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外商直接投资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溢出效应

一、产品循环发展理论回顾

该理论是美国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首先提出的。弗农认为，工业先行国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式要与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国际一体化。这种产品循环的顺序是“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出口——资本和技术出口——进口——更新的产品开发”(如图-1所示)。产品经过这一顺序不断循环，带动了工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金进而向技术密集型演进，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研究开发新产品，逐渐占领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后，要开拓国际市场，增加该产品的出口；第三阶段：产品占领了国外市场后，输出资本和该产品生产技术，促进资本和技术与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相结合，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第四阶段：国外生产能力形成后，又会使这种产品以更低的价格返销国内市场，迫使开发了新产品的先行国削减或放弃该产品的生产，从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

产品循环发展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密切相关。假设当产品的生产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成长阶段，这时先行国A将该产品的生产技术向世界范围普及，逐渐失去了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的优势地位，加之先行国B对这种产品的仿制和研究，先行国A的成本优势也逐渐消失，这时其在该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保住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这些国家只能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地区资源优势加以维持，为此，只有将投资转向具有这种优势的国家，于是就出现了国外投资，即利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由于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就出现了先行国A反而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进口该产品的现象。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回避风险大、花费多的技术开发过程，充分利用先行国的资金和技术，并与本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其他优势资源相结合，以成本优势返销到工业先行国的市场，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在第一阶段，研究开发新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此时常会涉及很多的进口原料或者零部件，以及与国外企业合资合作甚至是独资生产该产品，该阶段其实也就是引进外资的阶段。第二阶段往往还只是单纯的产品出口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即结合当地相对优势，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该阶段就涉及到了对外投资。第四阶段，进口旧产品开发新产品，实际上是引资和对外投资的组合。

二、我国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外投资情况分析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可以看出，从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的16．58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到最高峰时期2004年606亿美元的投资额，中国的引资取得了飞速发展，较之1985年，增长了近36倍。虽然中国的FDI在这期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财经报》预测“在未来的五年中，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将达2500亿美元，中国将占其中的30％”。但是，根据中国地理位置的不同，各省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有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以及5个经济特区的兴建、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3个经济开放区的建立，具备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近年来投资的重点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曾用经验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之间的关系，发现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此时吸收外资很少，几乎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400～1500美元，引进外资增长，而且开始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但投资净流出为负数；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2000～4750美元，净投资流出仍然为负数，但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第四个阶段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其净投资流出已转为正数，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2002年我国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目前我国人均GNP在1300美元左右。但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一般性规律，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东部地区人均GNP至少应当划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而内地地区则可以划入第二阶段。即使按照现行汇率折算，目前全国人均情况也已经可以列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在经过长期大幅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鼎盛期之后，将逐步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二)我国对外投资情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继续扩大投资充满信心。未来的中国很有可能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FDI的吸收大国，也是FDI的输出大国。随着我国2000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和2001年加入WTO，国内许多企业开始到国外投资，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中石油、中石化、华源、海尔、TCL、长虹、康佳等一批骨干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并取得良好的成效。除了国有企业，像华为、万像、正泰、远大空调等民营企业也开始进行境外加工贸易，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从2002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情况(如图一2所示)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对外投资从2002年的27．5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69．2亿美元，涨幅151．64％，但是相对于金额庞大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还相当小。例如，2003年对外投资的比例仅占外商直接投资的5．42％，2004年也仅占5．97％。

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内的，向国外投资的主体)中，央企占4．2％，地方企业占95．8％，其中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江苏和上海市的境内主体数量占整个境内投资总数的60％。浙江省的境内投资主体数量居首位，共682家，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3％。70％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新增主力军。与上年相比，国有企业占整个投资主体的比重由上年的43％降至35％。由此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绝大多数出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且国有企业仍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另外，在产业结构上，过分偏向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

三、结论

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增长 隐性危机 FDI

一、引言

FDI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对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引进FDI确实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我国吸引FDI的成效并不显著。FDI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负面效应日益凸现。

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引进FDI主要有一下几点好处：第一 ，刺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第二，刺激国内竞争；第三，适当缓解就业问题；最后，FDI主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而且相对而言风险较小。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引进FDI在微观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从宏观上来讲，引进FDI是解释不通的。有研究认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资金从东道国流进和流出，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还有研究认为，FDI有两个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进FDI国的本国投资的盈利能力会相应减弱；其次是由此导致的本国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消极心理，从而减少继续投资。这两个方面都给本国经济带来了危害，减少了本国的投资利润，不利于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有研究认为，外来的FDI实质性质也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这种利润输出会恶化本国国际收支，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危机应对策略

对于以上危机的解决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尽量减小风险。关于资本的稳定性问题，可以从根源出发，严格控制引进外资规模，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首先，降低国际收支对外贸的依存度。由于各个国家都尽力保持贸易收支平衡，因此，进口依存度也就相当于出口依存度。对我国来说，现有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算高，因此，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国策；与此同时，贸易的各个产业分配还有待改善，地区贸易分布也应有所分散。

其次，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本土自我创新。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优惠方式，二是间接优惠方式。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再次，尽可能将我国外汇储备发展为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的“良性”外汇储备。各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个原则。但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各国在经营外汇储备时，往往各有侧重。总的原则就是利用投资组合策略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

最后，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制度，防止商业机密泄露。与之相对应，外商投资企业内部交易税收问题也呈现明显特征。我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尽量避免外商对企业的控制，将其控股比例严格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四、总结

我们需要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引资规模，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引资结构，加强产业政策； 取消超国民待遇，制定反垄断法；坚持独立自主，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应该积极地引进债权而非股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参考文献

[1]. 刘建民，印慧. 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 （06）.

