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业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英国农业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摘要……………………………………………………………………………………Ⅰ

英文摘要………………………………………………………………………………Ⅱ

1“数字农业”的内涵…………………………………………………………1

2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1

2.1美国………………………………………………………………………………………1

2.2英国………………………………………………………………………………………2

2.3德国………………………………………………………………………………………2

3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2

4“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3

4.1农业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将逐步成为现…………………………………………………3

4.2农产品流通电商化发展将更加迅猛……………………………………………………3

4.3农业多元化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4

5 “数字农业”的实践策略……………………………………………………………4

5.1实现农业农村业务数字化和可视化……………………………………………………4

5.2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创新…………………………………………………………………5

5.3提高农业农村经营管理数字化水平…………………………………………………5

结语…………………………………………………………………………………………6

致谢………………………………………………………………………………………7

参考文献……………………………………………………………………………………8

摘 要

数字农业是将信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农业。数字农业使信息技术与农业各个环节实现有效融合，对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结合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与当前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数字农业”的发展提出了几条实践策略。

关键词：数字农业；农业信息化；发展策略

Abstract

Content:Digital agriculture is a kind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at takes information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lements, use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xpress agricultural objects, environment and the whole process visually, digital desig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gital agriculture make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ll aspects of agriculture achieve effective integ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ombined with the urgency of developing digital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agriculture, several practical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Digit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浅析“数字农业”发展趋势与策略

1“数字农业”的内涵

“数字农业”是农业数字经济的重要实践。当前，学术界和工业界尚未能够对数字农业形成统一的定义。通用名称包括信息农业，精确农业，“ Internet + 农业”等等。本文中提到的数字农业基于农业信息化，在农业链的所有环节中都强调了下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代表了农业产业的新视野。现代农业与信息化的紧密结合使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不断的提高现代农业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支持农村战略的实施。

2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

2.1美国

美国完善的农业产业基础和数字技术体系促进农业发展。美国数字农业发展建立在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基础上，已经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与管理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已开始应用数字农业技术，包括应用遥感技术对作物生长过程进行检测和预报、在大型农机上安装GPS设备、应用GIS处理和分析农业数据等，对大田作物进行生产前、中、后期的全面监测与管理。在21世纪初已经实现“3S”技术、智能机械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大农场中的综合应用，智能机械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如JohnDeere公司的“绿色之星”精准农业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与“3S”技术搭建的新型精准农业管理系统，用以进行精细农作、农机管理、农艺管理和计划管理，可绘制农场产量的“数字地图”，在机械化生产大农场中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5％以上。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助推下，美国数字农业技术已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形成紧密衔接，应用范畴覆盖从作物生长的微观监测到宏观农业经济分析。此外，美国也已形成完善的技术服务组织网络，美国服务类企业与公益机构可为经营主体提供较为完善的技术服务，例如美国农业技术服务组织（FSA）为农民提供丰富的信息。

2.2英国

英国信息化技术应用助推精准农业。信息化技术推动英国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英国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互联网、4G信号已实现基本覆盖。在此基础上，精准农业技术得以实现在农业的全方位应用，如借助遥感技术进行作物生产监测与产量预报、农业资源调查、农业生态环境评价和灾害监测等；英国Massey Ferguson公司研发的“农田之星”信息管理系统，借助传感识别技术和GPS技术能够更为精准地进行种植和养殖作业、数据记录分析和制定解决方案；智能机械已基本装备卫星定位系统、电脑控制和软件应用系统，能够根据不同位置、不同质量的地块情形实现自动化、精准化、变量化作业，同时可以采集作物信息用以制作电子地图和调整生产策略。2013年英国启动《农业技术战略》，提出了应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精准农业，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如借助GateKeeper专家系统提供辅助决策和农场管理、LELY挤奶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在养殖场中的应用、自动感知技术在施肥施药机械上的应用、二维码技术在农产品产销环节的广泛应用等。

2.3德国

德国关键技术与设备的积极研发与推广。在欧盟农业共同政策对数字农业的支持下，德国积极发展高水平数字农业，在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计算机支持和辅助决策系统，提供数字农业综合解决方案。德国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支持数字农业核心技术与智能设备研发，并由大型企业牵头，如德国拜耳公司投资2 亿欧元支持数字农业布局，已在60多个国家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并旗下Xarvio品牌推广数字农业，通过XarvioScouring识别系统高效识别和分析作物生长和病虫害信息，帮助农民优化田块单独管理和农田统筹优化。拥有百年历史的德国农业机械制造商CLAAS集团结合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实现收割过程的全面自动化。

3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

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我国大部分农产品仍然是一个“大年”，怎样解决需求下降、部分市场关闭、物流受阻等难题，把农货顺利卖出去，让农民实现丰产又丰收？加速数字农业发展是不二法门。

农业长期保持着传统形态，技术进步一直较慢，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农业技术滞后带来的产业发展差距愈发显著。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领域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智能化、数字化重塑，生产率大幅度提高。2019 年，我国服务业、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37.8%、19.5%，但农业只有 8.2%，数字化改造的空间很大，需尽快赶上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目前农业难题的一剂良方，瞄准这个主攻方向，无疑将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给予农民更多获得感。对广大农民来讲，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最头疼，常常遭遇“多收了三五斗”的尴尬。可以说，农业数字化水平滞后，农产品质量不稳定、难以标准化、产销信息不对称等是导致农产品销售难的主因。显然，加快技术与传统农业的融合，打造数字农业，对产业链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改造，使得传统农业脱胎换骨，插上科技的翅膀腾飞，已成为农业发展新趋势。

4“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

4.1农业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将逐步成为现实

物联网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和设备领域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和设备的数字和智能水平，实现了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控制，实现了农业智能化生产和管理。它可以解决由托管服务流程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在种植业中，重点是如何精确控制生产环节，例如育苗，播种，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当前，荷兰，日本，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正在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来促进数字化，精确化和智能化作物种植的发展。

4.2农产品流通电商化发展将更加迅猛

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基础。例如，美国著名的新鲜食品电子商务公司LocalHarvest是一个平台，该平台整合了有机农业的上下游，并连接了中小型农场和消费者。LocalHarvest平台基于从相关农场收集的基本信息来支持地图搜索系统，使消费者能够搜索本地社区周围的农场并购买难以保存的新鲜农产品，例如蔬菜和禽蛋。农产品在快速物流系统下，可以快速送到消费者家中，从而大大提高农产品物流的效率和质量。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全国各地与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投入大量资源，重构产业链，培植人才，发力促进农产品上行。以河北省为例，近年来积极引入农业电商龙头企业，与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持续在直播助农、农产品品牌孵化、新农商人才培养等领域，合力打造河北数字农业“新基建”。可以看到，利用大数据和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匹配优化资源，将需求传导给供给端，有效缓解了供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产销脱节。在互联网科技力量的加持下，传统农业的“痛点”也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打开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通路。

随着电商农产品销量的快速增长，广大农民亦受益匪浅，农业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以需求引导生产、订单式农业逐渐成为主流，精准种植、数字营销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促进更多农民融入数字农业的场景里。以往很多滞销农产品位于贫困地区，数字农业重塑产业链，帮助贫困户掌握技术、融入市场，实现了造血扶贫。实践证明，此种创新扶贫模式具有很强的活力。比如，拼多多的“农地云拼”模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荣获了今年的“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截至 2019 年底，拼多多平台直连的农业生产者超过 1200 万人，累计带贫人数超百万。

4.3农业多元化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

通过将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顶尖技术运用在农业公共服务，农业服务也更加便利和灵活。这也是数字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一些国家为了促进数字农业的发展，在农业信息化和农业公共服务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5 “数字农业”的实践策略

5.1实现农业农村业务数字化和可视化

加快建立涵盖农业资源，农村产业，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农业机械设备和农村治理的数据库。利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整合空间数据，获取耕地资源，渔业水资源，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化农业园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特色鲜明的农业村庄，生产经营实体，村庄分布等数据。地图存储在数据库中，使农业和农村资源数据立体化。通过集成的农业调度系统，现场定点监控系统，集成的遥感信息，无人机观测和地面传感器网络，可以建立农作物的空间分布。通过农作物的空间分布，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动态空间图，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全域地理信息图，为农业生产和管理的科学指导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5.2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创新

创新，始终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要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数字农业”助力。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随着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惠及三农必将更加给力，而农业信息技术已然成为数字农业发展的关键支持。未来依靠农业科学院和大学等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来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企业作为创新主题的作用，促进数字农业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并着重于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为了提高对关键技术的了解和研发，精确操作和智能决策的数字化管理，智能设备的变量修改和应用，农产品的灵活处理，区块链等技术，3S 加速，智能识别，模型仿真，智能控制和其他软件和硬件产品数字农业的综合应用，了解数字农业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的建立，数字农业技术创新以及应用服务系统的持续改进。

5.3 提高农业农村经营管理数字化水平

当前，就中国电子政务项目的发展而言，农业部门中的电子政务服务水平不能完全满足领导决策应用程序和公共商务应用程序的功能要求。农业信息服务的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信息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和利用空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农业信息服务领域的应用，并通过建立灵活，便捷，高效，透明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多便捷和信息服务。在信息公开，政府公共关系，信息服务，办公室工作等方面，充分利用农民信箱和便携式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服务功能，提高了园艺，畜牧，水产品，田间管理和智能化管理水平。着眼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要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研究和推广适用于不同地形和环境的农业机械，并进一步促进农业“机器换人”。

结 语

数字农业的发展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自动，精确控制，智能和科学管理，提高了农业的可控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减少了环境污染，使农业向精准，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此外，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有效克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利因素，可以简化交易联系，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消除农民对库存余额的担忧，并缩短生产周期。努力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商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内容的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广，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致 谢

在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但都在老师、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了。尤其要强烈感谢周波老师在千里之外给我们线上授课进行指导和帮助，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答疑问、传授知识，让我非常感动，在此向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要感谢这篇论文所涉及到的各位学者，本文引用了数位学者的研究文献，如果没有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帮助和启发，我将很难完成本篇论文的写作。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我很多素材，还在论文的撰写和排版过程中提供给我很大的帮助。由于我的学术水平有限，所写论文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和学友不吝批评与指教。

参考文献

[1] 周清波 , 吴文斌 , 宋茜 . 数字农业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J].中国农业信息 ,2019,30(01), 第 5-13 页 .

