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精品(七篇)
时间：2022-03-18 02:31:33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近代汉语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7607
收稿日期：2012-12-20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一般课题“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2012YB21）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09BYY048）资助
作者简介：曾昭聪（1969-），男，湖南洞口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训诂研究。
关于现代汉语异形词的研究学界成果较多，而关于近代汉语异形词，则尚无系统研究。笔者将 “近代汉语异形词”界定为：近代汉语阶段同时或先后产生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所谓“近代汉语”，指自唐代至清初汉语发展的历史阶段；“同音”，包括方言音变和历史音变；“同义”，指一个及以上义位（义项）相同。笔者在对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近代汉语中丰富的异形词现象，因而对其来源进行了思考。
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历时层面的来源，也有共时层面的来源。我们结合明清俗语辞书中所见异形词（某组异形词中至少有一个成员见于明清俗语辞书），从文字、语音两个方面进行了共时与历时的综合考察。从文字角度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而形成的异形词；从语音角度来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通假字、古今音变、方言音转、听音为字、连绵词、外来词而形成的异形词。当然，有些分类是交叉的，我们只是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强调，有不少异形词的形成是同时具备多种原因的。
本文以明清俗语辞书语料为线索讨论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篇幅所限，每小类仅举三组例子；举例时少数文字因需要而保留繁体字形式。
一、因古今而形成异形词
古今字是汉字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出现的记录相同意义的不同文字形式。例如：
【都啚】【都鄙】“都啚”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地理类，无释义[1]61。
按，“啚”为“鄙”之古字，《说文·部》：“啚，啬也。”段注：“下文云：‘啬，爱濇也。’《水部》曰：‘濇，不滑也。’凡鄙吝字当作此，鄙行而啚废矣。”《说文》所记录的“啚”义是鄙吝。然“啚”指偏远地区，与“都”相对，这一用法也是很早就有了。《殷虚书契菁华》：“土方正于我东啚，二邑。”《说文·邑部》：“鄙，五酇为鄙。从邑，啚声。”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即都鄙之本字。《说文解字》以为啚啬字，而以鄙为都鄙字。考古金文都鄙字亦不从邑，从邑者后所增也。”“啚”、“鄙”为古今字。《汉语大词典》“都鄙”条义项二：“京城和边邑。”未收“都啚”。“都啚”、“都鄙”为异形词。
【匡当】【筐当】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四《居处》“匡当”条：“《说文》‘槶’字注云：筐当也。‘当’字注云：今俗有匡当之言。二字不同。应以无‘竹’为正。《玉篇》又有‘’字，训云门，其实亦只应书‘匡’。”[2]549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匡当”条：“《说文》‘槶’字注：筐当也。筐从竹。唯徐锴系传云：今俗犹有匡当之言。引当字注者误。”[2]885
按，《直语补正》纠正《通俗编》引文出处之误：“今俗有匡当之言”是徐锴系传之语，非许慎语，“引当字注者误”。按《说文·木部》“槶，筐当也。”徐锴系传：“今俗犹有匡当之言。”段玉裁注：“匡当，今俗有此语，谓物之腔子也。”即边框义。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文字孳乳之一斑》：“匡当有界域，与国有界域同。”另外，“匡当”一词中的“匡”，《通俗编》以为“应以无竹为正”。其实，“匡”是“筐”的古字，《诗·小雅·楚茨》：“既齐既稷，既匡既勑。”郑玄笺：“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陆德明释文：“筐，本亦作匡。”《说文·匚部》：“匡，饭器，筥也……匡或从竹。”章炳麟《新方言·释器》：“槶，筐当也。古悔切。字亦作簂。《释名》：‘簂，恢也。恢廓覆发上也。’今浙江称作帽木楥为头簂。”所以二者是因“匡”“筐”古今字的关系而形成的异形词。
【撁夫】【縴夫】【牽夫】“撁夫”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人物类，无释义[1]66。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撁夫”。《世事通考》将其与“驾长”等词放在一起，据其词目编排方式（语义相类者排在一起）当是指“縴夫”。《汉语大词典》“縴夫”条：“用纤绳拉船或车前进的人。”首例为明吴嘉纪《挽船行》：“老姑起把船，新妇为縴夫。”从“縴夫”二字字形出现的时代来说，始见于明没错，然从词的角度来说，举明代例则过晚。因为唐代已有“牽夫”这一用法。唐杜牧《与汴州从事书》：“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穷人奔走，毙踣不少。某数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县，见县令李式，年甚少，有吏才，条疏牽夫，甚有道理。”此文前面说“牽船夫”，后面说“牽夫”，可证其同。宋邓深《即事六绝》之一：“卧橹无声百丈斜，牽夫匍匐入芦花。”宋许纶《次韵徳久舟行阻风》：“昨日颠风鸟雀喧，牽夫寸步不能前。”宋杨万里《舟过兰溪》：“船底石声知浅水，沙头笠影倦牽夫。”《汉语大词典》未收“牽夫”。又，“撁夫”用例最早见于宋代。例如宋袁说友有诗题名为《江舟撁夫有唱湖州歌者，殊动家山之想，赋吴歌行》。又，宋卫宗武《归舟》：“回艇临塘路，撁夫欣路平。”“撁夫”即“縴夫”、“牽夫”。因为“牽”的本义就是牵引。《说文？牛部》：“牽，引前也。”《广雅？释言》：“牽，挽也。”《正字通？牛部》：“牽，别作撁。”《正字通？糸部》：“縴，挽船索也。”“縴”、“ 撁”当是“牽”的后起区别字，因之“牽夫”、“縴夫”、“撁夫”成为异形词。
二、因异体字而形成异形词
所谓异体字，指音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汉字。从音义相同的广义角度来说，也包括俗字在内。例如：
【子壻】【子婿】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子壻”条：“《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鞴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壻礼。”[2]896
按，“壻”、“婿”二字为异体。《说文》：“壻，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读与细同。婿，壻或从女。”《汉语大词典》“子壻”条：“亦作‘子婿’。”释义：“女儿的丈夫，女婿。”举三例，除《直语补证》已举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外，还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妇人之性，率宠子壻而虐儿妇。”唐柳宗元《祭杨凭詹事文》：“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其中《史记》、《颜氏家训》作“子壻”，柳宗元文作“子婿”。
【发攂】【发擂】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擂鼓”条：“谯楼启明定昏，或祭祀，槌鼓三通，俗呼发攂。唐岑参《凯歌》‘鸣笳攂鼓拥回军’是也。攂，俗作擂，古作雷。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去声，见队韵。”[1]36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六“攂鼓”条：“《宋史·礼志》：打球，‘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攂鼓。’杨升庵《丹铅录》引岑参《凯歌》：‘鸣笳攂鼓拥回车’，以为近制。启明定昏鼓三通曰‘攂鼓’，当用此字，今本作‘疊鼓’，非。”[1]242-243
按，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一“攂鼓”条：“岑参《凯歌》：鸣笳攂鼔拥回军。今本攂作疊，非。近制：启明定昏，鼔三通，曰发攂。当用此字。俗作‘擂’，非。‘攂’亦俗字。然差善于‘擂’。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转作去声用。”“发攂”还有分用的，如同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洗澡”两个语素分用一样：《汉语大字典》引《水浒全传》第十二回：“将台两边左右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一齐发起攂来。”《汉语大词典》“发擂”条义项一：“指起更打鼓。也指启明定昏。”举三例：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张阴捕惊醒，坐在床铺上，听更鼓，恰好发擂。”清袁枚《随园随笔·六更》：“宋大内五更已絶，则梆鼓遍作，号曰虾蟆更，亦号六更。其时禁门开，而百官集，如外方之攒点，今之发擂是也。”其中《警世通言》例中的“发擂”《汉语大词典》误排为“打擂”，今正。《汉语大词典》“发擂”条义项一首举元代例，按宋代已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东而南，转而之西，连亘西北，薄城而营，长十五里，阔十余里，至晚发擂，声震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来或未之闻。”下文：“十一日早，敌营发擂，声如昨日。”又下文：“金人自到此日，给炒麦数合，疲困已甚，皆思北归，抽摘人马过河，至晚不辍。然不复发擂，只击锣数声而已。”宋李纲《梁溪集》卷九十二：“至二十三日夜昏黄，到光州西城厢，听得城上发擂打更。”其它元明例证不烦一一列举。由宋代用例、《汉语大词典》所引元曲、清代袁枚“今之发擂是也”等可知“发擂”一词自宋至清，均为俗语词。按，“擂”、“攂”为异体字。《玉篇·手部》：“攂，攂鼓也。”《正字通·手部》：“攂，擂本字。”《俚言解》以为“攂，俗作擂”是对的，《丹铅总录》“……发攂。当用此字。俗作擂，非”则是鄙薄俗字的观点。“发擂”与“发攂”为异形词。
【笊籬】【】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三“笊籬”条：“汤中取物竹器曰笊籬，见《指月录》：唐庞蕴居士访大同济师，师提起笊籬曰：‘庞公！’庞云：‘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亦作。杨诚斋诗：亲捞微带生。（苏鹗《杜阳杂编》：同昌公主出降，镂金为笊籬。）”[1]203
