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程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5 15:04:26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大学课程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13-06
一、大学课程定义的回顾
“大学课程是什么”的问题规制着大学课程研究的起点与取向，因而常常被认为是“大学课程论的中心和基调”。自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我国兴起以来，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课程进行了界定。总的来说，可分为如下几种：
（一）计划方案说
建国后，由于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学课程一词很少在教育文本中出现，即便是在出现的地方，也往往是在教学计划下进行探讨，呈现出较强的规定性和框架性。在计划的层面上，大学课程意味着政策和方案。如有的学者指出，高等学校的课程，可以定义为一种为学生提供的学习计划[1]。还有的学者认为大学课程是组织和展开具有合社会目的性与学生发展合理性的知识体系的方案[2]。作为计划框架的大学课程，强调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作为一种静态的、可操作的、为实现特定教育目标的工具而存在。
（二）科目总和说
由于受凯洛夫（N.A.Kaiipob）教育学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把课程看作是科目或科目的总和。如有的研究者指出，课程一般指教学科目的设置，如某年级或某专业全部课目或一组教学科目[3]。有的研究者认为课程是教学科目的总和，包括科目的类别、排列顺序和时间安排等，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体系[4]。当然，这里的“总和”的概念已经从静态的组合向动态的“进程”倾斜。有的学者认为“科目总和说”是一种狭义的课程概念。如谢安邦教授认为，狭义的课程是指被列入教学计划的各门学科，及其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开设顺序的总和。广义的课程则是指学校有计划地为引导学生获得预期的学习结果而付出的综合性的一切努力[5]。有的学者指出，大学课程是大学为了实现培养目标而开设的学科及其目的、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6]。常思亮在《大学课程决策论》中提出，狭义的大学课程即微观课程，是指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广义的课程，或称宏观课程，是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的总和，也即作为某种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总体或结构，它包括了大学所教的各门学科、专业、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等[7]8。
（三）系统体系说
科目总和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大学课程的范围，但是它仍然是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谈论大学课程的各个因素。随着欧美大课程论在国内的介绍，“大学课程系统说”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大学课程系统说”强调课程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大学教育目的达成的价值。潘懋元先生和王伟廉教授认为，根据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当前的研究状况，“课程”这一概念采用这样的定义是比较恰当的：大学课程是指学校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所建构的各学科和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这一系统可以分解为课程目标的确立与表述、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和课程的实施与评价[8]。在这个广义的课程概念之下，高等学校中的许多起着中介、手段和途径作用的有目的的教学内容、方式和活动都可以称为课程[9]。大学课程是一个旨在适应与促进社会、大学生发展的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在内的有机的、动态的体系[10]。大学课程是大学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所建构的各学科和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也即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在内的有机、动态系统[7]10。
（四）经验进程说
随着人们对校园文化等其他隐蔽载体价值的认识，隐性大学课程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大学课程的外延更加扩大。与此同时，由于学生在学习中主体地位的日益凸显，大学课程的界定逐渐由对计划和内容的强调向学生的体验倾斜。我国最早从经验进程的角度对大学课程进行界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王良志，他在1995年发表的《大学课程的文化选择》一文中明确指出，大学课程是大学生在大学这个环境里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经验[11]。
（五）实践说
基于对学生的经验在大学课程中地位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有研究者认为，课程不是一种用来实现某种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是师生生命价值的创造和完善活动，是主体与主体的双向对象化、动态的、开放的、创造的生成过程[12]。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公共框架”和“教学计划”的课程概念，把课程视为在课堂之外先于实践决定的固定的框架，显示出凝固性和局限性的特征。大学课程不是“公共框架”和“教学计划”，大学课程应该包括动态的教和学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它既包括教师“教”的制度性特征，也包括学生“学”的成长过程[13]。总之，把大学课程看作是实践的存在，把大学课程定位在实践中，反映为课程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突破“计划”和“框架”的制度性课程范畴，强调对现实中问题的把握和寻求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14]。
（六）文化说
张楚廷教授认为，课程概念内涵的三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方面核心的内涵是文化，而且还必须是积极意义上的文化。第二方面是习得或学习，必须是学习活动，不能将生活中甚至工作中所涉及的内容也看作课程。第三方面是在学校里，这一限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课程也就是学生在学校里习得的文化[15]。
二、传统大学课程定义的困境
应该说，从横向扩展的角度来说，上述关于大学课程的界定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大学课程某一方面的特征；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说，上述对大学课程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理论界对大学课程认识和反思能力的提升。但是，这些繁杂的关于大学课程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我们对大学课程的本质的认识。正如索尔蒂斯（Jonas F.Soltis）指出的：“那些寻求课程定义的人，就像一个真诚而又误入歧途的骑猎手，他和供给充分的狩猎远征队一起，携带子弹上膛的猎枪，却永远不需要标本制作者的帮助。”[16] 大学课程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执着于对大学课程的外延进行界说的时候，恰恰陷入了忽视其本质的形式主义的困境。换句话说，正是对大学课程 “现象集合与归纳分类”的界定方法的执着，使得我们对于大学课程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
首先，现象描述的方法，是从外延入手的，这种外延式课程定义，使得人们对课程的认识从未超出罗列标志的阶段。从这个视角出发，随着人们对课程认识的逐渐深入，这种外延式的课程定义便日渐其多而纷繁不一。这种随认识的深入而日渐扩充的大学课程界定清晰地呈现在我国大学课程的发展历程中。在我国，最初由于对苏联大学课程的国家控制模式的模仿，大学课程没有自身地位而主要是在教学的框架下进行探讨。因此，人们对大学课程的理解便只能指向相对静止的学习内容、计划和框架。随着课程论独立地位的获得以及对苏联课程模式弊端的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大学课程的实施过程，在这种状况下，“进程”进入了课程研究者的视野，大学课程也从静态的内容进入了动态的进程和总和。随着对大学课程关注范围的逐步扩展，研究者发现，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之前预定的学习内容和计划，毕竟只反映了计划制定者和教育者的某种理想，并不代表这些理想真的就能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得以实现。实际上，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那些无计划的教学因素反而在很多情况下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价值。在这种状况下，伴随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主体地位的日益凸显，规划、计划性的课程最终的合理性就只能由学生的实际收获来检验，大学课程作为学生的经验就成为课程界定的另一个维度。我们知道，学生在高校中获得经验的途径是多样的，经验概念的提出注定使得大学课程的外延无限的扩大，在这种状况下，那些隐含于校园的大学精神、观念、信仰、文化，也即隐性课程，自然成为了大学课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课程外延的又一次扩充最终使得大学课程成为了大学中的文化。总之，从以上对大学课程界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中，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新的课程现象仍然会继续出现。这种外延归纳的界定大学课程的方法，根本不可能穷尽生生不已的课程现象。
