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汉文化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推荐 王尧先生对藏文化有长期的观察和宏通的识见。50余年来，他结合田野工作和教学实践，撰写十余部专著及百余篇论文，主编多部藏学研究丛刊，在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藏族民间文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尤其是他将吐蕃时期三大藏文文献（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引入古史研究，对吐蕃史、中亚史及相关领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苯教与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

简介 《苯教与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是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曲杰・南喀诺布的一本经典藏学研究著作，作者独辟蹊径从苯教入手，系统研究了原始宗教苯教的概况以及神话传说的起源关系问题。

推荐 南喀诺布先生1938年出生于四川省德格县，3岁时被认定为不丹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转世灵童赴不丹研习佛法。1960年，受国际著名藏学家图齐邀请赴意大利，并于1964年开始担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藏蒙语言和文学专业教授。《苯教与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适合对藏文化期望有深入了解或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从地中海到喜马拉雅

篇(2)

如清代浙江湖州有一巨富，为遣兴而听从一人的献计，选三十二俊童，布于堂室四角。即日邀某公子对弈，公子见而大喜。其行棋之法，欲行何子，只一开口，其人即至何处，不须举手之劳，而布局之妙动合自然，局终为之拍手称快……

谁知这种“下活棋”的样式，却被越南人原封不动“引进”。据清代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云：越南人所下棋即象棋，下棋时，必于树林阴翳之地，广可数丈，乃展一局，选男女各16人，皆韶年艳服，各执一牌，牌上大书“车”、“马”、“炮”等字，使对立其位，以男女分黑白子。下棋者各高坐，令侍者传呼某子行某度，某子即应声而进。若被弹之子，则执牌出局。当时的郑活源，就是以此情景写下了《观安南人下象棋》的诗句：“男儿将士女儿兵，车马驰驱却有声。”

这就是学者们称之为“汉文化圈”的交流现象。在这个“汉文化圈”里，有许多事物都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交流的，清代越南人“下活象棋”，便是这种交流的一个成果。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交流并非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可以说是同源异流，相承相异的。

如南亚各国向中国“进象”这一事例就很典型：它的源头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自此之后，史不绝书，至清代余韵仍在回响。专家仅对乾隆时期进行统计，南亚各国向中国“进象”次数就多达17次，驯象总共达50多头。这些大象的情况，在清代《燕京杂记》中记述较详：

它们是由泰国、越南等国贡赠而来的，安置在宣武门内的“驯象所”，大象的主要活动是在南北郊及祈谷雩祭大典时，驮祭器，驾辂车出行，充卤簿之职。平时大象主要充当朝贺的仪仗，朝贺钟声一响，大象即按部就班，分相对两列，懔然肃立。待文武百官人毕，它们互相交鼻为障，便无有敢逾进者了。正因为大象担负着朝廷仪仗的庄严职位，所以它们也似朝廷命官一样食国家俸禄，有大象历经几代帝王，可至大将军一品爵禄。清统治者将这些外国贡献的大象视为“国宝”，格外珍爱，老百姓们则将它们视为“有太平之征”的吉祥物。

尤其是在清代北京的六月，时值人畜洗浴的“天贶节”，朝廷为了显示四海清平的气象，往往在此时举行“洗象”仪式。每逢初伏，即六月初六，整个北京城都沸腾起来了——在通往宣武门西的“洗象”城壕处，食货络绎，游骑纷沓，百戏如云，车辆似阵……这正像《燕台口号一百首》等诗说的那样：“年年初伏车增价”，“雕鞍宝毂如流水”，“天街簇拥行人疾”，“士女倾城御河上”，“葛衣纱褶新兴样，穿往河边看象牙”。许多文人墨客，乘机施展才情，争赋看“洗象”的盛景，其中以大学士王士稹所作的“竹枝词”最为脍炙人口：“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再如方朔《洗象行》：

壮哉雄物此大观，立地平山拖一线。

红旗摇曳征鼓鸣，摧颓蹴踏驱之行。

泥深水浅足力重，陡然潮涨东西平。

一蛮奴跨方腾赶，众蛮奴搏浑浆跃。

雨作涛翻十丈飞，何处蛟鼍掀大壑?