[2]. 傅连康. 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与金融危机[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6（03）.

[3]. 沈桂龙，于蕾.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晌及对策思考[J].世界经济研究，2005 （11）.

[4]. 文翠翠.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08）.

[5].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 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

篇(3)

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加较快。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型跨国公司占了绝大部分比重，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截至2001年底，在世界500强中，除少部分跨国公司因为我国限制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而不能投资外，几乎都在我国进行了投资，近400家500强共设立了3096个项目，这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多采取独资经营的方式。合资企业的中外方股权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一般公司初创时，中方占股与外方占股比例差别不大，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外方不断增资扩股，外方占股比例不断扩大，中方占股比例不断减少。

我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使得国内外环境有了相似性。在吸引外资方面，很多国家对外资或合资企业中外商的最高投资比例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我国则不然。在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不但没有限制外资的最高比例，反而规定外商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25%。这大大提高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引起了国内企业的不满；又因为优惠政策的扭曲性，也引起了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满。进入90年代，我国的外资政策开始向国民待遇靠拢。

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内的投资环境日益呈现出与国外的相似性，外商由刚开始对中国的不熟悉到日益了解，使得他们当初借助合资谋求发展到独资发展有了可能。

我国加入WTO后的全面开放，增强了外商投资的信心。入世后，WTO下的市场开放原则要求成员国通过谈判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市场，使涉外经贸法规透明化，实行贸易自由化。被要求开放的不仅仅局限于较有竞争力的成熟行业，同时还包括那些脆弱的开放度小的行业，如金融、保险、零售业、电讯、中介服务等服务业，随着服务业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入世后虽然外商投资的产业仍然将被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但是将明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如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实际上在国家鼓励的产业中，外商投资业已不受股权比例限制。

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保密性。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一直偏好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关键的决策并保护其技术专利权。由美国的例子可见，只要跨国公司拥有各种各样可以带来企业优势的无形资产时，它们就会选择独资新建企业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这时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无形资产可以很廉价地转移至国外的子公司，同时又可阻止东道国的投资者分享由这些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或租金。

合资企业的矛盾。采取中外合资方式，中外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这样可以降低风险。但由于合资企业本身在文化观念和管理理念上就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发展目标和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和摩擦。这也是造成外资企业独资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独资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独资化趋势的增强可以削弱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避免本地企业垄断某一市场；可以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该趋势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独资化趋势的加强会使跨国公司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形成对市场垄断。跨国公司本身就具有技术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独资化或者控股可以使跨国公司完全按照自己的经营目标生产。它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影响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在东道国市场竞争中形成垄断，对国内的产业构成威胁，严重的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调整。跨国公司以最大限度占领东道国市场，获取超额利益为目的来制定全球经营战略，它的全球经营战略并不关心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影响。跨国公司往往选择有优势的产业和区域对东道国投资，这种选择性投资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市场的局部集中，形成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会导致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独资化又进一步加剧了集聚效应。这种产业或市场的集中，一旦关键部门或关键的市场资源被外资所垄断，就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跨国公司技术更难得，人才流失严重。在合资过程中，跨国公司往往对其最先进的技术有所保留，而是将最新技术转移给他们的独资公司。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技术扩散的渠道被封死，减少了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还有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自身优越条件，可以吸引国内高级人才，造成国内人才向跨国公司转移，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

外资对国内企业品牌的侵蚀。我国许多企业“国产品牌”意识淡漠，在合资时甘愿使用外方商标，或低估了自己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甚至无偿地把许可证给外国人使用。外商独资化后，这些企业便逐渐衰落，品牌也销声匿迹了。如无锡海鹰超声波有限公司曾经是一家在国产B超领域享有声誉的公司。1996年与GE合资后把所有的技术力量都调到合资公司去了，2000年该合资公司成为GE公司独资企业后，海鹰品牌也消失了。

应对外商独资化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既然难以扭转，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各种对策使我国经济向着稳定、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在可控制、可监管的范围内适当扩大外债利用规模。因为我国借外债在规模上尚有潜力。外债规模通常是以偿债率为中心指标再加上债务率和负债率来衡量的，偿债率在20%左右、债务率在100%以下、负债率在20%-30%之间被认为是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从1985-2003年的数据看，我国偿债率最高年份为1986年的15.4%，其他的几乎都在10%以下，平均偿债率为8.43%；债务率最高年份为1993年的96.5%，平均债务率为71.72%；负债率最高年份为1994年的17.1%，平均负债率为12.88%。这些都大大在我国的安全线范围之内，所以应考虑挖掘一下外债的潜力。

加强政府对外商投资的引导和监督。政府应对外资流向进行引导，应对一些投资巨大、技术不容易引进，依靠国内力量难以在短期较快发展起来的产业放开股权、规模等方面的限制，允许外商独资或合资经营；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产业，在吸引外商投资时，政府要在政策上增强国内企业的控制能力。在法律上运用有关外资企业的法律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来控制外资企业的垄断风险。

