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决策者向经济学家讨教时，他们期待所获得的建议是基于科学的，而非学术派系之争或政治预设的产物。毕竟，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会对真实的人民产生真实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分析和政策建议背后的推动力量，并非总是可靠的科学。

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最近批评了他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性”，认为经济学家应该采取措施，排除经济学中的学术流派主义和政治因素。

罗默的观点基于其所属领域的一场正在进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思想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罗默的主要担忧似乎是一些经济学家有一种倾向，即认为适用于特定理论的规律就适用于一切理论，因此适用于真实世界。罗默援引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的论文为例。

卢卡斯在2009年的论文《思想和增长》中称，书本或蓝图在促进增长中毫无用处。卢卡斯写道：“一些知识可以‘包含在’书本、蓝图、机器和其他实物资本中，并且我们知道如何将资本引入增长模型，但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本身并不能提供持续增长的引擎。”

问题在于，卢卡斯的说法只适合部分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有严格的假设，即“包含的”资本回报会随着资本的积累降至零位。罗默指出，许多模型根本不适用这一假设。卢卡斯提出的理论――即创造和获取“包含在”书本、蓝图和机器中的知识并非经济增长之路――基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决定，即将注意力限制在少数几种模型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卢卡斯的决定无可非议，如果他所选择的模型是唯一的正确模型的话。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批评从个例推出普遍结论的做法外，罗默还将矛头指向了认为经济模型只允许一种互动模式、一种个体决策模式的人。

罗默主要反对的是一个假设，即经济增长模型中唯一允许的互动是所谓的“价格接受”，即在市场现行价格水平上买卖商品和服务。除此之外，我个人还反对另一个假设，即个体决策永远具有理性预期的特点。

上述假设也许足以成为构建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但前提是市场过程构造完全正确，在总量水平上排除个体水平上明显存在的偏离价格接受和理性预期的所有情况。而市场过程是否满足上述前提、哪些市场过程何时满足上述前提，是一个实证问题。声称所有市场过程都必须如此构造是歪理邪说。

而这一情况普遍存在。在增长理论领域，罗默认为当前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的论文，无不引入了价格接受均衡的必要理论限制。罗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论文除了能提升其作者的学术地位外一无是处。

与此同时，在我主攻的宏观经济学领域，我看到经济学家、银行家、实业家、技术官僚和政客宣称，政府可以实施的加速经济复苏的政策风险太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毕竟，对于符合极其严格的理性预期的模型而言，确实如此。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罗默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几天以前，我读到了加拿大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艾蒂尼・芒图对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批评。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称，政府刺激就业的措施，必然会产生令人厌恶的、不必要的通货膨胀，并可能导致产出长期下降。

篇(2)

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有所了解的经济学家最初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常常失灵？换句话说，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的“市场”，远比在西方社会里的市场要更经常地失灵？

这个最初遇到的问题有些“伪”，因为它不对“市场”加以界说。所以，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市场远比在西方社会里更难以生存？

在问了这一问题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再是经济学家。因为他追问的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要求经济学以外的解答。

韦伯，是一位经济学家――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他解答了我们的问题：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它是一套社会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和新闻，独立的会计、统计，审计、独立的执法和官僚制度等等，它们有一个名字，就是“支撑系统”――supporting systems――注意，system是复数。

韦伯说，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效运行，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支撑系统的有效性。所谓“独立”，首先是独立于政治和宗教，其次是独立运行从而超越人情与利益关系的规则和程序。

于是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市场”？言外之意，在一个韦伯所谓“非西方社会”里――那里几乎没有西方的宗教传统和政治传统，也没有与西方历史相应的支撑系统的历史，因此没有支撑系统――什么是“市场”？

也是面对西方的社会理论问题，奈特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书，至少对阿罗这样的经济学家影响很大――《竞争伦理》，这本文集在阿罗的博士论文中多次被引用，并且直接导致了阿罗的博士论文《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后者包含了今天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内容，所以其影响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里――此时立宪选择和公共政策的理论根据对大众和政府而言都显得特别重要，简直可以说“越来越大”，至少是“方兴未艾”。

现实中的市场，既要求韦伯所说的支撑系统，又要求奈特所说的伦理和情感方式。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两者都缺乏，如果不是都没有的话。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什么是“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理论中的“市场”，经济学家喜欢完全竞争模型，虽然它很抽象，但它为他们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生活提供了或许是最方便的参照系。现实情境（不论它是否可以称为“市场”）越是接近这一参照系，自由市场经济学就越有参照价值。

