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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基础历史教育 历史学本科师范生 科研能力 培养模式
师范教育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是谋求基础教育的发展。高师教育首先要强化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观念,形成适应、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强烈意识,设计未来教师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培养“研究型”教师,提高其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精神。探讨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是对基础历史教育改革的响应研究。
一、基础历史教育的学科特点
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对初中历史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
教育部于2003年4月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规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2]
按照这一基本性质的要求,分析中学历史课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中学历史课是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
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因此中学历史课的设置一定要符合这一要求。通过历史学习,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弘扬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历史课程资源丰富多样,包括以历史教科书为核心的历史教材、历史教师、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家庭、社区、历史遗存、互联网。
其中历史教师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教师素质状况决定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范围和程度。在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
(三)历史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一定要符合基础历史教育的这些特性。在教学实践中,结合基础历史教育的特性,把培养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融于教学的每一环节,科学地分析每一教学环节对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作用,并使其规范化。
二、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模式
科研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美国著名教育管理学家霍伊(Hoy,Wayne,K)说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理论,理论是抽象的、普遍的解释,不存在严格的正确和错误,但是很有用[3]。从适应基础历史教育的特性出发,经过多年实践,我们把历史学本科师范生科研能力培养分成四大部分。
(一)专业基础课程板块。
这是传统的教学板块,也是师范教育最基本、最重要的板块。在这个板块中主要通过教师科研成果向课程渗透、转化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老师主要采取讲授的方式,在把知识传承给学生的同时,也把科研基本思想和方法等基本的科研素养传递给同学,并让学生了解学术界的新发展、新发现,以及有待研究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精神。
在这个板块里对学生科研能力培养首先需要教师重构教育理念。教育理念的重构,主要是指对教育活动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观念。既包括对教育教学目标的重新确定,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以及师生关系的重新定位问题。单纯的以传递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大学,与高师院校承担培养优秀中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差之甚远,也背离基础历史教育的特性。
高师院校本科生教学应该是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对已有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反思和批判的过程。这种转变也适应了知识观的变化:知识不是普遍适用的,其真理性是在一定境遇中存在的。英国科学哲学波普尔就曾指出,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包括科学知识在实质上都是“猜测性的知识”,没有一种知识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获得,科学知识所谓的“终极的解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在专业基础课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课程内容具有开放性与前瞻性。
第二,教学内容设计方面注重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如:在世界史教学中,以全球史观的通史为框架,辅以多个专题内容的拓展对通史予以支撑,把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教学内容的设计,解决了近些年来困扰专业基础课教师的一个难题:师范教育中专业课课时少的问题。
第三,在教学手段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并辅以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加大了讲授的含量和信息量。实践中我院历史学专业目前已完成本课程的多媒体单机课件和网络课件制作,并在教学中加以运用,效果反映良好。
第四,改革考试方法和评分标准,将单一的书面闭卷考试方式改为从理论、实践、创新思维和表达能力等多方面考核学生学习成效的多样化考试形式。逐步使笔试和口试相结合,必做和选做相结合。[4]
教师职业生活的最基本构成是教师对教材的选择、对课堂教学行为的设计与操作,以及对教学效果的评估等。通过以上几点,教师在系统介绍本学科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将最新的、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课堂,引发学生的讨论和质疑,建立新思维,形成新的观点和理论,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将学生引入到由已知到未知并对未知进行探索的过程中。
(二)选修课与讲座模块。
以讲授、专题讨论、课程小论文并重。
讲授更多地渗透学科前沿、发展动态、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等,激发学生进行开拓创新。
专题讨论主要通过资料收集、独立思索、讨论发言、讲评等培养与训练学生内在的科研能力。每门选修课教师组织2―4次专题讨论课,其模式是教师提出实践性题目,学生分组查阅文献资料、分析与讨论、确立观点与证据、代表发言,其他学生提问、教师点评。通过自身实践和师生、同学间的交流互动,能力得到了训练。
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在我院的人才培养中占重要地位,80%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会结合课程讲授内容而布置课程论文,以对课程内容灵活掌握和应用水平的检验为主要目的。
这个模块一般以我们当地的历史资源研究为主,选题有趣易行,从而得到原始资料收集、文献查询与阅读、分析与归纳等方面能力的训练。例如:依托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中心及卧龙文化书院,举办《南阳汉画平面感的形成》、《汉画神树信仰》、《汉画中的鸟文化》及《汉画中螺女神话原型分析》等系列讲座。在黄培贤、崔鉴平有奖征文比赛中,每届都能收到学生论文20余篇,其中获奖论文《浅谈南阳汉画生产活动题材稀缺的原因》、《学术文化接力――中国古代书院传统管窥》和《从汉画看汉代孝文化》,在河南省大学生挑战杯中获奖。
在本模块的训练中,首先强化基础教育所需的基础课程和基本功训练,如与中学教育密切相关的阅读与写作、书法、演讲、教师口语、教学设计等课程,以及相关的教学技能训练。其次增设文化素质课程以及能反映最新前沿成果的专题和讲座,将科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引入本科教学之中,由高水平的学术带动和促进高水平的教学。最后“电脑应用基础”、“电脑写作”、“电脑网络信息检索”等课程应成为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利用各种信息库,去进行知识检索和问题研究,在宽广的知识空间中去建构富于个性的、最优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素质。
(三)专业实习模块。
专业实习部分是以理论联系实践为目的,锻炼学生获取原始资料与信息的能力。实际中的观察力和洞察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这一模块训练的重点。例如,学生在洛阳考察过程中,指导教师结合所学知识让学生观察并思考龙门石窟的历史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并把它整理成。
(四)论文与研究项目模块。
论文与研究项目部分是以提高科学研究为主要目标,包括专题论文、毕业论文、参与项目。以每年省大学生科技作品竞赛为依托,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要求学生从原始工作入手,收集资料、信息,发现问题,用创新思想与方法解决问题,使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快速提高。近年来,为了适应大学教学的需要,加强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我校科研部门专门辟出一个校级科研项目类型“STP”项目,即教师申报该项目必须有在校学生参加,结项时必须有学生发表的论文。鼓励大学生尽早从事一些科研活动,尽快与教师的科研相结合,在教师的带动下,早出成绩,加快培养人才的步伐。我院目前已成功申请STP项目8项,有20余名学生参与。学生通过接触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与教授的接触,不仅可以检验课堂所学知识和技能训练,学习和了解科研方法与思维,训练科研能力,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科学家治学精神与风范的熏陶。
三、结语
高师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我们通过对历史学科特点、人才培养诸环节的特征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历史学人才科研能力培养模式,即专业基础课程板块、选修课与讲座模块、专业实习模块、论文与研究项目模块四组模块模式。学生进行多种培养模块的训练,系统掌握历史学知识与特性,从而获得多层面科研能力的锻炼,逐步成长为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美]韦恩.K.霍伊(Wayne K.Hoy),塞西尔.G.米斯克尔(Cecil G.Miskel)著.范国睿主译.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
[关键词]高校;“西方文化概论”;史料;历史学
