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处罚申请书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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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9月13日下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中国船长程大伟涉嫌刺死韩国海警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处程大伟有期徒刑二十三年，罚款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2万元）。至此，胡献旁的一番努力有了结果。

胡献旁是程大伟的辩护律师，曾数度前往韩国，为程大伟提供辩护。提及多次赴韩之行，胡献旁感触颇深。尽管此前就具备民事涉外诉讼经验,但此次刑事涉外辩护尚属第一次。

远赴韩国作辩护

今年4月，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对程大伟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程大伟有期徒刑三十年，并处罚款2000万韩元。随即，程大伟提起上诉，要求从轻判决；韩国仁川地方检察院提起抗诉，要求改判死刑。

“韩国仁川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程大伟的妻子从辽宁葫芦岛来到北京,几经辗转后找到我,希望我能为程大伟进行辩护。”胡献旁说道，其他被判刑的中国渔民家属,也委托他作辩护。考虑到渔民家属困难的生活现状，甚至8个人来京的路费都是经过多方筹借才凑齐，胡献旁当即就决定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据了解，很少有中国律师赴海外处理涉及中国公民的刑事案件。胡献旁此次赴韩之行在韩国司法史上更是首次，因此相关手续十分繁琐。

接手该案后，胡献旁与助理首先到葫芦岛市办理当事人家属的授权委托书的公证和认证手续。紧接着回到北京办理出庭申请书的相关事宜。而所有认证、公证等方面的费用，以及工作团队往返的交通费与食宿费等，均由胡献旁个人承担。

授权委托书的公证部门公证、中国外交部的认证、韩国驻沈阳领事馆的认证、韩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认证和出庭申请书的公证部门公证以及胡献旁一行的赴韩签证……所有证件办理完全，先后共费时50余天，此时距离二审第一次庭审仅有12天。

赴韩之前,胡献旁曾多次与韩国律师交涉,希望能提前从他们那里得到包括律师的上诉理由书、仁川地方检察院的抗诉书在内的相关资料,但是都被拒绝。

出国前,他搜集了相关的韩国法律资料，重点研究了国际海洋法、韩国刑法、韩国刑事诉讼法、韩国法院组织法等。同时他还向导师陈光中在内的多名专家、学者、驻韩官员请教相关问题,并准备召开研讨会来商讨案情,但是最终因为没有取得韩国方面提供的案卷资料而夭折。

后又经过多次沟通,并表明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后,韩方才最终同意在胡献旁等人抵达韩国后,提供相关资料。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有胡献旁所想的那般顺利。6月24日，他们一行人到达韩国后,对方将提供资料的时间延至6月26日下午4时。这就意味着，从拿到卷宗资料到开庭,胡献旁仅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之语言不通的重大障碍，无疑给胡献旁赴韩辩护增加了难度。得知胡献旁将赴韩为中国提供同胞法律援助后，曾在韩国留学的屈可妍自动请缨, 义务为胡献旁翻译资料。另外, 屈可妍又找到两名学法律的同学,3个人临时组建了义务翻译团队,负责近百页晦涩沉重的卷宗资料翻译工作。

“诉讼辅助人受托人的出庭资格”

6月26日下午5点多,胡献旁才拿到韩方提供的部分卷宗资料。接下来，义务翻译团队便通宵达旦地开始翻译。从6月26日晚上8点开始,不眠不休地翻译至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在此期间，胡献旁一边根据翻译结果，一边起草辩护词。

辩护词拟定好后, 义务翻译团队又开始逐字逐句地对文字进行推敲,将辩护词翻译成韩文。工作结束时,已经是28日的凌晨5点,距离下午的开庭仅仅几个小时。此时的他们，已经30多个小时未曾合眼。

根据韩国律师法,外国律师不可以在韩国以律师身份执业。这就意味着胡献旁不能以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发表他的辩护意见。另外，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辩护人应当从律师中选任。但是,大法院以外的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许可选任非律师为辩护人”。胡献旁说，例外性规定让他们重新看到希望。

胡献旁于是通过中国有关单位,将程大伟家属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庭申请书的内容和格式提交首尔高等法院，并征询其意见。获得肯定答复后,胡献旁与助手便正式开始办理授权委托书和出庭申请书公证和认证的详细手续。

但是，首尔高等法院不允许胡献旁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庭。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再次申请以诉讼辅助人受托人的出庭资格。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被告人或嫌疑人的法定人、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和户主可以做辅助人。要做辅助人时,应当书面申请。辅助人可以独立进行不违背被告人或嫌疑人明示意思的诉讼行为。但是,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6月25日下午，他起草完辅助人出庭申请书,重新提交首尔高等法院。直到当天下午开庭前,法院才给出答复——允许胡献旁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但是对其当庭发言进行限制。

6月26日，胡献旁通过事先预约登记，来到韩国水原市看守所探望看望程大伟。韩国方面特意找来一位精通中文的警察陪同会见，并在一旁记录会见期间的谈话内容。由于不允许问及与案件相关的话题，使得谈话变得流于形式。所幸的是通过胡献旁旁敲侧击的询问，还是掌握了一些与案件有实质关联的信息。

6月28日庭审开始时,经过审判长同意,胡献旁向法庭提交了书面的辩护词。该辩护词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仁川地方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中韩在黄海尚未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仁川地方法院单方面适用韩国‘专属经济区法’对中国渔民作出判决，既存在法律适用上的严重错误，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更是对中国公民权利的非法剥夺。”

篇(2)

这起案件缘于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接到的州人民检察院关于该县扶贫部门工作人员在扶贫贴息贷款发放过程中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的《交办函》，经反贪局初查，决定对吴某立案侦查，该局电话通知吴某到案后，吴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996年至2014年5月16日退休前，吴某任该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扶贫科科长，主要职责是扶贫项目的收集、筛选、申报、验收以及资金拨付、报账审核、监督管理。

