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收管理法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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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开票公司；虚开；专用发票

一、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表现

虚开发票的行为是严重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通过稽查发现被查单位有虚开发票行为的，应依法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应移送公安机关。开票公司是专为虚开发票而非法注册的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开票费。实务中，开票公司的表现多种多样，现举两个例子：

实例一：税务稽查部门经检查发现某虚开发票企业，股东和法人都是由某些人指定并冒充的；其公司构架、会计、出纳、保管员均为虚设，生产经营场地为以支付租金的方式联系已办证或尚待办证的小型个体加工点；所有的工资名册（包含行管人员和生产工人）、送货单、提货单、原料领用单等等均为杜撰，相关空白单据也是让个体加工点的有关人员虚构、签署；虽有购进原材料的发票入账，但没有实际的生产经营行为，更不可能存在产品销售情况。

实例二：S公司为达到虚开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的目的，虚构销售废旧物资经营业务，并自行虚开废旧物资收购发票用以增值税进项抵扣。S公司主要作案流程和手段是：一是由受票企业通过中间人找到S公司董事长陆某，谈好手续费后，由中间人以受票方企业名义与S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二是受票企业按开票金额将“货款”汇入S公司；三是S公司收到“货款”后，其财务人员按汇入“货款”金额开具废旧物资销售发票，交给受票企业，但为给虚构进项留出时间，填写的开票日期延后5至7天的日期；四是由S公司财务人员按开票金额倒算出应收购废旧物资的数量、单价（收购数量比销售数量多0.5至1吨，收购单价比销售单价低20至50元），交开票人员伪造过磅单、商品入库验收单，现金支出凭单，并据以开具收购统一发票；五是由财务人员制作记账凭证并记账，用以抵扣进项税额；六是S公司在收到汇入“货款”的当天或第二天就把扣除手续费后的余款，通过提现或转账方式转到受票企业指定的个人银行卡上。

S公司为在财务账上“完整”反映所谓的“购销经营活动”，招聘了20多名财务人员（实际是开票员），将他们分成几组，每组4人，各人的工作岗位分别是收购和过磅员、验收和保管员、开票员、监管员等，专门负责开具虚假购销经营活动所需的各种凭证和单据。同时，为获取尽可能多的身份资料用于虚开行为，要求其员工每人提供30个以上的他人真实身份证复印件，并将身份证复印件发放到相关人员手中，专用于填写废旧物资收购发票上的出售人及其他信息。

上述两个典型实例，反映了开票公司基本的经营活动的流程。开票公司为他人虚开销售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购进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机关稽查时，应如何计算及确认查补增值税税款？如何对开票公司的违法行为做出定性处罚？

二、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性

实务中，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及《发票管理办法》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关规定，为他人虚开，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均属违法行为，查补增值税税款应为虚开发票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之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向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两项都是虚开，并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没有向国家交税的义务，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第三种观点认为，向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又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关键是看行为人有没有经营活动。如果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发票是为了抵扣自己实际经营的税款额，则进项税款亦应记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额；否则只计算为他人虚开的销项税额。

对开票公司非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首先应该厘清三个关系：

第一，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目的与税收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

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在虚构的经营活动下完成的，其主观目的是为了迎合购票人的需要而提供开票服务并获取手续费收入，但其实施违法行为危害了税收征管秩序，为购票人进行非法抵扣税款、骗取国家税款（例如受票方是自营出口的外贸企业）提供了可能，开票公司的主观故意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对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处理处罚应当与税收危害后果联系起来。

第二，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收违法与发票违法之间的关系

开票公司为了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其实施违法行为在操作上通常有三种渠道：

1.开票公司从税务部门领购增值税发票以后，给需要发票用于抵扣增值税或骗取出口退税的纳税人凭空填开。在这种情况下，开票公司不会长期经营，往往是注册很多家这样的公司，开票时按发票面额直接向受票方或经中间人向受票方收取全部款额，扣除手续费后再将余款退还给受票方。开票公司达到目的后并不缴纳税款，而是提包走人。其牟取的非法利益为开票手续费收入。导致的税收危害后果是受票方已经抵扣的增值税税款或骗取的出口退税以及受票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2.开票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仅收取开票手续费，受票方以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当期销项税额或用以骗取了出口退税。开票公司为了解决因开票而需要缴税的问题，需要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是非法购买或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购买费用。此时，其牟取的非法利益为开票手续费差价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的税收危害后果有三个：一是受票方已经抵扣的增值税税款或骗取的出口退税款；二是开票公司抵扣的增值税税款，但同时也申报了虚开发票的销项税额；三是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一方未缴的销项税额。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情况下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的上一家纳税人的销项税额没有申报纳税，而开票公司本身却按照虚假的销项税额抵减进项税额后申报纳税了，从国家宏观的税收利益来看，损失额应为开票公司抵扣的增值税税款，即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的上一家纳税人未缴的销项税额。

3.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收取了开票手续费，受票方以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当期销项税额或用以骗取了出口退税。开票公司为了解决因开票而需要缴税的问题，为自己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例如农产品收购发票、废旧物资收购发票等。开票公司牟取的非法利益为开票手续费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的税收危害后果是开票公司为自己开具的增值税税款以及受票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因此，在虚开发票的过程中，会涉及三方当事人的税收违法与发票违法问题，从税法的角度来看，存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实际流失或相对流失。从发票管理制度来看，存在对他人虚开发票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的行为违法问题。税收违法与发票违法相伴而生，但也有主次顺序，其中，发票违法是手段，税收违法是危害后果。尽管并非所有的发票违法都必然导致税收违法，但税收违法仍是发票违法追求的结果。因此，对开票公司以及围绕虚开发票涉及到的另外两方违法行为人都需要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如果触犯《刑法》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后，移交司法机关。

第三，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收违法与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

尽管从开票公司的角度来看，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开票手续费，但是其利用的正是受票人需要以此作为骗取国家税款的依据的需求心理。根据司法解释，追诉虚开发票罪以虚开税款或骗取税款数额为标准，这说明，《刑法》对实质上具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实际危害性或者造成该种危害的现实可能性作为定罪的客观要件，如果开票公司没有对国家税款造成实际危害，即虚开以后如实申报缴税，则不能对开票公司定罪。同理，也不能对开票公司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三、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罚

