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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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篇(2)

[关键词]WTO；国际直接投资；以市场换技术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入世界先进技术进而提高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即“以市场换技术”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以市场换技术”尚未有规范的界定，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是指通过向外国产品出让国内市场份额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策略。此处所指外国产品既可以指进口的国外产品，又可以指在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的产品。这样，“以市场换技术”可以分为两种形式：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外国直接投资(FDI)方式。在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下，由于进口商品中固化和隐含着国外先进技术，进口能引起对进口商品的逆向工程和仿制，产品销售能够获得外国企业在售后服务、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支持，从而使得制造该商品的技术得以在国内生成和发展起来。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通常所说的“以市场换技术”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以市场换技术”，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对加入WT0前“以市场换技术”的简要回顾

为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我国一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许多政策优惠，例如，在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15%的公司所得税(同期国内企业税率为33%)，对于投资高新技术行业，或者出口产品占全部产品70%以上的外资企业，在上述政策到期后的3年里继续享受减半征收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对外资给予一定限制，而这些限制措施往往又是给予优惠待遇的前提条件。这些限制措施主要包括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在2000年底修改前就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再以汽车产业为例，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明确规定了产品的国产化要求，并将国产化进度作为发展第二车型的条件；严禁以SKD(散件组装)、CKD(整件装配)方式组织生产；为提高国产化率，制定了分级关税优惠税率，外国投资的整车国产化率必须至少达到40%，才能享受关税减免待遇；为了保证中方在合资企业和汽车行业中的控制力，《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比不得低于50%，外国(或地区)企业同一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建立两家以上的合资、合作企业。对技术转让的强制要求能够直接促进跨国公司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而股权比例、当地成分、外汇平衡、贸易平衡等规定则能够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向国内合作方以及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转移和扩散。

“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是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密切相关的，国内市场竞争越激烈，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王洛林等，200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注意引导外资企业形成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局面，并收到较好的成效。例如，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汽车行业的外资企业很少，国内少数几家合资汽车厂商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利用比较落后的技术即获得可观利润。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以来，国外著名汽车公司几乎都进入我国，为了维持和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跨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技术更新的步伐，纷纷将最先进的车型向我国转移，例如，在引入上海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后，原一枝独秀的德国大众迅速将先进的奥迪A6引入一汽大众，将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技术水平从B2级的桑塔纳一下跃升三个等级。

此外，我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近20年来，我国人大、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了115项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与产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共15项，为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财政拨款、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方面提供支持。由于国内技术水平越高，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因此，这些研发支持措施客观上也起到促进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效果。

二、加入WT0后“以市场换技术”环境的变化

l政策环境发生变化

(1)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发生变化。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东道国在对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了规定：凡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或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投资措施，各成员国应禁止使用。这样，加入WTO前在引进外资时附加的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限制措施必须予以取消。按照WTO规则和“入世”承诺，2001年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主要包括：①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先后修订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条款、“当地含量”条款、出口业绩要求和企业生产计划备案条款等。②2002年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例如，鼓励类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放宽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③出台和完善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外资企业购并内资企业和上市公司扫除了政策障碍。

(2)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发生变化。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对WTO成员国产业R&D所允许补贴的范围、强度和合法成本类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从性质、目标和数量上是否具有贸易扭曲效应出发，将政府补贴分为被禁止的补贴、可的补贴和不可的补贴三大类，又称为“红灯”、“黄灯”和“绿灯”条款。绿灯范围包括对落后地区和环境问题的资助、基础研究、资助比例小于50%的前竞争开发活动和产业研究(俞文华，2001)。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必须对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补贴的范围、方式、强度做出重大调整以符合绿灯条款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要减少对自主研发活动的支持范围，从而可能削弱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竞争换技术”的效果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2.跨国公司行为发生变化

(1)独资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企业新设数量和投资额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97年中国新批准外资项目中独资项目数量就开始超过合资项目数量；从1998年起合同外资金额中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多于合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则从2000年起独资企业超过合资企业。独资企业项目数、合同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的27.4%、26.5%1-升到2002年的64.9%、69.2%；实际使用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7年的35.8%上升到2002年的60.2%。2002年，独资企业项目数是合资企业项目数的2.5倍，独资企业合同金额是合资企业合同金额的3.1倍，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是合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的2.1倍。独资企业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2)增资扩股和并购增加。《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向外商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法规的出台为外商购并内资企业亮起绿灯。2001年以后，不少跨国公司开始采用收购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企业。例如，宝洁公司2000年先后中止与广州浪奇、北京日化二厂的合作，将合资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2001年10月23日，阿尔卡特通过收购中方股份，拥有股份达到50%+1股，从而获得上海贝尔的控制权；2002年7月，东芝公司收购东芝与无锡华品合资的“无锡华芝”中方股份，并对完成收购后的公司追加4300多万美元投资，由此建立日方独资的东芝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另外，外国直接投资以前以绿地投资为主，近年来通过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有增加的趋势，例如，爱默生电气斥资7.5亿美元购买了华为的电气业务部门安圣电气。

