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社会学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6 15:58:53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提要] 文章从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价值等方面对医学社会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变迁；其研究方法要求做到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本土化以及其他学科方法史学化；从学科价值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社会史的内涵，而且可以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
A Theoretical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Key Words: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bstract: The article states the author’s opinion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light of its definition， researching targets and approaches， as well as subject values and subject situation. As a result， the author holds the belief tha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 branch of history which applies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ing methods to the studies of human medical activities ever since， hence， recogniz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vicissitude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history， this subject probes the med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ill the present time. Its researching targets encompass the co-existing structures and changes in medical activities for all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s for researching approache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ans’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ways’ civilization are required. Considering its subject values， not only can this research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but stimulate the historians to reconsider the target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医学社会史是20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在整个社会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说是较年轻且影响较小的成员，以至于在一些中国社会史学术回顾中几乎被忽略。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社会史是一门无足轻重的学科，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医学社会史是最贴近大众的历史，它不仅关注大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关注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最能解释人类本质属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历史，因而它理应从社会史的边缘渐入社会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潜在价值，一些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涉足该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②当然，这离医学社会史学科的成熟还有较大距离。从理论上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社会史理论体系，比如什么是医学社会史，其学科定位在哪，其研究对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价值何在等问题，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从实践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狭。正如冯尔康所言：“像人群生命史，处于试着做的态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还在摸索之中。” [1](p93)这里的“人群生命史”可以看作是“医学社会史”相近的一种表达。这些问题正是制约医学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障碍，也是医学社会史未能在社会史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根源。因此，从学科（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医学社会史的定义
近年来史学界虽然频繁使用“医学社会史”之类的话语，但关于医学社会史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作为分支学科的医学社会史在其母学科“社会史”的定义仍有争议的情况下，③是很难有明确的定义的；二则因为长期以来关于医学的历史解释几乎被传统的纯技术层面的医学史所代替，人们很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因而没有明确的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在情理之中。
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繁盛和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不仅为弄清医学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些学者已开始用社会史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建构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框架。例如，余新忠博士就试图给“疾病医疗社会史”下一明确的定义。他指出“它应是指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易见，这一研究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将疾病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藉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它应该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2](p97)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医学社会史较成熟的理论思考。然而，余文并没有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整体地纳入到社会史的视野之中。从研究的切入点看，他选择的是人类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中最普遍最直观的“疾病”及“医疗”；在纷繁的疾病中，他选择的又是最普遍最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传染病：“瘟疫”。事实上，医学除了疾病及医疗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涵，疾病除了瘟疫以外还有更复杂的体现，所以如果把“疾病医疗社会史”等同于“医学社会史”，就略嫌偏狭。这也正说明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任重而道远。此外，杨念群、张大庆等学者也对医学社会史进行过理论探讨。杨念群通过揭示在西方医疗体系渗透下产生的卫生实验区对北京社区控制力和人们生死观念转变的影响，把一个纯粹的医学史问题转换成一个医学社会史问题。作为医学出身的学者张大庆却没有囿于传统医学史“由医生为医生所写的关于医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编撰模式，而是努力从社会因素入手来考察人类过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他把医学社会史理解为“研究医学活动中医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研究“生与死、健康与疾病的观念及演化”，“更多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开展跨学科研究” [3](p37)等。以上学者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
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弄清概念及定义是最基础的工作。关于医学社会史的概念，目前史学界也有多种表达，如身体史、疾病史、疾疫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生命医疗史、人群生命史等。④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无疑都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但是，它们并不一定都能代表医学社会史的全部，因此需要有一个包含上述诸方面的更全面更抽象的概念作为该学科的名称。通过比较各相关概念发现，“医学社会史”是这一学科领域最具概括性的概念，因为“医学活动”几乎包括了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全部活动。
