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广场协议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成的广场协议为中心的国际协调，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呈扩大趋势的主要国家间的国际收支不均衡。根据广场协议，美国特别强烈要求日本通过日元升值和扩大内需来缩小本国的经常收支顺差。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实施了以金融扩张为中心的内需扩大政策，并基本认可了日元的升值。这样的政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到了维持，而转向金融紧缩政策则是在1989年以后。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经历了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的急剧上升，也就是所谓的资产泡沫现象。而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将近十几年的时间内，日本的金融和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本文以最小篇幅记述资产泡沫破灭给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金融、经济所带来的严峻的通货紧缩现象，以及广场协议等国际协调给此后的国际货币制度运行所带来的影响。

广场协议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日本经济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虽然受到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元升值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但仍然实现了年均5%左右的增长。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后遗症，从1980年到1983年日本连续四年保持3%左右的低增长。另一方面，日元汇率一改之前的升值趋势而开始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急速扩大（从1980年的21亿美元升至1984年的440亿美元）。

这一阶段，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采取了相应的宏观政策措施。在金融方面，日本银行改变了为防止第二次石油危机可能带来通货膨胀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开始放松金融政策，多次调低官定利率（从1980年的9%降至1983年的5%）。在财政方面，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追加措施，但因为继续坚持了缩小赤字的方针，日本政府的财政收支均衡状态得到了改善（财政赤字占GDP之比从1980年度的4.0%降至1984年度的1.8%，其中还包括社会保障费用）。

广场协议的国际背景

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西方五个发达国家（美、日、德、英、法）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就各国的外汇政策及金融、财政政策运行等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广场协议。

谈论该协议的国际背景，首先必须提到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的扩大。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是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即“尼克松冲击”）的导火索，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元汇率的疲软，这种逆差一直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但是，进入80年代，美国高利率导致的美元汇率上升使逆差迅速扩大，到1984年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与此相反的是日本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同期顺差达到440亿美元）和德国贸易顺差的渐增（同期顺差达到220亿美元）。

对此，美国认为，这种对国际不平衡现象的放纵将严重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运营，也会助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当时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下降至年均2%左右，同期世界贸易额也下降了近一成。为此，美国强烈要求尽快实现在七国集团会晤中达成广场协议，即要求与会各国对美元汇率下跌进行联合干预、相互协调旨在促进增长的国内政策，而且在日美两国的双边协议中还强烈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在此期间，美国议会下议院和上议院分别通过了《1987年贸易及国际经济政策改革法案》和《1987年贸易、竞争力综合法案》，1988年更达成了包括超301条在内的综合通商法案。

广场协议的内容

七国集团整体的承诺

“主要国家的对外立场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美国存在着数额巨大且呈增长之势的经常收支逆差，而日本和德国却持有大量且不断增加的经常收支顺差。与会部长及行长就采取措施对此前产生的大规模且依然呈扩大趋势的对外经济不平衡进行纠正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部长及行长们都认为汇率应该在调整对外经济不平衡中发挥作用。为此，汇率必须在目前基础上更好地反映基本经济状况。期望那些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有序的上升，部长及行长们准备采取紧密协作促进这一目标实现。

各国的承诺

日本的承诺

金融政策：“在切实注意日元汇率的同时，实现金融政策的灵性调整。”

财政政策：“在削减国家财政赤字的框架中，如果地方团体打算在1985年度中增加投资的话，可以适当给予其所需要的许可。”

其他方面：应保持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畅通渠道、实现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日元的国际化、消费者金融和住宅金融市场的扩大、管制放松等。

德国的承诺

财政金融政策：“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金融政策要继续确保能够实现国内需求持续扩大的稳定环境。”

其他：劳动市场规制和惯例的重新调整、向有效率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

美国的承诺

财政政策：“为了缩小财政赤字，继续努力降低政府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有效实施1986会计年度的削减赤字计划（削减占GNP1%以上的预算赤字）。”

其他承诺包括促进储蓄、抵制保护主义等。

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化

美元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前不久就出现了急剧的疲软，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1986年秋天；但从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前后开始到1989年，就一直在1美元兑换120～150日元左右中徘徊。如果从外汇储备余额和当时的文献来考察日本当局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可以发现1985年以后日本当局依据广场协议同美国、德国当局实施了联合干预，采取了抛售美元的举措。这一举措受到了外汇市场的高度评价，正像前文所提到的，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趋势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减缓这一进程，日本当局从1986年开始扭转政策，大量买入美元，这一措施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而在1989年美元出现升值反弹的时候又再次实施了美元抛售措施。综合汇率市场的变化和汇率干预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汇率市场次次都能非常敏感地反映包括日本金融扩张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调行动。

