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传承国学精华是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聪明和智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就没有了精神支柱，就没有了民族的灵魂，就会失去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华优秀文化、精神、技艺的教育，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还有助于启迪学生的智慧，培养科学态度和世界观、人生观。

2012年我校被河北省创新教育学会批准为“践承国学精华、创新育人模式”研究实验项目首批实验学校，从此我们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以经典诗文为切入点，让学生直面经典，诵读诗文，让这些积淀着民族智慧、映射着理性光辉、浓缩着丰富情感、蕴含着优美意象的经典诗文熏染孩子们的心灵，以达到丰厚他们的文化底蕴，提升他们的品行灵气的目的。

1. 建构“国学教育”课程体系，让精华育人“潜移默化” （1）我校将国学经典纳入校本课程，开设国学课。制定了校本课程开发方案和各年级国学教育的具体目标。研究和探讨不同年级开展“国学精华”的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目标和方式。

（2）重视学科渗透，将诵读活动引入课堂。研究和探讨“国学精华”内容与语文、品德与社会、品德与生活等学科教材的切合点和教育方式，促进语文和思想品德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3）营造“国学教育”育人环境 让经典育人“润物无声”。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体现着让每面墙壁都能“说话”的原则，努力彰显学校特色。校园墙壁、教室外墙精选名家名作、名言警句，每学期更换一次；操场边的宣传栏，展出学生的优秀诗文作品，每两个月一期；而每班教室内部的布置，都有各具特色的读书口号、书香飘溢的图书角、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彰显个性的作品展示台、诗意飞扬的诗文学习栏。学生在校园里时时处处看到的都是优美的篇章、睿智的文字，形式上图文并茂，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浸润诗意，每一缕空气都浸润书香。

（4）把经典诵读融入养成教育之中 让经典育人“生根开花”。 如各班级在制定班规班法的过程中，发动学生研读《三字经》、《弟子规》等经文，精选其中符合现代要求的内容，编入班规班法中，进一步细化了规范标准，使学生深刻感受了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统一与和谐。

2. 树立明星效应，营造成长氛围 国学精华教育活动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校开展争当与评选“诵读国学践行十德优秀少年”活动，树立身边的榜样，营造优秀少年成长的激励机制和环境。此活动以争当为基础，以评选为机制，把经典诵读与语文、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课程教学结合起来，积极开设以国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校本课程，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选经典学习内容；把宣传教育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树立先进典型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突出对国学精华的学习、理解和践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把重点放在青少年、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传承与发扬上来，培育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道德素养的一代新人。

3. 家校携手，引导学生共践雅言雅行 （1）教师与教师携手。众所周知，教师的素养决定了教学的成效。要提高教师素养，专家培训只能偶尔为之，业余自学必不可少，但多种因素决定了其效果差强人意。于是，我校根据“教学相长”原则，让老师与老师之间携起手来，互相学习。开展国学教学竞赛、教学能手评选、经验交流、论文撰写、国学创新论坛等一系列教师活动，促进国学与语文、品德与社会等学科教学的有机融合，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篇(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中日音乐国际比较会议之际，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泷辽一、王光祈、杨荫浏、常书鸿、黄翔鹏等中日音乐学界的前辈，是他们以远大的学术眼光、科学的研究方法、辛勤的学术劳动，开辟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这一方沃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学术领域，创造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推向了一个，在此，我们谨对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恩惠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于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我曾经在拙文《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中做过初步论述，在此从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新发展》为题，对现状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国福州举办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已历时18年，每两年一次的盛会识新朋会旧友，话学术叙友情，如今已迎来第十次聚会。作为18年历史的见证者，我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人才成长、学术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从事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者人数逐年增多。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才能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记得当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时候，参会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召开时，出席会议者达78人，其中中方学者52人，日方学者26人。如果说研究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只是从“量”的方面体现了研究队伍壮大的话，那么，从老中青研究者学术论文研究议题的扩展、内容的丰富、水平的提高，就更体现了研究成果“质”方面的超越。由此，我们就可以增强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学者，蒲生乡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张前、陈应时、俞人豪、孙玄龄、增山贤治等人如今都已成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厚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优秀学者。例如：蒲生乡昭《日本古典音乐探究》、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陈应时《中国乐律学研究》、王耀华《三弦艺术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都已经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吕锤宽、赵维平、周耘、马达等，当年的青年学者，经过18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创造了优秀的学术成果，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者。他们中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论著。

这18年来，出席历届会议的许多研究生导师，都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带来参会，使这些学生在学术交流和实地音乐考察中成长，甚至于在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里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由此出现了周耘、刘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孙宁宁、刘银贞、许志斌、王翠、毛丫、长岭亮子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或较为优秀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有些已经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后两类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厚的基本知识，专业起点比较高，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持续努力，他们一定能够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内容——传统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领域屡有开拓。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

纵观18年来的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史学、乐谱学、乐器学等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得到了继承，并且不断深化。