前者未起后者趋，水中岸上交欢呼。

在这些诗中，“洗象”场面跃然纸上，但这毕竟不同于图画。清代画家顾月洲就画了一幅《年例洗象图》，布之于《点石斋画报》上，它与“洗象”诗歌互相映照，堪称清代北京“洗象”的最为生动的笔墨。其实，说穿了，这是清统治者文化心态的一种观照。因为清统治者一向以“天朝声威赫赫”自居，他们将外国贡赠来的大象，作为朝廷仪仗，就是一种“万邦皆备于我”的观念使然。而这种使外来大象融入中国文化体系所采取的每年“洗象”的做法，可谓巧妙极了。转贴于

可惜的是，顾月洲的洗象图只给予我们“洗象”的直观印象。是不是将象赶入水中冲冲就算是“洗象”?如何“洗象”?我们仍不能得知。在笔者的研究视野中，日本文化二年(相当于清嘉庆七年)由冈田玉山等人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中的“洗象”图画，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清代“洗象”全貌的。

冈田玉山等人勾画出了“洗象”的工具。它们是：笛、校、橛、耳钩、筰、叉、揥、颈索。并加以注明：“笛”和“校”均为牛角制作，“笛”是吹发音令象进退的，“校”是缠象脚以制象乱动的。“橛”是立于河中缚象用的一大粗木。“耳钩”为铜制，长四寸余，因象耳广垂如荷叶，挂钩系之而洗。“榨”为洗象的竹刷，大约如董元恺《都门洗象词》所说的“双帚缚来洗刷”一般。“叉”长四寸五分，柄长三尺余，为铁制，是以叉口推象进退。“揥”九寸许，铁制，其状似滚筒。笔者理解，“揥”为洗涤象身垢物、搔痒用的。“颈索”，是缚象头于橛用。雄象颈索三尺九寸，四十四曲，雌象三尺一寸，三十二曲。颈索上有径两寸的铜环。

冈田玉山等日本画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用什么样工具“洗象”，使如何“洗象”在人们眼前清晰起来，从而也填补了中国历史典籍中“洗象”的一个空白，因为在清代典籍中缺乏这种用工具“洗象”的具体记载。这正是许多中国的事物在日本赖以继承的一证。有道是“礼失而求诸野”，“汉文化圈”虽以汉文化为主体，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这个圈子里可以独尊，许多事源出于华夏，传入异邦，是异邦加以妥善的保存。应该说“汉文化圈”内这种交流，是循环往复，相互促进的，日本的文化根在中国，可日本人民通过交流，又加以变化，推陈出新，又反过来影响于中国，这从日本刀传入中国的史实中也可鲜明可见：

北宋的欧阳修，曾写过一首《日本刀歌》，但司马光也写过一首《和君倚日本刀歌》，笔者将这两首诗对照，发现除个别词句不同外，其余完全一致。他们在诗中均这样说道：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在他们之前，梅尧臣曾有一首《钱君倚学士日本刀》诗，诗中说道：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把沙点星。

东胡腰鞘过沧海，船帆落越栖湾汀。

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瓶。

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坐中烛明魑魅遁，吕虔不见王祥老。

古者文事必武备，今人褒衣何足道。

干将太阿世上无，拂拭共观休懊恼。

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都是朝廷重臣，见多识广，加之他们所处的时期科技昌明，可是他们却对日本刀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欧阳修、司马光所说：“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日本刀的质量上乘可以想见。

从历史典籍看，日本的冶金及制刀剑技术，是由中国传入的。可是日本却长期钻研，对制作刀剑加以变化，终于创造出了当时“汉文化圈”中最为精良的刀剑来。宋代的诗歌反映出了这一点．明清以来，这种交流的现象更为突出。据专家统计，明清时期日本输入中国的刀多达数十万把，《东西洋考》中就记录了当时的中国人多买日本刀，就是因为它“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如嘉靖时，胡宗宪就曾得到一把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曲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日本刀的制作水平是远远超过中国刀的。