在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前，还必须弄清“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几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这是客观存在社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体现的各种关系。关于“社会”，按照的观点，是指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4](p27)也就是说，社会是指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医药活动”是指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5](p23)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药活动以及在其中产生的各种关系也就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命名为“医药社会活动”及“医药社会关系”。第二个层次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这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分类的学科。关于“社会学”，可简单认为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4](p5)。而“医学”则是以“医药活动”（包括主体、客体、工具及手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医学社会学”是以“医学中的社会学问题和社会学中的医学问题”[6](p1)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研究医药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医药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因此，医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第三个层次包括“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是与上述学科相对应的历史学科。无论是社会学、医学，还是医学社会学，都是以研究共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的科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历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那就属于社会史、医学史及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了，它们不仅关注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静态表现而且关注其历时性的动态变迁。上述概念及相互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医药）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史
在纵观医学社会史研究成果以及分析医学社会史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本人自身的理解，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作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学科，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范畴，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
二、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
从理论上讲，弄清了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就明确了其学科定位。即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是社会史，再其次是医学社会史。然而，要清晰地描绘医学社会史的准确位置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历史学科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各分支学科相互交错渗透，很难给某一学科准确的定位并划清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葛剑雄、周筱赟曾试图从时间系列、空间系列、内容系列、人物系列、另类历史等几个方面将当今历史学科进行分类，[7](p77)基本上囊括了历史学科的大多数成员，为人们解析历史学科提供了一种范式。受这一范式的启示，我们不妨根据历史的“时间、空间、人物活动”三大要素把各历史分支学科置于一个简单的三维笛卡尔坐标之中来分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以人物活动为立轴。从时间序列考察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阶段）史；从空间分布考察历史，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从人物活动考察历史，可分为总体史、专门史。在上述三维中，人物活动是核心，时间和空间只是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正如汤因比所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单位，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时代，而应该是一个社会”[8](p2)。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9](p19)。所以，我们可以只依据“人类活动”这一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来更为简单地把历史划分为总体史和专门史两类，而时间与空间只是作为“历史”的限制性定语。以“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经济史”为例，从时间上看，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断代史；从空间上看，前者是国家史，后者是区域史；从内容上看，前者是总体史，后者是专门史。故任何历史都不外乎是总体史或者专门史，其区别只是不同时空限定而已。⑤
要为医学社会史准确定位，还不得不对社会史有较准确的理解。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总体史？目前史学界仍存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社会”两字的不同理解。“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社会史也有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别。广义的社会史应该是以人的一切活动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总体史；狭义的社会史是以除了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专门史。作为医学社会史的母学科的社会史，应当是专门史范畴的社会史，因为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只是与“医”有关的特殊的人类活动。
如果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置于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样，如果把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置于历史视野中也就变成了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中的特殊部分，故医学社会史就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史存在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争，但医学社会史却不存在“广义医学社会史”与“狭义医学社会史”之别。历史上所有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当然，由于“医学”既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属于狭义的社会或文化范畴，所以医学社会史应当归属于狭义社会史，是狭义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至此，通过向上“寻宗问祖”终于找到了医学社会史在历史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然而，对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必须有一个向下的“追波逐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由于自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可继续离析为若干子学科。如果考虑时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古代医学社会史、近代医学社会史等；如果考虑空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世界医学社会史、中国医学社会史等；如果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人物活动”再进一步分解，医学社会史又可分为疾病医疗社会史、预防保障社会史、医学教育科研史、医药卫生制度史、健康疾病及生死观念史等。
参考文献：
[1]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A]．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上卷）[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3]张大庆．医学编史学：问题与方法[J]．医学与哲学，1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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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怀明．社会医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
[6][美]H·P·恰范特、蔡勇美、[中]刘宗秀、阮芳赋．医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英]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节选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①例如赵世瑜、邓庆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从学术思想史的高度，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做了细致的爬梳。该文以时间（代）为经，以重点问题、研究者及其成果为纬，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长卷，然而，通览长卷却未发现一点有关医学社会史的“墨迹”。又如常建华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勾勒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从模糊、宏观到清晰、微观的发展历程，并检讨了中国社会史“兴起、停滞、复兴”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该文叙述了复兴阶段的“新社会史”在外延（深入）式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研究领域，提及社会生活“衣食住行”诸领域，但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却只字未提。再如郭松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重点对80年代以来社会史“复兴”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复兴的动因等问题作了定性、定量分析，但该文也仅在探讨社会史研究方法时提及“医学”及疾病、死亡等有关生命的字眼。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回顾，都可谓史学界关于中国20世纪社会研究回顾的权威之作，然而其中却没有给“医学社会史”这一新成员予以适当的位置，这足以说明医学社会史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② 在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医学社会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这个学会的支持下又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专门的医学社会史杂志（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并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如罗伊.波特（Roy Porter）、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ristopher Lawrence）、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罗杰.库特（Roger Cooter）等。国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虽然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但也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详细情况可参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也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典范之作。当然余新忠关于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综述并没有穷尽国内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实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张大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等在我国医学社会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上述学术重镇以外，全国各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有一大批医学社会史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
