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全球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服务营销文化烙印文化策略

服务作为服务营销的基本概念，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商品。菲利普·科特勒把服务定义为“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导致任何所有权转移的活动或利益。”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市场中，服务逐渐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营销利器，日益成为市场营销的核心。跨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营销上取得优势，应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不同的文化环境制定相应的服务营销策略。

一、文化引领消费

文化是左右消费者消费行为选择的烙印。国际营销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民族文化差异，它涉及人口、教育水平、、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是影响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的文化烙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呈现多元化

各国消费者的消费和他们的文化关系密切。例如，美国文化具有大量消费资源的特征，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前台。美国消费心理学家的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消费者的基本心理特征是：赶时髦，猎新奇，不仅对商品内在质量要求高，而且喜欢商品的新奇。讲求健康自然，于是健康食品、保健饮料、健身器具等成为历久不衰的消费热宠；图方便情趣，根据美国快速化的生活节奏，生产厂商开发产品也越来越注意如何使消费者节约时间，美式快餐即是典型。

2.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改变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在世界范围，日本消费者的行为变化是最为剧烈的。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击下，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上国际化，新潮商品、新潮购买方式是典型的代表；储蓄意识传统化，富裕的日本人仍不放弃勤俭节约、积极储蓄的习惯；购买过程严格化，在国际市场上有这样的共识：日本消费者最为挑剔；另外也存在与美国消费相似的消费享乐化和个性化特征。

3.传统文化深层次控制着消费意识

欧洲文化向来有高消费传统，消费者由于购买力高，其消费心理喜新厌旧、从不满足于已有的商品，总是在丰富多彩的商品中挑选和购买新产品。多数人对艺术时尚和高档奢侈品有特殊的个人偏好，年轻白领们几个月坚持省吃俭用就为买一瓶兰蔻的新款香水或是一根阿曼尼的领带，这种事在法国等国家屡见不鲜。

文化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它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进而对企业的国际营销活动提出相应的要求。因此,从前期投入、产品设计到分销、促销每一个环节都要充分考虑目标国家的民族文化因素。二、适应全球化的文化策略

了解一国的文化环境，排除文化差异是国际营销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之一，跨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障碍称得上是国际营销的“生命线”。要制定适应全球化营销时代的要求的文化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充分认识环境，解决文化抵制问题

大多数文化都有着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拥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并自觉不自觉地贬低其他文化中陌生和未知的部分。民族中心主义会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劣等感，这是一种自然的感受。国际营销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以获取利益，而不是屈从于目标国家的民族文化或扩张本民族文化。因此，要从思想意识上承认、理解、尊重文化差异，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习和了解；要求营销者避免自我参照标准，学会角色转换，既站在需求者的角度提出要求，又从营销者的角度有效地满足需求。

2.正确认识文化的渗透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加，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相互渗透，只是渗透的速度比较缓慢。就饮食结构而言，欧洲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改为用筷子吃饭，中国人也不会一下子只吃汉堡炸鸡，不吃米饭馒头；但是，在心理认同上，欧洲逐渐渗入中餐的同时，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西餐。另外，在一件产品的设计过程中，不仅有实物的创作活动，而且融入了文化活动，该产品既具有其实用价值，也是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信息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产品设计中的文化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因此，国际营销人员要正确认识文化的渗透性，积极主动地开拓市场。

3.企业文化要创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全体员工逐渐形成的企业信念、价值观、理想、目标、行为准则，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企业风范和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以民族性为前提，同时根据企业类型、经营战略、市场取向等确立。企业文化创新是将本国公司企业文化与目标国家的企业文化进行有效地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本国公司与当地文化基础上，构建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既保留着本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本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创新企业文化不但使所有员工有归属感，团结一心，而且能够更好地开拓目标市场，实现企业目标。

三、结语

在国内的营销活动中,文化因素对营销活动的影响往往不被营销者所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营销者与消费者成长于同一文化环境中，因此他们较少考虑营销中的文化因素,而把重点放在营销的经济因素上，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但是当营销活动跨越国界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从市场调研、谈判、定价、促销、商品的款式、包装到销售商的选择与佣金的确定,文化渗透于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国际营销中,它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济活动源于人的需求，市场营销正是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出发点的经济行为。那么，跨文化环境进行的国际市场营销应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需求，因而，重视文化策略的研究，揭示文化对国际营销的影响，将有利于开拓跨国市场，实现企业长期的市场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王纪忠方真:国际市场营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70

[2]胡正明:国际市场营销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0,33

篇(2)

儒学生发于远古三代，奠基于礼乐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之中，是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态。剥离其形式躯壳和政治化儒学的负面影响，其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论，人生意义和理想人格境界之追求等，都有其现实意义，可以作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滋润现代社会和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重要精神资源，是炎黄子孙精神生命的根基。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作为其内核的儒家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当代伦理的重建。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核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3]，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特点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与科学相对立。