正像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说：日本刀甚锋利，“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由于日本刀具备这样好的质地，所以明代的兵器中比较重要的长刀、腰刀等，均仿日本刀制作，呈现出前代所无的新式刀制的模样。这种刀长其刃而短其杆，与旧式长杆短刃的长刀及大刀形制相反，其效能较大，可用猛刀砍劈，折断敌人长兵器的柄，或削断砍损敌人兵器的刃，进而砍断敌人的身体。

这种仿造日本刀的做法，以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论述最有代表性：

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进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今如独用则无卫，惟乌铳手贼远发铳，贼至近身，再无他器可以攻刺。如兼杀器，则铳重药子又多，势所不能。惟此刀轻而且长，可以兼用，以备临身弃铳用此，况有杀手当锋，故用长刀备之耳。

戚继光对日本刀的分析是很中肯的，因此他所统率的部队也都装备了这种仿日本刀样式的长刀，在以短兵相接见长的“藤牌兵”的基本作战方式中，如“懒扎衣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牌势”、“跃步势”、“金鸡畔头势”、“埋伏势”等等，这种由日本刀变化而来的长刀，在与倭寇交锋时，发挥了所向披靡的威力。

在优良的日本刀面前，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学习，而一旦中国掌握了这种器具又推广开来，又以中国样式、中国气派征服于“汉文化圈”，立于世界之林，这已成为“汉文化圈”中的一个规律，即人们常说的反馈与反反馈。

宋代真宗时期(998～1022)，中国从越南中部广南一带，引入耐旱的只需60天就能成熟的占城稻，浙江一带就以“占城早”、“六十日”而传扬，以至很长时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早熟水稻是受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影响，可史实上这种早熟稻的源头，是从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传到越南的，又由越南再传回到中国。

篇(3)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2页)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③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篇(4)

[关键词]两汉时期;名人文化;科技文化;艺术文化;想政治文化;社会民俗文化

南阳汉代文化通过各种遗物和遗迹，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光照后世的名人文化

两汉时期在南阳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如著名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张衡，是一位博学多才并在多方面都有卓著成就的人。在天文学和地震学方面，他制作了浑天仪，并创立了“浑天说”，成为古天文学理论中与“盖天说”对立的新学说，具有较大的科学进步意义;他所发明创造的地动仪，在当时对地震进行的精确测定中就显示出了高超的科学水平;他还专心研究阴阳变化，精通天文历算，完成有《灵宪》、《算周论》、《浑天仪图注》等著作。

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生于东汉末期，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成为祖国医学宝库的灿烂巨著。此书首创辩证论治的理论，并将理论方药融为一体，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基础，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对祖国医学和世界医学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书经后人整理编成《伤寒论》和《会匮要略》，至今仍是中医学的经典。

诸葛亮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那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成为人们景仰的典范。诸葛亮一生有十年时间是在南阳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积累了知识，锤炼了才干，为日后从事政治军事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经刘备三顾茅庐而出山，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历史名人构成了南阳汉文化中独具风彩的名人文化。

二、享誉古今的科技文化

在南阳汉代科技文化方面，除了张衡在古天文和地震学，张仲景在中医学等学科引领世界外，还有很多引入注目的科技成果。南阳汉画像石中有一些准确的天文图像，如北斗星、勾陈星、慧星、四宫二十八宿中的部分星宿等。

南阳市北关瓦房庄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冶铁遗迹和遗物。发现模和范近四十种。锻制和铸制铁器达二十五种以上，包含了当时使用的各种工具。据专家考证，在南阳汉代瓦房庄冶铁遗址中发现的热鼓风技术等五项均为当时世界之最。

南阳市北郊的独山盛产玉，汉代已经进行开采，玉雕业亦有相当水平。在独山南面发现了汉代“玉街”遗址，是当时加工和销售玉质工艺品的地方。张衡在《南都赋》中写到“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隋珠夜光”，说明加工出的玉器珍品价值很高。

