃社会统筹“大锅饭”的现象；费率、社会平均工资确定不统一、不科学；垂直管理体系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黄贻芳，2002）。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社保基金的缺口已经达到1000亿元（陈式龙，2002），如果让农民工承担历史原因形成的转制成本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实践中只有少数富裕省市有条件地将很少部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如广州要求企业为工龄达到5年的农民工购买“三金”，个人缴费部分在当月工资中扣除。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群体的权利要求，缓解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矛盾，但是这种制度的实施缺乏公平性，且缺乏保障。第一，不同的企业、单位保障标准不一，同一企业中也存在不同工种和岗位不同的保障待遇，这就人为地将企业和劳动者划分了等级（同上）。第二，一些民工为了获得保障牺牲利益驻守同一单位，而一些企业为了逃避责任第四年以各种理由与农民工解除签约，这势必将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和矛盾。

第四项途径的实现一般需要地方立法，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倡导。北京市2001年制定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每月为农民工上缴数额为上年职工月最低标准19％的养老保险金，农民工的缴费率为北京市上年职工月工资标准的7％（以后逐步升为8％），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农民工按缴费工资基数的11％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这是我国首次出现的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权利的尝试，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但是即使该法规已经考虑到了农民工的流动性而对其转换工作或者回农村导致的保险关系的变更或终止都作了规定，但是“企事业单位消极对待”，“部分农民工宁愿多要工资也不愿意缴付养老保险费”，该制度将来可能出现保富不保贫（效益差的企业和收入低的农民工投保积极性低）、难以兑现承诺（流入异地工作和回乡的农民工可能由于路途遥远、保险费数额较小等原因而放弃）的局面，这是办法本身及其环境导致的。首先，缴费一刀切可能超过某些企业和农民工能够和愿意承受的程度，而制度带来的利益不足以吸引劳资双方。其次，国家相关部门与机构管理不完善，制度在农民工心中信誉不高，对企事业单位约束力不够强。第三，在目前其他地区没有相应的制度与其衔接，不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实行类似政策的地方，如东莞、深圳往往也是“有始无终”，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来农民工在春节前后办理退保手续，致使早在1987年就实施社会保险的深圳这样的城市，虽然目前已经有4万多人符合退休条件，但实际缴纳保险费年限累计满15年、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外来农民工至今还没有一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2002）。所以，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还需要激励和倡导，需要全国统一的步调。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构对策

建立平等、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当前的城乡差异现实，决定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具备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的可衔接性，才能有助于逐渐消除人身差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提高国家、社会在老龄化高峰来临时承受风险的能力。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诉求和现状中可以看出，适应企业和农民工的经济能力，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实现从自愿投保到强制性缴费的过渡，实现不同地域之间规则的统一和关系的顺利转移。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地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和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投保相结合、基金积累模式和现收现付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是可行的。

（一）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内容。

1.企业按等级缴费建立社会统筹账户，采用现收现付方式支付给老年农民工。

各地方立法机关依据当地企业的经济状况制定一定时期内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根据企业规模和招收农民工的数量将企业所要交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金总额分为若干级别，强制企业对照级别标准按季度及时缴费，以税前缴纳为优惠。企业的状况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到养老保险机构缴费时登记，登记结果公开，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查阅。不如实登记而少交或者拒绝登记与缴费的企业，一经查出，不仅要按当时情况补交，而且要负法律责任。同时，赋予养老保险机构和工会监督权，赋予它们对企业所登记的情况的季度间差异及其他情况提出怀疑、申请法律执行部门调查的权利，允许它们在证据充分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而少交、漏交农民工养老金的企业。

国家养老保险机构将所有企业缴纳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汇合统筹，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平均注入当前本地区的每一按时缴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妨称个人账户中的这部分基金为基本养老保险金。另一部分基金采用先收现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人当前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的统筹账户。两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老年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保障需求而定。当地区差异逐渐减少时，企业缴费标准和企业缴费分配比例将逐渐实现全国的统一，并最终达到现收现付部分的全国统筹。当前因为不存在普遍的农民工养老问题，所以现收现付部分可以用来救济当前城市中的少数中老年农民工，如煤矿、建筑等高强度职业的40岁或45岁以上的农民工。有关部门宣传救济条件后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登记，设立农民工养老救济账户，按时发给救济金。这符合现收现付模式实现代际统筹的目标，也有利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获得更普遍的支持。从当前参加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人员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开始，新缴纳的统筹基金停止救济功能，为可以领养老金的农民工建立社会统筹账户，平均发放。农民工中途停交养老保险费不影响其获得统筹账户，回农村或者又进城务工的人员，可以根据其务工时间和缴费年限的比例获得相同比例的社会统筹养老金。

