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境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哲学语境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认知语境 商务语境 文化控制

一、商务语境的原则

经济全球化发展，商务语境体现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关联原则：

1.商务语境的话语效应与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热”，作为中国一个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我国商务语境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基础，表现了我们对国际市场极大热情和信念，构成了我国大众对现代经济体系的强烈愿望。我们看到商务语境的广泛性、世俗性、社会性；商务语境在建立商务空间和文化策略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构建其话语伦理学时，提出“理想的话语环境”概念。商务英语是一种交际行为，表现为一种交际策略的利用。一般交际是以非琐碎性质的演绎规则为基础进行的，语境控制是按照商务情景进行选择、调控，最终取得最优交际效果的过程。商务语境的控制包括了认知控制、商务控制、文化控制，他们在商务活动中的语境生成和调适表现为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语境结构的有效设定与能动调适。跨文化商务关系，重在引导和促进商务通道中流动的信息产生语境传播效应，通过话语信息的语境转换，增加交流活动中的语境信息量，是实现商务信息协调配置和有效传通的重要途径。

2.坚持开放的现代商务情境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商务英语已经由单纯的商务英语实务而逐步拓宽到更为广阔的经济贸易领域。这就为英语认知语境建立了全球化商务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后者指“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情景”。在这里，商务语境被视为一个商务文化结构体，而不是交际场合中种种外在要素。固守语言内部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也就是英语的语境构建凸现的巨大作用。

3.商务文化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商务语境，还是商务活动，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 商务英语的产生和理解要求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互动，即商务认知体验。仅仅依靠本文语境，上下文，或者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是不足够完全传递信息的。商务语境的核心问题是语境的文化控制。因此，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语境，包括认知语境、商务语境、文化控制三个范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种语言在文化发展中能有效担负各种交际功能是不争的事实，从古到今各国的友好往来就是明证，国际商务上演了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文化策略，通过交流共享、相互融合，通过文化，建构公共场域、表达场域，语境创设，使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商务的价值体系。

二、商务语境构建和取径

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框架下，就商务英语写作的礼貌策略进行了研究。从词、时态、语态和句法等语言角度，分析了四种礼貌策略在商务英语写作中的语言手段和实现形式，分析的重点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认知语境从言语行为的分类模式出发，把商务语境分类的语用功能和他的文化控制结合起来，比如，信函类分为合作类信函、和谐类信函、竞争类信函和冲突类信函，并探讨积极和消极礼貌策略在四类信函中的分布状况。四类信函的文化控制是有差异性的，积极地控制和消极控制对商务活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商务文化广泛引起全球的响应，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商务语境创设具有了国际文化场域，实现了各国商务文化语境共建，这已经成为当代商务的主旋律。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市场贸易空间。

继语言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和语境分类后，语境的研究和构建一直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新载体、新途径、新内涵。随着国际对话的升级、国际协作的深入、大众体系的完善，语境的研究走向体系构建的实际性阶段，尤其是商务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带来的语境对话、解释，更是提升了英语语境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控制。

国家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而教育部在2004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所以，我们把商务语境取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策略行为,它以交际为目的。第二种是行为者是通过与别人共同分有对共同处境的理解的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林添湖:试论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4)

[2]罗明礼:商务英语写作语用特点探微[J].商场现代化，2007, (25)

[3]周燕:面文体中语言转述的认知语用分析[D].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硕士),2005, (02)

篇(2)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意向性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学与哲学从理论上来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但是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哲学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思考问题。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此之近。无论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还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语言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涉及到的并不是一个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的产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语言哲学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许多哲学家们把自己关注和研究的哲学中心问题纷纷由认识论转向了语言。因此，这种语言转向从一开始就与哲学认识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从而也就使哲学家们探讨的语言问题带上了哲学的色彩。

语言哲学是一门以哲学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哲学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哲学思想。语言哲学的研究既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问题(研究哲学语言学)，又要能够从语言或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研究语言学哲学)，并从中寻找出共同问题。

一、植根于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语言看作是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语言问变成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致使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以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一自然语言的分析，这一分析遵循一个从日常语言范畴分析一日常语言用法(使用规则)分析一言语行为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批判的、治疗的语言分析向建设性的言语行为分析发展的过程，其中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用分析是一个转折点。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对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当代语用学正是在日常语言哲学研究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这一基本观点，提出他的“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说是贯穿于《哲学研究》的中心学说。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现实活动、一种游戏，并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语言的意义由语言的具体使用来规定。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语言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各种言语游戏就像家族相似的不同成员，不存在一般或概括的可能性。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种语言游戏通过约定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就会有与之对应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语法规则植根于生活形式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之一，是哲学家们研究的最有声有色的一个课题。该理论的发起人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ustin(奥斯汀)。奥斯汀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有真有假；后者通过说出一句话来完成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没有真假，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分。后来奥斯汀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使该理论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他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即“说某事的行为”，主要是陈述一个事实；(2)施事行为或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即“在说中实施的行为”，如：警告等，它们普遍具有语力(illocutionaryforce)，传达言者的用意和意图；(3)成事行为或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t)，即通过说出一个句子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或别人产生某种效果。在这三层意义中，施事行为是他的意义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凋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我们必须注意现实语境的情况，注意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