2009年2月份，该县某食品公司在县2008年度扶贫贴息贷款资金的报账过程中，以一份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2007年10月20日贷款额度为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借据（编号0014561）的第五联作为报账材料，成功通过审核并获得扶贫贷款贴息资金60万元。2009年，该公司又成功申报扶贫贷款贴息项目，批复的贴息资金为60万元。2010年3月份，报账资料由A镇扶贫办审核后，送项目主管部门县扶贫办审核。看似正常的扶贫贴息贷款流程，问题却出在了这两份报账资料上。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该食品公司2008年、2009年度贷款贴息报账资料复印件，证实2009年2月份，该食品公司在县2008年度扶贫贴息贷款资金的报账过程中，以一份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贷款额度为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借据（编号0014561）的第五联及2008年1月20日至10月21日共10张利息支付凭证作为报账材料，通过审核并获得扶贫贷款贴息资金60万元。

2010年3月份，该食品有限公司又将这份借款借据（编号0014561）的第一联及2009年1月至12月共13张利息支付凭证，作为报账材料欲再次获得国家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同年3月22日，被告人吴某在《县财政扶贫项目投资预算表》“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栏签署了“同意拨付。吴某代”，加盖了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印章；在《县财政扶贫资金拨款申请书》“项目主管部门意见”栏签署了“同意拨付。吴某代”，加盖了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印章；在《县财政扶贫资金报账清单》“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栏签了名，致使该公司使用重复的报账材料通过审核，从县财政局获取扶贫贷款贴息资金60万元。

该食品公司一张票用两次，作为审核人的吴某居然没有察觉到，这让人匪夷所思，而更大的骗局也在庭审中被揭开。

李某甲时任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行长。他证实，该食品公司用于报账的2007年10月20日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贷款额度为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借据（编号0014561），2008年10月28日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借款借据（编号0014159）都是应食品公司负责人夏某的要求，安排时任信贷部主任刘某签名的，但签字同意后银行并没有发放贷款。

“利息支付凭证是我打电话安排营业部主任王某甲加盖的银行业务专用三角章。我们当时的本意是为了帮助企业拿到扶贫资金，减轻企业负担。”李某甲这样为自己开脱。

食品公司董事长夏某也在侦查机关的调查中承认该公司在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的两张借款借据（编号0014561、编号0014159）都是假的。编号0014561的借据第一联、第五联，是其找行长李某甲办的，当时同意贷款2000万元。后来为了扶贫贷款贴息，公司就用这张借据的第一联、第五联，申报领取扶贫贷款贴息。

该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出具的《证明》也证实：银行经查询，该食品公司2008年10月28日N0.0014159及2007年10月20日N0.0014561两笔贷款均没有查到。

“这个公司报账资料具体是由我负责审核的，并代分管领导签了字。我当时是凭经验，看鲜章和签字，没有一笔一笔地审查，没有审核出公司又使用同一份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行借款借据（编号0014561）的第一联作为报账材料，也没有想到公司和银行会做假的借据。”吴某在供述中坦言，按照省扶贫办、财政厅的文件规定，扶贫贷款的真实性由省人民银行委托相关银行审查，自己就习惯于审查报账资料是否齐全。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某在审核该报账材料的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未对该报账材料进行认真审核，致使该公司使用重复的报账材料通过审核，骗取扶贫贷款贴息资金60万元。

案发前，该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于2013年7月开展扶贫贴息贷款项目专项清理整改，该食品公司于2013年7月23日、7月24日向县财政局财政专户悉数退还了所骗扶贫贴息款120万元。县人民检察院立案后，经电话通知，被告人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

法院另查明，扶贫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工作，按属地管理原则，先由乡镇扶贫开发办公室初审，再报项目主管部门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审核，具体由扶贫科负责，再报县财政局审核、拨付。企业贷款的真实性由省人民银行委托相关银行审查。

食品公司骗取的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县扶贫办经过自查整改，已经全部追回。被告人吴某参与了专项清理及被骗资金的追缴工作，并及时向开发办党组、领导交代了自己存在审核失职问题。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对财政扶贫项目的贴息资金报账审核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案发前，被告人吴某在扶贫贴息贷款项目专项清理整改工作中，及时向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投案，如实交代了自己存在的渎职问题，归案后，如实向侦查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应以自首论，依法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县扶贫开发办公室通过清理整改，悉数追回了食品公司所骗取的贴息资金，挽回了国家经济损失；同时，对申报贴息资金的审核工作，所属乡镇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县财政局均负有审查之责。因此，该案属于多因一果，依法可对被告人吴某酌情从轻处罚。

篇(3)

关于刑事简易程序的定义，依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简易程序为“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不经检察官、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是：“简易程序（SummaryJurisdiction）系指由一个法官或治安法官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情况下审问被告人的审判。”上述两大权威的法律词典都将简易程序界定为一种审判程序的简化。

随着刑事简易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出现，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刑事简易程序的科学定义。有的认为，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是指在一审程序中，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在确立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的一种比普通程序更为简便、迅速的审判程序。该程序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种观点侧重于阐述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种类，以及其简便、快捷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判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这一观点将简易程序确定为一种审判程序，并指出简化审判程序包括简化和省略两种形式。另有人指出，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具有层次性相对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分别是相对于完善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相对于一般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和相对于现实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该观点不局限于审判程序的简化，而是着眼于整个刑事诉讼结构，呈现了一个动态、立体的简易程序。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刑事简易程序的内容，但无论是何种观点，都不能否认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刑事普通程序而言的。要想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准确的界定，须先弄清楚什么是刑事普通程序。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完整的刑事普通程序应当包括立案、侦查、审查、提起公诉、审判及执行等程序，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普通程序就是指刑事审判普通程序。与此相对应，简易程序在广义上是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而在狭义上则特指各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对刑事一审程序的一些环节或步骤予以适当简化，从而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程序。随着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研究不断深入，仅仅讨论审判程序的简化已经不能满足立法和司法的需求，因此，对刑事简易程序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即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缺陷分析。

（一）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形式的一元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一元结构的刑事简易程序。1996年，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14日联合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006年3月14日出台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增加了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对于该程序能否视为另一种简易程序，理论界有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适当简化审理，不是创设一种新的程序，而是在法律规定的普通程序框架内，针对被告人认罪这一事实，在审理方式上的适当灵活。因此，该程序并不是另外一种刑事简易程序。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都只是对普通审判程序某些环节的简化，并未完全从普通程序中脱离出来，从此种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仍然是一元的。我国简易程序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不利于针对案件的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造成无论案件性质轻重，都是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而在刑事案件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同样是轻微案件，其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对其一律使用同样的程序审理，不符合案件分流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