按，据《土风录》记录的异体字，“”字书未见；“”，据《中华字海》，仅见于“接”一词，这是古时的一种头巾，见《晋书·山简传》。“”之“”与“接”之“”仅是字形偶合而已。“笊籬”是用竹篾、柳条或金属丝编织的漏勺，因其作用与网类似，故字又从“网”。“笊籬”亦作“”，这是异体字（也是俗字）所构成的异形词。
三、因正俗字而形成异形词
俗字是“區别於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 [3]1，相沿既久，往往也能取得“正字”的地位。文字的正俗之别是異形詞的一個來源。例如：
【攢帐】【攅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攢帐”条：“《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毎年造僧帐两本，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解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攅帐。”[2]887-888
按，《汉语大词典》“攢帐”条：“亦作‘攅帐’。结帐，清算帐目。”举《金瓶梅词话》二例：第六十回：“那日新开张，伙计攢帐，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又第七十五回：“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来攅帐，交与你，随你交付与六姐 ，教他管去。”由《直语补证》所举《旧五代史》例，知其书证过晚。在《金瓶梅词话》之前的用例还有：宋洪适《盘州文集》附宋许及之《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行状》：“公曰：汉法：令长吏守丞岁终上计，大略似今攢帐耳。”又作“攅帐”，盖“攅”为“攒”之俗字。《字汇·手部》：“攅，俗攒字。”《汉语大词典》所举《金瓶梅词话》两例即异形词并存。又如：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晓谕亭户安业》：“亭户作过者，只今帖息；逃走者，只今归还。本司见行攅帐，选官前来散还本钱，各各仍前着业。”
【棒椎】【棒槌】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棒椎”条：“‘椎’字注。”[2]912
按，“‘椎’字注”指承上一条释语所引《广韵》。《广韵》：“椎，椎钝不曲挠也。亦棒椎也。又椎髻。”“椎”，《说文·木部》：“椎，击也。”段注：“所以击也。”“椎”有名动两种用法，其名词义后作“槌”。“槌”本指放置蚕箔的木柱。《说文·木部》：“槌，关东谓之槌，关西谓之？。”但后来又成为“椎”的通用俗字。《集韵·脂韵》：“椎，通作槌。”《希麟音义》卷四“槌胷”条：“槌，俗字也，正作椎。”“棒椎”一词指木棒，《汉语大词典》未收，但收有其异形词“棒槌”，义项一：“捶打用的木棒。”首例举《金瓶梅词话》第三八回：“便取棒槌在手，赶着打出来。”按此用例过晚。《太平广记》卷二五八“高敖曹”条引《启颜录》：“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元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予谓双陆之制，初不用棊，俱以黑白小棒槌，每边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两只掷之，依点数行，因有客主相击之法。”另外，“棒椎”的用法也在《直语补证》所引《广韵》释语之前出现了：《龙龛手鉴》卷四：“椎，直追反，棒椎也”。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椎，《汉[书]·张良传》：为铁椎百二十斤。又击也，捣也。亦作捶。又椎钝不曲挠。又棒椎。又椎髻。亦作魋。”“棒椎”与“棒槌”，是俗字造成的异形词。
【颡子】【嗓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颡子”条：“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见《梦溪笔谈》‘叫子’一条。”[2]908
按，《梦溪笔谈》卷十三：“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子’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则知此处“颡子”即“颡叫子”、“叫子”，即置于喉中吹之能模仿人声的一种哨子。《直语补证》“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是嗓音之义，与《梦溪笔谈》所记并不一致。不过，由《直语补证》的释义“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可知“颡子”也有“嗓音”义，其所引《梦溪笔谈》“颡子”义也与“嗓音”有关而不是“喉咙”义。《汉语大词典》“颡子”条释义：“嗓子；喉咙。”释义与书证均无“嗓音”义，据《直语补证》可补“嗓音”义。
又按，“颡”本指额头，《说文·页部》：“颡，頟也。”引申指头，《太玄·傒》：“天扑颡。”范望注：“颡，头也。”喉咙为人头与躯干相连接之处，故“颡”又引申指喉咙。隋巢元方《诸病源侯论·鼻病诸侯》：“颃颡之间，通于鼻道。”据《直语补证》，亦可引申指嗓音。“嗓”，宋代始见，乃是“颡”后起俗字，《集韵·荡韵》：“嗓，喉也。” 因字从“口”，尤多用以表“嗓音”义。明郭勋辑《雍熙乐府·一枝花·嘲妓丑》：“歌声时，嗓拗；舞旋时，腰驼。”《汉语大词典》收有“嗓子”条，列“喉咙”、“嗓音”两个义项。“颡”、“嗓”正俗字，故“颡子”与“嗓子”为异形词。
四、因通假字而形成异形词
通假字就是用读音相同相近的字替代本字。一般来说，通假字是可以考知其本字的。
【装潢】【装璜】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十七：“染纸谓之装潢。（《释名》：潢，染纸也。《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高澹人曰：装潢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案潢有上去二音。）”[1]2474又，清伊秉绶《谈征·事部》：“《魏古录》：凡书画装潢之佳，自范晔始。杨升庵曰：《唐六典》有装潢匠，注：音光，上声，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今制笺犹有装潢之说，作平声读非。唐秘书省装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1]1280
按，《汉语大词典》“装潢”条义项一：“古时装裱书画用黄蘖汁染的纸，即潢纸，故称。”“一说，潢，犹池。言书画周边装饰绫锦，则缘内如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明方以智《通雅·器用》：‘潢，犹池也，外加缘则内为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即“表背”也。’”此处方以智的时代《汉语大词典》误作“清”，今正。《说文·水部》：“潢，积水池。”后引申指装潢。《玉篇·水部》：“潢，染潢也。”《广韵·宕韵》：“潢，《释名》曰‘染书也。’”《齐民要术》有“染潢及治书法”。《说文·玉部》：“璜，半璧也。”“潢”为本字，“璜”为通假用法。由此“装潢”与“装璜”成为异形词。
【滑澾】【滑汰】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滑澾”条：“行路欲顛仆曰打滑澾，见皮日休《吴中苦雨》诗：‘藓地滑澾足’。亦可作滑汰，东坡《秧马歌》：‘耸踊滑汰如凫鹥’。（《说文》：‘汰，滑也。’《广韵》‘澾’注：‘泥滑’。又‘跶’注：‘足跌’。）”[1]286
按，《玉篇·水部》：“澾，滑也。”《广韵·曷韵》：“澾，泥滑。”“汰”则为清洗义。《说文·水部》：“汏，淅？也。”王筠句读：“汰者，汏之讹。”《土风录》所引不确。《广雅·释诂二》：“汏（汰），洒也。”因此，“滑汰”之“汰”表“滑”义是通假用法，“滑汰”是因通假字而成为“滑澾”的异形词。
【温暾】【温燉】【鹘忒】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九“温暾”条：“物微暖曰温暾。案，《致虚阁杂俎》云：‘今人以性不爽利者曰温暾汤，言不冷不热也。’龚氏《芥隐笔记》谓温暾等字皆乐天语。案，元微之诗：‘宁爱寒切烈，不爱旸温暾。’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不独乐天也。（乐天诗：‘池水暖温暾’。或以为韩文公诗。又《火炉诗》云：‘温燉冻肌活。’此‘温燉’为‘火炽’。与‘暾’异。）俗又转其音曰‘鹘忒’。”[1]279
按，“温暾”指“物微暖”，白居易《别毡帐火炉》诗“婉软蛰鳞苏，温燉冻肌活”中之“温燉”亦“微暖”之义，并非如《土风录》所说的“火炽”义。“燉”本指火光，但在《广韵》中有他昆切读音，通“暾”。白诗“温燉”因通假字而与“温暾”形成异形词关系。“俗又转其音曰‘鹘忒’”，则“鹘忒”为其音转异形词。
五、因古今音变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有古今之别，某一个词到后代因语音有所变化而被写成另一个形式，就形成了异形词。
【蟅蟒】【虴蛨】【虴蜢】【蚱蜢】/【螞蚱】【麻劄】【馬劄】【蛨蚱】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麻劄”条：“扬子《方言》蟅蟒即蝗。注：‘蟅音近诈，亦呼虴蛨。’今北方人呼螞蚱，或麻劄，即此二字。颠倒声转之异。《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随俗写耳。”[2]903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麻劄”。《汉语方言大词典》“麻劄”条：“又作‘麻蚱’。”“麻蚱”条：“〈名〉蚱蜢；蝗虫。西南官话。……也作‘麻劄’”，后举《直语补证》例。按，由《直语补证》“今北方人呼作螞蚱，或麻劄”及其所引《元史》“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知《汉语方言大词典》仅列为“西南官话”有所不妥，亦当为北方方言。
又按，《方言》卷十一：“蟒……南楚之外谓之蟅蟒，或谓之蟒……。”《说文·虫部》段注：“蟅蟒，即今北人所谓蛨蚱，江南人谓之蝗虫。蟅蟒、虴蜢，一语之转。”王夫之《诗经稗疏·幽风》“斯螽、莎鸡、蟋蟀”：“斯螽，毛传曰：‘蚣蝑也。’……《方言》及《广雅》谓之舂黍。郭璞曰：‘江东呼虴（蚱）蛨（蜢）。’今按，虴蛨似螳蜋，项稍短而无斧，六七月间好入人葛衣中，闽粤人生啖之。”章炳麟《新方言·释动物》：“《说文》：‘蝗，螽也。’今通言谓之蝗，或谓之蛨虴，或谓之虴蜢。《方言》作蟅蟒。”由此，知“蟅蟒”、“虴蛨”、“虴蜢”、“蚱蜢”是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螞蚱”、“麻劄”、“馬劄”、“蛨蚱”是另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两组异形词又是“颠倒声转之异”
【胡咙】【喉咙】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胡咙”条：“喉咙曰胡咙。按，《后汉[书]·五行志》童谣云：‘吏置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胡，颔下肉也。又去声。《金日磾传》“捽胡”，晋灼音“护颈”也。（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则‘喉咙’亦可读‘胡咙’。‘尤’、‘虞’二韵古通也。）”[1]255又，清梁同书《直语补证》“胡咙”条：“《后汉[书]·五行志》：‘请为诸君鼓咙胡。’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2]903