对中日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和泷辽一等先生在上世纪前半叶开创、后半叶得以发展的学术领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各种刊物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有关本领域的文章。例如，赵维平、贺星、张前、袁静芳、蒲生美津子、平间充子、蒲生乡昭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古代在宫廷音乐、催马乐、雅乐与唐代大曲、雅乐与燕乐、乐曲《放鹰乐》、《兰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杨民康、管建华、塚原康子、葛西周、过本香子、新掘欢乃等人的诸多论文，将研究视域从古代转向近现代、当代中日音乐交流史和交流现状。其中，周耘、杨长安的某些论文直接将视域投向当今音乐生活，起着以研究来参与和干预现实音乐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先生是对遗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进行解读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谱的研究》、《琵琶谱新考》等众多论文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这18年来的各种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如：陈应时、应有勤、澳大利亚学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说”为新的节奏翻译方法，或者对“掣拍说”进行论证和争议，这都有利于将古谱的解译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中日两国乐器的历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谦三曾有《东亚乐器考》等、三谷阳子有《东亚琴筝的研究》等、东洋音乐学会曾出版《琵琶音乐研究》等，成为成果颇为丰硕的传统研究领域。近十八年来，与琴、筝、琵琶相关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新出现了俞人豪、阎林红、符丽琴、林月里、杨宝元、余明、朱佳、何丽丽、余丹红、郑瑞贞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传统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筝人、筝曲演奏技巧、传统筝的乐律体系、筝曲结构与艺术特点，琵琶的乐器学问题、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谱、中日琵琶音位发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与中国琵琶的流派等进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现之外，中国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尺八专题研讨会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论文，都正在将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应有勤、王建欣、郑荣达、赵维平、刘正国等人的论文，对中日尺八的历史及形制异同、正仓院藏乐器尺八、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龠”与日本尺八源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见解颇有歧义，但是都在认真探索，将中日尺八关系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还有学者以乐器壁画为基础在从事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区考察壁画中的音乐绘制情况，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乐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之外，近十八年来，在音乐形态、乐种比较、宗教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陈应时、郑荣达、吴国伟、胡企平、刘富琳、裴雅琴、金城厚、庄永平、马塞达、吕洪静、修海林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音乐的乐律、宫调、旋律特点、音乐结构等作了论述。

许多论文对明清乐、琉球音乐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乐研究方面，出现了郑锦扬、徐元勇、樋口昭、钱国祯、杨桂香等人撰写的有关明清乐源流、曲目、乐器、乐谱等的研究论文。在琉球音乐研究方面，王耀华、吕锤宽、刘富琳等人的论文，分别对琉球御座乐的复原研究、《福寿歌》、《闹元宵》、《四大景》、《一年才过》、《天初晓》、《清江引》、《急三枪》、《纱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证、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性、琉球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受容变易的三种类型、台湾北管乐与琉球御座乐之比较、组舞·能·中国戏曲之比较等进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乐关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丰富，研究渐趋深入。出现了周耘、岩田郁子有关黄檗宗声明诸多方面研究。杨民康嘉雍群培关于中国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乐比较研究、新掘欢乃对严密流咏歌、日本声明进行研究等的许多论文。

中日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来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上世纪初日本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研究，也有对中日音乐教育现状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涉及中日音乐教育历史、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张前、汪毓和、王安国、马达、冯芸、尾高晓子、孙玄龄、伊野义博、赵琴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

三、研究方法——经历了以文献学为特色、比较音乐学方法的运用.到重视实地调查、“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再到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利用、多视野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究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的前半和中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老一辈研究家，有着扎实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岸边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用东方所特有的丰富的典藏文献来为当时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历史意识、实证方法，用世界音乐的视野来研究日本音乐。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一批中国音乐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现地调查，不仅研究音乐的特点，而且追寻产生该音乐特点的文化缘由，也就是“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多视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等，推动了中曰音乐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在运用文献研究法时，不仅运用一种语言的文献，而且同时对两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的相关文献进行考查，使资料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为可靠。如蒲生乡昭《外国人对早期三味线的记录》，除了运用日语文献之外，还运用了中文、葡萄牙语、英语等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探寻早期三味线的踪迹。

又如：实地考察，不满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考察，而是像《亚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样，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用状声字来记录打击乐的口唱歌、锣鼓经这种记谱形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将视野投向音乐研究中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类似性的计算机处理》一文中，介绍了他与坪井邦明、松岛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开发的处理旋律类似性的“歌词音列法”计算机软件及其运用。矢向正人在《计算机对长呗谱的认识》一文中，报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计算机记录长呗谱的实验结果，他开发了名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该软件既能记录长呗谱，也能记录其它传统音乐的乐谱，而且还有开拓国际标准的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广阔前景。

综上所述，18年来，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代表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正在形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水准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在2007年9月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如何超越音乐学大师，如何突破“后岸边成雄时代”、“后杨荫浏黄翔鹏时代”。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有危机感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体现。但是，由于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传承性和积累性，后一代的成果往往是对前一代成果的补充和丰富，我们的职责是，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奉献。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是一定能够把前人开创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境地，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到了那个时候，卓越研究成果的问世，杰出研究人才的出现，就成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篇(3)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  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  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  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  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  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  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  ，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  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  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  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  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  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  ，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  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  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  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  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  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  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  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  ，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  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  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  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  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  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  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  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  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  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  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  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的东西，这也  是推动和发展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  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  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  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  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  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  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  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  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  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  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  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  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  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  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  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  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  (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  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  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  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  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  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  。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  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  ”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  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  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  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  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  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  。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  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  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  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  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  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  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  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  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  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  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  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  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  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  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  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  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  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  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  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  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  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  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  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  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  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  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  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  《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  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  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  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  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  ，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  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  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  “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  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  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  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  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  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  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  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  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  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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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核专业；研究生培养；培养模式；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体现了系统思想与技术创新模式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是对自主创新内涵的丰富深化。21世纪以来，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建立网络联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国际上涌现出大量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结构目标、组织特征、绩效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研究[1-4]。2011年4月，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5]。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随后，教育部正式推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各高校积极响应，并与企业、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社会单位联合培育组建协同创新中心，整合资源要素，打造创新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

南华大学由原隶属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中南工学院、核工业第六研究所与原隶属湖南省的衡阳医学院在2000年合并组建而成，实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核工业集团与湖南省政府共建的管理体制，在“核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领域具有鲜明特色与优势。目前，学校已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核四O四有限公司、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签署协议，由南华大学牵头共建湖南省“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并与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签订了共建南华大学核能产业科技园的协议，将打造一个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于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基地。本文结合“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探讨协同创新环境下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理念形成、培养目标定位、培养机制建立和培养体系保障，提出了实施“多渠道、大协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建议。