1.未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建议权，即当事人有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的权利；二是程序否决权，即当司法机关提议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有同意适用或拒绝适用的权利。三是程序变更权，即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当事人如果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会对自己不利，有权要求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项权利，才能说拥有完整的程序选择权，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即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建议权，也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在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由人民法院决定。据此，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既有程序建议权，也有程序否决权。而被告人只有在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提议后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即被告人只享有程序否决权，并不能主动向司法机关提出适用简易程序，也就是说，并不享有程序建议权。[8]（p292）在程序变更权方面，虽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应当决定终止审理，并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但这并不等同于被告人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可以自由地撤回自己的建议或同意。因此可以说，我国现行立法在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方面也是有所缺失的。

2.被告人难以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

在法治发达国家，律师的普遍参与已是刑事诉讼的常态，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文化和律师执业风险等因素，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普通程序的比例本身就不高，而据有关资料显示，辩护律师参与刑事简易程序的比例比普通程序还要低得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辩护的范围仅限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案件轻微，不可能被判处死刑，且对被告人盲、聋、哑人的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因而绝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无法适用强制辩护。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6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只需在开庭审理前将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即可。因此，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庭审中，被告人即使聘请了律师，也可能缺乏辩护人的出庭辩护。

被告人在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时其权利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再缺乏律师的有效辩护，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不仅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且很可能会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清楚简易程序的性质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实际对自己不利的程序选择。

3.公诉人可以不出庭导致的问题。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又进一步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可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公诉人必须出庭外，其他案件公诉人都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多数情况下并不派员出庭，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

首先，它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动摇。“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

这是维持简易审判程序最低限度公正性的必要保证。”公诉人不出庭支持公诉，控辩审三方的互相交涉变成了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对抗，法官事实上不得不同时充当审判者和公诉人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角色，从而失去了中立性，难以保证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做出裁判，其裁判结果难以保证公正性。其次，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法院的审判活动缺乏监督，容易导致审判的任意性，背离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

4.程序利用收益权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有限性。

程序利用收益权是指被告人放弃适用普通程序审判从而得到的某些从轻或者减轻的“好处”。程序利用收益权制度使得国家权力和被告利益之间得以平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规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幅度，并没有相关法律条文予以明确规定，这样一方面导致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性质的案件，由于每个法官从轻处罚的幅度不同，量刑上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差距，出现同罪异罚的现象。另一方面被告人、辩护人对自己选择适用刑事简易程序而获得量刑“折扣”的预期也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其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没有将自愿认罪与从轻处罚必然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被告人来说，可能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再次，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可能判处缓刑”是刑事简易程序的排除条件，但由于缓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较大，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简易程序一般不适用于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因此，一些罪行不重且自愿认罪并选择简易程序的被告人不能相应地获得最轻刑罚。最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决定适用刑事简易程序时，很少书面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在判决书上，对被告人因自愿认罪而得到从轻处罚的事项也没有做相关的记载。

三、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的构建。

正如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刑事普通程序而言，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一元化刑事简易程序而言的。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只规定了一种，无论案件性质如何，都只能适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此即一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而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指一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呈现出多样性与层次性，按照犯罪性质、罪行轻重、证据掌握程度的不同分别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刑事简易程序，且不只是单纯的简化审判程序，而是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全盘考虑。目前，各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正如人类文明的发展趋于多元化一样，刑事简易程序也不可能仅仅遵循一种模式，因此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不应拘泥于已有的框架，应该开放和多元。

（一）设立处理微罪案件的中国式处罚令程序。

1.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必要性。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包括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其中对于可能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轻微简单的案件来说，我国现行的简易程序显得过于繁琐，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被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等的轻微刑事案件占到了我国刑事案件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轻微案件从现行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中分流出来，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速决命令程序———中国式的处罚令程序来进行处理。

2.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可行性。

首先，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都在纷纷进行量刑建议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赞同。而处罚令程序便是由检察机关在时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开始的。因此，量刑建议的试行无疑为设立和试行处罚令程序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处罚令程序本身易于操作，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备特殊的司法职业技能，我国现有的司法人员完全能够胜任其程序的实施。最后，我国早在1920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就制定颁布过《处刑命令暂行条例》，实施过类似处罚令程序的刑事诉讼程序。尽管我国现有国情和诉讼制度已和当时不同，但在构建我国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时，设置处罚令程序应该说在法律文化上不会有太大障碍。

3.中国式处罚令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处罚令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适用处罚令程序的案件范围上，我国的处罚令程序应适用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立案后不需要作过多侦查取证，最终量刑为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对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初犯，处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时应对其宣告缓刑，并适用处罚令程序。

（2）处罚令程序的启动。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的基础上，向人民法院提交包括案件事实及所有证据和量刑建议在内的书面申请。对于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未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被告人、辩护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书面申请。

（3）处罚令程序的审理。

处罚令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接到人民检察院的处罚令申请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应在10日内参考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签发处罚令；经审查认为不宜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将其转为适用其他诉讼程序。

（4）接收处罚令后的法律后果。

一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对处罚令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在其书面通知人民法院后，处罚令即生效，可依据处罚令对被告人执行相关刑罚。二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不提出异议，则处罚令生效，可直接作为刑罚执行的依据。三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提出异议，则处罚令自动失效，人民法院应确定审判期日，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二）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

1.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依据。

犯罪按照罪行的轻重可划分为微罪、轻重和重罪三种形式，虽然国际人权公约中明确指出“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但是，笔者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来说，在被告人已经对被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的情况下，公诉人失去了相对抗的对方，庭审对抗失去了前提，庭审成为既无对抗必要亦无对抗条件的场所，此时已没有完全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必要，因此，在设立处罚令程序以处理微罪案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应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适用有别于普通程序的简易审程序。

