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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扶贫案例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贫困现状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高原,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辖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2015年底总人口667.8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6%。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西海固是宁夏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包括原州、西吉、隆德、泾源、彭阳,海原、同心、盐池、红寺堡9县(区),人口206.3万,占宁夏人口近三分之一,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宁夏38.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81.7%。西海固是宁夏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和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宁夏回族自治区精准扶贫案例
(一)产业扶贫――以同心县同德村为例
同心县隶属于吴忠市,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县境内沟壑纵横,干旱缺水,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适宜种植枸杞。河西镇同德村是同心县最后一个生态移民村,润德枸杞庄园生产基地来自于从同德村移民群众手里流转来的7500亩枸杞。目前,庄园拥有百吨级无尘制干车间,采用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对采摘的新鲜枸杞进行清洗、杀菌、消毒、速冻,包装,不仅可以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可以煲汤、泡茶、熬粥等。通过深加工,可将枸杞做成枸杞原液、枸杞酵素等保健食品,提高枸杞的附加值。据庄园负责任介绍,他们还将向药品、化妆品等行业进一步拓展,出口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仅用了3年时间,同德村从寸草不生的荒滩发展成为高效益高产出的枸杞庄园,枸杞产业成了“拔穷根”的支柱产业。庄园里2000余名工人全部来自同德村1379户移民群众,在枸杞产业带动下,同德村从移民前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发展到6000多元,户均收入超过2万元。小小的枸杞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致富金矿”,产业扶贫真正实现了源头“造血”。
(二)旅游扶贫――以西吉县龙王坝村为例
龙王坝村隶属于“苦瘠甲天下”的西吉县,该村有8个村民小组,404户共计1672口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08户共计840人,是全县238个贫困村之一。龙王坝村山清水秀,村民们吃自己种的杂粮和绿色有机蔬菜,是原生态的长寿村,村里有40多位80岁以上的老人,8位90岁以上的老人。该村2014年荣获“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称号,就地取材发展旅游产业是它脱贫致富的特色。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龙王坝村依托本地的自然景观资源,成立心雨林下产业专业合作社,该社已入选全国“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现在,村里的贫困户都成了勤劳致富的能手,他们把农村变成景区,村民变成导游,民房变成客房,产品变成礼品,摘农家菜、吃农家饭、睡农家炕,把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打造成农家生活体验系列旅游产品。此外,村里的梅花鹿养殖中心和草莓采摘中心也备受游客喜爱,该村年接待游客达6万人次。去年,村里177户737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了脱贫,脱贫率高达85%以上。
(三)“软文化”助力精准扶贫――以中卫市为例
中卫市辖沙坡头区和中宁、海原两县,共40个乡镇442个行政村、32个社区居委会。共有21个民族,五大宗教俱全,属典型的民族聚居地区。沙坡头区以宣传党的政策、展现脱贫决心为主题,通过30余场扶贫攻坚专场演出让老百姓了解精准扶贫政策。中宁县给山区的农家书屋补充大量图书,建起了部分乡村电子阅览室,并将“互联网+”思维融入精准扶贫,帮助留守儿童与父母进行感情沟通。海原县建成了集设计研发、加工培训、展览销售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引商、整合等方式,扶持了12个脱贫销号村,带动600名贫困家庭妇女稳定就业。此外,中卫市在全域旅游总体规划中明确文化为魂的思路,将海原回乡风情展示列入了特色旅游区,着力打造民俗文化游和丝路寻踪游线路。通过深度挖掘民俗资源,在“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南长滩村建设党项民俗村。此外,市政府协调鸣沙村80多名群众,通过组建驼队和花儿组合演艺团队,让他们走进沙坡头景区服务岗位。目前,该村正在建设占地60多亩的穆民风情苑,项目建成后可安排150多户群众经营创收。