“西方文化概论”在国内高校中大多被列为文科,尤其是历史、中文、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授课还是听课都有相当难度。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课思路,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部分作为代表来讲解,通过以小见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根据课程学时的安排,共分为12个主题,分别是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希腊罗马的婚姻与家庭、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运动、图像与历史、美国电影与美国文化、欧美国家的慈善事业与基督教文化、结语。在国内的很多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授课工作大多是由文学、哲学学科背景出身的教师来承担。由于笔者是史学背景出身,同时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因此希望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史学色彩,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论著及论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以及史料应用水平。同时,通过研读这些材料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课程中文献资料的引入
文献资料向来是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大量引入当时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献资料,可以令学生正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等内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化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应用尤为重要。在进行“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专题的讲解过程中,笔者尝试引入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在“绪论”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1]239。由此,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何为西方”。通过希罗多德的描述,让学生了解到最早划分出东方与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绘的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在“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这两大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大量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讲授罗马法之时,笔者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中两段有关女性地位及财产的条文,“如果任何人与一个女孩订立婚约并且未能在两年内实现这一婚约的话,并且如果女孩在这一时间已经过去后改而嫁给其他人的话,不应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归罪于她诈骗,并且也不能允许她的婚姻誓言归于无效”[2]67。“如果一个女儿从其家父处接受了一笔嫁资并随后结婚的话,如果其家父未立遗嘱而去世的话,如果她希望与其兄弟一同继承的话,她应被要求将其嫁资与其家父的田产合并,然后她就能成为共同继承人与其兄弟分割遗产。”[2]82通过这两段法典条文的引入,让学生了解到罗马法对于女性权益较为保护,同时也较为强调对本家族遗产的保护。在“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等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则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十日谈》。笔者在讲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典雅爱情观念的时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话:“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欢乐与幸福!如果说这话不中我的下怀,那我准是在说谎。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声甜美的:您是属于我的。”[3]9这段话隐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亚美达的情景。从《痴情的菲亚美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对于心爱的贵妇人的爱,一种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备婚外恋性质的单恋,一种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典雅爱情一脉相承的爱情观。我们发现,但丁、薄伽丘等文学巨匠笔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通过巨匠的名作化为不朽。引入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为准确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同时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运用史料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
对于很多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的文献资料,高校历史学本科学生把握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除了文献的引入外,笔者还引用了大量的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对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论著和论文为主,将它们作为补充。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布林顿的《西洋文化史》、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朱伟奇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爱情”专题的讲授为例,笔者引入了布林顿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关于典雅爱情的定义:“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贵起来……骑士精神也将的冲动升华作精神上的爱慕。”[4]186并且分析了这一定义中的两个重要词语“衰退”“高贵”。“衰退”指出了雅典爱情出现的时间,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贵”是典雅爱情的作用。此外,笔者还引入了威尔•杜兰的一段话:“有两种影响力缓和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发扬,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战的血气之勇。”[5]452同时,分析了威尔•杜兰这段话所指出的贵妇人在骑士精神特征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纪存在于贵妇人和骑士之间这一神秘爱情的基本情况。在“黑死病的文化影响”中,在讲述黑死病来源的不同说法时,笔者引用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而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6]97通过这样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到从古至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通过引入相关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作为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内容的视角,同时,也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三、小结
除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和论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笔者还引入了部分考古证据、影像资料、印章等史料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支撑。在授课对象主要为历史学本科学生的课程中,进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在这门课程结束之后,从学生所提交的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的情况看,这门课程所选择的十二个专题不仅激起了很多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努力在对相关史料的研读与分析中,试图就其中的某个感兴趣的论题进行独立的分析并撰写论文。
参考文献:
[1]希罗多德.历史(上册)[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痴情的菲亚美达[M].陈才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赵林.神旨的召唤———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5]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四卷)[M].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1.读书小组的成立过程。武汉人学历史学本科专业按人类招生,每年招生人数一百人左右,一年级上学期为大班教学,至一年级下学期,按照个人兴趣分为三个小班,即历史学基地班、考古学班、世界历史实验班。其中历史学基地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历史,2009级历史学基地班共有四十名同学。自2010年秋季(大二上学期)开始,以中国历史的发展时段为标准,我们将全班同学划分为四个小组(也有一位同学参加数个读书小组的情况),即先秦秦汉史读书小组、魏晋隋唐史读书小组、宋元明清史读书小组、近现代史读书小组,分别联系相关的指导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读书活动。另外,每个小组指定一人为组长,负责具体事宜,包括本小组成员的召集、阅读材料的复印分发、读书活动时间地点的确定、以及与指导老师的联系等。
2.阅读内容与活动程序。以先秦秦汉小组为例,2011年共开展十五次活动,除去假期和期末考试时间,基本上每两周一次。阅读的内容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定,主要包括《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汉书•食货志》、《汉书•艺文志》、《资治通鉴》秦汉部分、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等,基本上都是原始史料,甚至还包括新公布的出土文献。每次阅读之前,小组成员先进行预读,并记录下有疑问之处。每次的读书活动大约持续三个小时。首先由指导老师对文献本身作简要介绍,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然后由组员按照顺序逐字逐句阅读,每次由一位组员导读、解释,其他组员遇到问题随时提出,共同讨论;文献通读完成后,就文献涉及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讨论。组员若有感兴趣或认为需要深入探讨之处,则在读书会后撰写读书笔记,并在后一次读书会开始前交由指导老师评阅、修改。