综上所述，税务稽查部门在对开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进行稽查取证后，应综合案情做出正确地处理。

1.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未申报缴税即走逃的开票公司，如其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在受票方用于抵扣增值税，客观上造成了受票方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应对其虚开发票行为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如受票方未抵扣增值税或未骗取税款，开票公司虚开发票行为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税务机关应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最高可以处罚50万元。另外，对开票公司虚开发票未申报缴纳的增值税，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文件的规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对开票公司分别按《发票管理办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处理，是因为开票公司虚开发票的主观目的与未申报缴纳税款结果是分离的，因此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一事不二罚”原则。

2.对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缴税并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公司，因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申报纳税，其违法行为给国家造成的税收危害后果为恶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虚抵的进项税额，因此，税务机关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文件的规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同时，对其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应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若受票方未抵扣增值税或未骗取税款，税务机关应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最高可以处罚50万元。

篇(2)

关键词：契约　行政法

契约，不仅是市场交换的产物而为市场经济所必需，而且作为一种制度、观念、方式，如今它也在行政运行秩序中得以建立、吸收并被广泛应用。在法学中，契约已不再是传统私法的专有概念，它已跨越私法的范畴而进入到公法领域，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和实践上确立了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私法契约的行政契约制度。契约的观念、合作的精神、协议的方式、讨价还价的过程，已深深地渗入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之中。本文旨在阐明在行政法中引入契约概念、契约手段、契约观念之必要以及行政法契约观念和契约制度的确立。①由于法学界和实务界对行政法中的契约问题颇有异议，因而本文与其说是学术性论文，不如说是呼吁性和态度性文章，以图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重视与正确对待。

一、现状：学说、制度与实际的矛盾

中国目前关于契约在行政法中能否应用以及如何应用、有无行政契约及其范围、种类等问题，不仅理论界的争议颇大，而且立法制度也不规范和统一，实践做法也是各行其道，从而总体上呈现为学说、制度与实际做法相互冲突的现状。

(一)公法学者与私法学者的不同见识

在行政法学中，我国学者对契约能否在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予以应用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对行政契约的存在、行政契约的特征以及行政契约的基本类型等问题的看法则是大体一致的。这些可从近年来出版的各类行政法学教材或专著中(皆有专章或专节介绍行政合同)找到充分的佐证。

由于统一《合同法》的起草，行政法学者建议将行政合同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在合同法中单列行政合同一章作为合同的特殊形态加以规定。⑦这一建议引发了私法学者的普遍反对，甚至对行政合同也采取某种程度上不予认可的态度，即使承认其态度也非常勉强。如王利明教授认为："行政合同究竟如何定义，其规范的对象是什么。恐怕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使存在行政合同，是否要由合同法调整。亦不无疑问。"梁慧星教授提出了如此质疑："什么是行政合同，中国现实中有没有行政合同，哪些属于行政合同?这些问题当然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果说有所谓行政合同的话，只能存在于行政权力使用领域，属于行政法律关系……。"②这场争议的结果是，统一的《合同法》将合同仅局限于民事合同范畴。《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尽管该法第123条规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由于它已将合同只限于民事合同，因而其他法律关于合同的特别规定也只能相应地理解为对民事合同的特别规定。

(二)一般行政领域的否认(或无视)与特别行政领域的认同

目前，现有的一般行政法对契约能否适用于行政领域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行政诉讼法》中"不得适用调解"(赔偿例外)的规定(原《行政复议条例}也曾做出过同样的规定，新的《行政复议法》则对此没有做出规定)，实际上否认了和解及其它契约在一般行政与行政诉讼领域中的应用；另外，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却认可了行政委托关系，但理论和立法似乎没有意识到此种关系属于契约关系，立法不是从契约关系而是从权力运行的角度来予以规范的，从而体现不出契约的特色。其后果是受委托人超越委托权限范围实施行政行为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责任如何承担以及采取何种救济方式一直没有明确。

在特别行政法领域，一些特别法律、法规规定了某些特殊类型的合同。如，旧《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制定，1995年修订)第26、28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44、45条规定了纳税担保合同及其具体适用问题，2001年修订的新《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8、40、44条再次作了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奶条规定了担保人或保证金问题(属于担保合同)；《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合同、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等。一方面是一般行政法基于传统的认识而整体否认行政契约的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大量的单行法律设置了特殊契约。可见，中国大陆现行立法在思路上缺乏整体、通盘的考虑。

(三)传统理论与实际做法的相异

传统的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行为是行使行政权的行为，而行政权属于法定的权力，它具有不可自由处置性，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不能自由放弃、转让其权力，因而行政是法定行政而不是"议价"行政，即不允许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讨价还价"。此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给付行政领域、行政的民主参与、行政方式的多样化和法律的目的等因素，已与现代行政的发展明显不相适应。如果将这种传统理论观点与中国行政运作的现实相对照，更会发现二者的大相径庭。

尽管一般法律没有授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缔约的权力，但在现实中，行政机关在其各种内外部管理活动中却大量借助契约手段来解决问题，具体表现在： 

其一，从不得"调解"走向"协调"。在各类行政争议案件中，一些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为了与法律所规定的"不得调解"不相违背，不"调解"案件却"协调"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协调"即是在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主持下，行政机关与另一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其二，双方"和解"。在现实中，行政机关为了避免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或促使当事人撤诉，而以某种利益的交换达到使当事人放弃起诉权的目的，此乃一种不同利益交换关系的协议。

其三，责任制合同。目前，责任制的合同形式多样，如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签订执法责任合同；行政机关与其内部机构或者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签订各类责任书如"安保工作责任书"等；行政机关与公民或组织签订责任合同，诸如"夜间摊点治安责任书"、"消防安全责任书"、"娱乐场所管理责任书"、"计划生育责任书"等。

其四，事务委托合同。行政机关相互间权力的委托行使、公务协助、行政机关将其事务委托给某些组织或个人等，都属于事务委托合同的范畴。

其五，承诺合同。行政机关自身对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的执法承诺、对举报人的悬赏和奖励等，皆属该类合同。

上述学界的不同见解、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法律的不同态度、实际做法的相异等，表明契约在行政法中的认同犹如迷雾一团。然而，只要我们揭开成见之幕，以求实、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似可迎刃而解。这就是，在保持行政法固有特性的同时也将契约精神注入行政法之中，允许行政主体充分借助契约手段、契约观念来实现行政职能。