2.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思路及其理由。

就具体思路而言，笔者认为可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以此为基础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之所以作如此设想，理由如下：首先，现行简易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也就是说，现行简易程序也是建立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之上的，其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性质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次，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均是立足于庭审简化，而且就程序的具体规定而言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将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进行整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最后，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均存在一些弊端，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分流效果不明显，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适用范围虽有所宽泛，却突破了现有立法的框架，而且会带来司法实践的无序与随意。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既能克服两种程序在适用范围上的弊端，解决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法律依据的问题，又能保证清晰、统一的刑事诉讼程序框架。

3.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

延续现行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并加以补充，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确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但对于被告人系聋、盲、哑人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外国人犯罪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程序审理的，无辩护人参加的，以及其他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审程序。

（2）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

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为人民检察院，但对于应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而人民检察院不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的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也可以主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应简易审程序的请求。

（3）增设审前快速移送程序。

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认罪就应当立即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立即对其进行审查，如果符合适用简易审程序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在征得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同意后提讼。适用审前快速移送程序，可有效减少被告人的羁押时间，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并提高诉讼效率。

（4）增设量刑建议。

人民检察院在向人民法院提交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书面建议时，应当一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这样要求既能促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阶段更加谨慎细致，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又能使被告人对检察院的意见有充分的了解，从而确定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5）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审判组织。

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由一名法官组成独任庭进行审理；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6）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庭前准备阶段。

①告知被告人权利、义务。

人民法院在送达书副本时，应当一并将书面的权利义务通知书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并对其作必要的解释。②庭前证据展示。

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简易审程序前，应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庭前证据展示。在庭前证据展示中，控、辩双方必须出示各自所持有的全部证据。庭前证据展示一方面可以使被告人及辩护人根据证据情况作出明智的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证据突袭和诉讼拖延现象，是实现各诉讼主体间信息对称，保障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③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证据展示完毕后，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确认被告人是否认罪及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并将其回答如实记录在案，以作为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依据之一。④对适用简易审程序的审查决定。

对于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完毕后，应向独任庭或合议庭提交书面意见，由独任庭或合议庭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三）建立有限的辩诉交易程序。

1.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必要性。

首先，辩诉交易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实行辩诉交易可以缩短破案周期，减轻检察官的举证责任，缩短法庭审判时间，在刑事案件数量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今天，辩诉交易以其所具有的简便性和快捷性，在迅速解决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辩诉交易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在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特别希望能够尽快获得赔偿，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被害人所受到的物质损失一般要等到诉讼结束后才能得到赔偿，并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因为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而难以实际获得赔偿。辩诉交易不仅可以让被害人尽早从诉累中解脱出来，尽快获得赔偿，而且有利于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尽心尽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最后，辩诉交易有利于增强我国诉讼的民主性。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是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当事人双方均难以对简易程序的适用发挥影响力。辩诉交易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权，使得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有力的保障，民主性显然增强。

2.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可行性。

首先，辩诉交易的建立在我国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我国长期实行“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辩诉交易从本质上讲就是将这一刑事政策法定化，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其次，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辩诉交易的建立是以当事人诉讼地位对等，享有充分的处分权，法官处于中立状态为基础的。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加强了法官的中立性，从而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最后，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理念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正观念逐渐由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观转变，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种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使得人们能够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因此，辩诉交易的建立并非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人们观念转变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

3.辩诉交易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应该为证据确实但欠充分，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

（2）辩诉交易的启动。

对于符合辩诉交易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和被告人均可向对方提出交易的意向，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开始就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不能够直接参与，但应享有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检察机关要告知被害人进行交易的法律后果，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3）辩诉交易的内容。

辩诉交易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同意检察机关的指控并积极赔偿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检察官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上，降低或减少指控事项，承诺向法官建议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但不得彻底放弃指控或者作出不的决定，减轻刑罚的幅度也应限制在法定刑的三分之一以内。

（4）辩诉交易的法庭审查。

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公诉人向法院提交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在开庭审判时，法官通过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审核相关证据材料，对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被告人的认罪是否有事实基础，协议的作出是否出于被告人的明知、明智和自愿。

篇(4)

国家审计署的报告

让时间追溯到2009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员办公室在对上海金融行业例行审计时，发现有关商业银行在票据结算中有异常大额的不正常支出情况。办公室对此类异常给予了高度关注。

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在短短时间内，贸易额竟然有上千万，上亿元的进出？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有几十亿元的进出，这一罕见现象引起了审计人员的高度关注！

谁在挪动那么多资金！

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又流向了何方！

审计人员找到留在银行的合同副本和税务发票的复印件，却一应俱全。查看合同内容，标的清清楚楚！他们再查，这些从银行流出的款项的出处，都到了二个不知名小公司？什么“南京巨欧贸易公司”“南京圣郎贸易公司”等。他们通过内部查找这二家公司的基本面，发现更诡异了。从工商得到的信息是，这二家公司是注册资金仅有50万元的小公司，根本不具备从事这样大额的贸易往来！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特派员想像的那么简单。贸易合同、税务发票居然都是伪造。经验丰富的审计特派员，从他们多年从事审计的职业角度，敏锐的感觉到，用虚假的贸易掩盖真正贴现的目的的可能性最大。有人利用这两家公司进行非法票据贴现！银行资金会不会存在风险？什么人在干这种违法的事？

怀疑只是怀疑，要在事实查清后才能下结论。审计人员从某银行上海南京西路支行，找到了上述二家公司的帐户进行调查。问题更明朗了。审计特派员查到的仅在2007年10月17日，这一天的票据贴现笔数就特别严重，金额惊人的达到一个多亿！

审计人员越查，发现金额越大，数额达到了几十亿元，这一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行为，是国家金融制度和法律所不允许的！

他们是什么人所为，为何明知违法还那么胆大妄为！

查！南京巨欧贸易有限公司。

一个女人浮出了水面：公司法人代表周燕燕。何许人也？经查：周燕燕，女，1970年7月13日生，户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实际居住地：上海博山路，南京巨欧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一个四十出头的女教师，居然深谙金融之道，干出如此疯狂的事？调查显示其背后肯定还有黑手。

黑手是谁？调查过程中，又一个人的名字跳到了查案人员的眼前：凌勇！

凌勇是什么人？经查，让调查人员恍然大悟，原来凌勇，男，是周燕燕的丈夫，1968年8月30日生，户籍地：安徽宣城宣州区孙埠镇中心居委会，现住址：上海市浦东博山路。硕士文化，对外号称，上海琳泽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