[2] 施威 , 曹成铭 .“互联网 + 农业产业链”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J].理论探讨 ,2019(06), 第 110-114 页 .

篇(2)

    刚刚闭幕的九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农业依靠科技增产的潜力很大，要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普及优良品种、推广生产、加工、贮藏、保鲜等方面的先进适用技术。”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就是产业化、科技化、现代化。目前尽管我国农业科技水平比很多发达国家落后，但从绝对数量统计来看，我国的农业院校、农业科技文献，还是相当庞大可观的。如果能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利用、其效果是不言自明的。

当前的问题是许多新见解、新发明、新观点、新成果还局限在实验室里、课堂上、期刊著述中、图书馆内。广大迫切需要脱贫致富、走向市场的农民又苦于找不到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拥有现代化设备、丰富藏书的农业高校图书馆，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理应承担起开发利用农业科技文献的历史重任。本文试图从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开发利用这个角度入手，结合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所开展的这项工作进行分析研究。

1．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的独特性

云南是一个农业省，85％的人口在农村，75%的国民收入、70％的财政收入和80％的轻工业原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农业。农业在云南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又是多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都十分复杂。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高原独特的立体垂直气候明显，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云南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尤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种植技术和养殖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因此研究好云南，对于全国各种不同地区农业都会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也正是云南农业文献的独特之处。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是记录农业科技与生产实践的载体。在内容上具有地方特点的天文、水利、自然灾害、气候、土壤、物产等资料，是反映云南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价值的记载。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其发表的文献中。地方农业是进行地方农业科研的情报保障。科研课题的实用性只能建立在充分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反映了云南农业科技生产的历史、现状、动态和水平，记载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留存了无数理论方法、实验数据和科学构思，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利用这一丰富的情报源，不但可以了解本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而且有助于研究全国其它地区农业发展的普遍情况，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和推广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地方农业文献的优势，有力地开发这一智力资源，对深化文献情报工作，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大意义。

2．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书目控制的针对性

云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高等农业院校，担负着为全省培养农业科技高级专门人才，开展推广农业科研、科技扶贫等重任，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情报信息。农业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而且也是全省的农业情报中心。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省各地农业生产技术状况以及种植业、养殖业的研究成果、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揭示出云南农业的地区特征与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特殊的省情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依靠我馆54万册藏书，6388种期刊，4000多份内部资料的优势，把分散在不同类型出版物中，不同藏书范围内的云南地方农业文献予以集中，加以报导。第一步就是对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进行专题书目编制工作，有针对性地全面揭示馆藏，充分反映馆藏特色，这样不仅可以弥补现有检索工具的不足，还可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与查准率，具有较强的情报检索功能。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目录的编制主要针对我校所开设的主干课和科研课题，包括粮作、经作、植保、园艺、畜牧兽医等。为了方便检索，目录的编制体例依照《中图法》农业科学分类表序列，目录后附汉语拼音为序的著者索引。著录格式完全依照国家标准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中析出文献格式著录，为建立云南农业文献专题数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信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云南农大的图书情报工作也将采用微机处理系统，加大信息容量，加快传递速度，增强图书情报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发展成以数据库为核心，以数据通迅网络为目标，兼有较强信息贮存和处理功能的信息检索咨询服务体系，目前主要是以数据库使用为核心。

3．开发期刊文献的重要性

期刊是重要的情报源，具有内容新、传递快、周期短、信息量大的特点。从已收集的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期刊论文占绝对数量，达90％。地方性农业期刊形式灵活、面广量大、综合性、时效性、地区性较强，它是本地区农业信息和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从云南农大图书馆收集的3767篇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农学、植保、园艺三部分论文分布在79种期刊中，省农科院主办的《云南农业科技》载文量最高，占3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甘蔗科技》、《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热作》……载文量依排序递减。省内各地州发行的期刊如：《昆明科技》、《红河科技》、《曲靖科技》、以及省外期刊《西南农业学报》、《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烟草》、《中国水稻科学》等也刊登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从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我省的烤烟、甘蔗、茶叶、水稻种植资源，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论文多，研究范围广。文献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而递增。由此可以看出开发利用期刊文献，引导读者利用，对深化本省农业技术改革，科技兴农都具有重要作用。

4．利用本校文献的实用性

云南农大的著者既是科技文献的创造者，又是利用者。他们所生产的文献主要特征是以提高教学质量、充实教材内容、完成科研项目为基点。所研究的课题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与指导学生课程试验、毕业实习紧密结合。本校作者著述的论文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开发利用之，对于促进本省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扶贫、科技推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本校著者所发表文献的内容上看，侧重于农作物、经济作物、果蔬花卉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发表文献最多的是水稻病害研究、蚕豆病害研究、花卉病害研究等。这和省属重点植物病理学实验室建在我校有关。近年来云南农大著者发表的《云南农业生态》、《滇型杂交水稻》、《植物病原菌》、《云南甘蔗》、《云南兰谱》等专著，以及多种自编教材都是教学、科研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了运用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开发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的论著及科研成果，云南农大图书馆正在自建《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专利、科技成果数据库》预计收录3000多条信息。我们认为要想持续性地补充数据库内容，必须有可行的地方农业文献呈缴制度作保障。 云南农大图书馆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以及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专业，开展定题、跟踪服务，对所收集的文献进一步深加工，撰写了《略述荞麦生产的现状和开发利用》、《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优质米生产现状和开发利用概述》等三篇综述性文章。以最实用的情报形式提供给用户，均被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其中《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还被云南省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农大图书馆还开展了跟踪本校重点科研课题，如：滇型杂交水稻及两系利用，云南烟草品种资源的收集和综合研究，云南水稻、烟草、马铃薯病毒鉴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云南省及其英国中部土壤侵蚀率和土壤保持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云南高原苹果园昆虫群落及害虫防治研究等专题情报服务。将所收集的农业文献以文摘或题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此外还很注重情报服务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农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少、边、穷地区。农村缺乏科技知识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云南农大图书馆在收集地方农业文献的基础上编印了《农业科技信息》，主要报道我校、我省农业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和科技动态，其稿件覆盖面达60%以上。从本省实际出发，重点刊载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体现专业性、针对性以及结合农事季节的实用性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刊出60期，赠送省内外各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农村基层单位，收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深得基层农技人员的好评。大学生利用节假期带回家乡，青年教师下乡锻炼、扶贫带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时效好、针对性强、信息量大、参考价值高的实用信息，为科技兴农和科技扶贫服务。由此可见图书馆能够通过对地方农业文献的深加工，缩短与读者需求的距离。

5．强化用户情报意识的必要性

高校图书馆按照科学的编排方法，对地方农业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加工、浓缩，以目录、索引、文摘、综述、通报等形式，从一次文献到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的开发，其最终目的是提供给用户利用。因此用户的情报意识和吸收情报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情报产品的开发利用。

篇(3)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植物保护；

作者简介：侯明生(1952-)，男，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从事植物病理学教学与研究。

国内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农业院校植物保护专业及农科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但由于相关院校的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目标不尽相同，因此，不存在统一性质的植物保护人才培养体系。本研究依据华中农业大学的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目标，对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认为，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是指那些政治思想过硬、敢于肩负时代使命，立足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勇于探索和解决植物保护相关的科学问题、实践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并据此建立了一套植物保护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包括植物保护核心课程、植物保护实践认知、创新能力培养、科学人文关怀体系建设四个方面。

一、植物保护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一)精炼教学内容，跟踪专业科学前沿

宽厚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人才培养的原动力。培养体系重点对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学、植物化学保护和植物检疫学等主干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将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学、植物化学保护和植物检疫学等课程的学时分别压缩至48学时、40学时、48学时、40学时、48学时和40学时，大力倡导学生课外自学。强化了夯实基础知识、注重教学重点与难点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科传统经典理论与学科前沿进展相结合，反映学科发展动态，注重以现代生物学及相关学科的进展解释传统植物保护学问题。例如，利用分子植物病理学研究进展阐述植物症状形成机理、将分子诊断技术引入普通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将微卫星标记技术引入迁飞性害虫的教学和结合雷达监测技术讲解迁飞害虫的迁飞机制等。