奥斯汀的哲学研究新方法不仅为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启发了语言学家，这使奥斯汀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语用学之父。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基石，随着这种看待语言和世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语用学逐渐在20世纪70年展成为一门显学，借助语言哲学家对哲学的洞察解决语言问题，成为一种风尚，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语言中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由于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准，招致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但他的～些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作为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当一个施事行为问接地通过另外一个言语行为表达时，间接言语行为就发生了。”

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对奥斯汀提出的以言行事分类作了修订调整，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即1、断言类(assertives)：包括陈述、描绘、报道、断言、说明等；2、指令类(direc—tives)：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3、承诺类(commissives)：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4、表达类(expressives)：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5、宣告类(declatatives)：包括任命、辞职、解雇、命名、宣布等。塞尔的这种分类旨在表明，在我们称作以言行事的动词中，有许多动词并不是以言行事目的的标志，而是以言行事行为的其它某些特征的标志，譬如完成以言行事行为的某种风格或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把对以言行事的分类与对以言行事的动词的分类仔细区分开来。

言语行为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启蒙，奥斯汀的系统研究以及塞尔的修改、丰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自成一派且颇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尤其是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二、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意向性问题

为深入界定言语行为概念，塞尔引入意向性概念：言语行为不仅使用语言符号，而且表达说话人的意向。

(一)意向性和意义

意向性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是目前许多语言哲学家热烈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把意向性问题和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塞尔。在他看来，“表达式”和“记号”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在于，尽管每个记号与它所表示之物具有某种关系，但并不像表达式那样具有“意义”。而表达式之所以具有意义，是由于它明确地提出某种思想的意向，换句话说，是意向赋予表达式以意义。他认为，意义问题和意向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代，相当多的哲学家，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大多强调意向性在确定语词或语句的意义中的作用，主张从语言与其使用者的关系来考察意义问题，重视研究意义的语用方面。他们认为，语句的意义必定随语境而变化，不以语境为转移的所谓语句字面意义是不存在的。塞尔就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不能把语句本身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语句表达的不同意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根据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同一语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一点来否认语句本身具有它们的字面意义。他的意向性理论强调“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突出语言意向性意义的重要性。他试图用意向性说明语言和意义问题，即用心理学概念分析言语行为。他说“我相信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根据这一观点，基本的语言概念，如指称、意义、陈述等等可以用更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如信念、意向、愿望来分析”。塞尔既强调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从而比较全面地看到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统一的产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塞尔对于意向性和意义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学说。

(二)言语行为与意向性问题

由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都涉及到了说话者的说话意图、意向，所以塞尔又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塞尔在研究和分析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以言行事中的语旨力与意向有着密切关系。他说：“在以言行事行为的完成中，意向性有双重层次，一层是行为的完成中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一层是完成行为的意向。”就后一层意向性来说，正是由于说话者把表达某种意义的意向赋予了话语，话语才具有了各种言语行为功能；就前一层意向性来说，塞尔认为，话语有意向性就如愿望、担心、信念等精神状态有意向性一样。这一层意向性就是一个人的某些精神状态指向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特征：如果我有一个愿望，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愿意做某事或希望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担心，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不愿意做某事或害怕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信念，那么它就表现为精神状态上我相信某种东西等等。

就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的关系来讲，任何以言行事行为都必然表达某种相应的意向状态。意向状态是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不过，以言行事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实际的意向状态并不一定全都一致。例如，撒谎这种言语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世纪的意向状态就不一致。这时，我们说，说话者完成的是一个非真诚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也是一个非真实的意向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等同起来。言语行为讲的是行为，而意向状态讲的是状态，前者与物理现象有关，而后者只是某种心理内部的意向。

言语行为理论从言语行为分析发展到探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意向，把意义归结到语言使用者支配其言语行为意识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灵主义的传统。塞尔认为，正是在意向性这一点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会和起来了：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把那些使意向状况得到满足的条件转移给了相应的对象，从而把自己的意向加给了本身并不存在意向的对象身上。言语行为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心灵通过意向，从而通过言语行为使人类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不难看出，作为当代语用学基本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塞尔是在哲学轨道上研究语言的，是在用语言解决哲学问题。

三、小结

篇(3)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篇(4)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1962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概念，此后，美国哲学家塞尔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修正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在新时期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首先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1962年在他的着名哲学着作《论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aus-tin, 1962)。奥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上，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行为，抓住了语言的动态特征，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

    塞尔((j. r. searle)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对“言语行为本身夕，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口