外资政策上，逐步取消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内资企业享有同外资企业一样的政策。首先降低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其次逐步扩大内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和外汇管理方面的各种权利和自主空间。最后是使外资企业由“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随着国民待遇原则的全面实施，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实行的优惠政策要逐步淡化，以至最后取消，最终将以中性政策取而代之，营造外资、内资企业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加强企业的品牌意识。中国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品牌意识，不能在引用外资时，因急于与外资合作或贪图一时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品牌。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长期发展必然会把自己灭掉，所以要在合作中时刻谨记品牌是企业的生命，坚决不能丢失自己的品牌。

篇(4)

一引进外资的背景、过程和状况

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由于建设资金和技术引进所需的外汇极度短缺，政府提出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增强出口能力，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2]；同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这一政策与六十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引进外资的“双缺口模型”恰相吻合。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解决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

为确保引进外资，中国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例如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以及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企业构成冲击、保持对外资的控制，中国又颁布和行政法规，限制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合资企业里的控股地位，外资企业产品应达到较高的出口比例等。这些政策措施首先吸引了大批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港澳台资本，迅速扩大了国内的就业和国民收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了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以内销为主而产生的外汇平衡压力。1992年以前，港澳台资本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

来自西方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美日两国占到约20％，产品销售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以弥补国内短缺。中方坚持在这类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为了引进先进技术，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1992－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这段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国实行了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表1）。

但在过去的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造成全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产品的严重过剩。1997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几乎与此同时爆发的东南亚危机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1998和1999年来自港澳台和日本的投资加速下滑，美国和欧盟（欧盟1998年除外）的投资乘势扩张。但是受危机滞后的作用，1999年外商来华投资比1998下降了11.3％。为阻止经济下滑，中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国内投资增加较快，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降至1998年的13.11％和1999年的10.47％。由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出口因贸易依存度较高深受外部环境的容易大起大落，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在宏观决策机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效率十分低下，势必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引资规模，以推动改革（国有部门和官僚体制）开放（保持经济增长）的深入，似乎是唯一的途径和逻辑依据。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产业投向

按照国际法中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外商投资企业必须登记注册为东道国的企业法人，接受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管辖。一般来说，东道国为了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工业布局的合理化，都努力将外资引导到经济落后的地区或部门。东道国的民族企业因其经营环境深受当地资源条件、生产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经营目标往往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趋向一致；而外商投资企业不会自觉服从东道国政府的产业指导和宏观调控，它执行的是母公司的全球战略，以实现母公司市场控制和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经常与东道国的引资意图南辕北辙。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市场之前，都长期推行过进口替代政策，运用政府力量和市场保护扶持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的支柱产业，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和工业。这些产业往往集中了国内一流的设备和人才，占有的市场份额高，有稳定的利润以支持扩大再生产，在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之前，并不轻易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介入。而对这类企业背后的广阔市场，外商往往抱有极大的投资兴趣和热情[3]。

在“趋利”动机的推动下，外商往往优先选择在、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好、靠近消费市场和投资收益高的地区进行投资。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是“先东后西”，让沿海等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来投资。政府寄希望于财富效应的西移，最终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地区差距的缩小绝非自动可以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从1983年以来呈现不断扩大之势，9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更表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无论在人均GDP，还是在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都相当巨大，中国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相比，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更促使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的东部发达地区（见表2），而基础条件差、资金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无力改善投资环境，更加难以吸引外资，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愈加迟缓，从而形成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上的“马太效应”。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已经并将继续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投向上，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工业占到59.56％，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占24.44％，而农林牧渔业仅占1.76％，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75％。在重点投资的第二产业中，加工工业的数量又占了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澳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能源、原材料供应的紧张。而且，相当一批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药、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参与争夺国内市场。日资企业和少量欧美资本、以及1992年后大举进入中国的美国、西欧跨国公司，主要是瞄准了中国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中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增长迅猛，占领了很大的国内市场，一些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早在1996年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已占到全行业的62.3％。

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下降，除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应于国内的消费结构变化，原先集中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外来投资已接近增长极限，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将面临较大的调整。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加之1997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影响，外资对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但与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有较大的增长，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结构越来越倾向独资、以及放弃对其技术转让要求和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会随着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的

1.进出口和国际收支

外商投资多数从事加工贸易，拥有现成的海外市场营销，加上中国对其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所得税上的优惠、可以保留现汇帐户、在从事加工贸易时增值税可以自动抵免，而毋须像一般贸易那样对出口环节增值税实现“先征后退”等，这都极大地刺激了外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1996年国有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因退税滞后出现下降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则增长了31.2％，确保了全年出口总额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从1986年的4.04％上升到1992年的26.43％和1999年的50.78％。其中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上升到45.47％，进口比重则高达51.83％。

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增加了中国贸易总量，改进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全国制成品出口比例由1978年的不到5％增长至的85％以上。1991－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中，制成品平均达到90.67％，中国出口商品的整体结构得到优化。但是，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大多属加工贸易，199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额占其全部进出口的近70％。“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与中国国内产业关联度低，中国除了从中获得少量的工缴费收入，国内产业得不到带动，因此加工贸易远不如一般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意义重大。另外，这类外资企业大多为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享受关税、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等优惠，与同类的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纺织品等进口国设限的主动配额分配上，由于其出口销路广，对国内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配额挤占严重。