篇(3)

关键词:税收;税收管理;税收秩序

一、目前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单纯追求收入目标,税收职能单一化倾向日益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以写作论文来,我国工商税收收入以年平均近1000亿元的速度递增。除了经济增长、加强征管等因素外,维系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政府行为和支持政府行为的税收“超常措施”。为了完成任务,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继续采取“超常措施”,“寅吃卯粮”、“无税空转”等现象日益公开化、普遍化。任务高压下的税收征管,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刚性的任务标准弱化了刚性的税收执法,看似力度很大,实质上是对法律尊严的自我践踏。其二,大面积的超收,人为改变了正常情况下的税收数量和规模,掩盖了税制的运行质量和真实的税收负担程度,为宏观决策提供了虚假的数字依据。

(二)一些税种先天不足,税收对经济调节乏力税种设置、税率设计的目的,最终要通过征收管理来实现。税收征管中的一系列问题,使一些税种的设置初衷大打折扣。现行消费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烟酒。由于大量的欠税和税收流失,该税种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与政策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对烟酒税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积极扶持政策,完全偏离了限制消费和生产的初衷,税收调节严重乏力。

(三)财务核算虚假,税收监督不到位1.偷税逃税普遍化、社会化,税收差额严重。税收差额是衡量一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重要指标。据调查,我国的税收差额大体在30%-40%。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一些不法分子大肆盗窃、伪造、倒卖和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数额巨大,触目惊心。2.财务核算成果人为控制,经营指标虚假。受各种利益因素影响,许多企业建有两套或三套账目,在上报经营成果或计算税金时,往往使用虚假账目,形成税收监督的真空。一些没有设立两套账目的单位,在财务核算上也掺杂许多虚假成分,看似规范合理的会计核算掩盖着许多经过处理的问题。虚假的财务核算不仅导致税收流失,还造成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失真。3.某些企业腐败严重,侵蚀税基。企业负责人的腐败,屡禁不止,局部地区愈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毒瘤和顽症。尽管企业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反映在财务上,毫无例外都是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资财,侵蚀税基。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整个社会的执法状况欠佳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相继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一直严重困扰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行政干预、人情干预、部门配合不力、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严格执法。1.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难。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以多种具体操作上的理由拒绝暂停支付和扣缴税款。金融部门为防范风险,实行贷款抵押,企业资产大部分甚至全部抵押给银行,税务机关扣押、查封企业财产,有时没有标的物。2.法人案件处理难。一般说来,对纳税人个人的税务违章案件比较容易处理,而对法人涉税案件的处理往往会遇到来自地方的行政干预和社会的压力。企业的税收问题被查实后,政府一般要予以庇护,税务机关一般也要作出让步。第6期何朝阳:浅析我国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79一些地方企业普遍困难,税务机关在案件处理上,不得不考虑社会稳定和税源延续问题,因而手下留情甚至不了了之。3.涉税违法案件处罚难。税收执法专业性较强,司法立案需要重新取证,一些涉税违法案件查处迟缓,久拖不决,处罚不及时、定案不准确、执法不到位的问题比较突出。

(二)法制原因———税收立法滞后于改革进程1.大部分税种没有通过人大立法,而是以条例形式,法规层次低,而且具体条款频繁修改,缺乏应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一些正在执行的条款不能作为认定纳税人犯罪的依据,客观上存在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执法上的双重标准。2.税收程序法律依据不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可操作性差。3.没有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税务机关的职责和权力脱节。

(三)内部机制原因———税收征管机制落后机构设置条块分割,重叠交叉,成本过高,效能低下。一方面,各种经济成分的重新组合,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频繁变动,各行业的相互交融,使得企业的经济性质、经营方式、隶属关系呈现明显的多极性和不稳定性。反映到税收征管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征管范围无法划清。另一方面,随着企业主管部门的合并、撤销、精简、改变职能,原有的行业格局、所有制格局重新排列,直属机构失去存在必要,城市税务直属分局和区局并存,给税收成本的控制、机构精简、管理效能的提高带来一定负效应,也给纳税人办理税收事宜带来诸多不便;征收分局与稽查分局在任务承担与职能行使上相脱离;交叉管理,税负不公,争抢税源,漏征漏管严重。

三、对策分析

(一)改革税收计划管理,提高其合理性、科学性1.实事求是,增强税收计划管理的科学性。税收计划的制定,除了参考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收入外,更应从经济税源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市场变化,遵循从经济到税收、积极可靠和留有余地的原则,以“发展变化”的总观点来预测分析经济税源,使税收计划尽量与实际税源相吻合。为确保计划制定和分配的科学化、合理化,一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所有者结构确定相应的调查方法和参数依据,为科学编制税收计划奠定基础;二要在具体编制计划过程中,采取因素测算法与抽样调查法进行综合验证,合理科学地确定每一因素,避免简单推算,提高计划准确度;三要开发设计出税收计划信息管理软件,建立纵向可与各级税务部门联系的征管数据库,横向可与各部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互相交流的反映市场动态的数据库,并科学地将这些信息分类、解释、分析、转换成编制、分配税收计划的正确依据。2.完善会计改革,保证计划执行的准确性。现行税收会计核算办法虽以申报应征数作为核算起点,建立了基层征收机关分户分税种明细账,但由于诸多方面原因,在基层会计实践中,除入库数额外,其他数据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实性、完整性,影响了税收计划利用会计资料来计算税收增减因素、测算税收负担和税收增减幅度、预测税源及其变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税收会计改革,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在计会领域的应用水平,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税源和税收收入以及欠税情况。3.注重调查研究,增强计划分析的针对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制定税收计划的同志应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及时反映征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经济税源结构和变化情况以及发展趋势,提高预测税收收入的能力。在税收计划执行情况分析中,要实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既要分析客观原因,更要分析主观原因,做到有情况、有数据、有比较、有办法、有预测,抓住重点。还要实行税收计划分析与税收统计分析相结合,充分发挥现有信息资料的作用。4.实行综合评价,增强计划考核的合理性。当计划与实际税源有较大的差距时,不能以计划冲击税法。对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考评,不能把计划完成情况好坏作为唯一标准,要强调依法治税,加大对执法情况监督考评的份量,以促进税收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