日本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

本来，如果是对广场协议进行评价的话，还应该详细探讨美国、德国等的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和成果，但考虑到本文的目的，则主要集中论述日本的相关内容。

金融扩张政策的进展

从1986年到1987年，日本当局连续五次下调官定利率（利率从5%下调至2.5%。其中，有两次是与美国等国进行联合下调，还有两次则是与日美藏相会议以及卢浮宫协议同时实施）。之后转向上调则是在一年半之后的1989年5月，原因在于清楚地认识到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暴跌（黑色星期一）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这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晚了近一年。这其中既有国际协调的考虑，也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产业界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压力。

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扩大措施，但在财政收支方面还是坚持贯彻改善路线，1984年占当年GDP1.8%的财政赤字（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到1989年实现了2.1%的财政盈余。

日本实体经济的变化

在认可日元升值和金融扩张两大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升到了年均4.5%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3.1%）。而且，在其构成因素中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成为了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对外经济剩余（出口减去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转为负数。经常收支顺差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3.7%缩小至1990年的1.5%。也就是说，仅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已经实现了向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转变。（但是，如果考虑到贸易收支一般都以美元来进行计算的话，日本的进口几乎都使用美元计算，而出口则用日元计算，所以以美元计算的顺差额的减少还需要不少时间，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事实上，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从1985年的560亿美元激增至第二年的近千亿美元后就开始转向缓慢减少，到1990年时还不满700亿美元。）此外，上文所提到的民间设备投资激增，虽然和后面所要论述的资产泡沫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还是造成了90年代初的设备过剩，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不景气。

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和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

土地价格暴涨

在日本，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土地价格的上升率高于名义GDP增长率的倾向，进入80年代后期的地价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甚至扩展到了全国各地（1990年的城市地价指数示1985年的3.1倍）。

股价飙升

股价不仅可以反映企业的良好经营业绩，也说明地价的上涨促成了企业所持用资产的升值。1986年，日本股价上涨的速度开始加快，达到顶峰的1989年年末时，日经平均股价达到了大约39000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是1985年股价水平的3倍，股价收益率超过70%，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处于显著高水平的。

资产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

关于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和背景，众说纷纭，不可能归结到一点上。如果要强行对其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经济整体因素和金融层面因素。

实体经济因素

首先从实体经济因素来看，日本经济在过去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使其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所谓“日本第一”的幸福感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这种氛围下，在整个日本社会中，日本特别是东京的有限土地的价格因为外国企业的入驻将必然呈上升趋势的看法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转产海外不断增加，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被定位为着力于第三产业的内需依存性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本来并没有错，而且随着规制的缓和，日本经济结构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80年代末存在的问题在于在过短的时间里，过于集中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开发等不动产投资。

金融层面因素

在促成以上潮流真正实现为具体投资的过程中，金融层面的作用非常明显。

首先，随着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的大企业资金借入需求低下趋势的日益明朗化，银行开始致力于扩大对第三产业的融资和面向个人的住房贷款。其中，日本传统的银行融资基础即重视担保的融资手段，充分发挥了其通过不动产和股票等担保价值的上升而使贷款增加正当化的作用。而且，从80年代初就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特别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使通过积累高利息存款积极推动融资成为可能。事实上，80年代的日本银行贷款以每年12%左右的高水平持续增加。仅仅都市银行的贷款，在泡沫时期就增加了约80万亿日元。结果导致这一余额占GDP之比大约上涨了18个百分点，达到了48%。初步估算一下，这个增长率，可以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问题产生的原因即该国在过去十年内住房贷款和消费者贷款的合计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率（约为20%）相匹敌。

其次，股价的上涨，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使日本的骨干企业能够以极低的价格（某些场合下甚至是负成本）实现资本配置。

篇(2)

关键词：汇率；成本驱动型内生创新机制；短期效应；长期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2-077-05

一、引言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了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在保持强劲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国内通货膨胀加剧，资产价格迅速上升，国际上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等。而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曾先后出现了日元升值冲击、经济泡沫崩溃、通货膨胀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学者开始将近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表现进行比较，认为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中国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辙。然而，至少有两个问题对上述观点构成了质疑：第一，日元升值是否一定会对日本出口能力造成消极影响？第二，日本贸易顺差的减小是否是导致经济泡沫及其后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

