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3 11:16:38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马克思经济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一、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二、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
三、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四、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作者单位：山西西山煤电集团公用事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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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劳动价值论。
2、劳资关系论。
3、剩余价值论。
4、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论。
5、社会进步论。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所形成的一部巨著是《资本论》，它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篇(3)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篇(4)
关键词：马克思；西方经济学；货币需求理论；比较研究
货币流通是指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所形成的连续不断的运动。货币流通量是指在商品流通中需要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需要量或必要量。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的货币需求理论虽然有相通或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差别，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求关系问题。
一、对两种货币需求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
研究两种货币需求理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于揭示两种理论的联系、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进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的货币需求量公式m=pt／v和费雪交易方程式mv=pt实际上是把货币需求看作是流通中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两个因素，即：货币需求量md=f(pt，v)。在这个等式中，md为货币需求量；pt代表商品价格总额；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费雪的货币交易方程式把商品的范围扩大到金融资产，而马歇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则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但经过整理仍能回到马克思和费雪的简单的货币需求模型。研究两种货币需求理论在于明确：一方面，复杂的货币需求模型与简单的货币需求模型具有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复杂模型是由简单模型发展而来，因此，要承认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在货币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复杂的货币需求模型体现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承认复杂货币需求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
两种货币需求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资产选择货币需求理论，如，凯恩斯的利率变化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影响货币需求量的理论，对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就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理论所揭示的若货币供给超过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必要量，则有可能引起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对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也有借鉴意义。凯恩斯不是从货币需求量来说明货币供给量，而是着眼于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和产出。但按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理论，如果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并进入流通领域，增加的货币供给就有可能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因此，把两种理论综合起来考虑，会更全面地解释现实中货币供求关系问题。
二、马克思与费雪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
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公式最相近的西方经济学货币需求量公式就是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两者都是从商品交易或商品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问题。
(一)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和费雪的交易方程式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可概括地表述为：mv=pt或p=mv／t。在这个方程式中，m代表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商品交易的实际数量；p代表商品价格。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公式可表述为m=pt／v，如果把v移到公式的左端就变成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并可进一步转换成p=mv／t。因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和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在形式上具有相同或相通之处，都是研究流通中物价水平和预测货币需求量。分析这两个公式会发现：第一，两个公式在组成要素、结构及表现形式上是相同或相通的，都提出了货币数量、物价水平、商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问的关系。第二，两个公式都指出流通中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在v和t不变的条件下，p随m同方向或正比例变动；在m和t不变的条件下，p随v成同方向或正比例变动；在m和v不变的条件下，p随t成反方向或反比例变动。第三，两个公式都具有预测流通中货币量的功能。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如果把v移到公式的右端，从形式上就变成了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m=pt／v，也具有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这一规律性。
(二)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优势。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和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从实质上看有本质区别。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货币需求理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对等的基础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即货币价值或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与商品的价值对等。费雪虽然也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但却不承认商品或货币自身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而认为由商品流通中的供求关系决定。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优势和费雪交易方程式的不足。