儒家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有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即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泯灭人的创造性的，是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的。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反科学的，至少是阻碍科学技术之发展的。这两种误解都需要予以澄清。当然，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过程中的正负面的价值，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在上面阐述中华人文精神特点之二时，正面地回应了第一种误解。这里，我们借助于正面的阐述来回应第二种误解。

中国

人文精神并不轻视自然，亦不排斥技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范式的研究，我们应当有独特的视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李约瑟的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慧识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中国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发明创造，闪烁着惊人的智慧。“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指出与西方向来强调“实体”的看法不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20]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思维范式，重实用、重国计民生的行为方式，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其局限性。

有一种看法，以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会轻视自然、排斥科学，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国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遭今人误会与咒骂的朱熹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题，既重视宇宙统一的“理”，又重视部分的“理”和各种具体的“理”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穷其至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21]朱子的理学既重人伦，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价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质、农学上都有贡献，甚至对浑天仪、水力驱动装置等有浓厚的兴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经典如“六经”，是在天、地、人相互贯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与“人道”的，与西方思想家所说人类思想的发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确实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质的自然界。经过十八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二十世纪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发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至，物质讲到极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礼，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西方、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而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儒家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伦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学的发展而言，基因工程、复制生命、复制人、孕母、安乐死、动物权等等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建设基因伦理、生命伦理。就环境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面对人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有新的环境伦理。面对目前的现实社会，就社会关系而言，不少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质至上主义所侵蚀，转化为裸的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利害的关系，钱与权的关系，钱、权与色的关系，欲望满足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可计算”的，现实功利的。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亦面临着

危机。家庭裂解、离婚率增长、单亲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谓“包二奶”现象，性产业的火爆，日趋严重且腐蚀着整个社会。早恋与堕胎问题，爱滋病、吸毒等，亦非常严重。此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老人赡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不够健全，已经是老龄的人对超龄老人的赡养问题，已屡见不鲜。“孝”的问题需要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还有同性恋问题等等，均需要我们建设健康的现代的家庭伦理与社群伦理。公司、企业内外的激烈竞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信用危机，童工问题，打工者的权益问题等等，需要有新的企业伦理。商品经济尤其需要信誉，因此“信”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由于网络化、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又带来网络伦理的问题。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间的矛盾冲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伦理。乃至空间技术的发展，尚需要考虑空间伦理的建构。

儒学为经济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礼乐文明的再创，文化空间的开拓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敬业乐群”等对于建构现代全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工作伦理和新的人与人之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总之，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五四”以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戴着“西方中心论”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其实还相当陌生，基本上处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状态。所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琐。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不能失掉本己性，这决不是煸动民族主义，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进行广泛的文明对话的精神依据之一。健康的“全球化”，决不是以一种语言，一个地域的习惯、一种思考方式，甚至一个国家、一个阶层的利益来宰制一切。各种文明，各种精神资源，各种宗教，各种语言，各种知识都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成素。我们尤其要了解东亚地区的内在的能力，没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特殊的东西奉为圭臬，奉为必须效法的普遍的、绝对的标准。

我们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践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并拥抱自己的文明传统，从而积极地回应、参与广泛的文明交流与对话。

注释：

[1]分别见《殷虚文字乙编》和《卜辞通纂》。

[2]分别见《尚书》中的《洪范》、《泰誓》、《康诰》、《大诰》和《诗经·大雅》中的《荡》篇、《烝民》篇。

[3]《礼记·乐记》。

[4]《论语·八佾》。

[5]《论语》中的《颜渊》、《述而》篇。

[6]《论语》中的《雍也》、《卫灵公》篇。

[7]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论语》中的《述而》、《雍也》篇。

[9]《论语》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论语》中的《述而》、《子罕》、《宪问》篇。

[12]《荀子·王制》。

[13]《礼记·礼运》。

[14]《礼记·中庸》。

[15][16]《周易·系辞下传》。

[17]《周易·系辞上传》。

[18]《周易·贲·彖辞》。

[1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20]转引自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第107-108页。

[21]《朱子语类》，卷十五。

篇(3)

（一）语言的全球本土化首先从这一品牌的商标来看用的是英文即Balabala（巴拉巴拉），就如同我们非常熟悉的Meters/bonwe（美特斯邦威）、Jeanswest（真维斯）等。通过使用英文拼写的logo来传递品牌所带来的国际化和时尚化。其次巴拉巴拉童装的广告语为“童年不同样”。这也体现出一定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巴拉巴拉通过对孩子的深刻洞察，提出“童年不同样”的口号。在巴拉巴拉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调皮捣蛋、古灵精怪、爱玩爱闹都是孩子的天性。“童年不同样”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差异性，这一西方的价值观也越来越被中国的年轻家长所接受和认同。