让调查人员终于明白，这是对夫妻档。凌勇假借妻子的名义注册了公司，而真正运作的是他本人。证据显示，凌勇果然是真正的操控者！他们涉嫌重大经济犯罪！

票据非法贴现80亿元

一份沉甸甸的紧急报告送到了国家审计署。随后，2009年7月，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上海落网。此案交由无锡市公安局侦办。

专案组一边加紧对嫌疑人的审讯，一边组织专门力量对涉及到的单位和银行展开全面调查取证。经过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内查外调，终于把凌勇，周燕燕从事非法票据贴现的犯罪事实查个水落石出。

他们非法票据贴现的银行，涉及全国14家商业银行31家金融分支机构，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河南、黑龙江等省（直辖市），其中，已发现开票的企业有338家，遍布全国15个省（直辖市）的65个县市。

面对全国首例金融票据贴现的查处，取证工作非常艰难。据查证：2006年4月至2008年5月间，犯罪嫌疑人凌勇以自己或借用他人的名义，先后注册成立了南京景芊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助禾农产品有限公司、诸暨市基山商贸易有限公司、南京巨欧贸易有限公司、南京圣郎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空壳公司，并由犯罪嫌疑人凌勇实际控制。期间，犯罪嫌疑人凌勇以办理“票据贴现”为名，雇佣他人外出散发载明凌勇或“赵芊”联系电话的名片，伺机为银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提供非法的支付结算业务。

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间，犯罪嫌疑人凌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以巨欧公司、圣郎公司的名义，采用伪造贸易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方法虚构贸易背景，以贴现申请人的身份通过金融机构将他人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贴现金额计人民币80亿余元。犯罪嫌疑人凌勇在收取手续费后，将贴现款转入持票人指定的帐户。

全国首例是否构罪争议不小

凌勇知道，他的同行中，还没有因票据贴现被判刑的先例，为此心存侥幸的他，本想通过自己的辩护，找到开脱罪责的途径。

然而，从国家到地方的司法机关，对于这一罕见的金融票据贴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给予高度重视。

2010年4月初，凌勇非法经营案移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该院侦监公诉部门，面对创下该院办案案卷数之最的120多卷案卷材料，丝毫不马虎，组织专门力量，投入精兵强将日夜奋战，参与该案审查。

无锡警方认为：持票人与凌勇发生关系，贴现资金由空壳公司支付给持票人，该空壳公司实际上充当了银行的角色，凌勇的经营行为应是一种非法支付结算业务。

无锡检察机关认为，凌勇以经营手段办理票据贴现，并与相关银行勾结，是地下票据市场的主体，扰乱了市场秩序，变相地起到了贷款的作用，如果允许该行为的大量存在，势必将导致国家对贷款规模掌控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的正确实施。但由于目前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也没有相关权威部门的认定，故在认定凌勇的行为构成犯罪证据尚不充分。

2009年10月16日，经公安部协调，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检察院共同召集办案人员，在南京市会商凌勇一案。与会者各抒己见，就案件的定性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2009年11月1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公安部经侦局的请求，以公函的形式认定：“凌勇注册空壳公司，伪造贸易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贴现业务，可以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至此，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对凌勇行为性质达成了统一认识：凌勇、周燕燕的行为明显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涉嫌非法经营罪。

公诉机关又在法律溯及力的问题上进行反复论证，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司法原则，提出对犯罪嫌疑人在《刑法修正案（七）》实施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意见，应以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后，凌勇非法贴现票面金额10亿元计算。

根据凌勇票据贴现的时间程序，从修正案施行后的时间计算，公诉机关把移送时的犯罪数额从80亿元人民币降至10亿元。凌勇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数额为人民币10亿余元。

对于犯罪嫌疑人周燕燕是否要以非法经营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经查，南京巨欧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燕燕，实际负责人为凌勇，二人系夫妻关系。犯罪嫌疑人周燕燕主观上明知凌勇在从事非法票据贴现活动，客观上也曾帮助、配合凌勇进行票据贴现（填写贴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并从中牟利，其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周燕燕实施的主要帮助行为均发生在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之前，之后犯罪嫌疑人周燕燕实施的是帮助凌勇从杭州助禾公司进行提现、用于家庭开支，故周燕燕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作出不的决定。

2011年2月28日，该案开庭审理。法庭上，果然控辩双方就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法庭最终的认定和判决

法庭经审理最终认定：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进行了修正，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的业务”列入了刑法予以规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职责改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本案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部出具的对于被告人凌勇的行为性质认定的函是其履行相应职责的体现，而非对刑法的解释。被告人凌勇及其成立的多个空壳公司与相关银行人员结合，由其向银行提供银行承兑汇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合同复印件，由银行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将款项汇至凌勇控制的公司，再由凌勇控制的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持票人，在此过程中，贴现银行获取利息，被告人凌勇获取相应的费用，被告人凌勇的行为是一种经营行为，而这种经营行为既不符合我国票据法规定的商业汇票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的“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商品交易关系”这一条件，又会造成金融秩序的严重混乱，使国家对宏观金融政策的出台、执行造成偏差，对金融管理制度亦造成损害，扰乱了市场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予惩处。考虑到相关银行（包括承兑行、贴现行）的管理制度的不完备造成放纵行为，使得整个贴现最终完成，以及被告人凌勇的行为并未能造成承兑行、贴现行、持票人直接经济损失，故量刑时可酌情从轻考虑。

篇(5)

 

从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法起，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免今已冇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历史中世界各国根据n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各h模式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司法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以很难给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一个统一的定义。纳国内外学者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定义主耍冇以下几种具冇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少年违法行为所进行的刑亊诉讼及其教育改造方法的总称。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是指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教育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以及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制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少年司法制度就是以少年生理、心理特征为依据规定的，以少年犯罪为主的少年案件的审理、处置和矫治的法律制度的总称。

 

第四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概念是指处理少年案件的侦杏、起诉、审判、惩罚与矫正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还包括少年福利案件、少年保护案件及少年侵权案件的处理制度。

 