首先，费雪的货币需求理论只适用于对纸币流通中物价水平的说明，而不适用于金属货币条件下对物价水平的说明。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贮藏职能理论，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的贮藏职能像一个储水池，会通过自发调节，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数量相适应。因为不仅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货币作为商品的价值也由劳动决定，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只能是等值的商品和等值的货币相交换，而不会是多值的商品和少值的货币相交换，或多值的货币和少值的商品相交换。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多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时，多出的那部分货币就会自动退出流通，形成贮藏货币；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少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时，就会有一部分贮藏货币自发地补充到流通中来，满足流通需要。这种情况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基本上相适应，而不存在货币量脱离流通中的商品量而无序变动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商品价格的变动只能来自生产商品和货币金属的劳动量的变动和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
其次，费雪交易方程式对p取决于m的解释，是建立在v和t相对稳定的假定基础上。这使他的解释只适合短期内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能充分解释长时期的物价变动情况。在长期，即使v、t和m都能保持相对稳定，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费雪的交易方程式，由于缺乏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不能说明这一问题。相比之下，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则能充分解释这类问题。
再次，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能正确地认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从商品流通来说明货币流通。因此，马克思的公式是用待实现的商品数量、商品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来说明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数量乘以单位商品价格水平而形成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从而能正确地说明货币流通规律问题。相比而言，费雪的交易方程式没有劳动价值论作基础，虽然也从商品流通的视角研究货币需求量问题，却不能正确认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看不到商品流通对货币流通的决定作用。这使他把货币数量看成是决定商品价格水平的根本因素，不能准确地说明货币流通规律问题。
当然，也不否定费雪的货币需求理论，把货币的流通范围扩展到金融商品，这使他的货币需求理论在商品流通的范围上更贴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实际，对研究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需求量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马克思与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研究货币需求量问题。因此，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称作商品流通货币需求理论。马歇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都是从资产选择的角度来研究货币需求问题。因此，他们的货币需求理论可概括为资产选择货币需求理论。
(一)马克思与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区别
1、两种货币需求产生的领域和形成的原因不同。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中的货币需求产生于商品流通领域。马克思把商品流通定义为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商品流通必然要有一定的货币量作交换媒介来完成，这就产生了完成一定的商品交易量需要多少货币量的问题。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探讨人们在持有的资产，如货币资产、实物资产或证券资产中，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在这里，货币需求被当作一种资产选择行为，货币被当作是资产或财富的一种形式。因此，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虽然也认为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是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但他们都并不是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本身来解释货币需求量，而是从资产选择的视角来说明货币需求量问题。因此，他们所说的货币需求是在商品流通之外，由资产选择而决定的货币需求。
2、两种货币需求决定的因素和规律不同。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产生于商品流通，并由商品流通决定用于交换媒介的货币需求，由流通中的商品数量、单位商品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决定。因此，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的规律就表现为：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的资产选择货币需求理论认为，决定和影响货币需求的首要因素是人们的财富总量或国民收入水平，其次是利率水平，还有其它相关因素，如财富所有者的偏好等等。
3、研究问题的目的和途径不同。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问题，及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由于纸币发行量多于或少于它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量而引起的商品价格变动问题。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主要解释产出和物价的变动问题或以持币量为内容的货币需求量问题。如，在产出问题上，凯恩斯认为，在货币需求曲线既定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会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产出。而在货币需求量的变动对物价影响问题上，解释的途径与马克思也有所不同。如，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增加后，个人与企业拥有的现金数量就比其拥有的其它资产多，由于持有的现金过多，所以就购入其它种类资产加以调整，于是使各种资产价格上升，利率下降。这时会进一步发现，购入其它资产并不会增加更多收益，还不如用于商品和劳务方面的支出划算，最终结果将会促使物价上涨。
4、两种货币需求量的具体含义或表现形式不同。马克思的货币需求量是指为完成一定的商品交易量而需要的货币量，即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必要量。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量是指在一定的收入和资产环境下，人们愿意持有的货币量。因此，前者是处于流通领域中，用于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后者是处于流通领域外，处于停滞沉淀状态，储藏在人们手中的货币量。
5、两种货币需求的货币职能不同。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直接产生于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直接产生于货币的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间接产生于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
(二)马克思与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相通之处。从上述两种货币需求理论的区别中看出，两种货币需求理论存在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原因、具有不同表现形式或含义、用于说明不同问题的货币需求理论，因此差别很大。但这两种理论也有某些相通之处。
从宏观货币需求总量及其决定因素来看，两种理论具有相似或相通之处。把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与马歇尔、凯恩斯等人提出的剑桥方程式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比较可说明这一问题。先看剑桥方程式：md=kpy。在这个公式中，md表示货币需求量、p表示物价水平、y表示总收入、py表示名义总收入、k表示py与md的比例，也就是一年中人们愿意以现金余额的方式持有的货币量占商品交易量的比率。把剑桥方程式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加以比较：首先，商品交易总量pt与收入总量py间具有紧密关系。收入总量py必须经过商品流通，才能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这样一来，收入总量py也就成为商品交易总量pt。其次，把k与i／v相互替代。因为k表示py与md的比例，等于py／md。如果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的角度来看，py除以m。应该等于货币流通速度v，而k则相当于货币流通速度v的倒数1／v。这样，剑桥方程式就可转换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公式m或md=pt／v，就可看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与剑桥方程式具有相通之处。