③ 如张国刚在《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中所言：社会史究竟是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学科体系是什么？迄今为止，国内外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相对的一门专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认为社会史是总体史，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目前比较时兴的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史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专史，而只是代表了历史研究中的新视角、新范式、新方法。
④ 余新忠在《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使用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概念，并提到了台湾学者杜正胜、李贞德等使用的“人群生命史”和“生命医疗史”概念，文中还提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学者所关注的“身体史”概念；余新忠还在《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使用了“疾疫社会史”的概念；冯尔康在《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中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代表莱高夫以及台湾学者郑智敏等学者使用的“人群生命史”、“身体史”的概念；张大庆在《医学编史学：问题与方法》（《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11期）中使用了“医学社会史”的概念。
篇(2)
1.论大学生社会学
2.当代大学生网恋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3.大学生就业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4.大学生社会学课程设置刍议
5.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社会学研究
6.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的变量分析——基于越轨社会学主流话语的理论整合
7.农业院校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8.从社会学角度看大学生社会化问题
9.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学分析
10.大学生“宅”生活热的冷思考——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
11.当代大学生厌学的社会学分析
12.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社会学探析
13.健康社会学视角下大学生“宅族”健康问题研究——基于对上海市高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
1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大学生消费研究
15.大学生失业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16.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7.大学生犯罪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18.大学生体育行为的社会学探析
19.身份认同背后的情感与理性——大学生炫耀性消费调查的社会学分析
20.大学生社团社会学角度之考察
21.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22.越轨社会学视域下大学生犯罪防治对策研究
23.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24.大学生就业难:一个社会学的审视
25.大学生兼职功能的社会学分析
26.大学生宗教暧昧现象的社会学解析
27.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社会学审视
28.社会学视角下大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
29.大学生网络越轨行为影响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30.大学生入党动机功利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31.大学生犯罪原因之社会学浅析及预防对策
32.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社会学浅析——以江苏地区大学生为例
33.大学生越轨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34.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内涵、发生要素及发育过程——基于社会学视角的释读
35.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困境解读
36.社会学视角下大学生信息查询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37.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社会学思考
38.消费社会学视野下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探析
39.大学生就业功利化的社会学分析
40.大学生“偷菜”热的思考: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
41.大学生兼职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42.大学生非理性消费的社会学探析
43.大学生网络成瘾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44.大学生课堂冷漠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45.大学生消费新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46.社会学视野中我国学校体育对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介入
47.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48.大学生网恋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49.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生社团特征分析与引导策略
50.对大学生从事休闲体育运动的社会学分析
51.当代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社会学透析
52.从社会学视角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53.大学生体育课堂越轨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54.从社会学角度探讨新时期贫困大学生不良择业心理及对策
55.网络社会学视角下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研究
56.关于实现女大学生公平就业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57.大学生体育行为的社会学管窥
58.越轨理论视角下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的社会学解析
59.大学生越轨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60.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的社会学探析
61.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生越轨行为分析
62.横向学历对大学生毕业去向影响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对2010级本科毕业生的调查研究
63.论兼职大学生“弱势群体”身份及其特殊保护——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64.在社会学教学中培育大学生积极的社会心态
65.大学生医学社会学问题问卷调查与分析
66.大学生社会使命感状况浅析——基于社会学公选课的调查
67.社会学视野下的大学生就业分析
68.普通高校大学生业余体育锻炼的动机、特征及社会学分析
69.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0.社会学视域下农村贫困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研究
71.法社会学视野下的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对机制
72.社会学视角下大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研究
73.大学生“毕婚”现象的社会学分析——一个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74.从劳动社会学的视角探析大学生观念教育
75.大学生素质培养的社会学思考
76.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竞技体育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77.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与高校扩招走向的社会学反思
78.从社会学角度浅析当前大学生学习状况
79.关于当前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社会学思考
80.大学生角色期待与行为引导——基于角色扮演的社会学分析
81.当代大学生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与预防策略
82.社会学视角下大学生猝死问题的思考
83.大学生考试诚信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84.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调查研究及培养对策分析——以广东海洋大学社会学为例
85.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与高校扩招走向的社会学反思
86.高校大学生参加学校管理工作社会学探析
87.大学生“御宅族”生活的调查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
