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音乐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5 15:05:57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多元文化音乐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近年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回望
笔者通过资料检索发现，市场上现有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十余本，教材出版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在200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审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200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颁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背景下，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出版拉开序幕。从数量上看，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在音乐类教材中远远少于其他课程教材。从事音乐类论文写作的人群主要涵盖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以及在校学生和音乐科研需求者两大群体。三个层次的在校生对音乐论文的篇幅、深度、创新性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两大群体的论文写作定位、要求各有不同。既为教材出版，首先要清楚读者对象。表1所列教材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在校音乐类本科生，部分教材兼顾硕士研究生论文写作和音乐科研需求者的论文写作，尚未发现有专门针对音乐类博士论文写作的教材出版。
二、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的内容剖析
依据分析可以得出，现有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呈现两个块面的内容：学术性论文写作、常规音乐论文写作。1．学术性论文写作学术性论文写作作为高校音乐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对论文的专业性、学术性有较高要求。居其宏先生将音乐学专业的学术性文体写作与其他文体写作的结合，高效适应了当下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的需求。他的两本教材（见表1）在特别强调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的基础上，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提出“三个第一性”“论题相关性”原则和“逻辑关系论”，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代表了作者对音乐学文论写作的独到见解。作者以深厚的写作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将论文写作的实践过程细化、分解为11个环节，环环相扣，细致入微地对每个环节的操作步骤和写作技巧进行深入、翔实的分析，并配以正反文论实例的解析、点评，构建了极具特色的音乐学文论写作理论体系。韩锺恩先生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论文写作指导一对一的教学传统积淀和个人持续多年的教学积累为基础，“用音乐学写作概念替换原来课程命名音乐论文写作概念”，以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训练为目的，跳出原有教材的“普适性内容”，力求对音乐学写作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系统、专门的论述。如教材《音乐学写作与范文导读》中，关于音乐学写作的选题：作者另辟蹊径，从音乐学写作的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出发，系统论述了学术积累、问题意识对音乐学写作的意义所在；提出从理论知识、资料文献、技能方法三个方面建立音乐学写作的学术积累；强调问题的产生是在问题意识的牵引下，在实践现实与认识期望的矛盾中发现已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问题，最终顺利找到合适的研究课题。又如范文导读，作者分篇幅、难度精选22篇范文，用导读的形式对范文写作思路深入剖析，犹如显微镜下的解剖，呈现音乐学写作的全过程。范文和导读的结合，清晰呈现了音乐学写作基础理论中的诸多问题，实现了“以实践的方法巩固学生所接受的理论知识，对其写作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在此基础上，《音乐学写作》呈现了作者站在学科体系建立的高度上对音乐学写作的学术性和专业特点的深刻思考。居其宏、韩锺恩两位学者以坚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学术规范、持续的教学积累推动了音乐学专业论文写作教材朝着规范化、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不断推进。2．常规音乐论文写作无论何种专业的论文写作，作为知识传授所需要的概论性内容和实践操作步骤均包括选题、搜集资料、确立选题、论文写作与指导、论文修改与定稿。此外，学位论文写作中还涉及文献综述、撰写开题报告、开题、论文答辩环节。本文所选择的12本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中，7本教材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依据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环节进行统计，7本教材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如表2所示，横向对比：7本教材中有6本教材未涉及文献综述，5本教材未涉及确立选题，7本教材未涉及开题；纵向对比：没有一本教材内容涵盖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所有操作环节。除此之外，教材的主体内容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在所有专业论文写作通用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模式下，音乐类专业论文写作的特殊性和各专业论文写作的差异性并未突出呈现，读者对象的专业指向性较弱，教材虽名为“音乐论文写作”，却有一般论文写作之嫌。
三、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在音乐论文写作课程开设从无到有，音乐论文写作从无序到逐步规范的特定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当下音乐学科发展和专业课程建设的现实情况出发，理性看待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笔者认为，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的7本教材存在以下问题。1．读者对象不明确通过仔细阅读教材，笔者发现，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的7本教材，读者对象表述较为模糊，如“各音乐专业大学生”“音乐专业学生”“音乐学专业学生”“音乐院校的学生（除音乐学或有关理论专业外）”，作者并未对读者对象的专业做细致、明确的限定，读者对象的专业指向性普遍较弱。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艺术学”门类“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类中的音乐专业有“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读者对象的不明确，导致三个专业论文写作操作过程的差异性在教材中未能鲜明呈现，进而带来教材内容与读者对象的不适应。在看似涵盖了所有音乐专业这个庞大的读者对象的假象下，失去了教材对象的指向性和教材与读者对象的适应性。2．缺乏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流程的完整性表2的信息统计清晰呈现教材中普遍未涉及文献综述、确立选题、开题三个环节。文献综述是学生阅读了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整理、分析、评价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其目的是在全面介绍和评价某一研究主题的已有成果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预测研究趋势。确立选题是学士学位论文构思过程中历经发现问题、查阅资料、反复思考，多次提炼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写作意图。开题是在开放式的师生交流和逻辑推理中进一步查漏补缺，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它们是学士学位论文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和质量保障。上述三个环节在教材中的普遍缺失，导致教材内容客观上存在对学士学位论文操作流程陈述的不完整，也侧面反映了在教材编写观念上，对论文写作操作流程重视不足。3．范例与读者对象专业的不一致性受到教材作者专业方向、研究领域的影响，加之音乐学专业领域已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的7本教材所用范例多为音乐学专业领域中具有影响力、创新性的学术性论文。音乐学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作为范例引入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对于高校音乐学专业学生而言具有较强适应性，但对其他音乐专业，尤其是地方高校专业音乐教育的主力军——音乐教育专业和音乐表演专业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范例与读者对象专业的不一致性背离了教材围绕读者、需为读者服务的宗旨。
四、对未来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的思考
笔者认为，要解决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教材的读者对象和读者对象的现实需求，以此为准则，整体布局，合理规划，才能解决教材出版中存在的问题。1．正视读者对象专业的多样性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本科学生是音乐论文教材的重要读者对象，其现实需求是完成规范的学士学位论文写作。在学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们既需要相同的理论知识，又需要面对各自专业论文写作操作过程的特殊性，直观掌握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操作过程。因此，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主体内容应包含理论知识和操作过程，且理论知识为操作过程服务，操作过程如何呈现是教材的重中之重。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所需的理论知识在现有教材中已经有较为系统的陈述，但体现专业特殊性的操作过程却较少完整呈现。要实现教材内容与读者对象的适应性，必须尊重和重视读者对象专业的多样性，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音乐不同专业论文写作的操作过程。2．完整呈现学士学位论文操作流程完整的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流程包括：选题—搜集资料—文献综述—确立选题—撰写开题报告—开题—论文写作与指导—论文答辩—论文修改与定稿。从读者需求角度分析，操作流程存在的现实意义是引导读者通过环环相扣的实际操作，明确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知晓操作流程的前后关联，在写作意图的梳理中进一步明确论文构思，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完成论文写作。基于此，音乐论文教材编写者应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教材体例与论文操作流程的合理构建，为读者和课程教学提供最大便捷。笔者认为，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编写中对操作流程的重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补齐上述教材中被普遍忽视的文献综述、确立选题、开题三个环节的知识内容，明确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连续性，建立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完整理论体系；第二，陈述每一步操作流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三，突出问题意识、师生合作意识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引导读者大胆地将构思付诸实践；第四，充分考虑和突出“第三人”在论文写作操作流程实施中的重要作用。3．范例的选择应多元化范例在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的存在意义是引导、示范作用，其目的是在正反实例的呈现中引导读者清晰、准确理解论文写作每一步操作流程的要求和应达到的规范。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范例选择的多元化表现在：第一，范例涵盖专业的多元化，改变上述教材中范例选择单一的现象，大幅度增加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论文写作的范例，实现教材与读者对象专业的适应性。尤其是充分考虑适应当下社会现实需求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发展趋势，社会音乐生活与研究中的热点，并切实考虑范例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的契合，努力实现范例对学生论文写作过程的借鉴作用。第二，范例对应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多元化。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流程所包含的九个环节缺一不可，哪些操作步骤的阶段性成果适合用文字形式、图表形式的范例进行呈现，哪些操作环节需要教材编写者为师生提供具有专业包容性的其他形式的范例展示，进而引导师生高效完成课程教学，是实现范例选择多元化的重要因素。第三，范例选择的多元化还表现在重视反例的作用。应对学生写作经验的缺乏，发挥反面实例的警示作用，引导学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在正反实例的结合中，在一管到底的完整范例中为读者清晰展现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操作流程，切实发挥范例在音乐学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的导向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世纪的中国音乐事业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音乐专业学生的写作功底，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和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邱国明.试论音乐学论文写作——读韩锺恩《音乐学写作与范文导读》心得［J］.艺术教育，2015（10）.
