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评述;中国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01-03

1 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新闻媒体、书刊杂志、政府文件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公共政策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是名词概念出现在前,真正的研究、实践在后。虽然“公共政策”一词在人们口头上和书面中已经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就连有关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学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些具体的环节上,学者们的争议则更多。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关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说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探寻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2 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2.1 样本来源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评述选取的刊物是《中国行政管理》,选取的时间段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学术性的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后,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为70篇。需要说明的是,样本的选择标准是论文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取向或问题取向,即主要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是否符合样本要求而非标题中有“公共政策”字样。

《中国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国行政(公共)管理学科唯一大型综合性权威学术月刊。其理论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较高水平,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2.2 指标设计

基于评估的需要,本次评估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数量上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单位为了统计的方便,对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为主要作者,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资料;对于有诸多头衔的作者,我们只采用第一单位的资料。

所有未标明资金支持的都看做是无资金支持。与学术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行政学院、研究所/学会、党校/团委、其他或未标明五类;学术地位则划分为博士研究生、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五个层次。

(3)资金支持。四个层次为: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无资金支持。

(4)研究主题。我们将研究主题划分为基础理论、具体政策分析(或政策选择)、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过程、价值取向和其他。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具体的分类标准在分析样本时还会进一步阐明。

(5)研究方法。参照陈辉在《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中的分类方法,把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经验研究三类。

(6)研究阶段。根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识别和变量分析四个阶段。

3 样本的分析

3.1 论文的发表年份

《中国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论文有近四百篇。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而核心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从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可见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确是一个高频词汇,也反映出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政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

3.2 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处的机构部门比较集中。多达75.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等院校,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图1 作者单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达32.8%的作者“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为28.6%,其次是副教授。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讲师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说明不少年轻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领域。

3.3 资金支持

表2显示,多达71.4%的研究都没有资金支持。获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有12篇,占17.1%。获省、市级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占8.6%。样本中仅出现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且均见于2009年。这些都反映出资金来源单一且支持力度不够。

3.4 研究主题

有些研究主题不是很容易区分,在此详细地说明分类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特性和利益需求结构,研究现代政府治理与政策系统的关系等。具体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体问题(如公共物品、产权、城镇化、NGO等)进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观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体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研究。这里归为政策过程这一类别的文章,其主题是宽泛地研究政策过程。研究主题涉及价值目标、公众认同等方面的,姑且以价值取向来概括。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见现阶段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带有相当程度的问题导向性的。然后是政策过程,占17.1%。另一方面,样本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提及“中国转型时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见学者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国国情,以期更好的发展。

3.5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通过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团体讨论等方法来发现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运用统计技术考察“量”的规律性,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质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经验研究达到了81.4%。这些论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问题、分析对策这样的三段式结构来撰写,研究方法滞后,缺乏创新。

3.6 研究阶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中,82.9%处于问题描述阶段,这说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重复进行着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结论与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盖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危机:理论体系缺乏创新;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改进;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针对性的统计分析中,表现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研究方法滞后单一导致知识的积累性不强;重复型研究众多,缺乏影响力;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以上种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公共政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还未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单一滞后。大多数研究者完全是埋头做研究,采用的绝大多数是非经验主义的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当此研究方法比重过高且流于形式时,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会局限在基础理论层面。由于缺乏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导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理论、轻实践,大多进行“不出门”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这就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率和采纳率低。

因此,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鲜少有社会组织研究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研究者需要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问题描述阶段的重复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再次,还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带着面对问题的勇气去反思已做的研究,虽然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环境下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绝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 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7.

[2] 丘昌泰.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M].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1997:1-2,35-49.

[3] 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研究,2007(5):21.

篇(2)

政策研究工作基本情况

清华大学一直有着重视战略发展和政策研究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教育研究所（现为教育研究院）就是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学校党委行政根据“三讲”教育中干部师生关于加强学校宏观思考和战略研究的建议，决定设立政策研究室，挂靠在党办校办，但作为校级行政部门相对独立运行。政研室从一开始就定位是校领导班子的研究、咨询机构，在学校主要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经过10多年发展，政研室队伍逐渐扩大，职责日益明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理论和政策、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参与学校发展目标和规划的研究制定，为学校决策提供理论、政策依据；二是参加或负责起草学校党委行政重要文件和报告；三是在校内外进行调研，组织开展有关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专题研究，为校领导和中层干部提供决策信息服务。

在工作实践中，政研室形成了“高度忠诚、高度自觉、高度认真、高度和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度忠诚，就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忠于学校、忠于领导、忠于职守，把服务领导和服务群众高度统一；高度自觉，就是自觉学习思考，主动研究谋划，在被动中掌握主动；高度认真，就是严谨、细致、深入，替学校把好文字的最后一道关；高度和谐，就是对外加强沟通合作、甘居幕后、甘当配角，内部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发挥集体力量。

政策研究能力建设探索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面向新百年的发展，学校向政研室提出了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建设的要求。两年多来，政研室围绕政策研究能力建设这条主线进行思考和探索，在保证文稿服务、信息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能力，努力为学校战略决策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1.着眼国际国内形势，开展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政研室多次参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文件起草工作，把理论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有关政策举措。2011年上半年，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清华百年校庆有关重要文稿。根据同志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2012年政研室在起草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对于把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有机统一到办学实践进行了全面阐述，为凝聚全校的思想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还从历史维度和数据挖掘的角度加强对学校发展规律的研究，注重新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为提高学校管理科学化水平服务。