(四)精准培训促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能力培训工作被区政府确定为2016年民生工程为民办实事之一,安排两亿资金,培训十万人次。培训对象主要瞄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和“十二五”、“十三五”生态移民;根据市场需求和劳动者意愿,培训工种主要以驾驶员、刺绣、育婴师、手工艺编织、养老护理、电焊工等工种为主;培训模式按照“企业订单、培训机构列单、培训对象选单、政府买单”的流程进行。截止年底,全区共对125732人次进行了技能培训,超额完成25.7%,其中有89732人取得了初级技能资格证书。精准培训的目标是: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引导贫困群众不断挖掘自身潜能,通过积极参加技能培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拓宽增收的渠道。
三、宁夏回族自治区精准扶贫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深度挖掘本地区资源优势,做到因地制宜。充分l挥贫困地区土地辽阔,山清水秀,污染较少的地缘优势,依据贫困地区特殊地形、地貌的特点,从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等宏观思路着手,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依托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发展生态旅游业。
第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精准扶贫必须加强对贫困村领导班子和贫困户的教育培训,彻底打消他们“等靠要”的念头,积极转变脱贫观念,树立脱贫信心,提升脱贫能力。通过技能培训掌握至少一种生存本领,积极就业或者自主创业,从源头上拔穷根,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同时,要引入技术特派员,针对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进行技术指导。
第三、要加大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遵循“讲得清楚、听得明白”的原则,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方式,让党的扶贫政策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提高他们生产、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良好精神面貌,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旭明.关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思考――从宁夏贫困户家计特征视角分析[J].宁夏党校学报,2016(2).
[2]夏自成.宁夏农业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现状及保障措施[J].山西农经,2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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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故事
“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最终总是会被市场无情抛弃,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实现永续经营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这样深刻认识企业经营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密切关系。
吉利控股集团始建于1986年,经过30年的发展,现资产总值超过千亿元,连续5年进入世界500强,连续13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连续9年进入中国汽车行业十强。
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吉利通过大量的社会责任实践,形成了在扶贫开发和公益方面的基本价值主张。他们以“让世界感受爱”为公益价值主张,将教育与环保作为公益聚焦领域,同时辐射文化传播、扶贫赈灾和弱势帮扶三个公益议题,以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实现社区融合、推动吉利人深度参与、探索可持续的公益模式作为四大公益原则。
自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吉利集团董事局、党委专门组织学习了中央扶贫指示精神,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投身精准扶贫事业中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到户、精准到人。
一、认真排查,立行立政
按照通知要求,以2016年至2019年3月时间节点,即刻组织力量寻全县涉及**部门的扶贫项目逐一对标排查。经排查,目前暂未发现问题线索。
二、突出重点,警示教育
*党组在推进案促改工作中,把扶贫工作作为重要内容,有针对性选取**系统扶贫领域典型案例组织进行警示教育,从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着力查找问题漏洞,坚决予以整改。同时,与5月上旬,利用周五集中学习例会时间,组织全*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纪党均由知识,从思想上认识上增强廉政意识、增强务实作风意识。
三、建章立制,形成长效