1992—1993年因投资过旺、总需求急剧膨胀，进口增长迅猛，出现外贸逆差，中国外汇储备仅维持在200亿美元左右。鼓励出口，增加国家外汇收入成为当时的重要经济任务。从1991年以来，国家陆续扩大了出口退税覆盖的商品范围，并逐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将出口创汇额列入对各级政府和国有出口企业的业绩考核。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和人民币贬值，同时执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将企业的外汇所得和结余以自动结汇的方式向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国家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也有效地抑制了进口，其结果是，除了1993年外，中国自1992年以来，出口每年以几乎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贸易顺差从1994年起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在出口环境十分严峻的1998年，仍实现了0.5％的出口增长和436亿美元的顺差。同期，外资每年的流入额也位居世界前列，资本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现象[4]。出口收汇和以现汇形式流入的外资，均通过银行结汇渠道进入国家外汇储备，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同时也带来风险，这就是利润汇出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潜在压力，亦即每年新增外资和原有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所产生的汇出利润不断增长，使经常项目的顺差收窄，甚至转为逆差，从而使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恶化。经济学家卡莱斯基1966年曾作出模型[5]，对此进行（见表3），他假定某国每年需100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的利润率为15％，其中10％汇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资。那么，6年后总投资必须翻一番，才能缓解利润汇出不断增长的压力，维持100单位的净外商直接投资量。

从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看，今后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引资增率是很难做到的。若今后几年引资总额不变，九年后，净投资量将为负数。继续用卡莱斯基模型显示如表5。

表5显示，到第8年末，当年流入的外资仅能抵补利润的汇出，而到了第9年末，利润汇出已超过外资流入。利润汇出是在历年外资累积和当年新增外资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来说，必然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当若干年后利润汇出额超过贸易顺差额时，经常项目将产生逆差。如果外资流入净额再低于每年偿付外债本金额，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下降。

从九十年代中国的国际收支来看，由于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的支出越来越大，部分抵销了贸易顺差的增量，故经常项目的增加量很小。1999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实际引进外资也开始回落，投资收益支出则继续上升，经常项目顺差降至156.7亿美元，而当年偿还外债本息达309.9亿美元；考虑到资本外逃的因素，中国虽然继续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外汇储备仅增加了97亿美元。因此，在中国加入世贸后进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国内企业破产及放弃对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和外汇平衡要求而增长放慢，以及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经常项目转为逆差很可能会成为现实，那时只能用资本项目的顺差、甚至外汇储备来加以弥补。

2.宏观调控

1992年中国经济因投资扩张过度，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1998年，国家实施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为实现“软着陆”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速开始回落，但由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GDP仍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

当时来华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绝大多数是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必须解决中方的人民币资金配套才能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因此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的压力。而外资企业的人民币资金要求在热衷于引进外资的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是得到优先保证的。这样国内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或坐视它们的信贷份额被挤占掉，或绕开国家控制，变相突破信贷规模，例如，一些国内企业千方百计地引进国外资金，然后将外汇卖给当地政府，以取得人民币。但无此特殊途径的企业只好望洋兴叹，包括一些潜质不错的企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这段时期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有利于“软着陆”的实现，但外资大量流入使外汇相对于人民币供过于求，导致名义汇率不断下跌，而1992—1996年间物价指数的高企，使实际汇率进一步下跌，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币种升值近50％。加上出口退税的放慢，严重削弱了非外资类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使得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国有企业出口十分困难，导致1996年出口暴跌，全国出口增长在外资企业出口增长率仍高达31.2％的情况下大幅回落至1.5％。

然而国家外汇储备却净增了42.7％，即314亿美元。原因在于为抑制人民币持续升值，在国有银行对新增外资和出口结汇的同时，央行又大量购入外汇、抛售人民币，使外汇储备的规模超常增长。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1994年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供给分别增长了34.4％和29.47％，使得当年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达到21.7％的高位，中央政府抑制通胀的努力被抵销殆尽。

1993以来，连年收购巨额外汇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1997年，基础货币发行的增加额中87％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往40年里“外汇占款”项目的比重从未超过5％，而到1997年时，这一比重却一下跃升至40％[6]。为保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银行面对进一步上升的外汇占款，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削减或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以稳定信贷总规模，这就造成企业资金的普遍紧张；同时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改变了以往地方政府随意干涉银行信贷的局面，实行业务和人事的垂直管理体制，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受到商业目标的约束。国内房地产等经济泡沫的崩溃，迫使商业银行开始规避坏帐风险。国内投资受到货币紧缩和银行“惜贷”的双重遏制而日渐萎缩，加上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结售汇制度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形式，而用大量的外汇占款换取的国家外汇储备，往往用于持有国外低息政府债券；过高的外汇储备必然抑制国内投资，国内投资不振则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代价引进外资。一旦外资流入的速度下降，政府又将转向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为通货膨胀的再起埋下隐患。因此，过高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中央政府于1997年7月规定有外贸经营权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现汇收入，居民个人因公、因私出境可以向商业银行按当日牌价购买一定数量的外汇。这些措施是央行以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方式“再对冲”外汇占款，以降低过高外汇储备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3.对中国产业成长的影响：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问题