    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话语是一种行为，它不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 1962) o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称为述谓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国在亚洲”和“天在下雨”，这两句话有真假值，即对这两句话，我们可以问:“这句话是真的吗?”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为”的句子称为“施事句”c performatives )，如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要求你认真听讲。”起初，奥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对“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上。不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他发现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施事句的典型句式为“我+施事动词(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其他成分)”，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请求……”等等。然而述谓句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说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做陈述。所以，他发现述谓句与施事句两个概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摒弃了述谓句与施事句的区分，标志着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这时他提出了着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一个人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为说者所为;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语力，为说者所为;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为说者与听者共同而为。

    奥斯汀首先提出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概念，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理论把客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正式出场

    塞尔首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他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 searle ,1965)

    间接言语行为在语言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问句不是疑问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么，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交际过程中，如何实施并理解这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呢?塞尔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就可以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出这类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处的语境。

    奥斯汀的功劳在于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而塞尔则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不但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为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它解释了人们在交际中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间接言语行为，使得我们明白不仅要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交际的内容，还要了解说话人的目的以及说话所进行的语境，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概念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新视角。

    三、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1.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追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可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通常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其中心论题为: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了语言哲学。所谓的语言转向，指的是哲学将语言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探讨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所进行的哲学研究。(付习涛，2004)就语言哲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涂纪亮,1996)。西方哲学界之所以出现“语言的转向”，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楚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言语行为理论源起于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它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

    2.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又称逻辑实证学派。逻辑实证学派主张从逻辑方面分析科学语言中的语句或命题的逻辑结构，他们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状态，要么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须要具备其一，否则说出来的话语便是无意义的，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必须满足语义的真值条件，即这种陈述必须具有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验证真伪。(yule, 2000)其二为日常分析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的分析。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 pseudo- 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austin,  1962)。他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用来描写和陈述客观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种行为。他指出:“所谓的‘毫无意义的’‘伪陈述’本来就不是用来做陈述之用的，它们的意义在于以言行事。”这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观点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3.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理论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与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区分上。语言学哲学试图用分析语言中的特定词语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来解决特殊哲学问题，语言哲学则试图对语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学的阐释性描述。在塞尔看来，前者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关于主体的研究。塞尔认为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把言语行为放在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

    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的静态研究(梁骏,2000);其次，塞尔对言外行为分类标准的研究是他对现代语言哲学的一大贡献(韩静静，2009);再次，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整体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塞尔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学背景下加以论述，强调言外行为的研究，强调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和领军人物。

篇(5)

关键词：预设；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综述

一、国内外预设研究的起源

（一）国外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起源

预设是说话人在某个话语中做出的关于背景的内在假设。德国哲学家弗雷格在《论涵义与指称》首先提出预设问题。随后，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表了《论指谓》，批判了弗雷格的分析法。1950年，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撰写《论指称》，批评罗素的分析法。这些研究开启了预设研究的序幕，但并未将其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轨道。

语言学家将预设研究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乔姆斯基、菲尔默和吉帕斯基夫妇展开了语义预设方面的研究，引导研究方向从抽象的定义层面发展到具象的触发语层面。基南和盖世达主要进行语用预设相关研究，力求从语用角度解释预设的性质。

（二）国内语言学家的研究起源

国内关于预设的研究起源于西方文献的翻译成果。在初期研究阶段，胡壮麟、沈家煊等先后介绍了基南、莱文森等关于预设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何自然则《语用学概论》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预设理论。此外，其他学者也翻译引入了《语言学中的逻辑》、《语用学与自然逻辑》等著作。

二、国内预设理论研究概况

我国的预设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30余年来，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预设的种类、功能和触发语。在预设的种类方面，黄华新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将预设分为理论预设和事实预设；郭聿楷将预设分为存在性预设、词汇性预设和结构性预设；范晓和张豫锋基于汉语研究，将预设分为存在性预设、事实性预设、对立变化性预设和重复性预设。在预设的功能方面，朱永生和苗兴伟从语篇层面展开研究，揭示预设的运行机制和功能。在预设触发语方面，左思民、季安锋以汉语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不同的分类系统。

随着认知科学的蓬勃发展，国内学者也将认知科学与预设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相关研究主要依托关联理论展开。关联理论中的认知语境和最佳关联，与语用预设的运行机制密切相关，可以用来研究交际中听话人的认知推算过程。

三、国内预设应用研究概况

国内预设应用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汉语为对象的预设研究、预设与语言教学、预设与翻译。在以汉语为对象的预设研究中，王维贤运用预设理论阐述汉语转折复句的特殊之处；袁毓林基于预设概念阐释了汉语中否定形式比喻的语用特征；杨亦鸣探讨了预设视角下的“也”字和“也”字句的语义；魏在江研究了“......秀”、“秀......”的预设构式及其认知阐释。在预设与语言教学研究中，国内学者不仅探讨了运用汉语预设分析对外汉语教学的问题，也展开了预设理论在阅读理解、听力理解、有效教学方面的运用问题。在预设与翻译研究中，戈玲玲探讨了预设在汉英互译中的应用问题，归纳了三种预设处理技巧；蔡平从语用预设的角度为常见的翻译方法提供语言学解释。