围绕上述问题，学者们形成了两类意见：一是一些学者们认为，“广场协议”对日本贸易造成了严重影响，不仅是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也是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罪魁祸首。例如，金荣慤、深尾京司、牧野逵治认为，“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催生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Haruhiko Kuroda强调日元升值是日本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Koichi Hamada和Yasushi Okada认为，由于日本政府在泡沫崩溃后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失误延长了日本的衰退，进而造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二是另一些学者们则认为，日元升值同时对日本经济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积极效应。他们强调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肖冬红和吴博认为，“广场协议”后日美贸易逆差并未明显缩小，只是呈现结构性变化，日元低估并非是造成日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袁钢明指出，日元升值以后，以日元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降低，给企业带来成本下降、利润上升的正面效应。商庆军认为，日本企业以日元升值为契机，通过技术创新增强了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但上述两派观点并不矛盾，前者关注的是“广场协议”的短期影响，而后者重点考察的是日元升值的长期效应。为了全面探究日元升值对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试图将该影响分成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分别进行研究，特别是区分两种效应的不同机制。笔者受庞德良、洪宇的启发，提出“成本驱动型内生创新机制”。所谓“成本驱动型内生创新机制”，是指汇率波动时，出口成本上升风险对国内出口商追求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当一国汇率稳定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较强的竞争力，这将使维持原有技术及管理水平成为最佳选择，出口商追求创新的动力和压力较低；当本币升值时，出口成本增加，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汇率风险将会迫使出口商提高创新意识，改善经营管理。庞德良、洪宇指出，石油价格以及能源价格上涨虽在短期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在长期会成为迫使日本厂商降低能源成本、开发新能源的“内生技术进步机制”。由此，笔者试图将这一观点延伸至国际贸易领域，研究汇率波动引发的出口成本上升是否同样会迫使日本出口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压缩出口成本，以抵消汇率上升对出口的削弱。

“成本驱动型内生创新机制”表现为一种长期效应。“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面临出口成本上升压力。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日本，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对出口贸易形成了路径依赖，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调整。然而，日本出口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长期必然会走创新之路。这种“汇率驱动型内生创新机制”很可能会部分抵消“广场协议”的负效应，甚至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其他部门的创新步伐，进而对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正效应。

二、“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分析

1.日元汇率的变化

为了反映汇率变动对两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影响，笔者使用日元实际汇率来说明“广场协议”前后日元汇率变动情况。该汇率是笔者根据IMF网站IFS数据库得到的1970～2012年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月度数据、美国CPI及日本CPI月度数据计算而得，其中美国和日本的CPI都是用以美元计价、以2005年为基期的指数表示。

从1971到1995年，日元名义汇率从360日元/1美元上升到128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达到64.4%，日元实际汇率则从219日元/1美元上升至87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为60.3%。在此期间，日元出现过三次较大幅度升值。第一阶段是1976～1978年，日元实际汇率从148日元/1美元上升到86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为41.8%。第二阶段是1985～1988年，日元汇率从157元日/1美元上升到86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达45.2%。此阶段日元升值的主要原因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随之加剧。由于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国，而日本却因为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阶段是1992～1995年，日元汇率从92.3日元/1美元升至65.5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达到29%。

2.日本贸易总量的变化

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国货币升值将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国际收支减少，贸易条件恶化。然而，“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却不是如此。笔者将“广场协议”对日本进出口的影响分成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分别考察后发现：从短期看，日元升值的确对日本出口规模形成了冲击；然而从长期看，日元升值并未对日本出口造成实质性影响，反而成为促进日本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

（1）日本贸易总量的短期变化

自1980年至1983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长期呈稳定增长态势，月平均出口额为31.4亿美元，月平均增长率为26.5%。自1983年开始，日本对美国出口迅速攀升，由1983年1月的25.4亿美元骤然上升到1985年7月“广场协议”前夕的59.91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135%。日本对世界出口额则由1983年2月的110.8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12月的179.7亿美元，三年上升幅度达到62.2%。然而，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半年内，日本对美国出口便大幅下滑，由1985年10月的63.37亿美元降至1986年1月的50.89亿美元，下降幅度为24.5%。日本对世界出口同样明显下降，由1985年12月的179.7亿美元迅速滑落至1986年1月的129.3亿美元，下降了28个百分点。