一、把握规律，树立协同创新培养理念

协同创新已成为多学科融合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全面推进教育协同创新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在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化和国际竞争趋近白热化的新形势下，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高层次、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而协同创新性研究生培养就是促进高层次、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我国研究生教育长期沿用苏联模式，实行专业化的研究生培养方式，过分强调学科专业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忽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种培养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的需要，不利于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不符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6]。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后以研究为主要特征的高层次教育，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教育，对于研究生的协同创新培养更需要采用系统化的创新思维。这种协同创新思维，是围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研究生健康快速成长成才这一创新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作、相互补充、配合协作的体系架构。通过倡导 “协同创新， 文化先行”的思想理念，搭建科学精神与学术道德的宣讲平台，塑造现代科技文明下的大学精神，突破传统中庸思想、单一性思维对研究生思维的禁锢，激发研究生形成集发散辐射思维、收敛辐集思维、人机互补思维为一体的协同创新思维。在加强研究生自身宽厚知识面和素质能力基础上，培养研究生信任感、自主性、主动性、勤奋和自我认同等5种人格，提高研究生“创新、创意、创业”精神，提升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7]。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文化先行，创造适合其成长的人文环境，特别是对核专业的研究生，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创新能力是提高质量的灵魂”这一主旨，形成协同创新培养理念。

二、突出特色，确定协同创新培养目标

南华大学是我国核类学科专业设置齐全、培养层次完整、培养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是中南地区唯一一所覆盖核产业链核学科专业的高校。学校汇聚国内核燃料循环系统的优质资源，牵头组建了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核能行业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建设“核资源开发、先进核能技术、核燃料循环安全技术与装备”三个政产学研用创新平台，构建人才高地、培养创新人才。依托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的协同创新培养目标定位：

一是充分发挥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汇聚地的优势，促进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寓教于研，以“多渠道、大协同”的模式培养本领域专业扎实、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二是面向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制造领域，发挥协同体的优秀科研教学资源和工程实践优势，通过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国际合作及企业工程创新实践等多种培养方式，培养行业产业重大工程所需的、具有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研究型人才。

三是要求培养的研究生具有核科学与技术、核资源开发、核动力装备、核仪器仪表等方面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能适应行业产业重大需求独立地开展科学研究与工程开发工作，创新性地解决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制造的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

三、整合资源，建立协同创新培养机制

协同创新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由过去的强调不同主体参与性，转变为强调主体之间的合作、协同性，同时把创新人才培养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层面。各协同创新主体坚持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研究生培养创新要素整合，建立协同创新培养机制，是新形势下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和突破口。唯如此，才能在“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实现对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的协同创新培养。

1、实施“多渠道、大协同”培养模式

利用行业、地方的特点和优势，突破以往封闭式的培养，实施核专业研究生“多渠道、大协同”培养模式。一是通过与协同单位建立若干核专业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协同培养研究生提供师资条件、实验条件、技术开发和学术研究条件等，有效改变目前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研究生教育与技术开发、工程建设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二是整合协同创新体各组成单位的资源平台，通过协同组建博士后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以及博士生进企业、研究生挂职锻炼等举措全方位、多渠道强化对研究生的培养。三是设立名师讲坛基金，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讲学，为研究生提供高起点、高水平的前沿知识，拓宽研究生的知识与学术研究视野。四是设立博士生国际学术会议基金，资助博士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提高博士生捕捉最新研究成果、追踪学术前沿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拓展博士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2、建设科学性、前沿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第一，研究生课程设置要充分利用各协同单位的优势资源，培养研究生开阔的视野和灵活的思维。协同创新中心协同体内实行学分互认，结合平台的科研特色，开设相应的先进工程技术集成、开发和应用的研究生课程，突出研究生工程创新能力培养。第二，结合重大工程需求探索急待解决的新技术、新工艺等技术难题或理论问题，注重研究生工程设计、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第三，鼓励研究生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上钻深吃透，关注热点，追踪前沿，多在相关领域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

3、建立导师组联合指导制度

其一，协同创新环境下的研究生培养应针对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实际需要和地方产业集群及主导产业的技术、产品和市场需求，积极整合学校和各协同单位的人才培养资源，探索建立研究生导师组联合指导机制。其二，研究生进入协同创新中心后直接进入研究团队，实行导师组联合培养。导师组由研究团队内 3-5位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其中1名为责任导师，至少1名企业专家和1名跨学科导师。其三，导师组根据科研项目需要申报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方式包括面向社会公开招生、优秀应届毕业硕士生推荐攻读、优秀一年级硕士生转博士生等，创造条件招收国外留学研究生。

4、建立协同创新能力激励制度

一是建立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奖学金制度。研究生协同创新奖学金由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专项经费中支出。研究生奖学金按学年进行动态评定。二是设立研究生协同创新成果奖。对做出突出技术或学术成果的研究生给予物质奖励。三是设立研究生协同创新基金。资助研究生提出具有创新思想的研究课题，预期成果在技术上或理论上要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和学术价值，或者对行业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经导师组同意可以作为学位论文课题。四是设立研究生协同创新论坛。为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探讨学术热点问题，启迪创新思维，锻炼他们的组织、协调、沟通和表达能力，展示才华创造条件。

四、完善保障，构建协同创新培养体系

依托“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最大限度争取各方支持，建立健全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过程中“从头到尾”所涉及到的各类制度和措施保障，逐步构建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体系。

第一，协同创新体、各协同单位或由协同单位积极争取其他相关单位在核专业研究生招生、研究生导师分配、跨导师培养、课程、研究、实习实践、学位论文和竞争机制等方面实施有利于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的改革创新，同时在人才、经费、场地、物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健全和完善促进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政策支撑体系及相关保障措施。

第二，围绕涵盖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育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指标，全面实施研究生教育协同创新计划。积极推行年度目标责任制，以指标引领工作、以指标落实工作、以指标检查工作、以指标促进工作，实现协同创新教育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融合，将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协同创新教育管理制度体系及相关保障措施。

第三，突出对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的评价。重点考察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单纯以论文获奖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和相关保障措施。