四、国内预设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国内预设相关数量

基于上述梳理和图表，可以看出国内预设研究呈现如下趋势：1.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论文数目增长迅猛，研究者从哲学界扩展至语义学界和语法学界；2.研究 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从预设的分类研究扩展至预设机制、理论、特征、应用的研究；3.研究方法不断改进：从引入国外理论扩展至本土的跨学科、多领域研究，引入了认知科学、关联理论等解释预设运行的深层机制；4.研究层次不断加深：从介绍和文献述评扩展至比较、批判国外研究成果，从基于汉语、英语、俄语等语言的实证研究扩展至新兴理论的解释研究。

但是，当前预设研究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1.研究广度有余、深度不足，概述 类文章较多，实际问题的解释不足，例如在汉语触发语的研究方面，真正挖掘出的触发语及其种类较少，研究范围急需扩大；2.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预设的表达方面，如预设的种类、触发语、投射等，然而对于预设的接受与理解等c认知结合的方面研究不够，对于预设的形成机制、语词触发、语境制约、投射与取消、心理机制等问题没有解释清楚；3.研究方法比较落后，没有引入语料库等进行量化分析。

参考文献：

[1]Chomsky N.Syntactic Structures[M].The Hague/Paris： Mouton，1957.

[2]Frege G.On Sense and Reference （1892） [J].Black Translations from the [3]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1952：238C241.

[4]Gazdar G.A Solution to the Projection Problem[J].Syntax & Semantics， 1979， Vol.24（4）：329-337（9）.

[5]Russell B.On Denoting[J].Mind， New Series， Vol.14， No.56， 1905：479-493.

[6]Strawson P.On Referring[J].Mind， New Series， Vol.59， No.235， 1950：320-344.

[7]蔡平.语用预设理论对翻译方法的解释[J].外语学刊，2007（5）：68.

[8]范晓，张豫峰.语法理论纲要[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9]戈玲玲.教学语用学[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10]郭聿楷.语用学中的“提前”理论[J].外语学刊，1988 （5）：1-8.

[11]胡壮麟.语用学[J].当代语言学，1980（3）：1-10.

[12]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59.

[13]黄华新.论预设的特征和种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3）：37-41.

[14]季安锋.汉语预设触发语研究[D].南开大学，2009.

[15]沈家煊.语用学论题之一：预设[J].当代语言学，1986（1）：29-36.

[16]王涵.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预设触发语的研究[J].大学英语：学术版， 2013（1）：49-52.

[17]王维贤.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M].语文出版社，1997.

[18]魏在江.“……秀”，“秀……”的预设构式及其认知阐释[J].外语研究，2010（3）：13-15.

[19]杨亦鸣.“也”字语义初探[J].语文研究，1988（3）：56-59.

[20]袁毓林.从预设看否定形式的比喻[J].汉语学习，1987（1）：19-20.

篇(6)

论文关键词：新批评；解构批评；含混；细读；有机整体

保罗·德·曼(1919—1983)，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团体“耶鲁学派”的中坚人物，其修辞阅读理论是美国解构批评的基石。而在解构主义之前，文学批评理论的主导是形成于二三十年代、盛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并且新批评后期中心“耶鲁集团”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和沃伦也长期在耶鲁大学执教，因此，新批评对德·曼的修辞理论的影响是必然的、直接的。德·曼早期写过两篇论述新批评的文章，分别是1956年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终结》和1966年的《美国新批评的形式与意向》，对新批评既有积极肯定和吸收运用，又有批判和改造。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德·曼与新批评的关系，借此揭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新批评的继承与批判。

一、对“内指性”文学语言观的承继

新批评的文学语言观念，是建立在科文区分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形式主义批评流派，新批评强调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其奠基人瑞恰兹率先区分了语言的科学用途与情感用途：“我们可能为了依据而运用陈述，不论这种依据是真是伪，这是语言的科学用途。但是我们也可能为了这个依据所产生的感情和看法的效果而运用陈述，这是语言的情感的用途”，也就是说，科学语言是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符号语言，具有指示功能，是“外指的”，要求指涉清晰、意义明确；文学语言则不要求逻辑认知上的真伪判断，是情感语言，只具有情感功能，是“内指的”，以表达或激感态度为己任。

新批评之所以把文学语言归结于情感用途，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艺术最根本的因素是作者创作时的原始经验，艺术的真实是文学与经验的一致性。从文学生产过程来说，作者在形式上尽可能地建构与原始体验相契合的语言结构，批评家则回溯作者的历程，通过仔细、精确地研究意义形式，来获得形式所由生的经验。“他(指诗人)的任务最终是使经验统一起来。他归还给我们的应该是经验自身的统一，正如人类在自身经验中所熟悉的那样。而诗歌，假若是一首真正的诗歌的话，由于它是一种经验，而不仅仅是任何一种关于经验的陈述，或者仅仅是任何一种经验的抽象，它便是现实的一种模拟物——在这种意义上说，它至少是一种‘模仿’。”相比较19世纪末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新批评坚持的依然是“摹仿论”立场，不过其摹仿的对象不再是外在的历史现实，而是作者内在的意识状态。