(1)市场控制：从整体来看，中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相对于中国技术水平而言比较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压力和示范作用下，中国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部分行业、例如家用电器行业，通过合资引进先进技术后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

但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这是一种“双输”的格局，说明如果引进外资的综合结果是压制了国内企业的成长，对东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不利。当然，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东道国自身，国内产业萧条的长期后果只能由自己消化解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转移价格”等方式早已收回全部投资，尽可移情别恋。

生产的过程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全球化生产是价值增值在国家间的分配。不同产品的价值增值，因产品本身的技术差异和加工深度而异；而同一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增值，则因各个生产环节的要素要求（特别是技术投入）和加工条件不同而形成差异。世界各国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为实现跨国生产奠定了条件。技术依附于生产设备，、通讯业的大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对生产营销高度的计划性和内部组织的严密性，使跨国生产成为可能。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产品的开发和设备、零部件的生产，掌握了加工增值链中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层，仅享有极低的生产附加值比例。

此外，设备、零部件作为实物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又被作为进口，列入东道国海关统计，往往使人产生东道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错觉。外商投资者惯用的手法是“高进低出”，向中国输出高作价的二流设备和后续供应的零部件，在设备投入运行形成生产能力后，以低价（转移价格）将有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纳入其全球营销网络，暗中转移利润，逃避国家税收，同时用内销产品的高价弥补外销的利润损失。这就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率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类型企业，但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却远远低于其工业产出的比重。外方按其投资比例又享有分配企业净利润的权利，投资收益的一部分则以利润汇出的形式从中国的经常项目中流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高进低出”的做法相当于从东道国进一步榨取了部分附加值。

根据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20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中国，因此对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对当地价值增值的贡献也就不大。外商投资企业趋之若鹜的工业部门是投资量较少、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低的下游加工行业，如、运输工具业、电器业以及服装、皮革、塑料、金属制品、食品制造、饮料、文体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资量较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属于中国工业中瓶颈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因此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7]。而通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将外资企业的边际生产力强拉至国际市场资本利息率之上，却造成中国对外资的不真实需求。一方面使得外资毋需使用先进技术即可加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了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面，促使内资外逃，变换成“外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税收优惠。其结果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整体效率，有损于中国的经济利益[8]。

在这一“替代性”竞争中，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西方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营销管理上表现出极大的竞争优势。首先，他们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中国合资方企业的品牌收购。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之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了中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

这种后果的出现，既有在对外开放中经验不足的一面，例如忽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寻求合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由于腐败等诸多原因流失十分严重，这更强化了外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趋势的增强，外资在中国部分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形成，比如，外资在橡胶、啤酒、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垄断地位。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资金上的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

外资控制力的加强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扩大外商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内外资企业的竞争实力过分悬殊。中国的企业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十分缓慢，后者尤其带有浓厚的官商色彩，不是商业化改革前不负责任的“乱贷”，就是改革后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下的过度谨慎的“惜贷”，银企之间形不成相互支持的合力，而西方大银行则普遍追随跨国公司到处扩张，例如摩托罗拉公司将生产基地设在天津，它的后盾－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随即向中国中央银行申请在天津成立分行，在当地为其提供融资和贸易结算等服务。

（2）技术控制与产业控制：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后，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美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速度明显加快，实际投资额占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0％以上，独资和控股经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新兴工业领域，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数量增加较多。[9]这说明在传统领域的产业竞争外，外商直接投资力图通过大规模投资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依靠巨额资金、技术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难以克服的进入障碍。外商直接投资已在中国部分行业实现了市场控制，究竟会不会出现外资通过产业控制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关键在于国内企业和中方居控股地位的合资企业中能否实现从技术依赖到自主开发的飞跃。

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是在行政分权的改革背景下展开的，行政分权打乱了原计划经济条件下部门间的联系，使资源配置的主要权力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造成地方实力膨胀和市场的分割，形成改革中的“诸侯经济”。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与地方官员显示政绩的实际利益相结合，刺激了“投资饥渴症”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国外技术的盲目重复引进和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造成严重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的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均不超过20％，反映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就难免被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们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而且，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技术引进有余而消化、吸收严重不足，后者的资金投入只有前者的大约三分之一（日本与韩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引进的资金）。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就是目的，从而形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这种心态指导下的引进外资不可能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对引资工作进行认真的运筹和有效的指导，提高引资的效率，推动民族工业的技术进步。

就总体而言，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造成这一状况的外因是，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遏制了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实现技术超越的潜力。首先，由于技术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往往将技术通过内部市场转让给其子公司，对转让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被转让技术的先进性与跨国公司占子公司股权的比例呈正相关，就是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地位以后，才会真正转让先进技术；在跨国公司不具有股权优势时，往往仅转让二三流技术，这样不仅得以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专利期，适应了引资国对适宜技术的需求，又通过技术垄断和品牌控制等掌握着对企业的实际支配权。

例如，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北京切诺基和广州标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确曾希望通过合资提高自身的研制开发能力，但在合资企业内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着最关键的技术和营销，而且外方的技术经理拒绝配备中方副手（如上海大众），中方则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项，根本无缘接触到技术的内核，在这样的技术控制和管理体制下，合资企业很难避免沦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命运。

跨国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转移技术，是出于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并无意于向东道国的相同产业“外溢”技术，甚至在转让技术的同时，还附以限制再转让等合同条款，令东道国实现产业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联动的愿望落空。