88.大学生道德越轨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89.社会学知识的高校普及与大学生的素质培养
90.北京市普通高校大学生业余体育锻炼的动机、特征及社会学分析
91.当代中国大学生考研动因的社会学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92.社会学视野:大学生心理障碍剖析
93.普通高校大学生体育学习心理的社会学分析
94.从社会学角度看大学生社会化问题
95.以社会学视角探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关注贫困生成长,从“心”开始
96.对当代女大学生爱情观的社会学解析
97.贫困大学生违法犯罪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98.社会学理论教育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研究
99.从消费社会学看《布拉格的大学生》中人的异化
100.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101.论强化大学生社会调查内容的教学——基于《社会学概论》课教学改革的实践
102.苏北高校大学生体育行为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103.大学生暴力犯罪的学校预防——以社会学为视角
104.当代大学生考证热的社会学分析
105.目标与手段的背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社会学分析
106.高校体育与大学生社会理性的社会学透视
107.如何看待大学生的思政课逃课——用杜尔克姆的社会学方法分析
108.大学生缺失游戏精神的社会学分析
109.食品安全意识与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以某大学在校大学生为样本的分析
110.大学生自杀成因的社会学透视
111.大学生体质下降的社会学分析
112.90后眼中的网络——90后大学生网络偏好的社会学成因质性分析
113.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社会学解读
114.同辈群体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社会学研究
115.高校体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社会学探析
116.激情与理性间徘徊——对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与消费心理的社会学解读
117.大学生体质下滑的社会学透析
118.社会学视域下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分析
119.对大学生越轨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120.边缘人与漂浮者:关于大学生社会位置的一种社会学阐释
121.大学生抑郁症状的社会学分析
122.苏北高校大学生体育行为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123.大学生党员的角色认知和角色实践——对大学生党员角色的社会学解读
124.大学生消费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125.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考证热
126.大学生自杀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127.南京市普通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社会学调查分析
128.情景逼迫:一种柔性暴力的生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失语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篇(3)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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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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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篇(4)
一、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几个亮点
1.从生理、心理角度关怀老年华人的健康状况。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老龄化研究中心暨社区医学系的学者以波士顿的177名华裔老人及上海428名条件相当的中国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对比分析了上述两组老人的健康问题与沮丧症候的关联程度，进而得出尽管移居国外后需要面对种种挑战，但与不曾移民的同龄人相比，美国老年华人的心理更为健康，而在两组老人身上，各种慢性病均与沮丧症候的累积有关等结论。研究还表明，文化因素更有可能影响中国老人对健康服务的利用(如看牙医)，而同化程度(degree of accuhuration)会对美国老年华人利用同类服务产生作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工作学院D.w.L_Lai的Impact 0fCulture 0n Depressive Symptoms of Elderly Chinese Immigrants和Effects of Service Barriers on HealthStatu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等文，则分别探讨了文化因素、医疗服务障碍因素等对加拿大老年华人健康的影响。
2.关注华人青少年移民适应当地社会的过程。美国旧金山大学教育学院的c.J.Yeh在Development of a Mentoring Program for Chin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Cultural Adjustment一文中，以新近从中国大陆地区移民到美国的32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引入一种名为“同龄人顾问计划”(Peermentoring program)的研究模式，在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中，观察这32名高中生与由美国当地所高中的学生充任的“同龄人顾问”(Peer mentor)之间的互动情况，建议学校辅导员、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心理健康专家对移民青少年提供辅导。而在Chinese Immigrant High School Students’Cultural Interactions，Acculturation，Family Obligations，Language Use，and Social Support一文中，C.J.Yeh等学者则认为，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流利程度，对于缓解他们适应全新环境时的焦虑情绪至关重要。此外，学校还应为移民学生提供各种论坛，让他们参与各种社交场合，以便他们与操英语的同学展开充分的交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家庭与儿童生态学系的D.B.Qin在Doing Well％Feeling Well：Understanding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Chinese ImmigrantAdolescents一文中，以两组中国移民家庭为对比样本，分析“尽管亚裔美国学生的成绩普遍较高，但他们通常在心理与社交适应方面表现不佳”的原因，涉及家庭教育方法、父母期望、亲子关系等方面。
3.透过各种社会现象思考华人的相关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主任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The Hispanic Challenge一文，聚焦美国社会族群的融合状况，重点讨论美国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的相关问题，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华裔，如提到在非美国出生的外来族群中，墨西哥裔为数最多，约占27.6％，华裔和菲律宾裔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别约占4.9％和4.3％，还建议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掌握包括中文在内的至少一门重要外语，以利于了解一种外来文化，并方便与该文化的族群人士交流；2001年，美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获第73届美国奥斯卡4项大奖后，各国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该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K.Chan在The Global Return 0厂the Wu Xia Pian(Chinese Sword―Fighting Movie)：Ang Lee’s“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一文中，讨论了该片所建构的中国意象(Image 0f China)及男女平等的可能性，认为导演李安在影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家长权威进行了冲突性解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Klein的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A DiozporicReading一文，则从海外散居者(Diaspora)的视角，分析了导演李安呈现的电影语言和美学模式，探讨了他与中国故乡、与其他散居海外的中国人之间的各种联系。此外，Xiaochun Jin和MunyiShea等学者则分别透过治安、就业等社会现象，思考了华人的相关问题。
4.重视应用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地理学方法的应用上，加拿大瑞尔森大学Lu Wang的Global Connectivity，Local Consumption，and Chinese Immigrant Experience一文，通过对多伦多华人移民消费偏好的分析，揭示了族群特征及族群文化对移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的s.Y.Teo在Vancouver’s Newest Chinese Diaspora：Settlers or‘Immigrant Prisoners’?一文中，从海外散居者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两个概念人手，对新近从中国移民到温哥华的技术型移民(skilled immigrants)展开研究，分析其在异国他乡语言、就业、婚姻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随后提出了“他们是移居者?还是为再次移民而暂居温哥华的‘移民囚徒’(immigrant prisoners)”的问题。在考古学方法的应用上，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室的A.H.Harris在Additions to the Archaeological Fauna of the Former Chinatown Section Df ELPaso，Texas一文中，考察了美国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E1 Paso)一处19世纪末唐人街遗址的出土物件，并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华人葬礼习俗等问题提出了看法。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B.L.Voss的The Archaeology 0厂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一文，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圣