再看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m／p=f(y，w；rm，rb，re，1／p·dp／dt；u)。在这个公式中，m为个人财富持有者持有的货币量，即名义货币需求量；p为一般物价水平；m／p为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货币所能支配的实物量，即实际的货币需求量；y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收入；w为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即来自财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rm为预期的货币名义收益率；rb为固定收益的债券收益率；re为非固定收益的债券(股票)收益率；1／p·dp／dt为预期的物价变动率，即实物资产的名义报酬率；u为货币的效用及影响此效用的因素。
篇(5)
关键词：价值创造剩余价值劳动
中图分类号：F014.1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10-038-03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将马克思杰出贡献概括为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1}。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后者解释了财富创造的力量始源。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不言而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说，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为开辟经济学说新境界而不断探索。
一、剩余价值理论的置评
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及劳动是剩余价值唯一源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无偿获取剩余价值。雇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是指浅显易见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而是具有价值表现形式的剩余勞动或剩余产品。占有对象的形式发生变化，使剥削更具有隐蔽性。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的特殊表现形式及其本质奠定了学理基础。
1.贡献：源于科学的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思想，进而批判其在剩余价值起源和性质问题上的错误见解{2}，全面系统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深刻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绝对规律，创造性地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过程，从而发现了新价值来源于劳动，揭开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解决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能解决、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不敢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杰出贡献，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成为现实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2.不足：因为时代的发展。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理论和重要内容。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两类不同性质的挑战：一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诘难，二是来自社会经济发展的省思。显然，后者具有科学价值。由于在中国的独特地位，使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说如果教条地理解、机械地运用必然脱离实际，既不能科学地解释现象，也不能合理地制定政策；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也是舶来品，作为外国经济学一家之言不能归并于西方经济学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观考虑影响客观置评。
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新常态下经济实践需要有新的理论认识来指导。所谓新常态，是指现代科技发展的水平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前者代表了新的生产力水平，后者反映了新的生产关系。因此，继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运用方法论创新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丰富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济学说。
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析
剩余价值（SurplusValue）是马克思经济学说核心概念，由英国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威廉·汤普逊（WilliamThompson）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一书中最先提出。古典经济学少有使用和论述剩余价值，直到马克思的经典性著作《资本论》问世。
1.剩余价值的产生。假设某纱厂{3}，纺纱工人劳动6小时，消耗棉花10斤、价值10元，消耗纱锭等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为2元，劳动力1天的价值为3元，资本家垫付15元（预付资本：（10+2）c+3v=15元）。工人6小时将10斤棉花纺成棉纱，棉花和纱锭等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12元）及其劳动力1天的价值（3元），一同归集计入棉纱中。那么，10斤棉纱的价值应为15元（产品价值：（10+2）c+3v=15元）。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没有增殖，即价值形成过程。
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一天的使用权，雇用工人工作不止于此，必须继续劳动。假定工人劳动12个小时，意味着20斤棉花纺成20斤棉纱，生产资料的消耗与劳动时间同比例增加，则资本家垫付资本27元（预付资本：（20+4）c+3v=27元）。生产的结果，产品价值30元（产品价值：（20+4）c+3v+3m=30元）。纺纱工人12小时劳动转移生产资料旧价值（所消耗的棉花和纱锭等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24元，创造新价值6元。其中，补偿劳动力价值（耗费6小时）3元，余额3元（另6小时创造）。产品按价值出售后，资本家收回预付资本27元，剩余价值3元。产品价值大于预付资本价值，实现了增殖。由此推论，“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4}
既然“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中大小相等的各资本，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5}，令人困惑的是：（1）资本家或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组织生产的管理工作，在整个价值创造和增殖过程中是否属于生产劳动？换言之，经营管理行为能否作为劳动参与价值创造？（2）资本家垫付的不变资本（构建或租赁厂房、购置机器和采购原材料的投入），承担投资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带来货币贬值的损失，是否允许有回报？（3）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税收十分完善，企业缴纳经营税、个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无论纳税主体是法人还是自然人的捐赠行为缴纳赠与税、个体生命终结缴纳遗产税，企业发展还要提取留存所需资金，剩余价值百分之百归资本家占有值得商榷。
2.剩余价值的来源。为了简化分析和说明问题，需要建立几个模型：
分散生产模型：假设每人每天在家工作6小时可以将10斤棉花纺成棉纱，每周工作6天，其中1天用于卖货和购买原料，10斤棉纱价值10元。如此，每周可纺50斤棉纱，价值50元，扣除成本费用可赚20元；集中生产模型：某纱厂雇用10名工人，每人20元/周报酬，生产条件不变（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时将10斤棉花纺成棉纱）。唯一变化的是，工人6天全部纺紗，资本家负责采购和销售。如此，每名纺纱工6天可以生产60斤棉纱，集中生产比分散生产多产10斤棉纱。此外，集中采购可以降低成本。
分工协作模型：某纱厂雇用10名工人，每人20元/周报酬，劳动强度不变（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时）。与集中生产相比，工序由每人从头到尾、各自为营，改为按照工艺分工、流水作业，即2人梳棉、4人粗纺、4人精纺。分工使每个人的工作简单化、程序化，协作提高组织整体的生产效率，平均每人每天生产11斤棉纱，每周生产66斤棉纱。如此，分工协作比集中生产多产6斤棉纱，比分散生产多产16斤棉纱。