五、结语

研究生是高校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是高校创新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人才来源，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承担者。南华大学作为行业特色高校要在打造“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平台、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过程中加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实施“多渠道、大协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使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形成相互支持良性互动局面，切实落实相关保障措施，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体系，制订体现硕士、博士不同层次要求的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方案，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大力推进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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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蹇洁，席海峰.构建协同创新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J].科教导刊，2012（10上）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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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企合作 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高职教育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高职院校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校企合作作为高职教育内涵建设与外延发展相结合的重要形式 ，其运作要求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系统化的高职校园文化体系。如何在校企合作的新形势背景下建设高职校园文化，提升学校校园文化水平，对高职院校的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1]

一、校企合作下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校园文化是指以学校为载体，通过历代师生的传承和创造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和蕴涵这种精神成果的物质成果的总称。中国古代《大学》中，开章明义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强调大学要注意学生的德性教养、性情培养，要培养全面发展、至善至美的人。这是对大学教育宗旨的集中表述。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校园文化具有高校校园文化共有的特征，也具有与高校教育相适应的特殊性。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高职教育的大前提。必须在就业、职业、技术这几个大的前提和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形成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以促进高职大学生的至善至美和全面发展。

当前，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重要标志。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是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刻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校企合作新形势下的高职校园文化应研究如何将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结合。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着不同的内涵。企业文化以效率和利益为重，以产品为核心，通过执行生产计划、实施生产、严格监督和考核等方式来体现，强调现实的经济效益，强调控制和权威，通过明确的奖惩加以保障；校园文化以知识技能传授为基础，以知识为核心，通过传授知识、技能训练、引导思考、质疑和解答问题等方式来体现，关注学生的自主发展，强调民主和平等，保障方式虽要求遵循一定的制度，但主要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以及教学活动本身的内在激励来实现。校园文化中揉进企业文化的内容，会使校企合作下的教育教学过程更加接近企业的特色，使学生能够预先体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于经济、效益、监督与考核的真实氛围，认识自己将来所面临的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融实践与教学于一体，摸索出了一套示范性较强的工学一体化的教育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把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到企业文化内容中，不断创新发展，满足当前企业技术更新、技能型高素质人才需求的现状。[2]

二、当前形势下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

今天的大学校园，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使得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相对贫乏，没有突出职业特色，重技术轻文化的倾向，和不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的结果导致学生道德水准、人文素质、审美能力、人际交往、专业意识等的低下和不足，尤其是校企合作还未能真正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这些现状成为阻碍高职院校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具体来说，当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现状如下：

1.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方向、目标和要求不明确。高职院校由于面临着发展中的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在校园文化建设上一直是顾此失彼，思想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短期利益的追求上，没有从育人的根本目标和学院的长远发展上考虑问题，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目标和要求上出现缺失或者认识模糊，以至于办学者不知该怎样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想投入也不知该如何投入。一种是老校园文化的自然继承，没有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校园文化进行改造和提升，呈现出低层次的倾向；二是为拔高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层次，盲目的与一般大学的校园文化片面等同起来，这都是对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方向、要求和目标不明确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也使我国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得不到准确的定位。

2.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缺机制，合作无长效保障。部分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仍不充分，校企双方的责权利缺乏制度保障，校企合作办学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在资金建设、企业师资引进等方面没有长效机制做保障，校企合作共建校园文化方面没有专门的合作团队，大部分是学院团委老师指导学生出去寻找各种合作、赞助等，很难找到共同利益，没有长期合作基础，很多企业就只合作一次，下次再没音讯，这样，校企合作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功能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最终造成合作“流产”或断流。

3.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缺完整性，校企合作未能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没有全过程的校企合作，就办不出真正的职业教育。做好校企合作，职业教育除了向企业输送优秀人才之外，还要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让企业文化真正渗透到校园文化中来。高职院校提出必须从文化的层面上去更深地挖掘校企合作的意义，并从合作的内容到形式上有所体现。[3]

三、校企合作下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措施

高职院校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要坚持 “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贴近高职院校建设发展实际，立足培养目标，吸取优秀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彰显办学特色，突出育人功能，从加快提升物质文化建设、规范优化制度文化建设、强化突出精神文化建设入手，努力构建既充满活力，又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体系”。建设高职校园文化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全方位开展健康向上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活动。工学结合是高职院校办学的必然选择，也为校企文化互融提供了基本保障。高职院校必须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以校企合作、联合办学为载体，搭建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基础平台，引进企业文化的元素，丰富校园文化的内涵。紧密结合行业、企业，共同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第二，校企合作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导者和示范者是教师与学校管理人员以及行业企业专家。具体的体现者是全校的师生员工及学生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为指导学生建立合理的职业目标，聘请企业专家以“师徒式”的形式，进行手把手教学，边教学边生产，依托教学生产中心分“见习――实习――参与生产”三段进行递进式教学，在此过程中逐步融入严格的企业化的管理，让学生在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的言传身教中逐步体会并融入到企业生产的氛围中。

第三，依托企业项目开发和项目创新，实现校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校园文化。我们作为高职院校，无法与企业从资金投入上进行比拼，因此我们要从技术开发或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作为切入点，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解决企业某些项目的开发和创新的人力资源。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我校电子商务专业与企业成立联合培养基地，学生在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下，以校企合作项目为依托，在本地形成了研究、培养、实践为一体的校外实训基地，由校企双方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享成果。

校企合作背景下的校园文化建设，是促进高职校园精神风貌和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是提高校园文化水平的关键，是高职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是高职教育的精髓和灵魂。

参考文献：

[1]施祖军，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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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学术评价是高校学术发展的关键。高校学术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表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学术价值与管理价值相互的冲突。这种内隐的冲突使高校学术评价行为亦出现了异化。

学术评价是对这种认识活动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也是高校加强学术管理的关键环节。由于评价者利益需要的不同以及评价价值观的不同，价值主体往往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使高校学术评价价值选择过程在本质上表现为一个价值冲突的过程。本文拟在对高校学术评价价值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进行反思。

一、 高校学术评价的价值冲突

当前，在市场经济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高校学术评价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如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学术抄袭等等，这些学术评价实践活动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正是评价活动的价值冲突在现实中的矛盾体现。

