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5 15:04:42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货币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现实基础
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东亚货币合作的根本目标，是以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紧密的政策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货币联盟。然而，从目前的合作形式看，东亚国家距离实现这一长远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开放度
一方面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从1970年不到30％，发展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数据，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其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200％。从2001年到2005年，东亚各国的开放度平均值高达129.88％，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这说明东亚各国对外部的贸易依赖程度很高，是具有吸引力的。
(二)东亚各国政策目标相似性
根据IMF及ADB的统计数据，对1987年～2004年东亚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发现，1987年至今，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财政赤字，但就相对规模而言，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赤字规模相对较小，财政政策倾向相对比较谨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近年来财政赤字水平较高。由于政府财政状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倾向，财政赤字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对本国货币铸币税的控制，因此进行货币与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来看，东亚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货币供应量也持续增长。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增长相对平缓，反映其经济发展相对成熟而宏观调控能力比较高。从利率水平看，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利率差幅最小，而金融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利差则比较大，反映出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取向，也为进行货币合作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综合上述诸项分析，可初步作出以下判断，东亚经济整体上无论是经济规模、各国政策目标，或是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二、东亚货币合作中的障碍
(一)内部阻力
1、缺乏区域内的主导货币
欧盟在其成功时期是以德国、法国为核心主导国，以德国马克作为锚币来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因此，不管是区域经济或是货币合作都是不能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尚无法形成这样强有力的依托。日本虽是东亚经济和金融势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加之由于二战中日本侵略给东亚各国造成的苦难，使其在东亚国家中缺乏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基础。这使得日本要成为核心国，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障碍。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尽管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不贬值，但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体系，使得人民币难以成为锚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以区域内货币为核心展开货币合作存在一定困难。
2、政治障碍
欧洲货币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货币合作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盟相比，东亚汇率协调的障碍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象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待其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侵略灾难历史的态度。同时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是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复杂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土、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如日韩的“独(竹)岛”之争、中日的之争等等，造成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二)外部阻力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外部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东亚大部分国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贸易为例，依据IMF2005年贸易统计年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的17.7％，菲律宾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17.3％，中国的这一比例也高达13.7％，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13.4％。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增强了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了东亚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而东亚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毫无疑问会增强东亚货币的实力，这无疑会影响到美元在东亚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否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就是例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构建思路
(一)推进区域内大国间的协调
经验表明，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关键性大国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在本地区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中，任何一国在目前条件下都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责任。中国是本地区潜在的“市场提供者”，但金融领域相对薄弱。日本则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日本对东亚其它经济体均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妨碍了日元发挥关键货币的作用。但作为发达国家，日本金融部门较中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在此条件下，中、日两国若想通过单边努力推动乃至主导区域金融合作进程，都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两国在该领域产生竞争，则会产生更加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中国所能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日本的金融资源结合起来，恰恰能够满足其它东亚经济体对出口市场和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两国应当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使其摆脱对“美元体制”的过度依赖。(二)区域货币区(Sub—clusters)的形成