(3)加大研发投资。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1987年外资在我国成立第一家研发机构，1987—1993年平均每年建立不到一家，1994—1997年平均每年建立5家，1998年建立了11家，而2001和2002两年间建立了19家。到2002年8月底，至少有65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82家R&D机构，其中31家公司曾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1998—2002年财富全球500家公司，它们在华建立了55家R&D机构。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英特尔、NEC、松下电器、SUN、安捷伦、施乐、德州仪器、富士通、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诺基亚、三菱电机、阿尔卡特等著名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建立了独立的研发机构。

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化、实施并购与加大研发力度是密切联系的。技术的保密性是跨国公司最关心的问题，其竞争优势特别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都与此相关。跨国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可以转让处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术，可以转让高新技术，而向合资企业和非附属企业只转让一般性技术和陈旧技术(王允贵，1998)。随着在华跨国公司对合资企业控制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他们对技术的控制更为牢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愿意向中国转让新技术或在中国研发新技术。

3.国际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

(1)全球分工和价值链竞争。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化，企业越来越没有必要也越来越没有可能固守“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过程分解成具体的生产活动(如，融资、R&D、会计、培训、零部件生产和分销)或分解成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并通过业务重组将资源集中于价值链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产业结构呈现出“微笑曲线””化，制造环节的重要性下降，而研发、营销成为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例如，在目前的汽车工业全球化分工体系中，整车制造公司大都将零部件公司从母体中分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跨越国界，将分离之后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进行配置。从总体上看，研发等“脑袋产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制造等“躯体产业”则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李海舰等，2002)。

(2)研发全球化。虽然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但随着海外扩展和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为了获得低成本的研发资源，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某些具有重要市场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从而技术与跨国公司R&D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研发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国外的R&D机构数量增加、在国外的R&D投资在其R&D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上升、雇佣越来越多的国外高科技人才以及国外研发成果所占比例的提高(邱立成，2001)。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容量、丰富的工资水平低廉的技术人员，都是吸引跨国公司设立R&D机构的有利因素。

(3)制造和设计模块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模块化成为以盯业为代表的许多产业的发展趋势。模块化之所以倍受关注，是由于今天的产品日趋复杂且速度成为影响企业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模块化恰恰能帮助我们处理更为复杂的事务、使平行操作成为可能，并有利于对付子系统的不确定性(青木昌彦等，2003)。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模块化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中，供应商几乎或根本没有参与过零部件的设计。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设计过程的模块化显得更为重要，大公司作为系统的总设计师，而将各模块的设计交给其供应商来进行。在模块战略中，模块之间的规则是确定的，而模块内部留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这就为参与模块内部设计的供应商提供了接触新技术并进行创新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模块制造也跨出国界而呈现出全球性。

(4)战略联盟发展迅速。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战略利益或资源互补的公司为达到共同拓展市场、共同承担风险和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形式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生产要素互相流动以及利益共享的合作联盟(肖静华，2001)。由于技术变革速度加快、技术和产品周期迅速缩短以及研发投资额日益增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来共同承担研发费用、分散技术发展不确定性的风险，并且战略联盟还有利于跨国公司共同建立行业标准以及适应研发本地化的需要。战略联盟主要是集中于技术变化快、竞争激烈的半导体、通信、汽车、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R&D联盟。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大多数是在一些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多为强强联合，联盟各方的企业一般都具有某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可相互利用之处。

三、利用FDI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行为的变化以及国际产业发展所呈现的新趋势，对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既有威胁，也是机遇。本文认为，要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不但要求政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要求国内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些关键环节有所突破。

第一，突破“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思维。外资对华技术转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技术转移到子公司和技术转移到东道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追求的是后一层面的效果。但是，技术是跨国公司最核心的垄断优势，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一般要对先进技术进行控制，技术控制主要体现在一般仅转让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而不转让处于创新阶段或处于优势的技术，并且往往把最新技术转移给它们的分支机构，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移给合资公司。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一方面中国政府难以通过一些限制性措施要求外资向中国转移技术，对国内企业的研发支持也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处于控股乃至独资地位的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更为严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突破对技术只有转移到中国企业才是转移的传统认识。首先，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的实际过程来看，技术一般是沿着“跨国公司—寸合资企业—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者其他企业”的方向流动的，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前，我们以市场换来的技术也是先换到合资企业的。其次，只要转移到中国的技术，就会促进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技术转移到中国，就可以认为是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换”。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仅静态地看，加入WTO后更多的先进技术将被控制在外商独资企业，但是如果动态地看，则这些技术会以种种方式转移和溢出到国内企业，最终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新时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应当在追求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追求先进技术向国内企业的转移。