如果现实情境与理论情境之间有重要差异，那么，经济学家愿意做如下两类事情：（1）在完全竞争模型里增加适当复杂的因素，使它接近被考察的现实情境。所以，经典理论可以有许多版本；（2）提出政策建议，改善现实情境中的经济生活，使它接近完全竞争模型所提供的理论情境。所以，经济学家通过寻找和落实帕累托改善对现实情境有所贡献。

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是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是一个同时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三重转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经济学家在每一次提出政策建议或政策批评时，都应将他们习惯了的理论的市场与现实中的市场相比较。仅当这两种情境之间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建议或批评才可能是正确的。

事实上，作为系统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群体，我们很容易忽视中国市场的历史特殊性，我们很容易将“市场”当作一个抽象的经济形态，把它想像成在任何现实情境中都是有效率的。

此刻，常识特别重要。只有基于常识，经济学家群体才可能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实在的经济学。――注意，我说的是符合中国社会实在的而不是仅仅符合西方社会实在的经济学。

按照我们的观察，最近若干年来，在中国的公共政策领域，大众与经济学家群体之间的愈演愈烈的意见冲突，很大程度上，确实应归咎于我们经济学家日益习惯于将理论情境中的市场混同于现实情境中的市场，从而提出了相当多的不属于中国社会实在的政策建议和批评。

我们由衷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甘愿离开政府决策机构，充当民间经济学家或边缘经济学家。同时希望，那些为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咨询的经济学家们，更习惯于反思在西方社会中长期建构起来的理论中的市场模型，更真诚地了解中国社会中的现实的市场及其诸多历史特殊性――后者往往意味着支撑系统和伦理基础的缺失或变形。

篇(3)

该研究受到国际关注，但有健康领域的科学家质疑该研究的科学性。

研究者均为经济学家

7月8日，这篇名为《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两位研究者均为经济学家，分别来自北大和清华。

该论文用统计学的方式得出结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北方地区的5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平均每人失去5.5年寿命。

论文作者之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表示，这是通过北方地区总悬浮颗粒物水平推断出的结论。

该研究的中心结论是，严重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是惊人的，长期生活环境中的总悬浮颗粒物每上升100微克/立方米，死亡率上升14%，预期寿命减少3年。

供暖致淮河以北污染跳跃性增高

该论文的研究基于中国特有的冬季取暖政策：以取暖分界的淮河为准，研究选取了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90座城市，收集了1981年到2000年间这些城市每日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数据，以及疾控系统得到的1991年到2000年这些城市的各年龄段死亡率、预期寿命和死于心肺疾病的数据。

论文另一作者李宏彬解释，因为南北供暖政策，研究者发现在淮河附近污染曲线出现大幅“跳跃”，“原来是平滑的一条线，到了淮河附近突然有个跳跃，曲线不连续了。”

研究发现，淮河北岸的总悬浮颗粒物比相邻的南岸跳跃性地高出了200微克/立方米，相应地，人均寿命也发生了突变，北方比南方少五年之多。

没有大量样本结论不可信

针对该言论，中国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回应，上述结论缺乏实证，有失偏颇，“没有大量样本得出这个结论不可信”。

篇(4)

赫伯特西蒙是这方面的天才之一，他把认知科学和管理学等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经济决策上，提出“有限理性”假说，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西蒙没有对理性选择模型做更系统的反驳，也没有提出备选的更符合现实的决策模型，并未撼动新古典主义唯我独尊的地位。不过，他的后继者，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经济学家特维斯基，联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后院放了一把火，这把火越烧越旺，真正改变了经济学的格局。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工作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就是用心理学日益成熟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经济决策问题。他们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并不遵循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模式，而是普遍且稳定地采用启发式决策；人们在决策中并不在意绝对损益水平，而是在意相对某个参照点的损益水平；人们不可能正确估计可能结果的概率，而是经常高估小概率事件、低估大概率事件等。通过提出理性选择模型的替代物――行为决策模型，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特维斯基因已去世而未能获奖。行为决策模型深深影响了经济学近20年的发展，并衍生出经济学的新分支――行为经济学，它渗透到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有点再现早年贝克尔的气势。