三、内涵丰富的艺术文化

南阳密布着汉代的各类墓葬，南阳汉墓出土文物所反映的人文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厚，将汉代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思想意识、生活习俗、艺术水平等在当代人的面前。

久负盛名的汉画像石，以独特的雕刻艺术手段，几乎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在厚重的青石块上，以浅浮雕为主要手法所表现出的汉代礼仪制度、乐舞、杂技、戏曲、。神话等等，吸引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界学者争相观摩。学者们称其为“石上诗史”、“砖上春秋”。

南阳出土的汉代石雕有天禄、辟邪、虎头、卧羊、鹿、猪、獬等，造型奇特美观，其奔放苍劲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南阳汉代石雕艺术的水平。在建筑艺术上，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可看出住宅建筑有单檐四阿式、重檐四阿式、高层建筑、干闲式、平民住宅等。

四、活跃的思想政治文化

两汉南阳诸家思想云集。西汉南阳法学之士中著名的有张释之、杜周、杜延等，多任职廷尉、御史丈夫等司法之官，以尚严法闻名于世。刘秀官僚集团中，刘演、刘秀、刘嘉、邓禹、阴识等人都游学京师，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成为一批精通儒学之士。南阳人研究儒家经典并且著书立说，如刘睦广结名儒，撰《春秋旨意终始论》，谢该精通《左氏春秋》，撰《谢氏释力》。

两汉之际，南阳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在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阳的外戚集团控制东汉政权时间较长，出现了光烈阴皇后、灵帝何皇后五位皇后参政议政达81年之久的局面，对东汉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阳人的为政清廉，广推教化，造福人民，促进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稳定了东汉政权。任延、宋均、左雄、邓晨、张衡等人或任职郡守，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兴办学校;或任职中央，忠心辅政，为皇帝出谋献策，指陈朝政得失，参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可以说，南阳人是东汉政权的政治支柱。

五、丰富多彩的社会民俗文化

汉代南阳，民风朴实，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张衡描述南阳人说“且其君子，弘懿明壑，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与时抑扬”。说明南阳人品德高尚，为世人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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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语言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则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而，翻译就不只是对两种语言进行相互转换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过程。本文从地域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来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翻译所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英汉文化差异 翻译 影响

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工具，也是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语言只有在对某种文化进行反映时，它才具备一种实际的意义。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在社会环境、民族心理、、民风习俗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因素都会对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使一个国家与民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语言体系。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它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英汉两个民族也是一样的。日常生活中，在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与观察以及表达方式方面，人们往往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因此我们说，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翻译不只是单纯的对语言进行一种置换，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传递文化内涵的功能。美国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曾指出，文化对于习语和词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不能对语言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那么人们将不能恰当的理解任何文本。包惠南也曾经指出，翻译不只是要实现语言表层指称意义上的转换，它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移植与沟通。尽管这些学者各自的语言表述不同，但他们都注意到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性。随着文化与翻译关联性的日益增强，在翻译过程中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对等”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本文从地域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为切入点，通过实例分析来阐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翻译所造成的影响。

一、英汉文化的差异

1地理环境的差异

我们都知道，语言的产生是和人们的生活及生产劳动密切相连，由于英国人是生活在沿海地域，和大海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英国语言中有许多是和海以及水有关的表述。中国人则世代都是在土地上进行耕作，和农业生产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的语言多是和农耕文化相连。例如，汉语里经常用“疾风知劲草”来描述恶劣的环境能够考验一个人忍耐力的良好与否，而英语中则是这样的表述：“A good polite is not known when the sea is calm and the water is faire”。汉语中的“未雨绸缪”指的是在下雨前要把房子修好，意指要提前做好准备;而英语则是用“it is mend your sail when it is fine weather.”来表达同样的含义。汉语中用“进退维谷”来表示人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而英语则是用“it is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来表述同样的意思。 汉语中形容一个人花钱浪费就用“挥金如土”来表示，而英语则是“it is spend money like water.”。和汉语中的“树倒猢孙散”相对应的英语是“All the rats desert the sinking ship.”这些都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英汉语言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差异。