［2］兰晓薇.提高音乐院校师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实用指南——读《音乐论文写作基础》有感［J］.人民音乐，2009（12）.
篇(2)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但是，改革开放后，外来的音乐文化对我国传统音乐形成了巨大冲击，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倾向。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总结。
音乐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加便利于各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音乐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现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在特定的情况下，要比用语言更容易让别人理解和接受，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有利条件，就是乐谱是通用的，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的音乐，通过五线谱，相互都能演奏，这就更加便利于相互交流。同时音乐也是现实的反映，对生活的批判。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因为其内在的遗传基因和外在的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一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由这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产生出各种有特殊性的意识形态,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种。远古时期，鉴于自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成了中国各地区音乐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尤其对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四千多年前，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心，秦兼并六国之后出现了二百年统一强盛的西汉帝国，这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使中国和中国以西的文明形成联系。
我们从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上可以知道，秦汉的乐论辞赋、六朝的讲唱变文、唐宋的传奇戏剧、明清的话本小说及历代流传的民间歌曲乃至宗教音乐，都曾对整个文化和人们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反映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生产方式。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观的存在，尽管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将世界愈来愈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世界多元化的音乐文化不会由此而“一体化”。因此，我们应该使不同民族、地域、国家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差别中得到发展，在全球意识下求得繁荣。所以，既要消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也要去除唯东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想法，使世界音乐文化在平等“对话”中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音乐不仅能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也能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新的形象。音乐的表现手段，有别于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它更加直接，也更加直观。文学需要专门的翻译家进行翻译，而绘画展现的大多是一些有具体形象的东西，音乐却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有力地展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社会的整体风貌，音乐能够表现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展示自我的名片。正是由于音乐可以展示民族形象，所以它经常被当成重要的交流手段。商务谈判，需要音乐；婚丧嫁娶，也需要音乐。音乐不仅是民间交流的手段，更是国家交流的手段。
音乐用于外交，古已有之。我国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无论觐见天子、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都需要音乐。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外交。
进入当代社会，音乐更广泛地应用于外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密切了。这种联系，已经不仅限于经济交往，还要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思想艺术的基础上，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交往，且音乐是其中的重头戏。因为音乐表现的情绪是直接的，虽然世界各国的民间习俗不同，但其心理机制却大同小异，对情绪的感觉大体是相同的，因此人们欣赏乐曲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被其中所暗含的情绪所左右。音乐的情感性，与它所展现出来的对美的追求，可以超越于人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当音乐用于交往的时候，它可以将音乐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展示的淋漓尽致。
人们在结交朋友，增进友谊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一代，都选择去歌城、ktv一展歌喉；毕业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不管是不是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专业的毕业生都会精心准备一台歌舞晚会去感谢师恩，传达同学之间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做早操、眼保健操、课间操等有益的课外运动时，也都会播放舒缓且有节奏韵律的音乐进行伴奏，让这些运动变得更加有魅力。
结语：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中国音乐的多元化是中国音乐史不可回避也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这种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刘婷婷.试论跨文化音乐交流：1949年以来德奥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交流与接受[d].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11
篇(3)
江文也1936年6月中旬到上海、北京旅行。这次旅行促使他的中国人的意识与情感强烈地迸发出来。1938年，他从日本来到中国，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理论作曲课程。自此以后，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意识开始了新的音乐创作，并努力去寻找一种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音乐，一种民族乐风。“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虽然体裁不同，题材各异，但其中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音乐中的民族寻根倾向和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在江文也的音乐创作中，既有西方音乐作曲理论和技巧的深厚功底，又有现代感，更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民族风格”。①
1939年，他继创作出钢琴曲《北京点点》之后，又创作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大型管弦乐曲《孔庙大晟乐章》，这部乐曲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而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江文也来讲，这部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他在民族意识上已从一位‘日本的台湾’作曲家开始转变为一位‘中国的台湾’作曲家了。这部作品无论在中国近代音乐创作，以至于世界现代音乐创作中，都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部作品。”②
1938年江文也参加了北京的孔庙祭奠，当时整个祭祀的仪式过程，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要用西方的、现代的交响乐来表现儒家传统的礼乐精神，表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神韵。
这部乐曲具有缜密的结构，分为六个部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表现了祭孔仪式的完整过程。各乐章之间的表情、节奏、速度差别不大，只有行板、慢板和广板，曲调上多采用长或稍长的节奏，曲调线的音程关系接近于吟诵的音程范围，所用的全部音高，是传统祭孔时所用的F宫五声音阶。一部长达半小时的六乐章管弦乐只用五个音，没有转调，不用变化音，没有复杂的旋律线，和声上用的是五度、三度和它们的转位四度、六度和音，曲式自由，按音乐的自然结构原则，或首尾主题曲调相呼应，曲式结构上没有强烈的对比和跌宕起伏，也没有，而是方整、平缓的结构布局。在配器上，乐队的音响效果追求民族乐器的色彩。如此多的音乐技法限定，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江文也在写作中所运用的主要技法是突出多声部多样式的复调技术和丰富的配器手法，由此产生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管弦乐的恢宏、庄重、肃穆、悠扬的音乐。
作品遵循“中和之声”的创作原则，呈现出肃穆庄严、沉静单纯、简约主义的艺术风格。音乐好像在潜移默化中，进入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世界，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境界。有学者评论道：“它关注的焦点毋宁在天人边界及历史接缘的灵魂深处。此时，大音希声，但五音俱备。它的构造虽然简朴，却蕴含最缜密的能量。江文也这种音乐美学不能仅从音乐的角度思量，它显然与江文也本人的宗教情感与形而上学思维分不开，笔者认为此一美学的思想源头当来自儒家?穴尤其是《乐记》?雪。”③
江文也认为音乐最高境界是“礼”和“乐”的完美统一，是礼乐精神，是“仁”的精神。这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音乐。孔子所倡导的“乐”是美与“仁”的统一，“乐”中有“仁”，“仁”中有“乐”。“乐”是“仁”的表现形式，载体；“仁”是乐的意蕴、内核。这就是艺术与道德的统一。《孔庙大晟乐章》体现了江文也音乐创作的终极理想，以现代音乐技法来实现一个最古典也是最前卫的音乐想象，更是一种传统文化想象。该乐章是既与西方现代音乐家对话又尝试把握古代中国雅乐神韵的新型音乐创造，让古典与现代、东方和西方在《孔庙大晟乐章》里交相对话、呼应，江文也希望用这样的乐章来重塑他的传统想象。
江文也在抗战期间两项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创作了管弦乐《孔庙大晟乐章》，二是在完成该乐曲两年后的1941年，根据这个乐曲写出的理论著作《孔子的乐论》（又名《上代中国正乐考》）。前者是实践文本，后者是理论文本，二者相互阐释、相互佐证，具有一种同构的互文性，二者共同表征了江文也的音乐理想以及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想象。
江文也在《孔子的乐论・序言》中就写作该书的动机、目的写到：“在中国，‘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而且，‘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因此，透过本书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凭借‘乐’的论点，以它为线索，观察中国古代的文化。”这就是说，他秉持了一种大音乐观，是以音乐为凭借、为根据、为线索，意在考察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他在书中描绘出一个极具音乐家风范的孔子，“更想将他的音乐事件与近代的音乐事件结合起来，并且一一论述它们的关系。”④由此看出，江文也首先是以音乐为切入口，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其次是接续这个传统脉络，思考传统与现实的承继关系。其中有个现实的时代的相似处，就是江文也和孔子都遭逢乱世，如他所说：“孔子的时代是彻彻底底的乱世，这个时代混乱到了极点，毫无秩序。在这个乱世之中如要建立起新的秩序，首先应该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教育开始着手。孔子的论点和我们现在的稍作比较，实在不无参考的价值。”⑤社会从失序到建立起新秩序，江文也认为音乐能起到什么作用？