2.以自愿原则为前提吸引民工建立个人永久性账户，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管理基金。

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在务工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与身份证一致）账户，并可随时查询。由于劳动合同的签订事实上阻碍了农民工获得保险的权利，所以应该放宽条件，只要农民工能证明其工作状态即可。个人账户纪录农民工的个人缴费和每一季度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中的）基本保险金的总和，以及全部积累基金的增值部分。个人账户信息实现全国联网，农民工可以在联网上更改住所等信息，可以依据工作转换证明实现养老保险关系的地区间转接，获得新工作所在地区该季度的社会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基金逐步实现全国统一管理，由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存储与投资。个人账户的最后地域归属决定该账户所有者获得社会统筹账户的地方。社会养老保险机构有义务通知账户所有人到其最近的机构或银行领取社会统筹账户。

农民工的缴费标准和比例应当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在法律精神指导下确定与更改，标准是根据平均工资、最低工资还是最低生活保障由地方立法机关决定，并由其授权机关提供科学的数据。农民工个人投保采取自愿原则，缴费由其自行到保险机构缴纳，不参加的视为自动放弃来自社会统筹的基本养老金和社会统筹账户。这将极大地提高农民工参与投保的积极性。农民工和企业分开交纳，若规定一个季度交纳一次，那么农民工第一个月末交，企业第二个月末交。这样，农民工的投保资料可以帮助保险机构核对企业的缴费状况，而且保险机构可以因此申请有关部门调查漏交、少交企业。农民工个人缴纳保险金无上限，滞交后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补交。农转非或者回农村的农民工都不需要结束或者更改帐户信息。前者和企业之间在缴纳金数量上的争议可以在相关法律框架内协商解决。后者仍然可以自行缴纳继续参加保险，如果连续两个季度不能出示工作证明或不再按规定缴费（滞交超过一定期限），将不能再分摊基本养老金，但若不退保则可以获得社会统筹帐户和一定比例的基金；如果退保，农民工可以一次性取回个人帐户所有积累资金及其增值部分，不过也就因此不能获得社会统筹账号，重新申请参加时防止一人多个账户，仍然采取与身份证挂钩策略，实为延续，但保险年限从最近一次申请时算起，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农民工无故退保取出基金；同时允许部分农民工在能出示灾难、疾病、特困等情况的证据或相关机关的证明时，不退保而取出账户中的大部分基金急用。养老金可以在任一社会养老保险机构或其点分期领取。

3.进行规则和信息的全国统一。

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确定后，其实施才有合法依据，地方立法才有约束，规则才能得到全国的统一。只有规则统一了，才能符合农民工的需求实现养老保险关系的跨地域转移。将制度用法规的形式确定或者将其内容纳入现有法律、法规都能指导地方立法，颁布规章也能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级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实现全国范围内地方之间的信息互联互换，才能及时无误地处理养老保险关系的地区之间转移和接续事务。

（二）“混合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1.统帐分开制度和积极的社会统筹将推动制度的信誉建设。

农民工个人永久性账户，让农民工看到了基本养老金的注入及养老金的增值状况，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自愿性走向强制性奠定了基础。个人账户缴费灵活，关系变更简便清楚，充分考虑到了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基本养老金因地方差异和养老保险关系的地区间可转移性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地域平衡。社会统筹制度账户的建立及其过渡中的救济功能体现了社会共济性和国家对公民的保障，普及对农民工的社会关怀，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平，大大提高了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兴趣和信心。统帐分开有助于资金管理，有助于推进企业缴费和地方统筹的规范化。该模式还考虑到了地方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地方自治，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效率要求；考虑到了制度的运转所需的利于协作与监督的体系设计，实现了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和企业、农民工之间的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及权利与权利的平衡。这不仅提高了政府和企业的信誉，而且有助于农民工、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相互的信任，将推动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深入人心。

2.基金积累模式和现收现付模式的结合具有可行性。

首先，完全基金积累制度的设计能适应人口老龄化，增强农民工防御养老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当前城镇职工难以建立积累制度是因为从现收现付模式向基金积累模式转换的成本过大无法承受，而农民工养老保险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抓住机会尽早开始农民工的养老金积累，否则老龄化时代来临时，社会难以承受，农民工的养老状况将严重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第二，现收现付制度的存在缓解了当前发展经济的背景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我国企业和农民工的承受能力现在都还有限，所以农民工投保的低起点、无上限规定是必须的，企业统筹养老金的也只能低起点，只能逐步提高和逐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现收现付式制度等于让未来的企业借钱给现在的企业发展经济，并且满足了当前人们对社会公平的需求也保证了未来农民工公平地获得养老保险待遇，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的。