2风俗习惯差异

风俗习惯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较长的时间中所形成和流行的礼节、行为、社会风尚以及生活方式。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各自地域气候和环境的不同，他们各自的风俗习惯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相同的事物，不同国家和民族往往都是用各自的语言来进行表达的，这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障碍。在中西方文化中因为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导致同一语言含义不同的情形非常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人们对狗的态度上。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们最为忠诚的朋友，人们都非常赞赏狗的许多品质，比如勇敢、聪明、忠诚、可信赖等。狗是主人最为得力的生活伙伴和好帮手，他们为主人看家，跟随主人一起打猎。英语中有许多的关于狗的习语，比如： a dog like affection（忠实的爱），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时），gay dog（快乐的人），be top dog（处于支配地位）， dog does not eat dog（同类不相残），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有功者应该受奖）， 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这些习语都是褒义性的。但是在汉语中人们经常说的是“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狗尾续貂、摇尾乞怜、狐朋狗友、狗眼看人低、狼心狗肺”等，都是带有贬义性的。因此，我们在翻译这些习语时必须要注意语言中所包含的感彩。倘若我们把“痛打落水狗”翻译成beat a dog into the water，把“丧家之犬”翻译成a homeless or stray dog的话，就无法使人很好的理解其中的涵义，无法表现出那种痛恨的感彩，反而会让人对狗产生同情，这样就容易造成误解。

3差异

由于的不同，习语的使用也有其各自的特点。中国的习语中有很多是和道教及佛教有关的。例如：临时抱佛脚、顶礼膜拜、借花献佛、普度终身、立地成佛、佛法无边、五体投地等，都是和佛教有关的习语。还有的是和道教有关的，例如：灵丹妙药、回光返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脱胎换骨等。西方国家大都信奉基督教，因此他们的很多习语都是和上帝有关的：Go to hell（下地狱）、C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Make a god of somebody（盲目崇拜某人）、in the lap of the gods（难以预料）、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家徒四壁）、put the fear of god into somebody（使某人非常害怕）、God sends fortune to fools（傻人有傻福）等。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望子成龙”，不能将其直接翻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 a dragon，英语读者往往会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在西方的神话习俗中，龙是一个能喷火的非常狂暴的怪物，是一个带有贬义性的词语。但在中国的神话中，龙则是一个神圣崇高的神兽，在古代是皇权的象征，皇自称自己是真龙天子，之后龙就演变为了一种民族精神，中国人通常都以龙的传人为荣。因此，“望子成龙”表达的是父母希望孩子能够成才的意思。

4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差异

中国的汉字大多数都是象形字，所以，中国人通常是比较善于形象思维，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抽象的概念中国人习惯使用具体的事物来进行表达。而西方国家正相反，西方人习惯抽象思维，他们喜欢使用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具体的事物。因此，由于不同的思维方式，英汉习语的表达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西方国家信奉的是独立自由的个人主义思想，他们的很多习语都体现出了这种观念：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自己分内的事）、look after number one（照顾好自己）、paddle your own canoe（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等。而我们中国则是强调集体主义思想：万众一心、众志成诚、孤掌难鸣、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力断金等。此外，中国人通常是重义轻利，比如：舍生取义、大仁大义、视死如归等。但西方国家更加强调的是个体的利益，比如：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一鸟在手胜于两鸟在林）、Everyone for himself but god for us a11（人人自顾，上帝顾人）。

二、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不只是对两种语言进行形式上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兼容与渗透。因此，为了准确的传达出文化信息，翻译者就必须要注意采用一些翻译方法。

