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双重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教学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职院校《大学语文》重点讲授内容之一，对学生中文水平的推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呈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内双重文化思想的冲击下，呈现了愈加复杂的发展态势。如何在双重文化视角下，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文和国学研究学者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的环境，在保持古代文学基本思想的同时和现代化的文化思潮以及教学技术相结合，促进古代文学的传承和发展。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实意义

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意义，我们首先要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学存在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的重点讲授内容，在历史文化的承载上和学生文学思想的发展上占据重要位置。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和文学文化的构成，失去了传承的历史感，一个民族的来路和精神将会泯灭，而失去了文学性，我们就很难寻找到中华文明形成中诗性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占据重要的基础作用。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字依据和历史积淀。当前各大高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实意义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从知识层面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和规律的重要支撑。是分析中国文学名家和作品的重要载体；二是从认知层面上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学生文学思想培养、文化素养提升、审美情趣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学生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并最终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二、双重文化视野下如何推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双重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传承中有着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外来的西方文化则有着多样的表征和特色。当前在全球化大势发展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已经逐步进驻到我国国民的思想中。例如学生对古代中国提倡的“三纲五常”和西方提倡的“平等自由”的选择，绝大多数会选择后者。中华文明传统跪拜礼仪，也逐步被握手、拥抱所取代。并不是说这样的变化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的研究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正面临着逐步消融的状态。由此也可以看出双重文化视野下，必然也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教学传承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如何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继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中文教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继承和弘扬传统精神内核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际上在我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春秋战国时期对西周《诗经》的征引，到汉朝时期将“五经”作为学宫，再到唐诗、宋词、清朝文学的发展，都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存在价值。因此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双重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传统文学的精神内核，追求古代文学内容的本质。从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观点中[1]，我们可以提炼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和生活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地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和创作风格。同时教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老师可以倡导学生多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自身的文学修养，并深入了解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产生与作家之“志”相似的“意”才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学的思想和精神，才能将传统的语境和现代文学创作相结合。

（二）引进西方文学和教学理念

传统和历史并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同样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是如此。双重文化的影响发展已经是当前历史不可逆的一股潮流，我们不能阻止它的发展，所以就只能适应。实际上19世纪末，的开展，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是有用的。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教育理念的发展确实存在巨大的优势，对于古代文学教学首先在思想上，提倡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进西方文学，如金开诚先生所写的《系统论与文史研究》就深刻的揭示了这一观点。其次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我们可以融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提供可以感知的古代文学资料，提升传统教学的趣味性和新颖性。

（三）注重中西结合和情境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现代化双重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如果单一的沿袭中国传统文学精神或者摒弃传统理念让西方文化成为主流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倡“中西结合”的方法。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保持传统的文学内容不变，利用西方自由、探究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自主表达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可以让学生在理解作品内容和思想后，阐述出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知。其次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情境创设”，主要是因为当前古代文学的教学已经大大远离了当时的文学现象和作品产生的年代，学生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深入的追溯到作品产生的背景中。因此老师可以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和人物背景，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为学生营造当时的情境，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认同感。

三、结语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糟粕和精华并存的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在当代教学环境中我们应该在坚守民族精神的立场中，重视双重文化的影响作用，积极的接纳外来的先进文学思想和教学手段，通过不断的调整和重塑，利用古代文学提高学生的文学知识积累的“骨骼”，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作为文学认知提高的“翅膀”。

参考文献：

[1]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178-180.

篇(2)

论文摘 要: 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篇(3)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善于运用象征寓情于物，植物的意象最为明显，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水仙、梅花、荷花等植物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非常丰富。

关键词：古代文学；植物；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2-0008-01

中国古代文学善于寓情于物，善于运用象征等手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集中于植物上赋予众多的拟人与象征意义。植物因其外貌特征（象）而得名，然后因名成像，即文学意象。

一、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

古代文学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达的内心情感，内心的意一般是关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与表达往往离不开“境”，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通过含蓄、模糊手法而达到一种“境有尽而意无穷”效果。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一语道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古代文学中，作者把内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对人生世道之悟与所描写客观景物完美融合起来便形成意境。