第三，积累模式和现收现付模式的结合有利于促进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发展。一方面随着企业和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的养老金都将与城镇居民越来越靠近，并最终可以实现社会统筹的合二为一，为农村户口工人和城镇户口工人的待遇差异的消失开具证明。另一方面，转回农业部门的农民工保持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帐户，为农民积累模式社会养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同时，当农业现代化逐渐实现、国家逐渐富裕时，农民退休制度和农民养老保险金的现收现付式社会统筹制度也将逐步建立，到一定阶段便可以实现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结合，为城乡劳动力一体化彻底扫清障碍。

当农民工群体和社会舆论有如此高的需求而各方面也都具备了相当条件时，国家职能部门应及时因势利导，着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构，并最终通过立法确定制度目标和框架，规范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险办法，建立管理信息网络，完善监督，建成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帐分开、基金积累模式和现收现付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灵活地适应农民工的特点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地区间的可接续性和宏观上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衔接性”。农民工是城市化的积极分子，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关键群体：“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实现也将是推进国家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一体化建设的开端和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新华网，2003.3.18，（国务院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实录）》。

[2]仲大军，2002.9.23，《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国经济观察网。

[3]劳动和社会保险部社会保障研究所，2002，《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设想》。

[4]郑功成，2002，《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第10期。

[5]李强，2001，《民工无保障，市民不安全》，《改革内参》，第3期。

[6]万克德，2003，《浅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违规操作现象》，《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第2期。

[7]王国军，200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行性探讨》，《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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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以土地换社保分类分层管理和谐社会

一、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

（一）农民工与社会养老保险

在中国现代社会学辞典上，“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其特征是持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乡镇企业工作，同时还没有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以务工所得为主要谋生手段。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分析，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2个来自农村，大量进城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同时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问题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有些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率先对此进行了桕关探索，形成了上海和广东两个模式。上海模式最大特点是设专门机构管理，农民工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只做养老补贴。农民工连续缴主费满1年可获得1份老年补贴凭证。广东模式是将农民工直接纳入现行城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这两种模式因地制宜，有力地保证了当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但这两种模式也都各自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上海模式的养老补贴待遇偏低，其额度现为本人实际缴费基数的74%，难以有效防范老年风险，广东模式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费率高、转移困难等制度设计也不尽合理。研究相应对策，探索适应农民工特点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新模式势在必行。

（二）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存在“一低一高”现象

从全国来看，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发展缓慢，主要体现为“一低—高”现象且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低、退保率高。从参保到退保，亿万农民工在社会养老保险面前表现出的无奈与矛盾，为中国年轻而庞大的社会保障体制出了—道难题。

（三）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一低一高”问题的负面影响

社会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参保率低、退保率高现象使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进程严重滞后，使占城市劳动力三分之二的农民工不能被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造成很多负面影响。首先，农民工绝大部分从事的是城市人不肯干或不屑干的工作，没有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为未来养老生活积蓄，这样容易使农民工的生活陷入困境。其次，由于农民工“又穷又脏”和缺少文化得不到社会保障的市民待遇，他们普遍受城里人歧视，这就使一些农民工产生一种反城市、的心理，从而积蕴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再次，由于城市没有为农民工提供社会养老保险，所以当他们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他们只能选择回乡靠土地养老，城市化由此缓慢。第四，城市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不能惠及农民工，而农村的土地又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农民工不愿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不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不利于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一低一高”的原因

农民工在城镇用人单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从制度上讲是没有障碍的。但“一低一高”现象在各地都比较严重，大量农民工还没有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分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1、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调查表明每4位农民工中每年大约会有l位转换打工地区，由于国家尚未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农民工调换工作岗位后没有办法转移、保持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即使在辗转各地务工期间按规定缴费，晚年却还是与养老保险无缘。因此，少数参保的农民工在离开打工城市时也纷纷选择退保。

2、农民工工资较低、经济拮据。工资低、收入少，使得农民工“望保兴叹”。大量农民工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从而工资收入大大低于流入地区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维持城市生活己捉襟见肘，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90%以上农民工根本就没能力购买社会养老保险。