其次，这种外延式的大学课程界定存在着定义之间的相互矛盾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消解了大学课程的本质。廖哲勋认为课程的上位概念是教育，因此，必须从教育看课程。大学课程的上位概念是大学教育，从大学教育的角度看，大学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内秉着一种规划的维度，是一种可以计划或应该规划的东西，具有一定的价值指向性。而经验的“大学课程”观强调的是学生的个体性、主观性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大学课程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效用性，但却不具有操作性。因为不同的学生对课程有不同的体验，即便是同一个学生在不同的情景下也会有不同的体验。也就是说，同样的课程对有些学生可能产生很好的发展效果，而对另外的学生可能只有很小的效果甚至没有发展效果。在这种状况下，这种强调经验的课程就只承认对人产生了发展效果的东西是“大学课程”，而那些被人们当作课程规划和组织但没有产生发展效果的东西就不是“大学课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学课程就成了一种不可计划也无法计划的神秘的个人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课程经验性的过分强调造成了对大学课程计划与规划维度的忽视，最终消解大学教育的本质。
最后，这种现象描述的方法，只是在单一的平面上，去收集大学课程的实证。隐藏在这种单一的平面化现象描述的定义方法背后的是这样的预设：大学课程是一个与人无关的“实体”性的客观存在。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对于研究者来说，大学课程就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认识、去探索的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界定模式，使得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大学课程在整个教育结构中的位置，不能解释大学课程和人之间的动态的功能，更不能揭示大学课程和人的发展之间真正的本质的意义关系。这种现象描述的界定方法，重心往往局限在对大学课程所包含的成分的分析，重在强调“大学课程是什么”而相对忽视“大学课程为什么”。但我们知道，离开了大学课程本身的目的和意义，这些成分不过是一堆没有灵魂的材料而已。此外，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当我们强调从外延的角度理解大学课程时，随着我们对大学课程外延认识的扩展，我们常常习惯于在大学课程中秉持添加的理念，缺什么课程就增添什么课程，什么环节以前没有重视到就着重强调什么环节。这种单一强调外延组成的大学课程观使得高校课程呈现出“拼盘化”的趋势：高校课程的增加和扩充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教育效果。
三、大学课程本质功能定义及其意义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在其《人本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真正的定义要恰如其分，确乎牵涉到对被定义之事物的性质的全面认识[17]。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上从描述和归纳的角度对大学课程进行界定显然不能穷尽大学课程的所有性质。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对大学课程的本质进行审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透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那些旧的问题渗透在我们的表达方式之中，一旦我们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它们就会随着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18] 虽然我们并不赞同对旧视角的完全抛弃，但是课程现象的生生不已已经迫使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非现象集合而是本质分析的、非外延而是内涵的、非实体而是功能的、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非共时的而是历时的大学课程定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本质的角度思考大学课程。什么是本质呢？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认为：“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19]大学课程的本质也就是大学课程存在的根据。作为大学中功能性的存在，大学课程的真正内涵远非一本学生手册里的学分规定那样简单。课程传达的是一所大学对教育本质的诠释[20]。因此，对大学课程本质的探讨自然需要从对大学教育本质的探讨入手。
大学形成于中世纪，种子却埋在古希腊的土壤中。在《理想国》中，柏拉图（Platon）认为高等教育的实质就是寻求理念，寻求概念，寻求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理想状态[21]。高等教育在于对人的理性进行培植，使得激情和欲望能在理性的指挥下成为真正的人。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把教育（包括大学教育，笔者加）概念建立在教化（peideia）之上，强调教育是一个富有人性和使人具有人性的过程，这与只是学习和掌握课程的主要内容截然不同[22]。康德（Immanuel Kant）在《实用人类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人用来构成学问的文化的一切进步都有一个目的，即把得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人世间，但他能将之运用于其上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23]36在康德这里，文化就是教育，人的目的是做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如何做人”。[24]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认为，人被看作是有理性的感性生物，就是达到人的终极目的，达到完全自相一致的最终和最高手段[23]179。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灵魂之本源和根基，而不是导向由原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知识[25]3。“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25]4大学，就是一个人们必须被允许通过真正的思考和生活来发现自我的地方[26]12。“如果说大学是服务于科学和学术的，而科学与学术又是只有在它们作为整个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时才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精神生活无疑就是大学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26]26加赛特（Jose Ortega Y.Gasset）指出，大学是传授“文化修养”的场所，这种文化修养是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固有的[27]。一所不进行普通教育的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大学通过普通教育致力于发掘我们共同的人性要素，发掘种族的品质。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的完善同样是大学从事高深学问的根本价值取向。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一人。也即所谓的“学问，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的“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系统，即“人统”[28]。总之，在迄今的任何时代，人们不仅规定了人究竟应该怎么样，规定了人的理想状态，而且也在不断寻找有助于人尽可能逼近所设定人格理想目标发生影响的手段和方法[29]1。大学正因这样的寻找而存在，大学是培养“成人”的地方，“成人”在中国古代特指完整的人，在西方世界里就是哲学家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大白天打着灯笼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要找的人[30]119。正如张应强教授所指出的，大学在变化中所保有“不变”者，大学在演进中之所“承续”者，是大学的精神传统。而这个精神传统，也就是大学的使命，在于“完善人格、教化社会、泽被人类”，其中提升人性是大学之使命的核心和根本[30]28。从大学教育的人性培育本质出发，大学课程存在的根据只能与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完善联系在一起，只能从本质功能的角度进行界定。换句话说，与描述性定义旨在描述一个用概念来指称的对象，或者说明一个专业术语的实用方式不同，本质功能的定义追随了一个道德目标，并包含了相关行动的计划[29]44。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所谓“大学课程”，乃是不同个体在大学场域中发生的个体总体生成的动态过程。在这里，“不同个体”指不同角色身份、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种族传统、受教育程度等的参与者；“个体总体生成”指人类本质的形成与发展。从本质功能的角度界定大学课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一）意义性