3.总结与汇报。每次小组活动结束后,各组长撰写总结报告,指出本次活动的收获与不足,并在下一次活动时进行改进。以先秦秦汉小组阅读《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例,总结报告谈到:“本次读书会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秦始皇的成长与秦的宫廷斗争;秦国统一六国的的路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政策。此次阅读主要在秦始皇所立刻石铭文上花费的时间比较多,老师为我们分析了秦在统一战争时所经过的路线以及秦始皇巡游的路线,并指出释读秦刻石时的一些误读,告诉我们虽然司马迁将这些资料写入《史记》中,但是这些材料多半是歌功功德之语,以后阅读刻石资料时应该谨慎使用。[2]每学期期末,各组长将本学期的报告汇总,班主任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并对下个学期的活动作统一规划。如2010-2011年下学期读书会结束后,一位小组长的报告中说:“经过本学期的学习,我们感觉到自我的学习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通过读书过程中的探讨,学会了在讨论中发掘深层问题。同时,在运用史料方面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我们感觉自我的古文功底仍然十分薄弱,对于原始史料的阅读量不够,这是我们小组成员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经过小组的讨论,我们计划在下学期加入对于论文的阅读,了解学术动态与各个史家的治史思想,在阅读传统文献的同时提升分析材料的能力。”[3]由此可见,读书小组的开展对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史料阅读能力的提高颇有助益。同时,在史料的阅读与过程中,学生的史学研究兴趣被激发出来,能够有意识地针对某一学术问题搜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所阅读的史料开展研究,学术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4.经费保障。由于阅读材料多是原始史料,对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本科生来说,购买或复印这些材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负担较重。历史学院主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刘安志教授获知这一情况后,积极向学院争取经费支持,学院领导也十分重视,2011年共为这四个读书小组拨出经费7000元,解决了同学们的后顾之忧。2009级历史学基地班由一位班委和四位小组长共同组成经费管理委员会,规划每一笔开支,确保经费完全用于读书活动的开展。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各读书小组的活动已经走上了正轨且逐渐制度化,在培养学生的史学兴趣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现行的历史学本科专业教育与史学研究之间的错位,效果显著。
二、试行读书小组制度的总结
读书小组制度的实施,调动了本专业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对他们专业能力的提高有着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在以下几个方面成效显著:
1.扩大阅读量,加强专业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众所周知,受到当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各大院校招收的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中,以第一志愿被录取的学生不多,大多数是经过专业调剂后入学的。入学后,学生普遍存在专业信心不强的的现象,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兴趣。读书小组活动的开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立阅读、独立分析、讨论交流的良好机会,不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2.结合读书活动,撰写读书笔记,有利于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如果说上课认真听讲,课后仔细复习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居于被动地位的学习方式的话,那么读书小组活动则是以学生自身为主导的主动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之后,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投身于阅读之中,乐此不疲,当有新的发现、认识之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提笔书写。这些读书笔记虽然略显粗疏稚嫩,却是千里之行的开始,有助于独立的科研活动的开展和科研能力的砺炼。
3.初步明确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向,有利于提前适应研究生专业教育。武汉大学历史学本科专业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至少有一半的学生会被保送攻读研究生,因此要求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具备初步的进行独立史学研究的能力,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通过读书小组的划分和独立、自主的读书活动的开展,不少同学建立了各自的专业兴趣,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向有了初步的认识,能够尽快地适应更高层次的学习要求。
4.加强了与指导老师的联系,有利于师生之间学术沟通,融洽了师生关系。本科新生入学后就会发现大学与高中的不同,学习基本上要靠自我监督,不再是老师的耳提面命;他们同时会感觉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太少,除了上课时间,基本上很少有近距离的接触。老师们则专注各自的科研,有很少会主动地与学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之间关系不免日渐生疏,对学术的传承和学科的发展相当不利。近两年的读书活动在师生之间建立了固定的交流互动机制,同学们在平时的思考、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向老师请教,老师也非常乐意为他们释疑解惑,师生关系在学术沟通中得以融洽。
5.通过组员内部的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利讨论氛围,锻炼了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术的活力在于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砥砺,读书则是一切交流的源泉。读书活动的一个宗旨是带着问题去读,用怀疑的精神去读,除了让学生们形成了研习原始史料的习惯之外,还培养了他们的问题意识、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拓展了学术视野,锻炼了他们的学术敏感性,为史学研究储存了不少后备人才。
三、结语与展望
[关键词]史学概论 逻辑体系 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从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指定参考书的“史学概论”,计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学概论》作者陈光前所预见的那样:“十亿人口的大国,才出版两三种史学概论教材,很难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应当多有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开放。在科学的春天里,史学概论这一品类的鲜花,一定会争相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应该承认,这10年是史学概论繁荣的1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一大亮点。经过研究,我们将11种史学概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理论与方法模式、认识论模式、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学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说略去),并由此建立一个学术坐标予以比较。应该看到,11本史学概论著作出自众人之手,由于史家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职业习惯和教学研究体会,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历程,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史学概论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学术风格,各有各的逻辑体系。还要看到,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研究,不仅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时髦话题,而且也是史学概论学术史上的永恒话题。立足于当下,必须借鉴和反思历史经验。因此,比较他们在史学概论建构中逻辑体系的差异,既有利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起步阶段的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学总结处于学术繁荣时期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经验,规避其时代性、主体性失误,继续把中国特色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工作推向前进。
一、综合模式
还是在当时,就有学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学概论体系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模式特征。因此,这里所说的史学概论体系综合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即史学概论=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的结构体系,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拼盘”,因为史学家在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这种综合模式来建构其史学概论的著作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应该说,这3本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首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简称葛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葛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料和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学史=历史科学概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绪论(修订时增写),总论该书的主旨问题,共7页,占全书(477页)比例为1.47%。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第1章),主要解决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共55页,占全书比例为11.53%,主要包括: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辨析,历史科学在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经验上的主要特点,历史科学的作用,历史科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