简化工艺模型：某纱厂雇用10名工人，劳动强度不变（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时）。与分工协作相比，按照生产工艺设岗定酬。梳棉和粗纺环节不需要专门技术，解聘6名工人以原工资的一半聘用6名学徒；精纺是提高棉纱质量的关键，解聘4名工人以原工资1.5倍聘用4名技师。如此，产量保持不变情况下，工资总额比分工协作生产方式少支付20元（原工资总额：20×10=200元，现工资总额：10×6+30×4=180元），相当于增加了20斤棉纱产量的效益。
机器生产模型：某纱厂劳动强度不变（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时），与简化工艺相比，生产条件由手工作业改为机器生产，按照生产工艺设岗定酬。总共雇用5人：2名学徒工填料打包、2名技工操作机器纺纱、1名工程师负责机器维护。学徒、技工和工程师每周工资分别为10元、20元和80元。如此，产量保持不变情况下，工资总额比简化工艺生产方式少支付40元（原工资总额180元，现工资总额：10×2+20×2+80×1=140元），相当于增加了40斤棉纱产量的效益。
以上模型，分析可知：
分散生产模型下，劳动者从事生产作业，兼顾经营管理。若视个体经营为资本家不脱离生产劳动，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皆有付出。
集中生产模型、分工协作模型表明，手工作坊生产是由组织要素（OrganizationFactor）组成，要素之间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相应的系统结构，以使整体功能大于单个要素功能之和。生产作业与经营管理实现分工，管理职能从生产运作中独立出来，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简化工艺模型、机器生产模型表明，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不仅有雇用工人的劳动，也有资本家的劳动，资本家的劳动对生产经营和技术革新起关键作用，同样创造价值。
综上所述，分散生产模型下，只有一个人劳动。业主既是工人，又是资本家，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所有；集中生产、分工协作模型较之分散生产模型，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条件保持不变，同样可以创造新的、更大的价值。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剩余价值；简化工艺、机器生产模型较之集中生产、分工协作模型，劳动强度保持不变，改革生产工艺、专业分工，以优化组织资源配置实现价值增殖。由此可知，剩余价值还有新的源泉。集中生产、分工协作、简化工艺和机器生产四个模型分别代表制度、管理、技术和工具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的伟大，在于发现劳动在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从而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具有正当、合理性。否定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与增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劳动本身也就无法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
三、剩余价值理论的否定之否定
在马克思以前，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就已经发现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却止步于“劳动商品”、“出卖劳动”的传统认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从分析劳动力商品切入，探索剩余价值的来源，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构建起剩余价值理论框架。虽然，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并没有给定一个标准定义，而是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概念。例如，“剩余价值首先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6}、“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值额。我把这个增值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surplusvalue）”{7}、“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是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不同概念的建构，只是从不同视角展开论述、本质无异，这些论述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表征了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视域。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都应当密切关注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这是学术研究的使命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有赖于投资者、管理者、工人的共同劳动。生产作业与经营管理都是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这不是否定剩余价值理论，而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给予重新认识，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进行省思。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认识是科学的，也是正确的。历史条件所限，以小生产的视域看待社会化大生产显然不足。后继者囿于教条认识，又成为小生产者观的继续。
在分散生产模型下，有社会分工、无组织分工，利益关系单一，组织内部无利益矛盾；集中生产、分工协作、简化工艺和机器生产模型下，社会分工与组织分工共同作用，利益分化形成利益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管理运营与作业操作、专业技术与非专业技术之间的经济差异格局不断扩大。利益矛盾激化势必导致利益冲突，而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利益分化则会助推社会经济发展。
“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0}，“世界并不是一种利益的世界，而是许多种利益的世界”{11}，个人和组织的动机、思维和行为都可以从各自的利益诉求中获得答案，故马克思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现代社会，资本家通过投资活动，合理使用劳动对象、降低劳动强度、节省劳动时间，优化资源配置、集约劳动所产生的合力大于个别劳动简单相加之和，特别是采用先进的生产装备和科学工艺、改进组织管理进行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率，减少生产运营中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剩余价值的来源除了劳动，还有制度、管理、技术、工具等生产要素，共同构成剩余价值的来源。当然，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正确理解剩余价值或财富创造的源泉，有助于指导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微观领域的企业管理。
四、结束语——方法论的精髓
篇(6)
2、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
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4、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决定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一种旧的生产关系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过渡。关于这点分工和协作便是一种有形体现。
篇(7)
关键词:劳动使用价值论;快乐经济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03-02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新经济学。在新时代,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1]。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2]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3]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2],“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4]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3]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5]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6]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1]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2] 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1]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
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