1．学术评价活动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互割裂与冲突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性时，把人的活动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韦伯认为所谓的“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就是出于对某些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政治的或其他行为方式的考虑，它与成功的希望无关，是纯粹由对特定价值的意识信仰决定的行动…。所谓的“工具合理性的行动”是一种对外于周围和他人环境中的客体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计算的目的条件作者：高月萍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2006级硕士研究生和手段 。这2种理性相互依从，而且工具理性最终也趋向于价值理性。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由一定的价值理性去引导，否则不会引发人们在实践中对相应工具的需求。如果片面强调与追求工具理性，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导致人性的扭曲，或整个社会的病态发展。“一旦工具理性化开始了，其发展逻辑就沿着工具理性 内在的规律前 进，而逐渐脱 离原来伦理的、价值的价值理性基础，并奠基在机械的、计算的形式基础之上，因而走上了单调而僵化的道路。此时，一切具有‘价值’的因素都盐终人散——技术官僚意识就是顺着这一逻辑发展出来的。” 当前的高校学术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正受着这种工具理性化的侵蚀。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大都是基于手段——目的的价值取向的评价理论。学术活动的评价行为聚焦于对于目的的手段上面。学术评价系统建立在关于效率、经费效用、标准化和数量等价值观上面。在这种价值观上，学术评价陷入 了手段—— 目的的范式 中，这正是学术评价活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割裂的极端表现。

2．学术评价中的学术价值与管理价值的冲突

在知识化时代到来的形势下，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了社会中心。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高校这个组织从纯粹的学术与文化教育机构向公共服务机构转变。在这种形势下管理文化也渗入了高校的管理当中，并给高校学术及其管理活动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加剧了学术评价 的管理价值彰显。

长期以来，在高校学术评价中，评价主体与客体对象处于上 、下级 的行政层级关系，这种权威的地位和角色客观上限制了高校学术的创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学术评价的管理价值。学术评价主体的单一化，在评价过程中致使学术机构、学术人员成了学术评价的边缘机构和群体。学术评价要求出于行政指令 ，其评价结果常常以文件的形式下达，忽视了学术评价 自身的价值，学术评价完全被混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活动，从根本上体现不出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学术性。学术价值与管理价值的冲突还体现在高校的学术评价标准上。评价指标体系的制订不能很好地体现不同学科及专业的不同需求，不能很好地将具有多元经济的市场 以及多元评价主体的多元价值需求体现在其统一的评价价值中，结果是评价行为带来过强的共性 制约，既损害了评价的科学性，又抵制了高校学术多样化发展，最终扼杀了高校的学术创新。

二、高校学术评价价值割裂的矛盾分析

高校学术评价建立在一定的价值选择之上，而价值选择决定于价值主体对不同利益需要的认知、评鉴和取舍。高校学术评价的评价价值代表着其作为评价行为的价值利益和理性思考，决定了学术评价的价值取向；高校学术评价的管理价值代表了其作为管理手段的价值利益和行为目的，决定了学术评价的功利性导向。

在人类知识发现、传承的历史进程中，“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理性与功利的“为生存而学术”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显示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教育是一个非营利性公共组织，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大学教育理应归属于理性领域，而一切“实用”的、“功利”的工具均应服从于“理性”。所以“从整体角度来讲，精神价值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学术评价在高校中，首先是作为一种管理工具的角色服务于高校展开的，但这种管理工具的“工具理性”在现实中被无限强化，以至于评价常常丢失了其本体存在的意义。且现代高校质量管理把学术评价定位为：作为组织控制手段 的评价 、作为政策工具的评价、作为管理职能的评价。这些职能充分显示了高校学术评价的“工具合理性”性质。高校学术评价是在高等教育的现有背景中对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的揭示和彰显的活动，它通过对某种学术现象或学术成果的价值进行分析和判断，以促进与发展学术，其“功效的”或“实用的”价值均应以此为中心和导向。评价的实用性使评价成为具有现实需要的工具但评价的价值理性却不断消解。因而，当学术评价活动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处于分离状态时，在现实中就可能导致评价活动的异化，这是高校学术评价在现实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高校学术评价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参与的价值选择过程，也是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要求争相进入学术评价价值系统的过程。在学术评价过程中，高校、社会、个人等评价主体各带有不同的价值诉求，都希望其价值能得到体现。在高校学术评价中，这些不同的价值利益诉求反映了不同价值主体的需要，都要在学术评价中得到满足，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形成了评价的价值冲突与分裂。在实质上，这种分裂主要体现了高校学术评价中的学术评价的决策者与学术评价的对象(研究者)之间不平等的地位、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更重要的还在于决策者与评价对象的利益分岐。

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高校学术产出“绩效的利益诉求成了高校学术评价第一位的宗旨，评价的管理价值被延伸和扩展，评价的价值理性被抑制。“公正”、“公平”、“以学术为本”等评价理念则置于其后，评价价值取向的选择有了根本性变化。一定程度上高校学术评价成了高校办学效能核实的工具，突出了评价的终结性功能，而忽视了促进人的发展的形成性评价功能。然而高校的学术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迟效性的特点，单单追求应时的“绩效”以求管理效益，是不会有助于高校学术持续发展的，这也是导致高校学术评价片面发展和偏离价值理性的重要原因。