2.围绕学校改革创新，开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动态研究。2012年，《教育决策参考》连续几期刊登了大规模在线开放教育的有关内容，引起了学校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后，政研室先后就在线教育起草了相关的报告、政策研究论文等多篇，从教育、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视角对在线教育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作了分析，许多观点被教育主管部门采纳。最近，政研室正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在线教育的系统研究。同时，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开展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学改革、学生社区管理等专题研究。

3.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思想文化研究。高校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的守护者，应积极引领社会风尚，承担好文化传承创新的任务。为此，前几年政研室提出建设创新文化的建议，被学校采纳。时任校长顾秉林院士在百年校庆大会上的发言就以清华精神为主题，强调面向未来大力弘扬“人文日新”精神。在陈吉宁校长的高度重视和亲自主持下，政研室参与起草了校长致大一新生的公开信和研究生、本科生毕业典礼讲话，所提出的“生活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坚守良知”“懂得坚持、学会放弃”等观点，都引起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最近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政研室按照学校党委领导的部署，积极开展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党群关系各种表述等专题研究，以澄员干部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

从我们的探索来看，高校政策研究工作是结合学校实际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研究，既不同于教育研究院偏重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又不同于机关业务部门和院系偏重事务性的研究，而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应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作既要紧紧围绕校领导班子的决策需要，又要保持前瞻性，适度超脱于现实的具体工作；政策研究工作既要加强调查和研究，又要加强基本建设，如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信息资料建设；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文辅政”，文稿服务是衡量政研室工作水平的基本标志。

高校政策研究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对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高校政策研究工作还有很大差距，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1.存在的问题

封闭性。高校的政策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在教育范畴和学校内部，经常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教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项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教育改革发展的很多问题都涉及社会其他领域，甚至是由其他领域的矛盾决定的。高校战略发展和具体政策也受各方面宏观政策、社会环境、资源条件等约束。因此，就教育论教育、就学校论学校的政策研究往往无法触及根本矛盾和关键问题，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从研究选题、机构设置、队伍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当前我国面临复杂国际形势，高校智库也需要围绕国家战略开展研究并作出积极回应。只有打破封闭思维，强化开放思维，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出路。

分散性。高校学科齐全、专家云集，这是地方和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工作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高校的政策研究力量由于受行政体系制约，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合力和品牌。同一学科领域，各高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单打独立。在同一学校内部，也是各干各的，缺乏合作。以清华大学为例，像在服务国家决策方面，就有国情中心、农村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运行往往靠教授个人的声誉和影响，没有形成学校的智库品牌；在服务学校决策方面，教育研究院等院系主要关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工作，教师们项目多、负担重，参与学校政策研究几乎完全是义务劳动，缺乏利益杠杆和有效机制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建立合作机制、改变评价机制、完善分配机制，高校智库建设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滞后性。首先是历史原因，过去一个多世纪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和学习西方，政策研究往往也跟在人家后面，基本没有突破。其次是客观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长周期性和后效性，使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效不明显，超前思考、前瞻谋划的动力不足。最后是体制原因，我国的教育政策总体上是一刀切的，而教育部的要求通常是适合所有高校，很可能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冲击世界一流的高校就是一种制约，因为创新本身是对现有政策的突破。我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将来还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发展的关键是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再唯美国是瞻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尽快从跟踪转向超越。就像当年美国高等教育对英国、德国模式的突破一样。只有通过前瞻性的政策研究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政策体系，为中国梦的教育版提供政策支撑，高校智库建设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2.举措

为此，我们建议由教育部有关部门牵头，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是加强教育系统智库的统筹建设。在全国高校规划、部署和建设一批新型智库，多方筹集资源，以立项方式重点支持高校开展与国家发展全局相关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政策研究。

二是加强对新型智库的专题研究。组织高校政策研究部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功能、体制机制等，发挥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每年立项1个～ 2个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组织高校政研部门和其他力量，针对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深入研究，每年向社会一份研究报告，长期积累形成品牌效应。

篇(3)

[关键词]　科学思想库　网络调查　内容分析法

[分类号]　C932

1　引　言

根据最新调查，全球共有5465个思想库，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学术界对思想库的关注也不断增加。从研究流派来看，学术界研究可分为两类：组织形式、出现和影响的研究以及政策过程研究，后者探索的重点是思想和技能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关于思想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关注欧洲中东部、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库。从研究对象来看，思想库研究从对单个思想库的分析研究，扩展到对思想库网络的研究，如Diane、Raymond。比较研究也是思想库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大部分比较研究中都将美国思想库作为比较对象，如Morgan等。虽然目前思想库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但对与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思想库研究不太多。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这类思想库的调研分析其特点和趋势。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2.1　研究样本