在文学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写景状物是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为情思。虽然古代文学中意象有着不同表达方式，但是可感觉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表达一种对人生感悟与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暂、痛苦等多重情愫，认识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时光，不能浪费消耗生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价值，对人生充满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与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韵、幽雅、芳香的特点，在岁末寒冬百花凋零时反而开花。它进入文人审美视野后，作为一个独特意象出现于文学领域。人们赏其“形”取其神，赋水仙以“清、贞”为主的人格诸种意象。

水仙被赋予女神意象。一是作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赋》序描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1]《洛神赋》作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复使用吟唱。“凌波仙子”美好名字，在荆州地区沿用，被诗人们广泛使用传唱，作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两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尧之二女为范本，构想出二女与舜之爱情故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风，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2]文学家热衷于相信凄婉爱情故事，对娥皇女英的忠贞加以象征咏叹，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经常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三是汉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汉水女神在汉代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学者，曾记载故事:传说有一位叫郑交甫男子，在汉水之滨遇见两位出游神女，两相悦慕并愉快交谈。神女应交甫请求，解下随身玉佩相赠，郑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举步间却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怀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传说烘托出水仙的缥缈与神秘意象。

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晋.王嘉在《拾遗记.洞庭山》中记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叶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3]屈原投汨罗江而死，被追思为水仙，而水仙姿态高雅，品性贞刚，自然将它攀附为屈原化身并将其意象与屈原相关联。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将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传》中记载:“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琢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傍。’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日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琴高晏晏，司乐宋宫。离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跃赦鳞，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乐无穷。”[4]

水仙在文学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进一步继承和品格的升华。水仙的类比意象总体有洛神、湘神、灵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类。

三、其他常见植物的古代文学意象

梅花的君子象征意象。最早记载梅的文献《尚书・说命下》提到“若作和羹，而为盐梅”。可见，梅花既可观赏，又具实用的“内外皆佳”花卉，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古代文学家价值标准。梅花喜温湿，野生梅花多在水畔、山谷，水边梅花有早春先发特性，后来人们对水畔梅花疏影横斜之美的认可，梅花伴水成为古代文人对景物摄取模式之一，另外，梅花枝干横斜孤峭挺立，被文人们赞赏和大力描写。梅花瘦而且贞霜，磨雪折骨愈加奇，被写进很多君子象征的文学作品中。

草的喜怒哀乐象征意象。屈原首先确立“香草美人”传统形式，香草为美人作衬托。置草又名忘忧草，文献最早记载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首草，言树之背。”后来朱熹注曰:“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5]”称其“忘忧”是因为首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北堂”代表母亲。基于此，古代游子要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营草，希望母亲减轻对孩子思念，忘掉烦忧。

植物之间象征意象的比较寄托爱憎情感。松、柏、梅、竹、水仙为被古人誉为五君子，后来的乾隆皇帝合咏五君子的作品最多，吩咐文征明画松、柏、梅、竹、水仙为五君子图，乾隆皇帝非常喜欢五君子这个组合，不但写多首诗歌来吟咏，还特意要求臣子作五君子图以供欣赏。松、竹、梅被合誉为岁寒三友，为中国传统凌寒花卉，声名地位也甚高，水仙与不相上下。通过水仙与荷花的对比，突出水仙意象的层次，水仙可傲寒，荷花在秋风中凋零;荷花根部离开淤泥不能存活，水仙却可离开泥土，凭清水开花;水仙根部须白皓净，可将其作为造型部分与水仙花叶同赏。有的文学作品甚至贬损荷花，居然赋予格调低下象征:以莲花喻、候臣；但多数情况下荷花用来比喻士大夫芳洁之志，用来比喻女子贞洁自守等。

参考文献：

[1]曹植等著，三曹集[M]，岳麓书社，1992,247。

[2][汉]司马迁著，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8。

[3][晋]王嘉，拾遗记[M]卷十，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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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篇(6)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课时 　分配 　教学