按，《汉语大词典》“胡咙”条：“喉咙。清顾炎武《日知录·胡咙》：‘古人读侯为胡。《息夫躬传》师古曰：“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参以《土风录》所引“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知《直语补证》所谓“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确实是保存了古音。“胡咙”是较早的词形，“喉咙”晚出，但“胡咙”一直保存在某些方言中。《直语补证》说“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日知录》说“今人言胡咙”，所谓“今人言”，似均指其方言。二人均为吴方言区人（梁同书为浙江钱塘人，顾炎武为江苏昆山人）。但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胡咙”一词指“嗓子，喉咙”，见于中原官话、晋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闽语，则“胡咙”一词基本上是通用词了。所以“胡咙”、“喉咙”主要还是因古今音变所产生的异形词。
【登时】【当时】【顿时】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一“登时”条：“登时犹言实时、当时也。当读去声。《唐书》田弘正笑刘悟曰：‘闻除改，登即行矣。’胡三省《通鉴》注：‘登即行，言登时行也。’《律条》：‘凡夜无故入人家，主家登时杀死，勿论。’按韵书‘登’注‘升也，进也，又成也，熟也。’无实时、当时之义。‘登时’盖方言耳。”[1]7-8
按，《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帝登帅卫士”胡三省注：“登，登时也。登时，犹言实时也。”《助字辨略》卷二“《吴志·锺离牧传》注‘牧遣使慰譬，登即首服’”刘淇按：“登，即登时，省文也。”按，“登时”即“当时”，也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顿时”[4]86-87。“登时”表此义的较早例子：《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晋葛洪《抱朴子·释滞》：“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时差也。”“当时”表登时、顿时义《汉语大词典》首引《海内十洲记》，此书旧题汉东方朔撰，《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当在六朝时，则基本上与“当时”同时。“顿时”則清代才出現。因此，“登时”、“当时”、“顿时”是一组因古今音变而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音转异形词。
六、因方言音转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不但有古今之别，同一时代也有方言音转情况（有时也包括讹转）。古今音变与方言音变往往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
【呆木大】【呆木头】【呆木徒】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呆木大”条：“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驮去声。《辍耕录》‘院本名目’有此。”[2]886
按，《辍耕录》卷二十五确记有“呆木大”，但与今义是否完全相同还需考证。因“木大”为宋代戏曲角色名，推测这一角色名所指角色可能为“不慧者”。台湾《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呆木大”条义项一：“愚蠢的人。直语补证·呆木大：‘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亦称为‘呆木’。”《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汉语方言大词典》亦未收该词，但收“呆木头”，所录义项有二，其一：“〈形〉不机灵；不聪明。吴语。江苏江阴。浙江绍兴。”其二：“〈名〉比喻发呆不动或反应迟钝的人。吴语。上海[E23-22 mo12-55 d23-21]。《歇浦潮》第三十回：‘他们都和～一般，焉能解得你的寂寞。’浙江绍兴。鲁迅《故事新编·出关》：‘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明清吴语词典》“呆木徒”：“又作‘呆木大’”，据“光绪镇海县志39卷”转引《直语补证》。三词可视为同一方言内部的音转异形词。
【望子】【幌子】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望子”条：“望子，酒家悬帜也。古谓酒帜为帘。帘音廉。《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髙而酒不售。’《容斋续笔》有‘酒肆旗望’之文。今人呼酒旗为望子。”[1]35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望子”条：“《广韵》：‘青帘，酒家望子。’按今江以北，凡市贾所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2]584
按，明杨慎《丹铅馀录》卷八“酒帘”条：“《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髙。’帜谓之帘，帘谓之酒旗。《唐韵》‘帘’字注当云‘酒家悬帜’，岂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俚言解》似袭之而来。所谓“望子”，即高悬以望的标识。《唐韵》云“酒家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则“幌子”是“望子”的方言音转异形词。
【席】【冲席】【撞席】【闯席】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席”条：“音铳，《字学集要》：饮酒不请自来曰席。俗作冲席。”[1]30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撞席”条：“朱国祯《涌幢小品》载：士子有用中论中式者，后相竞用之。时为语曰：‘主司好请客，徐干偶撞席。只好这一遭，后会难再得。’（时以言不对题者，为请客文章）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盖言突如其来也。”[1]252
按，诸词皆表“饮酒不请自来”或酒席“不邀自至”。《汉语大字典》据《广韵》“”徂送切，音zòng，又“敠”字下“敠”注：“不请自来。《广韵·末韵》：‘敠，敠，食不唤自来。’《类篇·攴部》：‘敠，敠，不迎自来也。’”作“席”，则明代始见（《字学集要》为明代字书）。《汉语大词典》未收“席”、“冲席”，亦未收《汉语大字典》已录、见于《广韵》、《类篇》中的“敠”。但收有“撞席”、“闯席”。前者释义：“未受邀请而赴宴。”举三例，首例是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三折：“你把柴门紧紧的闭上，倘有撞席的人，休放他进来。”后者举一例：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一：“嵩（严嵩）子世蕃鸷纵，邀公（杨允绳）饮，有二客皆朝绅，不速而至。世蕃令两童子持朱墨笔点其面，为闯席者戒。”又，“”见于《广韵》，出现时间最早。字形从聚从攴，会意，义当是冲散他人聚会，似当是为表示“饮酒不请自来”这一意义而造的专用字。《俚言解》说“音铳”，与《广韵》所记反切不相同，当是方言音转。又，《俚言解》“俗作冲席”，则“”、“冲”方言音同。《土风录》“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则“冲席”、“撞席”、“闯席”乃是因方言音转而形成的异形词。
七、因听音为字而形成异形词
听音为字“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误听误记，二是相近之字，三是变生涩为熟悉、变抽象为形象具体。” [5]667“听音为字”有时包括方言音转；有时相当于通假字，但通假字一般有本字，而“听音为字”则不一定能找“本字”。例如：
【薄相】【孛相】【白相】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五“嬉游曰白相”条：“《姑苏志·方言》‘薄相’注云：嬉劣无益儿童作戏。薄音如？。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南郭《州志》（引者按，即张采《太仓州志》。采号南郭）云白音鼻，非是。（鼻音避作入声者，土音之讹。）”[1]347清翟灏《通俗编》卷十二“孛相”条：“《吴江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按，皆无可证，惟东坡诗有‘天公戏人亦薄相’句。”[2]265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二“薄相”条：“东坡《泛颍》诗：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6]46清陈鳣《恒言广证》卷二“薄相”条：“鳣按：《吴江县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6]39
按，诸俗语辞书将“孛相”、“白相”、“薄相”三个不同的写法联系在一起（其中《恒言广证》晚出，当袭自《通俗编》），指“嬉游”。欲索其理据，则如《通俗编》所说：“皆无可证”，因此这三写不种的写法实为听音为字而形成的异形词。实际上，由于方言原因，实际还不止这三种词形。《土风录》“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则还有作“别相”者。
【一刀两段】【一刀两断】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一刀两断”条：“《朱子语录》：克己者，是从根源上一刀两断，便斩絶了。又云：圣人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直是一刀两断，千了百了。”[2]574清梁同书《直语补证》“一刀两段”条：“见《五灯会元》。”[2]902
按，《直语补证》未举出具体例子，以之为线索，可以发现《五灯会元》中用例颇多，如卷十二《龙潭智圆禅师》：“阳来日送出三门，乃问：‘汝介山逢尉迟时如何？’师曰：‘一刀两段。’”《通俗编》所列词目是“一刀两断”，《直语补证》则是“一刀两段”，二者在“坚决断絶关系”义上是一对异形词。
【一寣】【一唿】【一】【一寤】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一寣（音忽）”条：“睡一觉曰一寣，音作忽，见《广韵·十一没》‘寣’注：‘呼骨切，睡一觉也。’（毛初晴《韵学要指》云：越人语暂睡而觉曰寣。《礼部韵》无有。）”[1]286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六《杂字》“寣”条：“音忽。《说文》：卧惊也。《博雅》《广韵》皆云觉也。俗以卧一觉为一寣。《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一寣，起来天地还依旧。”[2]794
按，《汉语方言大词典》“一唿”条：“〈数量〉一觉。吴语。江苏苏州。陆阿妹《五姑娘》：‘当仔伊～要困到大天亮。’”又“一”条：“〈名〉（睡）一觉。吴语。江苏苏州。《海上花列传》第十八回：‘～困下去，困到仔天亮。’”又“一寤”条：“〈名〉（睡）一觉。吴语。清钱大昕《恒言录》：‘吴中方言，睡一觉谓之～。’也作‘一寣’：吴语。上海[iI55-33 hu55-44]。胡祖德《沪谚》：‘卧觉曰～。寤音忽。’浙江金华。1915年《金华县志》：‘邑以一觉为～。《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表示同样意义的词分别记录为不同词形。按，“寤”，《说文·部》：“寐觉而有信曰寤。”段注校改为“寐觉而有言曰寤”。《小尔雅·广言》：“寤，觉也。”“寣”，《说文·部》：“寣，卧惊也。一曰小儿号寣寣。一曰河内相也。”《广雅·释诂四》：“寣，觉也。”故“一寤”、“一寣”各有其理据。“唿”，《玉篇·口部》：“唿，忧也。”故“一唿”是听音为字。“”则为记录方言的新造字。《汉语大字典》引刘半农《车车夜水也风凉》自注：“，睡之单位名，自入睡以至于醒，每一次曰一。时间长曰大，时间短曰小。”“一”是用方言字记录的词形，也是听音为字。