Martin认为思想库是一个对重大公共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组织，而James认为思想库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或参与其中的机构，这些机构通过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使决策者和公众在更多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公共政策决策。James的定义更清晰地反映出思想库的性质(政策研究分析)、工作内容(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议)和目的(使决策者和公众在丰富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思想库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根据工作重点可分为政策研究型、思考建议型以及参与行动型。本文根据研究领域将思想库分为政治类思想库、经济类思想库、科学思想库、社会问题类思想库、军事思想库和外交思想库等。这种分类也反映了思想库所研究问题的类型。思想库的分类并非是一种简单、非此即彼的分类。与按工作重点进行思想库划分的方法相类似，思想库可能涉及上述分类中的多个类型，称之为综合类思想库。同时由于目前科学技术与社会间的密切关系，看似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却可能与科学技术政策有密切关系，以此类问题开展研究的思想库也可以视为科学思想库。

科学思想库就是以科学技术问题或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思想库，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议，对科学问题及其有关科学技术政策进行研究、分析以及参与其中的机构。科学思想库的目的是通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与技能弥补决策者与公众对科学技术问题认识的不足，它可以帮助相关决策者和公众在更丰富信息的基础上对相关科学问题进行决策。

James按研究领域分别对思想库进行了排名，涉及领域包括：国际发展、卫生政策、环境、安全与国际事务、国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环境问题与科学技术问有着密切关系，根据上文定义本研究将James调查中的环境类思想库视为科学思想库，研究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James调查中环境类TOP10思想库(共11个机构)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样本。为进一步增加样本代表性，又增加气候组织以及3个专门进行科技政策研究的组织，最后构成一个包括15个机构的研究样本。

2.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Morgan等认为思想库目前面临着各种挑战：①需要多方资金支持；②需要招募“机智而且善于利用媒体”的人；③提出创新性思想，提供解决方案；④需要理解如何影响并引导公共政策。为此思想库需要理解受众、提供何种产品、成功的关键以及思想库评价等问题。本文尝试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科学思想库的现状，具体包括：愿景与任务、资金与课题、组织结构与体制、产出与出版物、研究平台与方法等。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客观、系统、定量地描述交流明显内容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广泛地应用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社会学等领域。也有学者将该方法用于网络环境中的研究，如Stephen等。鉴于本文研究对象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将采用对机构网页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定量化描述与分析。

本文数据收集时间为2009年7月―2009年9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除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无法访问外，其余机构均可访问。后文所用到的该机构资料均来自内部报告。

3　结果分析

3.1　概要

这些机构主要来自于美国，这与目前世界思想库的分布相似。样本中有多个思想库从事多领域研究，属于综合类思想库，如卡内基、布鲁金斯学会；有专门面向环境资源问题的研究所，如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观察研究所等；也有面向科技政策研究的机构，如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代表了不同类型、面向不同问题领域的科学思想库。

3.2　科学思想库的特点

3.2.1　愿景与任务　14个机构(不包括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中，除德国发展研究所外，其余机构都有愿景或任务声明。表2是对这14个机构网页中愿景或任务内容的关键词词频分析：

这些机构都明确将政策研究作为愿景或任务的核心，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这与上文关于科学思想库的定义相一致。表中“Environment”、“Climate”等词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样本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科学思想库在愿景或任务描述中一般都会明确地说明研究领域。“International”、“Global”以及“World”表明这些机构所关注内容的范围，即全球，这也可能与研究样本选择有关(样本中包括在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环境方面思想库)。此外，从表2中也可发现这些机构的受众：公众与政府。通过对愿景任务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思想库都是以对某领域的研究为基础，不仅为受众提供信息及评价工具，而且还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以及解决方案，目的就是要弥补公众或决策者对科学技术及相关问题理解上的不足，以提高其决策的可靠性。

3.2.2　资金来源与选题　研究样本中能从网上获得资金信息的有11家。从对资金类型描述来看，11家机构都有基金支持，其余分别是公司、政府和个人，如图1所示：

从具体描述内容来看，基金是这些科学思想库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些机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和态度有很大不同。德国发展研究所认为保持机构独立性的关键就是获得政府资助。而卡托研究所却声明为保持机构独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资助，其资金主要来源是个人捐助。

未获取资金信息的机构有四家。如果将从网页是否可获得该机构的资金信息视为机构资金管理透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将机构是否入选TOP10看作为影响

力大小的表现，对这两个变量的Fisher检验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影响力的思想库在资金信息透明度上是有差别的(显著度为0.05，伴随概率P=0.033)。这也进一步证实了Morgan等人的观点：欧洲思想库落后于美国思想库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财会制度透明度比较低。

本研究中仅获得兰德公司的课题信息。兰德公司的选题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单位：从事社会经济政策研究的单位通过竞争取得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的资助；联邦资助的研究中心会接受来自于政府部门的研究项目；除此外它还会利用慈善和公司投入研究那些因为过新或比较紧急而无法取得具体资助单位支持的问题。

3.2.3　人员和内部组织　根据员工数量信息，可以将这些科学思想库(不包括苏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分为3类，如表3所示：

科学思想库非常注重利用外部人才。如卡托研究所有75名客座研究员，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数量甚至远超过其雇员数，高达94人。科学思想库人力资源的突出特点是研究人员比例高、学位高且专业多样。德国发展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均有2／3的人员在从事研究工作，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50多名员工中30多人具有博上学位，未来资源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具有博士学位。人力资源组成r11包括了有学科背景和政策研究背景的研究人员。