（二）视觉吸引的全球本土化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大陆企业形象设计开始起步。受到经济因素影响，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从理念到方法均趋向于日本。1988年广东太阳神公司在我国率先导入企业形象设计并迅速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起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设计，提升了企业知名度。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形象设计达到了。从此中国企业形象设计盛行起来，直到现在依然在不断发展应用中。近年来，由于认识到了企业形象设计对企业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也从国际一些领先企业中得到印证。中国企业从中受到了启发，对企业形象设计越来越重视，开始疯狂效仿国外企业创建自己的企业形象。但是由于现在中国形象设计出于发展阶段，还不成熟，加之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形象的一知半解，导致中国很多企业的企业形象设计都非常不规范，有的甚至毫无意义。

巴拉巴拉童装品牌创立于2002年，是中国领先具有国际视野的时尚大众童装品牌。从一幅2014网络版的广告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告中的模特人物为一中国女孩和两个外国女孩，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混合的特征。巴拉巴拉的一则电视广告“母女篇”，其故事情节是一对中国母女在浴后，四五岁的女儿突然问妈妈，“妈妈，你的肚子上怎么有一道疤呀？”“那是医生要把你从我肚子里取出来，”妈妈回答道。女儿愣了愣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吃我？”此时传来了画外音：“巴拉巴拉，童年不同样。”这则广告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情景——看见孩子的不同。来源于安徒生家喻户晓的“小红帽”的童话故事情节巧妙地互文到这则广告中，让我们惊诧于孩子奇特的思维模式时，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广告和这一品牌。从这一故事中，我们也感受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混合。另一则巴拉巴拉的电视广告“爷孙篇”，讲述的是一位头发稀疏的爷爷坐在外面，一个小男孩提着浇花的小桶来到爷爷身边给他往头上浇水。爷爷惊诧地问道，“这是干什么？”孩子笑着说：“这样你的头发就会长出来了。”此时传来了画外音：“巴拉巴拉，童年不同样。”相信看到这个画面，你一定会忍俊不禁，你是否能体会到孩子与众不同的孝道呢？这两则电视广告，分别用一对母女和爷孙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即家庭观。

二、结语

通过对其广告话语的多维度分析，我们发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融合。这也证实了洛克的研究，他发现服装广告中本的服装上、艺术书籍的图书插图上等。中国剪纸已经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元素为世界所认识和熟悉。在我国的国际教育中，剪纸课程已经成为学生所学习的课程之一。

（一）东北剪纸文化在商业价值上的发展传统的东北剪纸往往只是作为民间妇女的“女红”技艺，并没有多少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因而也就很少产生商业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一些民间剪纸作品也逐渐进入了商业流通之中，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又出现了新的设计、制作和销售体系，剪纸文化逐步走向了商业化。

篇(4)

指导意义：以法史来把握法律的趋势。

关键词：全球化融合多元化趋势私法自治网络

引言

人类经历了由族群到国家、由国家到跨国家的国家团体和超国家的国际社会的过程。与这想适应，法律的发展也经历了由族群之法到国家之法由。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法律将会出现由国家之法到跨国家之法再到超国家的世界之法的过程。法律自从产生以来就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将是私法进一步发展，将形成私法自治。最终达到法律的目标顶点法律的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也就是在法律的国际化范围内法律的多元化。

本文主要有：法律的全球化、各法相融合、私法自治、法律对网络的介入。

法律的全球化

一、法律全球的原因

纵观人类法律的发展史，自法律产生以来经历了族群法、城邦法、国家法、国际团体法的发展过程，是法律规范所规范的范围扩大的过程，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法律不断发展，要求法律所规范的范围扩大，这必然会引起法律的全球化。人类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及频繁化，并且各国法律之间不断加强的深度协调化，就更需要一个更大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与经济交往愈加频繁、愈加深入，法律的全球是难以避免的趋势。

（一）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概述

法律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化，各国的法律逐步趋同，或者是各国法律之间不断加强的深度协调化，或者是几者的多元的综合。1、虽然法律全球化的理论没有完全的界定完善，但是世界的趋势，尤其是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2、每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应呈现出多元化的法律格局。

(二)、欧盟法律对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谈及法律的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提欧盟的法区域化及其法律全球发展趋势的影响。欧盟区域法律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是从各城邦法律到各国法律再到今天的欧盟法律，由于欧洲各国的不断发展、政治与经济交往愈加频繁、愈加深入以及各国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他们选择了法律的区域化，统一规范行为方式。在欧盟立法中区域化的发展尤其是显著的，欧盟法律对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不容我们忽视。

第一、欧盟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欧盟法律由区域化向全球化发展趋势。

在欧盟立法中区域化的发展尤其是显著。欧盟制宪委员会近日发表了规划欧盟未来的欧盟宪法草案。在方面，欧盟未来的欧盟宪法草案预示着新的欧盟时代的来临。它使目前的成员国有效运转。是世界历史上的又一盛事。具体内容包括：基本法，权利，政策与功能，及对有关条约的规定，是对现有的条约重新立法和调整的结果。