第二，以优惠换技术。给予外资优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优惠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外资要享受与内资相当的“政策待遇”，但是并未规定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内资是否能享受。因此，对外资实施超国民待遇与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的义务是并行不悖的。当然，“超国民待遇”不应给予所有外资企业或所有行业的外资企业，而应把优惠措施给予那些我国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外资的研发部门，以此促进现有外资建立研发机构，提高在华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以竞争换技术。我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提高市场竞争强度是促使跨国公司转移先进技术的有效手段。在外资企业数量少、国内企业竞争力差、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即使采用一般的技术仍然可以获得可观利润，因此，没有动力把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反之，有了足够强的竞争环境，外资企业为保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会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从而形成有利于我国技术发展的博弈局面。因此，在引进外资时，应在每一产业领域都吸引多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形成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同时要促进内资企业快速成长，形成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为此，一方面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把他们彻底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另一方面，要给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其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第四，以技术换技术。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的目的，会对技术转让进行控制；跨国公司一般也是首先将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以加强对技术的垄断。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中国在掌握某种技术后很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跨国公司如果不及时提高在中国的技术水平则可能丧失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因此，我国技术水平提高对跨国公司是一种潜在竞争威胁。同时，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使发达国家放松对相应技术管制。因此国内企业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可以增强在引进先进技术时与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促使跨国公司将比较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国内。例如，如果中国掌握了0.18微米的芯片技术，则跨国公司由于出口管制放松和出于竞争的考虑很可能会将0.18微米的技术和生产线向国内转移，甚至会转移0.13微米的技术。为此，应加大对符合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绿灯条款”的研究开发阶段R&D投入支持，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当然，在分工国际化和产业模块化的趋势下，没有必要追求在所有领域做到技术领先，国家可以重点资助某些关键产业和领域的技术发展，争取在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在局部实现技术赶超。

第五，企业层面的思考。跨国公司全球分工、联合研发、研发外包等发展趋势为我国企业提供从跨国公司获得技术的难得机遇。但是应该看到，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个关键环节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时，跨国公司才有可能转让最先进的技术。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大致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篇(3)

一、有代表性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介绍

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前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体系有4个，即《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HigherEduca-tion，简称THE)世界大学排名、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Symonds(Q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简称ARWU)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Report)全球最佳大学排名。下面，将分别对这4个排名体系进行简要介绍。

(一)《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原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是英国出版的一份高等教育报刊，曾经是英国著名报刊《泰晤士报》的一部分，于1971年从《泰晤士报》独立出来。从2004年起，《泰晤士高等教育》与QS公司合作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逐步受到全球关注。2010年，THE和QS公司对“同行评价”和“论文引用”两项指标的使用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泰晤士高等教育》转而与汤森路透集团合作，新的THE世界大学排名。THE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包括教育教学环境、科学研究能力、引文影响力、产业收入和国际化5个一级指标及13个二级指标。2011年后，为了避免指标体系的变化导致学校排名发生异动，影响对学校真实表现的评价，THE的各项指标和权重未发生过变化。在201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前20名的大学全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15所、英国3所、瑞士1所、加拿大1所。欧美高校表现出了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不仅成批量地占据榜单前列，而且越是名次靠前，英美高校所占的比例就越高。相比之下，亚洲高校进入前100名的不多，进入前30名的仅有东京大学(23名)和新加坡国立大学(25名)。从中国部分高校近几年来在THE世界大学排名中的表现(见表2)，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顶尖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在THE世界大学排名中大致处于30－50名的水平区间，近几年虽有小幅波动，但没有显著进步。中国的其他一流高校大部分长期在200－350名之间徘徊，没有明显的突破。2014年中国大陆共有11所高校进入前400名。中国高校中排名最靠前的香港大学居第43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列第48、49名。总体上来说，中国高校在本排名中的地位还不理想，与欧美高校的差距还十分巨大。

(二)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世界大学排名

2010年，QS公司与《泰晤士高等教育》分道扬镳，开始独立世界大学排名(以下简称QS排名)。QS排名的指标体系包括学术声誉(40%)、雇主评价(10%)、教师/学生比例(20%)、师均引用率(20%)、国际学生比例(5%)、国际教师比例(5%)等一级指标。相较于THE排名，QS排名的指标体系呈现出重视主观评价(占比50%)和重视师生比(占比20%)的特点。在评价教学水平时，除了声誉(教学科研合一)指标，QS排名主要侧重师生比这一指标，权重达20%。QS认为“师生比是衡量教学质量误差最小的指标”，而THE认为“师生比只能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简单指标，数量不能完全反映质量”。评判科研水平时，THE排名指标比较多元，涉及声誉、经费、论文数量、引用次数等多个角度;QS排名除了声誉(教学科研合一)指标，主要侧重师均引用率这一指标，权重达20%。在QS最新的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前20名的大学与去年没有变化，只是名次略有调整。这些大学全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11所、英国6所、瑞士2所、加拿大1所。QS排名呈现出与THE排名同样的现象，那就是美国和英国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占全球前30名中的绝大多数。从表3可以看出，除了排名最靠前的香港大学与THE排名中的名次相比高出不少以外，中国其他高校的表现与THE排名中相差不大。在2014年QS排名中，中国共有14所(大陆7所)大学进入全球前200名，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等4所高校进入前50强，分别位列第28名、第40名、第46名、第47名。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位列57名和71名。从排名可以看出，中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三)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简称ARWU)于2003年6月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前身为高等教育研究所)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首次，随后每年更新。ARWU使用6项客观指标对世界大学进行排名，具体包括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高被引科学家数、在《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以及师均表现。每年被排名的大学有1200所，ARWU每年全球前500名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包括世界综合性排名及学科排名榜单，后来添加了独立的两岸四地大学排名等地区性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因采用的客观数值准则及透明度高而获得学者赞赏，但也因重理工、轻人文而受到批评。目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与THE世界大学排名及QS世界大学排名被公认为是世界三大全球性大学排名。在2014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美英大学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哈佛大学连续12年蝉联全球第一，前10名被美英高校包揽。亚洲大学中表现最好的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列第21名和第26名。中国大陆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列世界500强的仅有32所，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所学校进入世界前200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首次跻身世界前150名。