3、农民工文化素质不高，对养老保险认识不足。据广州地区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有所了解的不到20%，即使是这部分人也普遍感到社会养老保险离他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当调查中要求农民工在“企业为自己每月增发100元工资”和“企业为自己每月多缴纳200元社会养老保险费”中进行选择时，7396的农民工选择了增发100元工资。可见农民工普遍怀有“天边的凤凰不如到手的麻雀”以及入袋为安的短视心理，从而在主观上忽视社会养老保险。

（二）一些企业拒绝为农民工办理参保

企业经营者认为，为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会加重企业负担，往往违反规定不予参保。近年来，农民工退保率不断升高，企业经营者普遍认为，如果农民工“退保”，可以得到个人帐户中的11%作为一次性给付，而剩下的15%并不退还给企业，而是变成社会统筹基金。因此，企业干脆拒绝为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这也是农民工参保率低的一个原因。

（三）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一低一高”现象的一个制度层面的原因。现有的户籍制度一直是阻碍农民工真正融入所在城市的根本所在，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养老保障，农民工的回流反映出他们在城市处于漂泊状态，其身在城市而户口在农村，他们随时可以回乡务农，伴随着回乡的是拒绝参保或退保，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出现“一低一高”现象。

（四）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一低一高”现象的另一个制度层面的原因。土地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其生产功能；二是土地作为不动产的财富功能。在我国现阶段，土地除了上述两种功能外，还承担着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为此，当农民工所在企业不为他们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时，他们不愿冒失去工作的风险而提出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要求。当农民工失去城市工作的时候，承包的土地可以作为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退路，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因此而减弱。

（五）现行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合理

社会养老保险之所以不能激起农民工的兴趣，关键是现行制度与农民工特点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政策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农民工即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也很难享受老有所养的待遇。势必使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陷入困难。

2、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的有关规定也给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带来较大的困难。所以相对于农民工的低收入来说，较高的费率也造成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低下。

3、累计缴费15年的门槛难以逾越。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由于农民工普遍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劳动密集型，常常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在城市里再找工作就非常困难，所以他们的实际缴费年限很难达到15年，所谓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三、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安排

（一）出台有关强制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

把农民工真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同时，还应出台相关限制或取消农民工退保的政策。当农民工离开参保地返乡时，本人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帐户，保留其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其户籍所在地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帐户余额及对应的基础性养老金权益和基金转移至本人户籍所在地。到时仍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将个人帐户余额一次性退还本人。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工能够突破户籍制度障碍，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理所当然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三）以土地换社保

对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一定年限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平稳过渡。对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工的个人帐户，增加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积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

（四）合理设计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1、对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分类分层管理。将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区分开，寻找出一条有别于二者的适合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1）将在正规部门就业、建立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5年以上的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同时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使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能够享受其待遇。（2）对签订短期合同的农民工，则可以设计一种过渡性的方案。①社会养老保险先建个人账户、不建社会统筹，帐户权益可累积计算，便于跨地区转移，适应农民工频繁流动需要不断转移和接续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情况。②兼顾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采取与城市职工有别的，与他们的低缴费年限桕应的“低年限低保障”的低保政策。③合理调整费率和缴费基数，但也注意不能太低，因为会因收益少而降低农民工参保的热情。

2、未来建立全国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全国按统一的政策搞社会养老保险，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办理随身流动养老保险卡，卡号可以为其身份证号码。对于农民工来说，只需随身携带一张如银行卡般的保险卡，农民工不论转移到什么地方，其个人账户都跟随他一起流动。

（五）加大社会养老保险宣传力度

要在农民工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唤醒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意识，引导他们增强法制观念，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也要教育雇主明确对农民工的保险责任。只有农民工自己觉醒了，雇主的责任明确了，加上国家的积极扶持与引导，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事业才有可能真正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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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完全积累个人帐户公营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转轨国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鉴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发展成果，大多数在本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们的经验无疑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要点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的一大社会进步。然而，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和社保机构自身的财务危机上。20世纪70年代，各国已经开始酝酿要改革这一制度。

（一）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具体的行动可以认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当时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广泛地覆盖了养老金、抚恤金、疾病补助和津贴。随着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到来，加上原有体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机构的财务状况呈不断恶化之势，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政府决心对原有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经过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过改革法案，1981年新体制正式实施。其具体内容包括：政府强制性规定公私单位的所有雇员都必须参加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将不少于工资10%的资金存入自己的个人帐户，形成养老基金；政府的养老基金监管局只负责规范与监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体参与实际管理事务。私营性质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经营管理者。基金所有者有权选择和更换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这迫使各个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在价格和服务方面展开竞争。政府对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标准、财务状况、资产结构进行监管，并要求其交纳风险准备金；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独立化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购买政府债券、企业证券和民营化的公共设施；基金所有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从自己选择缴费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领取养老金，或者将积累的养老金连本带利转向人寿保险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二）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实施