相反，从进口方面看，日元升值推动了日本对美国及世界进口的持续增长，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致。1980～1985年，日本对美国月度进口长期稳定在20亿美元水平，对世界进口月平均值为112.4亿美元。日元升值后，日本对美国的进口额从1986年3月的22.47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10月的49.62亿美元，累计上升幅度达到120%。日本对世界进口额从1986年1月的109.7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3月的154.4亿美元，上升幅度为40.7%。

可见，在“广场协议”生效的半年之内，由于日元升值幅度超过了国内企业的预期，出口企业来不及在短时间内调整生产以规避汇率波动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日本对美国出口额还是日本对世界出口额都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冲击。

（2）日本贸易总量的长期变化

然而“广场协议”对日本出口的冲击时间很短。自1986年2月开始，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便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由50.9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6年7月的77.4亿美元，1987年12月则上升至83.1亿美元。而在此期间日元却在持续升值，从1986年2月的121.35日元/1美元上升到82.15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达40.1%。此后一直到1995年，日元实际汇率升值幅度累计达到31.5%，而日本对美出口额却持续增长。截至1995年3月，日本对美国出口额达到了118.9亿美元的峰值。

日本对世界出口额同样自1986年3月便结束了下滑趋势并迅速回升，同年9月升至190.6亿美元，1987年12月升至240.5亿美元，1991年3月上升为289.2亿美元，到1995年3月达到420.6亿美元，10年累计升幅为284.6%。这说明从长期看，日本政府和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抵御了日元升值对出口部门的冲击。

而日本出口的大幅下降则是出现在1995年，当年3月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为118.91亿美元，到1996年1月则下降到81.2亿美元，降幅达到46.4%。直至1999年日本对美国月出口额始终都在90亿美元水平徘徊。与此同时，日本对全球的出口由1995年3月的最高值420.6亿美元分别滑落到1996年1月的280.4亿美元和1998年8月的277，6亿美元。由此可见，日本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出口的大幅下降都出现在“广场协议”签订的十年以后，而此时的出口锐减则是由日本“泡沫经济”及其后的经济萧条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在一片繁荣中突然崩溃，从此陷入长达十几年的萧条。一般观点认为，1985年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然而从经济数据和分析研究情况看，日元升值实际上对日本出口的不利影响只维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影响效果也十分有限。

3.日本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笔者选用日本净出口比率作为衡量日本贸易竞争力的指标。净出口比率（Net Exposing Ratio，NXR）指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顺差占两国贸易总额的比率，公式为：

NXR=X-M/X+M

本文分别考察日本对美国净出口比率NXRju和对世界净出口比率NXRjw，上式中的x引用的是1980～2012年日本对美国和1970～2012年日本对世界的月度出口额，M为月度进口额。笔者参照Yu Hong、JialinGuan和Hongwei Su的净出口比率（NXR）含义，用NXR来表示日本对美国和对世界贸易冲击的严重程度。NXR的值介于-1到1之间，当NXR>0时，说明日本出口产品具有竞争力，NXR越趋近1，竞争优势越明显；当NRX

（1）日本对美国、日本对世界净出口比率的短期变化

1980至1986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迅猛增长，日本对美国净出口比率迅速扩大。1980年1月日本占美国出口中的份额仅为5%，1983年9月上涨到34.5%，1985年12月上升到54.9%，1986年11月达到55.1%的最高值。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额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额的一半，成为了美国经济制裁的主要对象。受到美国的压力，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了日元升值预期，导致日本对美国及对世界的净出口比率迅速下滑。自1986年开始，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骤然下降，顺差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开始大幅度下滑。由1986年的55.1%分别滑落到1988年5月的32.6%和1990年1月的21.5%，5年下降了70%。可见“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在短期内对扭转美日贸易逆差确实起到了作用，促使日美贸易向均衡方向调整。

自1970年开始，日本对世界出口迅速扩大，贸易顺差逐年增加，日本对世界的净出口比率也逐年上升。1980年至1986年期间这一趋势尤为明显。1980年9月，NXRjw只有4%，1983年7月增加到12.7%，1985年12月为22.8%，1986年9月达到30.7%，日本贸易顺差额7年间增长到将近世界1/3的水平。然而，自1986年开始至1990年，日本贸易顺差在日本对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出现了大幅下滑。1987年1月下降至16.7%，1989年8月下降至8.4%，1990年10月下降至6.7%，4年下降了80%。可见“广场协议”在生效的5年内确实打击了日本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2）日本对美国、日本对世界净出口比率的长期变化