新批评的创新在于对语言的重视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作者经验只能通过文学语言来传达，语言担负着使文学成为文学的责任，它也是批评家还原作者原始经验的可靠途径，传统的历史、实证的方法对于文学意义阐释来说是不够深入的，必须把语言引入文学意义研究。新批评的研究视野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社会历史内容和作者思想内容转到了文学语言这一新的主体上来，这一转变影响深远，新批评之后的批评理论，无论意识形态研究还是文本形式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运用到新批评式的语言研究。对于德·曼修辞阅读理论来说，它更是有不可或缺的理论奠基意义。德·曼曾经明确表示自己的分析属于语言学和语义学的范畴，他和新批评家一样，把研究重心放在文本内部，以文学语言为文学活动的中心。

然而，对于文学摹仿作者经验的观念，德·曼是坚决否定的，认为这种摹仿根本不可能达到也不应追求。他认为意识、语言、现实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文本并不是作者经验的载体，更不能看作是作者和读者这两个主体之间的交流，这是因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包含或反映经验，更重要的是建构经验，即唤起读者过往的经验，形成新的情感体验。建构完全不同于单方向的意指，文学语言具有自我言说的独立功能，批评的任务不再是去发现形式所意指的经验，而是探讨形式如何积极主动地建构一个个新的世界。这一过程不再是摹仿而是创造，不再是交流而是参与。

在此基础上，德·曼进一步否定瑞恰兹所说的文学语言的交流作用。依据新批评的观念，文学语言之所以是模糊的、情感性的，是因为经验本身是模糊和情感性的，文学虽然具有复杂的意义，但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作者和读者的交流。德·曼则批判之，他抨击瑞恰兹“不仅把诗歌语言贬到了交流语言的层次，而且不断否认审美经验和其它人类经验的区别”。德·曼依据康德审美无功利的思想，认为交流作为有功利、有目的的活动，是不应作为文学经验的价值的，因此他在新批评对科学、文学语言区分而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诗性语言和交流语言的分别。他认为，只有隐喻化和修辞化的语言才是诗性语言，并且由于语言的修辞性，也必然导致了确定意义的不可实现，文学文本的指称或意义变得模糊而难以确定。德·曼还进一步推广到非文学文本中去，认为即使是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也因语言修辞性而存在矛盾、虚构和欺骗性，并最终导致不可阅读。

二、对“含混”理论的突破

“含混”是瑞恰兹的学生燕卜荪沿用的术语，指文学语言的多义形成复合意义的现象。新批评把复义看作文学语言的特性，赋予“含混”新的理论意义，正如瑞恰兹所说：“如果说旧的修辞学把复义看做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那么新的修辞学则把它看成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含混”或日“复义”理论，是新批评对于文学语言的重要发现。

燕卜荪的代表作《论含混的七种类型》以文本本身含混以及潜在隐喻空间的新颖见解吸引了德·曼的目光。在燕卜荪所讨论的七种含混类型中，德·曼认为，只有第一种和第七种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含混，只有它们才关涉到诗歌语言的本质。这是因为，只有这两种表明意义是无可确定的，其它类型的含混都能通过情境或上下文的语境得到界定或澄清，因而是伪含混。德·曼需要这种不确定性来说明“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分裂”：“(和解的任务应该)让读者承担，因为和解并不发生于文本之内。文本不解决冲突，而言说冲突。”也就是说，文本内部具有多重意义，这些意义彼此之间会有矛盾和冲突，德·曼赞赏燕卜荪对文本内部矛盾的含混意义的揭示，竭力从文本的意指结构中抽取出互为冲突的力量来，主张让冲突作为冲突存在而并不试图予以化解。

传达文学含混性的是作者所运用的语言结构，新批评认为最基本的质素是比喻：“诗人必须用比喻写作，正如I．A．瑞恰兹指出的，所有微妙的情感状态只有比喻才能表达。诗人必须靠比喻生活。”悖论、反讽、含混在新批评家那里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比喻手段，因为文学就是借助这些比喻来区分自己的语言和普通语言。德·曼也强调文学的比喻语言，并借此机会初步表达了他的修辞观。在他看来，比喻是语言范式本身，而不是派生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说，任何语言都具有比喻的结构，都可进行修辞分析，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与哲学语言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一首诗之所以能够引发丰富的联想，应该归功于比喻所开启的广阔的诠释空间。在德·曼看来，如果一个简单的隐喻都能引发无限的阅读，激发无限的经验感受，那就绝不能够如瑞恰兹所说，使读者的经验与作者的经验完全相吻合，更无从讨论交流的问题。