不过，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时代，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还是坚决抵制的。为了更好地传播行为经济学，应《经济展望杂志》之邀，行为经济学的忠实信徒――芝加哥大学的泰勒教授从1987年开始和他人合作，四年间发表了14篇论文，分别总结和探讨了不同领域行为经济学取得的进展和主要观点。这本杂志在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又如此密集地就一个理论进行讨论，因此带来了空前的影响。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后，行为经济学逐步从角落走向金色大厅，并成为经济学的主角之一。

《赢者的诅咒》就是由这14篇论文构成。在这本书里，作者运用大量的实验证据和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一些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比如书中提到的公平和互惠偏好、偏好反转、损失厌恶、双曲贴现、心理账户等，都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所不具备、而人们实际上本来就有的心理特征。通过这些心理特征，才能够正确解释诸如行业间的工资差异、拍卖中的“赢者的诅咒”、股市中的日历效应和羊群效应、封闭基金之谜等等“异象”。

在泰勒等人看来，寻求合理决策的人总是陷入理智和情感的纠葛，一会儿表现出超级的冷静，一会儿又表现出天真和幼稚。拿购买股票来说，市场上的股票良莠不齐，散户很难对其做出准确区分。当散户和机构同时购买股票的时候，由于机构对股票的了解更多，对于那些有投资潜力的股票，机构抢先购买了，散户买不到；等散户好不容易买到手，发现要么价位不合适，要么是机构不要的股票。行为经济学家把散户的这种境遇称为“赢者的诅咒”，即看似散户成了赢家，实际上是拿着“烫手的山芋”，反倒成了输家。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比如艺术品、兰花，甚至土地和房屋等的投资过程中，不了解情况的幼稚投资者或者冲动的投资者总是被“诅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有限理性。

实际上，在行为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家对理性选择模型的挑战从未间断过，从早期的阿莱悖论，到后来的弗里德曼－萨维奇悖论、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等等，都表达了学者们面对新古典模型的困惑和反思。但只有当行为经济学出现后，早期积淀的难题才真正有效地得到了解决。毋庸置疑，行为经济学是继博弈论之后经济学一次最大的手术。

现在看来，这次手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且主流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如今的行为经济学阵营中，有泽尔腾、阿克洛夫、史密斯等诺奖得主，也有博弈论大师弗登博格和梯若尔等人。这种阵势，如果还不能说明行为经济学的超人魔力，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篇(5)

确实,比克鲁格曼年轻3岁的郎咸平,自1994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并重点关注中国经济以来,他不仅已日益接近前者,而且其在中国的声名之旺,极可能已超出克鲁格曼在美国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2004年的“郎顾之争”一役,是将郎咸平登上公众人物之巅的直接推手。虽然,在顾雏军出狱喊冤之后,格林柯尔这个独立案例尚存一定的争议性,但是,在2004年“国退民进”狂热之时,面对国有资产贱卖、权钱交易横行的乱象,郎咸平能够用专业的财务分析方法,透过国企改革个案的详细解剖,从而引发全民性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应该说,郎咸平此举,无论是对于国企改革技术环节的修正、还是对于更广泛层面公平正义的呼吁,其时均堪称居功至伟。

不可否认,2004年郎咸平的一战成名,有其自身专业学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台湾出生、求学美国、辗转中国香港的经济学家,与内地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卷入学术政治以及利益代言相比,其时更为独立、亦近乎没有任何利益羁绊的郎咸平,更便于其登高一呼,直言国企改革乱象—“郎旋风”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压得国内经济学家“万马齐喑”,郎咸平亦因此获得“郎监管”的美誉。

不得不承认,郎咸平是一个精力充沛、天分极高之人,在名扬海内之后,其身份逐渐演化为财经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演讲家,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均做得风生水起,由其担任主持人(或嘉宾主持)的财经郎闲评、财经郎眼等节目,均在不同时期成为风靡全国的财经节目,而以一年数本速度推出的《郎咸平说系列》,更是从未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消失,2011年甚至名列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中第9,与此同时,其每场高达25万元左右的出场费,更可与当红娱乐明星相媲美,而将国内经济学家映衬得暗淡无光。

可是,从来“两全其美”对于世人是一种奢侈,对于郎咸平亦是如此。与其曝光在镁光灯下的频率近乎成正比,学界对其异议亦“贬声”日起,攻其哗众取宠者有之,议其财迷心窍者有之,斥其阴谋论者更有之。