该书第一句话开宗明义：“‘乐’和国家总是一体难分的。”而最后结论的一句话是：“不管何时何地，音乐永远是一国之歌，永远是人民之声。”可谓意味深长。在这本书里，江文也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礼记・乐记》以及《论语》里有关音乐的内容，从哲学的、治国的、伦理的意义和角度来阐述儒家的礼乐思想，如：“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通过这本书，江文也完成了他的音乐理论构想或者说音乐体系建构。
江文也对周朝“成康之治”时期的礼乐制度赞赏有加，心向往之：“那个时代是周朝最兴盛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它的政治思想，它的社会一般文物制度，都如同烟火般爆裂开来，发出万丈光芒，永远足以作为后世的典范。”并且，他的思考从上古接续到现代：“我们只要想到三千年前，这个文化居然如此发达，接近完美，我们很难不接着想：它对以后中国民族的发展，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⑥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朝的权威已衰朽不堪，周公时代盛极一时的礼乐制度也已废弃，“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标举礼乐制度的政治思想不被各诸侯采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晚年他回到鲁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正乐，就是校正古乐，恢复音乐本来的面貌。江文也将他的书曾命名为《上代中国正乐考》，就有去伪存真，拨云见日的意图。他这样评价孔子：“因为有了孔子，周初那种高度发展的文化遗产才可以显露出来。因为孔子生于乱世，他一生的思想，一生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再现此理想国而努力。”⑦而江文也的宏愿不就是在日本的“乱世”里接续孔子的礼乐思想吗？
孔子认为音乐是治国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也是人格修养形成的必由之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乐合一，礼乐并重，孔子并且把乐放在礼的更高一层次上，完成人格的最终阶段要仰仗音乐。就是说要靠音乐的陶冶、熏陶，在心理的快乐享受中成为孔子所要求的“仁人”，这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设立一个外在的标准规范要求人去做，这就比“立于礼”显然高一个层次。江文也对孔子思想“礼”、“乐”、“仁”的辩证关系作了这样的阐释：“实际上，孔子就是主张将乐的实践的修养与礼的道德的规律结合起来，更进而形成仁的生活，这就是仁的实现！这是孔子之教的最高目标，也是儒者行程的终点。在人的生活当中，它是道德价值的最高善。”⑧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看作《孔庙大晟乐章》的思想内核，看作他音乐理论的核心、音乐理想的终极。
那么，在现代中国，特别是三四十年代，音乐是什么状况呢？在江文也看来，“现在的音乐变形了”；“就某个意义而言，它还是种堕落。今日所谓的音乐，只是为了听觉享受，它不过是一种慰问物而已。”⑨也就是说，对作为休闲娱乐消遣的音乐，他是持批评态度的。儒家衡量音乐好坏的标准是在形式上是“中和”，即快乐而不过分，在内容上是“思无邪”，二者要做到自然和谐的统一。因此，江文也在《孔庙大晟乐章》中自觉追求“中和”与“思无邪”的完美统一，他试图正本清源，上溯中国雅乐的源头追寻美的极致。
徐复观先生认为：“儒家的政治，首推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有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达到社会（风俗）的谐和。由此可以了解礼乐之治，何以成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⑩儒家的政治理想不仅在古代难以实现，在现代社会更是无法实施，江文也所理解的礼乐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音乐理想，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江文也《孔庙大晟乐章》音乐探索的魅力之所在。他对传统文化别有会心：“‘传统’原来的意义应当是无意识的、但又无所不在的一种持续性的、存在性的行为或风俗，它虽无声无息，却一直传到现在。换言之，也就是过去的东西现代化了，而现代化这个东西更是构筑在传统之上，这样的过程当中含有某种的创造性。过去的人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传统；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再继续创造今日的传统。”这其中较好地阐述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他所理解的传统应该是特指中国上古时代的礼乐政制、典章制度，因为下文他接着写道：“孔子调查并研究自古至周的典章文物，他一方面想复兴这样的传统，继绝举废；一方面又想使乱世中的人民能够活在周公时代那样的理想国里，他这种行为必然的是一种创造。”“孔子继承了尧舜三代以下不断创造的原生精神，然后再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创造。”{11}
那么，江文也自己呢？他的《孔庙大晟乐章》可不可以说是一个“继绝举废”的壮举？一种“崭新的面目”的再创造？江文也怀有宏大的文化关怀和国族情怀，他从时代的文化立场思考音乐究竟有什么价值？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音乐家何为？他要在音乐中重建理想国，重建理想中的礼乐。中国对他而言，曾经是必须回归的梦中国土，而即使回到中国，他仍然要激发出对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亘古的礼乐中国的文化想象。江文也所想象的，是孔子追求的圣王政制，是礼乐合一的社会，而这圣王的音乐是如此中正平和，令人如沐春风。这样一个国家想象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想象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只能是想象而已，遥不可及。
江文也和他所心向往之的孔子一样，都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喧哗声音中想要追寻那最原初的理想的音乐而不可得。江文也不断地苦心孤诣地去召唤那已经失去的礼、乐、仁。他的音乐创作实践的尝试，既显示了他的魅力，也表露了他的困境，昭示了别一般的意义。
徐复观先生认为：“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意境，可以通过各种乐器、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只存乎一个作曲者演奏者的德性，亦即他的艺术精神所能上透到的层次。”这当中当然包括西洋音乐、现代音乐，都能提升到孔子所期许的仁美合一的音乐境界。徐先生又言：“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但在历史中间有旷千载而一遇的有艺术天才的个人，在音乐上的成就，其见之于文人诗歌、词赋、咏叹之余者，可由其所陈述的演奏技巧之美，亦未尝不可藉以窥见其意境层次之高。”{12}江文也不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家吗？《孔庙大晟乐章》不就是这样的一部乐曲吗？
我们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电子时代、虚拟影像时代，多元矛盾和冲突的时代，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面临着选择的复杂性，是弘扬民族主义还是走所谓的普世主义、现代主义的道路？还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再创造？江文也的音乐命题在当今时代仍然保持着它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江文也对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只知道吹嘘欧洲的和声学与对位法，不知道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和声与对位法，有自己独特的旋律的错误认识提出批评，称之为“出主入奴”{13}。这是江文也的立场和音乐价值观，他启发我们思考如何重建中国音乐主体性。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乐与仁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它的当代价值在哪里？江文也的音乐理论和创作实践值得我们深思。
①李岚清《探索中国风格新音乐创作的先驱者――江文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5页。
②汪毓和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③杨儒宾《孔子的乐论・译者序》，见江文也《孔子的乐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④同③，第7―8页。
⑤同⑨，第103页。
⑥⑦同③，第50页。
⑧同③，第102页。
⑨同③，第100页。
⑩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1}同③，第7页、第117页。
{12}同⑩，第23页。
篇(4)
一、大规模、大规格
本届学术论坛可谓盛况空前，在规模、规格上创国内流行音乐高等教育领域之最，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刘家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任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徐沛东任名誉主席。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唐小我，文化厅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兆泉等领导也出席盛会。前来出席本次论坛的机构有全国多所音乐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以及南京艺术学院、上海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和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担当本次论文评选组的评委有：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易柯、《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音乐周报》副总编陈志音、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专家赵世民、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主任曾遂今、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院长李罡。“学院杯”决赛评委可谓业内精英：四川音协主席兼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主席付林、词曲作家林明阳、中国唱片总公司音乐总监兰斋、橙天娱乐集团副总裁霍绍文、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小奇、橙天歌歌数码科技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欧丁玉、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流行音乐学院院长乌多达门。
本次“学院杯”决赛选手为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和设有流行音乐专业教育的艺术、师范院校通过严格选拔，各派两名选手参加最终角逐。邀请赛通过层层严格选拔，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优秀歌手奖、最佳男女歌手奖及伯乐奖。一等奖充分体现了“学院杯”区别于其他流行音乐比赛的主旨特征，上海音乐学院获得伯乐奖。论坛组委会共收到27篇论文，经过评委的认真评选和投票，共评出10篇获奖论文。一等奖获得者为余政仪、施涛；二等奖获得者为施涛、王建元；三等奖获得者为邹亚非、尤静波、黄山；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为刘柱喜、刘继斌、孟光、梅梅、黄德俊。
二、高峰论坛精彩纷呈
近20年来，流行音乐在我国发展尤其迅速。如今，我国的专业艺术院校、师范院校中开设流行音乐相关专业已相当普及，如何构建流行音乐的教育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加本次论坛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从根本目的上看，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流行音乐教育论坛是为了促使学术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通过各院校之间交流与沟通，共同努力使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走向完善。