从1991年开始，日本对美国净出口比率便呈现回升之势。1991年9月NXRju上升到36.4%，此时日元汇率为132.85日元/1美元；1993年9月NXRju升至38.5%，日元汇率为105.2日元/1美元；1994年7月NXRju达到36.6%，日元汇率为99.8日元/1美元。从1991年到1994年，日元升值幅度为20.5%，而日本对美国的净出口比率却逐年增加。由此可见，“广场协议”虽然在短期内缩小了美日贸易逆差，长期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美贸易失衡问题。

自1991年以来，日本对世界的净出口比率开始回升。1991年2月增长到11.3%，1992年12月上升到22.2%，1993年12月上升为24.6%，而在此期间日元汇率上升了15.1%。可见，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在短期内难以见效。然而从长期看，汇率风险会迫使出口商不得不提高创新意识，改善经营管理，以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汇率成本驱动型创新机制”一方面可以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还会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前后日元实际汇率的变动为切入点，将汇率变动对日本贸易总量和日本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效应分别进行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一，一国货币升值虽然会在短期内抑制出口、削减国际贸易收支，但在长期有可能转化为促进该国创新的积极因素。具体而言，一国货币升值导致出口成本增加，将迫使该国提高创新意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通过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压缩出口成本，提高效益，以抵消货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压力。这种“成本驱动型内生技术创新机制”将在长期内发挥作用，带动该国各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第二，“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在短期内的确给日本对美国和对世界的出口总量、所占比重及竞争力带来了负面冲击，这与国际贸易传统理论是一致的。然而，这种负效应的时间是短暂的、效果是有限的。

第三，“广场协议”对日本出口冲击的短期负效应可以转化为长期正效应，原因在于日本独特的内生创新机制：汇率成本的上升使日本不得不依靠创新以保障出口的增长。由于创新机制难以在短期实现，日元升值会对日本出口形成短期负效应。但在长期，日元汇率上升会转化为迫使日本提高创新意识，改善经营管理，以节约能源、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内生动力。这种“汇率成本驱动型创新机制”一方面可以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还可能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客观来看，“汇率成本驱动型内生创新机制”可能与各种日元升值产生负效应的机制同时存在，但其综合效应因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多数普通的工业化国家，尽管出口成本上升同样会促使外贸企业的技术进步，但由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小，其创新的动力也有限，不足以抵消汇率上升对出口的负效应；而对于日本这样能源极度匮乏，国内需求有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工业化国家，贸易成本上升则很有可能转化为促进创新的内生动力，以至于不仅能完全抵消汇率上升的负效应，还会使其因日元升值而长期受益。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中美贸易顺差迅速攀升，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美国将贸易失衡归咎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一再逼迫人民币升值，双方利益冲突日趋严重。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引起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面对日益凸显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来自日本的经验性证据为我国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可怕，从长期看有可能成为促使我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动力。出口成本的上升可能在长期驱使企业追求科技创新、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出口技术含量，压缩出口成本，提高效益的积极因素，这种“出口成本驱动型内生创新机制”足以抵消汇率上升对出口带来的负面效应。

篇(3)

【关键词】广场协议 日元升值 人民币升值。

一、对当时日本经济的思考。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为了缓解这种状况，美国开始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升值本币，日本首当其冲。

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复了增长，日本政府却认为日本经济将面临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间，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

5%，为当时主要国家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时，提高利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直接挑破了经济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决策错误。

二、中日经济对比。

今天中国的经济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经济体制不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有相互持股制、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制度已完全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已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些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防范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国内需求潜力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人了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城乡差距非常小，国内需求已趋于饱和。而目前，我国除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中西部、东部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当时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不易控制资本流入。

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央行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快技术进步，有利于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

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主要现象就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在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利于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升值的挑战有首先，与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度大。2010年3月，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为25.13%（198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行业势必会受到打击。通过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作为中国出口主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仅仅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无法生存。其次，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下跌和热钱大量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过热。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增强对人民币再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目前，多种投机机构已进驻香港，寻找中国内地的投机机会。这种“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建议。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体必然引发一个强势货币，即带来汇率升值。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颈。中国应早做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近性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升值。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要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早做预防，消化升值的压力。 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政府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政策选择方面，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德国央行坚决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最终汇率没有稳定，却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日德两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维护好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继续加强金融管制，实行账户开放需要逐步进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监管框架及风险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以免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这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遏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资本。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在马克升值后，大力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尽量减少成本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石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减小成员国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发挥在该区域中的影响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

［1］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认真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经济教训防范国民经济出现过度波动。脑库快参：2007（5）。