(二)重视专业教材建设，注重精品课程建设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师团队承担了国家精品教材、“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等编写工作，担任主编《普通昆虫学(第二版)》(雷朝亮、荣秀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农业植物病理学(第二版)》(侯明生、黄俊斌主编，科学出版社，印刷中)、《植物害虫检疫学》(杨长举、张宏宇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植物病害检疫学》(洪霓、高必达主编，科学出版社，2005)、《城市昆虫学》(张宏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食用菌栽培学》(吕作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昆虫生态学与害虫预测预报》(张国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2)等，担任副主编的教材有《普通植物病理学(第二版)》(谢联辉主编，科学出版社，印刷中)、《植物病理学原理》(宗兆锋、康振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园艺植物病理学(第二版)》(李怀方等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和《昆虫学研究方法》(赵惠燕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等教材。同时，加强主干课程的网络化教学建设，其中普通昆虫学课程和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为国家精品课程，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和植物检疫学课程为湖北省精品课程，以这些优秀教材为核心构建的精品课程不仅证明了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也为广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扩充了广阔的自学空间。

(三)优化专业师资队伍，强化年轻教师培养

自2007年以来，植物保护专业先后新进教师26人，其中教授两人；学院面对海外聘请了“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五人。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和农业昆虫学等主干课程组建了优秀的教学团队，每门课程均有三名以上的主讲教师，并至少有一位教授担任主讲，原则上允许专业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主讲专业教师。如普通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团队由姜道宏、李国庆、程家森、谢甲涛和张静等五位教师组成，农业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团队由侯明生、黄俊斌、罗朝喜、蔡丽和郑露等五位教师组成，普通昆虫学的教学团队由雷朝亮、牛长缨、周兴苗、付新华、朱芬、朱智慧和杨凤连等六位教师组成，农业昆虫学由张宏宇、王小平、华红霞和吴刚等四位教师组成。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实行了导师制，如姜道宏教授和李国庆教授分别负责指导谢甲涛博士和张静博士的教学工作，侯明生教授和黄俊斌教授分别指导蔡丽博士和郑露博士，青年教师随堂听课、观摩。青年教师必须参与实践课程教学、课程实习、生产实习等，并将青年教师是否参与实践活动作为年终考核及职称评定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植物保护实践认知体系建设

(一)建立作物生产实习课程体系

该课程要求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己种植稻、麦、棉和油菜等重要农作物，调查病虫害发生，获得了解农作物生长发育及病虫害发生流行规律的实践机会。作物生产实习课程教学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耕种实践，安排在大学二年级进行，贯穿普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病理学和农业昆虫学及其实验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课题组组建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立和探索了田间教学方法，如现场指导、评比、邀请知名教授现场教学等。课程要求紧扣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实时关注国家农业生产，根据病虫害发生动态和气象因子等对作物的影响，阐述植物保护专业及农业科学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及学习植物保护专业的自豪感。2009年王小平等就该课程建设及运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9]。

(二)重视强化实验课程体系建设

将普通植物病理学实验、普通昆虫学实验、农业病理学实验和农业昆虫学实验等实验课程设立为独立的必修课程，加强了学生对理论课程教学中基本概念和知识难点的理解和掌握。在专业理论基础课及其实验课结束后，教学安排长达三周的野外条件下的植物保护专业基础实习课程，为学生提供独立、完整的时间进行实践。该课程在湖北省大别山区进行，对当地常见昆虫及病害进行考察，并采集、制作和鉴定标本，培养了学生连续实验和观察能力，加强和巩固了学生的植物保护专业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培养了其独立工作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三)改验证性实验为探索性实验

植物保护专业的大学生科研活动与专业教学紧密相关，而课程教学是大学生接受知识、掌握科学方法的主渠道，可为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指导。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植物保护专业教师经常会结合经典实例阐述重要的科学发现，在锻炼学生科研思维的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植物保护专业科学研究的真实印象。结合理论课程的教学，植物保护专业配备了充足的实验课程和完善的实验条件，保证学生能独立地完成一些基本试验，如在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中的柯赫氏法则，学生需要完成病害标本采集、病原菌分离纯化、接种观察病害症状和病原菌再分离纯化的整个流程，既加深了学生对病理学基本理论的认识，也锻炼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动手能力；学生通过形态观察和ITS序列测定等技术鉴定病原真菌，不仅涵盖了传统植物病理学研究方法，也引入基础性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这些课程教学及其科研活动，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了学生的科研兴趣，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们今后从事更多的科研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四)坚持和重视校外生产实习

为了加强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教学建立并长期坚持毕业生为期两个月的生产实习制度，完善实习内容和过程，规定每位学生必须坚持深入基层的工作制度。在学生实习方式上，按照专业特点和学生个人特点的发展进行实习单位的分配；在实习单位的选择上，采取自主选择实习单位实习和集中安排实习工作的管理方法；建立了一支由多学科、多技能、责任心强的教师组成的校内教学导师队伍，并聘任了一批植物保护技术人员、科研院所专家、企业家等做校外指导教师，明确了学生实习单位及校外指导教师的责任。同时，华中农业大学加强各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充分保障专业实习的教学质量和校外生产实习的顺利进行。从1972年开始，植物保护专业坚持让学生下基层实习，40年来从不间断。植物保护专业这种生产实习的模式在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的农学专业和植物科学技术专业得到了大力推广，对学校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实践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将对我国农业高等院校的实践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一)建立高端人才培养新模式

“硕彦计划”是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设立的一种旨在培养植物类科技高层次拔尖人才的探索性培养模式。该计划根据学生自主报名的原则，从一年级本科生中选拔一批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且具有良好学术潜质的学生进入教师的实验室提前接受学术科研的思维和技能训练；大学三年级结束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合格的学生根据意愿于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通过实施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贯通培养方式，不断优化办学资源的育人效能，强化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着力培养植物保护专业创新型高端人才。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那些参加“硕彦计划”的学生在创新欲望、能力和自信力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提高。2010年以来共有两个学生团队获得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资助，主持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8项；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荣誉和奖励主要有校级三好学生标兵两人，十佳大学生两人，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95%，研究生录取比例为45%。

(二)鼓励本科生申请创新性科研项目

培养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和实践操作能力一直是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培养体系中的重点之一。华中农业大学高度重视开发性实验教学工作，出台了多项重要举措，如制定了“华中农业大学各类实验室对本科生开放管理办法”，要求各级各类实验室应根据“资源共享、对外开放”的要求，在保证完成教学、科研及研究生培养等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面向本科生开放，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使用效益，积极为培养优秀人才服务。植物保护专业教学也针对本科生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机会进入相关实验室从事科研活动。如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给了大学生一个实践与科研的机会，申请者根据个人的兴趣及爱好，成立科研兴趣小组，在相关教师的指导下，查阅文献，撰写申请报告，并通过答辩和专家评审进行立项。立项后，学生独立自主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所有项目都必须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检查。SRF项目是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开发性实验教学的重要措施，2011年和2012年植物保护系SRF立项分别达到12项和20项。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成果显著，获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银奖一项，“湖北省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一、二等奖各一项，湖北省创业计划竞赛二等奖一项，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一项。

(三)加强毕业论文研究过程管理

一般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始于第四学年，现已将选题时间提前到大学第二学年结束至第三学年开始。为了使学生能更加系统地体验科学研究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植物保护专业对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求严格，每位学生必须在大三阶段进入教师的实验室。在选题时向学生公布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及拟定的课题名称，供学生自由选题。学生与指导教师联系、沟通后确定研究方向，自主查阅相关文献，确定研究题目、内容和研究方案，进行预备性试验等，进入开题阶段后，学生将在教师或高年级研究生指导下进行毕业论文研究，直至撰写研究论文和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导师对毕业论文撰写规范进行指导。答辩时成立答辩委员会，严格要求毕业论文答辩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能真正体验到科学研究的过程，并且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克服困难的意志，培养敢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养成了良好的科研习惯。自首届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选以来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学生有七篇优秀论文获一等奖、六篇获二等奖、12篇获三等奖、九篇获优秀奖；此外，2005年至今，共有17篇论文获湖北省毕业论文创新奖。

四、科学人文关怀体系建设

(一)搭建“教授接待日”活动，指点学生奋斗目标

学院创建了“问学斋———教授接待日活动”，突出“问学”与“导学”两个方面，倡导师生平等对话、自由畅谈，共同探讨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帮助大学生启迪智慧、开阔思维、广博知识、提升内涵。通过专业教师与学生的问学交流，一方面学生可以了解到植物保护专业领域最新的科研动态、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等。另一方面教师在科研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与人生经历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培养学生学术热情和科研兴趣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问学斋活动”从2008年开展至今，举行了22期植物保护专业相关的教授接待日活动，植物保护专业16名教授，两名外聘“楚天学者”，以及一批副教授和讲师走进“问学斋”，面对面地与本科生谈科学、话学风和谈人生等。有的教师多次参加活动，参与活动学生近2000余人次。“问学斋”为师生互动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校内已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多次被《湖北日报》《人民网》《凤凰网》和《楚天金报》等媒体重点报道。

(二)创办“三农讲坛”学术报告活动，开拓大学生国际视野

为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增强大学生科技创新意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学院启动“三农讲坛”大学生学术报告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和企业家等来学院面对本科生讲学，讲述学科前沿研究进展、讲授自我成长历程，为学生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有效补充传统课堂内容的不足，提升大学生整体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全面实现学术育人。一方面，积极邀请学界专家和岗位科学家开展前沿讲座和特邀报告、推荐优秀博士生开设“博士讲坛”、联络杰出校友来校开展“校友讲坛”等，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三农讲坛”的形式与内容。近两年以来，“三农讲坛”共举办与植物保护相关的学术报告49场，邀请到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韩国等近百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邀请国外专家开设了全英文讲授的暑期分子植物病理学课程，为超过三千人次的学生奉献了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这些讲坛活动拓宽了学生的专业视野、为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提供了重要参考，提升了他们对未来发展的向往，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普遍认同和大力支持。