1直译

直译指的是根据原来的结构与意义直接将源语的词句转译为译语的词句，也就是使源语能够在保持自身的形式同时不使自身的意义失真。这种翻译方法可以让源语的民族色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也可以使译语读者接触到大量的异族文化，进而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条条大路通罗马”等，都是由英语直译过来而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习语。又如，把“挥金如土”翻译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y”，就要比选择现成的英语成语“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要好，这样既可以不影响对于原文涵义的理解，又可以保留汉语自身的特点。总之，直译注重忠实于原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都尽可能的追求“信”，不过这绝不是说要在翻译中单纯的进行机械的形式上的转换。直译能够使原文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巧妙的手法以及独特的民族风格得到保留，特别适合于那些仅为某个民族所独有的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词语。

2意译

倘若直译不能完全体现出原作的风格或者是导致了目的语读者理解的障碍，这时就必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意译指的是把其他民族语言中没有等值物的词语根据汉语的构词成分以及构词方法来进行仿照。比如把“hold a wolf by ears”翻译为“骑虎难下”;将“as thick as thieves”翻译为“亲密无间”;把“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翻译为“本末倒置”。反之，将汉语中的“糟糠之妻”翻译为“the wife who shared her husband's hardships”;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翻译为“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abilities”等，这些都是运用的意译法。与直译相比的话，意译通常更加注重整体意义，使译文流畅自然，而对于细节比较忽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直译与意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形合”与“意合”的关系。

3音译

音译适合于一些专有名词（人名与地名等）以及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在音译里，汉字不再进行表意的功能，而是只表音。例如“Beatles”是流行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一支英国的吉他乐队，音译为汉语是“披头士”，从这个词我们便可以想象到这个乐队的整体形象与风貌。又如“cod”音译为汉语是“酷”。这个“酷”字就将当下年轻人追求前卫与新潮以及与众不同的个性精神传达的淋漓尽致。

4信息的增删

因为英语与汉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双语进行转换的过程中，有时为了使源语和译入语的表达在概念上达到一致，译者往往要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当的变通。这种“变通”就表现为对信息进行的增加和删减。比如，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翻译为汉语则是，这是一个隆盛之世，但也是一个衰微之世;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新纪元，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新纪元。在译文中，译者增加了3个“但也是”，这样就可以准确的反映出原文中所描述的矛盾与对比，倘若不做这种增加的话，那么上下文就无法实现良好的衔接，也无法体现出源语的风格。

三、结语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其中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也不同，因而它们在表达方式上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想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翻译者不只是要具有对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以及领悟能力，还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要努力让自己具备原作者所具有的意境与感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还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灵活采用多样的翻译方法，尽可能让译文传神和达意，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婕.英汉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才智，2011（29）.

[2]杨小勇.浅析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因素[J].疯狂英语，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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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巩坚.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英汉互译中的语用失误[J].科技信息，2011（30）.

篇(6)

慕名已久，终于在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与这位性情中人谋面。穿着印有“字在”Logo的黑T恤，面对一拨接一拨的参观者，刘美松一脸笑容、满头大汗。他用手触摸着铅字印刷的书感叹：“活字印刷出来的文字有着凹凸不平的纹路，可以摸得到，就像摸到文字的骨骼，那是文化的脉络。”

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他诗人的身份。而此时的刘美松，角色不是诗人，也不是某印刷企业的老总，作为“字在”活字工坊的创办人，他已变身为一位推广与传播中国活字印刷文化的使者。

文博会上的第一名

今年，深圳文博会恰逢第十届，规模宏大、热闹非凡，人气最为爆棚的展位就属位于2号馆的“字在”活字工坊。

背景墙由一个个五彩的活字设计而成，营造出厚重、悠远的人文气息。展架上陈列着九万枚横跨千年历史的泥、锡、木、铅、铜、瓷等各时期各类活字。玻璃柜里展示着由活字衍生出的各种创意文化产品，比如活字镇纸、活字U盘、活字项链，就连待客的座位也设计成了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活字”凳。展台上空悬挂着“字在中国，致敬活字”八个大字，一语道破展示的主题。

十来个年轻人在刘美松的带领下，热情地向参观者演示如何通过微信互动“解码”，在9万枚活字中轻松找到自己的名字，如何排列组合、蘸上墨汁，将自己的名字印在纸上。刘美松不时亲自上阵，向观众演示活字印刷，并将自己印制的《心经》赠送观众。