由于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但可以先在东亚内部形成3个次级货币区，即依据地缘经济政治交往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中华货币区、东盟国家货币区和日元区。这些次级货币区将为进一步深化东亚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中华货币区
中华货币区是包含港澳和大陆的货币区。首先，香港和澳门已经具备了货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从货币层面上看，由于澳门实行与港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两地间的汇率相当平稳；从实物层面上看，两地的人均GDP相差不多，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接近，经济结构都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两地的失业率也几乎相同，两地又都是高度开放的地区；从现实基础来看，两地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创造了两地货币统一的基础。
其次，人民币和港币正在逐步融合。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等方面较为接近，两地的贸易和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大陆已成为香港首要的贸易伙伴，而在东亚地区，香港也已成为大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港币和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正逐渐形成，因此港币和人民币之间正在不断融合。
2、东盟国家货币区
东盟近年来经济趋同性越来越高，为区内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开始进行金融改革进程，重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东盟国家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是抵御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东盟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东盟正在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3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幅度降低关税(几乎所有的商品关税都降低到了0％－5％)。特别是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和相似，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更加容易。
3、日韩货币区
日本和韩国都是地区经济大国，地理位置接近。由于地缘优势以及它们分别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1999年3月，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21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日、韩双方都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迈向21世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知识产权和WTO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开展合作。2003年，两国正式开始建立双边FTA谈判并争取尽早完成实质性谈判。2004年，日韩两国贸易总额达664亿美元。
(三)以平行货币推动次区域货币区的融合
篇(2)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转贴于中国论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篇(3)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篇(4)
经济学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最初是指庇古(ACpigou)提出的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即“庇古效应”。它是指价格总水平变化引起人们手持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变化，进而引起消费水平和总需求量的变化。后来，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安尼(FModigiliani)等人在他们的现代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了消费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引入财富变量，考察了它对消费的影响。RobertlElHall(1978)和MarjorierFlavin(1981)把理性预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综合起来，同样突出财富对消费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消费函数的形式：
C=αWr+βYd+γ(1-β)Yd-1(1)
其中，0＜α、β＜1，Yd和Yd-1分别是当年和上年的可支配收入。上式表明，决定消费支出的不仅仅是现期和前期的可支配收入，还包括消费者积累的财富。消费者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房地产资产。当房地产价格上升时，财富增加，资产组合价值就会增大，这样消费也就随之增加，这就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可以分为两个过程。(见图1)
一是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过程。当货币供应量(M)增加，利率降低时，一方面，储蓄变得没有吸引力，社会公众就会将持有的储蓄资产转移，银行信贷放宽，企业与社会公众货币持有增加，富余货币的出路之一就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另一方面，利率降低了，又会鼓励通过按揭方式投资房地产的购房者，结果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房地产的价格(Ph)。反之，则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二是房地产价格影响消费与产出的过程，即通过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和产出。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与否，以及大小如何是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机制能否实现的重要依据。这一作用机制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是产生“正的财富效应”。对于拥有房地产的消费者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净财富的增加，因此可以增加当期消费。如果房价上涨后可以通过再融资方式或出售房地产的形式来兑现资本收益的话，那么这种收益必定对家庭消费会有促进作用。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但并没有进行再融资或出售房产的话，这种没有兑现的财富仍可能促进消费，原因是它提高了财富的贴现价值。因此消费者在预期他们比以前“更富有”时就会增加当期消费。另一方面也带来“负的财富效应”。例如，对于租房者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他们的个人消费就有负的效应，而那些计划购买住房的家庭的消费会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减少，因为在面临上涨了的房地产价格时，这些家庭要么只能购买一套更小的住房，要么就必须依靠减少当期消费来应付。
综上所述，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是：
二、房地产“财富效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降低了仅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的完善性。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发展，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存在使得房价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构成较大影响，狭义价格指数的稳定并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财富效应”改善了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了经济繁荣，可能造成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膨胀。反之，房地产价格下跌，“财富负效应”会引起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将会动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引发了经济衰退，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房价波动产生的“财富效应”及“财富负效应”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而仅以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不够的，并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