(四)《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Re-port)全球最佳大学排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Report)的全美大学排名一直在全世界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球最佳大学排名虽然在2014年首次，起步较晚，但凭借USNews＆WorldReport的公信力取得了广泛的关注。有理由相信，USNews＆WorldReport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将与QS世界大学排名、THE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当下著名大学排名同样具有影响力。USNews＆WorldReport排名体系包括全球研究声誉、区域研究声誉、学术文章发表、标准化引用影响力、总论文引用次数、高被引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比例、国际论文合作、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师均博士学位授予数量等10个指标，具体权重如表4所示。在USNews＆WorldReport全球最佳大学排名500强中，中国大陆共有27所大学进入榜单。包含香港、台湾地区在内，中国共有11所大学进入前200名(见表5)。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和清华大学进入前100名，其中居中国大学榜首的北京大学位列第39名，香港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列第42和第67名。在这个排名中，英美国家再次显现出压倒性优势，名列全球前20名的大学全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是东京大学(第24名)，第二是北京大学。中国大陆大学在排名中的表现总体上与前三个排名中的差距不大。除了北京大学的表现比较抢眼，超越香港大学进入前40名，中国其他一流高校的排名普遍与其他排名变化不大，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第一批“985”工程高校都处于100－150名之间的位置。总体上看，中国高校与欧美高校还存在巨大差距。

二、大学排名体系的基本特点

虽然上述4个排名体系的评价指标、排名方式各不相同，但也存在如下四个共同的基本特点。其一，高度重视学校科研水平。大学的科学研究能力是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指标之一，集中体现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四个排名体系中，学校科研水平的分值都占了很大的权重。例如，在THE世界大学排名中，人均数、引文影响力、科研声誉调查、人均科研经费等与科研水平直接相关的指标权重总计达到了60%以上，而在USNews＆WorldReport排名中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与学校的科研能力直接相关。其二，高水平论文对排名有重大影响。高水平论文的产出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客观地反映一所学校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而且数据公开、透明、易得。高水平论文在四个排名体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高水平论文有关的指标包括论文的发表数量、师均发表量、被引用次数、引文影响力等。与高水平论文相关的指标所占权重在THE排名中为38.5%，在QS排名中为20%，在ARWU排名中为60%，在USNews＆WorldReport排名中为65%。其三，突出理工科优势，对人文社科评价不全面。从排名指标所体现的多元性、包容性来看，总体上，THE排名的指标体系更多元，QS和USNews＆WorldReport排名次之，ARWU排名的指标体系相对简单。由于指标设置的原因，ARWU排名无法将人文学科领域纳入考量(其解释是“很难找到合理的并且国际可比的指标”)，因而这一排名对理工类大学更加有利。ARWU把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作为重要指标，这一做法对年轻大学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较为不利，因此中国高校在该排名中长期位于靠后的位置。由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外文论文产出相对较少，加之不同文化间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标准的差异巨大，中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实力无法充分地在大学排名体系中得以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高校排名的提升。其四，广泛使用第三方数据进行评价。大学排名广泛利用第三方的评价及数据对大学的表现进行分析，如本文的四个排名体系都很重视的学校声誉得分就基于社会公众的调查数据。THE排名由民意调查公司IpsosMediaCT负责问卷发放、数据采集工作。2013年声誉调查排名数据来源于2012年3月至4月从144个国家和地区收回的16639份问卷。2013年，QS排名中“学术声誉”和“雇主评价”也分别来源于对全球62084名学者和27957名雇主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以欧美人士为主)，两项调查对象中中国大陆的比例分别为1.1%和2.6%，美国的比例则高达17.4%和11.2%。至于涉及论文的第三方数据，THE、AR-WU和USNews＆WorldReport排名都使用汤森路透的WebofScience数据库。QS则采用Elsevier出版集团的SciVerseScopus()提供的论文引用次数，并以汤森路透的WebofScience数据库为补充。SciVerseScopus数据库中收录的学术期刊覆盖面更广，针对非英语论文的政策更加得当，这使QS排名能更加有效地区分排名较低大学的科研生产力和质量。

三、对中国高校管理的启示

篇(4)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于2010年8月在中国北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国音乐教育界的数千名专家、学者和教师相聚北京，进行学术交流、专题研讨和教学展示；同时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余场绚丽多姿、各具民族特色的精彩音乐会进行展示和交流。本届音乐教育大会将为中国音乐教育界的广大学者和教师架起一座通往国际音乐教育学术论坛的桥梁，传递音乐教育课堂教学的最新动态、最新理念和最新成果，对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促进中外音乐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推动中国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现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具体方案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参会的各项宣传、组织工作，确保这届大会圆满成功。