其次，技术开发基本上在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分重要的区域中心进行，而且是在跨国公司内部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下开展的，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完全服从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在华的绝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设立研究开发部门，个别设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场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设立开发部门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从事中文汉字系统的研究，与中国其他的民族企业争夺市场和人才。不仅母公司紧紧控制着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在子公司内部还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术开发部门，将其职能从“研究与开发”（R＆D）削弱为“技术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决现场技术问题。

开发与技术支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前者从事核心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底盘和外形设计等；而后者主要从事排除生产线的临时故障，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这种弱化使合资中的中方逐步丧失独立设计开发的能力，在技术开发上完全依赖于外方。在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与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研制开发能力，遂只好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作生产新型汽车。

第三，在华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核心技术，能与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术（如设备使用技术）和组织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的组织），合资中的中方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后装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更与技术开发无涉。即便是在外商独资，也轻易不允许员工接近核心技术，甚至对中国员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国更严厉的防范措施。例如占据中国无线寻呼机60％以上市场、生产基地设在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其产品的核心部分（集成电路板）和主要部件来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产基地，中方只负责完成最后的装配。近几年，摩托罗拉终于许可天津的一家军工企业为其生产无线寻呼机上的链条，作为其生产供应链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第四，在缺乏股权控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从市场预期（由此控制生产规模）、品牌和知识产权到生产、质量体系的审核认证对企业进行实际控制。与港澳台投资的“两头在外”的企业不同，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是占领中国市场，而不是帮助中国扩大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而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因此普遍要求产品出口。但外方靠对生产标准的控制和对所供零部件的高作价，使产品的技术缺口和高成本无法支持出口，上海大众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中方国产化的努力受到生产规模和质量不稳定（包括难以紧随外方产品更新对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术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对中方部分零部件的质量认证的制约，令国产化的成本、难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从而使国产化始终滞后于跨国公司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产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跨国公司从零部件供应就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红高得多的收益，同时控制投资额，故意使生产规模远远达不到合理水平，这既能延滞国产化进程，迫使合资企业远离国际竞争水平，又能利用中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确保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甚至同时与国内多家行业内企业合资，用相同手法占据国内市场，实现寡头垄断。

综上所述：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一般不转让最先进技术。除非在东道国取得绝对控股权，并且市场需求和竞争迫切要求子公司立即采用最先进技术，以夺取先行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跨国公司转让的多为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非高的、劳动密集的二三流“适宜性”技术，并通过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技术在中国相关企业或行业间扩散，培植未来的竞争者，同时削弱中方原有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使中方无力实施技术赶超，不断保持对外方的技术依赖。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调配产品价值链的地区分布，并形成相应的一整套生产质量体系。这样其在华子公司与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不利于中国各产业的均衡。尤其是当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在竞争中击败了同一产业中的中国民族企业时，这些民族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亦同样遭受打击。

由上可见，无论从中国在开放初期提出的引进外资作为主义的必要补充，到1992年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国，并未取得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显著成效。事实证明：无论有无控股权，外资方均能够有效地保持对合资企业实际上的控制。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更无助于和中国关联产业的联动，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上越陷越深，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很显然，依附式发展将使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获取价值增值最少的中国，永远也无法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出自己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是国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基础。与相邻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尝试并不成功。这涉及到长期以来中国对“开放”认识上的一个“悖论”：落后是由于封闭，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确，迄今为止世界上鲜有在封闭的环境下实现经济成功的例子。但是，开放政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Francisco Rodriguez ＆ Dani Rodrik，2000）。对一国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该国所实施的发展战略，开放政策是支持发展战略的，即开放政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既然开放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又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仅要竭力避免单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双赢”中的“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上成为受损方。因为仅仅是双赢，假若中方在收益分配上比例过小，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仍将处于下风，与发达国家产业实力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航空。

中国航空工业的案例：首先，航空航天技术是适用于军民两用的最尖端的技术，西方国家向来对这方面的技术转让实行十分严厉的出口管制，甚至成立跨国机构，如“巴黎统筹委员会”协调西方盟国对于东方国家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于民用飞机的生产制造技术是绝不会转让给中国的。其次，由于须投入巨额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没有政府足够的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下形成的、足以保证达到生产盈亏平衡点的市场需求，民机的发展必然夭折。空中客车就是在欧洲四国政府持续了20多年的财政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而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已初步具备了生产干线飞机（运10）的技术，却出于对国外技术的崇拜和技术转让的奢望，不但终止了自主开发，甚至不愿意采购国产机；更糟糕的是，八十年代航空工业实行“军转民”，国防定单削减，资源被大量转向低技术的家电等多种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从事高技术开发的科研人才大量流失。这一转向与发达国家航空业实行“军民合一、强强联合、国家扶持”竞争战略的发展潮流完全相悖，不仅使中国制造生产大型干线飞机的机遇从此丧失，拉大了本已缩小的中国与世界航空业的差距，而且使相关的军事装备工业在急剧恶化的国际安全形势面前处境尴尬。第三，与外资合作生产整机（麦道－82）实则是完成在中国最后的组装，合作过程中美方对技术和生产的控制，与中国汽车工业合资过程中的情况如出一辙。麦道飞机的生产亏损累累，中方难以为继。其后中国航空工业又遭受了空中客车毁约（合作生产支线飞机）的打击，从此只能生产波音公司转包的部件，如飞机舱门和垂直尾翼，中国得到的转包量仅及日本的1％，韩国大宇航空公司一家转包量的1/6。日韩尚且无力问津整机生产，中国更是遥不可及。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日本、韩国从二战后的落后国家迅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政府支持下培植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自主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崛起。日本的策略是竭力保护并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通过激励企业积极参加国际竞争，来抵销保护所产生的惰性，以赶超世界强国的精神使企业始终保持不断创新的动力，投资的自由化必须在国内企业成长起来以后才准予实行。日本奉行技术“拿来主义”，是世界软件技术引进大国，其引进方式十分、高效。规定同类技术只能引进一家，由有意引进该技术的日本企业参加投标，最后由政府权衡投标方的总体实力，来确定最有潜力者作为引进主体，同时投入数倍于引进技术的资金，精心组织实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从而迅速发展起了自主研究与开发体系，实现了技术超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国家扶持方面，中国对民族工业、甚至像航空工业这样重要战略产业的扶持非常不到位。表面看是官僚机构的短视、低效和麻木不仁，实则反映出中国缺乏有远见的、坚定的国家产业发展及竞争战略、具体的政策指导和相关的制度支持，其结果是中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与主导新一轮全球工商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西方跨国公司相比，差距惊人地扩大了[10]。