对新批评的含混理论，德-曼肯定它揭示语义冲突的面，同时又否定其对于语义研究的正伪判断。新批评的语义研究一方面强调多义性，另一方面也要求对多重意义进行筛选和判断，防止误读的发生。雷奈·韦莱克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中说：“一部艺术作品越复杂，它们所包含的价值构成就越众多，因此就越难以解释，忽视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可能也就越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解释都同样正确，也不意味着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加以区别。有完全是异想天开的解释，也有片面的、歪曲的解释。”对这些被视为“错误”的解释，新批评家试图通过准确的语义研究加以排除。德·曼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语言的修辞性是误解之根源，既然文学语言必然是修辞性的，那就不可能避免误读的存在，不可能达到所谓的准确解读，新批评对语义正伪的判断也必然是徒劳的。

“含混”概念启发了德·曼关于文本的不可确定性的思想。不同的是，新批评的“含混”是一种歧义现象，文本具有的客观存在的多义性；德·曼的“不确定性”则在强调文本多义性的同时，更强调选择、判断的困难，从而取消正读、误读的区别，一切阅读都无法达到与原义同一的圆满境界，故而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三、对“细读”方法的推崇

从文学接受层面来看，新批评认为文学批评的基本任务在于分析说明作品的语义。对传统的文学阐释方法，布鲁克斯总结为“释义误说”，即诗的内容可以用另一种说法加以转述。他认为这是形式一内容二元论造成的结果，诗被简化为特定“内容”的载体。布鲁克斯批判这种观念，认为诗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论其全体还是部分都不能用散文来转述，否则就会陷入谬误。由于文学语言的意义是含混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形式与内容、文学与现实一一对应，不能用散文般的语言轻易地描述清楚文本的所有含义，阐释者需要做的，是艰苦的“细读”工作。

“细读”这一概念是瑞恰兹提出的，它作为文学阅读的具体方法，旨在通过细致的语义分析来把握诗歌意义，防止误读的产生。所谓“细读”，也就是对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研读和评论。新批评主张批评者在把握语境及作品整体结构的前提下，从词语及其相互关系中阐释文本意义，揭示词语中的含混、反讽、隐喻等修辞手段，从而阐释作品的结构和意义的“有机统一”。这种精细的研究方法围绕文本进行深入挖掘，虽然不无“过度阐释”之嫌，“正如其它学术研究方法一样，‘细读’引起了卖弄学问和标新立异；但是肯定要有这样一个阶段，因为任何一门知识要发展都必须对它的研究对象作仔细精密的观察，把事物置于显微镜下分析……”新批评坚守语言的本体地位，强调以文学语言为中心，遵循严格的步骤，逐步深入文学结构，达到对作品意义的全面认识。

德·曼对细读方法大加赞赏：“美国式的文本途释和‘细读’策略所拥有的完美技巧使我们在把握文学语言的精细与差异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Jz德·曼代表的解构批评坚持语言的修辞性，否定确定性阅读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其文本解读是随意的，恰恰相反，它坚守细读的方法和认真求知的态度：“‘解构’作为一种‘理论’，为的是要对我们所从事的阅读、阐释行为作出解释，那么它所针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阐释活动呢?在我看来，那必须是在受过语言学、语义学、词源学以及文献版本学等多方面良好训练的基础之上，在熟练的掌握了‘新批评’所最擅长的文本细读的本领之后，才能掌握的在文本中穿行、甚至上下翻飞的本领。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通过专业的文本阅读训练而获得一种‘文学能力’(1iterarycompe-tenee)，这其实是我们能够从事‘解构’阅读的一个前提条件。”"虽然分析形式不同，运用的术语各异，但德·曼的目标与新批评如出一辙，这就是引发更多的细读，并且把这种阅读活动当作批评家不容规避的工作。

四、对“有机统一”艺术观的消解

值得注意的是，新批评家无论多么诚恳和执着地挖掘文本内在的张力、含混、歧义、悖论和反讽，最终还是要回到统一的主题，追求圆满稳定的意义。新批评后期代表人物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在《反讽一一种结构原则》一文中用生物的有机体来比喻文学文本的有机统一：“一首诗里的种种因素是互相联系的，不像排列在一个花束上面的花朵，倒像与一棵活着的草木的其它部分相联系的花朵。诗的美在于整株草木的开花，它需要茎、叶和隐伏的根。”“有机整体”始终是新批评意义观的前提与基础。德·曼则反对这种比方，认为文本的有机形式并非与自然生物的类似，亦非源于文本本身具有的整体性，而是源自文本的阐释行为，认为新批评割裂了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简单的类比方式推断出文本是一个自足的有机统一体，但事实上文本与阅读过程中的理解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篇(7)

 

关于语境的理论研究由来己久，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语境和语篇衔接与连贯的关系，或者探讨网络环境下的英语教学等问题，对于如何开展结合语法系统知识、学习者外语习得过程因素及语境众因素的综合教学以帮助学习者増强语言文化意识、正确运用词汇语法等的研究并不多。戴炜栋教授(2008)指出，我国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一个原因就是英语词汇语法规则的教学只是陈述性知识教学，而不是程序性知识教学。我们通过分析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运用情况，发现学生缺乏英语词汇语法知识，汉语对他们的英语输入和产出干扰很大。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实践。随着语境化教学研究的深入，文化语境利用的不断加强，我们试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结合语境因素与学生语言习得过程因素，以语篇教学为切入点，使学生对英语词汇语法意义进行程序化学习，实现习得语言文化知识、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的目的。