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刘家富在发言中指出，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力量，我们高校的领导、专家、教授们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当代文化工作主题，加强东西方艺术的大融汇，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十七大”确立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从通俗音乐唱法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认识，流行音乐对国家发展建设有很强的凝聚力，是大众喜爱的一种音乐体裁。他阐述了学校培养对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学校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高素质的音乐人才。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指出，本次论坛是为我国的流行音乐建设与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广泛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目的在于积极推进流行音乐的教学理念、教材建设、培养目标的研究讨论，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加强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长期学术交流。四川音协主席、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指出，这次论坛将本着探讨研究的精神展望中国流行音乐专业教育的未来前景，将建立中国特色流行音乐体系。期待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新星诞生。他预祝为中国特色流行音乐呐喊的媒体和制作机构更加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川音乐学院施涛在11月9日的交流大会发言中谈到，在艺术类高等教育中，流行歌曲演唱专业不适合分级教学，把音域作为衡量标准，那是对演唱者个性特征的抹杀。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尤静波作了“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他从中国流行音乐80诞辰作为引言展开发言，从文化需要引导、教材需要统一、创作需要质量、乐坛缺少评论等方面对中国当今流行音乐现状作了分析。天津音乐学院刘柱喜在发言中，以团队协作式乐队组合音乐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多元文化背景下流行乐队组合为题，谈及该院的教学成果。南京艺术学院王建元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流行音乐学科建设的个人见解，他认为流行音乐教学必须有科学的教学理念。沈阳音乐学院杨维忠从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研讨方面谈了该院的教学心得。武汉音乐学院朱爱国从拓展教学外的思路和模式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三、专家讲学博采众览
11月10日的论坛从流行音乐的专业建设、流行音乐学院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展开了探讨，表达了对中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展望和期待，即理论与实践并重。共安排了六位有关方面专家作重要的学术报告，这六个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橙天歌歌数码娱乐公司总经理欧丁玉的《流行音乐的人才培养》，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流行音乐学院院长乌多达门的《流行音乐的教学要与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匈牙利音乐舞蹈联合艺术大学埃贡・泊卡的《匈牙利的流行音乐教学》，荷兰芬提斯摇滚音乐学院玛丽安・托塞安特的《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专家赵世民谈了《从流行音乐看中国甲骨文》，他认为中国甲骨文有很深的哲学内涵，他重点解释了“乐、泰、奏、通、和”的甲骨文涵义。他指出，中国流行音乐教育要与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中国传媒大学曾遂今谈到了《网络音乐及其对流行音乐教育的影响》，他认为，新出现的网络音乐给中国音乐带来了巨大冲击。从音乐创作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爱好者的音乐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低成本的优势，给越来越多喜欢唱歌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运用就需要从事流行音乐教学的老师引导。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构建科学、规范、独立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工作，这对流行音乐学科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它包含了教育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艺术实践、科研创作等多个方面，从前期建设到后期的不断完善，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来完成的一个巨大工程。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认真、谨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数字音乐时代的来临给中国流行歌坛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中国流行音乐如果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通过优秀作品的发表和流行优秀歌手的走红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音乐院校应该站在全新的思维上考虑和制定流行音乐的教育方针，院校教育一定要和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使得教育成为唱片业的产业基础。同时，中国享有目前全世界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拥有由老中青几代人构成的音乐从业队伍，所以必须给年轻人补上民族民间音乐这一课，只有让他们学习、了解到我们祖国丰富的音乐资源，才能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
与会专家们还认为，首届“学院杯”流行音乐邀请赛将是本次论坛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将打破现今流行音乐的比赛模式，建立流行演唱比赛的全新机制，建立流行演唱比赛的全新的专业评判标准和审美导向，逐渐达到与国际流行趋势的对接。
结语
此次流行音乐论坛旨在更好地开展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和活动，促进高等院校音乐艺术和教育的交流、繁荣创作，提高高等院校流行音乐教育水平，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音乐人才。论坛为期三天，主要内容包括专家论坛、原创音乐评比、教育交流以及流行音乐展演等活动，与会专家们就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与发展、流行音乐在高校的教育现状和专业定位、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研讨、流行音乐演唱中的唱法、流行乐器与流行乐队演奏技法、作曲技法、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流行音乐的产业化运作与营销、流行音乐经纪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详细的研讨。
此次论坛虽然只有三天，但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活动并卓有成效！全国近百名学者专家和业内精英参加了此次盛会并带来了流行音乐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音乐产业界的思维动向、流行音乐教育的第一手经验。由于全国各音乐艺术院校的积极参与，使得我们搭建了流行音乐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盛会将会对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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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企业看国内烟草企业的品牌营销
从国外企业看国内烟草企业的品牌营销
作者：佚名资料来源：网络点击数：427更新时间：2006-9-33: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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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烤烟种植面积、卷烟产销量、卷烟增长速度、吸烟人数等4项指标雄居世界第一。与这些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烟草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尤其是在品牌营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烟草企业存在着巨大差距。就美国的菲利浦.莫里斯公司（“万宝路”品牌的拥有者）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营业利润等方面都超过了我国所有烟草企业这些指标的总和。中国的产销量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为什么在一些“核心”指标上要远远落后呢？思潮公司认为：除生产技术外，我国烟草企业在品牌营销上的策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随着商品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品牌营销在烟草产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我国的企业在品牌营销方面有哪些不足呢？我们将以西方发达国家烟草企业为参照，探讨我国企业在品牌营销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1香烟的品牌建设收到区域的限制
烟草行业的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主要因为地方政府为了通过高额的烟草税收来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也是限制中国烟草企业品牌营销发展的最大问题。尽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三令五申地指示不允许地方保护，但是这个趋势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这样使外地卷烟进入当地市场非常困难。上海思潮市场咨询公司在进行一项调查时发现,一些消费者非常熟悉香烟在登上外地市场货架的难度相当大，甚至在有些店铺里，只能把这些香烟存在仓库里。短期来看，地方的烟草公司的利益确实得到保障，但这无疑损害了那些以全国市场为目标的大型烟草企业的利益，更加抑制了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
然而，短期之内消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思潮公司建议烟草企业在推广品牌时首先要考虑本地市场及周边地区，然后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
2中国烟草品牌过多，且以低档烟为主
我国烟草市场卷烟品种过多，每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比较低、知名度也不高。据统计,我国烟草市场上生产卷烟的企业有几百家，现有品牌2000多个。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烟草市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菲利浦•莫里斯公司（PhilipMorris）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超过40%，“万宝路”品牌人人皆知；而日本日本烟草公司（唯一一家政府授权的烟叶买主和卷烟生产者）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0%，主力品牌MILDSEVEN在全球内几乎家喻户晓。
在我国的2000多个品牌中，低档产品占绝大多数的比例，且供过于求，而中高档产品的供应量不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中高档产品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可以说现在正是塑造中高档品牌的良好时机。同时,这对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也有相当的帮助。我们发现，国外烟草企业的主力产品都是以中高档产品为主。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路任重而道远!
3让烟民多一点“上帝”的待遇
品牌是由消费者建立的。“消费者就是上帝”这一真理在烟草行业同样适用，这也是日本和欧美企业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企业要树立起品牌形象，必须清楚消费者的需求与感受。感受消费者的感受，担心消费者的担心。一些国外烟草企业率先在开发产品时降低了香烟中焦油的含量,加入其他替代成分，以减少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国内企业和西方企业在这一方面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我们不要老是把精力放在改变香烟的口味或是包装上，更要提倡“服务兴烟”,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想想，让他们真正作一回“上帝”!