因语音原因而形成异形词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还包括连绵词和音译外来词。连绵词是两个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的汉字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往往字无定体；音译外来词是用汉字来记录外来语言中的词的读音，也可能用到不同的汉字。所以二者实际上都是听音为字的结果。明清俗语辞书中也有一些相关例子，因这两种情况较为明显，不赘述。
近代汉语异形词主要就是由于以上原因而形成的。异形词存在于不同的文献中，其中比较有特点的现象是版本异文中有较多
的异形词。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有助于词语释义、辞书编纂，对汉语词汇史研究、词汇的系统性研究都将有重要作用。因非本文主题，将另文讨论。参考文献：
[1]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翟灏，梁同书.通俗编（附直语补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曾良.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篇(2)
关键词：唐五代 双及物 宾语
一、引言
本文主要考察唐五代时期的双宾语结构，以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为主要语料来源，以其中的双宾语句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双宾语结构作为汉语的一个重要句型，一直广受汉语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语法界对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各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定义。熙将其定义为“一个述语后边接连出现两个宾语。这两个宾语可以都是真宾语，也可以是一个真宾语，一个准宾语。”[1]（P117）李临定将其定义为“谓语动词后边有两个独立的名词性成分的句式。”[2]（P114）张伯江则认为，“双宾语”现象不仅仅是一个动词后面跟随几个名词的词语串问题，也不是句法结构的套叠问题，因为这样的形式观点都无法解释该句式的独特语义，所以他选择从语义角度着眼，用“双及物”代替“双宾语”这一说法。[3]（P175）本文也将重点论证双及物句式的典型语法语义特征的问题，因此也采用了“双及物”这一名称。
贝罗贝（1986）认为从唐代起，双宾语结构分为五类：
1.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这是上古汉语的基本格式的继续维持。
2.动1+动2+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3.动1+直接宾语+动2+间接宾语，2类和3类于汉代和魏晋时代产生、发展，唐五代时继续存在。
4.与+间接宾语+动词+直接宾语，这是唐五代时产生的一个新的双及物式结构。
5.把（将）+直接宾语+动词（+与）+间接宾语，此类与第4类约同时期出现。[4]（P204）
我们认为考察双宾语句时，必须考虑宾语的位置，当宾语产生位移，并与其他词语发生结构联系时，就不能再认为是动词的宾语了。因此，贝罗贝所列的2～5类不宜看作双宾语。因此，我们认为唐五代的双及物式主要有两种结构：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关于动词宾语的分类，吕叔湘认为：“动词后面的宾语有三类：第一类代表承受动作的事物，称为受事宾语；第二类代表受动者以外同动作有关的事物，如工具、方式、处所等，称为非受事宾语；第三类是数量宾语。数量宾语包括：1.主语或宾语所代表的事物的部分数量；2.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的次数；3.动词所代表的动作所占的时间长短。”[5]（P22）通常，我们把第一类和第二类宾语称作“真宾语”，把第三类宾语称作“准宾语”，包括“数量宾语、动量宾语和时量宾语”。文章中为简洁起见，用“V”表示动词，“O1”表示间接宾语，下面标有直线，“O2”表示直接宾语，下面标有波浪线，“S”表示主语，根据动词的语义特点以及它们与宾语所构成的语义关系，我们将带双宾语的动词分为“给予”“取得”“等同”“其他”四大类，并对宾语构成成分以及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给予类
这类动词有“送给、传递、询问”等方面的意义。给予类动词所在的双及物结构中语义关系是：“S”通过给予行为把“O2”给“O1”或者把“O1”给“O2”。唐五代卷中带双宾语的给予类动词有：教、传、付、与、赐、授、返、还、问、施与、度与。
1.教
（1）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此以为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55页）
（2）何不教伊自煎？（《祖堂集》，497页）
（3）唯愿和尚教某甲解脱法门。（《祖堂集》，452页）
（4）即我襄阳神会和上，悟无生法忍，得无碍智，说上乘法，诱诸众生，教道众生。（《神会语录》，46页）
2.传
（5）并叙本宗，传之后代。（《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5页）
（6）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六祖坛经》，75页）
3.付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8）峰云：“我有同行在彼，付汝信子得摩？”（《祖堂集》，516页）
（9）汝且去，一两日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六祖坛经》，73页）
4.与
（10）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六祖坛经》，101页）
（11）惭君与我一中餐，抱石投河而命极。（《伍子胥变文》，206页）
（12）越从吴贷粟四百万石，吴王遂与越王粟，依数分付其粟（《伍子胥变文》，209页）
（13）但知免更吃杖，与他邪磨一束。（《燕子赋》，323页）
（14）阿师是娘娘孝顺子，与我冷水济虚肠。（《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406页）
（15）你若归乡去，我与你休粮方。（《祖堂集》，489页）
（16）若有人道得，与汝一腰。（《祖堂集》，501页）
（17）为什摩不与他第一座？ （《祖堂集》，511页）
5.赐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19）皇帝亦见，喜不自升，遂赐擒虎锦彩罗纨、金银器物、美人一对，且归私地憩歇，一月后别有进止。（《韩擒虎话本》，295页）
（20）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伍子胥变文》，209页）
（21）卿等远来上帐，赐其酒饭。（《汉将王陵变》，227页）
（22）第三赐贺若弼锦彩罗绫、金银器物。（《韩擒虎话本》，294页）
“赐”后面的O2常常由多项并列的“数量名”结构充当，构成复合宾语。
6.授
（23）《涅经》云，早已授仁者记。（《神会语录》，36页）
（24）后叙师资傅授之言，断除疑惑。（《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4页）
7.返
（25）师谓弟子曰：“吾为汝剃发之师，汝今为吾出世之师。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祖堂集》，556页）
8.还
（26）师曰：“无口则且从，还我眼来。”（《祖堂集》，528页）
9.问
在唐五代双及物结构中的“问”是一个多义词，包括问1（询问）和问2（问候）。
问1（询问）例如：
（27）又惠可禅师亲於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西国相承者，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序》所说。（《神会语录》，57页）
问2（问候）例如：
（28）沙弥问老人万福，老人曰：“法公万福。”（《祖堂集》，490页）
10.放
（29）师云：“放汝二十棒。”（《祖堂集》，529页）
11.殴
（30）师接得棒子，则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殴之数拳。（《祖堂集》，563页）
12.杖
（31）言讫，杖之数下推出，关却门。（《祖堂集》，563页）
13.拜
（32）第二拜杨素东凉留守。（《韩擒虎话本》，294页）
14.施与
（33）今日若能得上界，施与如来国内财。（《欢喜国王缘》，421页）
15.度与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在上述例句中，我们发现动词“与”和“V+与”这样的双音节动词在唐五代卷的双及物结构中已经同时使用了，如“施与、度与”。但这两个词在语义上有所区别，“施”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给予”义，而“度”本身不包含“给予”义，但和“与”组合在一起形成双音节词“度与”则表现出了“给予”义。“与”从原来的动词虚化为介词，贝罗贝认为，动词“与”的语法化是一个渐进的、涵盖几个世纪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后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完成于唐初。他认为，双宾语结构中动词后的“与”变成介词“与”只适用于它前面的动词是“本义与格”式中的“+‘给’式动词（如送、卖、传等）”[4]（P204）。
带双宾语的给予类动词和宾语的位置大多数是“V+O1+O2”的格式，只有在“即我襄阳神会和上，悟无生法忍，得无碍智，说上乘法，诱诸众生，教道众生。”“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这三个例句中是“V+O2+O1”格式，随着口语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格式在此后各卷中慢慢不再出现。
三、取得类
取得类的动词有“索取、获得”等意义，它所在的双及物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是“S”从“O1”处得到了“O2”。唐五代卷中带两个宾语的取得类动词如下：
1.图
（35）保福代云：“和尚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祖堂集》，554页）
2.得
（36）子胥得食吃足，心自思惟：“凡人得他一食，惭人一色；得人两食，为他着力。”（《伍子胥变文》，198页）
3.乞
（37）启而言曰：“某缘是败军之将，死活二途，伏乞将军一降。”（《韩擒虎话本》，294页）
四、等同类
唐五代时期的等同类动词不多，最常见的是称谓类，其所在的双及物结构中，“O2”是主语方面对“O1”的称谓，其语义关系是：“S”称“O1”所表示的人或事物为“O2”所表示的人或事物，“O1”和“O2”所值相同，“O2”是对“O1”的解释，唐五代卷中带双宾语的称谓类动词主要为：称、谓、呼。