何塞(San Jos6)马克大街(Market Street)唐人街的考察，对同化模型的理论和方法论提出质疑，认为历史的证据表明，该华人社区的居民并非总是生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格格不入中。此外，F.Lau和D.L.Li等人还分别将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应用于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
二、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1.对弱势群体给予持续关注。上文列举的论文中，关注华族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在相关国家生存、发展问题的占一定数量，主要从医疗卫生、心理健康、学校教育、家庭培养、社会责任等方面人手，探讨帮助华族老年人维系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辅导华族青少年适应移民后新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等问题，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分析其原因及各种后果，并从社会学与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角度探讨对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较显著的社会价值。今后，此类研究中所折射的人文关怀精神，将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2.华族研究的触角更为细致、灵敏。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触角几乎深入到相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体健康到族群适应性，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等，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将具有国际问题研究色彩的华侨、华人研究，置于国家社会稳定、族群和谐等框架内加以讨论。此外，从上文列举论文作者的姓氏看，部分作者本身即为华族的可能性很大，如B.Wu、D.w.L.Lai、C.J.Yeh、K.Chan和Xiaochun Jin等，他们大多供职于所在国家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具备一定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而由于其华裔背景，他们也较多地以与自身族群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旨趣，进而与其他族群学者一道，共同推进所在国家华侨、华人研究在广度上与深度上的不断拓展。
3.“学科”痕迹淡化、“领域”意味增强。时至今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应用已屡见不鲜，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为基调，讨论华人社会变迁、家谱个案、侨乡纽带以及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等主题的论文相对为主流，如J.C.Dorsey的Identity，Rebellion，and sociafJustice among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uba、)M.Williams的Honk Kong andthe Pearl River Delta Qiaoxiang、Wei―Wei Zhang的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oncept 0f“GreaterChina"以及Sheau―yueh J.Chao的Tracing Their Roots：Genealogical Sources，or Chinese Immigrantst0 the United States等。此外，如前所述，国外华侨、华人的研究学者还广泛应用了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可见，今后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痕迹可能会趋于淡化，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兼容并蓄的研究领域。
三、国外华侨、华人研究可供借鉴之处
1.秉承人文精神。当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经济议题或相近的方向上，如有学者曾指出：“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下，关于华商和华人经济状况的研究最为泛滥。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几年内关于‘华商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论文及相关著作竟达数百种，造成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经济要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仅从经济视角出发，不可能圆满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就华侨、华人的研究而言亦然。前文提到，近年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论文已越来越多地将关注重点置于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身上，致力于探讨对其提供帮助、辅导等的途径与方法，进而达成社会稳定与族群和谐，其中体现的人性关怀的价值认同值得国内学界参考。
2.重视微观发掘。上文引述的论文在文献发掘、数据整理、案例分析等方面无不做足文章，论文作者及其团队通过经年累月的不懈积累，较为细致、全面地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成果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科研价值，推动了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发展，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界多少存在由急功近利心态导致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相信若能在科研过程中，注意借鉴国外同行的细致认真，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微观发掘，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整体水平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篇(5)
当器官移植、人工授精、基因技术等新的生物医学技术名词充斥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医学科学已经全面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高速发展的技术时代，涉及人体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试验也越来越多，切实有效地调和医学伦理道德与医学科技发展间的矛盾分歧已是刻不容缓。对此，笔者认为，在传统医学伦理学四大基本准则即尊重、自主、不伤害与公正的基础上［2］，在医学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强调这样一点:医学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保障患者的利益。
维护人的生命尊严人是世界上惟一有理性、有感情、具备社会关系能力和信念的实体，医学研究的发展首先要体现出对人的尊重，惟有如此，才能使医学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尊重人的自在研究者与受试者以及医患之间应当建立起一座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桥梁，承认并尊重受试者、患者的自应当成为展开医学研究的先决条件。以欺骗、哄骗、诱导等方式进行人体试验尤其是临床药物试验，或是采用未经伦理审查、科学论证即应用于临床的治疗方法，都是违反医学伦理和道德原则的。
尊重人的知情同意《伦理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中均强调了患者或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指出“人类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是绝对必要的”［3］。知情，就是要求每个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前必须被充分告知并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研究可带来的预期利益、潜在风险以及可能的不适;同意，则是指受试者在充分理解试验相关信息之后，具有选择和终止参与的权利，且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保护人的不受伤害医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或诊疗手段，对于受试者、患者而言，往往是“利害并存”的综合体。对此，医学工作者在临床试验设计或药物试用上，应将保护受试者、患者的健康作为首要任务，认真权衡利弊，评估风险，力求以最小的损失为代价获得患者的最大利益。
正确处理临床医学科研和医学伦理关系的基本途径
强化医学工作者的伦理道德意识医学科研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事业。医学工作者在医学科研的主体，保证科研成果造福人类是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对此，医学工作者应当强化自身的伦理道德意识，使自身拥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在医学研究中严格履行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所提出的“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则，自觉加强自身道德素质修养，遵循伦理价值规范，在临床医学科研实践中尊重受试者的利益，科研选题时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揭示医学科研的潜在风险［4］。惟有如此，才能使医学科研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健康带来福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化解医学发展与医学伦理问题间的种种冲突。
给予医学科研宽松的环境医学工作者是医学科研的主体，广大公众则是医学科研组织开展的土壤，也是医学研究成果的最终消费者。在现代医学高科技技术的双面性凸现的现实环境下，给予临床医学科研以宽松的发展环境，关键是要培养社会公众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和道德观，医学技术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适合的社会环境。要在社会公众中普及推广伦理道德知识，破旧立新，重新树立适应于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健康发展的新型伦理道德观，捍卫科研自由，支持正确的医学科研活动，也能正确地利用科学的伦理观捍卫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对医学工作者的科研活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当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5］。