关于意义的界定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指出，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在整个语言里，对“意义”这个词，你想找出它的意义恐怕是最难的了。在现代汉语中，“意义”一般有两个义项：一是含义与意义，大体相当于英文的“meaning”，指“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所表达的内容”；二是价值与作用，大体相当于英文“significance”，指某事物对另一事物的价值、影响、重要性等[31]。笔者认为，大学课程自然具有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表达的内容层面的意义，但价值层面的意义应该是大学课程的核心，也是所有课程问题的指向和归宿。因为大学课程的上位概念是大学教育，而大学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是一种“使人成为人的”教化活动。大学课程，作为一种本质功能的存在，其最终目的是要解答“人为什么要生存”以及“如何生存”等与人关系紧密的意义问题，最终指向“完满人”的生成。从本质功能的角度界定课程，可以使我们从对文本层面的课程意义的强调转向对价值层面的课程的强调，可以使我们正本清源，从大学教育的本质来看大学课程，确立人的完善在大学课程中的目的指向作用，使得大学课程最终实现提升学习者的精神意义层面，促进个体的“灵魂转向”，从而真正实现大学教育培养完美人性的最终目的。强调大学课程的意义性，重新确立了大学课程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大学课程不再是独立于学习者之外的等着学习者去占有的客体，而成为学习者探寻生存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的载体。我们知道，大学课程不仅仅是追问其范围的解释之学，更是规范人的价值之学。与其追问大学课程包括什么，倒不如追问大学课程对人有何意义，怎样的课程才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课程才有利于促进完人的培育。而这种价值意义性的追问，只有在本质功能的界定框架下才能进行。
（二）整体性
在传统现象集合与归纳分类的大学课程界定的思维模式下，大学课程往往呈现为单元化、碎片化和分割化的状态。这些单元化和分割化的大学课程在分化的学科规训制度的强化下，往往步步为营，困守在自我的天地中而忽视甚至无视整体的大学教育目标的统整作用。这种无视整体性的大学课程观致使大学课程设置随意，课程体系散乱有余而整体凝聚不足。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课程门类的增加并未使得学生素质明显地得到改善。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推行课程改革时强调指出，包括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首要的问题是认清自己的目标，目标是配置的原则，目标具有指引和限制的作用，其根本目的使课程具有整体性[32]。博克（Derek Bok）强调，大学无论开办多久，如果没有明确的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开设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的课程，本科教育就可能办得很糟糕[33]。而从本质功能的角度界定大学课程，所有的大学课程就可以在培养“人之为人”的价值指向性上予以统一。在价值统整的作用下，大学课程本身就成为了有机的整体；在价值统整的作用下，任何一门课程的开设都需要在是否实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大学课程的价值指向上审视自我；在价值统整的作用下，大学课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实现着完善人性的价值取向。从完善人的视野去组织课程，从而使得大学课程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三）反思性
我国研究者叶信治把大学课程实践分为常识、科学和哲学三种水平[34]。实际上，对于大学课程的认识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三个阶段。传统的现象描述、归纳分类的大学课程界定方式往往对应着在常识水平和科学水平上理解课程。在这个层面上认识课程，仅仅强调大学课程的内容、大学课程的实施和大学课程评价的客观性，更多地关注外在目标的完成，具有外在指向性而缺乏内在的反思性。缺乏反思的课程设置的一个危险之处在于：它暗示学生有选择的差异性并不重要，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差异不大，在重要性和价值之间，它们是没有区别的。而哲学水平上对于大学课程的认识，正是从价值的层面上来探讨大学课程，这种层面的探讨具有反思性的特点。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即人的思维反过来以其自身为对象加以思维，但也可以引申为人能够立足于自身之外对自己的行动进行批判地考察。通过反思，主体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行动更加合理，也可以使自己的思想走向成熟。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 ）指出，教育过程很大程度上包括一种能力，即通过反思自己的思想从而以某种方式将自身与自己所知道的区别开来[35]。一方面，走向反思的大学课程能够审视自己的理念、批判自己的目标、追问自己的前提，不断克服被动、机械和片面的观念和行为，增强观念和行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关注课程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注完人培养的终极的大学教育目标。另一方面，大学课程本质功能的界定方式的反思性还体现在促进学习者个体成长上。在大学课程本质功能的价值指引下，学习者在通过大学课程的学习而达致精神普遍性的基础上，能够返回自身，在对大学课程的个人反思的基础上，成为独特的、主体的存在。而不会像在主客二分的模式下，强调对大学课程的把握和占有，从而使得主体迷失在课程所构建的知识的海洋之中。在价值关系的大学课程中，学习者经由自己对课程的价值层面的反思，“在精神上走出自身的局限性而获致普遍性，同时又返回自身的双向历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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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大学课程；知识；能力；悟道；制度保障
2014年8月26―29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经过校赛、省赛的层层选拔，来自32个省市（包括新疆兵团）的96位选手，分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自然科学应用学科三个小组，逐鹿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笔者获得了人文社会科学小组第一名的佳绩。
而今，参赛时的紧张、兴奋早已褪去，但对教学的体悟与感触，却如潮水般奔涌激荡，久不能复。参赛之前凭着对教师职业的敬重与担当所累积的一些碎片化的教学经验，在赛事训练与赛后教学中，砥砺、升华，渐成一幅清晰的教学蓝图。
承载蓝图的主轴，就是教学理念。
一、授业、解惑，是否为大学课程的全部？
在省赛颁奖仪式上，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教授的一句话，可谓醍醐灌顶：“什么才是好的大学课程？”
这个问题，笔者此前从未清晰地向自己提出。虽然在以往的教学时光里，作为教师的自己，也曾无数次追问“你能给学生带来什么？”一场行政法知识的盛宴？说来惭愧，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就连自己，也不敢宣称行政法知识的全面掌握，又如何能确保学生得到事无巨细的传授？更何况，从无法律人以熟记条文或教材见长于职场，优胜劣汰中，胜出的，永远是活用知识、妥善解决纠纷的法律职业群体。因此，笔者的行政法课程讲授，重在塑造行政法律思维、训练学生解析行政纠纷的能力，而不是围绕教材的刻板宣讲。教材不是课程资源的中心，它只是课堂学习材料的一部分。因为现代教学再不可能是单向的传输过程，而是教师和学生围绕文本互动生发出的多种意义的一种活动[1]。
为了实现这两项教学目标，整个行政法课程离不开三种教学方法：精致的规范分析、互动的案例讨论与专业的学理支撑。
规范分析是思考的起点与归宿。作为法学院的本科生，他/她必须首先围绕着现行法律制度展开分析，才能避免外学科知识与法学知识的篡位，并迅速地进入法律职业人的共同话语体系。2014年10月24日，台湾地区的民法学界泰斗王泽鉴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报告时，曾经批评：“大陆学生上课都不带法条”，其所关切的即为规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当然，大陆法学院学生不带法条已非普遍现象，至少在笔者任教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已成淘汰式。