1.称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2.谓
（39）起予者谓之应公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36页）
3.呼
（40）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酒论一卷》，332页）
五、其他类
唐五代卷中，一些双及物结构的“O2”是准宾语，即数量宾语、时量宾语或动量宾语，这些双及物结构中的动词主要有：去、领、较、尽、伏仕、念、绕、振、引、弹、拜。
将“O2”分为：
1.数量宾语
数量宾语通常表示“距离、长短”，由数量词或“数量名”结构充当。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42）王陵又谓曰：“左将丁腰，右将雍氏，各领马军一百余骑，且在深草潜藏。”（《汉将王陵变》，221页）
（43）师云：“犹较老僧一百步。”（《祖堂集》，559页）
2.时量宾语
时量宾语是由表示时量的数量词充当的，常常表示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间。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5）身是楚将钟离末，伏仕霸王。（《汉将王陵变》，224页）
3.动量宾语
动量宾语是指由动量词充当的，表示动作次数的宾语。
（46）目连见以唱其哉，专心念佛几千回。（《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398页）
（47）其弟僧年当三十一，迄逦往到始兴县曹溪山，恰遇大师上堂，持锡而上，绕禅床三匝而立。（《祖堂集》，467页）
（48）其僧行十步来，振锡三下曰：“自从一见曹溪后，了知生死不相干。”（《祖堂集》，515页）
（49）山便以手拍禅床引手一下，师回头云：“作什摩？” （《祖堂集》，517页）
（50）有僧出来弹指两三下，师云：“作什摩？” （《祖堂集》，557页）
（51）舜子走入宅门，跪拜阿娘四拜。（《舜子变》，234页）
这里的“拜用”是“拜”的本义，指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而在“第二拜杨素东凉留守。”中“拜”是本义的引申，这里的“拜”是指“给某人委任某种官职、事务”，含有委任类动词的双宾语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是“S”任命“O1”为“O2”所代表的官职。这说明这里的“拜”是一个多义词。
六、唐五代双及物式中O1和O2具体分析
（一）“O1”的构成成分分析
1. “O1”处为人名
（12）越从吴贷粟四百万石，吴王遂与越王粟，依数分付其粟（《伍子胥变文》，209页）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20）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伍子胥变文》，209页）
（33）今日若能得上界，施与如来国内财。（《欢喜国王缘》，421页）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2. “O1”处为人称代词
（2）何不教伊自煎？（《祖堂集》，497页）
（5）并叙本宗，传之后代。（《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5页）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13）但知免更吃杖，与他邪磨一束。（《燕子赋》，323页）
（21）卿等远来上帐，赐其酒饭。（《汉将王陵变，227页）
3. “O1”处为一般名词
（1）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此以为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55页）
（23）《涅经》云，早已授仁者记。（《神会语录》，36页）
（28）沙弥问老人万福，老人曰：“法公万福。”（《祖堂集》，490页）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 “O1”处为处所名词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一八〕，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二）“O2”的构成成分分析
1.“O2”处为人名
（6）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六祖坛经》，75页）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39）起予者谓之应公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36页）
2. “O2”处为人称代词
（25）师谓弟子曰：“吾为汝剃发之师，汝今为吾出世之师。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祖堂集》，556页）
3. “O2”处为一般名词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40）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酒论一卷》，332页）
4. “O2”处为复合宾语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22）第三赐贺若弼锦彩罗绫、金银器物。（《韩擒虎话本》，294页）
5. “O2”处为数量名结构
（10）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六祖坛经》，101页）
（16）若有人道得，与汝一腰。（《祖堂集》，501页）
（29）师云：“放汝二十棒。”（《祖堂集》，529页）
（35）保福代云：“和尚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祖堂集》，554页）
6. “O2”是准宾语时有三种情况：
A. “O2”是数量宾语，例如：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42）王陵又谓曰：“左将丁腰，右将雍氏，各领马军一百余骑，且在深草潜藏。”（《汉将王陵变》，221页）
（43）师云：“犹较老僧一百步。”（《祖堂集》，559页）
B. “O2”是时量宾语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5）身是楚将钟离末，伏仕霸王。（《汉将王陵变》，224页）
C. “O2”是动量宾语
（49）山便以手拍禅床引手一下，师回头云：“作什摩？” （《祖堂集》，517页）
（51）舜子走入宅门，跪拜阿娘四拜。（《舜子变》，234页）
唐五代时期双及物结构主要存在“V+O1+O2”和“V+O2+O1”两种句式，其中“V+O1+O2”格式占大多数，如“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只有少部分的“V+O2+O1”格式存在，如“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贝罗贝指出，在甲骨文中，这两种句式是并存的，此后“V+O1+O2”占绝对优势，“V+O2+O1”的比例虽然很小，但一直没有消亡。“V+O2+O1”与“V+O1+O2”语序相反，但却能并存，这是因为汉语词形不丰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格标记。汉语各成分之间相联系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而“V+O1+O2”和“V+O2+O1”中“O1”“O2”间没有虚词起语法作用，区分“O1”和“O2”首先可以依靠语义。两个宾语是两个信息的载体，一个是主要信息，一个是次要信息。[6]（P219）属于主要信息的宾语放在“O2”的位置上，属于次要信息的宾语放在“O1”的位置上，如“吾与汝一偈”，“一偈”是主要信息，“汝”是次要信息；“传法惠顺”中“惠顺”是主要信息，“法”是次要信息。另外，唐五代时期这两个句式的语法功能不一致，有两个根据：一是“V+O1+O2”格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两个句式不是平分秋色；二是“V+O2+O1”格式一直存在，必然有其特殊之处，不能归于“V+O1+O2”格式。总之，“V+O1+O2”格式是唐五代时期最稳定、使用最广泛的双及物结构。
参考文献：
[1]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李临定.李临定自选集[C].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3]张伯江.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J].中国语文，1999，（3）.
[4]贝罗贝.双宾语结构从汉代至唐代的历史发展[J].中国语文，1986，（3）.
[5]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篇(3)
关键词：可着 词义 用法
一、辞书关于“可着”的解释
《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对“可着”都有收释，且都单立为一个词头，显然是将它当作一个固定的词来处理的。其义项具体解释如下：
（一）《汉语大词典》
可着，谓在某个范围不增减；尽着。
（1）这几样细米更艰难，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红楼梦》第七十五回）
（2）讲好的是可着院子的暖棚，三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窗户。（老舍《骆驼祥子》）
原注：“可着，即与院子的面积一样大小。”
（3）可着肚子吃呀。这还是今年新打的高粱米呢。（杨朔《三千里江山》）
（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州方言）
①对着：木盆别可着屋当门放。
②靠着，沿着：可着河边儿走|可着边儿缝一圈。
③表示以某个范围为极限，相当于北京话“尽”：你可着这块布给我剪条裤子。|可着你手里的钱买，能买多少买多少。
④比照，按照：你就可着这个式样做是了。
（三）《近代汉语大词典》
比量着：“这几样细米更艰难，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红楼梦》第七十五回）
（四）《现代北京口语词典》
①与某范围相适宜。如：可着院子的暖棚。
②指放开喉咙，用最大声音。如：酒友们可着嗓门儿打招呼。|楼下传电话的老头儿可着嗓子喊人接电话。
第一，《汉语大词典》和《近代汉语大辞典》对“可着”的释义均只有一项，不符合近代汉语文献和现代汉语实际情况，不够全面。而且基本相同的例证给出了不同的释义：“谓在某个范围不增减；尽着”和“比量着”。前者有“满”义，后者却无，显然是《汉语大词典》更符合实际，《近代汉语大词典》不够准确。
第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州方言）分释为“①对着；②靠着，沿着；③表示以某个范围为极限，相当于北京话“尽”；④比照，按照”。这四个义项比较全面准确，但排列顺序过于随意，不能反映各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现代北京口语词典》所释两个义项中“②指放开喉咙，用最大声音”可以确定为根据前后文随意臆想出的一个意义，不能成立。“可着”后面搭配的宾语是“嗓子”“嗓门”就断定“可着”有“放开喉咙、用最大的声音”之义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可着”的结构与词义关系梳理
（一）“可着”的结构关系分析