完善医学伦理对医学科研的指导与规范医学伦理学是指导医学的健康发展，监督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防止其误入背离人道的科学主义歧路的专门学科。要完善医学伦理对医学科研的指导规范，关键是要发挥好伦理委员会、医学期刊等组织机构在伦理审查中的监督作用。(1)发挥已有伦理审查组织的监督作用。伦理委员会、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等作为具备实体组织形式和建制的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管理机构，要积极借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GCP联盟等机构关于医学伦理问题研究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与完善伦理审查工作视察与评价的管理规范，建立起伦理委员会等相关管理机构的标准操作规程，提高伦理检查的质量。(2)要重视中文医学期刊在医学伦理审查中的重要作用。对医学期刊编辑进行医学伦理知识的培训，深入学习《赫尔辛基宣言》、《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操作指南》、《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审查办法》、《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等国际国内文件，使医学编辑能够在审稿和编辑过程中能够清楚、公正地处理好学术论文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把好医学论文进入学术传播领域的最后一道关口［6］。
结语
篇(6)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医学研究生；创新途径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面向理、工、农、林、医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学科性质看，它是哲学的重要分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线索，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认识和变革自然的辩证过程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功能和以创新机理为核心的方法论教育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功能。[1]这门课程不仅有利于医学研究生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科技观，而且在形成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科研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1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1.1教材问题。目前国内各高校硕士研究生的本门课程统一使用郭贵春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部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3年版）。包含绪论和五个章节，分别为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这本新教材与以往使用过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时展的实际，贴近理科专业实际，侧重文理知识的交叉与融合，蕴含了党十集体智慧的凝结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个高校的《自然辨证法》课程自主选择、使用教材，可供选择的版本丰富多样，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四层内容体系上编写得比较完善，便于教师从整体上把握本课程的核心主线和内在逻辑结构。但是，有的教材在编写时内容不够深入浅出，理论性太强，案例资源缺乏针对性和前沿性，无法适应学生的不同专业需求。以这样的教材为模本而展开的教学活动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师把学生的头脑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识，把科学教育扭曲成一种高度浓缩的科学知识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学精神几乎成为学生的盲点，学生普遍缺乏对科学技术创新性的理解。[2]
许多医学院校选用《医学辩证法》作为参考辅助教材，采用由国内多所医学高校联合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医学院校选用教材），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医学实际，注重医学临床辩证思维、循证医学思维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尽管现存的教科书版本较多，选用教材丰富，但结合医学专业实际的教材可选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内容抽象，与医学实际脱节，即使有部分医学案例，但内容陈旧，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内容还存在严重的老化现象，不能及时反映最近时期的医学前沿问题，大多数案例资源是十几年前的内容，导致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兴趣，难以把握到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的精髓。
1.2大班教学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后，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课堂教学。《自然辨证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课教学方式给课堂的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难度，给教师上课时的课堂控制带来很多困难，难以采用研讨式、PBL教学法等课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大班教学中经常出现看课外书、玩手机、睡觉、迟到或早退等违纪现象，教师在课堂管理时感到异常棘手。任课教师能否成功地实现教学目标，一方面与课程提供的内容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教师驾驭和控制课堂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并讨论课堂控制问题对提高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的自然辩证法大班教学的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1.3考核问题。采用课程论文或调研论文的考核方式比较普遍，可由教师推荐论文选题，也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主题。有的教师采用课题调研方式，将自己的课题分配到班级，吸纳部分科研水平优秀的研究生进入课题调研组，将研究任务细化分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研究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在针对课程论文考核方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上交的课程论文并不是在认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独力完成的，而是以应付的态度采用过度抄袭的方式完成论文。通过与多个学校的交流与对比，发现课程论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质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课程论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学生上交论文存在过度抄袭问题。有的学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网上打印论文，连原作者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都来不及删掉就上交给老师。部分学生对专业课程过度偏重，认为自然辨证法是选修课，平时忙于科研或实验，没有时间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考前应付式地上网抄袭一份作业，如果教师要求不严格，许多学生的抄袭作业通过考核，会导致多届学生的学风和考风松懈，进而严重影响了这门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单一的考核形式及结构不合理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无法达到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
1.4学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不够明确，在对待这门课程的态度存在抵触情绪，认为医学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没有实际意义，纯属浪费时间。在这种“实用主义课程观”的影响下，学生没有从心底里接纳自然辩证法课程，旷课的学生较多，上课时看专业书或英语书的现象不少，课堂参与不积极，缺乏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动力。
1.5教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活动与学科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如教学活动中存在着教师数量少、教师专业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欠缺，教材内容不能满足需要等问题。[3]理论讲授的模式存在着单向性和机械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储存知识，讲授的时间占了课堂的大半部分时间，学生的参与活动较少，主动获取、形成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被忽视。授课内容抽象单调，形式和手段单一，理论与现实脱节是自然辩证法课程无法进入学生内心的关键原因。大部分教师的学科背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学专业，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相关背景，在联系医学实际时存在医学知识的储备不够深厚，医学理论的功底亟待加强的问题。这就要求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必须有足够的医学相关知识，才能不断增强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吸引力，让这门课程凝练出“精彩一课”的效果。
2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创新途径探索
2.1利用教学大纲整合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贴身化。即联系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和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增添兴趣与效果。进一步展现自然辩证法原理与工学、医学及军事等具体学科领域契合的意义。主张在示范教材参照下，自主选择教材。[4]密切联系医学实际制定教学大纲，坚持医学与哲学融合的原则，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学大纲的编写上，为了突出医学技术的特色，可融入《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人文类的课程加以整合。编写全国“一本通”的材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个学科专业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需要，编写“一纲多本”的自然辩证法教材则成为各个高校任课教师的热切期盼。[5]