论文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 转贴于

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1999年，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cllc.gxnu.edu.cn/wwwroot/jdnewsview.asp?id=733，2010年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篇(7)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进行此方面研究的学人在开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进行相关的学科训练，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阅读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便是这样一部惠泽学林的方法论著作，全书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介绍，既有逻辑性，又有系统性，既有对文学思潮、批评视野、思维科学等理论层面的介绍，也有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论文写作等操作层面的评介，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全书分为十讲，第一讲是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概述，要言不烦地阐明方法论的概念，介绍方法论课程的功能、作用及特点。第二讲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编者在综述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分为四种类型：为兴趣、为致用、为求真、为自我完善。第三讲主要谈读书的方法，读书人人都会，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读书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掌握的，本讲编者总结出针对古代文学学科的读书方法，不仅具有极强地可操作性，而且层次分明，逻辑性强。首先，应该阅读有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与目录学相关知识的书籍，培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和相关文献的能力，此乃治学之基础。其次，精读本学科内的基本经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读原典则研究无从谈起。再次，要阅读经、史、子及一些宗教学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学研究是与邻近学科紧密联系、互为佐证的，如果对这些领域不了解的话，欲透彻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学，近乎痴人说梦。凡可称一代宗师的学术大家，都是各领域打通，以一种贯穿俯视的眼光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无不如此。最后，还要阅读古代文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现状、学习前辈的研究方法。编者在此处还不厌其烦地列出数十位学术大家的姓名，读者读书时按图索骥去查找相关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学者大有指点迷津之功。第四讲、第五讲互为对应，分别介绍中学思潮和西学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尤其可称赞的是第四讲中学思潮与学科研究，此讲以时间为序，分别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五部分来论述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注重历时性的梳理，极具系统性与逻辑性，此讲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小史。而在历时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时性的概括，比如在讲到佛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时候，分别介绍了佛教对古代诗歌、词、小说、戏曲、散文等十个方面的影响，这种分类，切实合理，易于读者掌握。第六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第七讲介绍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第一节列举文献书目，尤以资料翔实宏赡见长，二、三节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方法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第八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九、十两讲探讨学术伦理及学术论文写作。该书以问题立论，不尚空谈，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将宏观的考论与微观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学通史那样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创新的原则下追求实质性问题的解决。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导论》一书，有几个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此书力避空谈，注重实际可操作性，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使学术研究有法可循。编者在第八讲分九节列举了九种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每种方法之下还有更细致的方法划分，又有具体学术案例的实证，使读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讲到使用批判法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编者列举了两组非常规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砺锋先生与周裕锴先生关于“夺胎换骨”说的争论，其二是莫砺锋先生与李定广先生关于《唐诗三百首》中有无宋诗的争论，这两组文章确实是针锋相对，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读来令人大有酣畅淋漓之感，确实值得读者仔细揣摩驳论文章的写法。

      第二，这本书引述资料宏赡，多贴近当下学术前沿，无枯燥说教之感，编者亦在书中独抒机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讲中述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时，提到班固《团扇赋》的断句问题，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团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系于赋尾。但编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据《艺文类聚》所录班固《竹扇赋》诗判断《竹扇赋》并不是七言诗。虽有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将《竹扇赋》重新断句，但其断句仍有不通之处，编者在此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与修养，并没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断句的结果，而是细心分析，查阅诸多典籍，将《竹扇赋》重新校点，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此书还提到了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论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书中详细列举了各方观点，使初学者得以迅速了解这场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编者只陈述客观事实，并没有掺入个人看法而遽下定论，其审慎态度可见一斑。

      第三，此书普适性强。虽然现在学界也有一些讨论词学或诗学研究方法的书，但其囿于一种体裁或一个时段，指导意义不是很大，而此书作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普遍适于古代文学学科的研习者使用。另一方面，此书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引进一些西方理论及现代研究方法，给人很大启迪。比如，在讲到研究方法时，既列举了传统的归纳法、比较法，又列举了较新颖的统计法和GPS与时空定位法，反映了编者与时俱进的眼光。

但此书也有白璧微瑕之处。首先，综览全书之后感觉无论是论述还是例证，其探讨的问题与资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汉、魏晋、元明论述相对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书第一百四十页在提到著名唐诗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时，将其作者写作“横塘退士”，笔者查阅了好几个版本的《唐诗三百首》，包括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处版本，“横”都作“蘅”，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字临西，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著有《蘅塘漫稿》。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引用新的方法与理论去剖析重要的文学问题与现象，开拓了此领域的新路径，为古代文学方法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学术意义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