 

2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的问题

 

自2001年教育部推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来，全国高校纷纷出台了具有本校特色的英语教学模式，教学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据赵庆红等(200914—18)的大学生英语学习需求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收回的2283份有效问卷中，希望学习英语提高用英语交流能力的占621%，提高文化素养的占430%;希望教师全英语教学的占17.4%，希望大部分用英语教学的占763%;希望教师经常根据学生表现进行称赞、鼓励或批评的占582%。这些调查数据与我们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观察到的类似情况表明，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出现了脱离语境、教学过程未能满足学生认知发展等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主要通过语篇组织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语篇具有情景意义和文化内涵，这些意义和内涵体现在语篇的段际、句际及词语的上下文之间。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角度来看，语篇理解要调用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并从篇章结构着手分析语篇的衔接、上义词和下义词、前后句子的逻辑关系或者联想、推测句子和词语的含义等;从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等理论角度来看，语篇学习应当注重学习者的认知、元认知及社会情感等因素，加强课堂交互，并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渠道输入知识，对知识进行反复运用来加深记忆以备提取使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大多照本宣科，教学内容缺乏语境且输入渠道单一，其结果造成学习者接受知识、发现新知识源、理解知识、构建意义、重组知识及充实知识等能力缺乏，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薄弱。

 

3关于语境的研究

 

31认知语境

 

认知语境由一个人的认知环境中的各种信息构成，一个人的认知环境是由一系列可以显映的假设(卩通常意义上的“命题”)构成的集合(何兆熊2002189)而假设与特定的语境形成关联(SPebe%Wil〇n1986122)并通过交际双方在理解过程中将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和交际过程中的新信息相互作用而显映出来(B«wn199545)认知语境一旦被激活，认知环境中的任何相关信息即被调动使用。激活认知语境，其前提是输入的信息必须可理解，而且牢固、系统地储存在记忆中。Ellis(2005:35)提出的二语习得程序模型认为，二语习得要经过输入(nPU和输出(Ouput)两个阶段(见图1)。输入阶段包括输入和内化(mae)两个部分，主要有两个信息加工过程:第一，部分信息得到注意，并进入短期记忆后进行内化;第二，有些被内化的信息作为二语知识(12Knw]edge)进入长时记忆。朱纯(2008184—192)提出，语言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和不同方式输入、保存和输出。首先，语言信息经过听觉和视觉渠道进入输入阶段的识记过程，并得到有意识、无意识或者机械记忆;然后，受到注意的信息进入储存阶段的短时记忆(即工作记忆)并以重温、复习的方式巩固记忆，其中重要的信息进入长时记忆成为二语知识。每当新信息输入时，短时记忆就会使用新信息，同时调用长时记忆中的相关旧信息来解释新的信息。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是出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应用包括理解和输出两部分。理解是根据语境以及交际的一般原则进行语用推理的过程赵艳芳2005173)输出是指提取运用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包括认知和重现两种方式。认知主要检查对信息的理解程度，是指原始刺激再度呈现时仍然认识信息的心理过程。在认知有困难时，往往通过重现或回忆提供线索来再认对象。对记忆不深、内容又缺乏系统性的信息，重现的发生则比较困难，需要通过教师提供某种线索或暗示来帮助学生恢复记忆，达到重现的目的朱纯2008193)。暗示的方式很多，有提高声调的，有重读单词的，有通过肢体动作的，有借助媒体的等等，旨在为听话人建立认知语境以便进行推理。推理是由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引发的联想涑定芳200072)。联想是隐喻，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是一种想像理性冯晓庆2004110)。说话人在交流中要为听话人构筑起与说话人期盼或预设相同的语境以便听话人付出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理解效果(何自然，陈新仁2004115)。在这方面，张德禄(200924)吉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试图解决如何在话语分析中把多种媒体和多种模态(如听觉、视觉与声音、图像、动作等手段和符号资源相结合)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解读等问题。

 

32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

 

早在20世纪70年代，H3fneS(1974)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提出语境的8个因素:场景泡括时间和地点)、参与者、目的、行为序列、基调(指语调、态度、神态等)、工具(如口语或笔语、母语或外语等)、互动与解释常规、语类(比如语法练习、作文、讨论等)。到了80年代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把语境划分为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互文语境三大类，把语篇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因素归纳为语篇、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文内语境和互文语境5个类别。人为，情景语境(语域)包括话语范围(field)、话语基调(enor)和话语方式(mqje)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包含了Hme的8个语境因素;他指出文化语境是整个语言系统的语境，决定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系统，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的缩影，不同类型的情景语境反映了文化语境的不同方面(胡壮麟等2008421)。文化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习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并体现在语篇之中。学生可以通过语篇学习语言，也可以通过语篇学习文化。