本研究仅获得了兰德公司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图。对其他机构组织特点的分析只能通过员工职位名称和部门名称进行。从所收集的资料来看，机构内部的组织机构可分为两类：研究部门和研究支持部门。研究支持部门一般包括：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外事、规划、财务、图书情报等。除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外，研究部门一般是按研究主题进行划分，如兰德公司将研究部门分为军事研究、基础设施安全以及环境研究、人口研究等。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是按研究类型细分研究部门：面向理论研究、面向研究政策研究、科技预见中心、科技分析和指标研究部门。

研究支持部门的突出特点是对外关系。兰德公司、卡内基等八个机构都有类似部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媒体关系和政府关系)，如卡托研究所不仅设有政府事务经理，而且还设有媒体经理甚至于新媒体经理的职位。

卡内基和平基金认为国际化改变了思想库的运作方式和结构，因此提出了新愿景计划。新愿景将思想库从一个聚集在一个地方的学者组织转型为一个集成化的国际网络。在国际化建设过程中，气候组织也具有借鉴意义。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总部在伦敦，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和北京都有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独立注册为公司或慈善机构，总部与其他地区团体间通过法律合同维持关系，内容涉及工作计划协调以及机构名称和商标授权等。

3.3　思想库研究与成果推广

3.3.1　研究类型与研究影响力　根据研究领域的相对集中情况，将环境类思想库TOP10分为两类，即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的专门思想库和研究领域比较丰富的综合类思想库。通过对比可以发现，11家机构中，专门思想库只有4家(分别位列4、5、6、8)，仅占36％。从这些机构成立的时间来看，综合类思想库的平均年龄为55.4，而这4个专门思想库的年龄为32.5。由此可见思想库的成立时间与思想库的影响力具有一定关系的。但4家专门思想库中，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最值得关注，它成立的时间仅有11年。

3.3.2　研究支撑与成果评价　研究支撑包括信息资源及研究方法等内容。15个科学思想库中有7家拥有图书情报服务机构，主要职能是保存机构成果、收集相关研究领域信息。此外兰德公司还有一系列的专业数据库。本文仅获得了3个机构关于研究方法的信息。日本科技政策所有专门的机构从事科学技术分析和指标研究，科技预见方法研究最为突出。兰德公司除了相关数据库和统计数据外，还公开了一些研究工具如健康调查工具等。德国发展研究所在专项研究中主要采用实证方法，特别是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从评价客体来看，评价可分为成果评价和机构评价。针对成果评价，兰德公司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两部分：①一般标准，包括问题描述清晰、研究方法设计与执行良好、数据与假设可靠等；②特殊标准，包括研究综合全面、研究具有创新性、研究具有持久性等。而对机构的评价，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独立于机构之外的评价委员会。

3.3.3　出版物　通过对网页中关于出版物类型内容的分析(即出版物类型词语的频率分析)，可以发现论文(包括期刊、会议和学位论文)、研究手稿、报告、图书、期刊和简报是科学思想库出版物的主要类型，其次是证词、专栏、演讲和情况报道，最后是广播、指标、参考书、小册子和数据库。从出版周期来看，包括了不定时的简报、科学技术发展动态的季度分析、年度报告等。

通过出版物类型分析(见图2)可以发现，目前科学思想库的重点受众是决策者和科学共同体，并非愿景分析中所提到的公众与政府。说明许多机构在针对公众的产品设计中存在问题，但也有少数机构利用专栏、演讲、广播及小册子等形式针对公众传播其研究成果与思想，如卡内基、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等。

3.3.4　公共交流与Web2.0　科学思想库除了利用出版物传播研究成果外，还通过各种活动和技术来进一步扩大影响。许多机构都采用网络技术特别是Web2.0技术加强与受众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媒体的联系。在所能访问的14个机构网站中，9个机构有机构动态栏目，5家有专门针对媒体的栏目。

图3是14个机构(不包括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网站中所出现的网络技术：

从图3可知，目前RSS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新闻组，成为主要应用技术。其他Web2.0技术依次为博客、社交网络和播客网站。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苏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未采用上述技术中的任何一种；而卡内基和卡托研究所采用了多项Web2.0技术；以世界资源研究所采用的Web2.0技术最多。这些Web2.0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了弥补了公众出版物的不足。

上述分析虽无法说明这些技术对科学思想库影响力的作用，但反映了科学思想库对网络技术的重视。在这方面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如E-mail推送，采用流行检索词等措施。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成立仅11年，就能成为环境思想库的TOP10之一。

篇(4)

英文名称：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0135

国内刊号：11-2257/G3

邮发代号：82-153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2010

期刊收录：

SA 科学文摘(英)(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情报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82年，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主要发表情报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优秀的综述评论。

篇(5)

摘要：社会力量扶贫是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一种补充性吸纳机制。然而，“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这种“

>> 碎片化社会与碎片化传播断想 碎片化与浅学习 碎片化的省域 茶叶的“碎片化”问题 碎片化传播的时代 碎片化的影视表达 破解社会扶贫碎片化的威海探索 应对“碎片化”与“数字化” 碎片化的信息与显示 改变碎片化创新格局 整合建构与碎片化输出 浅谈微博的碎片化写作 碎片化:数字出版的方向 社保制度“碎片化”的隐忧 整合“碎片化”的网络行为 拯救碎片化的Android系统 论网络的碎片化特征 流域碎片化治理的整合 《幕间》：现代意识的碎片化 媒体碎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年12月8日。③顾磊等：《“社会组织是扶贫开发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人民政协报》2015年12月8日。④李周：《社会扶贫的经验、问题与进路》，《求索》2016年第11期。⑤赵佳佳、韩广富：《香港社会组织扶贫及其启示》，《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2期。⑥王春光、孙兆霞：《扶贫开发：惩防腐败应重点关注的新领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9期。⑦李浩杰：《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扶贫的财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7页。⑧梁土坤：《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内涵阐释、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长白学刊》2016年第5期。⑨李晓辉等：《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⑩陈成文、黄诚：《论优化制度环境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李颖：《社会扶贫资源整合的类型及其适应性》，《探索》2015年第5期。