附件：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

中国音乐学院

2009年7月15日

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一、大会主题

“和谐与世界的未来”

“和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理念和追求的最高境界。围绕“和谐与世界的未来”这一主题，与会者将就音乐教育教学和音乐艺术实践等相关领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二、大会主办单位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中国音乐学院(cCM)

三、大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0年8月1日至6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　中国音乐学院

报到时间：2010年7月31日一8月1日

报到地点：中国音乐学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四、大会参会人员

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校外、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专家学者、音乐教师、研究生、音乐教育科研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以及各类音乐演出团体等。

五、大会形式

1　主题演讲(Keynote Speaker)：会议邀请四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大会主题演讲(演讲时间各为1小时30分钟)。

2　教学展示(Class Teaching Demonstration)：这是此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新增添的一种课堂教学展示形式。其内容为国内外小学、中学、大学音乐课堂教学，时间为55分钟，过程包括讲课40分钟，互动和讨论15分钟。

3　论文宣读(Spoken Paper)：大会期间，论文提交者有20-25分钟的时间，用以陈述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可以使用PPT)。之后，有5分钟提问时间，演讲者给予回答。

4　论文海报(Posters)：大会将提供单位为70cm×100cm尺寸的论文展示板，供论文海报入选者使用。论文海报提交者可根据自己的论文内容，于会前设计展示版面(不超过4个版面)，印制成中英文海报，在会议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展示和交流。

5　工作坊(Workshop)：这是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中关于音乐教学实践的一种相互交流、互动形式，内容包括音乐教学法、合唱与指挥教学、器乐教学、欣赏教学等。每个工作坊的时间各为60分钟，过程包括教学简要介绍5分钟，现场教学45分钟，提问、交流和互动10分钟。

6　专题研讨会(Symposia)，也称为“圆桌会议”：其主要内容和形式，是围绕一个主题宣读论文并进行研讨。此研讨会的主持人身份，需由参会者自己提出申请、提交研讨主题和论文并通过审核获得。其职责包括：提出会议研讨主题、确定研讨会参与者名单、组织参与者提交论文、组织论文宣读与讨论。

7　音乐会(Concert)：包括室内与露天音乐会，分别在中午、傍晚或晚上进行，参会代表可以免费观看。

(以上七种会议形式均配有现场翻译，中国参会代表没有语言障碍。)

六、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

(一)会议注册与报到

1　注册时间

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0日

说明：

(1)港澳台地区的申请者可按照中国代表参会标准注册。

(2)中国代表参会的名额限定为2000名，如未能在规定注册时间内注册，将不得参加会议。但由于特殊情况只能在报到时现场注册的。需在原有费用的基础上增加200元人民币。

(3)参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会议可提供不同标准的住宿条件。

3　注册办法

(1)网上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按照网上提示注册交费。

(2)邮寄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或“中国音教网”、“人民音乐出版社”网站下载“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注册申请表”，填写后邮寄(注册费需汇款或转账)至下述联系地址：

(二)会员申请

1　根据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要求，参加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代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或个体会员代表；二是学生代表；三是非会员代表。不同类型的代表，应根据不同参会标准提交注册费，方可注册参会。

2　各类论文的提交者(含学生代表)、教案的入选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需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个体会员。凡不是该会个体会员者，需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入会手续，方可注册参会。

3　一般参会者，只需获取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团体会员的资格。由于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已经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为此，凡中方代表已经是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会员者，可视为已经具有一般参会者资格；如果尚未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且欲参会者，又具有在职在岗三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可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的手续；或直接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以该会个体会员资格参会；或以非会员参会注册标准参会。

说明：

(1)凡申请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者，请登陆“中国音教网”(省略)。点击“学会专栏”，下载“会员登记表”，并按照表上要求填写。在大会注册时。连同终身会员费(2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照片(两寸照)，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

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2)凡申请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个体会员者，请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按照网上提示填写申请表：或下载、填写“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个体会员申请表”(中英文)。在大会注册时，连同会员费(普通个体会员450元人民币；学生会员3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

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七、论文、教案提交 　 (一)论文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参加论文演讲、工作坊、论文海报展示、圆桌会议的参会代表，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论文摘要，及5000字以内的中文全文。请务必注明准备参加哪种会议形式(参见“大会会议形式”的2～6条)。

3　提交办法

论文一律采用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论文提交”，按照网上提示提交；或者下载并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发送至邮箱。

(二)教案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组委会推荐的参加教学展示的预选者，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摘要(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及5000字以内的完整教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和现场录制的教学光盘。大会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入选者在接到人选通知后，即可办理参加大会的相关手续。

3　提交办法

组委会推荐参加教学展示的教案一律采用邮寄和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和全文电子版由网上提交(见下列地址)；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全文的纸质版一式2份(A4纸打印)和教案光盘邮寄至以下联系地址：