篇(4)

关键词：纳税人；知情权；纳税人义务；法律缺失

一、纳税人知情权概述

（一）纳税人知情权的概念。

1.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对于在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中我国现行法律和理论界都开始日益的重视起来，在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增值税暂行条例等二十多项法律法规中，确认了纳税人的税收知情权、保密权、依法申请税收优惠权、陈述和申辩权、税收救济权、税收监督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等各项基本权利，其中，《税收征管法》规范了我国纳税人义务并体现了纳税人权利的基础性法律。

纳税人所有权利中纳税人知情权是所有纳税人权利中最为基础的权利。赋予并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有效的监督是对维护纳税人权益及实现对纳税权的行驶、税款使用是很重要的。其中不足之处是，我国现行立法、司法中对于纳税人知情权存在着很严重的缺失。

公民有权了解和知悉国家重要决策、当前社会发生的重要事件是知情权的基本定义，以及与公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类信息。税法中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权利，一是纳税人主动了解且获得准确、全面、及时的有关税务信息的权利，二是纳税人被及时、全面、准确的告知有关税务信息的权利。

2.纳税人知情权的内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纳税人的知情权主要体有：

第一，是税收政策知悉权。为保护纳税人的税收政策知情权，税务机关应该主动采取措施，通过各类渠道，向纳税人积极宣传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为纳税人提供相关咨询，努力建立并完善相关的税收宣传、公告制度，保障纳税人能够全面、及时地获取税收政策信息。

第二，是涉税程序知悉权。纳税人只有提前知悉涉税程序，才能够预先知晓应该按照怎样的程序纳税，以及进行其他与税务相关的事物；同时，当税务机关违反程序征收税务时，纳税人才可能知情，并且寻求相应的法律救济。

第三，应纳税额核定知情权。应纳税额核定是指税务机关依据法律，按照纳

税人的经营状况，所作出的关于纳税人交纳税务数额的决定。应纳税额核定在税务征纳程序中占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征纳税收前，纳税人积极主动地向作出应纳税额核定的机关获取关于纳税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以及征纳程序和方式等相关信息，是纳税人的权利。

（二）纳税人知情权的重要性。

1945年1月，在一次演讲中，美国编辑库泊提出了“知情权”这一概念，当时美国政府存在着任意扩大保密权限、政务公开化消极等倾向，库泊提出了“尊重公民知情权”，并建议将知情权推升为一项宪法权利。“知情权”获得了学界的广泛支持，并在一些国家以宪法的形式被认可。

现代国家都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公民征税。知情权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承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现代法治政府要求最大程度地满足公民的知情权，揭开政府神秘行政的面纱，建设“阳光政府”，使得公民对政府与法律进行有效监督，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知情”是民族参与的前提，公民只有充分了解国家的运行状况以及当前社会所发生的种种重要状况，才能切实地实现人民参政、议政，调动人们切实履行自身社会义务的积极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事关社会和谐建设的问题，还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税收事业健康科学的发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此外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和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重要内容。同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坚持依法行政、营造良好税收环境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能够刺激经济发展，还能够起到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与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时有利于提高纳税服务能力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最终进一步的深化纳税服务。

二、我国保护纳税人知情权的缺陷

在我国，纳税人主动纳税的意识之所以尚未形成，原因有很多方面，但与纳税人知情权的缺失不无关系。

首先，我国法律在保护纳税人知情权方面存在多方面的缺失。我国并未以《宪法》的形式并没有确认纳税人的知情权。《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揭示了纳税人知情权的一部分内涵，对纳税人来说，除了享有纳税人被及时、全面、准确的告知有关税务信息的权利外，最主要的应当是享有知悉税款用途以及使用是否合理、合法等相关信息的知情权。

其次，我国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以确认征税机关履行保障纳税人知情权的义务。在征纳税务关系中，纳税人和纳税机关存在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纳税人的权利就是征税机关的义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7条仅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从中可以看到，第七条并未规定征税机关的主动告知义务，也没有规定当纳税人的知情权得不到征税机关保护时可以寻求的救济途径和法律后果。

我国对纳税人知情权法律保护的缺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政府集权意识极端浓厚，公民通常不被看作权利主体，“国家至上”的观念也使得国家的权利扩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纳税人的知情权被忽视。其次，法律的缺陷，税务信息透明化的制度、立法机关立法公开制度等保障纳税人知情权的必要制度也没有建立。再次，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得系统的关于纳税人知情权的理论还没有形成。

要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首先，必须要填补法律上的空缺。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应该肯定纳税人知情权这一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此外，还应该制定《税收基本法》，对纳税人的知情权予以具体、规范、完整的保护，建立完善的纳税人知情权法律保护制度。其次，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保证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令纳税人能够有效监督税收的用途，更有效地监督政府的行为。再次，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保证纳税人的诉讼权。任何法律有实体而无程序都相当于一纸空文，必须要保证纳税人司法上的权利，才能对纳税人的知情权实施真正完善的保护。（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万锦堃.中国大学学报论文集文摘，1996年

篇(5)

关键词：税收；税法；税收法定主义

【引言】

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 一直是税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6933 - m1#m1它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和内涵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强制，无偿地对社会产品进行的一种分配。它是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缴税便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代价。但若国家和政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

税收法定主义，肇端于13世纪的英国，当时，伴随市民意识的觉醒，英国国王的王权逐渐受到议会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制约，在1215年《大》中，议会迫使国王同意：“一切盾金及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许课税，”此即著名的“无承诺不课税”原则，学者一般认为，其为现代税收法定主义的初始型态。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

1．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

日本学者金子宏在一书中，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等四项，该观点值得商榷。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税收法定主义所解决的是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这三个方面是：该原则的目的是反对政府无故剥夺国民财产；税收法定主义的诸多功能来自对政府征税的要求进行约束；程序保障包含于税收法定主义将使得该原则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只应包含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内容。”[2]

2.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

“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税，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这一直是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3]依据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国家征税所依据的法律，仅是指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或议会授权制定的法规。但最主要、最大量的应是议会制定的法律。

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在议会上自己决定要负担什么税收，并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加以确定，这样的法律才是符合和体现民意的；人民交纳其自愿负担的税款，才是合法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与法治，它集中地体现了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等宪法原则。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