从开馆到闭馆，“字在”工坊总是被一拨拨人潮围得水泄不通，无论是老者还是年轻人，都对这古老而又现代的活字创意展充满了兴趣。为了吸引小朋友对活字印刷的关注，刘美松还在展览过程中，设计了“活字与唐诗”互动体验环节，让现场的小朋友用20个六面色彩各异的木活字儿童方枕摆出经典唐诗。

寓教于乐的方式令活字印刷的知识很自然地扎根在了孩子们的心中。看着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刘美松愉快地说道：“我们从小教给孩子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从来都是停留在书本上，孩子甚至都没有见过。我想做的是把立体的东西传播给孩子，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求给孩子赚多少钱，而是存一些精神食粮。”

来自台湾的《汉声》杂志创办人、民间文化保护者及推动者黄永松看了“字在”展区后大加赞赏，向刘美松竖起大拇指，“你们是这届文博会的第一名。”某全国政协委员当场表示要写个保护汉字的提案，并称赞“字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为收藏不惜抵押房子

文博会结束那天，刘美松大醉一场。短短5天的展会，浓缩了他5年的蛰伏与探索。

刘美松说收藏铅字印刷的念头产生于2009年，有一次在某书吧跟朋友聊天，大家感叹随着激光照排的普及，铅字印刷被淘汰，慢慢消失掉了，很可惜。以后跟孩子们讲古代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或许都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美松本身是做印刷的，觉得自己可以做点抢救性的工作。

刘美松对活字印刷的最初概念来自家乡湖北赤壁的一家印刷厂，年轻时他曾在那里实习。于是他马上联系收购那家印刷厂的友人，友人回答对不起，那些铅字已经进了废品回收站，在回到铅锌矿厂熔解后，如今的新用途很可能是打猎用的铅弹。

“活字传承的是文化，如今变成了武器和伤害。”刘美松说他很心痛，继续托关系四处打听寻找，终于，在赤壁的城北印刷厂，他收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铅”，“那批铅字的准确重量是826公斤。”这数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你还要不要放铅字的字架？”交易完成后对方随口一问，“当然要！”

那更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场景――待刘美松按照对方提供的线索，找到收购了字架用来当柴火烧的一间小豆腐坊时，那些字架几乎已经全被烧成了炭灰，他捡起灶边只剩一角的一小条字架，感慨万千。

刘美松意识到：自己必须加快速度。所以2010年在他践行的“诚信百天走天下”过程中，他暗地里也在全国各地打听铅字印刷的机器。在浙江他直接把GPS定位到瑞安平阳坑，因为他知道那里的木活字印刷有着悠久的历史，堪称远古印刷术的活化石。

“瑞安至今尚有近百人仍专门从事活字印刷，还有七八位能拿下印刷全套程序的传承人。”在木活字之乡瑞安，刘美松在一个传承人的家中邂逅了一套光绪年间流传下来用于印制家谱的木活字，共计有100000余枚。刘美松想把这套珍贵的雕版收入囊中，但传承人并不愿意割爱。后来当此人了解到刘美松真正是一位想将活字印刷保存下去的收藏者后，终于决定拱手相让，把这套珍贵的木活字交由刘美松收藏。

在东北齐齐哈尔，刘美松还发现了十几套字模、两台铸字机还有几吨铅字，当时他身无分文，跟对方砍好价后，派朋友前去收购。雇了车花了3天2夜，从东北将这些老古董运回赤壁。这是他的收藏中第一次有字模、铸字机。要知道，铅字是通过铸字机铸造出来的，如果说以前收藏的只是单个的成品的话，现在他的收藏里终于有了出产成品的机器，这意味着他的收藏中有了再生产的延续性。

刘美松前后走访了全国各地20多家印刷厂，投入了近千万元，把已经 所剩不多的活字及机器都买了下来，遇到资金短缺，他甚至一度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为了收藏这几百万枚的活字、20余台铸字机以及各种印刷机及辅助设备，他还在老家专门买了一个基地，并且雇佣了工人维修、铸造和养护这些铅字。