三、高校学术评价现实反思

学术评价工具理性的强化及管理价值的突显，给高校这个学术组织机构的发展及学术活动带来了深刻影响。

1．学术评价不能成为促进高校学术水平提高的有效手段

由于严重的管理主义倾向，学术评价成为高校的一种管理手段。高校学术评价主要关心的问题应是如何用它来促进学术的发展。然而过于功利化的评价关心的是数量 ，利益得失 ，而不是学术机构及学术人员在哪些方面有了创新，在哪方面有了突破。从实施效果上来说，学术评价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只是一种外部工具，而对学术机构和学术人员起不到长久的激发和鞭策作用，这种评价不能形成学术人员和学术机构提高其学术水平的动力机制。现实情况往往是，高校通过现行的以量化为主的学术评价来奖励和提升或是惩处学人。学术评价成了一种衡量高校学术机构及学术人员 的标尺，其核心价值只在利益的追求。至于学术评价会不会对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及社会服务起到促进作用，或在哪些方面促使高校教学、科研、服务得到了改进与反思，这都成了高校的边缘问题。而且，由于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一定程度上的隶属关系 ，使评价双方始终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使评价工作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起不到真正的促进高校学术质量提高、促进高校文化知识的创新功能。

2．学术评价行为出现异化倾向

高校学术评价是在教育教学及科研活动中对其进行评价的活动。学术性应是其核心价值。然而，在现实的高校学术评价中，却常常把“学术”从评价中抽离了出来 ，评价中不见 了学术 ，不见 了对学术 的发展和进步的具体研究，而只剩下对数量的追求。学术评价过程中，评价指标也超越了学术的价值成为评价中第一位的标准。标准成了目的，通过标准成了唯一的导向。正是这种导向使学术评价主体对学术评价本身的价值没能做到多元的思考与追问，学术评价行为出现了异化倾向。

3．学术评价的行政化加剧了大学组织的科层化

随着学术评价由量化到质量评价的转变，使得高校学术人员对其本身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成果与质量承担起责任，高校越来越变成一个严格的定岗定编、权责分明的体制机构，学术界的科层化趋势日 益加剧。这使得高校学术人员日益处于一个充满竞争的工作环境之中，其教学和研究工作要受到严格的核定和检查，其工作性质变成一个“劳动者”的角色，学术的管理趋势得到强化。但对于今天的高校来说， 高校仍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才能对高校教学及研 究工作质量的持续改善起到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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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教师；学术能力；学术研究能力；教学能力；学术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134-06

收稿日期：2013-11-12

作者简介：桑元峰，男，山东淄博市人，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何菊玲，女，陕西富平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学术性是大学的根本性质，没有学术就没有大学。作为专业人员，大学教师从事的是具有学术性质的专业活动，要胜任这种具有学术性质的专业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学术能力是大学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内容，也是大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一重要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关于教师的专业成长研究大多局限于基础教育领域。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大学教师的专业成长问题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虽然一些研究注意到大学学术研究和教学学术的特点，也取得一定成果，但是由于没有将大学教师专业成长与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从专业内涵上明确区别开来，导致对大学教师专业内涵的研究语焉不详、认识模糊，未能将学术能力与大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联系起来。仅有的一些有关大学教师学术能力的研究也失之偏颇，研究者或者从学术研究的过程分析教师的学术能力，或者从教学学术的视角探讨学术能力，这种将学术研究与教学割裂开来的研究，未能全面、深入地揭示大学教师学术能力的内涵。本研究基于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对大学教师学术能力予以深入、全面地阐明，从而为大学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提供依据。

一、大学教师学术能力的意涵

学术能力是指能够完成或者胜任学术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专业素质。何谓学术？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时代的变迁都影响着人们对学术的理解：求真还是求善、理论还是应用、形而上学还是科学主义，这些都使学术概念的内涵变得复杂、模糊。因此，当我们进一步讨论大学教师学术能力的内涵时，学术概念内涵的澄明变得至关重要。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内涵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的内涵逐渐丰富。学术（Academie）一词来源于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建的柏拉图学园（Academia，又称阿加德米学园）。“柏拉图学园”是一所纯粹以追求智慧和真理为目的的学园，致力于哲学和数学等问题的探索，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认识现实的关系和法则以摆脱愚昧，没有任何实用和功利性的目的。这种追求智慧与真理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古希腊纯学术的传统对西方学术观的影响至深至远。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崇尚学术研究的无功利性，与技术和应用相联系的领域不被视为学术的领域。也就是说，西方重“学”而轻“术”。这种观念体现在大学中，教学活动便不被视为学术活动。因此在大学里，重学术研究而轻教学的现象愈演愈烈，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在此背景下，欧内斯特・博耶1990年在《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的报告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观，他认为学术应该包括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四个相互重叠的方面。由此将学术研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应用领域。博耶这一新的学术观的重要意义是将教学也视为一种学术活动，打破了西方一直将教学视为“术”的观念。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学术”概念在号称“一字一音一义”的中文里一直被笼统地使用着，直到1919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中才首次对“学”、“术”的概念做了明确的分梳。他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也认为，学术包括“学理”（理论）和“应用”（技术）两部分，即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科学。学以致用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表达。在当代，“学术”概念更多地包含着“学”与“术”两部分，然而即便如此，“学”（理论）仍然是学术的核心，是“术”（应用）的基础。没有“学”的“术”是盲目的。

综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无论学术是否包含着应用，作为学术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学术是一种理性的而非经验性的活动。从事学术研究不仅需要较高的智慧、复杂的脑力，还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

大学的学术性质使大学培养人的目标和教学方式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其他教育机构不同。大学以培养具有高深学问的高级专业人才为目标，通过具有学术性质的教学，即学术性教学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因为大学教学不以传授知识为目的，而是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能力，让学生能以专业知识和理性思维去探究、发现、判断、选择、反思与批判，这样才能实现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这是大学教学与基础教育教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学术是一种需要以严肃态度、严谨学风和严密方法开展的需要较高智慧的理性活动，这是一种专业性很高的活动。大学教师从事的学术活动正是专业性很强的活动。这种专业性不仅体现在教师学术研究中，还体现在其教学中。学术研究和教学是大学教师基本的生活方式，也是大学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内容。为了胜任这种需要复杂脑力的学术性的专业活动，大学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即学术能力。大学教师的学术能力就是指大学教师胜任大学学术性专业活动，即学术研究和教学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学术研究能力是基础，没有学术研究能力，难以胜任学术性教学；学术性教学反过来又能促进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