第三,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共217页,占全书比例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说明如何搜集和处理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0.48%,主要包括: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简介及其搜集、鉴别、校勘的方法,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学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论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以及欧美史学的发展情况,共11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7%,主要包括:中国史学史概述,欧美史学史概述等。
第六,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第14章,修订时增写),主要介绍国外流行的几种史学方法,共37页,占全书比例为7.76%,主要包括: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葛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重温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即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简称白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白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史学的内部问题(历史观+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史学的外部联系(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
第一,叙论(第1章),总论该书涉及到的历史学基本问题及其编写大意,共30页,占全书(426页)比例为7.04%,包括:历史、史料、史学基本概念辨析,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该书的编写大意等。
第二。史学的内部问题(第2章至第6章),主要论述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等属于史学内部结构的问题,共199页,占全书比例为46.71%,主要包括:历史观――史学的灵魂,主要以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来贯穿论述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学的基础,回顾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历史编纂――史学的成果表达,包括:史书的体裁及编和著、史书的体例、历史写作文字方面的问题。
第三,史学的外部联系,即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着重论述了史学与科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1.74%。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顾和评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和重要问题,共103页,占全书比例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学,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第五,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第10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指明史学发展方向,共44页,占全书比例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强大史学队伍,培养史学人才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白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概述,及对中国史学史脉络的把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应该说起自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现在看来,其初始倡导之功,殊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编著《历史学概论》(简称田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的来说,田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学史+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概论。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第1章),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共21页,占全书(245页)比例为8.57%,主要包括: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等。
第二,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162页,占全书比例为66.12%,主要包括: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里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两种历史观,主要论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及史论关系问题、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阐述经济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的相关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其中在论述阶级分析方法时,特别提到了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
第三,史学史即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第6章),回顾和评述了中外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共46页,占全书比例为18.78%,主要包括:中国的封建史学,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史书的体裁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着重介绍了近代中国新史料的发现和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史学成就:现代史学,主要论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包括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教训。
第四,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绍历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关知识。共16页,占全书比例为6.53%。主要包括:古文献资料及其相关的知识和史学与考古学(实物史料方面)。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田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阐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强调遵循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重点强调了阶级斗争理论与方法。应该注意的是,田本与前述葛本的逻辑主色调虽同为唯物史观,但重点和导向却是不一样的:白本重史观,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田本重方法,强调运用唯物史观,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综合模式的内在逻辑虽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结构”,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体的认识差异,在用笔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因为操作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学者毫不讳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蒋大椿在《建设历史科学概论的有益探索――评介〈历史科学概论〉和〈史学概论〉》一文中就指出,虽然“从着手建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学科来看,两书(笔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两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解决,其中“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科学概论应是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专门学问”。又如,1985年,姜义华在《从(史学要论)到〈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书“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在于这几部著作内容稍嫌庞杂。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想集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史学史于一身,结果,反而使史学概论自身所要专门考察的问题被排挤或淹没了”。[q除了蒋大椿、姜义华指出的问题外,这种综合模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还显得不够紧密,尤其是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于谋求使“史学概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学教学概要和普及历史学学科知识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模式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体系,我们将它简称为理论和方法模式。赵吉惠是这种模式的首倡者,赵著《历史学概论》(简称赵本)是该模式的实践成果。总体看,赵氏“历史学概论”意在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概述历史学及其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因此,其逻辑结构就是:历史学基本问题+理论部分+方法部分=历史学概论。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引言),总论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共19页,占全书(347页)比例为5.48%,主要包括:历史、历史记录、历史学、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概论等基本概念辨析及《历史学概论》一书的主旨论述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意义及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品质。