八、大会演出申请

1　申请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申请要求

根据国际惯例，中国作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会议主办国，可以安排20场音乐会。演出团体的组团方式可以省、市、学校、少年宫以及各类音乐团体等为单位。可以是专业演出团体，也可以是业余演出团体。节目内容、形式要求丰富多样，包括演唱(独唱、合唱)、演奏(独奏、合奏)、舞蹈、戏剧、杂技、武术等。具体要求如下：

(1)节目富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2)音乐会演出时间长度在一个半小时以内。

(3)原则上演员人数不超过60人。

经专家评审后，组委会将于2009年11月通知入选单位，签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许可协议”。

3　申请办法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i0／chinese)，参见“大会演出申请”，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申请表”，将整场音乐会节目单(包括节目时长)、节目录像(DVD或VCD格式)、演出团体简历(中英文)、艺术指导或指挥简介、该团以往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会的录像(DVD，CD)及相应节目单，邮寄至下述联系地点：

4　相关要求

(1)演出人员无需交纳注册费，但是所有人员的差旅、食宿、演出环境的设计装饰、旅游等费用，需由各演出单位承担。组委会提供会议期间用车、场地、钢琴、简单的灯光音响设备。

(2)演出人员可以相互观摩，但不参加开幕宴会等活动。

九、会议程序

根据国际惯例，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七个委员会的专题研讨会，分别于7月25日至31日之间在北京等城市举行；第二阶体大会(含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十、重要说明

1　凡提交教学展示、论文宣读、工作坊、海报等参会形式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大会将组织国际评委进行评选，入选者在收到大会组委会有关人选通知后，方获得以各有关形式参会及演出的机会。未入选者，可作为一般参会者参会。

2　大会将出版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秩序册(中英文)、论文集(英文摘要)、音乐会秩序册(中英文)及大会资料光盘(含大会秩序册、各类论文的英文全文、音乐会秩序册及各音乐会相关情况的英文介绍，以及相关图片、录像和录音)，上述资料将在大会注册时发给全体正式代表。

3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大会组委会将给所有入选者颁发人选证书。

4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大会组委会将给全体正式代表颁发参会证书。

篇(5)

《宏观质量研究》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刊物。在公开刊号已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宏观质量研究》能够得到批准，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学术性定位。中国并不乏质量领域的刊物，但迄今并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刊物。质量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论文的公开发表，对于中国质量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现在有很多刊物都在发表一些质量研究的学术论文；但面对中国复杂的质量现象，这些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特别是在共同的学术范式的形成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

《宏观质量研究》的宗旨，就是为中国学者的质量研究提供一个规范的、权威的、高水平的平台；发表一系列原创性、开创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激荡质量研究领域新的问题与对策、新的方法与工具、新的思想与理论的产生，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本土的质量学者和专家。

《宏观质量研究》的目标，是要成为中国质量问题研究的学术窗口和中国质量问题对策的智库平台，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一流学术刊物。

中国学的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和参与；而在中国学的研究中，中国的质量问题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大国质量、二元质量与转型质量的相互叠加，构成了世界各国都不曾有过的独特的中国质量现象。研究这一现象的内在规律，给出这一现象的科学解释，特别是提出治理中国质量的方法和对策，是本刊最为关注的“中国质量问题”。因而，本刊的研究倡导面向中国现实质量问题的研究，要形成中国质量研究的学术范式，构建质量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国学者应该有这样的学术自信，因为我们正面对着世界上最为丰富而独特的质量问题。科学就是对问题的解释；占有了问题，就拥有了走在学术前沿最宝贵的资源。中国学者可贵的财富，就在于亲身经历着中国质量问题的现实。本刊将着力于发表面对中国质量问题的研究论文，并坚信将对世界学术形成具有一般性理论的新贡献。

中国质量问题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宏观性”。在每一个质量现象的背后，都会发现宏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国家的法律与政策体制、特殊国情下的公民行为与文化、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与管理等等。只有研究这些宏观因素对质量问题的影响，才能解释中国质量的现象，也才能提出有效的质量对策。本刊特别鼓励对中国质量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此设立了如下相对固定的栏目：质量理论与战略、质量制度与法律、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统计与分析、质量观测与案例等。本刊将始终坚持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问题的实证观测与数据统计，提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并对这些结论进行科学的验证。

《宏观质量研究》之所以选择“中国质量观测"作为创刊号的研究主题，就是为了践行本刊的宗旨，面向中国真实的质量问题，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实证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现实对策。“中国质量观测”是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各位同仁历时三年，共同参与的一项面向中国质量问题的大型研究项目，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质量安全评价与网络预警方法研究”的成果汇聚。论文研究的内容覆盖了我国质量问题的各个方面，既有经济视角的分析，也有法律角度的研究，还有公共管理的探讨，更有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的解剖。各篇论文的共同研究主题，就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当前中国质量的状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学者很幸运，研究中国质量问题的学者更为幸运，因为我们正站在世界各国所从来没有过的独特的中国质量现实问题面前。我们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仅将为解决中国质量问题提供科学的支撑，也将为世界质量科学的创新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我们诚挚邀请海内外学者与我们一道同行，使《宏观质量研究》成为中国质量学术进步的一块基石，让创新的中国质量思想，引领中国质量实践的进步！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程虹