案例讨论，强调开放与论证过程，以提问引发思考，以误区作为警戒，以论辩展现多元。本科生的社会经验相对缺乏，学习时容易死记硬背相关知识点，缺乏灵活运用能力。因此，课堂讲授应借助案例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充分领会法学作为实践科学的特性，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中培养法感。需要注意的是，案例教学的重心，不在于以生动的事实描述抓人眼球，而在于反复训练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思维。
学理探究，意在引导思考的深度与精度，并借助延伸阅读和课后思考，巧妙地联结教材与专著、拓展课内至课外。本科法学教育中，学生往往重技能而轻学理。殊不知，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不仅是进一步展开法学研究的基石，亦对个案处理技艺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教学过程中应通过对比分析、理论分析，不断向学生展现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与行政纠纷个案处理的内在联系，不仅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更激发学生课外进一步学习的热情。
与此同时，为配合上述教学方法，需要打破传统的期末定终局的测评方式，采取过程结果式评价模式──平时课堂的开放讨论占期末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占70%。一开始，总会遇到学生羞于发言的尴尬。对此，笔者摸索出了一个小窍门：尽量记住班上每一位同学的名字，努力回想起每一位同学曾经的回答。这对于教师并非易事，尤其遇到大班上课的情形。所以，笔者会在每次课前花十分钟复习学生名单，重温上次提问情形。尽管这加重了教学负担，但每当熟练地叫出学生的名字，并有针对性地点评他（她）相较于前一次回答取得的进步时，学生的眼里流露出的是被尊重、被关注的惊喜目光，之后的课堂讨论也会更加主动和积极。至于课程期末考试，采用的是开卷的案例分析形式，学生可以携带任何法典、教材、论文，但必须在给定的两个小时时间内解决案例列出的所有问题。这就要求学生虽不必对法律规范倒背如流，却需对行政法律体系的整体框架与基本安排驾轻就熟，更为重要的，是灵活运用法律解释与漏洞填补的技能，分析个案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合法性或正当性判断。如此，就将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训练，妥善地整合为一体，突破了传统知识灌输式教学的禁锢。
二、学生悟道，方是大学课程的真谛
然而，这是否是一门大学课程的全部任务？
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曾经说过，“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来浙大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面向学生的发问，在笔者看来，恰是对教师的明责：在授业、解惑之上，言传身教“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2]，方是大学课程之真谛。就行政法学课程本身而言，若仅停留在要件提炼与个案适用，至多只能培养具有超群技艺的法律工匠；但一所一流大学法学院致力于塑造的，是具有法治反思能力的卓越法律人才。因此，如何将对法治的思考带进教学设计，启迪学生把脉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成为隐藏于课程讲授背后的“道”。只有谙熟于此“道”中的人本关怀与正义价值，方能于“授业”、“解惑”上真正有所作为。而在悟“道”过程之中，自然会辨析正义之本质，探索公共之福祉，诘问自身之价值。如此种种，均将学生引向“什么是我的支点”的人生追问，从而使课堂不仅成为知的殿堂，更为德的指南。
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古往今来备受推崇的教学最高境界，正是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课程，亦是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重要的评分标准。
按照本次竞赛的规则，参赛选手只有完成自己的参赛环节后，方能观摩其他选手的比赛。第十位的出场顺序，虽令笔者遗憾错失许多优秀选手的授课，却仍为笔者留出了领略十多位同仁风采的机缘。作为一项全国性的赛事，每组32名参赛选手均顶着省赛第一名的光环，并肩负着展现本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素养的重任。两相竞合之下，决定了本届赛事的才辩无双、精彩纷呈。当大多数选手的授课均如风行水上、自然酣畅之时，教学仪态与教学语言实则已秋色平分、轩轾难辨。但若认真揣摩授课过程，仍能于细微之处见仲伯：教学策略是平铺直叙还是奇势迭出？教学内容是一目了然还是辞简理博？教学思想是一定之论还是不拘一格？这看似教学技巧的差异，却彰显了大学课程的应有底蕴：破除陈规，追求创新；摒弃浅白，青睐博广；避免灌输，旨在启迪。
在这里，笔者不得不提到两位让笔者印象深刻的选手。一位是教外语的女老师。一上场，她便气定神闲，展现了其他选手难以匹敌的泰然自若；整个授课过程，更是一气呵成，几无磕绊。但她最终的分数却并不十分理想。另一位是讲授《史记》的男老师。尽管与之前的女老师相比，他的教姿教态略逊一筹，但他的课程既安排了对“司马迁欣赏司马相如吗？”这一问题的开放式讨论，亦给出了自己的三点论据。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学术交流的平等性，欢迎同学质疑他的论证过程。最终他拔得当天上午的头筹。两位选手虽各有千秋，但最终的结果却让笔者不得不细细推敲评委老师的用意：那位女老师的授课虽安排了互动式提问，但所提问题，主要围绕着阅读材料的英文理解本身；而男老师的课堂，展现了具体观点背后的学术争鸣与开放的学术讨论氛围。相较之下，后者在知识传授之外，似乎更能引导学生活用史学研究方法，端正学术研究的态度。
思量至此，笔者不禁感慨评委老师的良苦用心，并重新体会组委会评分规则的立意。大学是这样一处所在，在这里，凭着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一段特定的时光被专门腾出来尽最大可能地培养最清晰的自我意识。人们出于寻求真理的唯一目的而群居于此[3]。组委会旨在明晰，能够引导学生悟道的教学，才是好的大学课程。
三、好的大学课程，离不开制度保障
带着这份感悟，笔者以参赛时精心准备的20次课件为基础，重新设计了本学期的“行政法”课程。一个学期的教学活动下来，笔者明显感觉到，课程的知识点讲授更为连贯，思维训练更加全面，思想启迪更为高远。赛前两个多月全身心的投入，收获的，是更多学生的蜕变与成长。许多学生写来邮件点赞。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短期交换生的上课体会，更是深刻地诠释了升级后的教学理念可能产生的无穷影响：“有一句话这样说，总有一种人的存在，让你对你自己付出的努力与现状感到惭愧。而我觉得一个老师最大的人格魅力也就是在她的感染下，学生内心真实地生出一种想要变好的深切的渴望。我有过这种渴望，在你上上周的那次课中。”这封邮件，让笔者由衷地体会到作为教师的力量与幸福。
说来非常惭愧，若不是这场赛事，笔者不可能有完整的两个多月时间，全情投身于教学之中。放眼当下，全国高校在各种排名与指标考核的驱动之下，将发表高层次论文、获批高层级课题、荣膺高层面奖项作为高校发展的重中之重。职称晋升的压力、业界评价的标准，逼迫着大多数青年教师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科研。
这确实有些反讽。本应以教书育人为主业的高校，曾几何时，疏离了她的本业？其实，教学上的付出，并不都是悄然无声息。只是，“教育是农业”，投入多、产出缓，以教师有限之精力，似乎只能科研先行。然而，科研与教学，就真的势如水火，难以两全？作为体制内的一员，笔者与许多老师一样，受到两年一评聘、三年一签约的科研考核压力；作为浙江省地方立法专家库、浙江省政府立法专家库等团队成员，即便是个人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作品，也需接受来自实践的检验。最初，笔者也曾经困惑，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妥善处理三者关系？但对周边优秀师长的观察，很快打消了笔者的疑虑：实务本就是科研问题意识的来源；科研的产出若能指导实践，恰体现了法律学科的社会价值；而源于实务的科研，既具备易于学生理解的生活性，又能展现科研指导实践的魅力，可轻松激发学生学理探讨的热情，与此同时，以浅显之语言讲解深刻之理论，有助于梳理清晰的研究脉络，反哺科研。如此周而反复，就能形成教学、科研、实务的良性循环。教学科研协同的意义在于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当最新的科研进展激荡学生心灵，当最有效的科研方法启迪学生思维，当学生从‘学习者’转变为‘探究者’，创新就成为对学习的最好诠释，人才培养的个人含义也就相当丰富了[4]。一如本次教学竞赛组委会于开幕式介绍评委席时的措词，此次评委席中的许多老师，就兼长于教学科研甚至行政工作。他们正是在以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感悟心得，引导与鼓励一种教研相长、蕴藏深厚学理功底甚至人生态度的教学境界。
只是，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倡导的“悟道为上”的教学理念，若期待从参赛的96位选手推广至全国高校逾百万教师队伍，就不能仅依赖个体的经验复制。作为一位浙大人，笔者时常感怀，在笔者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同事，可以不计回报地主动组织学生读书评论、畅谈人生，无惧繁复地将学生的困惑与疏漏整理成专题共享研讨。但他们的付出，并没能化约为现实体制的绩效。是的，从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而言，要求绩效似乎有些世俗化了教师职业。但身为法律人，笔者深知，远离制度配套的师德宣扬，终难形成规模化的教学改革之势。
“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倘若高校评估体制与社会关注导向能更多地倾向于教学工作，必能引导更多的高校教师投身于志在让学生“悟道”的教育事业，才能早日让大学回归其本业！
参考文献：
[1] 陆国栋，周金期，金娟琴，留岚兰. 从“制器”到“成人”的系列核心课程建设[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3）：85-94.