因此，对于吸引外资应具体，分别对待，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引进外资多多益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度”应当把握在国内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扶植关联度高的尚处弱势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确立中国经济成长的坚实基础。在全球化，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还有经济技术实力不对等导致的相对收益上的差异、和因此决定的国家实力上的强弱变化以及国家权力上的竞争和冲突。

四结论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是为了更加自信地实行经济开放，参加国际竞争，实现国家富强。这就要求国家在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协调，彼此促进，为民族工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吸引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国内储蓄节节攀升、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以及贸易保持长期顺差的情况下，仍竭尽全力引进外资，不仅从“双缺口模型”中找不到支持，而且也没有达到通过参加国际分工、引进外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在弊端丛生的体制障碍抑制下，国内投资极度低效，投资、消费增长乏力，极大地制约着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考虑、和解决眼前面临的诸多困难的巨大现实压力下，大幅度开放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成为以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一种政治策略。不在于倒逼策略本身，而在于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国内民族工业尚未具备相当实力基础上的过高期望，招致发达国家乘机大大提高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门槛，把国际竞争和严重削弱中国经济主权的相关规则全面带入国内市场，使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利益和代价上产生严重失衡，并使期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全面“接轨”后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1]。而这种“倒逼”如果没有本国产业实力的强有力支持，必将使中国对全球化主导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不断加深，从而丧失改革的自主权和主动权，中国的经济就有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被西方跨国公司控制的危险。

主要：

王小强：“航空向何处去”，《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周济生：“高处不胜寒，Y10升空20周年祭”，打印稿，2000年4月。

吴法成：“中国汽车工业应如何利用外资”，《中国外资》1997年第1期。

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危机的深层原因”，《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Dani Rodrik:“Can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Substitute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June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Next Century”， February 2000，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Dani Rodrik，with Francisco Rodriguez: “Trade Policy and Global Economy——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newly revised， May 2000.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见哈佛大学Rodrik的个人网页。

注释：

[1]经合组织最新，新华社2000年10月9日（chian.org.cn）。

[2]1976—80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为美元5.81亿、9.52亿、1.67亿、8.40亿和－12.96亿（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资料）。

[3]但外资并无意于促进中国的产业联动，而是通过垂直分工体系为跨国公司获取最大的价值增值，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见本文第三部分之（3）。

[4]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同时出现“双顺差”或“双逆差”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汇供给和本币升值的压力，从而产生贸易逆差，经常项目的赤字即由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但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使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顺差大幅度提高，还增加了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设备进口被计入海关统计（列入经常项目中的“借方”，而在资本项目上记录为“贷方”－长期资本流入），而实际上毋须为此支付外汇，1998年以前的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为逆差的情况有所夸大，1998年和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了贸易顺差。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使其从1992年的194.4亿美元迅速增加至2000年的1656亿美元

[5]崔之元：《扩大内需是一场深刻的革命》，1999年。见崔之元个人网页。

[6]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打印稿。

[7]宋泓、柴瑜：“三资企业对中国工业效益的实证研究”，《研究》1998年第1期。

[8]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篇(5)

【摘要】生产业已经成为当前FDI重点领域,本文分析了投资生产业产业关联效应的传导渠道,重点研究了投资生产业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生产者服务业FDI投资

一、投资生产业产业关联效应的传导机制

关联效应(linkageeffect)是德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关联效应是指某一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产业投入产出水平的影响和波及。本节中讲的关联效应,是指生产业投资带来的其他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出增长。

关联效应在产业间衔接的链条上是双向的。如果我们把生产终端产品的部门规定为前向,把生产中间产品的部门规定为后向,又假设有三个产业A,B,C,其中A产业为外商投资的生产行业,B产业向A产业提供中间产品,A产业再向C产业提供中间产品。这样,当外商投资的生产产业A(或收缩)时,如果诱发了向其提供中间产品的B产业的扩大(或收缩),则叫做生产业投资的后向关联效应,如果又诱发把A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C产业扩张(收缩),这就称为生产业投资的前向关联效应。