第二、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几个标志性事件

纵观欧盟法制史，每一次历史的运动都在不，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同程度上推动了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1，196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2，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3，联合国国际私法委员会自20世纪末举行了5次海牙国际私法委员会讨论海牙国际私法民商事的管辖和承认问题，建立世界性的国际条约统一全球的各国法律冲突，形成统一的世界示范法。

1，196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由于各国管辖权和承认执行问题涉及各国的，因此，法律冲突是十分普及的事情。在1968年，欧共体为加强司法合作进一步保护欧共体内国的合法权益而签定了《布鲁塞尔条约》。在第1条的范围中明确说明了条约的适应范围和事项。该公约是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民商事管辖和执行方面规定的最为详细、完整的，也是适应范围最广泛的条约。

2，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使得成员国的某些法律趋同，形成统一的世界性法律来解决各国法律冲突。

特别指出的是，欧共同并不是仅仅的成员国的相加，而是由于内部一体化建设大大加强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它于其他国家中的力量，尤其是谈判的要价，对世界立法产生影响。如中国的入世谈判就是一例。自1986年的申请开始起，中国和欧盟的谈判十分艰苦，对中国调整对外关系有较大影响，如中国修订公平法。

综上所述，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通过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形式得以体现，而当欧盟法律与全球法律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欧盟法律又极力推行其法律制度，这也许是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特有机制之一。因此，区域法律对于法律的全球化既有促进又有一定的抗衡。

二、在法律全球化下的法律多元化

依据地方性知识认识法律；将“法律”和“人类学”分解为不同学科，已通过具体的交叉而非混杂的合成将他们勾连起来；从地方性知识出发来探讨事实与法律，就必然导致法律多元化的认识。

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时就涉及到因各地方的具体情况而实行相对而言的“不同”法令，其目的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来解决问题。，古代所谓的“不同”的法律都必须要在统一的原则之下的，而在统一原则下的各地“不同”的法律也是治理所必不可少的。世界是由多民族、多国家组成的这样的“不同”法律到我们现代社会就是，各国的法律在国际法的统一原则下的多元化法律，多元化法律以各国的实际情况而出发。法律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由于法律的多元而导致的问题应由国际化法律来解决。

因而，如果能在法律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平衡才是的最佳状态。

各法相融合

在中外法制史上，法律法律融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各国法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法律就出现过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融合，两种法律制度的融合产生了封建的普通法的原则还出现了法兰克帝国的法律统一运动。融合的过程，仍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共同的规律。

从法制史的角度讲，法律全球化的过程需要不同法系各自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共同的规律。对于人类的文化不同法系将相互吸收利用、相互的改造。相互吸收利用、相互改造便是融合的过程。

私法的自治

一、私法自治的基础

私法是调整私人关系的法律规范，自治是其根本特征。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在于：在私域的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之所以能够得以自治，具有其深厚的自治基础。

首先，私法是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它排除了性别、财产、籍贯等的差别和身份等的限制，排斥一方利用其不平等的地位对另一方的强制。这样就可以使私法主体在私法关系中实行充分的意思自由，所以私法能够自治。

其次，私人生活的复杂性和私人性。一方面，私人生活内容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泛，种类极其繁多。面对纷繁复杂的私人生活，民法只需从私人生活的规律中抽象、归纳出一般规则和一般制度来对此加以调整。不能、也不应事无巨细地加以调整，况且，立法者不可能精确设计出私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规则。民法制度的设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的型构起来并不断地重构。”另一方面，私法关系更主要地涉及私人生活领域。在私法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不愿为外人所知道的信息或领域，如个人的隐私、商业秘密等。这些隐私性，本质上也就排斥外人介入安排，因而最加之方法，也就是个人依其意愿自作安排。由此私法的自治性也就显得更为必要。

再次，私法从本质上说具有其内在的法律调整机制，这正是私法得以自治的基础。其一，私法具有内在的法律行为的调整机制，如意思表示成立、生效规则等有效地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充分维护私法主体的利益。其二，私法具有内在的价值评价体系，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自由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且将这些原则确立为强行性规定，当事人违之则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保障了私法主体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平等。其三，私法具有独有的制度体系，如民事权利能力制度、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交易安全制度等制度体系，为私法主体自治提供了坚实的框架，有效地维护着私法主体的自治。其四，私法具有独有的责任体系，确保私法主体能够在私法关系中有效地实行自治，保护私法主体通过自治而取得的权利和利益。也正是因为其具有了内在的法律调整机制，才可以使私法从古罗马法发展至今，其生命历经众多演变，丝毫不减原来之本色。

最后，从根本上来说，自治是反映市场经济的私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利益。而私法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己最佳利益的判断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私法是市场经济生活的法律表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所以以自治为特征的私法也就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同时以自治为特征的私法抓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这种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推动力，并使之法律化，从而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私法自治的渊源