教学大纲的内容突出了三个特色：一是紧密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实际，将《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等内容融会贯通，渗透到自然辩证法的教学设计中，更突出本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二是紧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思想角度新、教学专题性新、案例资源新，突出本课程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三是紧密结合《医学技术史》、《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其他交叉学科的内容，突出本课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医疗技术伦理方面，不仅要跟学生讲清其内涵，还要讲授其主要内容。在医学高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要谨防“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
2.2优化教学设计：一是内容结构的设计，打破教材的逻辑结构，贴近医学专业实际。如在讲授技术观时，整合有关技术伦理的内容，在有限的课时内，将最优化的内容呈现给学生。从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角度，思考“技术决定论”在医学领域的表现，探讨医学技术价值、医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两重性及现代医学技术伦理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医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拓展学生的视野。[6]让学生明确，医疗服务是终身职业，不断加强自我学习，更新知识，提高伦理素质，才能更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技术奉献给社会。
二是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查找网上大量的相关资料，精选趣味性的图片，如讲授远古时期的自然观，人对自然的膜拜，运用一些国内外的古代巫医图片配图说明，学生对这些知识从未了解过，经过生动有趣的讲解，提升了学习注意力。精选一些给学生带来极大思想震撼的视频资料，通过正反对比手法，使学生领悟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才是一种精美意义上的生态自然观。每一专题都设计“影视推荐”栏目，将新近的、优秀的、典型的节目介绍给学生，增加了学生对自然辩证法知识的理解和思维拓展。
三是分组讨论设计，一般来说，单个问题提问学生的参与性不高，课堂积极性难以调动。采用案例教学形式，把问题分化成多个小问题，实行分组讨论，每个小组讨论一个主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问题的设计方面，多结合医学专业和社会热点，问题设计与专业背景密切联系，有助于医学背景的专业知识与自然辩证法理论相互交叉和渗透。如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时，引导学生讨论古代自然观在历史上对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影响；收集资料讨论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的表现及现实意义。在讲授科学本质时，组织学生辩论中医学是否是科学的；谈到技术的价值和伦理时，引导学生讨论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福还是祸。
2.3增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导向，培养学生创造意识。《自然辩证法》教材涉及创造技法的内容很少，我们结合医学创新案例，多方面介绍医学创造方法。使学生实现从记忆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的飞跃。增强学生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和提高他们运用方法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7]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向学生提供课程论文题选、推荐书目、优秀影视等科研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探索。课前给学生布置讨论主题，学生利用收集的资料，通过小组讨论达成共同认识。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与课程设计，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在方法论的教学中，突出方法论教学的哲学特色，把各种具体的医学研究方法归入医学思维方法范畴，通过医学假说和医学发现与探索的思维方法等内容，深刻揭示各种思维方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
2.4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时成绩+分组讨论+期末考查”模式，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20%，由课堂表现和考勤情况组成；分组讨论占30%，按照自愿原则组成10人小组，自主选择讨论主题，上交讨论报告和记录。期末考查占50%，实行开卷考查，出题方式比较灵活，重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原理、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知识拓展能力。分组讨论发挥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团结协作，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通过本学期的考核创新机制的实践，学生的学风和考风实现了较大的转变，学生上交的小组讨论作业反映出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在蕴含着医学与人文、医学与哲学相融合的特点。现代医学突飞猛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医学在技术上的高度发展纵然给人类传来了福音，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加强医生的人文关怀意识，需从重视医学院“未来医生”入手。欧美发达国家也将医学人文学科作为培养高素质医生的基础，列入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目前，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已开设医学人文课程，但内容仅占5%的比重，远低于美、英、法等国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学经验缺乏、师资力量不够等原因，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教学效果尚不理想。
现代医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医学本身，而是在医学科学化后的一些副产品和现代社会商业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生意识到，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或医学家，仅仅凭借医学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需具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可增加人文知识的相关教学资源，如医学大家的介绍、医学发现和发明、药物研究的相关历史等案例，增强学生的关注度，提高学生的人文探究，促进科研思考。
自然辩证法可以从“仁心”和“仁术”两方面来提高医
学生的人文修养。人文精神贯穿自然辩证法教学始终，以鲜明的人文案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应给科学技术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如果说医学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技术，有失偏颇。在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内容讲授时，引入医学的价值有关内容，让学生思考为什么“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最能彰显医学的真谛？通过讨论使学生理解医学是一门“人学” ，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艺术，“医乃仁术”是医学人文性的集中体现。在探索医学难题时，应考虑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质量，如缓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治疗并不总意味着治愈，还包括体恤和减轻痛苦。
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如何将一般原理与学生的学科专业实际联系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是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在教材的创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传统教材的体系结构，突出医学高科技应用的问题。目前在医学领域呈现出与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紧密结合的优秀成果，甚至还呈现出具有中医特色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中医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将医学实际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组建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团队，实现教师间的密切合作、学科互补，是提高教师素质和课程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杨学军，张 磊，吕卫东.创新型教学在“自然辩证法”课程中的实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5（1）：109-112
[2] 肖健.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培养医学研究生科技创新素质的体会[J].南方医学教育，2005（1）：38-41
[3] 徐治立，刘 敏.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2）：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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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宗明，张艳萍.结合研究生专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9）：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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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正确的医患观，是医学生从事医学学习和成就未来事业的先决条件。因此对医疗队伍的后备军进行新型医患关系的认知教育，培养其医患沟通能力，对于医学大学生的身心成长和进步，对于今后能够采取符合技术、伦理、法律等规范的医学行为，以及未来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都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既是我国医学教育的缺失环节，也是文章着重探讨的内容。
[论文关键词]医学生 医学院 医患关系 认知教育
当今的医学生，既有渴望成为“白衣天使”的喜悦，也难以回避频发的医患冲突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挑战，从而对医患关系产生一定的畏难、防御和恐惧心理，不同程度地影响地他们的大学学习、生活和择业，因此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内涵及现状