4广告宣传需要另辟途径，出奇制胜
由于烟草对健康的危害性，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法规禁止烟草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广告。同时也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广告。那么我们企业有什么样的方式既对品牌进行了宣传,又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呢？英国著名的英美烟草BAT的经验值得借鉴。早在1912年，英美烟草就出巨资在英国圣安德鲁斯设立了一年一度的“登喜路”杯国际高尔夫公开赛，经过几十年的孕育，“登喜路”杯已经成为了国际著名的高尔夫赛事，同时，“登喜路”香烟也借此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品牌。
同样,为了让长大之后可能成为烟民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和记住包括万宝路在内的香烟品牌，莫里斯公司曾经别出心裁地印制数千万个精美的书皮免费赠给全美的许多中小学。并在书皮上加上附注的“请三思”、“不要吸烟”等暗示性字样，既让反烟人士抓不到把柄，又着着实实地给莫里斯公司的万宝路等香烟品牌做了间接营销传播。这一举措在当时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且展示了莫里斯公司在公众面前的健康形象。我国企业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不难得到一些启示。
5品牌宣传要考虑“品牌内涵”与“本土化”两方面的影响
中国烟草企业在进行品牌营销的同时应当注意宣传媒介与品牌内涵的一致性，选择符合品牌特点的宣传手段。“万宝路”品牌长期以来一直给人以粗犷豪放的形象，根据这一特点莫里斯公司所选择的宣传手段之一是赞助F1的法拉利车队，他们所看中的就是法拉利车队的奔放、狂野的品牌个性与“万宝路”的特点非常吻合。“万宝路”让消费者联想到一个潇洒、豪迈的成功男士形象。
品牌营销的“本土化”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70年代香港市场“万宝路”香烟的广告宣传充分证明了“本土化”的重要性。万宝路的牛仔形象在香港播出时，香港人虽然欣赏它的画面和音乐，却对终日骑马游牧的牛仔却没有好感。因为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牛仔是低下劳工，这在感情上是格格不入的。针对这种状况，万宝路迅速对宣传策略作了调整。于是，在香港电视上出现的不再是美国西部牛仔，而是年轻洒脱、事业有成的牧场主。经过这一改变之后，万宝路香烟在香港迅速打开市场，销售量直线上升。
6企业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一方面，莫里斯公司依然做得相当出色。该公司除了拥有著名的万宝路牌香烟外，还拥有MaxwellHouse牌咖啡和MillerLite啤酒等产品，这些品牌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在加利福尼亚等地进行了房地产投资。正是由于多元化的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公司形象，才使得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一直稳坐烟草界龙头老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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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萨顶顶；超功利；天人合一；自语；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萨顶顶是一个无法用常规来定义的歌手。她的音乐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唱法与电子声完美融合的多种音乐元素。《万物生》和《天地合》两张唱片在全球的发行，不仅给她带来了世界性声誉，同时也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在整体上得到了改观，将中国的流行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萨顶顶对于当前的中国流行音乐具有着“里程碑”的作用，诚如作曲家刘晓耕所说：“中国的乐坛上我们看到的是千人一面，都是一个模样，一种声音。这个其实会令人讨厌。而她（萨顶顶）的声音突然让我发现，怎么还有这样唱歌，怎么还有这种语言。我虽然听不懂她唱什么，但是她表达的音乐的信息，让我的神经触动。”（CCTV-10人物专访）萨顶顶以其极富颠覆性和开创性的音乐特质，给我们展现出流行音乐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一、超功利的创作理念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表现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如《荀子·乐论》中就明确指出音乐的特殊社会作用：“乐合同”，音乐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同时它也有着“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风易俗”的功用。这种观念直接给后世的音乐创作带来深刻影响，一直到近现代。在19世纪末，中国处于战争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努力让音乐发挥启蒙作用、为时代服务，几乎是当时音乐创作的风尚。建国后，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使得音乐成为“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武器”。时期，音乐仅仅是一种“政治声音”。
改革开放后，逐渐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的繁荣，使得传统“严肃音乐”开始面临着依托文化工业而飞速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的极大冲击。正如梁铭越先生所说，“由于人们已厌倦过去多年的说教音乐，取而代之的是通俗音乐的兴起”[1]。20世纪80年代，一个全新的重感性价值、日常生活审美化、世俗化的社会环境逐渐形成，流行音乐也越来越成为迎合大众文化心理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需要具有娱乐文化性质的音乐来使自己获得愉快。这种现象也一直保留至今，所以流行音乐的作者大多是为迎合大众的文化心理而进行创作，内容多以日常生活、爱情的题材为主……”[2]
传统音乐过于强调音乐的功利性，显然不符合音乐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当前流行音乐又过于强调其商业性与娱乐性色彩，这使得中国的音乐陷入一种发展困境。
萨顶顶音乐创作的突围成功，无疑给当今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借鉴和参考。首先体现在创作理念上。萨顶顶的创作理念不仅是对于传统功利主义创作美学的反叛，同时也是对于30余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超越。萨顶顶不止一次地在访谈中说到：“当去做艺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目的性地去做。”（《MOGO音乐专访》传奇女伶萨顶顶专访）在她看来，最健康的创造艺术的方式，是使自己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萨顶顶认为，音乐应该不为任何目的服务，它只是一种不涉利害的自由的愉快，创作音乐就应该避免那种带着目的的不健康的方式。“我觉得艺术一旦带有了目的性，可能就会变得不是你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也不会是你希望它达到的那个高度。”萨顶顶如是说。
音乐创作的“无目的性”，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种“合目的性”。抛开功利主义的创作理念，萨顶顶十分强调音乐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沟通。她曾多次说明，《万物生》是要给人带来宁静感，《天地合》则试图传达出一种喜悦感。萨顶顶认为，音乐与人的精神世界是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目的地结合在一起的。萨顶顶将音乐创作中的“感觉”摆在十分显明的位置，她说：“艺术是某种感觉。”（雅燃独家专访萨顶顶）在创作一首歌时，她首先从感觉上进行定义，待感觉找到后，再把具体的内容填加进去。换句话说，“感觉”是首要的，而内容其次。从这个意义上看，音乐的内容首先就在于那种不依附于“具体歌词”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即体现为一种“合目的性”。实际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看作是康德“审美不涉利害”观念在21世纪中国音乐创作的回响。
著名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里克（Eduard Hanslick）在《论音乐的美》中指出：“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3]49萨顶顶的创作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汉斯里克的表述十分接近。她在拒斥功利主义音乐观念的同时，十分注重捕捉乐音的感觉，并试图将这种感觉延伸开来，使人听了之后能从现实环境中抽离出去，或者内心产生一种微妙的变化。“音乐作品是有思想情感的人的精神所创造的，因此作品本身也有充满精神和情感的高度能力。”[3]53萨顶顶的音乐所给我们带来的美的愉快，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汉斯里克所说的，是“与精神内涵有着最密切的关系”[3]52。
二、深刻的精神内涵
萨顶顶的两张唱片在精神内涵上有着一以贯之的承继性。她以孙子《天伦》中的一段文作为其依据，“天地合乃万物生”，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她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所以就用了《万物生》为名。”她说，万物生是宇宙间万物的开始，是不可阻挡、生生不息的一种生命力。第二张“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愿意和身边的事物相合，也能时刻提醒自己做人不要太骄傲，这是心态与理念的改变。”《万物生》中，萨顶顶选取作为背景，运用一些人和自然、和宗教的关系来表达对于信仰的思考。而在制作《天地合》时，萨顶顶已在全球巡演了22个国家和地区，在接触过多样的文化之后，她突然觉得：“与其让人去思考，还不如让人喜悦起来。”在她看来，喜悦很重要，它可以使人忘记很多的烦恼，可以解决一切矛盾和纠纷。这张唱片中，萨顶顶选择了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元素和内容，唱的是人和自然之间微妙的、美好的、喜悦的感情。