第二,理论部分(第1章至第8章),着重从理论角度来梳理史学发展历程和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共152页,占全书比例为43.80%,主要包括: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小部分: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中国历史科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关系;三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论述史学研究和编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指导原则;二是搜集、整理、运用史料的方法,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6种.分为5章:三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撰写史学论文的要求与方法)。
应当看到,赵本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建构史学概论体系,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论述重心,这就抓住了史学概论的核心问题,使全书各部分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对于葛本、白本而言,赵本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所囊括内容的比例也更为合理。对此,时人何振东在《从几本(史学概论)看本学科的主要内容》一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与葛本、白本相比,赵本“将有关历史文献、史书的体例,以及中外史学的基本知识,均归纳到《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和《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这两章中”,“叙述时进行纵横交叉,有机结合,这样就显得概而不杂,丰而有序”,这样处理就显得很好。当时对此持肯定性意见的还有徐万发,他在《史学主体与(史学概论)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赵本的处理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整体做比较概括地论述。’它自然而然地调正了‘史料与文献学、编纂学’等学科在史学概论中的位置,又从与理论、方法相关的世界观出发,处理了史学概论与史学史的关系”,全书“自成体系,有另辟蹊径之功”。
三、认识论模式
认识论模式,即以历史研究的主体认识活动为中心来建构史学概论体系,简称认识论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从认识论角度来思考史学概论体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有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虽然如此,但还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无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在所囊括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简称吴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根据吴本“前言”和第1章“绪论”可知,作者试图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关系为主线来展开论述,从而确立史学概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因而作者将由此贯穿起来的内容归纳为: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三大部分。简单地表述吴本的逻辑结构是: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从表面上看,吴本的结构与上面论述的综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内在逻辑则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其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根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定性来说,回答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什么?人类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历史观这个根本问题,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只有唯物史观,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概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阐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不仅包括研究者根据史料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引出科学结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研究者把科学结论写成史学著作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存在着分散、讹误的问题;科学结论的得出,存在着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问题;史学著作作为最终成果,存在着史学观点如何表述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必须掌握搜集、鉴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编写史学论著的方法,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学概论研究的重点。
再次,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家不仅要用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辅助历史研究,而且还要通过史学评论来了解现实对于史学的要求,通过研究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来不断丰富史学概论,因此,这些史学与其他有关科学之间的关系、史学评论、史学的产生以及当今世界上各种史学流派等问题,都可看作是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以此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吴本的史学认识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绪论(第1章),总论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18页,占全书(398页)比例为4.52%。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第3章),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36页,占全书比例为9.04%,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发展)。
第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共40页,占全书比例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综合研究法(将阶级分析法囊括其中),历史比较法,历史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和抽象,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历史主义原则);二是史料和史料学,着重论述了史料学的相关问题,并介绍了处理史料的相关方法;三是历史编纂学,论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表达等史学成果表达的方法问题。
第四,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外史学的发展情况,主要包括:对史学的伟大变革(第2章),重点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第9章),主要述评了梁启超、顾颉刚等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国外近现代史学流派;二是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主要论述了史学和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三是史学评论(第8章),主要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标准、作用问题。
第五,史学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第10章),立足现实变化对史学发展的新要求,论述了史学工作者的修养问题,共14页,占全书比例为3.52%。
从总体上看,吴本建构史学概论体系是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但是从其逻辑进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内容来看,他们并没有紧紧抓住历史认识论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只能说是初步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与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吴本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所构建的“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的逻辑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对此,研究者肖马曾经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吴本的“第一个特点是系统性、逻辑性强。全书共分十章,无论横观、纵观,在内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和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简称姜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其实,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义华就对史学概论体系进行了思考,并撰文论述了他对于史学概论体系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后来大体上体现在他与瞿林东等学者合著的《史学导论》之中。
姜义华在《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丰硕成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构建史学概论体系。他结合现代思维科学的成就,认为“历史研究活动,是一种三级思维活动”,即“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历史实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的获得,大体上得经历‘感性’、‘知性’、‘理性’这样几个必要的阶段”,同时,历史认识活动的这些特性,还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纂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及历史认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在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这些观点,在《史学导论》一书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结合这篇文章,有利于我们理解姜本的逻辑结构。