篇(6)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世界大学评价的机构已有几家，并产生了许多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大学排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世界最佳大学(World’sBestUniversities，WBU)”［1］，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ARWU)”［2］，《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的“世界大学排名(WorldUniversityRankings，WUR)”［3］，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CHE大学排名”(CHEUniversityRanking，CHEUR)［4］和西班牙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rodeCienciasHu-manasySociales，CCHS－CSIC)网络计量实验室(CybermetricsLab)的“世界大学网络计量排名(WebometricsRankingsofWorldUniversities，WRWU)”［5］等。2005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在各项世界大学排名的基础上，按照中心的既有理念，设计了世界大学排名指标、权重、对象和方法，分析研究了进入ESI排行的世界大学的综合竞争力，首次了“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之后，RCCSE每两年对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现状进行综合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此项排名不断成熟和完善，至2011年已连续4次排名结果［6－9］。另外，考虑到世界大学与学科评价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力和必要性及其在教育管理者和高水平受教育者中的需求性，RCCSE自2012年起将每年评价一次并出版相应的评价研究报告。同时为了迎合网络时代的新兴需求还创新性地引入了“网络影响力”这一指标，以进一步考察各学校的声望情况、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程度，并作为Web环境下科研影响力评价的补充，以达到从科研产出到现实影响再到网络影响的综合实力评价［10］。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此次评价在往年31个排行榜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网络影响力排名。具体的排行榜分别为:国家(地区)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世界大学与科研机构分22个学科的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即农业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商学、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地球科学、免疫学、材料科学、数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综合交叉学科、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药理学和毒物学、物理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社会科学总论、空间科学)、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分8个基本指标排行榜(即收录论文数、论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进入排行学科数、发明专利数、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网络影响力)。RCCSE世界大学评价报告还给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界定，从而可以帮助读者充分认识学校及其学科发展的准确定位。评价结果中，前600名(即位居全世界前5‰的大学)定义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同时结合国内外一些大学对自己的定位与规划，又将世界高水平大学分为三个档次:前100名为世界顶尖大学;101～300名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301～600名定义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大学，其中世界顶尖大学和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称为“世界一流大学”。至于世界一流学科的界定，主要根据所评22个学科的不同评价单位在相应学科中的排名情况而进行划分，其标准为某学科排名前10%内的科研单位为该学科世界一流学科，世界一流学科也划分为三个档次:某学科前1%(含1%)的科研单位的学科为世界顶尖学科;1%～5%(含5%)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学科;5%～10%(含10%)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学科。

二、中国高校总体世界一流水平建设分析

(一)进入ESI排名高校数量变化情况

每年RCCSE世界大学评价报告均是以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数据库中近11年来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列在前1%的大学和分22个学科中大学和科研机构近11年来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列在前1%的学科为总体的评价对象。但是由于ESI统计数据的变动，该评价的对象也随之有所变化，具体如表1所示。由于最初开展的两次世界大学评价还处在探索阶段，加上前期人力、物力的限制，对于评价对象中的同机构不同名称标注的情况，未能详尽的合并、更正，因此出现机构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而在后来的三次评价中，都尽力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评价对象数量逐渐增长的事实不可以否定，同时中国进入ESI科研竞争力排行的高校数量也日益攀升，这一点很值得欣喜。

(二)国家(地区)排名变化情况

在2005－2012年这7年内的5次评价中，均设置了“国家(地区)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主要是对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我们对这5次评价中中国的总体排名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其中“”表示上升，“”表示无变化，“”表示下降，表3、表5亦同)，发现中国大陆一直处于排名上升的状态，从22位一路跃升至第6位;中国香港地区在这期间排名有上升、有下降，但总体相对稳定，一直保持在21名左右，这可能与其学校数量有关，在7年内，该地区进入评价的学校数量仅增加1所，对排名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类似，排名变化与进入评价的学校数量变化正相关，排名由26位上升至13位。总体可见，中国在世界水平的科研竞争力发展中整体成效卓著。具体对中国大陆地区科研实力各指标在前30强中的排名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发现中国大陆发文、论文被引、热门论文、高被引论文数等方面上升迅速，目前均已进入世界前10强的行列;专利数一直是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科研实力竞争中的强项，一直保持在前10名以内，并由2007年的第8位迅速跃升为目前的第3位，实力可见一斑。但是，在各项绝对指标飞速攀升的同时，高被引占有率这项相对指标(高被引论文数量与发文数量的比值)却一直下滑，由最初的18位一直降到25位，这也就反映出论文质量的提升速度并未跟上论文数量增加的步伐，也警示中国在提升科研竞争力的进程中，莫让数量掩盖质量，而要注重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加强高质量论文的产出，从而真正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世界科研竞争力。