[2] 梅贻琦. 大学一解[J]. 清华学报，（1941）1：1-12.
[3]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邱立波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篇(3)
关键词 过程模式 大学课程改革 多元评价
1 过程模式提出的背景
众所周知，泰勒提出的“目标模式”是认为课程开发的基础和核心是目标，课程开发之前应该确定目的、目标，最后在课程开发完成之后用可以精确表述的目标的评价标准来评价课程的达标情况。①斯坦豪斯指出“目标模式”将目标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唯一标准，忽略了教师与学生各自原有的认知结构和基本能力，将学生的发展束缚在预定的目标中，限制了学生的发展，阻碍了学生发展的自由，也束缚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创造性发挥和发展。
斯坦豪斯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课程模式——“过程模式”，该模式事先不预设目标，而是先确立一个整个教育过程宽泛的教育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非行为性的，并且不影响最后的评价依据。在之后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的实际进展情况和学生的表现提出相应的目标，使课程目标与教学过程统一起来。由此可见，“过程模式”注重教育过程本身的设计，把教学过程交给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追求其生成性价值，课程目标处于灵活、动态的变化状态。
2 过程模式的原理
2.1 课程开发的依据
过程模式不主张将教育作为工具，其主张要关注教育活动中的内在价值。斯坦豪斯认为，教育与课程是向学生传递具有价值的东西——促进学习者的知识和理解力的发展，因此，教育与课程有其固有的内在价值和评价其优劣的标准。②课程开发人员和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详细说明内容和程序原则的方法对课程进行合理开发，不必预先指定目标，并希望所有学生达到这一结果。课程内容是指一些能反映各学科领域内在价值的事实、概念、原理和方法，程序原则必须贯穿整个课程活动始终，反映课程总要求或总目的。程序原则中的总要求或总目的与“目标模式”中的目标预设不同，它并不决定最终的评价依据，其主要目的是概述整个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教学结果，从而使教师了解整个教学过程的总体要求和内在价值标准。
2.2 课程内容选择的标准
过程理论注重知识、活动的内在价值，因此，如何鉴别并选择有内在价值的知识及活动就显得至关重要，斯坦豪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鉴别教育活动内在价值的12条标准：（1）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兴趣，学生在完成活动的过程中主动地了解并做出选择，并能对选择产生的结果做出反应；（2）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角色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3）教学活动应该让具有探究性，让学生探究各种原理、观念、方法以及个人问题或社会问题等；（4）教学活动给学生提供实物教具；（5）教学活动适应于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6）教学活动能使一种信息在新背景下继续探究或研究；（7）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内容可能是被大众忽略的；（8）教学活动需要学生和教师同时参与，且结果未知；（9）教学活动促进学生“温故知新”；（10）教学活动能促进学生掌握规则、标准或方法；（11）教学活动要求协作完成；（12）教学活动与学生的表达目的紧密相连。
2.3 课程评价的方法
斯坦豪斯认为课程、教学的评价不应只依据目标的实现情况，而应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知识形式，实现程序原则为依据。过程模式不是一个评分模式，是一种批评模式，因此在过程模式的指导下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不能被测验的，而目标模式更适合对课程教学过程进行形成性测试，但是过程模式更加倾向于教师的诊断和形成性评价。斯坦豪斯主张，在教学过程中和学习结果的评价中，教师不应该是一位判分者，而应该成为一个诊断者、批评家。③师生所从事的有价值的教学活动有其自身内在的评价标准，成绩的评定是评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为达到这些标准工作而进行的努力和表现出来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过程的评价应该基于学生的自我评价，同时教学过程的评价应该基于教师的诊断与评析。
3 过程理论指导下我国大学课程改革的注意问题
3.1 转变课程观念
传统的课程观念采用目标模式，一切以唯一的教学目标为中心，教学过程也是为事先设定好的教学目标服务的。但是过程模式就大不相同了，它从整体、联系、发展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怀特海曾经明确指出，依据科学规律，课程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大学目前的这种教学体制和教学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大学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教育的思想相对落伍，教材形式单一，不能全面地解释生活的多个方面。因此，我国大学课程改革首先要从课程观念着手，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整个教学过程，将过程模式作为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思想。
3.2 注重课程内容的内在价值
课程的内在价值是通过课程内容反映的，课程内容中包含的事实、概念、原理和方法属于科学的范畴，遵循科学的规律。课程内容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其内在联系需要教学活动的支持与设计。④教学活动具有承载教学内容的作用，它能够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从现实生活中还原教学内容，体现课程内容的现实意义。课程内容的内在价值是实现课程建设意义的重要部分，在课程改革中，要紧密结合实践，运用科学方法，将课程的内在价值展示出来。
3.3 强调教学过程的多元评价
篇(4)
关键词： 大学体育 课程教学改革 教学效果
1.大学体育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课程设置适应性较弱
我国大学体育课程设置落伍较为严重，缺乏创新性。很久以来，我国大学体育课程以“学科”为主体而不是以“学生”为主体，课程设置新意不足，强调整体性，而忽视个体差异性，在批量生产模式下，对学生的个性压抑较为严重，对学生专长发挥和喜好不利，扼杀学生个性与创新性，这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爱好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原因之一。
1.2教学内容随意性大
传统教学内容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教学内容由教师决定，而教师决定的教学内容一般是从简到易，不能依据学生对体育需求情况对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内容进行设置，导致大学体育教育与学生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脱节，对学生上课积极性有较大的打击，对学生身心发展不利。因此，大学体育教育改革应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将教学目标建立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基础之上，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1.3课程管理过于单一
当前，我国大学体育课程管理过于单一化，课程管理大部分以单项教学目标为管理单元，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学校或老师制定和设计的教学内容，不能在教学设计和活动组织实施等方面与学校或老师交流和沟通。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只重视管理和约束学生，而轻视培养学生能力，重视重复机械操作，对学生指导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人才培养任务和目标。
1.4课程考核评价单调
体育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体育课成绩对大学生奖学金评定和推研等有较大影响，因此，学生对体育成绩的关注度较高。受应试教育和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以具体项目的成绩评定学生学习体育情况的现象很普遍，体育教学以体育达标为指挥棒，这样的评价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体育教学中重视对学生的技术进行评价，而轻视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使评价的激励作用大为减弱。体育教学变成灌输体育技能和技术，技术达标和取得好成绩的单一活动，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体育课程考核评价突出强调外在效果，而轻视对学生内在素质的培养，如良好体育习惯的养成教育等。
2.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主要措施
2.1创新教学思想
大学体育教学应建立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求知创新和健康第一的教学思想。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大力开展素质教育，以贯彻实行求知创新和健康第一的教学思想与理念，使学生掌握基本体育运动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形成终身体育意识，重新认识大学体育教学目标和功能，打破把考试作为教学终极目标的思维，积极构建面向新时期的大学体育教学体系。在实行过程中强调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的结合，使大学体育教学思想与学生健康建设联系紧密，使健康教育拓展到终身体育思想与空间中，明确体育教育对素质教育的服务作用。
2.2开发大学体育课程的综合功能