尽管各大辞书无一例外地将“可着”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立目，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单音动词“可”+动态助词“着”的临时语法结构，“可着”的诸多义项其实均是由“可”所具有的意义决定并发展出来的。“着”只有动态助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与“可”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可着”一词可以成立，那么同类词语将不计其数，如“做着”“听着”“对着”“顺着”等等。
“可”作为动词与本文讨论相关的义项，《汉语大词典》有两个义项：⑧符合；适合。韩愈《王氏墓志铭》：“吾求婦久矣，唯此君可人意，且闻其女賢，不可以失。”《再生缘》第七七回：“宜嗔宜喜容俱稱，不肥不瘦可人心。”谓限在某个范围内；尽着。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二部：“狗汪汪地叫着，可院子乱跑，但跑不出去。”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二部：“ 白大嫂子在院子里可嗓子叫唤。”
由此可知，“可”有“符合、适合”义，自古如此。现代汉语“可口”“可体”“可心”中的“可”都是古代“符合、适合”之义的沿用。如：
（4）流年又喜经重九，可意黄花是处开。（苏轼《秋晚客兴》）
（5）凛凛威严多雅秀，佛衣可体如裁就。（《西游记》第十二回）
（6）翰弯弓三石余，矢尤長大，皝为之造可手弓矢。（《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六年》）
（7）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劈丝可脚的鞋。（《醒世姻缘传·第一回》）
（二）“可着”的意义关系
“可着”主要有以下几个义项，其间关系及排列顺序如下：
1.适合，符合
（8）伯爵道：“我的姐姐，谁对你说来？正可着我心坎儿。”（《金瓶梅》第一回）
（9）原来可着闸口多宽，这个滚龙挡就弹多长木头心子，上面包着铁。（《小五义》二百三十四回）
2.按照、依照
“可着”的“按照、依照”义当由“可”的“符合、适合”义直接发展而来。只是“符合、适合”强调客观施为，而“按照、依照”则侧重主观意志。例如：
（10）鸳鸯道：“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这一二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做。”（《红楼梦》第七十五回）
“可着头”就是按照头的大小；“可着吃的”就是按照吃的数量。
（11）车轿窗子，没有什么大小，更没有什么宽紧，横竖得可着车轿做的。（《红楼真梦》第十六回）
“可着车轿做”即按照车轿的尺寸做（围子）。
（12）讲好的是可着院子的暖棚，三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窗户。（老舍《骆驼祥子》十三）
“可着院子的暖棚”，即按照院子里大小来建暖棚。
（13）“可”字条：“可着这笔存款用吧！”“可着一辆车装吧。”（徐世荣《北京土语词典》）
山东德州方言中也有此用法。例如：
（14）你可着这个数去做就行。（你按照这个数去做）
以上例证中的“可着”都是“按照、依照（某个范围或数量）做什么”之义。
篇(4)
关键词：《型世言》 述补结构 宾语 现代汉语
一、《型世言》中“动+宾+补”结构用例
《型世言》全称《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由明代杭州府人陆人龙编辑而成。此书约在清代初期就在中国失传，是一部佚失了近400年的白话短篇小说集。1987年，台湾东吴大学吴国良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陈庆浩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型世言》存本。1992年1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出版影印本。大陆方面，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4月、中华书局于1993年7月分别排印出版。作为明末一部重要的拟话本小说，它是作者在汲取群众口头语言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文人白话；口语性较强，能很好地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的重要语料。
现代汉语中，动词后宾语与补语共现的情况一般是：动词+补语+宾语。而《型世言》中却存在相当一部分“动词+宾语+补语”的情况，与现代汉语有明显差别。下面将列举《型世言》中的相关用例，并进行简要分析。
（一）结果补语
（1）正到济南，与守城参将盛庸，三人打点，……（第一回）
（2）若不依我，告到官去，打个。（第六回）
（3）这两个已吃得，动弹不得。（第十五回）
（4）出这口气，布得，自然小胡拱手奉让了。（第十三回）
例（1）的结构是“动+宾+完成义补语”，这在《型世言》之后的近代汉语语料中出现的不多，且都局限在“完、毕”等一两个动词上，另外，还要求动词后的宾语与动词结合紧密。如《红楼梦》中“漱口毕（十四回）行礼毕（十八回）领宴毕（五十三回）”，这说明补语与动词的结合趋向紧密化。到了现代汉语中，就演变成诸如“吃完饭、洗完衣服”等“动+补+宾”了。例（2）的结构是“动+宾+个+死”，这里的“死”是结果补语，它还可以表示程度。不管表结果还是表程度，这类结构在近代汉语中都不多见了，一般情况下，都采用“动+补+宾”，与现代汉语相同。如《红楼梦》中“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三十三回）”“要不是令舅，我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二十四回）”前一例表结果，后一例表程度。这里把补语放在后面，也是有条件的，其前出现了补语标记“个”。①现代汉语中结果补语与动词结合紧密，有时候更像是一个词。如例（4），现代汉语中相应的表达是：布得/打倒。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结果补语与同形的可能补语有时不易区分，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出现的语境不同。
（二）趋向补语
（5）忽见一个禁子，拿了，……（第六回）
（6）表兄，怎做？（第九回）
例（5）的结构是“动+宾+单趋补”，其中，宾语为并列的“数量名”结构，比较复杂，发展到后来，这类复杂宾语就不宜插入动补结构之间，所以形成了现代汉语中的“动+单趋补+宾”结构。不过，“动+宾+单趋补”结构也被现代汉语所保留，其中的趋向动词仅限“来、去”。如“切两个西瓜来、带本书去”等。例（6）的结构是“动+宾+复趋补”，这是近代汉语早期动趋式带宾语的唯一形式②，不仅《型世言》中存在这类结构，现代汉语中同样有这种表达，如“送她回去、拿钱出来”等。
综上所述，充当补语的趋向动词分单音节和双音节两种情况。首先，“动+单趋补”带宾语的情况，现代汉语中对应的表达方式有两种：动+趋补+宾，如“拿出一本书/踢进一个球”等；或动+宾+单趋补，如“拿一本书来/沏壶茶去”等。其次，“动+复趋补”带宾语的情况，现代汉语中也分两类情况，一类是“动+趋补1+宾+趋补2”，如“走进教室来/飞回北京去”，其中宾语仅限处所；另一类是“动+宾语+复趋补”，如“送她回去/拿钱出来”。
（三）可能补语
（7）奴才，我打？（第一回）
（8）南兵逆风，咫尺不辨，立不，……（第一回）
（9）弄得个丈夫在家安身，……（第七回）
（10）人又尚未进，不知读得么？（第十八回）
（11）若我要友他，毕竟要信得，……（第二十回）
（12）本县四爷叫不？（第二十二回）
上例中，例（7）和例（9）的结构是“动+宾+不得”，其中，动词和宾语都倾向于单音节形式，这样其整体结构趋向于“双音节动词+不得”；然而，由于音节结构上的限制，这一结构后来逐渐消失了。现代汉语中这类动补结构倾向于不带宾语，一般也只能带单音节宾语。如“抽不得空/怨不得你”。例（8）的结构是“动+宾+不+补”，其中，“不”是否定标记。这类结构也排斥较长的宾语，以至后来发展出“动+不+补+宾”格式。例（10）和例（11）的结构是“动+得+宾+补”，这类结构的宾语也要受限制，以至后来复杂宾语都被置于补语后。例（12）的结构是“动+不+宾+补”，其中，宾语不是紧挨着动词的，而是插在否定标记“不”与补语之间。这种情况在近代汉语中非常少见。现代汉语中相应的可能补语的结构形式有：“动+得/不+补+宾”，如“做不/得”或“动+得/不得+宾”，如“我还打不吗？”。后一种结构形式出现得较少。
二、原因分析
（一）汉语语法的发展演变
首先是结果补语。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认为，到了宋代以后，述补结构中的动词和补语已经结合得很密切了。例如：“是怕这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而《型世言》中的宾语置于动补结构之间的情况，显然不符合这一结论。其次是趋向补语。现代汉语中的趋向补语带宾语的情况大致有三种：1.动+补+宾；2.动+宾+补；3.动+趋补1+宾+趋补2。前两种情况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变化不大，不过，第二种情况中的趋向补语仅限“来、去”。第三种情况在宋代已经产生了，到了元代以后更加普遍，例如：“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红楼梦》第二十一回）”。最后是可能补语。现代汉语可能补语带宾语的结构形式一般为“动+得/不+补+宾”，分肯定式和否定式。而近代汉语中很活跃的肯定式是“动+得+宾+补”，如《醒世姻缘传》中“不幸才与这样人为邻，你可奈得他何？（三十五回）/探马那里伍得他的口闭。（七十三回）”。到了明代，“动+不+补+宾”的否定式才渐渐发展成熟，并最终成为现代汉语可能补语否定式的唯一形式。
（二）受方言影响
《型世言》中存在的这些特殊现象，一方面是王力对汉语语法演变规律的结论有待进一步修正；另一方面是受到作者本人方言（吴方言）的影响。我们拟从古今两个方面来对王力先生的观点做些补充。首先，与《型世言》几乎同时代的一部吴方言小说《何典》中不乏类似的用例。例如：“忙教艄公也快起/斟酌”（趋向补语）。“那个拦得”（可能补语）。其他的吴方言小说如《风流悟》中“……学做个中人，怎么认错起来？（第一回）”，这种“动+宾+复趋补”结构在现代汉语普通话虽然存在，但不常见；再如，“他道：‘索性若我不着，再出一个孤孤注，谁敢来？’（第五回）”，其语序同样是“动+宾+不+补”。《醋葫芦》中“成员外心中不乐，固然怪他不得，……（第六回）”，这与《型世言》中的可能补语“打你不得/安身不得”是相同的。再如，“只将他日逐打骂丈夫等事细算明白，开册上来（十六回）”，这也属于吴方言里的一种趋向补语带宾语结构。其次，现代吴语中也能找到很多例证。如杭州话“你介大力气敲他，就是敲他不。”另外，上海话中也有：“打”的说法。这些都说明《型世言》中的一些特殊情况是与方言因素有关的。
三、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型世言》中动补结构带宾语的形式和现代汉语中动补结构带宾语的情况，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结论是：一方面，通过《型世言》中这些特殊用例补充了王力先生的观点，证明“动+宾+补”结构确实还存在于近代汉语中；另一方面，《型世言》中存在的这类结构与方言有着紧密的联系。
注释：
①游汝杰在《补语标志“个”和“得”》（《汉语学习》，1983年
第3期）中认为“个”也是补语标志。
②据吴福祥（1996），“动+宾+复趋补”结构在唐五代时就已出
现，是一种初期的形式，近代汉语早期，如果动趋式带宾语，只有这种形式。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王三姓.《醒世姻缘传》述补结构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8.