第一,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引言),论述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3页,占全书(349页)比例为0.86%。
第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绪论),共8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1%,主要包括: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意在论述中外史学由传说到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论述了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历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鉴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就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过程进行总体分析,共63页,占全书比例为18.05%,主要包括: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即主要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三级能动统一结构和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的问题;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同,即主要论述了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和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的问题: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即主要论述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的检验问题。
第四,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论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共57页,占全书比例为16.33%,主要包括:历史事实还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与抉择的方法和史实编次与排列的方法:历史过程分析与解释的方法,主要论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及历史心理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五。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顾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即历史本质追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共45页,占全书比例为12.90%。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第4章),意在论述历史学著作及其内容、形式和要求的问题.共52页,占全书比例为14.90%,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主要论述历史撰述和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问题;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不同要求,主要论述历史撰述中的客观主义、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的问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问题和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的问题。
第七,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第5章),意在论述历史学家的相关问题,共48页,占全书比例为13.7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素养,主要论述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的个体与群体研究;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综上,虽然姜本与姜义华最初在论文中表露的设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体现的史学概论体系的主旨与姜义华早先的设想还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著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力图以历史认识论为主线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还通过这一逻辑关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了较强的逻辑联系,使全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还要指出的是,后来姜本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但是,对比三个版本来看,全书的史学概论体系框架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正如赵梅春在评论2003年的修订本时所指出的,“全书各章以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将历史认识、史学方法、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几个必要环节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赵文的评论比较如实地勾勒出姜本的亮点和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是一条原则和常识,因此,姜著同类似著作的明显差异是,不再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大费笔墨。
四、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所谓历史学理论体系模式,是指部分学者从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角度出发,把史学概论作为建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设想,但在当时将其付诸实践的却只有李振宏所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史学理论探索勇气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发表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一文基础上,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进一步提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者构成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观点,即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它把人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存在’去研究,弄清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回答‘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规定整个史学认识活动的方向和任务,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起指导作用;历史认识论,是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反思的理论产物,它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即要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是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活动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的研究,它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的结构体系,安排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逻辑体系。
第一,绪论,总论该书的写作主旨,共8页,占全书(447页)比例为1.79%。
第二,史学本体论(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意在对史学本体进行整体性和理论性认识,共144页,占全书比例为32.21%,主要包括:历史是什么,主要论述了历史的定义、人类历史活动的特征、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争议等问题;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主要介绍了通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评论等等历史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并进一步论述了诸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着重论述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的关系问题,意在加以借鉴;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即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即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历史认识论(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关问题,意在加强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主体问题的重视,共116页,占全书比例为25.9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要论述了主体意识的结构、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渗透、主体意识的社会性、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等问题;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主要从历史认识角度论述了历史存在、历史客体、史料客体的相关问题及后二者对主体的影响;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着重论述了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历史认识的检验。
第四,史学方法论(第13章至第20章),主要论述了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意在为取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共179页,占全书比例为40.05%,主要包括:相互作用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史料的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1]曹家齐,潘丽.中国古代史课堂教学方法谈[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4):86~88.