(三)师生共建植物保护协会，积极开辟第二课堂

植物保护协会的宗旨是“以趣味让会员愉快，以知识让会员认可，以实践让会员成长”。除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外，教师也是该协会的重要会员，为学生提供经费支持和专业知识支撑。植物保护协会关注农业科学，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锻炼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实践意识，服务“三农”。协会积极开展内容多样、形式丰富的植物保护实践活动，如开展走进实验室、走近科学家、走进科学活动，不定期邀请院系知名专家学者和优秀研究生座谈；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如“狮山行，标本集”和“小型书签”制作等活动；走进校外的农业部门、农资企业以及周边农村服务“三农”开展科普活动；参与解决植物保护的实际问题，这些活动协会将科技创新和学术活动紧密结合，积极开辟“第二课堂”，为广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拓展大学生植物保护方面的知识体系，提升大学生自主思考科学问题、自主学习和勤于实践的能力，推动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进程。

(四)注重“以人为本”，建立人才管理保障体系

篇(4)

[关键词]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劳动生产率

小农经济，或者说个体农民经济，是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从事个体生产的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就其小块土地经营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而言，都是“小农”。本文考察的对象即为这种小农的家庭农场。

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看，广西历来就属“南蛮之地”，被视之为落后地区。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区域发展序列中，广西直到明代以前还处于“未发展”状态，明清以来广西才跨入“发展中”行列。[i]广西尽管从明清开始就作为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腹地，但直到20世纪中叶其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仍完整地保存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广西又是研究发展中地区传统农业和农民经济变迁的典型。同时，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800—1950年的150年时间，其中既包括清代前期的历史，又包括近代的历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对广西农民经济变化的研究作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考察。笔者将这150年统称为“近世”。

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作为透视农家经营活动所依据的主要指标，过去学术界单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片面性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土地使用的视角展开对小农经营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影响的成果。[ii]笔者过去曾对广西近世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做过考辩，[iii]在此基础上，希冀进一步探讨他们经营规模的经济效益。

一、劳动生产率：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

据笔者过去的考订，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家庭农场出现了一种“户耕十二亩”的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并在广西全境逐步地得以普及。[iv]本文将探讨农民的耕作规模与产出效益之间的关系，而衡量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为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有关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界定，学术界历来就有颇多争议，但学者们似乎都认为传统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在若干方面与近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在此，笔者采用李伯重的界定方法。他认为传统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在劳动时间方面，近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以日或者小时为单位，而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则应以年为单位。其次，在劳动者方面，近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以劳动者（工人）为单位，而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则往往以劳动者（农民）的家庭为单位。最后，在劳动成果方面，近代工业中的劳动成果，通常以货币产值来计算；而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农业中的劳动成果，在许多情况下是以实物来计算的。[v]

大体来说，李伯重以上所开列的传统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三个特征，也适用于近世的广西。根据本文的考察对象，此处的劳动生产率应是一个农户一年内在其家庭农场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

（一）1800—1950年广西农作物亩产量的变化

估算农户劳动生产率的第一步，即为估算农户家庭农场的亩产量。亩产量的变化，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1）每播亩作物亩产量的变化；（2）每亩耕地复种指数的变化；（3）亩产值较高的作物与亩产值较低的作物之间的互相替代。

我们首先来看看作物复种制在广西的变化。据研究，清代前期广西有两种复种制逐渐地发展起来。一种是双季稻，因广东移民迁入，其在广西东南部的梧州、浔州、郁州等府州有所发展。另一种是稻麦二熟制，在桂北地区也发展起来了，但范围很小，仅局限于庆远府、桂林府的极个别州。[vi]而在双季稻区也并非全是种植两季水稻，浔州府属的贵县直到光绪年间农民仍只种植一季水稻。[vii]因此，尽管清前期实行一年两熟制的地区占广西总面积的40％，但复种指数最多也不会超过120％。[viii]另据学者统计，清后期广西各地的陂塘建设非但没有停滞，反而有所加强，尤其表现在南宁地区。[ix]因此，清后期与水利密切相关的双季稻种植在广西应当有所发展。据周宏伟研究，广西在清后期双季稻的种植由桂东南四府推广到桂南的南宁府。[x]据此，可以估算出至清后期，广西作物的复种指数当在130％左右。至于广西20世纪的作物复种指数，据笔者估算，即1933年为140％，1943年为150％，1946年为120％。[xi]由此可知，1800—1950年间，广西作物的复种指数是逐步提高的。

150年间广西主要作物的每播亩产量的变化却相对复杂，因为各地方志的有关记载都十分零散，尚有学者依据各种方志对清代（包括前期和后期）广西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考证，但都是将复种指数计算在内。因此，笔者根据以上估算的复种指数对以下两组亩产量进行还原。清代前期的亩产量是依据郭松义的研究，他估算当时广西水稻的亩产当在410市斤，合343斤。[xii]按当时120％的复种指数还原，清代前期广西水稻每播亩产量大体在286斤左右。周宏伟的研究提供了清代后期广西水稻亩产的数据。他考证了广西各地水稻的亩产量，笔者将他所考证的这组数据分别乘以各自的权数，即可得到当时广西平均的水稻亩产量338斤。[xiii]然后再按130％的复种指数折算，则可以估算出当时广西水稻每播亩产量大约在260斤上下。进入民国以后，时人对作物亩产量的调查和估算日趋科学。当时广西各种官方统计报告中引用最多的水稻亩产量数据是1935年由张培刚等人在广西各地做的粮食调查数据。张培刚等人通过对广西99个县水稻亩产量的调查，估算出当时广西水稻平均每播亩产量为251斤。[xiv]尽管民国时期的水稻每播亩产量低于清代，但若是乘以复种指数，前者的每亩产量仍要高于后者。现将广西各时期水稻每播亩产量和每亩产量列表如下：

以亩产值较高的作物取代较低的作物，是提高亩产的一个有效方法。150年间，广西出现了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扩大而水稻种植减少的显著趋势。有清一代，广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虽然无从查考，但据研究，当时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尽管不如广东，但其推广速度仍是较快的，甚至在某些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超过了水稻的种植面积。[xv]民国以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即开始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报告中。1914年，广西的粮食种植面积占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绝大多数，经济作物仅占3％；1933年，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到5.3％。[xvi]从这种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仍在继续扩大。当时广西主要的经济作物有苧麻、烟草、花生、甘蔗、豆类、瓜子、芝麻、蓝锭、油菜等。这些经济作物的产值一般都比粮食为高。譬如，依1933年广西省政府的统计，其每亩的平均产值分别为：“烟草（土种）为7.61元，苧麻为16.38元，甘蔗为22.53元，而在粮食作物方面，同年的玉蜀黍只为1.95元，水稻只为5.27元，前者的价值大于后者的4～5倍。”[xvii]这就是说，同一单位面积的收益，经济作物较粮食作物高出若干倍。故此，经济作物的扩大，也就使得农田亩产量随之而明显增加。

以上三方面足以说明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家庭农场的亩产量有了缓慢的提高。由于这三方面亩产量变化的途径都与“户耕十二亩”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xviii]所以当这种经营模式在广西各地逐渐普及之时，广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也必定随之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变化。

注释：

[i]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第12～24页。

[ii]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中有关江南农民经营规模的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i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iv]徐毅：《广西农民土地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学历史系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藏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v]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21页。

[vi]郭松义：《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vii]民国《贵县志》卷10，“物产”引光绪县志。

[viii]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ix]李闰华：《民族交往与近代广西农业的发展变化》（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99级硕士生学位论文，藏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x]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

[xi]徐毅：《广西农民土地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学历史系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藏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xii]郭松义：《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xiii]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xiv]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17页。

[xv]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241页。

[xvi]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xvii]胡学林等著：《广西经济建设诸问题》，广西省训练团教材，1948年，第27页。

[xvi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一、劳动生产率：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2

（二）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发展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谈的农民，仅指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前所述，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其一年内实际劳动的日数和所获得的总产量。因此，如果农民的实际劳动日数随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话，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可能停滞甚至下降。因而，了解农民一年内实际劳动日数的变化，同了解产量的变化同样重要。关于当时广西农民劳动日数的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农民一年内的总劳动日数；二是耕地亩均劳动投入。在此，首先引入一段明清时期的史料：

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农甚逸（注：横，指明代横州，在今广西横县）。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塘高于田，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每岁二月布种毕，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插于田，更不复顾。遇无水方往决灌，略不施耕荡锄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获，每一亩得谷二石者为上。此亦习于逸情而不力耳。又有畲禾，乃旱地可种者。彼人无田之家，并瑶、壮人皆从山岭上种此禾。亦不能多工，亦惟薅草而已，获也不减水田。彼又不知种麦之法，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芜莽不顾。[i]

根据这段史料，并结合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农民经济所作的研究，可以推论出：

1、农民一年内的总劳动日数：农业生产的一个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因此，农民在一年中有相当多的空闲日子。从以上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广西农民在明末清初之际要比同时代的江南农民安逸，而当时嘉兴有句流行的农谚，即“农夫半年闲”。[ii]因此广西当时农户的年耕作日肯定不会超过180天。而史料中“六月皆已获”之语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数据。近代广西，据统计，农家每年的农闲时间在5～6个月左右。[iii]也就是说，近代广西农户一年花在大田劳作中的时间在6～7个月之间。