篇(5)
关键词：同形异义词 《伊豆》 汉字词
一、引言
在中日同形词中，汉字书写即使相同的词，但是意思上既有相同或相近的词，又有意思完全不同的词。通过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笔下的《伊豆》中的中日同形同义词的分析，发现中日同形词中，多数同形同义词都是日本原本从中国借用的外来语，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已完全融入日语中的词，以及日本从中国借用大量汉字汉语的同时，日本人利用汉字的知识，创造出一些新的汉语（“场合”、“自由”、“革命”等）。这些汉字词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容易理解的部分。但是，对于两国汉字书写相同（不计繁简体）却意思不同的汉字即本文阐述的同形异义词，相信这是很多中日学习者容易搞错、误解的地方。
如日语中“丈夫”是“健康、结实”的意思，而在汉语中是“男女结婚后，女子的配偶”之意；“手（手纸）”在日语中是“信”的意思，而汉语中却是“解手时使用的纸”之意。那么，因何相同的汉字表记，却出现不同的意思？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伊豆》中的同形异义词为例进行了总结分析。
二、《伊豆》中的中日同形异义词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日同形异义词的意思，日语词后加“”符号，其后附上汉语及汉语的解释（人名、地名除外)，日语词（ ）后为日语中本词的意思。
三、中日同形异义词产生的原因
结合上面的例子，笔者调查了大量的资料，得出中日同形异义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前中日两国的词语意思虽然相同，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方面汉语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但日本继续沿用至今。这些词主要是古代日本从中国借用的词，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前进入日本的一些词汇。
以上面的“走”为例，“走”在现代汉语中是“人或鸟兽的脚相互向前移动（走路）；车船等移动（这条船一个小时能走三十里）；亲友来往（走亲戚）；人死（他还这么年轻就走了）；通过（咱们走这个门吧）；泄露（说漏了嘴）；改变或失去原样（走调）”等意。这与日本中“跑”、“奔流”、“逃走”、“偏重于”等完全不同。不过，在汉语的一些成语中，如“奔走相告”、“走马观花”中还存在着“跑”的意思，但日常生活中却已经不再使用。另外，在中国的古文中，如“走出，遇贼于门”的句子中，就是指“跑、奔跑”的意思。
2．由于读法不同而产生的意思差别。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在日语中存在一种汉字或汉语，有两种读音或两种读音以上的现象。如《伊豆》中出现的“一寸”这个词，根据前后文分析，在此文章中应读“ちょっと”，意思为“稍微、一点点”之意，属于训读，这与汉语表示长度单位的“一寸”意思不同。但“一寸”读“いっすん”时，属于音读，这时与汉语的意思相同。因此，相同汉字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读音时，音读时的意思与汉语意思接近。类似的词有“小人”之类。
3．国情、制度、文化背景等原因造成词语意思的不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同中国一样，过的都是“阴历的正月”。但在当今日本，“正月”一词指的是“元旦”，即阳历的1月1日。由于时代的变迁，在日本，知道旧正月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1]日汉双解学习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川端康成．伊豆の踊子[M]．日本：金星堂，1927．
[3]佐藤喜代治．日本の字と中国の字[J]．日本：字座1，1988．
篇(6)
关键词：日译新词；王国维；严复；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73-03
一、日译新词的流行
后，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汉字数量占“十之六七”的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赴日不久，梁启超即作《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又撰《论译书》，宣传翻译日本书籍的好处。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其中《游学》、《广译》两篇集中论及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的益处。《游学》篇提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广译》篇也极力强调“取径东洋”是学习西方的捷径。
政治见解相左的张、梁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出乎寻常地达成一致，这无疑反应出当时某种时代趋势。明治时代的日文中包含大量汉字，相对于英、法等西方文字而言，中国人翻译日文显然容易得多，日本作为沟通中西的捷径开始受到大量关注。此外，张、梁的言论也表露出近代学人心目中东洋之学与西学的等级关系：从学理的层面来讲，东洋之学不及西洋之学，但从效率、功用的角度来看，学西洋又不如学东洋。
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遣留日学生，此后数年间，科举遭废，赴日留学人数激增。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介绍西方书籍的著作，甚至日本教科书等都纷纷译介为汉语，大量日译新词随之流入中国。所谓日译新词，简单来说，是指近代日本在大举学习西方时借用汉字翻译的西学术语。日译新词虽然在形式上都是汉字，但大多与汉字的传统构词法不同。根据实藤惠秀等人的总结，日译新词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日本人通过组合不同汉字、新创造的词汇，如“哲学”、“说明”等。
2. 中国古代汉语中固有却罕见的词汇，日本人用其表达新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古汉语的词义被改变了。如“科学”在古代汉语中的本意是“科举之学”，日本则将该词用作“science”的对应词，改变了其原始汉译。
3. 十六、十七世纪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知识分子曾合作翻译了一批西书，日本人将其翻刻训点，吸收了其中的汉译词汇。这些词汇在中国长期未见流行，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通过翻译日文的热潮回流入中国。比如“市场”、“民族”等，①属于刘禾在马西尼（Federico Massini）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return graphic loan）。
在追求“效速”的心理以及“和文汉读法”②的影响下，这个时期汉译作品的水平普遍较低。翻译者对日译名词大多生吞活剥，招致很多批评。1915年，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讥讽说：“其中佶屈聱牙解人难索之时髦语比比皆是。”该书作者彭文祖③尖锐批判了带有“日本语臭”的中国翻译。不过，他所攻击的五十九个新名词大多变成了现代汉语常用词，比如“取缔”、“积极的/消极的”、“目的”等。
相对日语原文而言，当时的翻译几乎全是“直译”，汉语译文中夹杂着许多日译新词，由于国内读者对这些新词的涵义不甚了了，译者遂附加冗长的注释，一系列解释日译新词的词典也应运而生，比如汪荣宝等人编的《新尔雅》（1903年）等。日译新词的大量引入对汉语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词汇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进而为现代汉语的生成打下了基础，具体影响表现在双音节、三音节甚至四音节词汇空前增加，改变了以单音节为主的中国传统词汇，其中尤其是抽象名词数量激增，前缀、后缀式构词法变得普遍，比如“性”、“化”、“的”等等。同时，动补结构的新词大量出现，如“扩大”、“加强”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不符合中国传统构词法的新词汇，比如“手续”、“取缔”等等。
二、近代学人的态度
针对日译新词大量涌入中国的问题，近代学人的态度十分复杂。以下拟选取张之洞、梁启超、严复、王国维为代表，考察近代大批日译新词进入中国后，在知识界引发的震动。
1905年，张之洞负责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申明：不准乱用不够“雅驯”的日译新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杜绝使用日译新词，在张氏本人的《劝学篇》中，“代数”、“牧师”等新名词赫然在目，原因是对于传统中国所无之物，如果不用新名词则很难表达。张之洞的态度表明，清末部分学人注意到日译新词对汉语系统的威胁，本能地予以抵制，但由于古代汉语体系不足以应对大量新事物，再加上耳濡目染的“习得”力量，他们仍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汇。从根本上说，这反映出以往稳定的词与物的对应系统在外界影响下发生紊乱。张之洞对日译新词的抵制还反映出在中西碰撞的时代主题下，晚清学人的心理落差巨大，他们虽然依恋并维护古代汉语体系，但却只能为其吟唱挽歌。无论如何，以“雅驯”与否作为接受或排斥日译新词的标准的确缺乏说服力。时任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的服部宇之吉就曾援引唐代译经的例子加以辩驳，说明“雅驯”的标准并不是本质化的：“然学术欲随时而进步，学者随事而创作新语，亦势所不得免也。创作新语，中国不乏其例。……即唐代玄奘等译佛典亦多用此法。……玄奘等所创作之语，在当时未必皆雅驯，而今人则不复问其雅驯与否。由是观之，语之雅驯与否，毕竟不过惯与不惯而已。”④
日译新词流行中国，梁启超应属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使用的重要术语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日译新词。除了动笔翻译以外，他还将新词汇和日本文体风格融入文章当中。然而，梁启超本人对日译新词并非全盘肯定。比如，他在《释革》（1902年）一文中指出日本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当：“革命”一词出自《易》、《书》，携带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意义，与“revolution”在英语中的意思不尽相符，梁启超建议改译为“变革”。梁启超把日译新词放在古代汉语传统中进行考察，由此提出的批驳意见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个人的提议在时代大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后，梁启超本人也接受了“革命”一词：在两年后成书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俄罗斯革命之影响》等篇名。
相比之下，严复的态度更为明确，他坚决反对日译新词，并通过翻译实践自创新词。从1895年《天演论》到1909年《名学浅说》，严复反对移译“东文”，主张自创新词，用文言译西文，而他自创新词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自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他看来，要领会西学的真谛必须学习西文，不应借助日本的媒介；同时，日译新词破坏了汉语固有体系，不值得提倡。翻译时，严复总是竭力从古汉语中找出与西文对应的词汇。比如《与梁启超书》一文中，严复解释了他如何把“economics”译为“计学”：首先考察“economics”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原初意义，然后再返回古汉语中，找到与“economics”古意对应的词汇“计学”。尽管“economics”在现代英语中的含义已变，“计学”不足以概括这一词汇的现代内涵，但如此翻译能够确保“不隔”，胜过日译“经济”。
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批评严译过于古奥，严复反驳说：“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严复的目标读者正是“多读古书”的学者。尽管严复选取的译名大多没有保留下来，比如“logic－名学”；“evolution－天演”；“librarian－秘书监”等，但它们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翻译沟通古代汉语与西方文字，打破中西传统之间的隔断，显得弥足珍贵。当然还应注意，严复师从桐城派吴汝纶，同时又有留学英伦的经历，他所受日本文化影响甚微，使得他的观点有别于梁启超等留日人士。