上述四种观点是学术观点中比较主要的观点。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少年司法制度卜的定义，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是指从预防与保护少年为目的，以少年生理、心串.特征为依据，在市理、处理与矫治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上区别与普通司法制度的特殊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对少年法制度从广义角度考虑比较适应目前国际上对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因为n前从我国某些地区的少年法庭受理的少年案件管辖范围来吞，不仅冇违法犯罪的案件，而且越来越正视对少年侵权案件管辖。

 

二、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

 

少年司法制度理论是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原则，它贯穿整个少年司法制度中。无论在侦杏、起诉、审理、处罚少年案件，还是在矫治犯罪少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或者在保护少年权益的案件里、或者在少年立法中都应遵循这些理念。

 

(一)国家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

 

少年司法制度产生于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综观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就会发现由于各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所以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日趋扩大，各国少年立法、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也随之而发展和逐渐完善。

 

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于美国利诺斯州，可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的“国家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渊源于古代罗马法的国王亲权学说。该学说强调国家和政府应对全体的少年儿童承担起保护与教育的职责。所谓的“国王亲权”学说是指父母只是一家之主，而国王则是一国之君，他是他的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家长。因此，他有责任也有权利保护他的臣民，特别是要保护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其财产的儿童。这是当时英国法庭大法官管辖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财产的未成年人的贵族聘请监护人，以便对少年贵族及其财产予以监护，在公元12、13世纪以后，英国监护法部分地继承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国王亲权”学说。在15世纪该学说逐渐演变成英国衡平法中关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而不是惩办官吏”的法律理论。依据该理论，国家在家长虐待或遗弃孩子时，有权依据法律处罚家长，剥夺家长对孩子的照管权。在少年司法中就是依据这个理论建立少年监护制度，强化国家对少年儿童监护和保护职责。

 

美国在建立少年司法制度时继承了英国监护人制度的理念,基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理论，需要将监护权委托给父母及家庭进行护理与照管。从社会和国家利益考虑，少年儿童不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因此，家长只是依据国家委托履行自己义务。如果监护人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权，国家有权收回监护权自行处理。这一理论的建立，从法律制度上确立未成年人的地位。

 

(二)儿童不能预谋犯罪

 

当代少年司法制度中对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审理、处置与矫治制度也是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儿童不可预谋犯罪”的理念。依据该学说，7岁以下的儿童不可能由预谋犯罪的意图。因此，在各国的刑法或少年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基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做出了特殊的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即使实施犯罪行为也不负刑事责任。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中规定，少年实施与成年人同样的犯罪行为，但在审理上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审理方式，如圆桌会议或者商谈会议、讯问口气比较温和;在处置上也区别于成年人，如对少年的处罚要从轻、减轻。总之该理论精神在世界各国的少年立法之中均有所体现。

 

(三)突出以教育、感化为主的教育刑

 

随着对犯罪原因的分析研究的科学化的深入发展，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兴起，主张对待犯罪人应排斥传统的报应主义，从预防犯罪人角度把报应论演变成为社会预防理论，强调对待犯罪人的刑罚处罚不再是报应而是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与感化，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人再犯。实证学派的兴起，使许多学者从各种不同学科角度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并在处罚少年犯方面提出各种矫治措施，如心理矫治、社会矫正。但是无任采取什么措施都重在教育、感化，从有利于少年犯回归社会考虑对其进行洵罚个别化处遇，以利于其再社会化教育。

 

上述三点是当代少年司法制度中主要基本理念，在对少年权益保护案件与少年犯罪刑事案件侦査、起诉、审理、处罚与矫治全过程司法机构都以这些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三、少年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

 

(一)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少年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原则。少年司法是普通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社会和保护少年。因此，少年司法机制在运转过程中既要顾及社会保护、社会防卫，又要考虑到少年司法主体的特殊性，少年司法对少年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在少年司法中，将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融合到一起，这是少年司法的重要课题。少年司法是从普通司法分离出来的一个部分。它即是普通司法组成一部分，又是独立的司法。因此，它具有普通司法的一般维护社会、保障社会利益的功能，但是又有保护其特殊主体的功能。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本是统一任务，但由于犯罪少年的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了社会利益，社会要保护自己，展开自卫，这种犯罪行为必然会遭到社会打击，所以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又成为发展中少年司法一对矛盾。[61198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将双向保护原则确立下来。其基本精神是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双向保护还要求会员国总的社会政策应努力促进少年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法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合乎人道的待遇，既保护青少年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达到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的统一。

 

(二)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是指割据犯罪的具体情况适用刑罚。该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要根据被告人个人的不同情况，因人而异、对症下药，选用最适合罪犯特点的刑罚，以期达到最好的刑罚效果。少年由于其生理与心理发育的特殊性，对少年犯的量刑应慎重，一般应针对少年的身心特点，促成他们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每个少年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不尽相同，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考虑各客观因素，如家庭、学校、社区环境等，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处遇方式，以求获得最佳效果。

 

(三)最大利益原则(儿童优先原则)

 

联合国《儿童公约》第3条规定的“最大利益”词源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1959年在《儿童宣言》中将其确认为保护儿童的指导原则。根据公约第3条规定，最大利益原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最大利益原则应作为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二是如何把握这个准则，为各国的国内法适用该条规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最大利益标准的特点是纲领性、原则性和平衡性。最大利益标准在中国少年立法中具体体现是儿童优先原则。在中国儿童优先是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处理儿童的事务时要优先考虑儿童利益。但是要真正做到最大利益就是要接受儿童也是一个主体的观念。承认儿童是权利主体，而且该主体利益比任何其他群体利益具有优先权。儿童优先原则与最大利益原则标准是有些区别的，尽管中国长期以来有尊老抚幼的传统，但也要尽快树立儿童是权利主体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与国际儿童公约中最大利益原则相一致。尽管少年司法制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则，但笔者认为上述三项原则在少年司法中处于重要地位，所以不仅在少年审判中，还是在保护少年权益方面以及在少年立法和执行刑罚方面都处于重要位子。因此，笔者以为这三项原则是最重要原则。

 

四、中、徳.日少年司法制度比较与分析

 