大学体育课程的首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重视大学体育课程综合功能的开发，即将运动参与、体育技能、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这五方面的潜力发掘出来，并在大学体育教育过程中予以认真落实，将体育教育作为促进学生身心修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手段，在现代教育思想的指引下，使大学体育课程摆脱单纯性健身和体育技能学习思想，充分体现社会特征和人文素养。
2.3多样化设置大学体育课程
多样化设置大学体育课程对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利。如何提高体育课程的多样化？需要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师资力量水平和器材、场地等条件，在此基础上，首先应建立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和方案，使学生有更多和更自由的选择机率;其次，体育课程的设置还应与学生的兴趣爱好、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基础等结合起来考虑，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体质健康水平。
2.4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大学体育课程应从学生实际出发，为全面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在评价学生时不应只依据体育单项成绩进行评定，应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评价考核方法，从学生情感意志、学习态度和习惯养成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以增强大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效果，使培养的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满足我国未来发展需要。
3.结论
首先，当前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应立足于创新教学思想的基础，重视开发大学体育课程的综合功能，体现时代性和实用性，提高学生学学体育课程的学习兴趣;其次，应重视大学体育课程的多样化建设，加强大学体育课程建设和管理，完善大学体育课程的评价体系，综合考虑大学体育教育目的和任务，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水平实际，全面推进大学体育教学课程改革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周鹏.终身体育思想视角下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改革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5，35（1）：126-128.
篇(5)
关键词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多媒体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21-0066-02
Discussion on Teach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Physics Curriculum//Hastonglag
Abstract As a compulsory subject of univers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students, College Physics Course i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students’ problem-analyz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the tide of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s Curriculum Teaching, this paper is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physics curriculum, discussions in-depth combined with specific reform practices for the idea of educating peopl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er quality construction etc, to help institutions to stimulate our students’ physical motivation.
Key words college physics;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multimedia
Author’s address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China 028000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理科与工科各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它可以在强化广大学生的物理学识基础的同时，帮助他们拓展更广泛的研究视野，提高他们探究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与创造精神，因此，进一步提升大学物理教学质量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我国高校的年年扩招，国内的高等教育已经由原先的精英式教育转向平民化教育。面对这一局面，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物理教育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使课程设置更与物理学科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成为诸多大学物理教学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1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的现状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些著名高等院校开启了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序幕，陆续出现一些相当优秀的教材，如《费曼物理讲义》《伯克利物理学教程》《M.I.T物理学导论丛书》等。他们的教育思路是大学物理也必须反映当代物理学科的最先进成果和最高水平，而且还要结合以最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进行传授。
在国内各大学教育日渐大众化的今天，国内大学也正在就大学物理课程开展教学改革，大概有3种表现。1）对于全部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考察，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经典物理诸如力学、电磁学、光学等，相应增加了等离子物理、相对论及量子物理的比重；在保留原有教学框架的基础上，以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以及理工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为依据，适当地增加一些国际物理前沿成就及其原理的内容介绍，使大学物理课程内容与物理学科发展水平相接轨。2）在教学中加入物理学科发展历史相关的内容，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化物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学习，帮助学生养成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并培养他们对物理知识进行研讨和应用的能力。3）有的学校在大学物理课堂上尝试开展双语教学，选取西方原版教材进行教学，以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某些物理规律与原理的本意。
尽管如此，当前的大学物理教学仍然不容乐观，因为当前教学评估机制中，课堂教学质量是一个重要指标，相应地校内各级领导的重视程度比较强，而学校教改过程中对课程学时有着严格限制，而招生范围的扩大又严重影响到生源质量，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不大，考试结果也不理想，与研究生入学会考到的数学学科相比，学生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些都导致大部分高校的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形势严峻。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红外、磁力、等离子体等一系列物理科技的应用，也要求学生掌握相应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因此，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2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的策略
2.1 教材的选择与教学内容应当有针对性
高考后，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学生可以进入不同的大学，因此，全国各院校不可能通用一个版本的教材。各学校所编写或选用的教材应当有针对性，根据本校学生的水平选择相应的教材；另外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选择适合研究型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材。比如：应用型人才适于选择理论体系明晰，应用实例多的教材；而研究型人才适合使用理论精深的教材，还可以列出一些辅助教材让任课教师可以按专业及学生特点进行参考。
理工科专业设置大学物理课程是为其他专业课程打基础的，所以怎样实现大学物理与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效衔接也是当前各高校应当关注的问题。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工科专业的学生在物理理论方面无需设置过高要求，只要达到专业辅助的目的即可。所以，相关任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可以有的放矢，无需面面俱到。以电气自动化专业为例，大学物理课程中可以重点加强电磁理论内容教学，其他的力学、光学可以适当削减。相反，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就需要侧重力学理论研究，可以减少光、电理论的学时设置。