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王国维对该问题的见解颇为独到，值得详细分析。王国维的态度集中体现在1905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该文开门见山，指出“新语之输入”是近年学术界“最著之现象”。语言和思想之间联系紧密：“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之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这一观点与前文严复所谓“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颇为神似。语言是国民思想的表现，中国人重实际，西人尚思辨，因此西人“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擅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比较而言，“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翻译过程最容易凸显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王国维认为文化差异决定了语言的差异，但他也注意到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与王国维不同，清末主张采用日译新词者大多持语言工具论的观点，认为语言只是媒介。王国维对语言的思考超出了“文以载道”的观念，他认识到语言对思维、观念的反作用，语言即“事物之名”，在概念世界中，人们依赖语言而思考。
语言是思想的表征，因此“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这个看似简单的过渡揭示出，言语不仅仅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它几近于思想本身。王国维将时人对待日译新词的反应归为两类“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两种态度都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增设“新语”的目的不是为求新奇，而是为解决“言语不足用”的问题。王国维据此分析严复的翻译，指出部分严译新词并不恰当，虽然古雅，却失之含混，比如将“space”译为“宇”，将“time”译为“宙”，就犯了“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的毛病。王国维承认，日译词汇有时不够精确，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之而废，因为借用日译词汇不但更为方便，而且更能促进中日学术和思想的交流。概言之，王国维认为，借用日译词有两点好处：“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格之虞，二也。”
日译新词的问题说到底是语言的问题，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王国维的思考更接近语言的本质，得出的结论也更富有启发。在他看来，翻译是以异文化为参照，对本国夙无之学、夙无之物加以命名的过程，新事物自然应该赋予新名，而既然日本已经确定新名，中国何妨拿来一用，如此不但省时省力，还便于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张之洞那种“欲罢不能”、复杂纠缠的心态不同，王国维在论述此事时体现出反躬自省的明察，反映了大学者的胸襟。日译新词能够在汉语体系中扎下根，直到今天仍然广为使用，大概就在于王国维在这里所点明的两条益处。
三、词汇的转变
翻译是在旧有的语言系统中为新事物命名，并确立新词汇在该语言系统中的秩序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会与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发生关联。在现代汉语生成的过程中，翻译功不可没，而日译新词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包含能指/所指、隐喻/转喻、内涵/外延等多重关系的符号系统，能指在其中通过自身的差异性获得意义。据此，能指的迁移未必伴随所指的迁移，翻译不是地在异文化、异语言中单纯寻找对应词，文本在翻译中不断被替补、被更改。日译新词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对西方术语的翻译，当日译新词大量涌入中国汉语系统后，势必会给固有的汉语系统造成混乱。近代中国汉语系统中的能指、所指数量极大丰富，能指相对于所指数量过剩，加剧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混乱。总之，一方面，日译新词的确丰富了汉语系统，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并影响了汉语的文体和句式表达，促进了汉语的现代化转型；另一个方面，日译新词的输入也干扰了汉语固有系统，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汉语系统的混乱，对日译新词生硬的移植，也割断了汉语本身的连续性，使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错综纠缠。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到“词汇”之变与“语言”之变，并以此为标准确定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质变。日译词汇在中国的流行与传统社会的瓦解同步，词汇方面的剧变不仅反映出、而且实际上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语言”的变化。近代历史中，日译新词曾如鸟群般迁徙到中国大地，其中大部分在今天的汉语系统中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当这批词汇在清朝末年与中国学人邂逅时，它们曾被指认为“新词”，但在现代中国人眼中，它们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常用词。这说明，昔日的日译新词早已演变为中国汉语的另一种“传统”，一种活生生的、向未来延伸开去的传统。
社会语言学发展规律表明，语言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渗透，近代大量日译新词进入中国便体现了这一规律。中国学习日本主要目的是以日本为媒学习西方，日译新词原本又是日本借用汉字对西方术语的翻译，从这种纠结缠绕的关系中，我们注意到近现代汉语在中国－日本－西方互动的大背景下生成，其中反映出语言交流所受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影响，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注释：
①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p.318；另见Federico Masin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1898, Rome: University of Rome, 1993, p201.
②据称由梁启超所创。这是一种学习和翻译日语的速成方法：首先找到日语句子的主语，然后从句尾找到动词，最后再回头阅读句子的宾语。根据这种方法翻译出的汉语，虽觉生硬，但句子结构已接近中文，句意也不难领会.
③原书署名“将来小律师”.
④转引自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2]实藤惠秀著.谭汝珍、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
[3]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东京：帝国印刷株式社会，明治37年（1905年）.
[5]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评.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6]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
[7]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篇(7)
关键词：间性文化；回族共同语
中图分类号：H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9-0089-01
间性文化是一种在文化交互基础上的文化视域融合，文化的动态生成关系。它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他首先提出“交往理论”，将传统哲学中的“主客关系”扭转为“主体――对象主体”关系。接着他又提出了“主体间性”的理论，主体间性是从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视域出发，揭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哲学。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使人们不再简单的把自己看成对象世界的征服者，而是与对象主体进行对话的互动者，其实就是互为主体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在这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间性文化”这一命题。间性文化源于主体间性资源，它是一种隐形间性。简单说，间性文化是指国际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可交流性；从深层程度说，“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对另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或者相互影响”。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与其他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与联系，它们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变化，探索创造出本民族的特色民族文化，从而构成了民族的间性文化。作为民族特征之一的语言，在民族之间的迁移杂居、商品贸易及战争征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语言间也会出现种种密切的关系，这就出现了民族间的语言间性现象。下面就以回族共同语为例来阐释民族语言的间性关系。
回族共同语指的是回族人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的民族特征比较鲜明的汉语。回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语言，回族人以汉语作为他们的交际工具，但他们在使用汉语时又有一些区别于汉族使用汉语时的若干特点，并同时与其他民族语言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回族语言中的阿拉伯语
回族在使用这些词语时，有时直接使用阿拉伯语来表达，有的在说汉语的同时夹杂着阿拉伯词语，使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如：
（真主）：请求帮助我。
穆斯林（服从真主的人）：作为穆斯林要经常诵读《古兰经》。
色俩目（平安、您好）：见阿訇要说色俩目。
2、回族语言中的波斯语
其用法与阿拉伯语一样，有直接用波斯语的，也有在汉语中夹杂使用，使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如：
乃麻孜（礼拜）：他每天都乃麻孜。
阿訇（教师）：请阿訇给孩子取个经名。
多斯提（朋友）：多斯提，感谢您。
3、回族语言中的近代汉语词汇
近代汉语词汇是指始于晚唐五代，迄于明末清初的汉语系统。我们从宋元话本、元曲、明清小说等口语色彩较浓的文学作品中，能找到不少西北回族话中常见的词汇，如：
知感：在近代汉语中表示“知恩感德”的意思。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承蒙相公夫人抬举，人非木石，岂不知感？”其中“知感”用为不及物动词，表示知恩感谢（真主）的意思， 已经被赋予了鲜明的宗教色彩。
4、回族话中的民族特色用语
有许多回族人至今还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起名，如“优素福，阿里，穆萨，哈里发，珠玛，穆哈麦德”等等。
再如宗教用语，就有很多是借用佛教、儒教及其它宗教的用语。如佛教中的“无常”，意为“死亡”，常含有避讳的感彩；儒教象“君臣”、“父子”、“孝道”之类的术语。
还有一些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构成的词组，如“安 拉乎艾克拜热”（真主最伟大）、“洪麦算力”（主啊！你祝福吧）、“主麻乜贴”等。这类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有机和谐地结合而成的词组大有中西合璧的风味。
回族共同语中对底层民族语言的传承是语言演变过程中民族心理文化的沉淀，回族先民的语言在向汉语转化的初期，保留了原来先民语言中的一些民族母语语言，形成了回族语言中的特殊民族语言特征。另外，宗教的传播与流行也为回族共同语保留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转用汉语后，单凭汉语的词汇，不足以完全准确的表达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在这种宗教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便融入了回族共同语中，因此，回族共同语中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大都是表现宗教色彩的词语。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回族以汉语为共同语言， 客观上起到了有利于回族人民向汉族人民学习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文化知识， 有利于本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 也有益于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