与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成长不同，学术能力是大学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能力。大学教师的专业成长不仅意味着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能力与教学能力的不断提升，更意味着大学教师对于学术、学生和社会的伦理责任，其学术能力与专业伦理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这种基于教师专业的伦理责任，就是教师的专业伦理，大学教师的专业伦理不仅承载着大学的使命，而且承载着人类的命运，由此，大学教师学术能力，不仅体现为胜任学术活动的能力，更包含着对其学术活动所承载的使命的价值判断。因此对大学教师专业成长的讨论，必须重视教师的专业伦理，但这恰恰是为研究者们所忽视的。

二、学术研究能力――教师学术能力的根本

学术研究是大学的本体，作为大学教师首先要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即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须具有的素质或品质。学术发展到了今天，较之以往，其涵义更加丰富。在研究价值取向的追求上，学术不仅追求真、善，还追求美；在目的的追求上，学术不仅为了理论，也为了应用；在研究方式的追求上，学术不仅需要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也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谓学术研究概括地说就是对学术的探索、探究。其对象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术研究方法既有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考，也有科学主义范式的科学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结果要用文本呈现出来进行传播与应用。由此，可以将学术研究定义为：研究者为追求学问或者真理使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进行艰苦探索的复杂的脑力劳动，并且最终形成一种专门、系统的学问。它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系统性是指学术研究所探讨的内容具有专门性，是以科学领域里某一专业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学术研究要形成一种复杂的理论或体系的框架，这样有助于对各种现象、问题、资料进行解释，并为研究成果的解释提供一种理论图式。系统的理论研究在学术探索中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学术研究的问题一般来源于学科领域，研究者需要对所研究的学科知识非常熟悉，了解该学科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对本学科存在的问题需要有敏锐的觉察能力，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科学性是指学术研究需要理性思维方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方法是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必须遵循的法则。研究方法是研究计划、策略、手段、工具、步骤以及过程的总和，是研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程序和准则的集合。科学不仅是从一种方法开始，而且它的真实本质就是它的方法论。学术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其研究方法的正确。方法的科学性从广义上是指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性的研究，这种理性研究方法既包括理性的思考、判断、选择、反思和批判，还包括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方法是思想界限，即使在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即基本立法活动中，思想仍然以确定的方式去追求必然性。学术研究求真的目的决定了学术研究必须具有科学性，没有科学性的研究毫无价值。在当代，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方法论、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的、具有完整结构的较为完善的方法论体系。

创新性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是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学术研究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提出一个全新问题，开拓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填补空白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理论。二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提供新知识，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创新。创新离不开科学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也是一种创新。三是在众说纷纭中提出独立见解，或转换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四是发掘新资料、提供新论证或前人定论。五是对已有资料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之所以这也是一种创新，就在于研究者在综合过程中能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引导人们去解决问题。这种综合需要学术专业特长、学术的眼光和学术思维的敏锐力，需要运用综合归纳能力，从而发现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

学术研究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不一定能胜任大学工作。但是没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就一定不能胜任大学教师的职业。大学的发展仰赖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正如梅贻琦先生1931年12月2日在其就职演讲中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所谓大师，即具有高深学问的人。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关于学术研究的能力，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学术能力做了概括。肖川从整个学术研究过程各环节所需要的能力方面，将学术研究的能力概括归纳为“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的能力、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能力、概念的生成与厘定的能力、作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敏感”这6个方面。栗洪武认为，“学术能力是指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开展学术研究产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能力，是教师的学术感悟力、学术思维力与学术创造力等构成的总和，也是教师在专业研究活动中能够领跑学者团队形成个人研究风格获得学术界认同的重要品质”。

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性的探究活动，不仅需要理性的思维能力，还需要正确地、科学地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更需要科学地表达研究成果的能力，即掌握学术规范的能力。由此，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能力主要包括理性思维能力、运用研究方法能力和掌握学术规范能力，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但是我们大多只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而忽视理性思维能力和学术规范能力的训练。

理性思维能力，即学术思维能力。进行学术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思维能力。学术研究是以探讨高深学问、探索未知为目的的一项需要较高智慧和理性思维能力的复杂活动，研究者的学术思维能力即理性思维能力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进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理性思维能力主要包括敏锐的洞察力、创新思维能力、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以及反思批判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即对问题的敏感与洞察。学术研究始于问题，始于“惊奇”，没有问题学术研究无从谈起。没有对问题的敏感与洞察，就难以发现问题。有了研究的问题，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学术研究才有了可能；学术研究的创新特性需要研究者必须具有创新思维。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是探索，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取决于研究者的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思维是人类智力的核心，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综合运用，或者说是“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统一”，是聚合思维与发散思维的统一。其内容包括感受能力，观察选择、分析、综合、推理能力，直觉、想象、抽象、概括能力，等等；广义的抽象思维泛指逻辑思维，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研究对象进行概括的过程。学术研究是一种系统的理论研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思考不是停留在零散的感性认知上，而是要运用概念、判断、分析、归纳、推理等抽象思维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高度概括，使之升华为理论。理性思维水平越高，成果的理论价值就越高。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缜密地思考问题、富有逻辑地呈现研究成果。任何理论思维都离不开逻辑的支持，“思想的空间是以逻辑为框架结构的，这是思想的惟一合法限制”。没有逻辑，思想就必定处于自相矛盾、语无伦次的混乱状态中。然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逻辑虽然是必需的，但却不是惟一的和充分的。逻辑方法只能保证思维形式的正确，却不能保证思维内容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辩证逻辑不能保证伦理。历史上很有名的坏人可以像好人那样有力与成功地据理力争。”任何理论的前提假设还必须借助于哲学的审思。这里的哲学不是作为知识的哲学理论，而是作为哲学本意的“爱智慧”的哲学。思想的最终判断如果是有效的，就只能是哲学性的，“缺乏哲学智慧的社会科学是无深度的，也就是回避了思想的基本问题及其困难”。进行理论思维，把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这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批判性思维是面对做什么或相信什么而做出合理性决定的一系列思考技能和策略，是基于事实论据进行合理的推断、质疑和辨析的思维过程。反思批判能力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能力，这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