2.2 科学改革大学物理课程考核手段
如今的大学物理教学考核是以期末考试为主，直接导致大部分教师以应试为目的开展教学，学生更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临时抱佛脚，死记硬背暂时过关，而非真正的研究式学习。所以，高校对学生的学习考核方式有必要进行变革。当前在诸多领域都提倡多元化，高校物理课程考核不妨也尝试一下“多元化”方式考核，摆脱一考定江山的传统，多设置一些学生可以参与的项目作为平时考核，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吸引学生平常多注重物理课程的学习。
2.3 课程教学形式改革
大学物理当前的教学仍然以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讲为中心，再加上学生对于课程重视度不够，课堂上学生的参与性非常小，学习效果长期以来处于不良状态。所以，教师有必要结合多媒体演示、探究式实验等动态的手段组织课堂教学，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还可通过学生分组讨论、研究的方式培养学生分析理论、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2.4 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教师是物理课堂的主导者，要实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成功改革，必须要建立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各大院校可以物理课程研究为载体，开展教学研讨工作；组织优质课比赛，使结果与教师的职称评比、工资奖金挂钩，引导广大教师在教学研究上投入更多的精力，最终建立起整体素养高、教学水平优秀的师资团队，为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保障。
3 小结
大学物理课程教改工作将是一个长期的有挑战性的任务，也是国内各高校无法回避的工作内容之一。这项改革工作一定要秉持严谨、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重视对教学各个环节的评价和研究，研究出适合本院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培养出具有本校特色的、适合于未来发展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大学；法律；教学；课程
一、引言
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法律职业化”成为当前在司法改革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其与国家、社会以及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高校也面临的巨大的压力和竞争。只有发现当前法律教学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通过科学的改革和创新设计，才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法律教学课程质量的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律职业化改革中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二、当前大学法律教学课程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单一枯燥
在大学中进行法律教育其主要是为了让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培养法律素养，这就需要积淀时间和知识储备量。由于法律教育内容多且繁杂，而当前高校并没有分配较多的学时用于法律基础教学，这就使得一些教师只能采用照本宣科或是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将一些较为浅显的法律概念及规范传授给学生，却忽略了对学生法律思维及分析能力的培养。这样枯燥的教育形式会使得学生产生厌烦心理，而由于没有案例模拟及实践活动，也使得学生所学到的课堂内容脱离了生活，失去了法律教育的本质。长时间下去学生不仅会失去对法律的学习兴趣，更会造成学生对法律规范的漠视。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对法律专业的课程设计而言，其所对应的培养方向应该是法律服务部门、司法部门的辅助岗位，且为基层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事业单位的法律事务部门培养应用型法律辅助人才。但由于高校在学科的课程体系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造成了人才不能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其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律教学在课程设计中与其他学科相关性不强，这就使得学科之间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连贯性，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学习无法做到融会贯通。此外，专业课程设置并没有按照职业目标来进行规划和实现，且法律课程缺乏实用性，大大偏离了教学职业化的本质要求。
（三）教学设计缺乏技能训练
大学法律应该着重强调“教、学、做”一体化模式，摆脱学科性课程体系的限制，凸显职业技能训练，并让学生懂得将法律运用于生活之中，并在生活之中深化对法律的理解进而升华。但当前是教师为课堂的主体，教学设计主要是以讲授的形式来开展，对学生并没有安排技能训练，教学计划与目标相背离，学生失去独立思考和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当学生走向社会面对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便会出现迷茫慌乱，手足无措，从而无法满足社会对法律实用型人才的需求。
三、大学法律教学课程改革对策
（一）优化课程内容及结构体系设置
教师在进行法律课程教学中，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课程针对性设计，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树立法律意识观念，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每一个学生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教师还应该在课堂中引导学生从我们现实生活中出发，从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出发，将法律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做到以知导行、以知促行，让学生与社会同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创新精神，教师可以在讲解完刑事、民事法律制度后，可以结合典型的案例与学生分析讨论，可以以模拟法庭的方式来让学生处理一些简单的刑事和民事纠纷，学生通过亲自参与其中，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动手、动笔实践能力，还可以在实战演练对法律有更深一层的见解，真正做到将知识转变为能力，提高综合素养及职业能力。
（二）构建具有职业特色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
大学法律教学课程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及社会适应能力，为此，学校可以设立实习基地，并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让学生能够拥有更为专业的实习机会，增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第一个方面学校要确保经费投入充足，这也是提高法律课程教学质量重要的物质基础及保障。建立公共实验室、多媒体教室、法律诊所以及司法鉴定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并要配备充足精良的教学仪器设备和先进的教学软件，让教师在组织学生教学实践活动中不会受到教学设备的限制。第二个方面学校要加强与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律师事务所的联系，并可以建立合作关系，从而搭建出校外实训基地的桥梁，并强化管理，让学生走出校园，为学生提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以暑假实习、社会实践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为系统的实际操作技巧训练，在复杂真实的环境中，学会独立运用法律知识进行问题的发现、分析及解决。学校还要注意对学生实习时间的合理安排，制定科学的专业实习机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同步和统一。
（三）增强教学组织形式的互动性
篇(7)
关键词：人文课程 教学 底线 认知兴趣 娱乐
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学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鼓励高校统一开设传统文化必修课，并拓宽传统文化选修课的覆盖面。消息传来，高校人文课程任课教师无不为之振奋。近年来高教界逐步达成共识――现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教育亟待加强，教育部“指导纲要”的可谓“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可以预见，这一政策性的引导必将推动高校人文课程的建设，至于人文课程怎样开展才更合理、更有效，将会成为焦点性话题。作为东北财经大学人文课程教学基地――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笔者在近年的教学实践中感触良多，尤其是对人文课程的“教学底线”问题感触颇深，故撰此小文以与同行切磋交流。