Abstract：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is a compensatory absorbed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has become a practice dilemma for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fragmentation dilemma is the interacted product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From the point of 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social mobilization， policy incentive and management servic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from the poin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values bottleneck.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actice fragmentation dilemma，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to break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scientifically arrange the institution and realize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This requ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value guid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policy incentives mechanism， information display mechanism and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Key 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ilemma of the fragment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篇(6)

背景与过程

说起成立于1950年的美国NSB，我国科学界和科技管理部门应当并不陌生，因为它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决策机构，负有对NSF的各项活动进行监督与指导的职责。但是，其另一项同样重要的职责则可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这就是作为独立的国家科学政策机构，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对全国性的科学政策与工程政策问题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NSB共有24位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并得到国会参议院的确认，他们的当选是基于其在基础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工程、农业、教育、科技管理或公共事务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根据法律，NSF在职主任必须是其成员。由于NSB成员全部为兼职，因此，其日常工作主要由下设的一些委员会来承担，其中包括一个执行委员会、四个常设委员会以及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设立的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安排与协调NSB及其各委员会的整体工作，而NSB常设委员会的设置则反映了其工作的重点领域——四个常设委员会分别是：审计与监察委员会、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资助计划与发展规划委员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与人才政策在NSB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美国科学与工程人才政策作为NSB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的核心任务目标之一，也一直是NSB长期关注的重要政策领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人们耳熟能详的“硅谷”奇迹和“新经济”的产生都与美国科技和科技人才的贡献密不可分。特别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世界各地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源源不断的优秀研究生和博士后队伍，他们共同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保证了美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在美国刚经历了其“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进入21世纪之际，各方面关于科技劳动力供需关系的调查、研究与分析表明，威胁经济长期繁荣与国家安全的严峻的科技人才问题不可忽视。这些问题包括：（1）美国国内学生对于一些关键领域（如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程与物质科学等）的兴趣在减少，或选择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数量未见增长；（2）未来20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将要退休的人员大幅增加；（3）未来十年科技领域的就业岗位将迅速增长，是所有工作岗位增长率的3倍；（4）“911”之后，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岗位对具有科学与工程专业技能的美国公民产生了新的需求；（5）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未来科技人才教育方面的预算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特点既使美国一直是长期受益者，也给美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据统计，1999年，在美国产业界工作的持有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人员中有1/3是在国外出生的，在计算机科学家中则有一半的博士在国外出生，而在计算机领域的工程师中这一比例更高达一半以上；在联邦政府的劳动力中，出生在国外的博士占其博士总数的16%；在学术界，每年向具有永久居民身份或持有临时签证的外国人开放的大学科学与工程专业职位数占年总职位数的20%。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局面，美国在科技领域对外国学生和专业人员依赖性较高的状况将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要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联邦政府有义务也应该有能力发挥积极作用，但首先必须制定有效并可行的科技人才政策。

因此， NSB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于2000年10月，组织了一个国家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研究特别工作组，开展了为期近3年的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研究。其任务是，评估国家劳动力的长期趋势与需求，分析这些趋势与需求和联邦现有政策的关系，提出国家解决这些需求应采取的政策取向。特别工作组成员由NSB成员、NSF工作人员以及NSB本身的政策专家与工作人员组成，主要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组织专题研讨会、委托研究课题、广泛征询意见等方式进行政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的方式与过程将决定研究的结果，只有在详实准确的数据基础上，经过专家认真研究并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的政策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并提出可靠的政策建议。该特别工作组的政策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数据采集与分析阶段、专家研讨与文献研究阶段以及公开征询意见阶段。

第一阶段是数据采集和分析阶段。在数据采集之前，特别工作组首先明确了该项政策研究的对象，即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由于考虑到科技人才的流动性，因此该工作组没有采用关于“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最常用的定义，即，其职业划分属科学与工程领域之列的人员，而是将拥有科学与工程技能、具有在此领域就业能力的人员都纳入到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范围之中。根据这一定义，持有科学、数学或工程领域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持有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两年制学位和结业证书的相关领域从业人员以及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都可视为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这一定义与我国通常所称的科技人才有相似之处，因此，以我们的观点来看，也可将该项研究称为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统计科学领域劳动力的数据时，将社会科学也统计在内，这一点与我国很不相同，因为我国的此类统计中仅有自然科学领域部分。