萨顶顶的音乐充满了想象。沉浸于她的富于灵动的歌声当中，我们似乎可以从所处的环境中抽离出去，眼前浮现起一系列美好而安宁的意象：万物初开的蒙昧早晨、圣洁的唐拉雅秀、月光下的村庄、傣家的米酒、蓝色的骏马、袅袅的炊烟等等。她用音符构筑了一个自由、仁爱、和谐的世界。我们只要闭上眼睛就仿佛能看见青山绿水、世外桃源。在那里，人们快乐简单，唱歌跳舞，敲着铜锣，辛勤劳作。我们感受着这无限永恒的世界，与它相溶。
音乐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味”在萨顶顶这里实际上就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与万物之间的和谐。而这恰恰也正契合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基调，张世英先生认为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4]。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儒道两家的哲学当中。道家偏重“自然”，强调人要顺应自然，以天合天，不做违背自然本性之事。儒家偏重“人文”，强调“性天相通”、“天人合德”。它们都反映了人对于“天”，即大自然的一种依赖感与亲和感。中国哲学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角度来考察二者之关系，认为人应当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热爱大自然，与万物和谐共处。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恶化到自然要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步，这是目前人类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对于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引发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补偏救弊作用。也许就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在今天，只有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方能拯救人类。”[5]
然而，萨顶顶的音乐并不仅仅是对于传统“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简单重复，它同时也标示出一种新的时代色彩。从萨氏的歌声中，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新型的生态美学观念，人类应该以一种普遍共生的审美态度对待自然，同自然形成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萨顶顶对于自然的尊重和赞美，恰恰也体现出一种“主体间性”的美学思想。
萨顶顶通过音乐来构筑人与自然之间的美好和喜悦情感。她认为语言（包括梵文）是人与自然的沟通和交流方式；音乐和灵感都是很自然的东西；而且她试图寻找最切合自然本性的抒唱方式（包括自语）；她对原始性的文化十分感兴趣，深深地被少数民族的和自然一起生活的状态所感染；她甚至明确表示自己向往原始社会的爱情，率性而天然。
萨顶顶在专辑《天地合》的扉页这样写到：“暂且放下我们作为人类骄傲强势的一面，慢慢地随着呼吸去寻找天地初始时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统一。”在她的歌声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可以感受到她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抛弃。
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萨顶顶的音乐表现形式可以说是极为独特的。她是“中国第一个用梵文演唱歌曲的人”，她会用梵语、汉语、藏语和“自语”四种方式进行演唱，而其独创的“自语”又是她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萨顶顶善于从自然界的各种声响中寻求一种音乐旋律的可能性，并主张从各种不同的语言中寻求无限可能的声音张力，以此表达自己。对此，作曲家何训田做过如是评价：“这个歌手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她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用别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用别人的方式表达别人的思想。”
关于从自然界中寻求音乐旋律。在萨顶顶看来，声音是没有极限的，而我们学习连声的各种方法，“都是为了让你找到你声音的多种可能性”（快乐大本营09年5月23日专访萨顶顶）。这样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把自己回归自然，去模仿自然界的声音，这个时候，你“可以是乐器，可以是动物、一汪泉水、一朵小花，可以是各种东西……”（雅燃独家专访萨顶顶）。萨顶顶的音乐和灵感来源于自然，她甚至认为，走在路上听到的汽车声音，包括生活中任何的声音，都可能变成音乐的灵感，它们都是一种自然的积累。如此一来，声音的塑造性将打开到一个极为宽广的层面，自然界的所有声音都可以成为音乐里的可能性，并运用到音乐里。如《锡林河边的老人》中就有模仿羊叫的音响效果，这种声音是经过歌者精心创作出来的，被有意识地编配在音乐作品的整体中，体现出一种创造性因素。
关于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表达。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发音系统和结构，就如萨顶顶所言，每一种语言的内部节奏及音序都不同。当要借助语言进行演唱时，就必然要尊重语言内部的机制。如果要尽可能地扩容音乐中的声响效果，采用多种语言进行演唱无疑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作为一个可以用梵语和藏语演唱歌曲的歌者，萨顶顶坦言，用梵语和藏语演唱，并不意味着自己就精通它们，“……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很多文字中都蕴含着旋律，我敢于把这些旋律用原本的语言表达出来”，“选择不同的语言演绎主要是因为当中有不同的情感”。正是触摸到了不同语言内部的旋律，同时又“希望还给音乐它最本质的功能”，萨顶顶于是选择了一种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来演唱，如梵语的《万物生》，藏语的《妈妈天那》。事实证明，这种实验性的操作具有着它的可行性。听者虽然听不懂萨顶顶所唱的歌词内容，但是她的音律一样能打动人。萨顶顶的这一探索正是要告诉听者，音乐是没有语言界限的，我们在不懂得语言的前提下，照样可以实现精神上的沟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萨顶顶所运用的多种语言都属东方语系。她认为，“东方很多文字中，传达出一种神秘、遥远的东西，一些不同于现实层面、物质层面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萨顶顶音乐中所追求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对此，法国音乐家艾瑞克评价说：“我虽然不是很理解（她的歌词），但是中国那种感觉和歌曲的声音，对我来说像魔法一样，仿佛她的声音来自另外一个星球！”
关于自语。萨顶顶将其视作为是一种“艺术观点”。她说：“自语演唱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演唱形式，是我独有的音乐，我在自己独有的音乐中创造着自己，主宰着自己，表达着自己，我的音乐里面只有我自己的影子。”确实，自语是萨顶顶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她在访谈中都特别会谈到这一点。在她看来，自语无需用任何现成的语言作为歌词，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咿咿呀呀地吟唱。这种独特的“自语”式演唱，以无意义的随兴哼唱表达自己情绪，来期待心与心的纯粹交流和感动。萨顶顶说，自语并不是胡言乱语，“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们往往说话，语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感情浓烈到一个程度，语言就有限了”（CCTV-10人物专访）。自语是超越任何语言的音乐情感的自然流淌，这也被萨顶顶认作是最初的、最朴质的情感表达方法。她认为，每一个人在没有学会复杂语言的孩童时期，都会经历一个最原生态的阶段。那个时候的情感是不受任何理性的、复杂的语言体系的束缚，因而也更加纯真和直接。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突破了歌词所陷入的局限，它完全是一种即兴发挥的偶然性音乐，“它本身的产生，就是很即兴、很意外的”。听者根本无法听懂萨顶顶自语中所演唱的内容，然而，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歌词呢？相反，没有歌词，人的想象力完全得到释放，这也使得萨氏音乐充满了无穷的意义张力。在谈到《锡林河边的老人》时，她说，当唱道“我的外婆，白云捎去我的歌声”时，竟感到歌词是如此苍白，“太有束缚感了，它束缚了我的想象和回忆”。于是，萨顶顶决定放弃歌词，用自语抒发感情。与之类似的如《希然宁泊》、《拉古拉古》、《云云南南》等歌曲，都是运用了一些非语义性的音符进行演唱。萨顶顶通过这些努力告诉我们：“语言和交流沟通，其实根本不需要符号，更多的需要心与心的对应。”人们完全可以忽略掉歌词，让自己的内心融入音乐。这种富于探索性的演唱方式，更是被环球唱片亚太地区总裁Max Hole称为“与神交流的语言”。
萨顶顶是一位真正自由的歌者，她把自己对于音乐的体会通过一种最为独特的表现方式演绎了出来，她的音乐超越了概念的框定和语言的界限，她用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带给了听者以精神上的享受。萨顶顶说：“……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而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要在艺术上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引领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并且把这种艺术形式充分地展现出来，让大众都从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享受。”她做到了。