立足部门职能,紧盯扶贫项目资金拨付、扶贫项目建设、工程项目招标环节、针对查摆出的制度漏洞,在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政府投资项目和扶贫项目管理规定的基础上,从内部运行程序上进一步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并进一步加大督查检查力度。下一步,将会同监察委和派驻纪检组,持续加强对扶贫项目资金的检查工作,不断强化日常监督,切实防范和化解廉政风险。
河北有个丰宁县,丰宁有家缘天然。缘天然是个生产高端有机乳品的农牧企业,2012年起,走的是“企业+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路线。县里把扶贫资金分解到户,贫困户再把这笔钱入股到企业,一般户均每年保底分红可达750-1200元,加上在缘天然上班的工资收入,进入这条产业链的农户当年就能迈过贫困线。
牧场和生产线劳动强度不大,技能门槛不高,妇女和岁数大点儿的农民都能干,希望加入缘天然的贫困户越来越多。政府也寄望缘天然扩大产能,发挥更大龙头带动作用,问题是扩产的资金从哪来?用集团董事长孙玺珉的话说:最大的瓶颈是农业设施和生物资产不能作为抵押物获得贷款,融资成了他心头的一个痛点。
转眼到了2016年9月,丰宁县为缘天然联系了京东金融、苏宁金融和中华联合保险等机构,设计了一个发放扶贫贷款,投资龙头企业,保险公司保,政府提供风险保证金的模式,授信金额2亿元人民币。项目先期在黄旗镇东营子村奶牛牧场进行试点示范,这个牧场可带动1000贫困户,户均最低年收入在12000元以上。孙玺珉向政府承诺,待示范成熟后,将在缘天然集团旗下其他三个具备条件的牧场进行推广,届时丰宁通过奶业扶贫最少可带动4000农户脱贫,占全县40620贫困户的十分之一。丰宁县委书记方志勇对这个产业扶贫模式的概括是:“企业得发展,资方零风险,农户有笑脸”。
到丰宁走了一圈,感慨颇多,缘天然的案例对很多地方都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产业是精准扶贫的“发动机”,落后地区要甩掉贫困帽,只能借助产业崛起;没有产业的区域,摆脱不了死水一潭的困境。精准扶贫要实施精准帮扶,不仅帮扶贫困户,也要帮扶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社会效益好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这才能形成龙头带动、能人引路、项目辐射、产业发展的局面。要选择贫困群众能上岗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引导、提高贫困户产业发展的参与度和受益度,增加租金、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从政府层面考察,产业扶贫需要积极探索创新,开流活源,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襟怀去调动、配置各种社会资源。从企业视角考量,不能把产业扶贫仅仅理解成付出和奉献,客观、准确的认知应该是:企业为贫困地区创造发展契机,扶贫事业为企业带来更大成长空间。
第一,可持续脱贫依然是难点。经过扶贫部门的巨大努力,建档立卡措施有效地瞄准了贫困群体,但是如何支持贫困群体可持续脱贫依然十分困难。贫困群体能否可持续脱贫取决于其收入是否能增加到越过贫困陷阱的门槛和是否能够使得整个收入可持续下去两个方面。按照现在多数地方的产业扶贫的做法,一是很难使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个高的水平,二是即使有的地方贫困人口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可持续性低,收入波动大。主要问题是提高收入创新路径不足,政府主观意志主导,产业扶贫求大求快。除非有大规模市场需求的产业,否则大规模产业开发使贫困群体受损,需要创新一村一组或一户一品的特色产品,而不是产业,因为今天已经不是过去的农业产业短缺时代,而是结构性的产品短缺时代,市场需求也是个体化和特色化。市场里和电商里堆积如山的低价产品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二,扶贫兜底依然困难。近年来政府针对贫困群体、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不同弱势群体的支持逐年提高。但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扶持数量的增加速度远远高于单位个人强度增加的速度,虽然得到扶持的人数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个人支持的强度往往不足以抵御来自教育、健康等风险,而且在物价持续上涨下,有效兜底效益不高。由于低保是政府的无偿资源转移,这往往会造成权力性的挤入,如很多地方存在村干部和相对富裕群体挤入低保户和贫困户的现象。即使在那些不存在挤入现象的村庄,由于实际生活状况相差并不大的现实困惑,迫使很多地方将低保转变成了按年农户轮流受益的平均分配格局,这一现象在贫困村庄非常普遍。低保资源在乡村复杂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出现了异化,使低保失去了兜底扶贫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扩大农村低保覆盖率为指标的农村低保政策需要向兜底质量转变,农村低保覆盖率不宜继续增加,而应该注重发育合理的识别和退出机制,缩小兜底面,提高兜底强度和效果。