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很多，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门和机构：（1）劳工统计局关于职业和就业方面的各种调查形成的数据库；（2）NSF科学资源统计处关于构成NSF科学家与工程师数据系统的三类调查；（3）美国教育部的教育研究与改进办公室关于信息技术劳动力与职业教育计划的统计；（4）乔治城大学国际人口迁移研究所关于移入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学生与劳动力的信息源；（5）凤凰大学、全美研究生院理事会以及斯隆基金会关于大学的学位教育和职业教育及其如何面向市场需求的研究及相关数据。此外，特别工作组还委托乔治城大学的林德塞洛威尔博士完成了《关于国外科学技术劳动力流入美国的研究》报告，邀请提供相关数据的上述部门和机构的专家就数据问题举行研讨会，并多次开会与NSF负责科学资源统计的人员讨论相关数据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专家研讨与文献研究阶段。特别工作组分别于2002年3月和6月举办了以美国教育体系和科技人才国际化为主题的专家研讨会。3月12日的研讨会主要讨论教育与培训问题，包括与国家科技人才政策相关的美国教育体系的问题，以及促进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数量增长的实现途径问题。其范围覆盖了从中小学、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问题、教师培养的问题、科技人才培养的多渠道问题、鼓励科技人才多样化问题以及科技教育的国家政策问题等，做报告的专家都是在上述问题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6月28日的研讨会则主要讨论高级科技人才的国际化特征与美国国家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参会的专家不仅来自学术界，也有来自产业界、政府部门和专业团体的专家，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对人才的需求、国家安全政策对科技人才的影响、影响美国国内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诸因素、影响国外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政策法规等等，会议还邀请了我国学者介绍中国的相关科技人才政策。

除了专家研讨之外，特别工作组还通过NSF科学资源统计处，委托在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方面具有很强实力的国际斯坦福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开展了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研究。斯坦福研究所系统整理与研究了自1995年以来与美国、其他国家以及全球科技人才政策相关的所有重要文件、政策报告、研究报告以及相关论文等170余种文献，于2002年8月13日提交了研究报告《国家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文献分析与建议清单》。报告还选择了上述文献中最为重要的50份政策报告与研究报告，分别撰写其报告提要，并列出主要政策建议的清单。之所以认定这些报告重要，是基于这样几个标准：（1）文献在国际国内科技人才政策讨论中的重要性；（2）文献的学术价值（数据与分析的原始性与高水平）；（3）资助和开展人才研究的组织具有很好的声誉与公信力；（4）文献反映了重要的相关各方的观点与意见。

第三个阶段是公开征询意见阶段。2003年5月22日，特别工作组的研究报告初稿经NSB讨论，得以批准全文上网，公开征询公众（包括个人和组织）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在2003年8月14日正式报告发表时，所有为该报告提供具体意见的组织（共40个）和个人（共47人）的名单都一并附在报告之后，作为附件公布。提出意见的组织主要是学术团体、公司、大学、研究院所、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私人基金会等等，而个人则至少有一半来自大学。

结论与建议

该特别工作组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首先阐述了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面临的挑战，其次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当前科技人才的全球竞争态势与近年来美国国内科学与工程领域人力资源发展趋势，最后从五个方面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科学技术一直是而且还将继续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动力，而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卓越发现和取得重大创新的力量，就是一支数量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面对影响美国未来科技人才政策的主要趋势，特别工作组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1）由于科技人才国际竞争的加剧，美国不可能仅仅依靠国际科技人才市场来满足国家需求；（2）如果国家不采取措施鼓励和帮助所有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受教育的学生（尤其是该领域在事业上一直成功较少的群体）顺利完成学业的话，该领域在美国出生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可能会呈下降趋势。特别工作组认为，联邦政府在引导国家解决科技人才方面的长期需求方面负有主要职责，因此，联邦政府及相关机构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美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有足够多的劳动力，而且，全社会都必须做出努力，增加美国人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并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人数。 特别工作组具体的政策建议有以下五个方面：

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教育方面，建议联邦政府引导对大专院校及其学生进行持续不断的支持，以提高所有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美国大学生的毕业率。联邦政府应当：（1）确保高质量的学生能够得到奖学金以及其他形式的财政资助，以避免他们因为缺乏经费而不能全时上学攻读科学与工程专业；（2）针对全国范围内学位获得人数不足的科学与工程专业，鼓励大专院校扩大招生和改进其在这些领域的教学质量；（3）向社区大学提供财政支持，以提高其学生转至四年制大学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的成功率；（4）扩大大专院校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完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业的资助计划。

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本科以上教育方面，建议联邦对研究培训与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应当反映学生真正的经济需求，扩展学生根据国家所需的专业技能选择受教育机会的范围。联邦政府的战略应当：（1）确保联邦政府对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的津贴使他们自己真正受益，使他们感到做这种选择比做其他选择更有吸引力；（2）通过经费投入支持改进博士和硕士教育方法，使学生将来进入学术界、政府和产业界就业有很大的选择余地；（3）为科学与工程领域（包括单学科的和跨学科的领域）高水平的博士教育计划提供长期持续的支持。

在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信息与政策研究基础方面，建议联邦支持发展有效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政策与战略。联邦政府必须：（1）在动态反映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国际趋势的信息收集与研究分析工作上保证有持续的投入；（2）引导国家努力建成反映劳动力信息的基础平台，这些信息包括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现状、国家科学与工程技能的需求以及吸引高水平学生和专业人员进入科学与工程行业的战略。