根据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认识，学者们把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三个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

（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课税要素必须由法律直接规定。其次，课税要素的基本内容应由法律直接规定，实施细则等仅仅是补充，以行政立法形式通过的税收法规、规章，如果没有税收法律作为依据或者违反了税收法律的规定都是无效的。再次，税收委托立法只能限于具体和个别的情况，不能作一般的、没有限制的委托，否则即构成对课税要素法定原则的否定。

（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即有关课税要素的规定必须尽量地明确而不出现歧义、矛盾，在基本内容上不出现漏洞。它是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保证税收分配关系的确定性。出于适当保留税务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便于征收管理、协调税法体系的目的和立法技术上的要求，有时在税法中作出较模糊的规定是难免的。

（三）依法稽征原则。

依法稽征原则是指税务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稽核征收，而无权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

三、我国宪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

（一）税收法定主义成为宪法原则。

继英国之后，各国亦纷纷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法治的国家．无论其发达程度、地理位置、社会制度、气候条件、历史传统如何，多注重在其宪法中有关财税制度的部分，或在有关国家机构、权力分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规定。

（二）我国是否实现了税收法定主义。

1．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不能认定我国已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从宪法方面来看。?我国宪法未对税收法定主义作出具体、全面、明确的规定，这确为缺失或不完善之处。国家立法机关为弥补此不足，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它使得税收法定主义在一个税收法律中而不是在宪法上得到了确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以使我国宪法更加完善。

2.在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实践中――未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在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实践中，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性未能得到有效体现，公民的各种偏好不能真实而及时的表达，在税收立法中很少实行听证制度，税收立法在决策、起草、审议和公布等诸多环节中，基本上是由各相关机构，主要是税务部门自行制定，而未经过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通过，因此公民各方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且与税收法定主义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这一根本要求相悖。

（三）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条件。

我国未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立法机关的不努力或税务行政机关自身利益的驱使，更重要的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我国以前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

1.国家的财政收入应以税收为主

若一国财政收入不以税收收入为主，而以其他收入如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资源收入或收费收入为主，则是否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在现实中并不具有较大意义，因为此时与公民利益更为相关的政府筹资行为并非税收，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不针对税收活动。

2．私人产权明确而得以保护

在个人与君主或封建领主之间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在绝对的公有制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因为税收法定主义所体现的对纳税人或者说是公民的权利的保护缺乏依据，也没有着力点，因此只有在宪法中明确保护私人产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税收法定主义。

四、我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立法建议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我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条件逐步成熟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国情，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逐步予以完善。

（一）在宪法上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宪法统领诸法，把税收法定主义规定在宪法中，能够使税收法定主义在相关法律中得以贯彻，从而能够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以使我国宪法更加完善。

（二）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逐步完善税收立法。

税收基本法一般是指对税收共同性问题进行规定，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在税法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它可以对税法体系起到整合的作用，使其整体结构更加合理，从而提升税法体系的效力，因此，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推动和保障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地位，确保税制的稳定。

（三）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

实行听证制度是体现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代议制税收立法中尤为重要，是提高立法透明度，使公民各方利益得以体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得以协调的重要保证。

注释：

[1] [日]中川一郎：《税法学体系总沦》，第83页，载《当代公法理》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07页。

篇(6)

关键词: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适用

一、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主体

(一)扣缴义务人

《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第四款[1]明确规定“有第一款行为”,而第一款的主体为纳税人。第一种观点认为,从第四款条文中所用“补救”专业名词可以看出,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因为纳税人补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应予以补缴,扣缴义务人补缴或者少缴已扣或者已收税款,应予以解缴。[2]第二种观点认为,逃税罪免责条款的适用主体包括了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自然人与单位)。[3]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虽然逃税罪免责条款规定了“有第一款行为”,第一款是纳税人的逃税罪状,而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构成犯罪的,以逃税罪定罪处罚,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是同样适用的;第二,第四款虽然针对第一款行为,但并未限定主体范围,第四款的规定作为一项特别规定,对于初犯来说则是一般规定,无论第一款纳税人的行为还是第二款扣缴义务人的行为,本质上都是逃税行为,其初犯可适用第四款初犯免责条款;第三,即使是《税收征管法》,对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逃税行为,都是“由税务机关追缴其补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第四,“有第一款行为”的规定并不能得出只有纳税人主体的结论。2002年出台的《关于审理逃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偷税数额在5万元以下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前已经足额补缴应纳税款和滞纳金,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里也使用了“补缴应纳税款和滞纳金”的表述,但其却包括了扣缴义务人在内。因此,扣缴义务人可以适用逃税罪的初犯免责条款。

(二)、代征人、无证经营人

代征人,是指税务机关委托以税务机关名义办理各种税款征收业务的单位或个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2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委托有关单位代征少数零星分散的税收,并发给委托代征证书。1992年《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和1997年《刑法》都明确规定了逃税罪的主体,只规定纳税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人,没有规定代征代缴义务人,所以,代征人不能成为逃税罪的主体。“代征人的性质应属于‘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代征人不能成为逃税罪的主体,因而无法适用逃税罪免责条款。但是对于无证经营者可以成为逃税罪的主体,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5条规定:“对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除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理外,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对于无证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如果符合第四款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条件,无证经营人可以适用逃税罪免责条款。

(三)、单位适用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困惑

刑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单位是逃税的主体。当单位构成逃税罪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逃税罪的法定刑处罚。而逃税罪单位犯罪双罚制规定导致了适用第四款出现一些困惑。

第一,单位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规定,而相关责任人员却不属于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如何处理。当单位在初次犯逃税罪之后,补缴了应纳税款和滞纳金,且已受到行政处罚,则按照第四款的规定不予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该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员在五年之内因逃税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已被税务机关给予了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此种情况下是否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当单位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规定时,对单位将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单位不构成逃税罪,那么也就失去了追究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即使相关责任人员符合第四款免责条件,但毕竟是单位犯罪,主体是单位而不是相关责任人员,不能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还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此种情况下,不能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二,单位不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规定,而相关责任人员符合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如何处理?即单位不符合第四款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而相关责任人员却符合第四款的规定。此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罪行法定原则,单位构成逃税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相关责任人员判处逃税罪的法定刑。但应当按照逃税罪立法中所反映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该种情况下的相关责任人员属于初犯,主体是自然人,则应适用第四款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另一方面,单位规定的双罚制又不得不适用,否则有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之嫌。对于单位判处罚金的同时,应尽量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从轻处罚,甚至可以对相关责任人员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因此,此种情况下,对相关责任人员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应纳税款的认定及逃税罪免责条款适用效力