尽管,在学界对其贬声如潮中,不排除有部分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但是,客观而言,纵观郎咸平近年来的学者之路,在其畅销书著作等身之时,专业的学术论文却日渐乏善可陈,能够证明其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地位的,仍然是其200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著。而如果细究其近年来的文章(或演讲),无论是其指点宏观经济、金融业,还是其纵论地产业、制造业,在遵循同一条“危机临近”的线索之下,几乎均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阴谋论”过多而建设性近无。

在学界对郎咸平非议日增之时,近两年的两件事,亦让大众对其极为不解—其一,去年8月,郎咸平专访陷入“红十字会风波”中的郭美美母女,并在节目过程中有为对方洗刷之嫌;其二,今年8月,郎咸平在北京高端楼盘玺源台邀其所作的讲座中,慷慨表态“中国楼市最保值”,而日前又大发“中国楼市离崩盘已经不远”的“宏论”,仅一月时间,前后判若两人,必然令人殊为难解。

10年,郎咸平完成了从纯粹学者到兼职明星的转换之旅,而这样的异变,是如此地彻底、如此地“市场化”,又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因为对于“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们而言,郎咸平的异变,可谓是得不偿失。

也许,与国内经济学家过于“忧庙堂之所忧”相比,郎咸平特有的“愤民意之所慨”,自有其可贵之所在。但是,其过于附和民意(甚至民意),而失之于学者应有的严谨和理性,必然令其在声名日增之时,非议与不解尾随相伴。

篇(6)

英雄梦 哲学情

似乎小的时候,男孩子都有英雄梦,但是像孙飞这样因为英雄梦就开始非专业习武的好像并不多。立志成为英雄的小孙飞开始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习武术,然后早读,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回想那段生活,孙飞说:“没想到当时的爱好,在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习武的过程使他的身心得到了锻炼。同时,早起习武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晨读,锻炼、学习两不误。这也让少年时的孙飞一方面是学习上的好孩子,一方面又是坏孩子的“头头”。当然,他这个“头头”是不会去欺负别人的,只是因为他的武功很好,所以,很多调皮的孩子都围在他身边。

孙飞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中学,生活也在安宁和计划中一天天过去。但是到了高中,生活出现了小小的改变。高中增设了哲学这门学科,孙飞一下子就被哲学的辩证思维吸引了。他也一直梦想着可以上北大哲学系。但是高考的时候他发挥失常,考试成绩不理想,他被调剂到了当时的北京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工商大学,在技术经济系的物流管理专业学习。高中时,孙飞接受的是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学习,大学里可以接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学习。这样,孙飞开始写一些简短的文章,发表在校报上。

大学时期,孙飞以最高票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这也让孙飞拥有别人不可能有的锻炼平台和机会。而大学的实习,孙飞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度过的。这让他近距离了解最新经济信息。一个偶然的机会更让孙飞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一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代企业导刊》在北京举办了首都金融界知名人士招待会,他们的交流让孙飞感到金融是一个充满神秘与魔力的行业,也让他有了对金融行业研究的冲动。孙飞说:“原本我毕业后可以去中央部委工作,但是由于我对金融感兴趣,最终选择了到中国建设银行。”

实践理论双丰收

在建行的工作使得孙飞可以更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也为孙飞的发展提供了第一个舞台。

工作后的孙飞开始潜心研究金融发展,并且开始发表大量的文章。这个时候,信用卡开始在我国萌芽,孙飞通过自己对信用卡性质的了解,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采用集体智慧,提出了“龙的传人用龙卡”、“我的脸就是信用”等脍炙人口的宣传口号。虽然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并不是很潮,但是在当时却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到建行半年之余,被作为重点后备干部培养的孙飞就到了广东进行农村基层建设,也就是下乡扶贫。那时的扶贫是把技术、资金和新思维带给当地的人们,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此时的孙飞一方面进行扶贫建设,一方面还进行着金融方面的研究,发表文章上百篇,其中《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利益问题》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

由于扶贫成绩突出,孙飞被评为农村基层建设优秀工作队员。因为人才短缺,特别是金融领域人才更是短缺,而孙飞不仅实践工作做得好,又在金融方面潜心研究,建行广东分行的领导就希望他担任团委书记一职。通过投票选举,孙飞以最高票当选,当时他23岁。

建行的舞台显然没有让孙飞满足。1995年,那时的商业银行业务比较传统,证券市场充满了挑战和创新。这时对证券业产生浓厚兴趣的孙飞又主动调入了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孙飞作为核心负责人筹建了证券总部,处理很多投资银行业务与证券经纪业务,如西宁特钢、延边公路上市辅导及主销商,等等。