2、耕地亩均劳动投入：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水稻种植中所使用的人工，自耕田至收获，每亩十余个，加上灌溉（车水），运送肥料等，共15个工作日。[iv]而从以上的史料可知，当时广西农户既不用桔槔灌溉，又鲜少施肥，故可推知清代前期，广西平原地区的农户种植一亩水稻大约只需10个工左右。在近代广西，笔者根据张培刚等人对广西7个县农民水稻种植的生产成本及损益的调查，推算出7县农民一亩稻田的投工量，现汇制成表2：

资料来源：据张氏的《生产成本表损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计算方法》、《正苗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早籼生产成本及损益》、《晚造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详见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22～25页。

在表2中，天保农民每亩稻田的投工量之所以要比其他地区高出近一倍，并不是因为当地农民耕作技术细致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而是当地的水田大多处于山领之中，所以耕作时耗工较多。除了天保之外，桂平农民单位稻田的投工量也要稍高一些，主要是因为当地水稻种植技术历来为全广西最高之处，其细致程度可与邻近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媲美。若推算桂平县两造水稻的平均投工量，则为15个左右。

从总体上看，自明末清初以来，广西农民一年劳动日数和每播亩作物的劳动投入日数变化都不大，因此经营方式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所起的作用当然就成为了关键。各种不同的经营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耕作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具体地说，在“户耕十二亩”的经营模式的持续和普及中，一年两熟制以及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的增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v]相反，在这种模式出现之前，广西的农户生产仍以一年一作制居主要地位，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很少。这些差异，可以导致同一耕地的亩产量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尽管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耕地面积有所减少而农民一年总劳动日数及每茬作物劳动投入数没有变化，但是劳动生产率却仍有可能提高。

在此，我们把以上的所得出的结论引入这里的分析，那么可以看到：

1、由于复种指数的增加，清代至近代广西的农民实际经营规模变化并不如表3第一行所显示的情况。[vi]我们把上文估算的复种指数乘以户均耕地数，可得该表的第二行数据：

从上表可知，农户实际的耕地规模总体上是在逐步增加。

2、由于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亩产值高于水稻，所以多种甘蔗和烟草，即使耕作面积缩减，但产量却可增加。如前所述，一亩蔴田或一亩蔗田的净产值大约为水稻的4～5倍。因此将一亩稻田改为蔴田或蔗田，实际上就意味着该农户的经营规模面积扩大了4～5倍。

3、根据表1和表3，我们可以估算出广西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农户粮食生产率。1800—1850年一个农户的产粮数为4633斤。1850—1900年一个农户一年的产粮数为4428斤。1900—1950年农户的产粮数有两个：1933年为4638斤；1943年为4367斤，所以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率为4638～4367斤。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指出，广西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小农是从清代后期才出现的，[vii]他们的生产率显然要比清前期稻农的生产率高。比如一户蔴农种植熟蔴地，每年收获以三、四次。[viii]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每亩蔴田产蔴84斤，[ix]而一户蔴农平均可经营蔴地8亩，[x]那么它一年的生产率为2016斤，合米8064斤，比清代前期一个稻农生产率增加了一倍左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地是，在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劳动人手的数量问题。在近代农村工商业发达的桂东南地区，由于男女劳动分工的发展，清代前期农民家庭农场上的劳动人手是两个（农夫和农妇二个），而在清后期大田劳作主要落在了农妇肩上。[xi]一个劳动者的实际播种面积，在1850年以前是8亩，而1850年后都在17亩以上，后者比前者多出一倍以上；而一个劳动者（主要是农妇）的年总产量在清前期是2316斤，而清后期以来则至少在4367斤以上，这也说明了农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广西在150年间除了专业化小农和个别地区的农妇生产率有明显的提高之外，一般农户的粮食生产率还是有些微的提高，但波动很大，具有不稳定性。

[i]《君子堂日询手镜》，引自《广西历代农业史料》，广西农牧渔业编辑室编印，1986年，第94页。

[ii]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34页。

[iii]郑家度主编：《广西金融史稿》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94页。

[iv]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34页。

[v]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对广西近世各时期农户农场经营规模的估算参见徐毅：《广西农民土地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学历史系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藏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v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ii]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第69页。

[ix]广西统计局编印：《广西统计年鉴》第二回，1944，第196页。

[x]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二、比较视野中的广西农户劳动生产率

从全国范围来看，广西历来就是一个地瘠民贫的省份，农业经济较为落后。到底广西与同时代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国的农户劳动生产率相差多大的距离，这仍需要进行对比性的计量分析。据张培刚将其在广西的粮食调查与全国的情况所做的比较，“广西粮食作物之每亩产量，远较全国为低，计除秈粳稻与玉蜀黍相差三分之一，小麦相差达四分之一外，其余各项相差均达一倍，且如高梁、甘薯两项相差达一倍有余。”[i]

另据新近的研究成果，英国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甚至在16世纪的农业革命之前，其农业就有了长足的发展。13—14世纪英国小麦亩产为每英亩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相当于中国1亩产76市斤，合64斤。当时英国中等农户的耕地面积大约为10英亩，相当于62亩。所以，13—14世纪英国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是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ii]关于16世纪的亩产量，每英亩16蒲式耳或368公斤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估计，[iii]相当于中国一亩产118市斤，合99斤。据侯建新估算，由于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16世纪英国个体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为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iv]工业革命前夕的18世纪，农业进步尤其明显。据特纳研究，小麦亩产量在1750—1851年间从18蒲式耳增长到28蒲式尔。[v]以单位亩产20蒲式耳计，即使假定农业劳动者没有扩大耕作面积（仍以16世纪的户均15英亩计），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率即已达到300蒲式耳或6900公斤。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从整个增长的动态过程来看，英国农业无论在亩产量还是在劳产量方面都呈现显著的、稳定的发展势头，并且劳产量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亩产量的增长速度。与此相比较，广西农业尽管在亩产和劳产方面也有增长，但除了极个别地区和农户之外，其增长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多么地不稳定！而且广西农业的亩产量增长率要高于劳动生产率。（2）从增长的量上看，英国三个阶段的小麦亩产量始终低于广西稻田的亩产量。然而，英国农户的粮食生产率在三个阶段中却一直高于广西农户：13—14世纪的英国农户的劳产率高于1800—1850年广西农户的2％；16世纪英国农户的劳产率高于1850～1900年间广西农户的60％；18世纪英国农户的劳产率则至少高于1900～1950年广西农户的66％。事实上，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要高于中国的发达地区在近代早期、甚至近代的农业生产率。依李伯重估算，明代后期江南一个普通农民的粮食生产率为3125斤，清代中期则为3700斤。[vi]据此，我们可知，17世纪中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英国16世纪的低43％，19世纪初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则比英国18世纪的低46％。

17—20世纪当江南、广西乃至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然踟蹰于传统经济的桎梏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首先在英国，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的前两百年——大约在16世纪，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即取得了突破性增长。在英国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在此期间，英国虽然人口持续增长，实际生活水平仍然提高了35％。诺斯等将这种人均产量的增长称之为“真正的增长”。[vii]

[i]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27页。

[ii]详细估算过程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第二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iii]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部分），三联书店，1958年，第46页。

[iv]侯建新：《农民个体力量的增长与英国自然经济解体》，《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v]M.E.Turner，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Englandin18thCentury，EconomicHistoryReview，Aug.，Vol35，1982.

[vi]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36页。

[vii]道格拉斯·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1～162页。三、路向何方：广西近世农户土地经营及农业发展中的困境

（一）广西农民农场规模效益有效提高的微观障碍

如上文所述，广西近世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些微提高。至于阻碍广西农户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源于广西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使农民产生的“贫惰”思想所致。[i]近来又有学者从交往的角度，认为清代至近代广西区域、民族间的经济交往的有限性直接导致了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ii]然而，笔者认为，广西自1800年以来小农经营成本过高，甚或经营亏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广西小农农场经营成本过高呢？笔者认为，这与明清以来广西在被整合到岭南区域市场的过程中，其经济地位和角色的日趋边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清以来，随着两广谷米贸易的发展，广西逐渐地被整合入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区域市场之中。当时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广东。谷米东运是广西的主要财源之一，此外广西向广东输出的主要商品还有花生、蓝靛和木炭，成为广东的粮食和手工业原料供应地。与此同时，广东转往广西的商品包括布匹、铁器、丝绸、食盐、瓷器等手工业品和咸鱼等海产品。[iii]进入近代以后，两广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在输往广东的货物中，最多的仍旧是谷米，其次是木材和柴。而且，在广西的对外贸易中，按成数估算，每年有1600多万货物输往广东，占广西出口总值一半以上。由此可见，两广贸易在广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iv]这种农产品、初级产品与较高级的手工业制成品的交换，实际上使广西处于依赖广东的边缘地区的地位。不管是西谷东运还是东货西来，都直接地影响着广西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19世纪的广东士绅彭泰来就以道光时广西的一次“遏籴”为例，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广西农村经济在这一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自浔、梧达于南宁，皆东方泛舟之役所必至。……然贩之稍殷，则遏商塞涂，颗粒不使东下。……农粟内死，估运外废。食操舟者千余家，失业为狗鼠盗……传闻横州米积不得出，蒸郁纠结如李梅。……广西服用百货，无一不资于广东。东盐十日不至，则千里淡食，天灾流行……”。[v]20世纪以后，特别在新桂系主政时期，仍有人不断提出反对西谷东运，而主张在广西发展经济作物的意见。[vi]以上的史例大多是些描述性的分析。以下，笔者就根据民国时期的文献和数据，从小农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核算的角度，对谷米贸易对广西农民日常经营的影响试作一计量分析。