1，私法自治的出现和形成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理念滥觞于罗马法。虽然罗马法没有提出完整的私法理念，但当诺成契约在罗马法中产生时，就意味着私法自治的出现。“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这个产生于万民法中的被梅因称为罗马契约法上的“巨大的道德进步”，它孕育了这样一个原理：契约可仅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而乌尔比安(DomitiusUlpianus)对于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更是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私法是任意性的，可以经由当事人的意志而设立。这已初步表明了私法自治的本质，但此时的私法自治并未抽象成为民法的基础理念，而实质上的私法自治应该说是产生于16世纪法国法学家查理•杜摩林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TheoryofAutonomyoftheParties)，他提出应由交易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即即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应该是适用法律的依据。此后私法自治得到了进一步抽象，18世纪法典化运动，法国民法典鲜明地通过对于契约自由思想的阐述确立了私法自治作为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当德国民法典中法律行为概念的出现，标志私法自治发展到了顶峰。至此，私法自治终于成了近代民法体系中高度抽象的理念。

2，理性人的出现是私法自治形成的核心

无论是古代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法律上的人总是属于一定身份的。如果不拥有一种身份，那么就几乎不可能拥有任何财产。在这种情形下，私法自治就无法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存在。而在古罗马，这个人仅为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家长，在中世纪主要是封建庄园主，只是到了18世纪自然法与理性主义哲学充分发展、在法国民法典中形成私法自治理念时，这个以当时的资产阶级(包括市民与商人)为基础的“类”的人，才真正支撑起私法自治这座大厦。可以这样认为，私法自治的形成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

三，私法自治的本质：自由的保护与促进

私法自治旨在实现人从意思自由进化到行为自由的目标。私法自治与其说是“自治”，不如说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促进。从法律的角度来解释“自治”的内涵，其应有之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事主体自由设定权利义务的自由；二是法律对民事主体适法行为的尊重和肯定，以上两者都是自由的含义在私法中得到实现所必须的，只有并存于私法自治的理念中，缺一不可，才能实现真正的私法自治。所以，从更为广义的范围来说，私法自治的本质，无疑是指对自由的保护与促进。

私法自治在现代民法中的局部扩张的趋势，在对私法自治进行限制的同时，私法自治也出现了扩张，即在原来传统民法中不允许或者是限制私法自治的一些领域，私法自治却出现或者得到加强。主要表现在一些具体制度上。

1、在现代物权法领域，私法自治的范围仍然有限，但扩张趋势却在不断加强。(1)、物权法定的缓和。即认为对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只要不违反物权法的立法宗旨，并具备一定的公示条件时，可以将其解释为非新种类的物权而认可其效力;同时，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物权习惯，只要符合物权立法旨趣，并有一定公示方式时，一般都借解释而认可其效力。这样，法律解释在物权法中实现对行为人意志的尊重上充当了先行者。在法律解释不能完全涵盖这种新型物权的特性时，新型的物权就出现了，如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等。(2)、物权转向以用益为中心。在现代民法中，所有权的行使对行为人双方意志的他物权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用益物权异军突起，成了物权法中发展最为迅猛的种类。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对于行为人双方意志尊重的结果。(3)、物权边缘的模糊化。在现代民法中，在物权与债权之间则出现了一定的模糊区域。在债法领域，由于意志行使的受限，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受限债权，而在物权中则由于对于意志的承认，出现了物权的自由化。

2.婚姻家庭法中私法自治的扩张。(1)离婚法从有责主义到无责主义,现代离婚法中大都采用无责主义：当事人只要认为婚姻已出现破绽，且无回复的可能，并具备一定外在表征，即可离婚。这样不仅有责一方意志得到了尊重，而且双方生活隐私也得到了保护。这样，由于对人的尊重，离婚法中的道德性因素被排除了出去，自由意志得到承认。(2)对于离婚协议的认可.现代民法实行完全自由的协议离婚：双方只要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经过登记手续即可离婚。同时，现代民法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种财产分割的对外效力从婚姻家庭法中出现的这种扩张，在注重意志的同时，更多地是对人这种生命体的尊重。

这样，现代民法中的人更为多元，在承认理性的、抽象的人的同时，也承认人的不足;在关注作为类的人的正义时，还重视具体人的正义;在关注个体的同时，更对整个人类命运进行深层的关注。正是这些，使得私法自治这一变化趋势。

法律对网络的介入

在法制史上新的部门法都是产生在介入新的法律领域的基础上的。由于新的领域行为规范不统一、处于一种相对混乱的状态下，要规范人们的行为仅依靠道德是难以实现的，法律作为人类最具代表意义的行为规范规范、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方法和机制就应当介入网络世界规范网民的行为。

网络并不是一个纯粹自由的空间，它是现实社会在网络上的延伸，受到现实社会法律的约束，从而防止因权利滥用对国家、组织或者他人造成侵害。网民作为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要言责自负，不能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国家利益。权利和义务永远是统一的，而目前网民言论所呈现的状况是权利本位的无限扩张和义务本位的缺失。随着电子网络科技的发展法律应该介入网络的虚拟世界，网络犯罪正是网络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法律既然是人们的行为规范，那么网络行为应该得到规范，法律就应当介入网络世界这一新的领域。