四、多元化的音乐元素
萨顶顶的音乐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唱法与电子声完美融合的多种音乐元素。对此《观察家报》做出评价说，萨顶顶的“音乐令人惊艳，她融合了细致优雅的东方民族旋律与西方的节奏和电子音乐”。就传统意义而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对立性存在，而萨顶顶致力于消除这种对立，实现融合，并借此展示出音乐元素的多元化并存。
首先看传统东方元素。萨顶顶的音乐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她曾表示希望把融合各个民族音乐的大中华文化背景介绍给听众，要将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通过音乐的方式带到全世界。“我歌曲的灵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清醒自觉的民族性自主意识的支配下，萨顶顶“蛰伏四年，游历各国采风”，以此来为自己的音乐创作汲取充足的养分。在她看来，亚洲的音乐在西方音乐面前很不自信，在这种情况下，萨顶顶毅然决定开发出自己独特的音乐。她挥起民族古老文化的大旗，给世界音乐带去东方神秘的色彩。“我要打入他们（欧美）市场，秘诀还是得用自己本土的音乐。”“我一直坚信，只有从自己民族和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来的音乐，才能真正的影响世界。”带着这种自主意识，萨顶顶积极地从民族文化的原始宗教、民间音乐、乡土音阶中吸取养分，巧妙地将藏族、蒙古族、云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融汇一起，将质朴的歌谣、独特的民族乐器以及原生态的人生呈现了出来。在演唱风格和舞台妆扮上，萨顶顶也给我们呈现出瑰丽的民族特色和异域风情，带给听者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她将民俗风情元素推广至广阔的世界舞台，充分展示了东方的神韵之美。
再看现代西方元素。研究电子音乐元素一直以来都是萨顶顶的兴趣之一。萨顶顶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00年的CCTV歌手大奖赛，随后她发行的专辑《自己美》，使她成为“中国第一电子女声”。事实上，萨顶顶的音乐融汇了很多的现代西方元素，她把东方的音乐融进西方的电子音乐，充分展现出民族的东西和产业化的制作结合所潜藏的无限生命力。在西方电子音乐元素的烘托之下，其音乐骨髓里的东方特质得到进一步强化，显得更加出彩和现代。就像音乐制作人Tom Nichols所说：“……当把她的嗓音和这样的现代音乐形式，充满了鼓点，贝司、吉他和其他制作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酷，听起来非常非常酷。”
不仅如此，萨顶顶的个人乐队也同样充满了多元的特质，不仅有欧美的电音器材，还有中国传统的乐器。古筝、琵琶、马头琴、葫芦丝、竹笛、芦笙、键盘、电吉他、贝司、架子鼓等在萨顶顶的音乐中得到了完美融合，形成一股异常强大的听觉震撼，彰显出萨顶顶不同寻常的多元化音乐风格。对此，萨顶顶说：“我不拘束于任何一个音乐元素，不捆绑任何的单一文化，也许我的音乐蕴涵着太多的文化信息，并且这些信息之中没有唯一性和重复性，但我用这些已有的文化信息重新组建了自己的音乐体系，使得这些文化信息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让古老和现代糅合在一起，让各个民族元素融合在一起，让世界和中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的音乐，这就是我独特的处理音乐方式……”
五、结语
萨顶顶的音乐以一种超功利的创作理念、深刻的精神内涵、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多元化的音乐元素，给当代中国的流行音乐带来了冲击。这也使得“萨顶顶音乐”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富于反叛性和开创性的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的音乐形式。其音乐所发生的影响，萨顶顶自己曾做过恰切的估价：“我觉得是新东西对人心态的锻炼，由于我的给予，观众的接受度会发生变化，不再以固有心态判断和欣赏新东西；而很快也会有别人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形成一股风潮，最终，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得到改观。”“如果没有我，中国流行音乐应该挺不多样性的。”萨顶顶音乐创作的探索和实践，不仅给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甚至给整个亚洲音乐的发展带来启迪。
需要指出的是，萨顶顶富于先锋性意义的音乐极大地扩容了人们的音乐听阈范围，一旦这种特质性的东西演变成为一种普遍性，如她所言“形成一股风潮”了的话，那么人们是否还会带着如此欣喜和惊奇的心情去期待和追捧？萨顶顶曾表示说，自己的第三张唱片“绝对不会再有地域元素了，我会再想出新的内容”。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她的进一步创新。另外，关于“自语”，萨顶顶表示这是一种很即兴、很意外的偶然性音乐，而当这种偶然性音乐反复被巡回演唱时，它是否已经仅仅成为了一种表演，而失却了其本真的意义？然而不管怎么说，萨顶顶的音乐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元化，在整体上得到改观，将中国的流行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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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 赵元任 艺术歌曲 声乐教学
在中国近代史群英璀璨的星空之中，赵元任先生（1892-1982年）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博学广闻、触类旁通，学术足迹遍及中国语言学、翻译学、物理学、哲学、音乐学等诸多领域。他生前就为20世纪上半叶“五四”新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其身后留下的无数珍贵文化遗产，至今仍为中国许多专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带来裨益。廖辅叔先生在“赵元任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的报告中讲到：“赵元任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富的遗产， 一笔够我们长期受用的遗产。要全面认识他学术成就的深远意义， 或者他学术成就的某一方面， 都是科学研究的专门课题。”[1] （p25）
诚如先生所言，在中国艺术歌曲方面，赵元任先生亦留下了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珍贵遗产。有学者曾精辟总结道：“他的歌曲创作鲜明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的精神，在音乐写作方面有重要创新。在曲调写作与和声配置方面作出了‘中国派’的实验；其歌曲旋律与歌词声韵、语调的结合，尤为出色。”[2] （p88）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理应得到我们的重视。然而从笔者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来看，尽管我国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体系中，一直将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教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赵元任艺术歌曲的教学还远远谈不上系统和深入。笔者认为，若要在教学中体现赵元任艺术歌曲的真正价值，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其作品演唱的具体技巧、艺术风格和历史意义，就必须要在剖析其艺术歌曲内涵的基础上，对赵元任艺术歌曲的教学进行全面的再认识。
弥补系统性学习的缺失：作品选择方面的再认识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目前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中对赵元任作品的系统性学习要求付之阙如。因为在目前的高校民族声乐教学中，我们对赵元任的艺术歌曲作品的选择，大都来源于现有的声乐教材，如上海音乐出版社的《中国艺术歌曲选》（2007）、《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材》（2008）等等。而由于教学条件、教学大纲和教师专业旨趣的不同，其选择教材也就千差万别，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系统性和科学性。事实上，赵元任的艺术歌曲创作有着不同的类型和风格，只有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够全面掌握其艺术歌曲演唱的全貌。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学习赵元任的艺术歌曲作品，就要从其《新诗歌集》入手。这部出版于1928年的歌曲集，包含了赵元任1922年至1927年创作的14首声乐作品，其中有12首独唱作品，合唱作品和齐唱作品各1首。他在该作品集的“谱头语”中明确阐述了其作品的性质：“这个集子里的歌的路素是Schubert，Schumann的艺术歌（Art Song）那一派的东西。”[3]（p27）的确，如果以德奥艺术歌曲的标准来看，这部歌集充分表现了歌唱、新诗词和钢琴之间的联系。他选用的都是、徐志摩、刘大白和刘半农等人的新体诗，而钢琴伴奏的写作，赵元任本人所言：“伴奏的音乐也都是当音乐作品来作的，有的钢琴伴奏谱，甚至可以当一个琴曲来单独演奏。”因此，廖辅叔先生说《新诗歌集》是中国“划时代的代表作”、“中国第一部艺术歌曲集”，确实毫不为过。
在经过文献检索与综合研究之后，笔者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基于教学的设计，将其代表作总结如下：