在这期间,孙飞并没有停下自己充实理论的脚步,他在职攻读了中国社科院财贸系货币银行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2000年,孙飞被调入全国游乐园龙头企业北京石景山游乐集团,进行挂职锻炼。为了使自己的理论跟得上新世纪的脚步,孙飞报考了排名全国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在职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一级教授胡乃武。

通过这次学习孙飞收获的不只是专业知识,人大厚重的学术氛围更是陶冶了他的情操,让他可以在喧嚣的城市中坚定自己的方向。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很多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厚厚几箱的文章他一直珍藏着。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石景山区领导打算让孙飞担任石景山区发改委或研究室的领导。孙飞说:“我觉得石景山区的空间太小了,而且我还是更喜欢与金融打交道。”当时正值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重组,公司总裁很欣赏孙飞,聘请他去做公司总裁助理,同时担任公司北方区的党支部书记,主管北方业务并大力拓展信托及投资银行业务。

信托――又一个驰骋的舞台

孙飞开始了他在信托业务领域的驰骋。用孙飞的话说,原来的信托公司有点不务正业,一直做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和证券业务,信托的“一法两规”出台之后,信托公司才开始真正做信托业务。孙飞说:“这时,我一方面做大量的信托研究,另一方面做了很多金融及房地产信托的创新。”在信托界孙飞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也将这些理论成功地运用到了公司的业务中。2002年孙飞亲手操刀,完成了我国第一单上市公司的信托收购――四川美丰股权信托收购。之后,孙飞又首创我国第一例准REITS――北京景龙国际公寓股权投资信托计划与国内首例“信托+银行”模式典范――世纪星城股权投资信托计划,这些也奠定了孙飞在金融信托界的声望。

在事业发展的上升期,孙飞还对金融市场优化理论进行了创新,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一行独大的现象严重,金融监管属于高度管制,对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较高,他提出了“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信托+银行+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金融优化发展路径。多年来,发表文章800多篇,主笔了大量书籍,代表作有《现代工商管理》、《信托治理优化论》、《金融风暴启示录》、《中国经济大趋势》等。

这时,香港沿海投资集团找到孙飞,希望他担任公司的执行总裁,主持集团金融、地产、矿产资源投融资及收购信托公司工作,收购信托公司完成后出任CEO。这也与此时孙飞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主持成功收购了一家信托公司并换发了新牌照,累计运作资金60亿元。但是由于信托公司股东不和,使得孙飞无法出任信托公司的CEO。

之后,孙飞开始打造国巨资本,之后经北京金融工作局批准,筹备组建了国巨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始自己当老板。现在又同时担任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财务策划标准联盟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理事、世界资本市场控股集团副董事长、美国万通投资银行控股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资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昊朗体育控股集团执行董事、美国格林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华兴银汇资本董事长等众多经济职务与国际及国家社团的领导及专家职务。

虽然担任了很多的社会职务,也有很多的演讲要参加,很忙碌,但是孙飞依然坚持每天潜心学习,浏览大量信息,更好地把握外面的世界。他说:“网络是我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方式,每天花在网上的时间都会在1～2个小时,我可以获取很多高端信息,在每一次演讲或是讲课前一天,我也都会上网查阅是否有关于演讲内容的最新动态和政策。”

在专家、总裁、董事长的身份之外,中国社科院及菲律宾比立勒国立大学、太历国立大学、美国美联大学博士生导师是他的又一身份。如今的孙飞已有8位博士生毕业了,他们或是政府官员或是企业家。他总是告诉学生要有宏观的思维、战略家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实干的精神和实操的经验才能够成就一番大业。教学中,孙飞看重的不是教给学生某种观点,而是交给学生分析的方法,能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才是重要的。在论文方面,孙飞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我都是按人大的标准来要求学生的论文写作,通常开题报告我都会打回去好几次,我希望我带出的学生的论文要有原创性。不是简单拼凑就可以了。”

“现在的我都快成为空中飞人了,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忙碌,要是让我闲下来,反而觉得无所事事。当然,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孙飞的博客几乎是由他的助理和秘书来打理,很多是机构邀请他开的名人博客,或是已经开好只要他发表观点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是别人不能代替的,那就是金融研究,做课题,写著作。

现在步入中年的孙飞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现在和今后最想做的还是将理论和实践更好结合,将自己在金融学方面的观点运用到实际操作中,自己的公司也给予了他这样的实践平台。另外就是希望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提出更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更好地为金融业的优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孙飞博士简介