2012年以来，笔者先后为东北财经大学不同专业学生开设了四门人文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欣赏”“《老子》导读”和“《世说新语》导读”。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们的人文知识背景，便于第二轮教学的反思和改进，笔者在每门课程开课之初进行了问卷调查，在结课之时回收了课程总结。2012～2015三学年六个学期，笔者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266份，课程总结181份。问卷的问题设计属于开放式，尽管各门课程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其中有部分问题交叉重叠，比如：“你来自哪里，家在城市还是农村？”“你读过哪些人文历史方面的书籍？”“你高中阶段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你高中选修过哪些人文课程？”“你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吗，为什么？”“你对这门课最期待的内容有哪些？”“你对本门课程使用的教材满意吗？”“你对老师的教学方式有什么建议？”综合266份调查问卷的反馈情况，城市生源人文阅读量远远超过农村生源，有11%的学生曾经在父母或老师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完成几十本人文历史类书籍的阅读，这种情况是在意料之中的。但令笔者惊讶的是，有37%的同学表示对人文历史不感兴趣，其中不乏文科出身者，甚至包括个别人文阅读经验丰富的同学，在这一点上，生源地的影响因素并不明显，城市与农村的学生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差异。在这37%中，有部分同学表达情绪所用的字眼是“厌烦”，他们引起了笔者的格外关注。分析这部分同学的问卷反馈，厌烦的原因各式各样，或对多年来的课程考试表示不满，或对枯燥的教材内容难以接受，或对教师呆板的教学方式表示反感。有位同学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文课程的不满：“我爸爸是语文老师，小学和初中的暑假、寒假他让我读了好多文学名著。我高中时候语文和历史学得不错，文学常识、历史知识什么的背得滚瓜烂熟，文言阅读、诗词赏析、写作文啥的我都熟悉套路，总之我很会考试，高考也考得也很好。为了高考，我逼自己学了很多不感兴趣的东西，记了很多不愿记的知识，现在我学了会计专业，再也不愿去碰那些东西了，反正也没啥用。”这位同学堪称典型，道出了部分学生的心声，他们在应试教育中掌握了基础的人文知识，也获得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在这些知识能力的支撑之下顺利度过了人生重要的关口――高考，与此同时，他们对人文历史的认知兴趣也遭到了一定的伤害。笔者认为，大学人文课程应该全力呵护学生对人文历史的温润情怀，至少不能进一步伤害他们的认知兴趣，这应该作为大学人文课程的一条“教学底线”，努力坚守，不可退却。
基于本校学生对大学人文课程认知兴趣的分析，笔者在随后的教学中将人文历史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做了通俗化的处理，增加了一定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并部分地借鉴了传统评书的表现手法，在历史文化情境的复原方面做了较多的努力。比如全校公共课“文学欣赏”有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讲，这首词反映的是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经过心灵的叩问所做的一次深刻的内省。年轻气盛、书生意气的苏轼在饱尝囹圄之辱之后，最终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风陵渡口，枯寂的灵魂得以重生并变得愈加坚实。笔者为了细致地还原这一事件，查阅了《宋史・苏轼传》与王水照《苏轼评传》中的相关内容，结合林语堂《坡传》以及余秋雨《坡突围》的文学化叙述，较为全面地掌握了“乌台诗案”的具体情况。在课堂讲解中，笔者不断抛出疑问：苏轼为什么会被弹劾？是宦海险恶还是性格使然？他的诗歌为什么令新党如坐针毡？苏轼为什么能够脱险？他的入狱使自己的“人脉圈”（苏辙、王安石、神宗皇帝、太后）发生了怎样的动荡？在一连串“扣子”（悬念）的勾连下，笔者穿插交代了大量的北宋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使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尽量细致化、鲜活化、立体化。在此过程中，笔者试图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的人文历史是动态的、丰满的、深刻的，而不是固化的、扁平的、肤浅的，绝不是教科书几句价值判断就可以轻易带过的。我们的教材在描述苏轼时，典型说法是“才华横溢，心态旷达”，对苏轼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们知道，这并非苏轼恒定的人生状态。年轻的苏轼曾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在历经了人生风雨的洗礼之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和沉淀，最终实现了心胸的拓展和境界的升华。本课课程总结“回笼”之后，笔者对付出的努力感到欣慰。有83%的学生认为，我们的“文学欣赏”课“很有感染力”“值得玩味”，有位同学说：“老师这门课展示给我们的历史是那么丰富细致，那个时代的山水风物、世情百态是那么鲜活生动，我们都跟着穿越了，这种感觉让人流连忘返。我很喜欢这种讲课方式，老师继续保持啊。”在课程总结中，约有过半的学生表示，苏轼一讲让他们受到了触动，坡面对挫折时的复杂心境让自己产生了共鸣，并感受到一种隐忍坚强的生命力量;以后会多找名人传记类的书籍来读，借以开阔眼界，丰富心灵。笔者认为，大学生对人文课程的教学氛围具有一定的情感诉求，如果我们的教学能够尽量满足这份情感诉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激发他们对人文历史的认知兴趣，那就能有效地发挥人文课程的“导引阅读”作用，也即成功地守护住人文课程的“教学底线”。
当然，“教学底线”好比一个浮标，我们总是希望借助它开辟更为敞亮的“航道”。近年来，大学人文课程的任课教师做出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希望借以激发学生的认知兴趣，其中有部分所谓“娱乐教学”的尝试可能会将我们的浮标推向深海，得不偿失。据我了解，有部分大学教师将当今娱乐节目的某些元素带入了人文课堂，加入了过多的游戏和表演，这种教学理念将“寓教于乐”的内涵予以拓展，谓之“娱乐教学”，这与当前“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不谋而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娱乐至死”。“娱乐至死”是伴随着印刷术时代的没落和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侵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课堂教学同样未能幸免，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批判的：“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为一种娱乐至死的物种。”教学中的“娱乐至死”本是对“寓教于乐”的一种延展，可它延展到一定程度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背离，娱乐本身替代教学成为了重心，教学的严肃意义在此过程中被淡化，甚至被消解。与之相对照，2000年以来的文化普及类电视节目以“百家讲坛”为代表，因其定位在于大众人文素质教育，主讲又多为大学教授，与人文课堂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从其运作分析“娱乐教学”，它可以给予我们很好的镜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2001年开播“百家讲坛”，其初衷在于开设高端学术讲座，主要面对知识阶层，结果曲高和寡，收视率较低，迫于市场压力，最终改版转型。在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2004年）、易中天《品三国》（2006年）等系列讲座的推动之下，百家讲坛华丽转身，由“学术讲坛”转变为“百家书场”，通过各式各样的商业包装，吸引了大批观众。在受到热捧的同时，“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庸俗化倾向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是尖锐的批评。饱受非议之处如，王立群在释解“凤求凰”时，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是一场“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行动”，另有言论曰：“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纪连海在谈到大禹治水时，也曾发表惊人之论：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情，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此类庸俗化的解读视角，无疑是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态，其文化品格极为卑下。作为一档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庸俗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术讲座应有的文化品位，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在人文课程的教学中，“百家讲坛”式的包装方式是不可取的，呵护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我们的一条底线，而不是我们的标杆，这条底线一旦游移过度，“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就有可能侵蚀人文课堂的严肃品格。因此，警惕“寓教于乐”的越界，避免“娱乐教学”的泛化，应是我们守护教学底线的另一要义。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人文课程在不同的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教学底线”。在中学阶段，切实保障学生获得基础的人文知识和基本的读写能力是一条“教学底线”;到了大学阶段，学生的知识能力学习初告完成，部分学生受制于应试教育，对人文课程敬而远之，乃至有渐行渐远之趋向。我们要逐步修复他们对于人文历史的天然亲近感，至少不能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这又成为一条新的“教学底线”。在教学底线的守护方式上，大学教师应各显神通，充分调动个性化的教学手段，让学生热爱人文课堂。当然，人文课程教学底线的守护不能走向另一极端，那种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而无所不用其极，极尽游戏、娱乐之能事，以至于削弱教学的严肃品格、降低课堂文化品位的媚俗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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