据张培刚等人1935年在广西所做的粮食调查和事后估算，从广西运米至广东，由于中间层层运销环节过多，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昂，所以生产东运谷米的农民的收入所得与谷米的消费者所付价格之比仅为70∶100或80∶100。这是在假定“农人在售出粮食时，不受商人或其他中间人的非法剥削”的情况下估算的结果。但对这一假定，张培刚自己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仅是为了便于估算。[vii]张培刚等人同期在计入农民所得比例的基础上，对广西7县各类水稻的生产成本及损益又作了调查和估算，见表4。

资料来源：据张氏的《生产成本表损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计算方法》、《正苗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早籼生产成本及损益》、《晚造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详见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22～25页。

从上表可知，百色、天保、龙津、桂林四县农民生产水稻的收入和支出相抵，仍略有盈余，宜山、贺县、桂平三县农民生产水稻的收入与支出相抵之后，则出现了亏损。但是，在表4中，农户的支出指的是水稻的生产成本，并不包括农民的生活支出。据1935年农民收支情况调查，当时广西12个县780户农民的周年家庭消费支出为227.58元。[viii]由此可以推论，若农民仅仅经营东运的水稻，上述7县农户的核算中则没有一家是收支相抵的，全都会出现亏损。尽管广西的每个农户都不可能只经营水稻，但是从这一水稻的经营核算中，我们可以大体地了解到当时广西西谷东运使农户生产水稻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广西农户的周年所有收入与支出（即收入包括作物收入、畜产收入、租出农具牲畜的收入、农场副产收入、家庭工业收入、副业收入等；支出包括农场支出、家庭消费等）相抵也出现了亏损。[ix]

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以后，两广之间的不等价交换，还进一步表现为广西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与机制工业品的不等价交换。因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广西随着岭南区域市场一起逐渐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两广贸易中，农产品与机制工业品的比价在近代是越拉越大。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系统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比价指数，在此只能尽量用相关史料展开描述性分析。如来宾县“农产品既贱，收入自然有限，购入品又种种物价高超所入，定必不敷所出，农村之经济日困。”[x]

时至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农产品与机制工业品之间价格的剪刀差进一步拉大。1942年广西柳城等12县的农村经济调查对农产品价格、农业劳工的价格和农民日用品的价格在20世纪30、40年代之际的变迁作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首先是1937年到1941年这12个县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价格变迁为：稻谷上涨了16倍，玉米上涨14倍，花生上涨8倍，蔗糖上涨17倍，桐油仅涨了一倍半。其次是被当作商品出售的农业劳动力价格的变迁：1937年至1941年上涨7倍弱，月工的工资上涨仅3倍，日工的工资上涨8倍半。其上涨的速度较农产品更慢。至于农民购入的日用品的价格，以农家应用最普遍需要的食盐，棉布等为例，融县棉布上涨34倍；食盐上涨49倍；火柴上涨了50倍，其他洋布五金、西药的上涨率，当然更甚。该调查称，在这种农村物价剪刀差的情况下，大量中农、贫农破产。[xi]

小农农场经营成本的高昂，甚或经营亏损，直接构成为广西小农长期积贫积弱的微观障碍。所以，那些将广西农业的不充分发展归咎于当地农户的贫弱，只是触及到问题的表层原因，并没有探及其深层原因。

（二）广西农民农场生产率提高的宏观瓶颈

广西农业经秦汉大开发以后，沿至宋代，已形成为稻作——畜牧——林艺三位一体的农业体系。[xii]进入明清以后，宋代广西这种三位一体的农业体系逐步变异，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明清之际，随着玉米、番薯、麦类的传入与“西谷东运”的大规模展开，桂人的主粮继稻米之后，又有玉米、番薯何麦类先后补入，形成主粮新组合。[xiii]再加上这一时期旱地经济作物的勃兴，广西种植业内部的稻作——旱作种植格局最终定型。二是广西畜牧业日益萎缩。时至民国，“畜牧乃成为广西农家之副业，……利用农闲及妇孺之劳力及荒闲之旷地，以杂粮、菜叶、谷类、苗梗，饲养家畜。”[xiv]三是林艺获得更大发展。木材的开采广度、强度加增，部分天然野生林产资源开发殆尽，人工培植桐、茶、杉木、棕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林木渐成规模。[xv]可以说，在1800年之前，广西新的稻作——旱作——林艺三位一体农业体系已经代替了原有的农业体系。

1800年以后，“户耕十二亩”的经营规模逐步形成。广西一般的农户都兼营稻作、旱作和林艺。因为“户耕十二亩”的经营规模既包括水田规模，也包括旱地规模。农户不仅可以水旱轮作，而且在旱地也多进行旱地作物与林木间作。[xvi]由此，新三位一体的农业体系构成为广西农民农场运作的宏观经济环境。

如前文所述，在两广贸易的影响下，广西农民家庭经营的成本越来越高，不得不重新配置即有的经济资源。而广大农户的这一资源配置转向都是与广西即已存在的新三位一体农业体系相结合。在农户的家庭经营中，它体现为水旱轮作、稻林结合或是水旱林兼作等形式。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当时小农的这些经营形式属一种投工少，投资少，过多倚重当地资源的经营方式。[xvii]在这里，我们想进一步指出，小农稻林结合、水旱轮作或水旱林兼作等经营形式，在其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关系。下面就以大瑶山瑶农的有关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以前，大瑶山的瑶农“因为开垦荒地耕种，例需丢荒。”但到近代，瑶农往往“就可把它种树。等到耕地肥力消失不能再种作物时，树也长成了。象这样的地把种植作物和造林结合起来，则种树和幼树的管理就不要另费较多劳力。等到树木长大，只需要砍伐运输的人工；如种油茶、油桐、茶叶等经济林，则只需要一些铲山和收籽的劳动而已。故林业的经营是费工少而收入多的生产。”[xviii]从中可以看出，瑶农经营林艺主要是依赖于适于生长林木的山地。因为这些经济林木“对土壤要求不甚严格。”[xix]

据研究，英国17—18世纪的农户开始普及一种叫诺福克轮栽制。在这种轮作制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牲畜饲料作物（蔓青、苜蓿）交替种植。这种制度下的耕地还可以和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畜牧饲养”（convertiblehusbandry），从而不仅提高了牲畜产量，而且还恢复或提高地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农场中畜力畜肥的使用。[xx]黄宗智将英国农户农场的这种变化称为是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与江南单位农场上劳动投入的“过密化”形成鲜明对照。[xxi]广西的新农业体系和英国的诺福克制度相比较，都是投工少，在各自内部的组件都能相得益彰的农业体系。但两者仍存在重大的差异：英国诺福克制度是一种高资本的农业体系，而广西的新三位一体农业体系却是低资本的农业体系。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象英国与江南是由于在劳工投入上的差距所致，而是广西与英国的农业体系内部相得益彰的关系的差异。诺福克体系内部是农牧业之间的相互结合与协调，牧业可以为农业提供充足的畜肥和畜力，从而提高整个英国农业的资本化程度；而稻作——旱作——林艺体系从本质上说，仍属种植业的范畴。旱作、林艺与稻作相结合主要是弥补了广西农户劳力少、资本少的缺陷，而且进一步使广西农户倚重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结果抵制了广西农业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方向的发展，而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也就成为泡影。其实，这正是广西农业体系和小农经营中的最大一个弱点。

以上，围绕150年广西小农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提高与不提高，做了详细的个案分析与考察，并与江南、英国等地同期的个体农户的相应状况做了比较。对于广西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迟迟未能实现快速、持续的增长这一问题，从上文的实证分析和跨地域比较中，似乎也能找到某些思考的线索。

[i]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ii]李闰华：《民族交往与近代广西农业的发展变化》（未刊稿），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藏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iii]陈春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iv]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

[v]《说赈》下，《广东文征》第30卷。

[vi]胡学林等著：《广西经济建设诸问题》，广西省训练团教材，1948年10月，第26页。

[vii]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127～130页。

[viii]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农业之部。

[ix]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农业之部。

[x]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广西各县农村经济状况》，1925年，来宾部分。

[xi]摘自《广西柳城等12县农村经济调查》，《广西农业通讯》第2卷第7、8两期合刊，广西省政府农业管理处编印，1942年8月。

[xii]弋德华、李炳东：《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1～311页。

[xiii]弋德华、李炳东：《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xiv]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第71页。

[xv]徐毅：《近代民商与民族经济开发——桂北湘南平地瑶的经济特征》，《甘肃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xv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i]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第429页。

[xix]弋德华、李炳东：《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21～222页。

[xx]M.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ngl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AgrarianEconomy，1500～18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p.116～118.