k或V稳定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控制名义收入P—Y。即货币供给量能够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前提是货币流通速度稳定。
而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由于房地产的“财富效应”，长期内货币流通速度是变化的。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导致消费者对资产组合重新选择，这必然会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变化，即k值或V必然要波动。这就使得货币供给量M2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必须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做出调整。即存在如下关系：Hp波动资产选择变化Md变化k或V不稳定Ms不确定货币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
3.增加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监控的难度。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财富效应”的日益扩大，房地产成为传导货币政策的一条重要渠道。传导主体的增加，使得传导链更加复杂，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首先，房地产市场加入传导体系使得信用创造功能可以在更大范围实现，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难度加大。其次，互动性增强使房地产市场吸纳货币的能力增强，传导更具弹性，房地产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价格变化更直接地影响到商业银行存款的增长。
三、实证检验
根据前面的分析，房地产“财富效应”影响货币政策的机制是通过房地产价格变化进而影响消费等实体经济过程来实现的，财富效应的大小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作用的发挥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作一具体检验。本文借助现代消费函数(1)，来检验我国的房地产“财富效应”。考虑到前期的可支配收入已经分解为本季度的消费和投资(或储蓄)，而投资(或储蓄)部分已经形成居民的个人资产(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因此消费者在考虑当期消费支出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当期可支配收入和上期的居民资产，现代消费函数(1)再次简化如下：
以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来代表房地产财富变动状况，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支出水平，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收入水平。考虑到我国房地产价格在2000年到2005年的高速成长，本文采用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来作为样本。数据均来自此期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本文对易受季节因素影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作季节处理。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虚假回归，我们首先进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见表1)。表1中的DF和ADF检验结果与DW临界值表明，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I(1)。所以，可以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Ct和其他变量进行协整回归。
第一步：OLS回归得到稳定的回归结果如下：
从协整回归结果(5)可以看出，消费支出、房地产市场和可支配收入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从系数上看，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可支配收入每变动1％，消费支出将变动0442％。随着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及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价格的整体上升，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初步显示了其财富效应。不过，我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还比较微弱，从回归结果看，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消费支出才变动0036％。
造成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比较微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自住与投资的角度看，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对自住者的消费影响是有限的，而对投资者的消费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前，由于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还十分滞后，居民投资于房地产市场还缺乏有效的渠道，致使我国居民资产投资于房地产市场的还十分有限，房地产资产在家庭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还很低，相对于居民金融资产来说还很小，广大居民所持有的住房是以自住为主，这样，价格的上升，虽然家庭总财富是增加了，但是可用于当前消费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消费当然也就没能随之增加。其次，由于我国正处于住房消费迅速发展的时代，即广大居民从原来无房到逐渐有房的时代，而这一轮的房价上涨速度过快，价格过高，已经超出了大部份人的购买力，结果，对于那些想买房的人来说，为了能买到房子，他们就得减少当期消费来应付更高的首付和按揭贷款；对于租房者来说，这一轮的房价上涨使房租也同步上涨，抑制了其他消费的增长，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
四、“财富效应”微弱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从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看，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传导渠道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中央银行操作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影响房地产价格并控制房地产价格走势，二是房地产价格浮动要能有效地影响消费和投资。从实证检验结果看，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十分微弱，也就是说，即使房地产价格大幅度地变化，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进而对产出的影响也十分有限，想通过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进而作用于消费和产出必然会事倍功半。因此，单从房地产财富效应微弱的角度看，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都不应该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
参考文献：
［1］Skinner，Jonathan.“HousingWealthandAggregateSaving［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19，1999.
PP.305-324
［2］Engelhardt，GaryV.“HousePriceandHomeOwnerSavingBehavior”［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6，1996.PP313-336
［3］KarlECase，JohnMQuigley，RobertJShiller.”ComparingWealthEffects：TheStockMarketversustheHousingMarket”［J］.UniversityofCalifonia，Berkeley.2003，September，PP1-15
［4］刘建江，杨玉娟，袁冬梅.从消费函数理论看房地产财富效应的作用机制［J］.消费经济，2005，(2)P93-96
篇(5)
KeyWords：Capitaladequacyratio；Monetarypolicy；Banksupervisesandmanages；bank
一、引言