［2］王健，黄健。以国际视野调整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5）。

［3］朱博。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J］。今日财富：2008（6）。

［4］崔莉，梁青。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6（9）。

［5］单飞。中日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比较与启示［J］。经济与管理，2008，22（12）。

篇(4)

关键词：日元升值；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升值

一、引言

据证券时报8月9日的报道，自2005年7月21日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超28%，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20%，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30%。面对现阶段人民币较长时期的升值压力，能否趋利避害，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由于目前的人民币升值与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诸多相似性：都经历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经济高增长，都有着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都拥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都呈现国内经济过热迹象等。而日本“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不但没有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反而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有必要研究日本的经验以供借鉴。

二、日元升值与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分析

目前我国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高速增长和巨额贸易顺差方面。1980年到1985年，日本经济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外贸出口年均增长达到6.3%，外贸顺差规模逐年上升，1985年达到466.8亿美元；而我国自2000年以来，经济都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速度，对外贸易方面，2005-2008年期间我国的进出口商品总额都是逐年上升的，且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我国商品进出口额比上年有所下降，但还是有约2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是年年剧增，到2011年年末已达到3.79万亿美元。

而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当时的日本政府实行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制定周密的计划，确定产业的发展方向，然后运用科学的产业政策以及法规、行政指令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使日本在世界各国中成为以产业政策成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典范。“广场协议”后日元经历了持续升值，但升值并没有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反而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对上世纪80年代日元的升值情况及日本那时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作分析。

（一）日元升值情况

二战后到1971年初，日元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360日元的水平上。自1973年开始，日元兑美元汇率开始升值，至1985年9月初，日元兑美元名义汇率约为 240 日元。1985 年 9 月 22 日，美、英、法、德和日本5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达成了广场协议，协议指出，为了纠正5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各国应同时采取使美元贬值、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的宏观经济政策。广场协议达成后，上述国家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促使日元升值，至1986年升值 30%，而且从 1986年到 1995年期间，日元汇率一直呈现出不断震荡升值的态势，1995年4月为1美元兑79日元，创出了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最高记录。

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一定必然性的。除了有外来的压力作用外，同时也是日本自身的内在要求。首先，它是日本经济与金融国际化的必然结果。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迈出了经济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到八十年代这一进程加快。日本政府逐步放宽利率限制，修订《外汇与外贸管理办法》，开放了日本的金融市场，并且积极拓展日本银行的海外业务。随着日本金融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日元资产的魅力展现出来，需求的增加必然带来日元攀升。

其次，升值是日本政治国际化的需要。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提高国际地位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的参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扩大政治影响力，摆脱其“政治侏儒”的命运。日本愿意在广场协议中以牺牲经济利益，成为美国在国际政策的协调中的坚定盟友，换取政治收获。

最后，日本所以接受广场协议，还与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1985年前后，日本开始谋求一场经济增长模式的大变革。即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由于日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使两国之间的摩擦日趋激烈。这使日本认识到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并于1985年，在《经济白皮书》中指出：日本需要扩大内需，以缓和国际关系。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过内部的这一变革应付升值带来的对外贸易损失。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贸易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内自然资源稀缺，国内市场也较小，基于此日本从战后就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政策。并且凭借这一政策，大力发展制造业，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因此货币汇率的变动，特别是本国货币的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十分强烈。

理论上讲 ，汇率变动首先将影响到产品的出口。日元升值全面抬高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使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因而在日本的出口产品中，一部分替代性较强、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将被国际上的其它产品替代。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将首先受到打击，这一打击又会通过产业链条波及到其它制造产业，最终将导致出口额的减少。

篇(5)

甲方：重庆市北碚区竞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谭朝义

住址：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址：

鉴于甲方需将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物业管理进行转让；乙方拥有合法从事物业管理资质条件。对此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甲方转让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给乙方进行物业管理一事，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甲方同意将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转让给乙方进行物业管理。

二、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转让，对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进行物业管理。

三、 转让物业管理期限从二0一0年 月 日起至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业主委员会终止乙方对该项目物业管理之日止。

四、 本合同书的生效应征得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业主同意，对此乙方承诺已征询业主（或房屋租赁户）同意。

五、 从本合同书签订生效之日起，甲方在与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业主（或房屋租赁户）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中，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乙方。

六、 本合同书签订生效之日前，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业主（或房屋租赁户）所欠甲方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对原与甲方已签订物管合同的业主（或房屋租赁户），乙方同意先按50%自行垫付甲方（附清单），然后乙方向欠款的业主（或房屋租赁户）收取物管、水、电欠费和滞纳金、违约金。对原与甲方未签订物管合同的业主（或房屋租赁户），鉴于已实际享受物管服务的事实，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业主（或房屋租赁户）应予缴纳物管费，该费用由乙方依据合法程序负责追收缴纳。