著名金融信托专家、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高级经济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财务策划标准联盟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理事、世界资本市场控股集团副董事长、美国万通投资银行控股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资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昊朗体育控股集团执行董事、美国格林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华兴银汇资本董事长。

在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理论文章600多篇,40多篇论文获奖,并著有以《现代工商管理-中国MBA经典》、《信托治理优化论》、《金融风暴启示录》为代表的若干著作,主持了《国有企业重组基金研究》等多项大型课题研究,以及改制上市、并购重组、项目融资、财务顾问、信托创新等工作。

2003年入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第12卷, 2004年4月入选《中华名家》,2004年8月入选《当代中华优秀儿女》,2004年9月入选《中华优秀人物大典》,2004年10月获中国城建与房地产科学发展“50位突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2005年1月入选《世界名人录》,荣获2005年度“中国发展百人奖”、“学术创新奖”,全球华人博士十大经济人物,2008年1月当选“影响中国进程100位杰出企业家”,2009年1月当选“世界十大杰出华人投资银行家”,2009年8月荣获“世界经济十大华人杰出投资风云人物奖”,2010年1月被授予“关注公益事业爱心人士”荣誉称号。

主持或参与的大型课题:

1.国企重组基金可行性研究(国家级)

2.国家科技攻关课题:西部大开发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级)

3.企业集团组织布局与北京制造业发展(省部级)

4.国家攻关课题:西部区域创新体系研究(国家级)

篇(7)

论文关键词：创新，创新型经济，驱动，模式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及未来更长的时间内，创新型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1 创新型经济的概念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创新型经济理论的鼻祖，其在191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中任何要素的变化都会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1]”，并给出了创新的概念：创新包括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二重含义，其中创新是指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运用到经济中去。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并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经济学论文，而不是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在不同的群体中分配，并利用价格信号来扩大稀缺资源分配的效率。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创新是外生变量——黑箱，对价格信号单独起作用，不能被积极主动的经济政策所引导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描述了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不同的经济学及经济制度，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应该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制度、企业家和技术变革是这一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创新是市场的进化过程，创新、制度、文化、规范、法律等这些在以往的经济学中是难以模型化的因素皆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2]。

基于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型经济理论在最近15年才受到足够的重视，创新型经济（或新经济）提法也零星出现，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3]。创新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重新定义的经济规则。我国洪银兴教授认为创新型经济是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由主要靠物质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推动转向创新（知识、技术、制度）驱动，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介入技术创新体系[4]。

创新型经济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创造新形式的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来扩大财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活质量。知识、技术、企业家精神、创新是这一经济模式的核心，在创新型经济下，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大量创新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笔者认为：创新型经济是指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资投入（资本、劳动、土地）驱动转向主要由创新（知识、技术、智力资源、企业家精神、制度）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在动态的、弹性的网络式创新系统之上，以灵活、快速、个性化的反应为基本特点，企业、大学、各类研发机构、政府、服务中介、顾客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主体，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将成为其主流产业。创新型经济意味着革新，决胜于不断地向前突破，经济增长不是来源于更多的投入及提供更多的同类产品，而是源于相对较少的投入，高效率的创新（新价值、新产品、新服务、新程序、新管理模式）。但创新也有负面作用，创新能力越强，知识不对称将一直存在，且会加速危机的爆发经济学论文，但同时，知识不对称将成为创新的最好来源。

2 创新型经济的特征

创新型经济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义，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明显的区别：

 

传统经济模式

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

关注物质资源（资本、劳动、土地）和分配效率

注重无形资源（创新、知识、技术、智力资源）及长期的优质的经济增长

封闭的创新系统

开放的、网络式的创新系统

当地集聚

全球集聚[5]

追求成本最小化，通过纵向一体化来缩减成本

注重高价值的投入和生产效率的增加，通过灵活的外包减少成本

生产不同内容产品的企业间分界清晰

边界变得模糊，所有的企业联系在一起

被迫快速变化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足够应付快速变化

顾客接受标准化的商品、遵从大规模生产，非常有限、固定渠道的选择（注重顾客关系管理）。

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及附加价值，多渠道的选择，并获得授权，成为创新的主体之一（注重顾客知识管理）

个体重点关注技能、工作、职业

高质量的工作及可观的人均收入及学习和职业生涯的灵活性

关注大企业，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

关注企业家，人才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注重灵活的商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