资本金是银行经营的基础，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的、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用以衡量其资本充足程度。[1]资本作为一种风险缓冲剂，具有承担风险、吸收损失，保护银行业金融机构抵御意外冲击的作用，是保障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的最低防线。资本充足程度直接决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最终清偿能力和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
标准的货币政策传导范式是，货币政策当局通过调控操作目标（如准备金或基准利率），影响银行存贷并最终影响社会资金数量和价格，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银行体系或金融体系（广义）是稳定的。保证银行体系稳定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对银行风险进行监管，特别是银行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本以弥补银行风险导致的信贷损失，因而银行监管的资本充足要求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是有重要联系的。同时在标准的存贷扩张的乘数模型中，银行资本是外生变量，因而这样的模型对于研究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联系是不当的。
银行监管部门强调资本监管，而货币政策当局侧重准备金管理，本文借鉴Kopecky－VanHoose有关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影响的模型，通过分析银行在最优化目标下经营、资本充足率管理的约束条件下，阐释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联系。分析表明：资本充足率要求对货币政策传导并非没有影响，银行在资本充足要求、银行资本受到管制约束并且在短期不可调整下，银行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目标存在冲突，货币政策传导受阻，银行资本监管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货币政策法定准备金管理的目标两者不能兼得，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准备金管理的冲突只有通过银行长期的资本调整得到解决。在长期，银行资本受到管制约束但资本可调整下，可探索追加银行资本的多种有效渠道，货币政策当局的准备金管理和银行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是一致的，资本监管保证银行体系的健康和稳定，准备金管理保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因而在健康和稳定的金融环境下，银行的贷款扩张符合货币政策当局政策目标，并趋于合理水平从而促使经济稳定运行。
二、模型与分析
1．基本假设及符号说明
（1）假设银行信贷模型结构为：
银行资产负债表：R＋G＋L＝D＋T＋E（1）
其中：R为准备金；G为债券投资；L为银行贷款；D为银行交易性存款；T为银行非交易性存款（如定期存款等）；E为银行资本。
（2）银行对超额准备金需求为XD＝0（其中X超额准备金）
（3）银行在对资产负债表中的各个项目进行管理具有一定的管理成本，并假设各管理成本为二次型形式。
促进银行业稳健运行方面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根据上文对银行资本的三种不同情形分析的结论，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根据不同银行的实际情况差别对待
我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增加了商业银行拓展业务、扩张资产规模、增加营业利润的机会，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快速发展的舞台。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企业的融资模式以间接融资为主，股票和债券在企业融资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从而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中产生的风险有相当一部分积累在了商业银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银行在先前贷款快速增长时积累的信用风险就将逐步显现出来，部分快速增长时期发放的贷款可能转化为不良资产，从而使新增不良贷款比率出现反弹。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抑制银行贷款规模过快增长，2004年4月25日起，结合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财务指标，中国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现执行7％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将执行7．5％的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将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暂缓执行提高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的规定，仍执行6％的存款准备金率。
由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结论可知，当银行受资本管制约束（即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我国现在大多数银行都没有达到最低资本金充足要求），货币政策制定存款准备金要求应该相应提高，商业银行在资本金管理约束下，会减少贷款供给，从而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盲目扩张贷款，有效防范银行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因此，中央银行根据不同银行不同的资本充足率来制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率，通过限制那些在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的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速度而有助于降低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同时中央银行制定的其它货币政策也要联系银行监管的资本要求，针对不同银行不同经营状况有差别制定，这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发展。
2．监管当局在制定资本充足率时应考虑各个商业银行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法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只是对银行的最低要求，并不是银行自身确定的最优水平，不同的银行应根据自身的风险状况确定自己的最优资本充足率水平，监管当局制定最低资本充足率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应从整个银行业和经济发展来考虑。资本充足率要求同时也要注意货币政策的变化动向，资本充足率与存款准备金指标相挂钩，可进一步调动银行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积极性，督促我国商业银行逐步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争取适用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获得更多的可贷信贷资金，赢得更好的发展。
注释：
①假定中央银行的操作目标是准备金，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即增加准备金。在此不同于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形。
参考文献：
[1]GiovanniMajnoni，MargaretMillerandAndrewPowell“BankCapitalandLoanReservesunderBaselII：ImplicationsforEmergingCountries”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3437，October2004
[2][3][5][6]KopeckyK．andD．Vanhoose2004a“AModeloftheMonetarySectorwithandwithoutBindingCapitalRequirements”JournalofBankingandFinance，28633－646
篇(6)
关键词:货币流动性;过剩;政策
一、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当前全球资产价格的“非理性”高涨,最有效的解释就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流动性泛滥问题,目前,大量的国际流动性货币正在国际不同的资产或资本市场上､不同的区域循环流动,不同市场体系下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全球货币数量远远超出货币需求,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那么造成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什么呢?