(一)、应纳税款的认定

“应纳税款”的认定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纳税款是指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经济行为所应缴纳的税款;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纳税款是指逃税行为起止期间纳税人应当缴纳税款;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纳税款是指纳税人实施逃税行为所属的那个纳税期限内实际应纳的税款,对该观点赞同的人较多。[5]首先认定纳税额必须有应纳税行为的产生。应纳税额只能是纳税人逃税所属的个人应纳税行为的应纳税额。在一个纳税期限内或者逃税行为的起止期间内,纳税人可能实施数个应税经济行为,但并非每一应税行为中的纳税人都逃税。因此,上面提到的第二种、第三种观点增大应纳税额的基数存在放纵犯罪的嫌疑,因此其合理性值得怀疑。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赞成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对于应纳税额的认定,应将逃税行为期间的数个自然行为视为一整体,将每一逃税所属应税经济行为的应纳税额累计相加,其总和应纳税额是逃税罪量刑的“应纳税额”。

(二)逃税罪免责条款的适用效力

逃税罪免责条款能否溯及既往,我国刑法理论上法律适用原则是从旧兼从轻。即新法原则上不适用此前发生的犯罪行为,但对以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如果适用新法对当事人处罚更轻,则适用新法的规定。对《刑法修正案(七)》实施以前发生的逃税行为,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也就是说,如1997年刑法认为是犯罪,《刑法修正案(七)》也认为是犯罪,依照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关于时效的规定应当追诉的,依照1997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刑法修正案(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规定的处刑较轻的,适用《刑法修正案(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规定的处刑较轻的,适用《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的规定,到底适用偷税罪罪名还是逃税罪罪名。

一是应当看行为人是否符合逃税罪免责条款的三个条件。对于符合条件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看行为人逃避缴纳税款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数额标准和规定的比例。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其中对逃税罪的立案标准也作了规定: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三是比较处刑轻重,由于逃税罪和偷税罪的主刑均相同,且均处罚金。不同之处在于偷税罪并处偷税罪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而逃税罪则仅规定并处罚金。因此处刑较重的比较在于罚金刑方面。逃税罪罚金理论上无限金额,但具体适用时并非任意确定其数额。适当考虑税收征管法中对相关行为的罚款规定,决定应当判处的罚金数额,即其最高罚金数额不应超过逃税数额的5倍。在罚金数额上限相同的情况下,偷税罪的下限为偷税数额的一倍即1万元或者10万元以上,人民法院判决罚金最低额为1000元,因此,逃税罪的处刑轻于偷税罪,应适用逃税罪的罪名。

三、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适用的其它问题

(一)、税务机关能否不给予逃税人免责机会

第四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税务机关能否不给予当事人免责机会,也就是说税务机关能否将不给予逃税行为人行政处罚直接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第四款已经明确规定,因为行政处罚在逃税罪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也是认定逃税罪初犯免责的重要条件。虽然逃税罪的行政处罚不是刑事追诉前置程序。第四款逃税罪免责条款的设置目的在于给予初次逃税的行为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税务机关对符合逃税罪免责条款的行为人不给予免责机会就违背了立法的宗旨。因此,作者认为,税务机关对于符合逃税罪免责条款的当事人也应该追究其责任但给予其免责的机会。

(二)、超过行政处罚时效未超过刑事追诉时效法律适用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即逃税行为的行政处罚时效是5年。逃税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七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期限为10年。如果逃税行为在5年后才被税务机关发现就依法不能给予行政处罚,因此不能适用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而该行为符合逃税罪第一款的规定,又未过追诉时效,就应当直接依逃税罪第一款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另一种解释认为,“逃税罪是行政犯,而行政犯罪之刑事可罚性,取决于行政法规范的规定或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6]单纯从文理上解释,导致税务机关发现案件的时间成为决定追究刑事责任的关键因素。如果税务机关对逃税行为5年之后才发现,就不能给予行政处罚,行为人就得适用第一款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发现得早,行为人就有机会适用第四款,接受行政处罚而免于刑事追究。后者,基于逃税罪属于行政犯,依据所谓的“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或行政依赖性”理论,认为行政犯具有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行政法以行政违法为前提。[7]当行为人因超过行政诉讼时效而不受行政处罚时,其仍需缴纳滞纳金,其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并未被否定,更不能以此作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

因此,对于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款30%以上的,逃税5年之后10年之内被税务机关发现,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如果行为人已缴纳税款和滞纳金,并且符合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应当适用第四款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不缴纳税款和滞纳金,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注释:

[1]《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第一、二、三、四款,本文以下简称为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2]参见林雄:《新设立逃避缴纳税款罪研究》,载《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第815页。

[3]参见胡江洪:《逃税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第49页。

[4]参见逢锦温:《逃税罪的立法修正与司法适用》,《庭审研究》2009年第5期。

[5]参加曹康、黄河:《危害税收征管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张旭:《涉税犯罪的认定处理及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篇(7)

一、概述

二、中西方增值税制的比较

三、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存在的主要

四、完善改革增值税税制的构想

五、总 述

摘要：增值税由于具有有效消除重叠征税、保持税收中性、收入稳定的特征，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后，成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增值税制的差异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对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现行增值税税制，改进税收管理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和探讨。

增值税做为本世纪流转税体系中的一个新的税种，由于其具有有效消除重叠征税、保持税收中性、收入稳定等特点，愈来愈为世界各国所推崇。增值税从产生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将其作为本国的主要税种。

为了适应国民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在不断借鉴国外增值税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从1979年起开始试行增值税，1994年新的税制改革，使增值税成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新的增值税制运行10年来，基本框架趋于完善，运行效果良好，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税制方面和税收管理方面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完善增值税税制，改进税收管理的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中西方增值税制的比较分析

增值税，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商品的增加价值部分课征的税，增值部分按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而言也就是（c＋v＋m）中的（v＋m ）部分。增值税具有“道道征税，税不重征”的特点，这一特点使纳税人税负相对公平，促进了商品的生产流通以及化大生产。