在中小学乃至幼儿园从事数学、科学与技术教学的师资方面，联邦政府应当与其他各有关方面一道从现在起就采取行动，吸引和保持充足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了使这一职业比其他职业更具竞争力，联邦政府这方面的资源必须用于下列用途：（1）使这些教师的待遇与在其他部门就业且有类似教育背景的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员的待遇具有可比性；（2）将这一职业提升为一项重要的且有价值的事业，并将从事这一职业的教师作为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员中一个主要的部分；（3）支持课堂培训，给从事教学工作之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放教师资格证书；（4）支持在成功地将大学工学院及理学院的课程和师资与教育学院进行整合的机构开展师范培训计划。为了使大学教育之前的教学更加有效，有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支持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到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教育中，以促进高水平课程标准的制定以及课堂教师知识的扩展，同时，支持研究如何提高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数学与科学课程设置与教育学水平。

在美国参与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的国际竞争方面，目前政府正在审查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流动相关的签证政策及其他政策，建议未来美国的政策应该考虑以下目标：（1）加强美国研究性大学的能力，以保持其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领导作用；（2）大力支持美国学生和教员参与国际科学与工程教育与研究；（3）在考虑国家安全的同时，继续保持美国对世界各国有竞争力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员和学生的吸引力。

机制与特点

国家政府部门的政策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公共利益，通过制定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最终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将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由于各领域的具体政策涉及到专业性很强的各类知识，因此，美国联邦不仅在政府部门和有关专门机构内聘用了大量的专业人员和政策专家，而且与大学、专业团体、私人部门等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员与政策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合作关系。另外，考察其政策研究的机制与特点，只要回顾一下对美国战后科技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尼瓦尔布什著名的科学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疆界》（1945年）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科技人才政策报告《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实现美国的潜力》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二者都是以数据分析为基础，都组织了特别工作组（或专门委员会）开展工作，都实行了专家研讨的机制，都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政策建议，等等。当然，由于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的政策研究也有所不同，至少在条件和环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公众参与的要求也更高了。综观NSB这次开展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可以将其机制与特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数据分析。离开了数据分析，政策研究只能成为空泛的议论。NSB在数据的掌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NSF自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收集、整理和分析与科学活动相关的数据，其主要目的就是为NSB参与制定国家科学政策提供依据。NSF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与信息，还支持了许多关于数据分析的方法论研究，NSB每两年出版一份的《科学与工程指标》就以NSF的这些工作为基础。NSB特别工作组此次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不仅利用了NSF长期积累和掌握的数据，还涉及到多方面的数据，既有国际比较数据又有国内的历史数据，既有教育方面的数据又有就业方面的数据。为此，特别工作组授权NSF科学资源统计处负责数据的收集、协调与研究，而该处又以委托课题的方式，组织政策专家开展外国科技人才流入美国状况的研究，加强对所需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第二，依靠政策专家。科技人才政策属于科技政策的一部分，而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分析在美国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专业领域，有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公认的经典文献，还有相对较为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他们常常参与美国联邦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在这项政策研究工作的参与者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具有很高声望的研究机构与著名的政策专家，如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兰德公司、美国国家科学院下的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COSEPUP）、达伊尔楚宾（Daryl Chubin）、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特别工作组委托国际斯坦福研究所对1995年以来的重要文献进行的研究与梳理是依靠专家的另一种方式，即，将该研究建立在该领域专家过去所做的大量工作基础之上，甚至报告中一些插块的内容就是过去相关研究主要观点的摘要。

第三，广泛参与机制。现代公共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因为一项充分反映社会相关各方利益的政策在其执行过程中可以减少相关各方之间的冲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促进合作。该报告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学术界、产业界、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人员参与讨论，在报告初稿形成后又通过互联网征求更多方面的意见，并在正式报告后附上提供意见的机构和个人名单。这一机制充分反映了政策研究的公开与透明。

第四，政策建议明确。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议，而一项有效并可行的政策建议至少应当是明确的。无论是政策实施主体还是政策的受益者，无论是政策目标的可检验性还是政策手段的可测度性等等，都应当是明确的。以该报告对联邦政府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教育方面的政策建议为例。很显然，政策的实施主体明确，是联邦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明确，是大专院校（包括各类大学、学院和社区大学等）及本科学生；政策目标明确且可检验，是“提高所有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美国大学生的毕业率”（毕业率显然是可检验的）；四项政策手段包括保证高水平的学生得到财政资助、在国家科技人才紧缺的专业扩大招生、支持社区大学提高其学生升入四年制大学的成功率、加强针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资助，这些也是明确的并可测度的！

篇(7)

关键词:中国流动人口;政策;综述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58-01

1 研究现状

1.1 对流动人口政策管理过程的研究

1.1.1 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分析

依据现有的流动人口政策研究文献,学术界观察与分析流动人口的重要视角是社会权利。户籍制度使自发性的人口流动与现有的户籍属地管理体制之间产生制度性冲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合理流动(傅崇辉,2008)。有学者指出,当前全国性的政策供给远滞后于一些地方的社会实践。跨省流动人口规模扩大,造成退保人数增加,流动人口聚集区社保制度碎片化状况严重。在目前社保政策下,流动人口所在的打工地社保制度将获益,流出地将受损,流动人口的养老权益受到极大侵害(郑秉文,2008)。