[xxi]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叉：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AReviewofReturnstoScaleofFarmManagementinModernGuangxi

篇(5)

论文关键词:农业竞争力　劳动价值论　劳动二重性　资本有机构成

论文摘要:一国的农业竞争力体现在农产品竟争力上，但决定于农业经营的整个过程、从劳动二重性和资本有机构成两个角度，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运用到当前农业竞争力分析上，全面分析中国的农业竞争力现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广大学者围绕农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国际上流行的定量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中国农产品(尤其是大宗粮食产品)在成本和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或比较优势，提供了重要和详尽的数据以及定量化的结论。但这些定量分析多是建立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在肯定其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农产品的相关指标是衡量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深层次的因素。因为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农业经营的整个过程.最终才表现于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应当深人地分析我国农业竞争力现状才能进一步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一、从劳动二重性看中国农产品竞争力

“商品中包括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疑是研究商品价值源泉、实体、创造.研究价值量决定的规律。从劳动二重性创造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两个方面同样适用于对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这一特定商品的竞争力的分析

（一)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看农产品质量的竞争力

“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在农产品市场上，这些差别主要表现为农产品质量的差别。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各国以《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为依据制定市场准人标准，对进口食品药残、污染等检测指标的限制十分严格。由于我国农作物施用化肥、农药过多.农产品的化学品含量和农药残留物过高.导致无法达到某些国家制定的市场准人标准，被限制了出口量。例如，我国苹果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且价格低廉.但我国苹果年出口量却很小。主要原因是苹果质量差，含糖量低，果实农药残留超标等。因此“质的差别”决定一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的基础。如果农产品质量无法达到进口国的市场准人标准，即使价格再便宜，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也不具有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应当首先注意的问题。

(二)从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看农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川而“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马克思揭示出价值规律的这一本质要求，决定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占领市场，就必须努力降低个别劳动消耗。当市场的涵义拓展到国际市场时，所谓的个别劳动消耗就表现为各国国内生产该农产品所需的国别劳动消耗。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竞争力就体现在各国生产某农产品的个别消耗的差异上。以禽畜产品为例，我国的该类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图。其原因可解释为，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我国凭借劳动力价格的优势使个别劳动消耗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农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因此从劳动二重性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角度出发，在满足农产品使用价值的条件下，降低我国农业生产的在劳动力、资金、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个别消耗，是提高我国的农产品竞争力的出发点。

二、从资本有机构成看中国农业竞争力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由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所占比例不同形成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别.是劳动二重性的体现。将资本区别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问题的钥匙”，而一国农业资本对该国的农业竞争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资本有机构成分析一国农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资本有机构成决定因素看农业竞争力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技术构成”。资本技术构成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决定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的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门通俗地说.通过提升生产资料在资本技术构成中的比重可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其丰裕程度更直接的影响一国农业竞争力。我国虽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如按人均土地面积计算.却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匾乏的国家。生产资料中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与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居于劣势。另外.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还需要科技的不断投人，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农业科技投资的主体应是政府。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农业科研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会产生外部性，导致市场配置失灵，市场无法达到农业科研投资的最佳均衡点;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主体—农民对采用新技术而增加物质投人的能力有限传统习惯和俱怕风险的心理限制了科技投人的积极性。

这些因素导致了大多数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高于总的科技(包括农业与非农业)投资强度如英国总科技政府投资强度1995年为2. 05.而农业科技政府投资强度则为2. 29%。但中国同期的总科技政府投资强度为0. 6 % ，而农业科技政府投资强度仅为0. 2 plc，后者为前者的1/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自然资源与科技投人等生产资料在资本技术构成中的比重低于世界水平.故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我国大宗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小麦、玉米、大米等)比国际同类产品价格高，缺乏竞争力。

(二)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条件看农业竞争力

“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川，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资本积累与积聚为前提条件，并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二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人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本质上能够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二者有明显区别.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积极意义。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一个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需要资本的大量积累。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资本支持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农业上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例如在农业比重仅占GDP 20的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农业的补贴均在上千亿美元，在由巧个国家组成的扩大前的欧盟，用于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费用高达其总预算的50%以上_而我国由于财力不足，对农业的支持与补贴甚少，以1996一1998年为例，平均仅为1 514. 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不但如此.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我国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剪刀差等渠道大量外流。因此.从农业的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制约了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马克思还认为“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对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由此可知资本集中也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有效途径之一。

资本集中程度提高后的直接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远高于我国，如美国农民经营规模每户200 hm，欧盟平均规模20 h耐以上，而我国平均规模仅0. 5 hm。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导致我国农户在生产上，单位产品活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在销售上，自产自销式农产品交易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而且在市场中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和取得应有利益。因此，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农业的资本集中程度偏低，阻碍了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三、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的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原因可归纳为农产品质量偏低、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价格偏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等。加人WTO以后，中国农业受到的冲击更大，提升农业竞争力显得更为迫在眉睫。从以上分析的几个视角可归纳出当前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几个途径。

1.规范我国农产品市场，建立系统的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的“质的差别”。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绿色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各国对进口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苛刻，这就需要我国建立系统的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规范农业生产、产品贸易和加工流通。在生产过程中扩大农业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优质率，加强质量监控，降低农产品的化学品含量和农药残留物;在销售过程中，尽快建立和修订国家农业技术标准和农业产品质量标准，以及相应的管理、认证和监测体系，打破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中的“绿色壁垒”，避免损失。

2.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的竞争优势。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尤其是活劳动的支出。借鉴国外经验，可以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土地集中进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也可以鼓励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产品进人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针对前者应当在稳定家庭承包制基础上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搞活土地使用权，主要通过转包、出租、转让、抵押、拍卖等方式适时促进土地集中。针对后者我国要尽快制定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明确其法律地位，规范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行为.使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组织农民进人市场、参与竞争、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方式。

篇(6)

论文摘要:有人提出的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旨在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速度的理论，在我国当前农村、城市劳动人口双重过剩的约束下，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本文通过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一城镇化。

0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面临的问题很多，如何解决?整体推进，全面突破，均衡增长，在理论上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描述了一种理想状态，能够为人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系，可以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所采取的措施与理想状态的差距;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必须采取非均衡增长策略，选择一个突破口，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避免遍地开花。这样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转化为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实现这一转移，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将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

1.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理论上有两个可以借鉴的模型: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

1.1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存在一个隐含假设—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的、相伴随的，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符合这一前提，而我国由于失业、下岗、新增劳动力等问题，城市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剩余，根本没有能力来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我国当时GDP中第二产业占到50%左右，也就是说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但是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霍利斯·钱纳里和莫尔塞斯·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认为，若要真正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达1500美元以上，而我国距离这一标准还差很多。在刘易斯模型中存在的另一个缺陷是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忽视，我国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素质较差，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被吸收到采用最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而是吸收到劳动力比较密集、技术不太先进的工业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进一步放缓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因此，在应用刘易斯一费景汉一一拉尼斯模型指导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工业部门并不具备完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本身素质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

1.2与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相反，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却有大量的失业，其宗旨在于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一分为二地看，托达罗模型假设城市中有大量的失业(包括隐性失业)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但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与我国的事实不相符合。基于前者，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有其道理;基于后者，将注意力局限于农村，试图仅仅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减轻对城市失业的压力，进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则完全缺乏可行性。因为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自身的劳动力出路都不能在农村解决;而且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力还会相应增多。因此，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之路必须在农村之外做文章。

1.3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城市就业不足的情况下，旨在加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与旨在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注入城市速度的托达罗模型对实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挥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因此，为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城镇化，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

2除了理论上的证明外，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的指导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工业主要集中刁砚月。于城市，因此，农业富余劳动力最主要的转移方向是城市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均达到70%以上。但也从此时开始，出现劳动力和人口由大城市向其周围农村或中小城市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这是因为，城市工业和人口的过度膨胀已严重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国家便采取措施鼓励非农产业向农村扩散，加速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如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就提倡农村工业化，法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城市化，英国20世纪60年代后‘.农工综合体”的迅速发展等等。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工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小型的现代产业，由城市扩散而来，与城市工业相配套;二是适应农业工业化需要，为农业服务的产前、产后链带产业，与现代农业相配套。

农村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转移一部分城市过剩劳动力，而且有效地吸纳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呈现出城乡一体化趋势。我国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立足于本国实际，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后的逆城市化问题，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实际出发，实行城镇化，以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避“逆城市化”过程。

3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改善城乡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3.1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均农业资源水平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这是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亚待解决的问题。不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就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城镇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作为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就可以通过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和劳动力需求，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又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展农村就业空间。这就从农业外部和内部为优化农村就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新的途径。把有条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篇(7)

 

年间先后求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TheTriumphofFactroySysteminEengland”)创造性地将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结构传统分类法(“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及工厂制度”)拓展为“手工艺工人、商人雇主制及工厂制度”，这一研究成果为《欧洲经济史》教科书所接受111。1929-1946年执教于南开大学，1947-1968年受聘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68-1971年执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

 

方显廷以学术思想精深、治学态度严谨、工作作风扎实闻名于民国时期学术界。留美期间他主攻经济史，专精于英国工业结构和工业史研究。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出身的他对民国初期的中国工业状况也相当了解121。他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华北地区工业化问题和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他纯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先后发表了大量中英文调查报告和论著。方显廷在华北工业化问题研究中洞察到了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当工业化问题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他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农村。他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都是由西方移植而来，而非基于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蜕变，中国所谓的工业化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中是无足轻重的;必须致力于健全农业经济体制，否则就没有健全的工业化。此外，他在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中发现，华北居民由于匪盗横行、连年内战、苛捐杂税及高利贷逼迫而大量迁徙东北，期冀在东北创造新的生活，然而大量移民仍然处于民不聊生的境况之中。基于这种认识和体察，方显廷将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农业现实经济问题，尤为关注农业资金筹集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等问题。