1.西方增值税的产生与运用

增值税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营业税制分不开的。随着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生产流通环节增多，营业税使位于生产链条后端的生产经营者累积承担的税负加重。20世纪初期开始，营业税的弊端日益暴露，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洪流中的一块巨礁，极大阻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一战以后，德国的威尔汉姆冯西门子博士曾提出以“一种精巧的销售税”来取代当时的营业税。这是增值税思想的萌芽。二战以后，法国率先吹响了改革旧有营业税的号角，这也堪称世界税制发展史上“惊险的一跃”。1948年法国政府允许制造商品扣除中间投入物后再对产成品价值征税。1954年，在莫里斯劳来的努力下，法国政府进一步把扣除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已纳税款，将生产税改称为增值税，标志着增值税的正式诞生，宣告了营业税（生产税）的寿终正寝。不久，法国增值税从工业扩展到农业、商业、、服务等行业，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一套最系统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增值税在法国的率先使用取得了良好效果，表现出诸多优点：（1）税基宽广，税率简化，易征易管。（2）税负相对公平， 征收成本相对较低。（3）能使交易双方互相勾稽制约，减少了偷漏税现象。（4）增加了财政收入，促进了商品生产与流通。（5 ）增强了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等等。因此，增值税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其自身也在传播中得以充实与完善。

从国外增值税制的发展来看，总体趋势是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税率及征管方式趋于统一简化，税收的分配调节作用较充分，行业税负均衡。

2、中西方增值税制的差异

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后， 我国增值税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法、意、荷、德等全面实行增值税的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异，中西方增值税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纳税主体差异：对一般纳税人的规定不一样。我国一般纳税人仅限于法人，而国外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还包括人、非法人团体等。

税型方面差异：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而西方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征收范围差异：我国增值税仅在货物销售及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进口货物范围内实行，而法、德、意、荷等国均涉及到建筑、交通以及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税率结构差异：国外增值税率日趋简化统一，而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税率如17％、13％、6％、4％等，直接导致上的复杂和税负的不公平。

二、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增值税制尚未经过根本性的转型改革， 税制类型和调节范围的制约，限制了增值税作用的充分发挥，比较而言，我国增值税制主要有以下缺陷：

第一，扣税范围不彻底。每个国家在执行增值税时都规定了相应的扣除项目，尤其是对固定资产的处理上，不同类型的增值税型是不同的。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制，不允许扣除购进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而消费型增值税制允许将购进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一次扣除。目前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制，计税时允许一次扣除购进固定资产及其相关税费计税，这有利于鼓励投资和技术更新，而生产型增值税却阻碍了资本投入及技术更新，加剧资本密集型的税负。

第二，征收范围过窄，破坏了增值税“链条”式管理完整性。我国增值税作用的行业范围不全面，目前仅局限于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尚未推广到建筑、交通以及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增值链条中断导致其功能发挥不够全面，了其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和产业经济平衡发展的调节作用。

第三，扣税凭证不规范。现行增值税法规定有3种合法扣税凭证可作为当期进项抵扣的依据，即增值税专用发票、收购凭证、运输发票。然而，在税收实践中，由于税法本身的不严密性，使扣税凭证对抵扣税款产生了诸多影响。扣税凭证对抵扣税款的影响主要有：

收购凭证是收购者在收购农产品或废旧物资时由收购者填开的替代专用发票的一种抵扣凭证，由于收购的对象多是农民个人或零散个人，况且是由收购者自己填开，这样会发生虚开现象，从进项抵扣管理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目前交通运输业营业税率仅为3％，而国家对生产经营企业准予按运营的7％抵扣税款，高扣低征，已造成不同行业间的不公平竞争。而运输发票扣税问题较多的还是个体运输，以往个体运输所需发票都由运管部门代开，并由其代征税款，现在不但运管部门可以代开，而且地税机关也可以代开，由于征收增值税属国税部门管理范围，这样就造成在代开运输发票环节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为多得手续费或多征营业税，常把运费和所运货物统开为运费。对代开部门讲，可以多收手续费、管理费和营业税，也便于完成自己的征收任务；对于支付运输费的一般纳税人来讲，从小规模纳税人手中取得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抵扣4％，而运费可以抵扣7％。然而对国家来讲无疑是漏掉了货物部分的增值税，且支付运费单位又多抵扣了货物部分的进项税额，这些都是国税机关很难控制的方面。

第三，减免税优惠过多过乱。既有直接免税，也有“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和“先征后返”优惠。

第四，我国增值税的税率和征管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税率方面表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基本税率（17％）、低税率（13%）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简易征收率（6％或4％），导致两类纳税人税负的不公平。基本税率设计较高，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相对一般纳税人税负也比较高。征管方式实行“以票管税”，对大量的偷漏、骗税事件的监督约束力度不够，这也是亟须改革完善之处。

第五，设置两类纳税人。把小规模纳税人排除在扣税制之外，不但形成税制的扭曲，还造成了税负不公。增值税的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并采取不同的计税和征收管理。 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划分标准较高，使得绝大部分纳税人无法进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实行凭发票注明税款扣税的规范化的计税方法。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正常的业务关系，阻碍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发展。

三、完善改革增值税税制的构想

改革和完善我国增值税制，无论对微观企业主体还是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增值税改革总的思路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增值税税制，要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同时，要充分体现“中性”原则，尽量减少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要公平税负，为市场经济经济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税收环境；要保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有利于实现对增值税的规范化管理。

我国增值税制的进一步改进与完善，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

我国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时，考虑到当时国家财政状况及税负，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所谓生产型增值税就是指税基包含的固定资产在计税时不予扣除，税基的总额和一定时期的GDP相等，故称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税型的弊端日益明显，表现在：（1）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实际税负过重，不利于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2）阻碍了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发展，企业效益的有效提高。（3）出口方面， 实际上由于固定资产不能扣除后计税，出口的生产企业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彻底退税，其产品出口成本相对增加，影响了国际市场竞争力。