七、 乙方承诺接受原甲方在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工作的物管人员（包括保安、清洁工），保证其工资及福利待遇不得低于原标准，并按国家相关政策作相应调整。在物管人员（包括保安、清洁工）交接过程中若产生矛盾纠纷或经济补偿问题均由乙方负责承担解决。

八、 甲方将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A2区4楼建筑面积 作为物管用房（含室内部分办公用品）及该商业广场的水电设施、公共区域设施（电梯、照明、绿化、道路等）一并交给乙方（附清单），有乙方使用并负责维修、维护。且A2区4楼只能用作物管办公不得将此房变卖、出租或抵押。

九、 乙方经营期间有权对该区道路、空间等进行合理规划、管理和使用。

十、 对连接原广播局通道处、桥面及临河道下面的防洪层空间，在不影响房屋主体质量、安全并通过城建规划等前提下，可以进行合理利用，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产生的收益概由乙方享有。

十一、 甲方原商业广场售房部（化风山公园入口旁）无偿交付乙方（从签订合同即日起），如遇政府部门要求拆迁，乙方应无条件予以服从，拆迁事宜概由乙方与政府接洽。

十二、 乙方管理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物业期间，应依法经营。其收益归乙方所有，债务由乙方承担。

十三、 乙方因物业管理向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业主（或房屋租赁户）收取的物业管理费标准，按甲方与西充电影院商业广场项目业主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的标准执行。非经合法程序，乙方不得擅自提高物业管理收费标准。

十四、 本合同书生效后，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十五、 本合同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一份，乙方两份。

甲方：重庆市北碚区竞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篇(6)

关键词：货币升值 贸易结构 产业升级

一、日元的三个阶段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至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前，是日元升值准备期。这一阶段是世界各国汇率体制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的适应期，又是美元脱离金本位制束缚并逐步替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渡期。从1985年G5国签署“广场协议”到1987年G7国签署“卢浮宫协议”是日元的快速升值期，即日元升值的第二阶段。1985年9月22日，英美法德日五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声明为使汇率更准确、更适当的反应各国根本经济情况而展开密切合作，日元开始走上快速升值的道路。1987年2月22日，G7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将汇率稳定在当前阶段，并签署了“卢浮宫协议”。至此，日元的升值趋势从主观上得到扭转，日元“被”升值的过程正式结束。1987年至今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期，即第三阶段。虽然卢浮宫协议并未产生预期效果，美元依然保持贬值势头，但贬值的幅度和速度已大大缓和，美日两国汇率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日元升值是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然效应，政治因素的作用弱化。

二、日元升值的原因分析

1.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是促使日元升值的直接原因

日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里根总统时期日美贸易摩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贸易摩擦的对象不仅限于个别品种，而是日本整个出口行业。其次，贸易摩擦的对象领域开始扩大到技术尖端产业和以金融业为首的服务业。最后，美国分别于1962年和1974年制定的《贸易扩展法》和《贸易法》中的第301条规定，使得美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有了本国的法律支持。80年代中期的日美贸易摩擦已不仅仅局限在日美两国之间，而是成为决定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关键问题。最终，美国召集其他四国在纽约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来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实现打压日本出口的战略目的。

2.长期积累的贸易顺差是导致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对美贸易中出现贸易顺差。进入80年代，美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信奉“供给经济学”的里根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1984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高达330亿美元，在美国当年12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中占了近30%。日元在经常项目上巨额顺差使日元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因此在签署广场协议之前，日本甚至曾主动要求日元升值20%。尽管此前日元一直在小幅升值，但无法满足美国力图改变现状的需要。加之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美国凭借其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日本一直保有的控制力，最终导演了“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快速升值，以摆脱对日贸易赤字带来的经济困扰。

三、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影响

1.出口结构显著优化

理论上讲，日元升值会抑制日本的出口，挤压出口企业利润，反之进口会逐渐增多，贸易顺差也将缩小。然而，自1985年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以后的十年内，日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并和汇率变化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日元升值使得另外一些资金规模雄厚，技术领先的大型外贸企业开始实施海外扩张战略。1985-1989五年内全产业技术进口件数达38218件，共支出9797万美元，按照当年即期汇率折算日元，平均折算比率不到1：146。同时，全产业技术出口件数则稳步增加，直至1997年，日本当年出口总件数达到13194件。由此可见，日本利用日元升值迅速从国外进口先进技术实现全产业的技术升级，在本国的技术基本完成升级之后，日本从单纯出口产品转向了产品和技术双重出口。