第三,科学扶贫依然困难。贫困的发生有其自身的规律,扶贫需要按照贫困发生的规律展开。尽管明确指出:扶贫不搞层层加码,不能搞超前完成。这为精准扶贫提出了科学的扶贫原则,但在2020年脱贫目标约束下,很多地方还是做出提前脱贫的要求,很多扶贫项目设计要求年内完成。这些行政性指令严重扭曲扶贫工作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急功近利和简单的技术管理规则忽视了扶贫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影响精准扶贫的效果。应该认识到,即使要求在2020年脱贫,对于大多数地方而言难度依然很大,因此精准扶贫的工作安排要杜绝任何不切实际的提前完成,加大工作力度,确保2020年实现扶贫目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笔试者”为你整理了这篇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情况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为巩固提升井冈山市脱贫攻坚成果,10月中旬,市统计局对井冈山市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组通过召开座谈会、与市政府职能部门深入交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形成了本调研报告。
一、我市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基本情况
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实现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后,按照“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四个不摘”要求,明确“产业为根、立志为本、机制为要、党建为基”总体思路,实施“产业增收、能力提升、兜底保障、党建引领”四个全覆盖和可持续,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井冈山自2014年到2019年底,实现脱贫入口4751户17172人,剩余未脱贫21户86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13.8%降至2019年的9300元。2020年预脱贫21户86人,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205元。井冈山率先脱贫“摘帽”,并用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推进精准脱贫、巩固提升脱贫攻坚工作,得到了国家、省、吉安市的高度认可以,获得了多项殊荣:被评为2017年全国十大新闻、2017年中国改革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8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2019年江西省及时奖励集体三等奖,井冈山脱贫攻坚实践的成功安全参展“决战2020脱贫攻坚展”。
(一)聚力工作格局更加坚实。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深入推进“党建+” 扶贫。实施“321”党员帮扶机制,实现领导挂点、干部包户、第一书记驻村、党员结对、技术人员指导的帮扶力量“五个覆盖”。向17个乡(镇、场、街道)全覆盖派驻扶贫团,2017年以来,各级扶贫单位统筹帮扶资金达1.168602亿元。选派了124名第一书记协同扶贫驻村工作组全程驻村,实现了贫困户家家有帮扶责任人。推广“支部+全作社+农户”、“ 支部+企业+基地+农户”等形式,带动群众致富。同时坚持“志智”双扶,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
(二)政策保障体系更加扎实。在政策落实方面,在原有的产为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脱贫攻坚政策继续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对脱贫攻坚实践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跟进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脱贫政策更接地气、更为精准、更有底气。加快了产业扶贫的提质增效,培育了“井冈山九丰农业”、“井冈山夏一农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长塘古韵民宿产业、大仓村全域旅游扶贫产业示范点等民宿、研学扶贫产业。同时进一步健全了产业扶贫的利益联系机制。2019年,4579户贫困户有3993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获得产业扶贫资金的扶持,参与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4605元。全力帮助扶贫对象就业创业,全市贫困劳动力9710人,实现就业8034人,其中园区企业,农业合作社以及就业扶贫车间就业1485人,外出务工3148人,公益性岗位就位1995人,从事旅游以及第三产业就业1406人,扶贫对象转移就业率达82.83%。增长率扶贫覆盖贫困学生从学前到大学各个阶段的一揽子帮扶资助政策,仅2019年财政资金和社会资助资金共计972万元,资助学生7446余人。健康扶贫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并加强了村卫生室的管理,17042余贫困人口享受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充分了村民就近、便捷就医、缓解了基层群众“爱病难”、“就医难”的问题。提高了重大疾病救助保障能力,10种大病免费救治、21种重大疾病实行专项救治;提高了贫困人口住院医疗和门诊特殊性性病待遇;贫困人口免费参加城乡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医疗附加险,通过建立和完善“四道保障线”,有效解决了因病致贫,因病近观贫问题。