结语：

法律的发展是社会的自觉状态，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的趋势包含着人们对生活经验的反思和对直觉情感的超越。纵观世界法制史，人类社会从习惯、礼仪、宗教、德教等无形的行为规范到法律这一有形的行为规范，法律走过了族群法、城邦法、国家法、国际团体法的发展过程。在法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强调人权、自由、民主使私法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日益扩大，而公法必然要得到限制。总结世界法制发展规律，我们发现各种法律将不断融合而趋向于全球化的统一，在这全球法律下各国的法律形成的是多元化的法律格局，并且法律不会停止对新领域的规范，对网络行为法律应予以规范。

在此笔者认为从法制史的角度来讲，法律的发展趋势还许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如法之制约平衡、公法与私法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2.[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26-483页。

3.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参见杨正呜：《网络犯罪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79-130

5.参见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45页。

篇(5)

一、谁坐上了经济全球化列车

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美国通过制定规则受益。迄今美国在推动世贸组织、经合组织框架下投资自由化谈判的同时，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超过40项双边或区域投资协议，广泛制定与投资相关的国际制度、法律、规则等，以求在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维护和扩大其利益。2004年，美国GDP占全球的34%。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数字，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出口占其经济增长的25%，支持了1200万人就业，20%的工厂就业直接依赖于贸易。农民1／3土地上的作物用于出口，占总销售额的25%。美国每年还大量出口技术、专利、商标和标准.获取的特许和许可费逐年增加.仅通过版权贸易每年就赚取5000多亿美元.占GDP的5%。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2005年美国海外投资收入增至4656亿美元。美国还通过大量开发性投资，控制和利用海外自然资源.保障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促进其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

我国也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超过1.4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68倍，年均增长16.8%。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连续14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加入世贸组织4年吸收外资2200多亿美元，占1978年以来外资总量的l／3强。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150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400亿美元，已有49家企业进入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行列。我国进出口税收占全部税收的18%，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20%。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仅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极大地推动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目前，我国95%左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成：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大国共同利益不断提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水平迅速提高.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广泛参与了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亚欧会议、“10+3”等多边和区域经济活动。目前，我国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9个，涉及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对外贸易的25%。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发展瓶颈，明显提高了国际地位。

印度和墨西哥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也分别推行了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化改革，走上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印度积极发挥本国在语言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借助政府大力扶持，积极承揽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成为世界主要软件出口国之一。墨西哥则于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使经济发展获得了稳定的国际市场和资本、技术来源，由于国内政局动荡、资本市场开放过度等原因，墨西哥曾在1994年底出现过金融危机，但经过短暂调整，经济重新恢复平稳增长。

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国家，尽管希望参与经济全球化，但由于其经济结构以农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缺乏现代制造业，也缺乏有效的促进投资和积累的机制，而被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也有少数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仍持否定态度，主张回避经济全球化，甚至对抗经济全球化。

二、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采取了哪些措施

1.改造战略产业，培育优势产业和经济新增长点。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提高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巩同全球化竞争中的先发优势。美国是世界上制定国家信息产业战略最早、颁布国家信息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并把信息技术的扩散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也看准信息革命契机.加大科教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涌现出爱立信、诺基亚等通讯业巨头.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了主动。航空工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产业，历来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欧盟和以色列等国和地区加大对航空科研的支持力度，甚至以政府补贴方式投入巨额资金，极力推动航空工业的发展。

2.增强“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治理中的作用，保持各阶层的利益平衡与社会稳定。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一直沿着两条主线来展开：一条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投资全球化.另一条是国家层面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政府在维护产业利益、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发达国家经济社会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西欧各国政府面对经济困境，纷纷着手对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北欧国家在享有高福利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经济增长，政府与雇主、工会等社会伙伴建立了通畅的对话机制，维系了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4.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贸易与投资的保护。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泯灭“民族国家”的政治使命。美国虽以贸易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自居，但仍竭力对落后产业实行保护；欧盟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最为频繁的地区；日本的许多重要产业一直以来就是“保护重于开放”。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上升，主要表现在：

（1）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而且在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加剧。欧盟在频频启动反倾销程序，对来自中国、越南的皮鞋以及中国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的同时，还与美国就农产品和客机补贴问题摩擦不断。

（2）投资保护主义。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通过修改相关投资法规，对可能影响其自身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设限。2003年，美国出台《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和资产的国家战略》.确定12个重要基础设施部门，其中，包括农业、水资源、公共卫生、应急服务、国防T业、申信飞能源飞运输、银行金融、化工、邮电、信息技术等。2005年法政府颁布法令，列出外国公司须得到部一级批准才可投资的战略性部门的清单，其中，包括赌博、证券、研发、窃听设备、与产品安全相关的审查服务、重要基础设施的信息体系、密码服务、武器装备生产、涉及国防部合同的设计和设备供应等。目前，加拿大议会也正酝酿修改《加拿大投资法》，将外国投资的审查范围从某些价值很大和敏感部门扩大到任何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部门。