1.1.2 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安全性研究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面积的人口流动现象出现,公共行政部门制定了许多服务、保护和管理流动人口的政策、法规,但不少地方和部门在流动人口问题上轻视服务行政而重视政府管制,甚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歧视性做法,流动人口对公安民警执法行为满意度较低(徐镇强,2008)。有学者认为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工作异常辛苦,生存条件极差,又处于社会底层,缺乏精神生活的调剂,如果出现外界的刺激,可能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丘银英、沈建武,2002)。

1.1.3 关于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研究以及生存状况研究

从既有的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文化构成来看,普遍存在知识匮乏的现象,流动人口缺乏从事非体力劳动行业的能力。从而,要探索职业技术培训的培养方式,大力开展城市外来的农村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劳动力市场,依托市场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张肖敏,2006)。有学者指出在城市建设中也忽视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居住需求,对流动人口将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趋势缺乏认真考虑和系统安排(李英东、石红溶、2005)。

1.2 学术界对未来流动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的建议

1.2.1 居住证制度及户籍制度改革设想

学者曾凡华认为,“居住证”制度除便于政府管理外,更主要地体现了维护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员的角色定位(曾凡华,2007)。属地化管理是当前流动人口管理的发展方向。属地化管理要求流入地政府将流入的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居民来管理与服务,而不是当“流动人口”特殊对待(罗仁朝,2004)。

1.2.2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要实现科学化,人性化

政府应规定所有的企业在雇用流动人口时,必须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障基金。对那些在城市中已经拥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社会保障可以参照城镇职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而对那些工作和收入都不太稳定的流动人口,在制度安排上既要考虑尽可能降低其市民化进程的风险,又要兼顾其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的特点。(樊小钢,2004)。

1.2.3 以社区为依托,加速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安排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创造一个良好的将流动人口整合于城市社区的条件和政策环境,促进城市发展和个人的自身发展。在社区层面上,加强社区建设,通过功能整合和文化整合,开展对流动人口的心理辅导和咨询服务,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沟通与了解,促进社会融合(高春雁,2007)。

1.2.4 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困难,整合现行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些学者指出我国未来人口融合政策发展的方向包括: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学为主的方针,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工作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尹德挺、黄匡时,2008)。有学者指出,流动人口在治安安全需求、职业保障安全需求、社会适应与日常安全需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当务之急是制定全国性的《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满足流动人口的职业保障安全需求方面的相关政策,实现政策体系的效能优化(徐镇强、徐向群,2008)。

2 结语

2.1 现有研究的经验不足之处

学术界对流动人口政策的研究呈现积极活跃的上升趋势,但仍然存在个别不足之处。如对流动人口政策执行的相关监督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少,缺乏对于流动人口政策制定执行等方面具有指导性与实际推广性的研究资料。多数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忽视了流动人口政策中一些非热点问题的研究,导致了流动人口政策研究资料的不完善不全面。

2.2 笔者创新及建议

纵观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阶段,学者们大多关注流动人口政策制定执行阶段的研究,忽视了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和监督阶段的研究。因此,笔者建议:在研究流动人口政策制定执行管理的同时,也应重视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与监督环节的研究。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研究是流动人口政策研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是流动人口政策得以改进的动力来源。可是长久以来,流动人口的政策评估与政策监督机制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并不受重视。一方面,一些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在制定以后,由于各方面原因,导致预期的政策效果没有实现,有时甚至导致更为严重的政策问题。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流动人口政策评估机制,这些人口政策并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调整或终止,致使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另一方面,由于流动人口政策监督部门自身的地位不高,导致监督力不足。完善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应该广开思路,从流动人口政策的体制结构思考,对社会采取流动人口政策的公众参与机制,而不应该闭门造车。

流动人口政策研究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应该扩展视野,思考政府治理与地方配合的问题;思考非政府组织在流动人口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思考社会非赢利组织及其它慈善组织对政府流动人口管理的补助作用。综上所述,对未来流动人口政策和管理的发展趋势,笔者拟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深入探讨实现建立非官方的流动人口自治组织,并且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逐步尝试实现流动人口自治组织自治,地方政府监管的机制。

第二,深入研究NGO(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治理流动人口的现实可操作性及优越性。

第三,解析NPO(非盈利组织)评估监督流动人口政策的可行性及优越性。

参考文献

[1]傅崇辉.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回顾与发展――以深圳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8,(05).

[2]郑秉文.改革开放30年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J].中国人口科学,2008,(05).

[3]徐镇强,徐向群.流动人口社会安全需求现状与相关公共政策分析课题组.流动人 口社会安全需求现状与相关公共政策分析[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 2008,(03).

[4]丘银英,沈建武.务工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调查及心态分析[J].城市问题,2002,(04).

[5]张肖敏.农村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初探[J].学海,2006,(02).

[6]李英东,石红溶.进城农民工的困境与城市政府政策选择[J].生产力研究,2006,(03).

[7]俞德鹏.现行城市外来人口管理方式的弊端[J].城市问题,2001,(1).

[8]周维强.人口城市化尚需破解五大政策难题[J].党政干部学刊,2002,(12).

[9]陆杰华.新时期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政策建议[J].理论视野,2007,(09).

[10]曾凡华.上海、广州人口管理经验及给我们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7,(03).

[11]罗仁朝.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及策略优化探析――以南京、苏州为例[J].城市规划,2004,8(28).

[12]樊小钢.流动人口与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J].经济学家,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