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是指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研究目的，选择、确定恰当、合理的研究方法的能力。学术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它自身没有目的和价值问题。它受制于使用它的人，其最终目的服务于人。研究者恰当、正确地运用学术研究方法是保障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的基础。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目的选择恰当、正确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具有判断、选择研究方法的能力和智慧。此外，在运用研究方法时，收集、分析、整理资料都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研究方法需要专业的训练才能掌握并熟练运用。目前，在我国大学中许多教师并不会使用学术研究的方法，这是导致学术研究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熟练掌握学术规范的能力，就是熟悉、掌握、遵循学术规范，从而保障研究科学性的能力。学术规范的目的，是将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更加科学地呈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论文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将学术研究成果规范地表达出来也能够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因此，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时，仅具备理性思维能力、恰当运用研究方法是不够的，还要能够熟练掌握学术研究的规范。所谓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形成的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要求和准则。学术研究规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程序的规范，即研究过程的规范。如，学术研究如何确定选题，进行文献综述，收集资料，分析、整理资料，解决问题、形成研究成果等；二是学术研究成果表达的规范，即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学术论文是运用专业术语和专业性图’表符号表达研究内容的，其目的是要更为简洁、准确、清楚、规范地表达、呈现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不仅是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和表达效果，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播研究成果。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主要由13项内容构成，包括标题、署名、摘要、关键词、插图、表格、数字、计量单位、用字用词、标点符号、引文、注释、参考文献著录、致谢及附录编写规范。目前，学术规范还未引起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些研究者既不注重研究程序的规范，更不注重论文写作的规范，许多研究者认为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是编辑需要了解和掌握的，与研究者无关。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也必须是研究者所要熟练、掌握的。

此外，当今时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团队合作的成果。因此，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学术研究的能力，还要求研究者具有团队研究的领导组织能力；不仅关注教师学术研究已经显现出来的实力，还要关注教师学术研究所未能显现出来的潜能。

三、学术性教学能力――教师学术能力的重要组成

教学能力也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能力。教学是学校教育的工具与手段。作为工具与手段，教学方法的恰当使用取决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与基础教育不同，大学教育的对象是心智发展成熟的成年人，其教育目的既是为了造就现代公民，也是为了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级专业人才。无论是公民还是高级专门人才，其最重要的品质是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具有反思批判和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即学术研究的品质与能力。大学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反思、判断和创新能力，培育其专业精神、专业伦理，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大学教学不以传授确定知识为主，相反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它不会给学生确定、正确的答案，而是给出问题和各种可能，采用开放性的方式，启发、鼓励、评价、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学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内容，讲授讨论不应有“最后原则”，实习、练习应让学生“直接接触事物并研究知识的根源”。大学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决定了大学教学不同于基础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单纯的知识传授性质的“教学”是无法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质，无法实现大学培养现代公民和高级专门人才的目的的。

因此，大学教学具有学术性的特点，是学术性教学。这种学术性教学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内容，以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创新、选择和反思批判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目的的教学。这种学术性教学方式是师生间对学术问题的一种共同研讨，是一种“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的教学。学术性教学使学生不仅知道学术研究的结果，还知道如何去获得学术研究的结果，即知道如何去做研究，这样才能保证学术薪火的传承后继有人。大学教师的“教”是那种能不断生出新知识来的元知（原知），只有学术性的教学才能够实现大学的教育目的。学术性教学不同于基础教育传授知识的教学，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

首先，学术性教学要求教师具有学术研究的能力。教师学术研究的能力是实施学术性教学的基础。大学要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如果教师自己都不会做学术研究，又怎能教会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好比不会游泳的人是难以教会他人游泳的。但是，有了学术研究不一定就能胜任教学。人们总是形容一些人，学问虽好但是教学却不好的人是“茶壶煮饺子，有口倒（道）不出”。因此，要胜任学术型教学还需要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其次，学术性教学要求教师具有基本的教学能力。只有学术研究能力而没有教学能力也是难以胜任大学教学的。教学能力主要包括课程开发能力、教学设计与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课堂与学生交流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研究能力、行动研究能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力，等等。这些基本的教学能力是学术性教学顺利实施的保障。

再次，学术性教学具有自主性和探究性的特点。教学自主性是指教师对教学具有较大的自。学术性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内容，学术领域不同，研究的特点和方法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基于教师学术领域特点的教学活动也会有所区别。即便是同一领域的教学，因为教师个人研究旨趣的不同，教学也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即是说大学教学更具自主性和个性化的特点。所以学术性教学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规范，教师具有较大的自。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对所教学科的研究与理解，决定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式的选择以及教学进度的快慢。教学内容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为主要内容，以开放性的问题为核心，没有确定的结论。就教学内容来说，大学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教材，教师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教材，甚至是以教师自己的研究专著为蓝本。教师只有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才能充分、有效地使用教学自。教学的探究性是指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一种探索性的方法，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性的教学方法是通过师生间的启发、讨论、辩论以及对话等方式实现的。教师在教学中要致力于推动、鼓励、评价和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而不是采用讲授、教导和示范的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确定、正确的知识。教师要能够有效地采用讨论、辩论、对话的教学方法，引导、启发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尤其是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在批判性、创造性的复杂思维活动中，使教学和科研形成“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大学教师的任务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教’，他的‘教’应当是对学生从事研究的一种引导；反之，学生的‘学’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学’，而是一种独立的研究与钻研。教师不是为了学生，两者同是为了科学”。

学术性教学的特点决定了学术性教学是教师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的综合。具有较高学术性教学的教师不仅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如语言表达、逻辑思维等能力以及教学反思能力等，他一定还是学术研究能力较高的教师，是见多识广并在智力上不断深化的教师。学术性教学不仅需要教学技能，更需要教师对学术领域的理解与研究，这是学术性教学的根本。

四、学术研究与学术性教学――互为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