2.制造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崛起

在日本经济由外需转向内需的过程中，日本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被服务业所替代。部分低端制造业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优势实现了自身产业升级，带动整个制造业迅速向新技术领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高端制造业。而传统制造业如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日元升值的推动下加快了向海外转移的步伐。1986年底到1987年初，随着由日元升值带来的进口替代效应日益放大。在1986-1989四年内，衣服类丝织品出口减少15%，进口增加117%；钢铁类金属出口减少12.1%，进口增加133%；原材料类产品进口增加47%。日本经济开始从进口原材料、出口加工品的贸易结构，转向进口半成品，出口完成品的结构形式。在此过程中，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增长，加之亚洲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为日本转移低端制造业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启示

1.加速产业升级，推动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顺差远高于一般贸易，而货物贸易顺差又始终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服务贸易一直是贸易逆差。自2006年初起，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各省频频出现用工荒现象，预示着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已经面临巨大的产业升级压力。加之人民币长期以来的升值趋势带来的出口成本增大和利润降低，东部沿海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已经刻不容缓。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在地域上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容纳大量制造企业，而且巨大的人口存量也为我国持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因此，中西部各省可以抓住机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劳动力回流。经过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将逐渐走向产业链两端，通过依托研发创新或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实行品牌战略。

2.扩大内需，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2012年，我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人民币，约为8.36万亿美元，人均GDP早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近十年来也稳定在40%左右，商品性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服务性消费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增长较缓。为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应提高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促进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进一步发挥以流通产业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基础作用，发展以现代商业和物流业为代表的现代流通产业，提高流通产业的整体水平。同时，要着重支持以金融保险业和计算机信息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逐步取消金融管制，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差距，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实现我国经济的战略转型。

参考文献：

[1]竹内弘（日）.《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3.

[2]姜春明.日元升值后的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与亚洲经济[J].南开经济研究，1994（03）.13-20，29

篇(7)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为加快_________广场的开发建设，确保_________年该项目能顺利交付使用，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就“_________广场”主体结构工程承包事宜达成本协议。

一、工程名称及地点：广场主体结构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位于_______交汇处（祥见初步规划图），占地面积约_______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_________平方米。

二、工程承包范围：本项目全部主体结构工程（详见规划设计图及施工协议）。

三、工程承包模式：甲方向乙方发包，由乙方采用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等全包干的方式承包。

四、本项目工程总造价：按中国建筑国营二级收费标准计费，约_________元人民币（_________元）。

五、工程质量要求：必须能通过中国质检部门的质量验收。

六、施工期限：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共计_________日历天。因甲方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导致工期延误的，乙方施工期可以顺延。

七、工程款结算及支付方式

1.乙方所承包工程的总价以最后工程竣工结算价为准。

2.乙方同意甲方用自己控股的将 _________有限公司已取得的用地一块转让给乙方冲抵甲方应付给乙方承建本项目的工程款，差额部分，双方届时另外协商，该地块位于 _________，占地面积_________平方米，可建商住面积为_________平方米，单价为_________元／平方米，总价为 _________元人民币。

3.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_________地皮”首期转让金了_________元人民币，具体支付数额及时间如下：_________。

4.甲方在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的同时，乙方与甲方签订一份欠款协议书，并向甲方出具经_______律师行签印的欠甲方_______元人民币地价款的欠款依据凭据。

5.甲方根据乙方在_________广场工程上的进度投资款额分批向乙方开出收款收据，每月开出一张，直至_________广场主体结构工程完工为止，待工程竣工结算后，如果结算总额与收据总额不一致时，以最后结算总额为准，冲抵乙方向甲方开出的欠据。

八、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1.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是否按已确定的规划及设计图纸的要求建设施工。

2.为确保工程按期完工，甲方有权检查乙方的建设施工进度。

3.为确保工程质量，甲方对乙方施工中不合格部分，有权指令乙方返工、修改。

4.甲方负责本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三通一平”，确保乙方进场后能正常施工。

5.甲方负责用以抵工程款之用地的“三通一平”，确保乙方能正常开发建设该地块。

6.甲方负责办理以地抵工程款的用地的转让手续，并配合乙方办理单项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的有关合法手续。

7.甲方必须办理好“_________广场”项目开发建设的各种合法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