1 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内涵。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医患关系是在医学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以医疗工作为基础、道德为核心、法律为准绳的一种特殊的医学人际关系。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患关系已不仅是局限于医生和患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以医生为中心的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医者一方和以病人为中心的与病人健康利益有关的患者一方所构成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人际关系。这其中既包括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诊治过程中形成的医学技术关系，又包括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医生和患者由于社会、心理、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道德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和文化关系等，我们称之为非技术关系。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是基于对医患之间关系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刻认知，通过医学、法学、心理学、行为医学、人际关系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患沟通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讲授，使医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当前医患关系的现状以及医患关系的性质，把握医患交往的技巧，进一步提高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从而有效地发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作用。
2 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状况。培养和引导医学生认知医患关系，继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已经成为摆在医学教育面前的一项严峻而又刻不容缓的课题。通过对河北省5所本科医学院校的调查发现，5所院校教学方案中均有涉及医患关系认知的教育内容，包括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护理礼仪等相关课程，但是医患关系教育课程要求学分偏低，远不及总学分的1／15，且多为选修课，
通过对样本数目为600份、有效回收589份的医学学生的调查来看，学生对医患关系相关知识主要来自选修课程、实习培训等，占在校时期学习知识总量的3％以下。约有95.2％的医学生表现出来对此类教育内容的兴趣和关注，同时也有约88％的学生表示对此类知识了解不多。由此可见，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在各医学院校医学生教学方案中虽然有所涉及，但是并不能满足医学生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
二、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重要意义
1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是现代医学发展对医学生素质的基本要求。随着医学模式由传统的以病论病的“生物”医学模式，向当前“生物一心理一社会”这一新的医学模式转变，医学发展对医务人员提出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新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要了解疾病，还要通过与病人交流了解病人所面对的社会关系以及心理因素对其疾病的影响，只有通过与病人建立相互尊重和理解、相互支持和配合的和谐医患关系，才能最终实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医学目的。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五星级的医生”(five star)应该是“保健提供者，交际家，决策者，健康教育家，社区领导者，服务管理者”。世界医学峰会也对医师提出了应具备交际能力的要求。可见医学教育界很早就开始重视培养医学生与病人的交往能力。因此提升医学生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水平，掌握医患交往的技巧和方法，是现代医学发展对医学生的必然要求。
另外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因其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决定了它对完成医学目的的重要性。尤其在“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下，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有效地补偿了医学专业教育不能完成的医学生人文教育的缺乏。只有经过医患关系教育，进一步培养新时代的医学生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提高医学人文素养，始终牢记“安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词，才能全心全意为患者的身心健康服务。
2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是构建谐和医患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破解医患关系难题的有效途径。由于医务人员具有医学专业技术和经验，因此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成为主导方面，而医学生作为医生的后备军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主力军，提早开展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尤为重要，通过医患关系的认知教育，正确理解医患关系的实质，把握医患交往技巧，为将来顺利开展医学工作以及构建我国和谐医患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医患关系出现很大的变化，医患矛盾已经发展为医学生今后难以逃避又亟待处置的难题。因此加强对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使医学生了解医患关系的实质，正确看待医患矛盾，注重与患者沟通能力和交往技巧，必将成为破解医患关系难题的有效途径。
三、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内容
1 通过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使医学生明确医患关系的性质。由于缺乏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现实中许多医学生对医患关系的实质存在错误解读，如片面理解为消费关系、信托关系、契约关系等，对医患关系性质的界定受时展的影响，但现实中医学生对当前医患关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颇和片面性。虽然当前医学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医疗行为带有一定的商业色彩，但医患之间的交往不能理解为纯粹的商业行为，即使医疗活动采取商业化运作形式的西方国家，医患关系也没有停留在纯粹的消费关系层面。把医患关系理解为医学服务产品的消费关系，看似是把医疗活动、医患关系简单化，但却忽略了医学的公益性和人道性，通过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使医学生明确当前医患关系的真正实质。医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以医患双方共同目标为基础的、带有一定契约性质的、具有深刻伦理内容的、以理性为前提的双向性的信托关系。在医患这种双向的人际关系中，一般而言，医者处于主导地位，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决定着医患关系的满意程度，这主要是患者缺少医学专门知识和技能，求助于医者而言的。但是，医患关系双方的地位在现实中是可变的，有时在医患矛盾的原因中，患者要负主要责任，不能把医者在医学技术方面的主导作用机械地照搬到医患关系中来，对医患之间的冲突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不利于医患矛盾的解决。
通过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还应该使医学生意识到，患者就医之时，由于医学知识和能力的缺乏，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抱着极大的信任，他们不仅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交托给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甚至把包括自己家族病史、用药史等一些隐秘私事告知医生或护士，促使医务人员努力维护患者的健康，完成患者的信托。这种信托关系不同于商品关系中的陌生人伦理要求，它使病人拥有了许多正面的权利，同时使得医务人员肩负了许多正面的义务和重大责任，使得医生面对急需抢救的危重症病人时不能简单地从诊疗费用权利出发，而应以病人生命健康权利和对医生的信托关系为重。同样地，通过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使医学生进一步明确，医患关系具有的更深刻的伦理内容。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合同契约关系，这可能使医务人员忽视医生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追求，而只去考虑在短时间内不违约，造成医务人员在一些有大的风险治疗面前不作为，又可能使医学人道主义的行业特征丧失。
2 通过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使医学生了解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明确改善医患关系的途径。通过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使医学生了解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找寻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促使其思考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应逐步使医学生明确忽视和侵犯患者的权益、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的监管制度不健全、医患之间没有建立有效沟通、医疗保险体制不健全、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不公正、缺少对医生医疗服务的保障机制等因素是导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而在医患矛盾激化的多种因素中，长期以来医患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据2007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组织全国326家医院调查统计表明，321所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困扰的问题，发生率为98.47％。多数医疗纠纷并非因医疗技术引发，而是由于医患沟通障碍导致患者或其家属对医院、医务人员的不满意而引起，由于医方整体缺乏人文精神、服务态度与服务方式不当引发的纠纷占全部医患纠纷的49.5％。可见，医患之间发生误解与矛盾，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医护人员缺乏沟通能力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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