七绝古诗吟诵调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各异，是中国早期艺术歌曲风格的集大成之作。比如《听雨》、《瓶花》、《也是微云》是按照常州古诗的吟律调加以扩充而来；《教我如何不想他》中有京剧西皮过门的元素；《卖布谣》、《织布》、《劳动歌》、《上山》、《海韵》等歌曲中既有中国五声调式的因子，也有西洋大小调的影子。这些作品，是赵元任先生结合语言学、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洋作曲技法而创作的，是中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风格多样性的体现。在笔者看来，由于赵元任先生在中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方面有意识地运用了很多“中西”结合的方法，因而其作品对演唱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指导性意义不言而喻，如能引导学生系统地对其代表作进行学习与实践，将不仅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赵元任艺术歌曲作品所蕴含的多样性风格特征，还更有助于学生积累演唱此类作品的经验，以使其在进一步深入学习同时期中国艺术歌曲时，能够事半功倍。
掌握作品的词调关系与风格元素：演唱技巧方面的再认识
正如笔者上文所述，由于在目前的声乐教学中，我们所教授的赵元任艺术歌曲作品数量有限且不成系统，因此学生对如何演绎赵元任不同艺术歌曲的风格与特征没有形成全面的认识。犹如“盲人摸象、只见一端”，始终难窥全貌、不得要领。甚至很多教学压根就没有对此类歌曲进行专门的技艺训练，而是用当代的演唱风格去“替换”，这即是今日声乐界所谓“千人一腔”的问题。
赵元任的艺术歌曲作品，带有明显的民族音乐与诗词吟诵的风格元素，这是他积极实践“西乐中用”理论的成果体现。他曾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音乐有着自己的各种特性， 应该加以保存和发展。”同时主张“把西洋音乐技术吸收为自己的第二个天性， 再用来发挥从中国背景、中国生活、中国环境里的种种情趣”。[4]（p138）这种思想，生动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品中。如《瓶花》是按照七绝古诗的吟诵调改编而成；《听雨》将常州吟诵调的风格特色引入其中；《卖布谣》中对无锡方言说唱的运用；《也是微云》则是在五声宫调式的基础上采用“句（字）间加腔”的旋律旋法写就。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赵元任作品风格及内部音乐元素的不同，决定了演唱者必须要掌握相应的演唱技巧才能够真实地反映作品的内容，而绝非是用某一种固定的演唱风格去“搞定”其所有的艺术歌曲。笔者认为，要全面掌握赵元任艺术歌曲的演唱技巧，至少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对其作品中歌词与曲调的关系有所认识。赵元任是语言学大家，他的艺术歌曲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即是他将中国语言与音乐曲调搭配得如此相得益彰。对于这个问题，他曾在《新诗歌集》的序言中讲道：“中国填曲子有一定的规律，非但要讲平上去入，并且还要讲声纽的清浊。”为此，他归纳了五点精要：1.平声字用平音，平音又以do、mi、sol为合宜，但也不一定要用它们。如遇变度音，当以先高后低为宜，但花音不在此例。2.仄声字用变度音（一字先后几音），或用re、fa、la、si平音，但也不一定要用它们。3.平仄相连，平低仄高。4.以上三条只用在一句的重要字上，尤其是韵字，其余的字可以全无规则。5.以上四条在寻常歌调合用，在带点写真派或是滑稽派的歌，不妨兼用或全用第一派的方法。[5]（p51）
其次，要对其作品中突出的诗词吟诵和方言说唱风格有所认识。赵元任33岁时被聘为清华哲学教授，位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另三位是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有着十分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在诗词吟诵方面，做出了很多成果。吟诵是介于“唱”和“读”之间的吟唱中国古文与诗词的一种声音艺术，赵元任认为“常州话的声调系统跟古代声调系统很相似”[6]（P6），因此常用它来演绎古文和诗词，1925年在美国还出过唱片，并撰写过《常州吟诗的乐调十七例》一文。出于对常州吟诵调的偏爱，他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将这一元素带入其中，如《瓶花》、《也是微云》、《上山》、《小诗》等等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吟诵的风格。以《瓶花》为例，该曲分为两部分，前段为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同名七言绝句，后段则是根据前者的七绝而创作的新体诗，常州吟诵调就用在前段旋律之中。如乐曲开篇（谱例1），曲调以自由的快板（allegro rubato）节奏引出旋律，花音与滑音的运用、平声与仄声的搭配，使常州吟诵调的风格跃然而出。
（谱例1）
而在说唱音乐元素的使用上，《老天爷》、《卖布谣》、《西洋镜歌》等歌曲中运用了无锡方言、说唱音乐等元素，使得歌曲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更能与乐曲所表达的内涵相融合。囿于篇幅，在此就不再举例赘述。
笔者想要强调的是，鉴于赵元任作品中有如此多元的风格和特色鲜明的音乐元素，如果我们对这些内容不了解或是认识不够深入，就不可能完全表达作曲家的意图。很难想象，如果不了解赵元任作品中歌词与曲调平仄关系的内涵，那么在咬字吐词方面会演绎成何种“当代样式”；不掌握常州吟诵调的风格，《瓶花》中的“新诗旧词对比”会唱成什么样子；不模仿无锡方言的特点，《卖布谣》又会唱成哪种风格。因此，只有系统总结、归纳赵元任艺术歌曲演唱的同异之处，同时认真学习和实践相关必要的演唱技巧，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展现其作品的真谛，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其作品中蕴含的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风格。
在教学中应体现出对作品精神的传承：对其作品历史价值与意义的再认识
笔者认为，我们目前的声乐教学对“演唱技艺”的要求远大于对“作品精神”的传承，即所谓：“重形式而轻内涵，重表现而轻表演。”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有民族音乐教育者曾这样写道：“当前的民族音乐教育存在着重技轻道的不良倾向，如果不加以扭转，音乐教育必将异化为追逐某种功利的工具，从而丧失其应有的育人功能。民族音乐教学中充满着培育人文精神的契机，错失这些契机，会使民族音乐教育空心化，既不利于民族音乐的发展，也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塑造，既阻碍了人文思辨能力的发展，也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7]（p105）诚哉斯言，民族声乐教学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不也正是如此吗？
我们回到赵元任艺术歌曲上来说。作为一位学贯中西、修养深厚的学者，他将个人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对“五四”的普及和传播，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改良运用的探索，以及对中西方音乐交融并汇的创新思路，都凝结在了他的艺术歌曲创作当中。比如他的《劳动歌》，借工人的口吻提出了“生活”、“教育”、“休息”等基本要求，反映出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诉求。在那个中国无产主义运动刚刚兴起的年代，赵元任作为一名民族主义作曲家能有如此的思想高度和敏锐的时代感，是难能可贵的。再如他的《呜呼！三月一十八》、《抵抗》、《自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作品，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用艺术的笔触来反映历史的印记，这里面也反映出他对社会、对民众、对国难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他的《韵母表歌》、《声母表歌》、《注音符号歌》等歌曲，此类歌曲的价值在于对新文化知识传播的实用性，而非艺术感染力，这实质体现了他对于音乐艺术教化功能的运用与理想。当然，作为艺术院校的声乐专业教学者而言，其艺术性很强的歌曲作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比如《海韵》、《教我如何不想他》等等作品，无论是旋律、伴奏还是音乐形象、作品意境均是上佳之选。但我们的教育者们在教授此类歌曲的时候，真正关注到作品更为深层次的含义与价值并将其传授给学生吗？从笔者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和观察来看，并没有多少教学者会为学生讲解《海韵》隐含的“五四”新文化含义，也没有多少人会在教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同时，为学生阐述曲中那个“他”的真正身份。试问，当作为声乐教学者的我们，都不曾真正了解和理解赵元任艺术歌曲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我们的学生们又怎能将这些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不变分毫地代代传承下去？
张静蔚先生在《赵元任音乐遗产的民主精神》一文中，有这样的感慨：“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赵元任的音乐创作失去魅力，也没有使他独到的音乐思想和精神失去光彩。也许正好相反，当我们今天面对赵元任的音乐遗产时，却更加崇敬和感佩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赵元任的音乐遗产中，深刻地体现了五四的民主精神，用他自己丰富的音乐实践，开一代新的乐风，勇敢地探求中国民族新音乐的民主道路。”[8]（p26）这即是赵元任先生音乐作品的真正价值与历史意义。先人已逝，精神长存。正如张静蔚先生之论，赵元任的作品中有太多值得发掘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再认识，也有太多的理由将其代代延续。
总之，笔者认为不管是美声也好、民族也罢，艺术院校的声乐教学决不能忽视对艺术作品内在精神与历史价值的教育。以赵元任艺术歌曲而言，我们应以时代为主线，分类选取其艺术歌曲中的精华作品，不仅将演唱的技艺传授给学生，更要将这里面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爱国主义和探索创新精神，在我们的声乐课堂上都体现出来。笔者希望，我们声乐教育者们要对目前的教学进行再认识，真正将演唱技艺与文化内涵的教学联系起来齐抓并举，让学生们在诗意歌唱的同时，将先辈留下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这才是作为中国声乐教育者，对中国声乐艺术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中国民族声乐教育的发展所应有的态度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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