外资生产业的进入能产生强有力的产业关联效应,提高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我国而言,生产业外资流入,不仅意味着我国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潜在的比较优势,通过吸收外资提供的服务中间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而且还意味着产品竞争力增强所创造出的相当可观的外部经济效益,从而广泛有效地动员国内资源来促进各个行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

二、投资生产业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的主要表现

生产业直接投资我国的后向关联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商生产企业对其供应商产品需求量的影响;二是外商生产企业对其供应商产品质量的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后,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增加了需求方,必然提高为其提品与服务的供应商的需求。由于外商生产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相应的要求我国供应商提供技术含量高、非标准化的、专利性的中间产品与服务,间接促进了我国供应商的发展。

生产业直接投资我国的前向关联效应主要表现在生产产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上,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

制造业的生产包括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加深,制造效率越来越高,制造成本大大减少。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专业化加深了分工精细化,社会分工越细,交易成本将越高。在制造业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交易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生产服务的发展。一方面,外商投资的生产企业可以提供高质量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广告服务、技术中介服务等,从而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大幅度的削减交易成本。另一个方面,生产业投资具有集聚性,往往在制造业聚集区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形成规模效应。这两个方面都会促进制造业成本的降低。

2.增加制造业产品附加值

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先进生产线的使用,使不同企业的产品在物质形式方面的差距很小或者不存在差距。企业利润的主要价值己经不在加工制造,而在产品的研究设计、市场开发等生产链条上。未来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物质产品,更是服务产品,产品的增值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服务。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利润的增长更多的是依靠生产业的支撑,生产业的各个中间环节将为企业创造更高的利润,提高最终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我国生产业吸收外资增速最快的两个行业之一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而这两个行业提供的服务占据制造业产品附加值重大比例,从而促进我国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进一步提高。

3.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的智力服务

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在制造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进入生产过程是通过厂商使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进行的。外商投资的生产企业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提供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资本运作和融资服务、保险服务、产品研发、产品设计、工程技术服务、产品市场推广、品牌推广、法律咨询、会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管理咨询等,这些智力服务进入企业生产过程,加快了现代企业生产的专业化,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4.为制造业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

制造业企业需要大量职业工作人员,职业教育培训为现代企业提供了急需的技术熟练工人。另外职业培训还能为现代企业培训专业的高级工人,如企业的会计员和会计师培训、企业营销员和营销师培训、企业现代物流员和物流师培训、企业报关员培训等。一直以来,职业培训都是我国企业的弱项,外商生产企业的进入弥补了我国制造企业的不足。

三、促进生产业产业关联效应发挥的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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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3]杨丹辉: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回顾:特征、成因与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04(4),pp18

[4]王桂芝李丁:对利用外资的几点看法[J].中国流通经济,1999(3)

篇(7)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增长，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34.3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创新高，达63.5%。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逐步放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外资进入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越来越大，直接投资进入对本国市场结构效应的分析一直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

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市场结构的机理分析

Hymer（1960）首先提出了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跨国公司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的不完全让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从而进行企业规模的扩张，形成跨国投资。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阐释了跨国企业选择海外投资方式的动因，当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会选择直接投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直接投资方式也可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两种。绿地投资又称作新建投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新建厂房，购置新设备进行生产经营，绿地投资会增加厂商数量，在东道国市场引入竞争效应。并购投资是通过合并收购东道国现有企业获得股权，形成对东道国在位企业的控制，并购投资方式没有直接增加东道国市场厂商数量，初期不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明显影响，但长久看溢出效应的作用使东道国在位企业效率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影响。

三、基于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的分析

1.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市场结构现状

通常刻画市场结构特征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是市场集中度，它能够比较真实的体现市场中企业相对规模的大小，综合地反映出市场的竞争状况。经常使用的集中计量指标有：CR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本文将采用CRn指数反映行业集中度，式（1）是CRn指数的基本计算公式，其中，xi/X表示第i家厂商的市场份额，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前n位的企业对市场的操控能力越强，本文计算了2005年-2014年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集中度指标。

2.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现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准确估算FDI的规模能够如实反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FDI存量，根据国家队外资企业的最低残值率10%，折旧年限15年，用固定资产折旧的平均年限法，最终按照年折旧率6%计算得到各年的FDI存量，计算方法如下：

2005年-2014年，我国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总体增加，其中，2006、2008年增幅较大，分别由584337624.3万元、1784867185万元增至1401269652万元、2796713019万元，涨幅达139.8%和56.69%。2008年后，除2012年达到最高2823027243万元，其余各年无较大幅度增减。

3.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市场结构关系

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行业集中度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现状呈先大幅上升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可以推测两个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验证两者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拟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加以验证，将信息服务和软件业行业集中度作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自变量，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运用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3：

模型总体R方达0.504693，整体拟合情况良好；F检验中，模型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集中度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存在回归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系数为正，T检验P值为0.0213，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信息服务与软件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集中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由此，可以认为在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行业集中度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竞争力。

4.影响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市场结构的其他因素

首先是政策因素，国家对不同行业实施的产业政策的异同也会对行业集中度产生影响。其次是行业因素，市场容量的大小会对行业集中度产生一定影响。