[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关键词 多元化 Seminar 历史教学 研究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1.044
“教”与“学”是矛盾的统一体,在我国当前提倡教学改革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以“教”为主的课堂,转变为以“学”为主的课堂,这也是时代对“研究性”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1 Seminar在中外本科教学中的现状
“Seminar”一词来源于德语,中译为“习明纳尔”,意为“学术讨论课”或“研讨班”。这种教学模式指的是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组成研究小组,就某一专题定期集中在一起展开研讨的教学模式,它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当前我国本科历史教学中凸显的问题有三:第一,将教学视为知识传授,忽略了对未来历史研究者科研素质的培养。第二,以教师为主体,不考虑课堂上学生的自主学习;或是停留在一问一答的浅层次认知活动上。第三,教学评价方式较为单一,期末成绩占据学生总成绩的主要部分。
2 Seminar在三所院校的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所取样的三所院校都是部级高校,侧重文科。其中,A大学为“985”院校,历史学科研究实力在国内处于前沿地位,以培养历史研究人才为己任。B大学为“211”综合性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在国内处于领先行列,以培养研究性人才和中小学教师为己任。C大学为国家民委直属大学,历史学科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以通识教育为本科教学主要目标,同时也培养研究性人才。三所院校都开设了历史本科专业。本研究在充分考虑学生接受能力和教学效果后,将世界历史课程教学作为研究对象。
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以及学习效果后,本研究的对象是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原因有二:第一,大一新生大多停留在高中阶段被动接受的习惯中。而本科二年级学生已经度过了适应期,对历史研究方法和路径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较为适合采取新方法。第二,经过Seminar学习,学生的问题意识将得到很大提高,可为高年级阶段更深层次专业课的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打下良好基础。
3 基于Seminar的多元信息化教学设计
3.1 基本理念
从研究性学习的维度上,本教学模式主要以杜威的“思维五步骤”为基础。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体验情境;(2)产生问题;(3)提出假设;(4)作出推论;(5)试验并验证。①但是,在实际情况下,思维的顺序并不是单向性直线发展的,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牛津大学的爱德华教授将其描绘为一个螺旋前进的形态。②但是,以上思维的五步骤不包含教师的指导作用,也没有涵盖小组成员的相互探讨。因此,在实际的运用中,教师应将这两部分也融入到Seminar中去(如图1所示):
多元智能理论是加德纳首先提出的,认为“每个正常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其中的多项技能,人类个体的不同在于所拥有技能的程度和组合不同”。③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运动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指依据这一理论,高校历史教学应注重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多种智能。使学生的认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合作能力获得全面的开发。
从研究性学习的架构上,本研究更加注重学生能否提出新思路,而不强调其正误。教师在引导和评判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启迪。正如杜威所指出:“我们注意的是态度上的独创性,而不是以产品计量的独创性。态度上的独创性等于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而不受外界强迫的反应。”④
3.2 教学流程
根据以上的基本思路,流程分为三个模块:
(1)学期初:互动、设题、查找资料。首先,教师对课程做总纲性的概括讲授,帮助学生建立起课程内容的框架。其次,教师为学生介绍课程所需的原始资料、二手资料以及其他参考文献,同时建立网络平台共享电子资源。再次,根据不同历史时段或者专题设定与之相关的思考题,引导学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最后,教师与学生一起设定教学的课题。使学生围绕研究课题,收集资料,开展探究活动。
在找到兴趣点之后,进入自主学习期,教师仅做“场外指导”。学生们自由结合组成研究小组,广泛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资源,收集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并相互讨论,最后提出自己的假设和理论,选择一种或几种历史科研方法,形成报告初稿。
(2)学期中:报告、讨论、再修正。在资料收集、初步报告撰写完毕后,正式进入课堂的核心部分――讨论期。在这一时期,针对学期初提出的议题,要求每个小组呈现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陈述完毕后,其他同学就报告中的问题进行提问,报告组予以解答。然后全班同学共同讨论,集思广益,解决问题。教师应控制报告的时长和契题性,使讨论围绕课程的主体开展。这一部分主要考查学生的研究能力,目的有二。其一,使学生从众多的历史现象中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其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治史之道,进而构建自己的历史系统。
通过讨论,学生们可以找出报告中的弊病和不完善之处,同时,参与讨论的其他同学也能从中发现原来没有关注到的问题。讨论的最后,教师要对每份报告进行评论,包括写作规范、参考书目的价值、立论的问题意识、阐述的清晰程度、结论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根据老师和同学提出的问题,每个小组再进一步进行思考、查阅新资料、完善理论。要达到这一目标,教师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认同感,这也是史学研究者必备的素质之一。
(3)学期末:成绩评定。在现有的考评体制下,还难以完全脱离各种各样的考试,这也是导致学生形成“历史就是背诵”这一偏见的原因,正如包尔生的描述:“考试让那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让死记硬背变得非常重要,远远超出了它们实际具有的价值。”⑤但是,教师可以从两方面改进。第一,对考试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作调整。增加讨论成绩的比例,减少卷面分数的比例,避免“一张试卷定乾坤”。对于踊跃发言、具有思维亮点的同学,应在成绩上予以肯定,以激发其主动思考的积极性。第二,在出题上,教师可以结合Seminar的议题,将课堂上未尽之讨论融入试卷,使他们下课之后继续对问题进行思索,可起到敦促学生对学术究根问底的作用。
3.3 信息手段
与传统课堂不同,在教育信息化阔步向前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的功能若与传统课堂相结合,必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为师生间和学生间的交流搭建更便利的沟通平台,也是实体课堂的有效延伸。
学生缺乏对历史课程的兴趣,原因之一就是觉得这门课程缺乏生机,似乎总是要与落满灰尘的故纸堆打交道,缺乏现代气息。因此,本研究大胆尝试了新媒体与传统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本研究中,B大学率先进行了教学信息化改革,建设了学习空间和课程网络,实体课堂Seminar可以与这些新媒介结合起来。网络平台的搭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单元:(1)讨论区:师生讨论。可以将不同的议题分为不同讨论组,供大家交流。它更重要的功能体现在,可以将课堂的时空无限延长,即使课程结束后,也能使师生就未尽之疑问继续讨论。(2)资源区:教师上传课程的相关资料、参考书的电子版、范文等,向学生介绍在线档案资源,并适时教学安排和相关信息。(3)报告区:将课堂报告上传分享,便于参考资料的交流和发现细节问题。A大学和C大学以传统课堂为主,但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如QQ、微博、微信等,也实现了课上课下的实时互动。
4 总结
综上所述,多元信息化模式下的历史Seminar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是“还思考权给学生”,教师则主要负责引导、示范和答疑解惑。该模式从框架设计上能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其在教学当中的灵活应用问题以及产生的效果有待在进一步的教学实践中进行验证和总结经验得失。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教学研究项目“Seminar模式在本科历史类课程中的应用――师范、综合及民族大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105)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④[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79,321.