（3）更加苛刻地限制劳动力流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达国家允许甚至强制资本自由流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员特别是普通劳动力的流动。美国为保护国内就业市场，2005年底通过新移民法.严惩雇佣非法移民行为。

5.强化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疏缓政府的外部压力。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在企业内要构造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共赢的氛围，在企业外要主动承担对生态环境，对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制订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如美国的SA8000、英国的AAl000、德国零售贸易外贸联合会的AVE等，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

三、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亟待调整哪些利益失衡

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务之急是要高度重视和调整日益突出的五大失衡利益：

1.上下游产业利益失衡。由于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成本不断降低.下游产业常常从国外购买质优价廉的资源，致使部分上游产业在国内的市场受到挤占，处境艰难。2002年以来.我国棉农至少损失183亿元。2005年，我国进口大豆2659万吨，拉低了国内市场价格。2006年硫酸进口是量增价跌，国内部分磷复肥企业的硫酸装置停产，新建大中型装置开工率仅维持在60%左右。

2.消费者和商品与服务提供商利益失衡。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提高.进口快速增加，国内居民能够消费到种类更多、价格更廉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加剧了很多行业的竞争压力。不少名优产品、老品牌或被国外品牌吞食.或被市场淘汰。零售业全面开放后.我国流通企业与国外零售业巨头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实力弱的企业将面临困境。

3.区域发展利益失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对抑制地区差距扩大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势头。中西部与东部人均GDP的差距.由1978年的1：1.6拉大至1990年的1：1.8.2005年又进一步拉大至l：2.9。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之比达13倍，远高于目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1.5～3倍的水平（美国历史上最大差距是7倍）。

4.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与价格形成能力失衡。我国能源和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与采购量不成正比。2005年，国际市场主要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我国多支付300亿美元。2006年前5个月，因油价上涨我国多支出86亿美元。国际价格波动传导，还引起国内产业利益失衡。交通运输行业是石油消耗量的大户，全行业受到较大冲击。

5.“走出去”和“引进来”失衡。从全球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的平均比例为1：3左右.远高于中国1：l的水平。我国对外投资总额仅占世界投资的0.5%.对外工程总额仅占世界的2.1%，劳务输出仅占国际劳务市场的1.5%。“走出去”严重滞后，企业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资源，也加剧了国内产业竞争，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不仅开工不足、利润下降.而且还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

四、如何顺应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潮流

经济全球化竞争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之争。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获益程度取决于政府、企业以及相关群体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能力。进一步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要存提高三种能力上下工夫：

1.提高谋求高端分工利益的能力。目前.我国拥有自主品牌的出口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不到10%，名牌更是寥寥无几.真正掌握研发、营销等利润丰厚的核心环节的产品不多。以美国罗技公司在我国生产的旺达无线鼠标为例，该鼠标在美国的售价为4l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拿走8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摩托罗拉等原料供货商也拿走15美元，留在我国仅3美元，工资、能源、运输和其他管理费用等均包含其中。

2.提高保障我国全球利益的能力。截至2005年底，我国境外企业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境外中资机构和企业1.1万家.存外从业人员超过60万人.分布存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每天平均有近40亿美元货物进出国境，1.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8.5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我国利益已遍布全球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反全球化”运动有一定市场。近几年来，危及我国境外资产和人员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进一步深人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海外利益将更加广泛.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

3.提高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能力。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经济、贸易分别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倍和4倍的速度增长，对国际供求格局带来巨大影响，贸易摩擦增多。因此，只有实现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互利共赢，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保障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深入研究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及缓解之策，借鉴和吸取其已有的经验教训。当前.尤其要跟踪研究重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改革动向，关注国际上有关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动向。

（1）立足于建立内需主导型的开放型经济。对大国经济而言，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内需.因此，必须抓紧建立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开放型经济。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要加强对我国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把重点放到如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挖掘巨大消费潜力等现实问题上来。

（2）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遇到了快速发展和质量不高的问题。客观来看，数量扩张成就了我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但今后应选择优化外贸（包括出口）发展的道路。一方面，要优化外贸结构.在优化商品贸易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包括运输、设计、咨询、软件开发、旅游、广告、金融、保险、银行等。另一方面.要大力优化货物贸易结构，当前应适当提高三个成本：提高劳动力成本，强制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制定最低工资等：提高国内资源成本，应调整资源税：提高环保成本.让制造污染的企业无利可图，失去出口竞争力。在不丧失基本竞争力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提高这些成本，推动简单加工逐步升级。