(三)扶贫工作作风更加严实。创新脱贫“三大纪律”。严守政治纪律,树立党员干部正确的脱贫政绩观,杜绝虚假脱贫、数字脱贫;严守群从纪律,驻村帮扶决不增加群众负担;严守经济纪律,紧盯扶贫资金使用,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以作风攻坚促进了脱贫攻坚,涌现了一批感人先进扶贫事迹,密切了党群干群血肉联系。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我市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一)极少部分脱贫户仍有返贫的风险。目前我市对极少数贫困户的帮扶措施仍然停留在单纯的给钱给物“慰问式”帮扶或政策性扶贫层面,对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致富、实现稳定脱贫的办法不多,帮持措施助推脱贫效益没有充分发挥。此类没有家庭劳动力、没有稳定产业支撑、没有稳定就业渠道的脱贫户和贫困边缘户很容易因病因灾返贫或致贫。
(二)极少数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极少部分脱贫户思想消极,脱贫增收的主体意识不强,自我脱贫的技能和内在动力欠缺,“等、靠、要”依赖思想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以致出现“上急下慢、外热内冷”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属于被动脱贫。
(三)部分扶贫产业的脱贫基础不牢固。一是贫困户劳动技能和素质偏低的现象比较普遍,自我发展能力较低,部分到户的特色种养扶贫产业项目规模小,农产品盈利能力弱,部分项目可持续性不强。二是我市虽有较多新型经营主体,但大型龙头企业不多,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扶贫产业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部分经营主体产业链条不长,产品品牌化建设滞后,订单式产业比率较小,抗市场风险能力不足,扶贫产业效果都没有达到预期。三是部分产业扶贫带动脱贫业内稳定脱贫增收的利益链结效果不佳,部分农民在部分扶贫产业中分享土地出租+务工收益,只能实现基本生活保障,交没有充分共享扶贫产业发展各环节的红利,难以达到产业扶贫重在帮助贫困户受益的目的。
三、几点建议
(一)建立健全巩固长效机制,遏制返贫致贫现象发生。
建立完善的全市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重点在于继续保持现有的扶贫到户政策一定的时期内继续延续,并对产业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结对帮扶、财政支持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予以细化。一是实行政府兜底保障机制。关注潜在的可能因病因灾等情况导致的返贫致贫群体,根据不同的贫困成因“量身定做”,制定针对性强、组合式的差异化巩固帮扶措施。将“低保户、五保户”等年老、因病因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对象单列出来,实行政府兜底保障。二是构建长期“造血”机制。对于有劳动力的脱贫户家庭,要继续通过技能培训、扶持发展可持续产业、转移就业等切实可行的方式帮助其致富不返贫或致贫,将短期“输血”解围与长期“造血”脱贫有机衔接,确保脱贫户长效稳定脱贫,有效遏制脱贫户返贫和新增贫困户现象。
(二)进一步实施“志智”帮扶,激发自主稳定脱贫意识。
包括雪宝顶自然保护区(为平武虎牙藏族乡)在内,四川西北分布有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九寨沟和黄龙寺外,其他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基本都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连片的自然保护区皆为高山峡谷地带,区内聚居着大量的藏族、彝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是同时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走廊地带。区内交通不便、加之语言文化的障碍,少有村民外出打工,绝大部分的社区居民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一直以来靠山吃山,其生存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旅游业较区内的其他传统行业,如挖矿、采药、放牧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少,且进入门槛低,所以发展旅游业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这也是该区发展旅游业的根本出发点。据此,四川西北部自然保护区毗邻区旅游开发的根本目标应该是:让贫困的社区居民最大限度地参与旅游业,逐步减轻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及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最终脱离贫困。这就要求本区的旅游规划应最大程度的实现社区参与行为,而不是把区域内“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转换经济优势,将旅游业作为地方的支柱产业培育”这种自上而下的开发定位。这往往会导致在主观上突出政府部门的利益而忽视村民的利益;客观上区内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定位所潜在的破坏风险。此外,在九黄景区的“形象遮蔽”下[10],该区的旅游市场客观上只能是小规模的背包游或自驾游市场,即使具备相应的投资规模,现有的旅游市场也很难在该区内支撑起“第二个九寨黄龙”。