② Edwards, A. & Brunton, D. (1993). Supporting Reflection in Teachers’ Learning, in Calderhaed [A], J. & Gates P. (1993). Conceptualizing Reflection in Teacher Development[C].the Falmer Press:154-167.
论文关键词:《尤中文集》;学术成就;治史方法;书评
尤中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为总结尤先生近60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文化,启发后学,并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0周年,云南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国庆节前出版了《尤中文集》,其中汇集了尤先生除《中华民族发展史》(500万字)之外的绝大部分著作,共分为6卷。重读这些著作,关于理清尤先生史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及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从而继承尤先生的学术传统,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突出的学术成就
(一)构筑了以民族史研究为核心的西南研究殿堂
从尤先生的学术成果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以西南为中心的民族史研究。这些论著从时问而言,上起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下迄清代,纵贯古今上百万年;从空间而言,以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为中心,涉及全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以及大量跨境民族的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正确阐述了各民族的源流、民族关系,历史上各个时期统治阶级对民族地区设置的统治机构及其所施行的统治政策,并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这些著作以坚实的历史事实正确地论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一直在历代中央王朝的版图范围之内,但因历史原因,各个时期的疆域发生了具体变化,在这些地方所设置的统治机构所辖范围也时伸时缩、时广时狭。第三,校补西南历史典籍。藉由此项工目,尤先生一方面开拓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经他所整理之著作详备易读,为后学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尤先生的这些论著师从前人,又超越前人,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廓清了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漫步其构建的西南民族史学大厦,通读一部部论著,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便清晰明了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二)构建起独具学术创见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体系
尤先生在民族史学研究中始终站在全国统一的高度来看西南、云南的史事,其论著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在论述西南各族几千年来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探讨其发展规律时,尤先生始终把西南各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客观地分析中原王朝与西南各族的历史关系。他指出从西南各族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可以看出: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西南各族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西南各族也以自己的灿烂文化,促进了汉族的发展,丰富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西南各族的许多人口不断融合进汉族的队伍中,壮大了汉族。在形成中华民族、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活动中,西南各民族是有卓越贡献的,西南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员。
(三)系统研究西南古代各族族系源流及其演变发展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西南各族族系源流及其发展演变持有不同见解,观点歧出,各成体系。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尤先生“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即把西南地区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区域的民族分布情况加以逐阶段的研究,再辅以其他论证方法,来判断各族族系渊源、发展变化及其归属”,这样,线索清晰,论证严密,见解独到而终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观点,而这也成为尤先生在西南民族史学研究中的主要学术贡献。
二、科学的治学方法
(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尤先生的史学论著都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力作。1956年,尤先生开始了以《云南民族史》为起点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此后尤先生先后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云南民族史》、《云南的古代民族》、《云南地方沿革史》3门课程,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元明清时期的西南民族》、《中华民族史》等课程,为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中华民族史》等课程。为配合教学,尤先生最终完成了2部本科生教材、3部硕士生教材及3部博士生教材。由于经过了无数次教学过程中的检查及补充修改,因此这些著作多完备充实。以《云南民族史》成书为例,1956年秋,为配合讲授《云南民族史》,尤先生把抄录出来的资料印成了《云南民族史史料汇编》发给学生,同时边讲课边写讲稿边做研究。1957年,尤先生正式写出了《云南民族史》讲义。此后讲稿历经修改,到1980年由云南民族学院印成铅印教材。
1985年,又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再次铅印,作为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山大学等院校历史系的教材。之后先生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又多次对《云南民族史》进行了修改充实,最终形成现在的规模。
(二)宏观的视野、全局的器识是其突出的治学特点
从尤先生的学术经历来看,有一个立足云南、巩固西南,全面研究中华民族史的、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的发展过程。尤先生的研究起于《云南民族史》,但尤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只局限于云南一地,不与全国的形势相联系,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只有有了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高精尖。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先生就决定建造学问的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精”。而要构建金字塔,除了需要博大精深外,还需要从宏观、整体、系统的角度分析研究。因此尤先生逐渐将其治学视野扩大到了西南乃至全国。之后的《中国西南民族史》和《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这两部书从大西南的宏观角度探讨了西南地区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族系源流。有感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离开了汉族去研究少数民族,或者缺少了少数民族去研究汉族,都是搞不清楚的,因此尤先生在收集汉族和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资:V4的基础上又写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超级秘书网
(三)以论带史。使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
尤先生的学术成果虽然不是直接的理论研究,但却是新时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中国西南民族历史解释体系的力作,它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生产方式到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西南民族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从而使其西南民族史研究具有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