从1984年上海长宁区少年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起，宣告了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在侦查、起诉、审判和处罚以及矫治少年犯罪刑事案件方面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少年司法制度。但是同国际少年司法领域中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套少年司法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因此借鉴与比较其他国家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先进的做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早在1908年在科隆就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从国际范围看，德国是建立少年司法制度较早的和比较健全的国家之一。日本是我国邻邦，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都比较悠久。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日本政府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少年司法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任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各方面都需要学习与借鉴他国经验。吸取他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精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所以通过比较、分析与研究将国外那些对我国有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或有利于我国少年司法健康发展的精华部分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有必要。下面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三国进行比较分析：

 

(一)少年案件管辖范围

 

1.依据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德国少年法院审理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指年满18岁以下的少年实施犯罪行为案件。少年与成年人共同实施的违法案件，如根据普通法律规定，成年人应由普通刑事法庭管辖(《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3条第1款第3项)。《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5条的规定了对年满18岁以上21岁以下的青年，如其的智力、心理和身体的发育看起来还类似未成年人的青年人或根据其行为的方式、情节或动机，认为属于少年犯罪行为的由少年法院管辖，判处少年刑。德国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主要由其他法院管辖。如果是父母离婚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例如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问题，过去是由监护法院管辖。现在德国成立了家庭法院，所以这类案件由家庭法院负责。

 

2.日本少年法对少年案件的法院管辖权无任在对人的管辖，还是地域的管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日本少年法》第3条规定，交付家庭裁判所的少年有三类：(1)14岁以上20岁以下的实施刑法所规定犯罪行为的少年;(2)未满14岁的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3)从品行或环境来看，被认为将来有可能犯罪或触犯法令的少年。这三类少年不仅有犯罪少年、触法少年，还有具有不良品行可能犯罪的少年。另外，日本少年法规定，家庭裁判所还审理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涉及到成年人的少年案件。

 

3.在中国，少年法庭目前管辖的刑事案件主要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关于少年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不是由少年法庭管辖。少年法庭审理案件主要依据是我国现行的刑法第17条规定以及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9次会议通过《最高入民法院关f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少年法庭管辖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案件。

 

4.少年法庭受理的案件范围实际上反映了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象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实际是一种大司法概念，相反中国和德国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较狭窄，不管从人的管辖(从年龄上看)或者从地域的管辖(案件范围)基本上少年司法还未从传统的刑法的影子下走出来。笔者认为，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管辖的范围与德国和中国相比较为广泛。日本的家庭裁判所不仅关注犯罪少年，还负责对触法少年和有可能犯罪少年提前给予预防犯罪措施。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事件，从预防犯罪角度考虑提前采取保护措施。日本少年司法机关所以这样做，主要出十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的保护，达到预防犯罪目的。当然，德国把未成年人权益侵害的案件交给少年福利局处理，而不是由少年法庭来受理，其目的将这类案件在处理上有别于少年犯罪案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德国少年司法制度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狭义的审判制度。他们将少年权益保护制度，如监护人制度、儿童福利制度放到民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他法律制度中，或者制定单行法律来规范，例如，在公共场所少年保护法等。德国司法部门这样做，虽然与日本有所区别，但是N样达到对少年保护的目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吸取这两国中的适合中国国情部分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真正目标是预防少年犯罪。

 

(二)少年司法组织机构与司法工作人员

 

1.德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少年福利局、检察院、少年法院和少年监狱组织机构。德国各州、地区的警察局都分别设置了专职承办少年案件，负责侦查的警察人员。在检察院也冇专门负责进行侦查警察移送少年案件检察人员。根据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少年法院组织冇3种：(1)少年法庭。设1名少年法官，负责处理轻微少年案件(2)少年刑事合议庭，有1名少年专职法官，2名陪审员，其中1名为女性;(3)少年刑事法庭。有3名专职法官和2名陪审员组成，其中1名法官任审判长，主要审理严重的刑事案件。该法庭设在地区法院，具有上诉审法院的职能。另外，德国还设少年法官助理，由社会工作者承担，其的主要任务是在诉讼过程中提出教A'和社会方面意见。德国对少年法官和少年检察官的聘任也是有特殊的要求。德国少年福利局是一个保护、帮助失足少年的福利机构。它是一个处理少年福利事物的执法机构，有权参与少年刑审案件的审理。在诉讼中，该组织工作人员承担少年法官诉讼助理，为法庭提供少年犯罪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背景资料，最后向法官提出对犯罪少年的处理意见。

 

2.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检察厅、家庭裁判所、少年鉴别所、少年监狱以及自愿者参与更生保护组织。在日本警察署设有专门少年案件的承办人，专门处理少年诉讼案件。检察厅对锷察移送的少年案件进行侦查。日本家庭裁判所是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机构，设有3个庭，即少年庭、家庭庭和交通庭。在少年庭工作的人员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工作者，具有与地方普通裁判所的法官同等资格。少年鉴别所是依据少年法设立的，由医生、生理、心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该机构主要帮助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负责进行调查执行保护处分，N时也接受一般家庭、学校的委托进行鉴定，以便及早发现和教育问题少年，预防其犯罪。口本少年院是收容由家庭裁判所做出保护处分少年的矫正机构。少年监狱是判处少年刑的少年刑罚执行场所。

 

3.中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公安、检察院、少年法庭、未成年人管教所、社会帮教机构。在中国目前除法院有专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庭外，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还未有专门人承担少年案件，即没有少年警察和少年检察官。虽然我们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未做到真正落实。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侦查。检察院负责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杏起诉。目前，全国少年刑事案件基本在少年法庭审理。大多数法院有专门少年法官。

 

目前中国少年审判法庭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类：一是专门的少年刑事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二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即由专人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少年刑事犯罪案件;三是少年案件综合审判庭，即审理少年违法案件，还受理侵害少年合法权益的民事、经济纠纷、行政案件。

 

根据监狱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对年满18周岁，余刑不超过2年的青年犯仍可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7条规定，对年满16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宣告缓刑、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

 