 

语篇是语言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它与词汇、语法、语音、语义等诸要素一起构成语法系统语言至少包括三个层级、两个域更多)体现。这三个层级是词汇语法层、语音层和语义层。词汇和语法处于同一个层级，合称为词汇语法(leioganma)层。词汇语法层通过语音层体现，而其自身又体现语义层，但语义层体现需要在语境的支持下实现。此类语境因为与意义系统有关，所以是文化语境。从语法系统的层级体现来看，文化语境支持各种意义的体现，但是Haliay(i994F7—58)旨出，如果没有语法知识，即使在文化语境中理解语篇也是不可能的。可见，文化语境对语篇理解很重要，但语法知识对语篇理解更重要，它是语篇理解的基础。

 

任何语篇，无论是口语的还是书面的，都存在于语境之中，并且具有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Haidayi994F43)根据Halda}的三个语境变量，语篇通过话语范围激发语义系统中的概念功能、话语基调激发人际功能、话语方式激发语篇功能(胡壮麟等2008421)而获得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所有语言都围绕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组织使用，其使用目的有两个：(1)理解环境或概念，主要指通过词法、句法、语义等因素了解人的经历泡括内心世界)(2)处理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关系，从说话人的语气中理解说话人的态度。李战子(00233)人为，对语气的分析能较好揭示对话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大学英语应当加强语言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教学，努力营造积极、主动、和谐的学习环境，注重学生情感，发挥语境作用，培养学生建立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连接的能力，达到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习得语言、提高英语应用能力的目的。

 

4大学英语语境化教学模型

 

41语境化教学框架与内容

 

语境化教学框架如图3所示，其内容包括以下几点。语境因素综合教学。实践证明，多媒体手段和多模态方式结合能够产生语境，因此我们将其视为语境的另一个因素，使它与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文内语境和互文语境等因素一起在语篇教学中发挥综合作用。

 

有三个层级、两个体现、三种元功能意义(即人际意义、语篇意义和概念意义)以及三大语境变量(卩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之间交互体现特征。该程序认为语篇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词汇语法与意义的关系，或者说在语境中通过分析词法、句法、语义等因素理解环境或概念，通过分析说话人或作者的语气理解说话人或作者的态度。

 

学习程序包含双层意思:一是指在各类语境因素的支持下对语篇开展词汇语法的程序性知识学习;二是指从语篇学习开始进入语法系统知识学习，借助语境开展可理解性输入、注意、记忆、理解、运用等交互学习活动，最后实现语言习得。

 

3)外语习得。“外语习得”即指图3中的“外语习得过程因素”。“外语习得过程因素”是结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实际，根据El的二语习得程序模型图1)、Kahn的二语习得过程图2)及信息加工过程理论综合而成，符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它所包含的语言习得过程因素渗透于“学习程序”之中，作用于语篇的词汇语法与意义连接的建立，但渗透和作用需要语境的支持。

 

42语境化教学原则

 

语境化教学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坚持语篇教学语境化和英语学习程序化相交互。

 

2)坚持语境与外语习得过程因素的交互，根据学生的以往经验和认知发展过程促进语言的有效输入与输出，切实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3)坚持学习程序中语音、词汇语法、语境与意义之间的体现关系，有效开展语篇语境化教学。

 

5语境化教学方法

 

51以语篇为基础，以语域为任务，促进语言输入大学英语教材所选用的语篇语言真实、知识丰富、哲理深刻。语篇的体裁类型多样，有议论文、记叙文、短篇小说、戏剧等，适合应用本文构建的语境化教学模型。正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97)所言，这些语篇“含有大量语言使用情景的目的语结构让学习者建立形式与意义的连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语篇指导学生做“形式连接意义”练习，使他们通过练习理解“语域”的概念，注意语域三个变量在语篇中的体现，同时习得相关的语言表达式。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以下简称《综合教程》)第二册第三单元教学为例，父母与子女的对话中含有以下词语和结构：学生可以通过使用这些词语完成以下任务：

 

(1)分析、讨论这些词语的时态、语态及其所体现的人际关系;

 

(2)体验并说出包含上述词语和结构的句子在升降调变换后所传递的感受;

 

(3)总结对话中的语域变量，即话语范围是在家里，话语基调是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话语方式是实用口头对话。

 

上述练习采用基于语篇的语法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増进理解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提高语篇分析能力，促进语言有效输入。

 

52借助文内语境，结合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增强学生的语法敏感性

 

仍以《综合教程》第二册第三单元教学为例。该单元课后练习中有三个语法结构操练项目：搭配”项目里的“形容词+〇d〇结构，“用法”项目里的“第三人称主语+动词原形”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些语法结构放在TextA父母与子女对话的文内语境中，结合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对学生进行词语和结构运用以及衔接、信息提取等方面的训练。比如，让学生利用上下文分析父亲所说的句子，指出父亲说的理由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