依照综合国力和产业政策来调整及转换增值税类型。增值税类型的选择，实际是增值税税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直接体现着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目标，且受到一国经济状况和财政政策的束缚，消费型增值税的税基不包含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一次性抵扣），特别符合增值税税理，充分体现了税收中性原则，有效地克服了生产型增值税的缺陷。因此，由它取代生产型增值税是最佳选择。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短期内面临的风险和代价，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企业之间税负的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鉴于我国经济及税收环境的复杂性，转型可分两步走。首先在税负较重和重复征税严重的行业如传统的煤炭、冶金、钢铁行业以及鼓励发展与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实行转型，以推动其发展；然后再推广到其他行业。

（二）分阶段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完善税收链条机制，均衡产业发展。

由于扩大增值税范围对原来征收营业税的企业税负变动较大，以及对分税制后作为地方收入的营业税收入影响较大，适宜采取分阶段逐步扩大征收范围。首先将现行增值税运行中矛盾和最为突出的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由于这两项业务具有涉及货物销售和劳务性质，而不是纯劳务行业，改征增值税后，可使抵扣办法更加完善，使整个货物从生产和流通直到最终消费阶段，不会出现断档或重组建链条的现象，而后平稳过渡，再扩展到销售不动产、邮电通信业及仓储、租赁等直接与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关系较密切的行业；优化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尽可能大力度地覆盖到劳务领域，直至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领域，解决现行增值税“链条”中断、混合销售界定不清等难题，解决重复征税问题，解决因税种变化影响各级财政收入的问题，从而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共享增值税的比例。

（三）改进税率，公平税负

我国税法把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按17％计征，进项税可以抵扣；小规模纳税人按6 ％进行简易征收（商业企业按4％），但不能抵扣进项税。由于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划分不尽合理，形成了增值税征收中的一系列问题，抵扣政策上的不一致，一定程度造成小规模纳税人的经营劣势，不能使用专用发票无疑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因不能给购货方提供进项税款抵扣凭证增加购货方税负。在同等价格下，购货方往往转向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供货方，即使采取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扣税额只有货款的6％（工业）或4%（商业），抵扣不足使小规模纳税人处于经营劣势。同时，按销售额6％（工业）或4%（商业）的税率征税且进项税款不能抵扣，使增值税链条中断，造成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大于一般纳税人。税收中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体现。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要合理，要有利于完善税制，努力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数量，尽量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应当以健全的核算作为划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主要标准，建立规范化的凭证、帐册和报表，确立规范化的核算程序和办法，提供规范准确的税务资料等，以降低标准的弹性，增加可行性，同时结合我国税务机关的管理能力制定不同行业经营范围的年销售额为辅助标准。相对来说，增值税容易征收，但条件是要有一个可信的、确实的财务制度，因此要加强和改善会计工作环境，鼓励小规模纳税人加强财务会计核算，建账建制，尽量向一般纳税人靠拢，或者纳入税务范畴，由中介组织进行会计核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等税收事宜，提高结算中专用发票所占的比例，使增值税负与实际税负更趋一致。持之以恒抓好小规模纳税人的建账建制，要从税务登记开始把关，对无证经营、无账经营实行高定额征收，迫使其不得不建账经营，以便于查账征收。这与当前推行个体、私营建账建制措施是一致的。

另外由于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两类纳税人资格确认上存在的问题，建议将我国增值税简易征收率统一下调为2％到3％，体现税负的公平，也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和积极性的发挥，同时还应当在条件成熟时取消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将增值税纳税主体合二为一。

（四）大力推广税控装置

由于目前现金交易，账外经营十分普遍，隐匿销售收入现象比较严重，导致零申报或负申报。尤其是商业企业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纳税人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对象和纳税人，明确推广的时间，推广的和步骤。对财务制度不健全或者虽然健全但规模较小的，都适宜推广税控装置。对加油站，可推广使用税控加油机；对出租车行业，可推广使用税控计价器；对商业零售业、饮食、娱乐、其他服务业，可推广使用税控收款机；对用电用水，可推广使用税控电表水表；对公园，可推广使用税控磁卡门票等。税控装置由税务部门铅封并加密，任何人不得私自打开或破坏。“不能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以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五）减少增值税税收优惠范围，维持增值税扣税链条的完整性

增值税的税收优惠主要表现为免税，免税实际上相当于被排除在增值税这个连惯全面的体系之外，是对增值税原则的一种偏离。它使增值税体系出现了残缺与疏漏，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其范围，避免优惠措施过多过乱，增加税收环节中的矛盾和问题。增值税减免优惠原则上应对那些确实需要照顾而又不涉及增加下道流通经营环节的税负，可直接减征、免征。对那些需要照顾，又影响下道环节税负的应采取“先征后返”的形式。

要及时清理和废止各种过渡优惠政策，对过渡性优惠政策一律到期结束，使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对增值税的抵扣链条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逐步将减免税产品控制在极少数最终的消费品上。对各种特殊行业或企业确实需要给予扶持的，通过财政政策或其他税收优惠来解决。

（六）建立健全增值税征管制度，提高征管水平

加强增值税征管，是完善增值税的关键。在实践中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要加强增值税的纳税登记管理，除了征管法中的一般性规定外，还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增值税专用的纳税登记法规，对纳税人提出增值税纳税登记的特定要求，税务部门应建立规范完善的增值税征管数据库。其中包括增值税纳税人名称、企业代码、经营地址、电话号码、经营方式、经济性质、主管税务机关纳税申报记录、历次税务检查结论、违章记录及相关的指标体系；应长期对纳税登记进行复核追查，对有关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修正、立档并输入电脑程序，以保证增值税税户清册和分户档案的完整、正确。

其次，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力度。对审核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防伪应作为专门技术另行探讨外，还应从我国实际出发，设计切实可行的审核程序，特别是交叉审核，要纳入税务审计，作为经常性稽查的主要。由于我国结算制度不健全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不规范市场行为仍大量存在，要准确核算企业的应纳税额，仍需帐票结合，与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相结合。专用发票的管理应加强，但“以票管税”的观念和做法应淡化，另外要努力创造条件，力争增值税征管的电脑化以至全国联网，建立企业——银行——税务部门——工商部门之间遥相呼应的机稽征体系，达到信息共享，实现征管化。

总之，增值税制的改革与完善是税收制度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国际增值税制发展的要求，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

资料

《分税制》

中国商业出版社

夏清成；

《中国新税制》

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连清；

《　税　法　》

中国税务出版社

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司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