（3）利用规则对关键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积极参与并推进全球化，符合我国的利益取向。但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对外开放更不是放任自流。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警示我们，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各国尚不愿出让本国的重要产业和市场，发展中国家更不能过度出让战略产业控制权。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要确保国家对真正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在国际贸易中，要熟悉和运用世贸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和规则，增强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维护我国正当的贸易利益。

（4）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妥善处理我国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转型、体制转轨与融入全球化这三个过程相互“叠加”。借鉴美欧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要特别注意兼顾效率和公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妥善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5）在提高社会福利与保持产业竞争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较为活跃，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发挥。但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保持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成为“两难”。对中国这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国，要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财政预算应继续向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

（6）坚持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定位。通过务实合作，努力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加强与新兴大国协调与合作，妥善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差异。在竞争与合作中善谋长远，强调以互利促进合作，以共赢实现发展。

（7）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及其相关制度建设。积极支持重新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谈判进程.争取更多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充分利用多边机制，参与全球重要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升我国对市场经济规则制订和修改的影响力。引导和推动全球化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篇(6)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据“窄幅移动带”(TheNarrowMovingBand)原则，尽可能正确地选择特定的关键产业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是人们努力创立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政府在支持高技术产业领域问题上经过慎重决策是可以避免失误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国政府在选择那些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发生信息不完备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些产业大多予以支持。此类产业一旦获得成功，通常可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且能占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这种战略贸易政策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在关键产业领域内创造比较优势。当然，政府的“保护”必须是暂时的、积极的，必须与促进企业努力参与竞争结合起来，而且应尽可能取得别国的谅解。同时，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应该指出，国家是国际经济潮流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主体，国家之间的差异，政府效率的差异也可纳入一国比较优势的范畴，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本身应构成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7)

一、体育文化的全球化

当今社会最大的进步在于通讯手段的不断完善，尤其是能够全面真实传播各种信息的电视将世界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使人们的眼界空前地开阔，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极大地增强。体育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接触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并逐渐地将其价值转化为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西方体育的最大特点是规则明确、公平竞争、尺度客观、评价准确，因此被誉为“物理体育”。西方体育运动诱发人勤奋进取，以不同的技术、战术取胜对方，有效、合理地满足人的原始驱力——攻击性的宣泄，同时也造就、强化了现代人的竞争意识。西方体育最大的属性是群体性，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集体协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由此极大地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成全了人性复归。西方体育的最大魅力是娱乐，它总是处于一种结局未卜，需不断奋争、时刻把握机遇的过程之中，这一切给人带来无限的刺激，使人产生不尽的感受，愉悦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一特性为西方体育文化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体奠定了基础，使体育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人的本质属性来看，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离不开对游戏的需求。体育运动源于游戏，却又高于游戏，最终它仍将是以游戏为其主导。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人们格外喜爱体育。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体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能还原人类的本性，通过体育人们能得到种种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

通过体育生活人们还能切实感受到一种与时代气息相吻合的精神，这就是竞争。当今是竞争的时代，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进程不断加速，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培养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便显得十分重要。体育生活给予人类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规定的技术、战术、规则、方法的严格要求下，潜移默化地煅造人们竞争的品格，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体育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显现部分是必然趋势。

同时，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能量强大的文化广泛渗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现趋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动还是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时也应看到文化渗透往往是在各种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发生的。世界文化趋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趋势，使文化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也趋于大同，西方体育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渗透到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之中的。

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之一，还因为体育文化本身的通约性。体育文化是一种体能符号，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体能符号是一种流动的、有机的表达方式，可得到直接的回应，产生长远的效应，文化流变均能在体能符号上留下印痕，使其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因此，体能符号的交流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交流。同时，它还具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国曾成功地运用了乒乓球外交，举办奥运会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等，这使体能符号更易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场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文化的形成实质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结果。

成长、成熟于各个区域的民族体育不仅具备体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属性，更具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色，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内含强劲的民族意识。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篮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国武术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民族体育的发展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从历史原因看，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撑，以此为支撑点逐渐发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从价值观、意识到行为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从社会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其运行机制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强化着人们的价值观、意识和行为规范，使社会的习俗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上述两个方面都会制约文化的开放程度，以确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实，文化在现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为本，也只有不断地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认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条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竞技体育的形式，但核心内容却保留着深厚的民族风格。当然，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封闭式成长过程，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备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同时，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断成熟中才能逐渐蓄积“文化反弹”所需的足够能量。中国现代武术推广工作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是封闭内养时间不足，民族文化特质的锤炼还不到火候。

发扬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信息，使全球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是每个民族的义务。每个民族都有将自己的文化向外推广，使世人认同的意向。无论是从政治、经济上考虑，还是从文化本身考虑，推广民族文化实质上是立足世界文化的重要步骤。只有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通过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才能更有效地发展民族文化，造福人类。在近代中国体育文化欲走出国门之时，更多的是吸纳、引进了西方体育，西方体育使中国体育文化的层面和内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使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有了共同的“语言”。同时，中国的传统体育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深受其他民族的认可，同样丰富了全球体育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