让活字“活”在当代

2012年5月，铸字机器修复好了，终于可以出字了。刘美松说，每咔嚓一声，就意味着一个字模出笼了，听到原始机械的咔嚓声，很舒服。

机声轰轰，已被废弃的铅字印刷体系在古老的赤壁，绝地重生。七个员工的任务是铸字，排版，做一些印数极少的书。“铅字印刷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大，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拿到一本书。它的转换价值几乎是没有。它存活的意义在于可以把印刷史的脉络建立起来。”这是刘美松最初的想法。

有一天，他发现收藏苗文化的朋友把苗绣转化为了各种现代产品。于是，苗族绣娘的手艺也因为有了商业与市场的支撑，而得到了可持续的传承，这给了刘美松很大启发。2013年上半年，刘美松决定将活字收藏进行转换。

“收藏是最直接的也是最笨的，投入很多，可以让富人变成穷人。然而不做转换，这些活字依然只是冰冷僵硬躺在博物馆的物证，而不会真正活起来。”他力邀好朋友、知名设计师韩湛宁一起，开始进行产品的研发，希望将活字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应用到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箱包饰品等多方面。

后来，刘美松专程去了一趟台湾，参观、拜访了台湾最后一家铸字行――日星铸字行，与负责人张介冠一番交流后，刘美松觉得收藏活字这事做对了。回来后，他注册了“字在”品牌，尝试着把脑子里无数的念头落地开花。

今年4月，在深圳龙岗奔驰4S店里，一间名为“字在”的活字工坊正式开幕。古老的活字与创意的衍生品陈列其间，交相呼应，浓浓的人文气息中流露出时尚科技的光芒。拾起一枚光绪年间木活字拓片版制成百家姓原子印，轻轻一按，充满古典意韵的汉字跃然纸上。

“中国活字在今天的再现，不单是文明物证的聚合，也旨在捡拾逝去的文字灵魂，同时，让人们有机会触摸到汉字文化骨骼。”在开幕典礼上，刘美松说，“历史的车轮永不可逆转，我们所做的事情并非是为了让活字印刷能够从幕后走向前台，而真正想做的是，保存历史进程中的点滴物证，致敬文明进程中的光彩一脉。”刘美松认为，传统手艺活下来最终要靠商业引导带动，真正的收藏绝不仅仅是藏在家里，而应该通过转换和传播最终落脚到分享，要让更多人了解活字印刷，教育宣传与产业推动得双管齐下。

篇(7)

春秋战国时期，彭城为宋邑，徐国国都、楚国国都；秦汉之际，西楚霸王项羽建都彭城。徐州素有“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称誉，历史上曾出现有11位徐州籍皇帝。从这里走出的布衣皇帝汉高祖刘邦则一统天下，开创了历史上辉煌的汉王朝。徐州还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三朝封国的国都，长达500多年。东汉末年，曹操迁徐州刺史治彭城，始称徐州。

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构成了徐州两汉文化的“三绝”。

两汉四百年间，徐州共有十三位楚王、五个彭城王、四位下邳王嬗递。这些国王的陵墓犹如地下宫殿般的华丽，完整地表现了汉代高超的建筑工艺；狮子山兵马俑是第二代楚王刘郢的陵墓护卫军阵，不仅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对于研究汉代社会性生活、丧葬制度、军制战阵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徐州是中国汉画像石的集中分布地之一，汉画像石雕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同苏州园林、南京六朝陵墓石雕，并称为“江苏文物三宝”。

“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徐州两汉文化景观中还有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胜迹，诸如戏马台、燕子楼、泗水亭、霸王楼、歌风台、拔剑泉、子房祠、王陵母墓等，每处景点，都有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所有这些，又为徐州的历史文化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徐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位历史学家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上这样说：“像徐州这样的城市，荟萃两汉文化如此丰盛的内容，在中国的历史名城中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