 

一、方显廷农业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方显廷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1938)、《中国经济之症结》(1938)等，其研究内容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制约中国农业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和农业经济复兴的政策建议等。其农业经济思想既具时代特点又具一定的前瞻性，是一份值得总结的宝贵思想遗产。

 

1.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

 

方显廷充分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农业所得，至占全国所得五分之四。农村经济，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131163。”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得到真正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农业的状况。他比较了中外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农业比重的演变趋势，指出“世界各国农村经济之衰落，为农业革命以来之普遍过程，…农村经济一经没落，则城市经之自由发展而得生路，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虞131163”。他强调世界各国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现象。这一思想与现代产业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演化规律理论十分吻合。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这种“衰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情况却令人忧虑，“然我国情形，则与之迥异。盖自帝国主义侵入以来，农村经济既遭摧残而衰落，工商经济复同受压迫而难兴，驯至农村过剩人口，无宣洩之闾，农民生计，乃益濒于绝境”13163。他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从1873年至1933年的60年间，全国人口増加31%而耕地面积仅増加了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6公顷，“若与国外专家所估计之每人需耕田二点五英亩始能维持最低生活者，彼此一作比较，相去实不啻霄壤矣”131163。可见，中国的情形是零落的现代工业建立于萧条的农业基础之上，经济循环的结果必然是真正的衰落，这种衰落的状况必须依靠制度安排加以改变。

 

2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方显廷通过对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将其归纳为农业环境、农业组织与农业技术三类。

 

(1)农业环境。农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方显廷侧重于经济环境分析，指出“我国农村经济环境之恶劣，为不可掩饰之事实”131165。他认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第一，水利失修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他指出：民国二十年之江淮水灾，为罕见之浩劫“因天灾人祸之频仍，衰憊益甚。……江淮大水己置二千五百万农民于绝境”131165。他强调筑堤、灌溉、造林等水利兴修工程应成为政府改进农村经济环境的首要工作。第二，交通闭塞导致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无法调剂和流通。交通不便导致货流不畅，供求失衡，引发了“甲处聚杀焚毁而同时乙处饿残载道之矛盾现象”131165。他认为，交通建设是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刻不容缓的事业。第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不利影响。他指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也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世界经济衰落之怒潮，方因英、日、美相继放弃金本位而谊逐波及我国。故农村经济之衰落，至(2)农业组织。基于农业组织视角的考察，方显廷认为中国的“中古式的條地制度”和“农业生产规模狭小”两大因素也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中古时代之经济组织，以地方为单位，此一单位与彼一单位之间虽亦偶有往来，以通有无，然交易究未发展，各经济单位多赖自足自给，以农业为主要收入，而以工商业辅佐之，举凡一切经济活动，鲜有大规模经营者，群以劳力为主体绝无机械之引用131164”。他认为，以“平均五十亩之田场恒非集中于整块土地”为特征的中古式條地制度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的甚至“分散至九处不同地点者”13131。这种分散的條地制度，“其意以为设低田被水，则高田尚可望丰收，若高田被旱则低田或可期无恙”13131。但该制度忽略了劳动者在利用农地时将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使得到的收益抵补不了付出的劳动力。再者，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狭小，其状况为“资本之利用恒减至最低限度，而劳力之消耗则适得其反”13131，其结果是农产品产量“仅足自给，即使偶有剩余，运销他埠，其交换所得，亦不过以之为购置一二舶来品之用而己”1331。当然，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思想上不思变通，另一方面也与农民生活贫困，无法扩大规模有关。

 

(3)农业技术。方显廷指出，农业技术“以农作物之改良，蚕桑之复兴及牧畜之提倡为首要”131167。一方面，他总结了国内农业技术改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如：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及岭南大学农学院等教育机关积极致力于农业技术的改良事业，新的农业技术也不断应用于实践;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等主要推动农业技术改进的政府机关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他以农作物的改良为例指出：主要作物如米、麦、高梁、稷米、大豆及棉花等，经过相当时期之育种试验，每亩收获量，咸有十分之三以上之増加，美棉移植成绩，且有超夺过原产地之收获量者，良可欣幸”131167。从中可见他十分注重农业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指出，高校设置的农学、农业管理等专业太少，导致农业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极度缺乏，而政府研究机构设置重叠又导致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总体情形是‘以往成绩，绳以当前需要，相去尚远”。

 

3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分析，方显廷指出：农业环境，农业之主要工作”131167。他认为，苛捐杂税的豁免、田赋附加的限制、土地的测量、土地的呈报及土地的登记等具体制度建设十分重要，均有助于改善农业环境;除此之外，复兴中国农业经济的应对之策还在于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制度的完善、农业投入经费的保障及农业人才的培养。

 

(1)建立合理的农业组织系统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显廷指出：复兴农村经济之首要问题，厥为合理的组织系统之建立”131168。他认为，农业组织系统建设包括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管理机构两个层面。他主张在农村创建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组织，并且极其强调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合作’二字自广义言之，为任何社会活动之必要条件，换言之，无合作则人类无以形成”131166。他力主在农村建设农业合作组织，“合作组织为农民以共同努力，根据平等原则而増进其全体利益为原则之组织，不独经济利益得藉以増进，即社会、政治、教育、宗教等利益，亦莫不然”131166。他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应由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构成。信用合作社专为农民投资提供资金，而非信用合作社则满足办理其他合作事业需要。他强调非信用合作社是中国合作组织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他对“销售合作社”作了如下的设计:销货处常设于合作社理事家中，各理事轮流值日售货，理事售货，纯系义务;购货对象不限社员，每日交易额由一元至四元不等，交易额之最小者为大铜元二枚;为照顾家境贫困者，合作社可引入物物交换制度，如以鸡卵一枚可换取香油一匙;组建合作社的意义不在于交易额多寡，而在于“有此货店，社员可因购物而得会面，借以孕育合作精神，造成合作环境”13432。他对合作社进行了归类，分析了合作社运行机制，并深刻指出了合作社运行机制中包含了更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因素(即合作因素)，这种精神的力量又将对整个农业发展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方显廷还主张设置全局性的农业管理机构，“以收挈领提纲事功划一之效”13168。他在对中美农业比较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农业调整局每年‘经费数万万元，雇员数千余人，如此庞大之建设事业终赖其组织之严密而有系统，卒能收指臂相助之效，农民莫不沾其实惠”;而中国则是建设机关不仅“叠床架屋”，而且“彼此不谋合作，甚或互相倾轧”，上至中央机关重复设置、毫无章法且“零乱散漫”，下至地方农业管主张，上至中央宜整合各相关机关而组建农业部，下设农业、合作、水利、渔牧四司各司其责，下至各省县也应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关，督导推动和实地办理农业经济事务。此外，他还主张设置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管理机构，倡导组建“全国合作社联合会”主其事。他将该机构的职责定位为:深入了解各地农业合作组织情况;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合作组织的筹建计划与发展规划;督导合作社获取所需资金及其他资源等等。

 

(2)利用商业银行放贷信用合作社构筑通畅的农业融资渠道。方显廷主张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法规约束各商业银行，使之为信用合作社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农业资金。他通过研究发现，“予合作社以金融上援助之机关，除省立或县立农民银行办理者外，……复有私人设立商业银行”131427。在他看来，农村生产凋敝，使得国内现金都向大城市集中，导致“银行之库存日増，现金之用途日塞，积压耗息，是以数大银行乃不得不另觅放款途径”131427。他认为商业银行参加合作社放款业务是合作社发展的新希望之一，因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当局财政之困难，合作社所需资金，大部分亦须求助于商业银行”13428。他同时也认识到商业银行以营利为目的，虽然最初是援助农民而非剥削农民，但政府也不可对之放任，而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约束，“善为实施，庶可使中国国合作运动之发展得奠定一稳固之基础也”。

 

(3)积极发展涉农教育事业加强农业人才培养。方显廷十分重视教育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他批评当时我国的农业教育机构“居少数，仅有八九所，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之乖谬现象”13168。方显廷倡导政府应筹资在各地兴办农业职业教育学校和农业高等学校，以教育和培训农村建设事业所需人才，使农业人才的供给步入正轨。另外，针对合作社所需人才，他提出“普遍举办合作教育运动，盖合作教育可孕育合作环境”131429。他强调一个适宜的合作环境将推动合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建议国内各家书局应向全国推介有关合作社的著作，各家刊物也应定期刊载相关文章宣传合作社;政府相关机构也可延聘国外农业合作专家来华演讲，传播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等等。

 

二、方显廷农业经济思想的现实启示

 

业，是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使一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系列“复兴农村”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对当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仍具一定的启发意义。

 

1.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方显廷认为，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和农村经济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而当前包括筑堤、灌溉、造林及交通设施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己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不仅应注重科学规划，而且还不断探索农业基础设施经营管理。对于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提供可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

 

2.发展区域性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当前中国农村一家一户分散式的经营方式，使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经济资源无法合理流动，影响了农民増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方显廷所提出的“中国之合作社也乃一政策而非一运动”131424的观点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中国农村合作制度的构建，应自上通过政府制定扶持相关政策，至下由农民自发地按合作制原则通过从生产、技术、资金、供销、加工层面开展互助合作，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市场相衔接，向其组织成员提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来构建中国农村特色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政府“区域产业集聚”战略的引导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将会在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该组织的形成又将突出区域主导产业的优势，并最终实现区域性的产业集聚。

 

3疏通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