除九寨沟和黄龙寺外,其他几个自然保护区同虎牙有着相似的不利的可进入性和小规模的旅游市场,如果各个保护区都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地理位置的相互邻近以及吸引物可替代性,势必造成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无法到达投资预期,并且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也可能会对原始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但该区若以旅游扶贫作为旅游开发目标,就无需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样即可保留完整原始自然景观的,同时诸如导游、餐饮、住宿等大部分旅游服务需求都也可由当地村民提供,环境与民生双赢,只是需要地方政府的正确的认识和定位、扶持和引导。除九寨沟和黄龙寺外,“512”大地震前,四川西北部旅游发展较好还有小寨子沟和王朗两个保护区。这两个保护区已具备了一定开发规模,开办了以食宿为核心的“民俗风情游”,客源主要来自于周边县市以及部分外省游客。大地震曾使这两个地区严重受损,交通一度封闭,旅游活动近乎停滞。目前包括这两个地区在内川西北山区的首要任务仍是社区扶贫,特别是帮助少数民族居民重建生活。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这些地区享受国家对地震灾区重建的政策、资金倾斜;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地震前的旅游开发实际上已经过度市场化运作,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逐渐变异,“藏家乐”、“羌家乐”等吃喝式的农家乐态势渐显[11]。大地震使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又回到了初级阶段,而更符合实际需求的、低门槛小规模的“旅游扶贫”更应作为旅游开发新的目标定位,改变之前粗放经营的旅游发展模式。
2旅游扶贫的政府角色转变
从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看,政府是主导,政府政策和执行力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扶贫工作的成效[12-13]。与虎牙地区类似,大部分川西北自然保护区(除九寨沟和黄龙寺)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认识到旅游与扶贫的联系,对该区的旅游开发过于倚重外来投资,且多是从宏观经济增长出发自上而下的建设规划,注重投资回报。此外,可游览区内同时也富集了多种资源,如农牧、矿产、林木、水力等,是多部门利益的重叠区,这不仅造成了旅游开发的混乱局面,也加剧了以政府部门利益为优先的开发态势。川西北自然保护区凭借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吸引了一定数量的背包游和自驾游,这些游客的大部分需求村民都可以满足,如食宿、向导、负重等,并且按照虎牙村民提供旅游服务价格来看,相应的旅游收入并不低,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持续地把游客的这些需求导向当地村民,而不是发生漏损(如虎牙乡修通的机动车道路,导致游客对当地食宿、向导等需求大大降低)。显然,作为扶贫工作主导方以及持久存在的管理机构,地方政府部门在这旅游供需链中的应扮演引导者、扶持者、组织者的角色,而不应是利益追逐者的角色。
3旅游扶贫的执行机构与措施分析
一些先天因素如村民的家庭条件、经济意识、人脉关系以及村舍位置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村户参与旅游活动的机会和收益不均等。那些位置较好的村舍——位于游览区出入口处、交通要道旁、主要景点和旅游线路附近等——能获得较多的游客接待机会,旅游收入相应也较多。这些障碍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缓解,比如:旅游公共收入的倾斜分配或直接补助、优先安排就业、加强技能培训、小额贷款帮扶、开辟新的旅游线等,但有研究表明这些措施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社区参与旅游的客观困境[14]。对社区村舍位置的不利影响,根本的解决方法是移民安置,即将居住偏远的村民向旅游中心区迁移,将农户原来分散居住的方式变为相对集中居住。这样既便于居民参与旅游服务,增加收入,又可以为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生境提供更多的空间[15]。但该措施对于那些旅游业相对成熟、旅游收益稳定的社区来说是可行的,而对那些旅游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传统农牧业收入仍是居民主要收入的社区来讲,单纯的旅游移民很难成功。旅游扶贫中的利益主体——贫困的社区居民先天弱势,缺乏话语权,再加上相关旅游扶贫经验和制度缺失,旅游扶贫的本质“最大程度地让贫困人口从本地的旅游发展中获益”[3]是极易迷失的。旅游扶贫办公室是保证旅游扶贫工作不发生变异的关键机构。它的运作一是要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其次是人员组成多元化,特别是村民的利益代表应占主体,有充分的决策权。旅游扶贫办公室支配的资金,除部分来自于景区的门票收入,还应有专门的财政拨款。另外,旅游扶贫办公室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与驴友团的中介协商。这些中介不一定正规旅行社,大多是组织和推介偏僻旅游线路的个人或团体。他们是川西北山区户外探险观光游市场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拥有稳定、丰富的游客资源和广泛的地方人脉。现阶段,这些中介对川西北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其组织和经营活动不能简单地取缔禁止,而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鼓励他们把游客的需求引向当地的贫困村户,相对于移民安置,这更能直接有效地解决旅游扶贫的客观困境。
4贫困社区旅游扶贫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