三、中国高校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展

(一)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总体排名变化情况

通过前文阐述，我们已经发现中国高校在世界水平上的数量可见度已经越来越高。接下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中国高校整体排名情况。对世界一流大学(前300名)中中国高校名次分布情况分析(表4)可以发现，中国不仅在进入ESI排名的总体学校数增加，同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学校数也不断提升。大陆由最初的3所学校增加到9所，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目前分别有2所和4所，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72)、清华大学(84)、浙江大学(94)、上海交通大学(122)、复旦大学(172)、南京大学(20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15)、中山大学(273)、武汉大学(295);香港大学(121)、香港中文大学(170)、香港科技大学(261)、香港城市大学(296);台湾大学(71)、台湾成功大学(202)。中国高校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已有4所，其中大陆有3所，可见高水平大学建设已初具规模。这些高校在世界排名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它们各自的竞争实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我们对RCCSE公布的2012年中国大陆高校排名前10的学校在历年世界大学评价中变化情况进行统计(表5)发现，中国一流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多呈现稳步上升的局面，虽然个别学校在2009年有下降的现象，但是总体上升幅度较大。目前在中国大陆前10强已有8所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国内排名前3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也荣升世界百强(即世界顶尖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提升幅度最大，都由600名以外逐步发展进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相比之下，南京大学的发展进度略显缓慢，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分指标排名情况

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提升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脉络，并寻找其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对2012年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内中国高校分指标排名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表6)，发现中国高校中最有优势的科研指标在于发文数和专利数，部分学校的网络排名情况也值得肯定。但是这些优势还很微弱，而且不够稳定，在能够真正充分体现科研竞争力的主体指标实力方面，如总被引、高被引和热引等质量型指标上仍有很大欠缺，需要引起教育监管部门、高校管理者的广泛重视，加大力度，提升科研质量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高校在世界上的科研竞争地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还注意到中国科技大学作为国内高校排名中逐渐下跌的一所重点高校［11］，其科研力量不容小觑。它自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并已在8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其中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均已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即排名前10%)，在国内的专业优秀率也居于领先地位。可以说这个“短小精悍”且容易被人忽视的国内重点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甚至超过了排在它前面的很多知名高校，也是这些学校在国际化进程、世界一流化建设中的榜样。

四、中国高校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展

(一)学科总体发展情况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世界一流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我们对中国进入ESI排名学科总数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图1所示)，发现中国大陆从最初的16个学科已经发展到目前在ESI分设的22个学科的全部进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非常值得肯定。但是详细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高校真正进入排名的却只实现了由9个到19个学科的发展，增加了10个学科，但仍然在免疫学、综合交叉学科和空间科学3个学科处于空白，这也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同样面临的问题，这便是中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进程中所要攻克的重要难关之一。另外，从各地区内世界一流大学进入ESI学科排行的平均学科数统计情况看(如表7所示)，在连续5次评价中，中国的平均学科数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三个地区的平均学科数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中国大陆由最初的5．67增至11．11，已经逐渐缩小了与世界平均值的差距，但仍需继续努力，向世界高水平国家看齐。虽然22个学科均有中国大陆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进入ESI排名，但是对于每所大学或科研机构而言，进入ESI学科排名的学科数量却参差不齐。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大学都只有1～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除了中国科学院在20个学科均有进入以外，重点高校情况也相对较好，大陆排名前6强的高校均有10个以上学科进入，且都有排名前10%的学科存在，尤其是前3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均有4个世界一流学科(表8)。同时重点高校仍然能够呈现与国内排名类似的文史综合类院校学科广而全、理工类院校学科少而精的特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国内高校发展策略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规划不谋而合。国内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促进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建设，科研竞争力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亦可推进整体实力不断加强。

(二)优势与劣势学科分析

从进入ESI排名的学科数量和具体排名情况看，中国高校在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领域占有相当优势。2012年的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的农业科学、化学、工程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等14个学科都进入了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尤其是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与动物学等8个学科还有顶尖机构存在，不过除了清华的工程学，其他所有的顶尖学科机构均被中国科学院独揽。同时在科研机构的统计中，中国科学院在发文量、被引总量、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和进入ESI学科数5个指标上都名列前茅，这些都深刻印证了它作为国内第一研究巨头的科研竞争实力。另外，总排名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学科都很齐全，并且每个学科影响力都很大，如哈佛大学有15个学科位于世界前10强，斯坦福大学有9个学科位于世界前10强。中国大陆高校只有北京大学的数学和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3个学科排在世界前10位，其他高校在世界前10强的学科领域则仍然处于空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大陆高校在学科建设上仍然表现较弱。纵览2005－2012年5次世界大学评价结果，中国大学或科研机构总体上在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上的优势相对明显，但也呈现出学科建设相对集中的现象:优势学科愈益强大，劣势学科发展缓慢。因此，在发展这些优势学科的同时，高校管理人员、教育发展监管人员也要注意到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经济学与商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空间科学、免疫学、社会科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以及临床医学这8个学科中，中国大陆还没有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这也正是我们的劣势所在，急需加大投入，力争消除劣势，平衡发展，争创全面一流。总之，要真正实现与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接轨，中国大陆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建设仍任重道远。

五、结语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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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来兴、朱正昕、晏小宝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宏观经济管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页。

[6]此为作者2016年6月随团访问欧盟总部机构时对方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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