1.世界各主要国家执行的低利率政策是造成当前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根源｡美国在“911”以后,美联储为使美国经济复苏,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一直保持1%的低利率,两年多的时间美元的宽松流动性,也造成了现在的亚洲美元､欧洲美元､石油美元不断地膨胀｡另外,日本十年的零利率政策及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使手中有钱的日本人在全球的投资非常活跃｡欧洲长达五年的时间保持在2%的低利率,直到去年年底才上升了25个基点｡同时,低利率政策为对冲基金等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使得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内循环,转而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从而不断推高全球资产的估值水平;而这种全球资产价格的上涨,不仅刺激了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也提高了抵押质押品的价值,进而使得银行不断放大对投资者的信用,更多的资金进入了投资､投机市场,推动着全球资产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高涨｡
2.在全球外汇储备有望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各国金融机构信贷创造能力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动力｡从目前来看,世界各主要国家金融机构信贷创造能力依然强劲｡在美国国内信贷增长当前仍然保持平稳上升的情况下,使得全球出现了结构性的储蓄过剩问题｡虽然随着美联储升息紧缩作用逐渐显现,美国国内金融机构信贷增长增速将会有所回落｡相比之下,日本经济从2004年开始走出谷底,2005年经济进入明显复苏阶段;而欧元区经济进入2006年以来,同样出现了加快复苏势头,其金融机构信贷创造能力强劲,从而使工业国家货币性供应充足,货币流动性增加｡
3.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又进一步放大了国际货币的流动性｡作为金融衍生品的资产证券化技术,在把资产所有者的固定资产盘活的同时,也不断释放出了庞大的货币流动性,成为低成本借贷外又一个能够产生稳定货币流动性的领域｡更多金融衍生产品的持续推出,为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和在公开市场的回购对冲增加了许多技术性难度,影响着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应｡
4.全球经济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渠道｡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变得更加明显,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在国内消费市场有限或内需不足,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产或有价证券来为较高的外汇储备寻找出路｡大量的亚洲剩余资金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又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及对冲基金等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资本,进而成为了全球货币流动性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二、中国市场货币流动性状况及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宏观调控,逐步摆脱了通货紧缩的态势,出现了市场流动性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特别是2005年以来,市场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突出｡根据粗略统计,2004年为10711亿元,2005年为9939亿元,2006年为19225亿元｡2005年第一季度末总体流动性同比减少8.4%,但2006年第一季度末却同比增加了9286亿,增加幅度高达93.4%｡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人民银行采取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出现了“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通货紧缩”,造成货币的长期超额供给｡1998—2005年间,我国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详见表)｡1998—2005年均EM1与EM2分别高达5.4和6.5｡2006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M1和M2同比分别增长15.30%､18.43%,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4.30和2.76个百分点,但GDP增长率为10.9%,比2005年同期9.9%,仅有微弱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也仅上涨2.2%,货币超额供给的态势依然严重｡
在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失衡没有明显改善,在有些部门还有所恶化｡除了以速度上升的贸易盈余为表现的外部失衡外,投资和消费的走势差异也导致内部失衡有加剧的趋势｡内部失衡的主要问题不仅仅在于消费增长过慢,更在于投资的高速增长｡1月份投资消费比达到78%以上,如此高投资消费比例是不可持续的,它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下滑或者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期｡同时,流动性过剩的必然表现就是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数据显示:2005年IMF全部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名义涨幅高达34%,同时IMF能源和金属价格指数分别上升42%和36%｡2006年从铜到糖再到原油,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急剧上涨,有些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点｡铜已经突破8000美元/吨,原油价格一直在70美元/桶以上徘徊,二者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黄金价格飙升至1980年以来最高点,730美元/盎司｡虽然资产价格的上升是否会演变成资本泡沫还言之过早,但是,已经开始直接威胁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健康｡
三、减小货币流动性波动的对策
针对2006年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央行从年初起就连续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调节货币流动性,抑制国内经济过热现象｡但是,其调节作用有时会由于总供求状况及其实际利率的变化而被大大削弱甚至抵消｡可见,经济中的总供求状况及实际利率水平对货币流动性的变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央行具体调控政策如下:
1.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节货币流通量｡2006年1-9月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800亿元,加快对冲市场流动性｡同时,分别于10月､11月和12月发行了总量达2500亿元的定向央行票据,控制部分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过快的态势｡
2.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发挥利率杠杆作用｡2006年4月28日,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利率5.58%调高至5.85%｡8月19日,再次同时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2.25%调高至2.52%,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5.85%调高至6.12%｡
篇(7)
一、货币资金控制要点
货币资金的控制要点概括地说，应把好“一关”，管住“七点”。
（一）“一关”
即把好货币资金支出关。节流等于开源，控制非法和不合理的资金流出，等于为单位带来了等量资金流入。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在每天若干笔资金的支付中，如何判定哪笔支出合法、合理，而哪笔支出有问题呢？关键的一点是看支出程序是否合法、合理。具体来说，就是要搞清楚这笔钱为什么要出去，又是怎么出去的。为此要做到“四审四看”。即：一是审支付申请，看是否有理有据；二是审支付程序，看审批程序、权限是否正确，审批手续是否完备；三是审支付复核，看复核工作是否到位；四是审支付办理，看是否按审批意见和规定程序、途径办理，出纳人员是否及时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二）“七点”
1.管住货币资金的流入点
就是要搞清楚钱是从哪儿来的，以什么形式来的，来了多少，还缺多少，没来的钱怎么办。同时，对已取得的货币资金收入必须及时入账，不得私设小金库，不得账外设账，严禁收款不入账。
2.管住银行开户点
对银行账户的开立、管理等要有具体规定。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一些单位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各种理由在同一银行的不同营业网点开立账户，或者同时跨行开户、多头开户、随意开户。更有甚者，将单位公款以职工个人名义私存银行为搞“小金库”提供方便。因此，按照有关规定，应及时、定期对银行开户点进行认真清理和检查。
3.管住现金盘存点
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由于它使用方便，也一直是犯罪分子最“青睐”的对象。在现阶段很多单位的日常现金盘点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现金出纳人员自行完成的，应改进这项制度，至少应增加其他第三者参与盘点或监盘的内容，保证现金账面余额与实际库存相符，不出纰漏。
4.管住银行、客户对账点
一切贪赃枉法行为都喜欢秘密、黑暗，都怕见阳光，怕公开。对账就是公开，就是使双方或多方经济交易事项明朗化。一般而言，单位与银行之间的对账较有规律，按照有关规定，每月至少要核对一次。相比之下，单位与客户之间的对账难度要大得多。一是因为社会信用危机的普遍存在，使得逃债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客户分布天南地北，相隔遥远，比较复杂，客观上也增加了对账的实际困难。因此，应加强与异地和同城单位之间往来款项的核对，确保货币资金支付合理、回收及时、足额。
5.管住票据及印章保管点
各单位要明确各种票据的购买、保管、领用、背书转让、注销等环节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并专设备查登记簿，防止空白票据的遗失和被盗用，备查簿需作为会计档案加以管理。同时，单位必须加强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并且严禁由一个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要始终坚信，制度约束比个人的自觉性更可靠、更有效。
6.管住督促、检查点
任何人或多或少都可能有些惰性，任何制度也或多或少有些漏洞。因此，加强对与货币资金有关的人员和制度的督促检查很有必要。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和完善。
7.管住财会人员的任用点
财会人员要具有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职业道德好的良好素质，还要具备从业资格和任职资格。同时，要建立定期换岗、轮岗制度，防止一个人在财会部门长时期做同一个工作，这样既可使财会人员能学到新的业务，掌握新的知识，经验更加全面，阅历更加丰富，综合能力进一步提高，又使常年不“挪窝”易滋生的懒散习气和小团体势力得以克服和抑制。二、货币资金会计控制方法
（一）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要求单位按照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合理设计会计及相关工作岗位，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相互制衡机制。以货币资金支付会计控制环节为例，货币资金支付的授权批准、实际办理、会计记录、稽核检查及与该项货币资金支付直接有关的业务经办等岗位必须相互分离、相互制约，不能一人多岗，身兼数职。也就是说，任何单位不能由一个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
（二）授权批准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要求单位明确规定会计及相关工作授权批准的范围、权限、程序、责任等内容，单位内部的各级管理层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经办人员也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办理业务。授权分为一般授权和特殊授权。一般授权是指日常状况下对正常经济业务事项的授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特殊授权是指特殊、紧急情况对正常或非常经济业务事项的特别授权，常为应急所用。这种授权方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也常常蕴含较大的风险，一般都较谨慎。此外，对于重要的货币资金支付业务，应当实行集体决策和审批，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以有效防范货币资金被贪污、侵占、挪用。
（三）会计信息系统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要求单位依据《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制定适合本单位的会计制度，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薄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理程序，建立和完善会计档案保管和会计工作交接办法，实行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充分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会计作为一个控制信息系统，对内能够向管理层提供经营管理的诸多信息，对外可以向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用于投资等决策的信息，是重要的内部控制方法。在运用会计系统控制方法时，对有关凭证的稽核和审查要引起高度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