许多转轨国家认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强制性定额缴款体制对于它们并不合适，因为这一体制存在两个缺陷：该体制没有真正分散风险，比如，一旦出现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资本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完全积累的基金制将可能破产。更何况转轨国家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由于存在转轨成本，智利模式难以在具有庞大的现收现付体制的国家内实施。

1994年，世界银行关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三支柱”方案。这一方案对于转轨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养老金的来源应该多元化，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现收现付支柱、强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辅支柱（即个人的商业保险部分）这三个支柱来保障个人未来得到稳定的养老金。赞成该方案的人士认为，由于该体系的每一个支柱分别是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来组织和运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之下，这样，体系内总的风险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从1998年开始，转轨国家开始纷纷按照三支柱方案来设计本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侧重点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些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该支柱将与经过改革的现收现付支柱并存。它们力求形成一种包含了代际联系的优点和强制性长期个人储蓄的优点的混合制度。

我国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紧迫性来自以下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迅速来到。由于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国的退休人员将达到高峰期，根据估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比世界上其他大国来得都要快；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会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的是城市人口，这意味着加入到这一制度中的人口会越来越多；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目前许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还多少依赖于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这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下一步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两个方面讨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

对于我国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主张实行完全的现收现付制，认为该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济色彩鲜明；主张部分积累制，实际就是统帐结合，该制度与世界银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质上是相同的；主张完全积累制，即社会统筹的部分也要进入到个人帐户。对于第一种观点，除了前面讲到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还有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即如果提高缴费率来缓解支付压力的话，无疑要增加企业的成本，最终导致国内企业的亏损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部分积累制，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统筹部分通过现收现付制来提供最低养老保障，而个人帐户方面通过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基金积累则既有利于提高社会储蓄率，又有利于激励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该观点似乎最为合理。但是，国内外学者中对此都有不同看法。费尔德斯坦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实际上资本的边际产出大于工资总额的增长率，因此，将现收现付制部分改为基金制，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郭树清则是国内强烈主张完全积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个人帐户制使得养老保险的享用与贡献完全挂钩，可以彻底打破“福利大锅饭”；完整的个人帐户打消了人们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缴费的顺利进行；政府难以挤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积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不搞个人帐户，政府的养老保险负债会越背越大。他认为，为了体现基本养老金的互济性，可以拿出统筹部分缴费的30%-50%平均化后再记入个人帐户。笔者认为，完全积累制应该是兼顾公正与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别是，转轨国家所担心的完全积累制不能分散风险的担忧，可以通过现代金融工程来设计收益和风险水平固定的金融产品来化解。

（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积累制还是完全积累制，都面临个人帐户中积累的资金如何管理的问题。世界上实行个人帐户制的国家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前面讲过的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对于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的具体运做方式及优点，前文已经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对私人管理个人帐户提出了两点疑虑：私人管理基金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要求较高，而许多国家都满足不了这一条件，即使资本市场状况良好，也会存在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能为个人提供充分的保险以避免通货膨胀这种风险，而定额给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具体为：所有雇员和雇主每月按雇员薪金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到中央公积金局设立的个人帐户，基金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按政府规定的利率付给利息，基本上相当于其国内主要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长期以来，新加坡的个人公积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对于这一公营模式也存在诟病，包括：中央公积金局将该笔巨额资金交给新加坡财政部，由财政部进行投资，政府投资难免会降低投资效率；政府掌握这笔资金的使用权进行公共项目投资，这有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

客观地讲，两种模式的优劣很难区别，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资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选择公营模式可能更符合国内的情形。当然，对于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共投资管理机构，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来保证其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对于其权限和责任，包括投资领域给予明确化。

除了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这些政策应该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同步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条款，以及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

关于体制转轨而发生的隐性债务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其补偿问题的解决。总体上看，减持国有股权和出售其他国有资产，或者直接划拨国有股权应该是进行债务补偿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筹资渠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期。通过借鉴国外的改革经验和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完全积累型的个人帐户制，社会统筹和企业与个人缴纳的资金都应该进入到个人帐户，同时，现阶段应该选择公营管理模式来对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管理。当然，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我国在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2.李剑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3.郭树清.建立完全积累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最佳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4.郭树清.养老基金的筹集与隐性债务的补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5.周小川.社会保障与企业盈利能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6.M·费尔德斯坦.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

7.M·因方特，J·阿里斯蒂亚和J·R·温杜拉加.智利社会保障改革历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