从德、日和中国三国少年司法机构设施及其人员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与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不仅专业性很强，各部门之间关系协调，而且工作人员素质很好。尤其是日本少年司法机构设罝叱较合理。中国少年司法机构还处在发展之中。面对少年法庭要不要发展成为综合审判庭一直冇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的知道思想是要对少年实行全面司法保护，以提下国家对少年的特殊保护的宪法原则。这样做，既能教育挽救犯罪少年，冇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综合少年审判庭的建立与发展，要慎重，因为少年审判制度是刑事性的，是为预防、审理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扩大管辖范围要注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建立综合型审判庭不符合中国审判制度，缺乏主客观条件。因此，要建立专门少年司法机构冇待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专业人员素质还需进一步培训。虽然我国从事少年司法工作人员专业尜质迫切盂要加强，但是这些工作人员热心自己事业、责任性强。

 

(三)少年审判程序与处罚

 

1.德国少年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一般先向警察报告，也可向检察官或法官报告。然后绔察受理，并通知当地少年福利局，有少年法官助理开始对少年犯罪情况进行调査。调杏结果向检察官报告。如果需要可以请有关方面专家对少年身心进行检查。检察官接到报告和调査后，可视情况做出提起诉讼、撤除案件等处理的决定。德国检察官处理案件权限比较大。在下述情节下，可撤消少年案件：(1)已采取其他管教措施;(2)少年法庭同意少年先接受其他指令，如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交付一定数额罚款给慈善机构以此来弥补自己造成损失。少年法庭在接到检察官提起诉讼申请书时，如果不同意，可将案件退回给检察官，也可采取非诉讼程序处理案件。少年案件如果提起诉讼，审理气氛也是很温和。法庭审理是不公开进行。

 

德国对少年处置措施是多元化，有非惩罚措施，目的在于改变少年的生活作风和生活环境。如指令、监管和教养。惩罚性措施包括警告、惩戒、拘留。少年刑是最严厉措施。对犯罪少年可判定期刑和不定期刑。少年刑期一般6个月到5年以内，最高刑期不超过10年。法官也可宣告缓刑，考验期由法官视情况而定，一般2年至3年。在考验期内法官可下达有关指令，并将少年置于缓刑官的监督之下。如果少年在缓刑期间表现好，刑期不再执行。根据少年法院法97条规定，如果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已无可非议，且已具备正派品行，少年法官可依据少年监护人或其他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取消刑事污点。

 

日本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是以健康地培养少年为宗旨。在审理过程中，关注少年成长社会、家庭和学校背景调查;审理气氛是在温和不公开中进行。对少年处置措施有：(1)保护处分，即交付少年鉴别所保护观察;解送教养院或少年院或委托其他机构教养;(2)福利措施，即移送儿童商谈所。日本法律规定，对未满16岁的少年禁止刑罚。依据少年法规定可对少年判不定期刑，刑期最高为3年;如果刑期最高是5年以上，可缩短到5年，但最高刑不超过10年。少年犯在专门少年监狱执行。

 

3.中国对少年犯罪的案件有警察负责立案与侦查，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少年法庭负责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审理。在审理中，法院为少年被告指定辩护人，以便确保少年被告辩护权利，审理不公开进行;审理气氛温和关注法律教育。在审理中和审理后都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如审理认为未成年人有罪，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处刑罚，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扩大缓刑适用。对于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免予处罚的未成年犯，少年法庭协助公安机关和其他机构制定帮教措施。

 

对少年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执行。近年来，未成年人管教所对监狱执行进行改革。刑事执行社会化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加强监狱与社会沟通，在执行中根据少年生理、心理的特征进行各种矫正措施。

 

比较德、日、中三国对少年犯罪行为审理程序和处置，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在少年法庭审理程序和处置方面比较灵活适合少年心理、生理的特征。处置的方法更注重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与感化。对未成年犯的矫治，重点是预防再犯的可能性。矫治的方法比较科学。我国少年法庭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改革，在审理方面已有不少地方发生变化，如坚持审理中法律教育、少年法庭审理气氛温和、进行圆桌会议等。在对少年犯处罚上也进行不少尝试，如扩大缓刑、社区服务令、暂不起诉等。在对少年犯的矫治方面更加科学化，但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五、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几点建议

 

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感到，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情况改革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使少年更加处于整体社会的关爱之下健康成长。中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分不开。尽管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但是由于起步晚，许多地方还有待完善和建立。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快少年司法方面立法

 

通过对外国少年司法制度考察使我们感到，我国少年司法方面立法显得滞后。由于立法问题，在实践中出现司法超越立法非常规做法，如暂不起诉、社区矫正，目前这些措施在我国还未冇法律依据，影响实施的实际效果。所以要加强对实体法的修改，要制定适合少年的实体法。另外，通过近几年少年司法改革实践，有些成功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并进一步地发展。再有，我们在少年立法上不仅要有相应的全国性的法律，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法律。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制定必要的单行专门法规，如少年法院法或少年刑罚执行法。

 

(二)建立与完善少年司法配套体系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刑罚执行机构要建立或完善相应少年司法机构，形成配套的少年司法体制。此外，要加强警察、检察官、少年法官的综合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有条件的少年机构，应制定人员轮流培训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司法人员知识结构更新，如德国就有这样的培训制度。

 

(三)采取多元化的措施

 

对犯罪少年处罚上从轻，重在教育与矫治，这是世界各国对犯罪少年的处理的原则。对少年犯的处遇区别于成年人，不仅表现在使用刑罚时要从轻减轻，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处罚具体措施上与成年人有区别，所以应当在少年刑罚的种类上采取多元化的教育矫治措施，尤其是更多的规定保护措施。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用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我们应加强对刑罚结构改革，特别是少年刑罚改革，多使用非监禁刑，把监禁刑作为最后刑罚手段，扩大缓刑、假释比例适用范围，真正达到预防犯罪目的。

 

(四)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研究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许多改革迫切需要司法理论指导，因此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通过研究比较能够了解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以及司法实践，这对当前所进行的改革直接有指导意义。因此，要经常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一些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题目、疑难题目，同时加强与国外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边学边改，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本土化的少年司法制度。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可幸的是，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这方面比我国发展要早和快，我们可以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做法，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可是在学习和参照外国经验和做法时，一定要结合本土的情况进行探索。只冇这样才能建立属于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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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桃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5]朱胜群编著.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M].北京：三民书局。

 

[6]徐建主编.青少年法学新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